近年经济学家吴敬琏针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观点，读之令笔者受益非浅。他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指出，要关注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我希望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都能重点关注讨论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辩论中或才能找到最优或次优答案。
中国“十二五”规划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回望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关注顶层设计的人少，人们更多地是熟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如“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
为什么现在开始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我理解，经过30年，许多外围改革已基本完成，当前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改革需要攻坚。一是一些重大改革错综复杂，涉及面广，如户籍、社会保障等改革，需要统筹兼顾，精心设计。二是一些重大改革极度敏感，如政治体制等改革，需要把控全局，稳步渐行。三是一些重大改革开始触及利益集团，如行政审批、市场准入等改革，需要无私的胸襟与无畏的勇气。
吴老说到：“目前在财税体制，在金融市场形成，在法制国家的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等方面都积累了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前几个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的经验，这些改革都势必会遇到种种既得利益或者是意识形态等等方面的阻力。”从这轮有关银行“暴利”的争议中，已明显感到了这股阻力。
银行“暴利”争议揭示了什么
自有银行家坦言“银行利润高得不好意思说”开始，银行利润问题备受舆论拷问。开始主要是网民，接着是专业媒体，最后专业学者、专业官员参加论战。大家一直沿用的“暴利”一词，最早应来自网民。正如周小川行长所言，说“暴利”有点过分。什么是“暴利”？20%的ROE（净资产收益率）？或是200%的ROE？亦或是ROE长期地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几倍？
大家为什么一直用这一词，其实所有人都明白，这里更多的带有感情色彩，即公众对存款负利率、对垄断、对服务的不满，而非一个简单的数量界定。“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我想官员和决策者，在看待舆情时，也应该有一点点这样的悲悯情愫吧。
（一）银行业的利润率是否偏高？
在一个较大的市场经济体内，比较行业的利润高低，不是看资产收益率（ROA）,也不是看利润增长率，最科学的是比较当期净资产收益率（ROE），即资本利得。也就是说投资一元钱，各行业能纯赚多少。借用中国银行业协会杨再平副会长的数据，2004-2010年，中国银行业ROE在15%-20%之间，远高于老百姓一直诟病的石油、烟草等垄断行业；2011年ROE超过20%，略低于烟草但高于石油。其实在我看来，无须测算中国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也无须知晓其他行业的利润率具体是多少，仅从大量国际资本、国内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都千方百计、哭天喊地地想进军中国银行业这一现象看，投资什么最赚钱，大家已心知肚明。
（二）为什么2011年人们关注银行利润?
自2003年改革后银行业ROE就比较高，一直是个大家向往的赚钱行业。但为什么2011年人们才开始诟病其暴利呢？
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自2002年到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2009-2010虽受金融危机影响，但四万亿投资作用，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总体状况不错。你吃肉，我也能喝点汤，相安无事；二是2011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企业亏损、倒闭增加；通货膨胀加剧，负利率现象严重，居民购买力不断下降。但银行却利用紧缩之机直接提高或变相提高贷款利率，收取各种费用，民间融资泛滥并出现风险。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受到质疑，同时银行ROE仍保持高位并继续提高。银行业与实体经济反差巨大、呈冰火两重天之势，你继续山珍海味，我却饿肚子，争议自然出现。
（三）银行业ROE高的根本原因?
用银行业利润增长的原因来替代解释银行业“暴利”即ROE高，是明确的偷换概念，如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等。在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体内，行业利润率最终会向社会平均利润率收敛。一个行业的ROE较长时间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或是技术壁垒，或是行政壁垒。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鼓励技术进步，所以技术壁垒带来的“暴利”很少有人指责。如人们对乔布斯、马云、姚明等只有羡慕，没有嫉妒恨。但行政壁垒带来的“暴利”则不同，它明显不公，会导致寻租、腐败、低效等一系列问题，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以人们总在声讨。
应当承认，银行ROE高有一定的技术壁垒，如笔者曾考察过的民生银行“商贷通”、北京银行“小巨人”、汉口银行的科技金融“投融通”等产品，均具有创新内容与技术含量，因此获得了市场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银行业也存在较高的行政壁垒，体现为管理层面的机构审批、准入门槛。
其二，价格管制，且管制定价偏高。目前，中国利率没有市场化，银行还没有获得直接的定价权，但央行的管制利率已经为银行保留了足够的保护利差。据了解，亚洲金融危机后，央行利率改革时制订的利差水平考虑了让银行体系的休养生息，偏大1个百分点以上。目前，尽管银行业机构数量不算很少，有一定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更多的体现在非价格方面，且一般的金融消费者受益很少。所以就体现了价格管制下整个行业的集体性“暴利”狂欢。应该说，目前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时机已基本成熟，但一些人又以保持银行利润稳定增长、维护银行股价基本稳定、避免外资唱衰中国银行业为由，博弈央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四）银行业为什么要保持高的ROE?
有人指出，“银行业利润高,可以不要国家救助、可以给国家多交利润、可以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可以承担社会责任等等”。看到这些观点，是不是感到很滑稽可笑？这些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的基本责任，而不能成为行业攫取高额利润的理由；如果贪官说：我贪污，可以让我全身心投入工作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多消费拉动消费、可以多捐钱帮助他人。如何评价？财，首先是取之有道，然后才是花之有理。
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的观点，可加以仔细分析。九十年代初期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国民经济命脉行业”的观点；随后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提法。但是，对这个提法以及哪些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存在较大争议；对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认识。
从供给角度来分析，银行业是服务行业，其提供的信贷和支付结算等服务维持整个实体经济的有效运转，就像血管对于生命的功能一样。但如果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多种供给主体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单个供给主体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有限。30多年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1994年以前，除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外，银行业其它主体极少，无论是储蓄、信贷还是支付结算，四大专业银行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的开放和发展，银行业市场主体不断增加，竞争日益增强。目前，银行业各类机构已达3000多家，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存款、贷款、资产等所占市场份额已下降到50%以下，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
从危机角度看，工、农、中、建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等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一家机构出问题，大家都会出问题，就会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家救助和处置的成本会极大，处理不好很可能需要国际救助，就会将国民经济拖入深渊。从这个角度理解，也可以说大型商业银行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从危机和系统重要性的角度说，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体制，保证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避免出现大量的资本损失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因此，长远来说，防范系统性金融机构不出问题，应更多地通过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并促进其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等措施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政策红利维持整个行业的高ROE来解决（当然，对监管者来说，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从短期来看，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尚未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有效防范银行危机并切断其向实体经济的传递渠道，保持银行业适度盈利乃次优或无奈之选择。
中国金融业改革成效显著但仍需深化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中国金融业是处于体系的恢复、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包括中央银行的独立、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恢复和商业化改革、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的建立及证券公司、政策性银行的组建等。这一时期，中国的金融业一直作为经济改革、社会稳定的重要推动手段，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也部分承担了企业和社会转型的成本。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十多年，中国政府大大加快了对金融部门的改革，包括关闭了大批有问题的中小金融机构，重组了部分金融机构，加快了对大型国有银行、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革，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推进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等，推进利率和汇率管理体制改革，同时经济推动外部的金融法制、会计制度、金融监管、金融市场和金融生态等多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剥离处置不良、注入资本、公开上市，在国家财政支持下，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公司治理逐步健全，风险管控能力和盈利能力不断提高，市场地位和实力显著提升，服务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能力日益增强，为国民经济健康平稳运行和金融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与此同时，中国金融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仍存在不少问题，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利率、汇率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还需进一步推进，金融宏观调控还有待改进，金融监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一）明确改革总体方向。本轮金融危机后，关于改革方向出现了很多讨论。“摸着石头”最终的目标是“过河”，不能在中间停滞，更不能“浑水摸鱼”。中国副总理李克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要深化财税、金融、企业、价格、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应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
（二）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涉及面广，尤其是涉及部门职责和利益，难度极大。因此，改革不能由利益部门主导，否则极易“跑偏”。应借鉴国有银行改革的经验，成立多部门组成的国务院领导下的改革工作小组，设计改革总体方案，利益部门具体落实实施方案。
（三）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当前急需的是建立与宏观经济增长和信贷增长挂钩的动态拨备制度，一方面控制信贷规模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建立“逆周期”的利润调节机制。二是加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一方面为中小银行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控制过多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出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做好准备。三是建立消费者保护制度。消费者首先需要保护，其次才需要教育。应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承担该职能，不应监管部门负责，更不能由行业协会负责。中国的许多行业协会具有极大的寄生性，往往沦为行业利益的代言人。
（四）按照市场化原则推进相关重大改革。首先要完善审批等准入制度，坚决取消各种不必要的金融管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微观金融活动的干预。放宽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国家除控制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外，其他的中小金融机构的股权应逐步转让；同时放宽民间资本成立金融机构的种种限制。其次，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作用，激发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第三，加快票据、债券等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让资金供需双方有更多的比较选择。
（五）加强金融管理，服务实体经济。进一步明确政府作用的领域和边界，做到该放的坚决放开、该管的切实管好。一是加强消费者保护，清理规范各种收费行为。二是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管理部门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金融机构应牢固树立服务实体经济的思想，全面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三是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完善监管规则，更新监管理念、制度和方式，加强监管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监管有效性；同时，要不断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形成金融监管合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