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February 18, 2014

“快递小哥”的休闲生活

我叫黄夏龙。我就是江湖传说的“快递小哥”,贵州人,标准的90后。我来上海做快递这一行四个月了,前两个月上门派件,最近这两个月在华东师大闵行校区那边儿的研究生公寓负责定点派件。相比之前五年里自己开洗发店或者在工厂打工的经历,我更满意现在这份自由的新工作,尽管因此我几乎没有成段的空闲时间可以用来好好休闲娱乐。当然这样也有好处:省钱。

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表都是固定的。上午10点,去学校里的快递收发点分拣快递,通常会有两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包裹在那里等着我,能跟小山一样装满一车。在11点之前,我会开着我那辆农用三轮车赶到研究生公寓边的一条马路上,把快件就地摆开,等陆陆续续下课的学生们来取快递,直到下午2点。每隔三五分钟都会有来取件的人,特别是下午一点五十几分的时候,总有那么些熟面孔姗姗来迟。在这三个小时里,我基本一刻也不能离开,甚至连早走几分钟都不行。之后的2点到5点,我终于能闲下来吃个午饭。紧接着要上门去收件——赶着寒假前学生们要打包东西送回家的高峰,争取多做几单。因为寒假开始后学校附近的快递就进入淡季了,收发件数量一跌,工资也就跟着跌下来。晚上五六点还要去收发室完成一次快递分拣。这样,一天的工作才算全部结束了。

回到家也起码七八点了。在经历了一天的四处折腾后,疲惫、寒冷、饥饿才是最真切的感受。另外考虑到这个尴尬的时间点,我宁愿在房间里消磨晚上的几个小时:往床上一躺,抱着电脑,打打网游,或是看部电影。我比较喜欢看科幻片,比如像《阿凡达》那样的片子;而一些生活写实类的片子实在太沉重了,都说“人艰不拆”,我也不想在睡前放松的时候再想着这些累心的事情。不过说到底,无论是打游戏还是看电影,对我来说都只是纯粹地打发时间而已。有时候电影刚开始没几分钟我就睡着了,然后留下电脑还自顾自地继续播放着。

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些近乎“催眠”的娱乐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都不花钱。为了攒钱,向来以“混混”自称的我也已经好久不去网吧和酒吧了,也不会经常请新认识的兄弟吃饭而吃到“月光”。来上海几个月了,我只“进城”过三次,到现在都没有买过一张交通卡,主要是觉得也没这个必要。一来是因为我没有出门玩的时间;二来是因为上海的消费实在是太高了。我去了一次人民广场和外滩,也登上了东方明珠的“第二颗球”。有朋友问我,我去了这么有名的景点,俯瞰上海夜景的感觉是不是很好?我总是回答说没什么特别的,其实主要是心疼那135块门票钱。后来,我招待从远方来的朋友游览上海,也带他们去了东方明珠,只不过这一次我劝他们说“没啥好看的,就别上去了。”不是我抠门,是我觉得就这么看几眼花掉好几百真的挺贵的。我宁愿多花点钱带他们吃点好的,那多实在。

干快递这一行赚的都是辛苦钱,我每送一单快递挣两块钱。一想到出去玩一趟就要送好几车的包裹才能攒回来,我自然就更加舍不得出去花了。我现在每个月差不多可以赚四五千块。要是遇到货物半路丢失,只能自认倒霉,有时候一赔就是好几百;要是单据破损,机器就扫不出条码,那么这一单就算是白送了。冬天了,闵行这里寒风凛冽,我自己在车头的地方用泡沫棉装了一个简陋的挡板,这样在送货的时候腿就不容易冻到没知觉。不过更难熬的是一直站在没有遮挡的马路边等着发件的那几个小时,就听着耳边的风哗哗地吹,还要哆嗦着给人拆快递。虽说老板也答应我可以做六休一,但是我也从来没休息过。因为每休息一天,就意味着我要少分拣两次货,相当于少赚三百块,要之后送两趟快递才能赚得回来。

Friday, February 14, 2014

不能让机器人把人类分而治之

阿拉丁(Aladdin)擦一下他的油灯,就会有一个智能的精灵跳出来满足他的所有愿望。他的精灵属于童话世界。可现实世界的芸芸众生也梦想着拥有强大而智能的人造仆人。现在,这个梦想正在成为由硅、金属和塑料打造成的现实。但它是一个梦想还是一个梦魇?事实会证明更聪明的机器是有益的吗?抑或它们将成为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一样的怪物?

这是一本新书——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合著的《第二个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提出的问题。该书预言,我们将经历“人类历史上两个最神奇的事件:创造真正的机器智能,以及全体人类通过一个共同的数字网络互联互通、从根本上改变地球经济的格局。创新者、创业家、科学家、能工巧匠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怪才,将利用这个聚宝盆来打造让我们惊叹、喜悦并服务于我们的技术。”

第二个机器时代与第一个机器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智能。第一个机器时代的机器取代并倍增了人类和动物的体力劳动。第二个机器时代的机器将取代并倍增我们的智慧。两位作者认为,这场革命背后的驱动力是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或者说计算成本的指数级下降)。著名的例子是以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的名字命名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半个世纪以来,半导体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至少增加一倍。其他领域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见图表)

两位作者认为,经过半个世纪的进步,机器智能正在出现飞跃。随着计算能力呈指数级增长,计算机正在管理仅仅数年前还被认为其无力管理的任务。他们预言,不久之后,机器智能将无所不在。他们给出了国际象棋发明者的故事作为启示:此人请求在棋盘的第一个方格得到一粒米,在第二个方格得到两粒米,在第三个方格得到四粒米,依此类推。前半块棋盘的米粒的数量尚属可控,后半块的数量就大到离谱了。我们从机器智能得到的回报将与此类似。

然而,借用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 1987年一句有关计算机的出名妙语,我们看到信息技术无所不在,可唯独在生产率统计数据中看不到。在美国,每小时产出的发展趋势相当平庸。的确,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现令人鼓舞的飙升后,生产率增长已再度趋缓。其他大型高收入经济体近些年的表现更差。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技术的影响被吹得过头了。并不奇怪的是,两位作者不同意这种解释。事实上,他们主张,技术带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远远未被耗尽:“数字化使得几乎任何情形都有海量数据可以利用,而且此类信息可以被无限复制和重复使用”。

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统计得出的产出增幅如此之小?两位作者给出的解释是:大量廉价或免费的服务(如Skype或维基百科(Wikipedia));大规模的用户自产娱乐(如Facebook);以及统计中未能充分计入所有的新产品或服务。2007年6月之前,即使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也享用不到iPhone手机,它的价格是无穷大的。从无穷大滑落到某个特定价格,这种下降并没有反映在价格指数中。同样,数字产品和服务中的“消费者剩余”——对消费者而言的价值和价格之差——往往是巨大的。最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衡量方法还低估了无形资产领域的投资。

这似乎颇有道理:大批新型电子产品的问世,以及数字经济的崛起和其独特的低边际成本,对福利乃至GDP的影响比目前的衡量方法所显示的要大得多。

然而,担忧依然存在。信息时代适逢——而且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利的经济趋势:实际收入中值停滞不前;劳动收入不均加剧,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也越来越不平等;长期失业人数不断增加。

我们得到的解释包括: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侧重于技能的技术变革;全球“赢家通吃”市场的崛起;以及租金收入(尤其是来自知识产权的收入)发挥的作用。不妨考虑一下谷歌(Google)搜索算法的研发成本与其价值之间的差额。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也发挥了作用,而这两大趋势也都得到了新技术的提振。

《第二个机器时代》坚称,最重要的是,这仅仅是个开端。很多日常的脑力劳动将被电脑化,就像文书技能遭遇的变化那样。中等收入的就业机会可能被进一步掏空。结局可能是更为两极化的收入:顶层有一小批赢家,下面则是苦苦挣扎的庞大群体。以2012年的情况为例,美国收入最高的那1%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2%,这一数字比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占的份额高出一倍多。

人们有充分理由对此感到不安。首先,底层人群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艰辛:两位作者指出,1990年至2008年,无高中文凭的美国白人妇女的预期寿命下降了五年。第二,如果收入变得太过不均,年轻人的机会将会减少。第三,富人会变得对其余人群的命运漠不关心。最后,会出现权力方面的巨大不平等,对民主公民资格的理想形成嘲讽。

在遥远的未来,会思考的机器甚至可能压倒我们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就像如今最优秀的人类国际象棋选手知道他们并不是地球上最厉害的国际象棋大师一样。但两位作者暗示,远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收入不均很可能进一步加剧,给该书同时许诺的充满机遇的盛世蒙上阴影。

因此,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会有巨大的挑战——假如我们要确保新的机器不致变成弗兰肯斯坦怪物的话。这些挑战对如下方面的公共政策有着重大影响,这些方面包括:产权、教育、税务,以及其他旨在增进人类福祉的政府措施。我将在以后探讨这些有争议的话题。

译者/和风

Thursday, February 13, 2014

收支勉强持平的白领生活

我们是典型的三口之家,居住在消费水平极高的上海。双职工家庭,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我家去年的总体财务状况如下:没有离婚没有添丁,没有买房没有换车,偶有小疾没有住院,没有捡到巨款没有彩票中奖。整体收支勉强持平,盈余不足千元人民币。

收入状况:

在我所从事的媒体行业整体受到互联网剧烈冲击的大背景下,全年收入与之前一年基本持平。收入纯为工作所得,作为典型的工薪阶层,这固然表明了生活对于工作的倚重,但也不得不注意的是,随着行业性风险不断加剧,可能会对未来的收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支出状况:

2013年支出的大头,仍然是银行还贷,这项费用占据了全年总支出的38%。自从三年前决定改善住房条件,并在银行申请了长达27年的商业贷款之后,这笔费用就一直存在。而之所以没有提前还款,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扣掉支出之后收入所剩无几,但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对于未来的通胀预期仍然存在——如果预期成真,那就意味着目前的还贷金额在未来的占比将逐步下降。

2013年第二大的费用支出,为占据全年总支出20.1%的旅游费用。其中的大部分是为了满足儿子看世界的需求——要么跟小伙伴们前往外地的一些童话主题乐园,要么去到香港完成幼儿园毕业旅行。虽然直接花在小朋友身上的旅游费用相当有限,但以监护人名义花掉的旅游费貌似也应该分摊一部分到小朋友头上。

花在儿子教育上的费用,占据了全年总支出的12%,其中,学费和培训班费用各占半壁江山。因为选择就读了一家私立小学,高额的学费开支,将在未来至少五年内成为常态。培训班的费用,也会成为一种常态开支。2013年,儿子停掉了英语补习——跟传言高考取消英语无关,主要是考虑到小学一年级之后课业加重,加上本身就是一所擅长英语教学的小学,因此在英语学费用光之后暂停以观后效。继续每周两次的围棋学习、每周一次的足球训练、每周一次的写字课,以及在暑假期间重点突击的游泳训练,并在年末开始每周上课一次、每天都要训练的钢琴学习。儿子已经明确表示,不再添加任何兴趣班,预计未来在儿子教育上的费用将基本维持现有规模。

日常吃饭购物的费用,占据了全年总支出的11.5%。这部分没什么多说,本着节约的原则,该吃的饭还是要吃,该买的衣服还是要买,该请的客还是要请。

水电煤通讯等公共事业费以及家里添置的一些相对算是硬件设施的物品,占据了全年总支出的6.3%。其中,自来水、煤气、通讯等费用相对稳定,倒是电费经常大起大落,夏天开凉风冬天开热气的日子,电费最高的时候一度超过400元人民币,而一年中最低的电费账单,则差不多在70元人民币左右。

花在汽车及交通方面的费用,占据了全年总支出的5.6%。这部分费用主要包括汽油费、保养费、保险费、过路费、停车费、打车费等。养护一部汽车,固然扩大了生活半径,方便了日常出行,但如果均摊下来,即便每次打车,花费应该也不至于这么高。不过悖论在于,雨雪风霜的恶劣天气里,打车总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Tuesday, February 11, 2014

好人缘的微软新掌门人

跟几乎熟悉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的任何人聊,早晚都会得到同一个看法:他是和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完全相反的一类人。

在执掌世界最大的软件公司14年后,业已卸任的鲍尔默总是显露出过剩的精力:从沸腾的激情(为了振奋观众在台上满头大汗地狂跳)到火爆的脾气(一名高管离职时,他气得抓起一把椅子扔到房间另一头),在他身上都表露无遗。

接替他的工程师生于印度、喜欢安静思考,有着不一样的性格。Netflix首席执行官、微软(Microsoft)前董事里德•赫斯廷斯(Reed Hastings)说:“就个人风格来讲,他是史蒂夫的反面。史蒂夫属于狂暴的那种,萨蒂亚则很沉稳。”但光用“沉稳”这个词来形容纳德拉还不够。常常沉浸于深度思考的他眼神锋利,可脸上略带狐疑的微笑又软化了这种锋利。如果说鲍尔默是一位精力旺盛的营销领袖,那么纳德拉就是一个典型的计算机工程师。

“他是个理智的人,不属于那种拍桌子的类型,”微软前任高管约翰•康纳斯(John Connors)说。但他补充道,纳德拉除了冷静,也是“为数不多的”懂生意的人,拥有“很高的情商”。

至于这是否足以使微软夺回技术界霸主地位,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微软仍在依靠庞大的Windows和Office业务盈利意味着,鲍尔默把带领公司突破传统PC业务的任务留给了继任者。

康纳斯表示,由于产品种类多,经营微软如今也成为了一项“复杂得让人抓狂的”任务。加上整个公司的重组刚进行一半,任务看起来十分艰巨。数周内,纳德拉也会继承鲍尔默遗留工作中最棘手的部分:收购诺基亚(Nokia)挣扎中的手机业务及其3.5万名提心吊胆的雇员。

现年46岁的微软新掌门是第一个坐上美国技术业最高位置的生于印度的高管,尽管印度一直在向美国科技行业输送人才(近年来,在美国西海岸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中,印度工程师的身影十分抢眼)。

纳德拉生于印度IT业中心海得拉巴(Hyderabad),赴美前获得了门格洛尔大学(Mangalore University)电子工程学位。来美后,他继续深造,取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和MBA学位。

在一份精心打磨的官方简历和给员工的介绍邮件里,纳德拉着重谈了自己对板球运动的痴迷(他曾是一名右手型的旋转投球手)和对家庭的热爱。他谈及自己与Anupama Priyadarshini长达22年的婚姻(相当于他在微软工作的时间),他们的3个孩子,以及他所说的“学习的渴望”。

当你刚刚就任一把手时,几乎每个人都有理由说你的好话。西雅图的风险资本家马特•麦基尔韦恩(Matt McIlwain)说,纳德拉的人缘特别好,他得到了公司内部“普遍的喜爱和尊敬”。的确,有人担心他的友善儒雅会让他难以做出棘手的决定。华尔街的投资者已经在敦促微软削减成本,并分拆Xbox视频游戏机等业务。在微软物色新CEO的5个多月里,许多投资者呼吁引进外部人才,以便在做出艰难选择时,不受个人忠诚的阻碍。

麦基尔韦恩说,人缘好或许意味着他在升迁之路上一直避免作出棘手决定——尤其是在性格冲突往往导致高层出现紧张局面的微软。纳德拉能够在不树敌的情况下获得升迁,使他在合适的时机成为合适的CEO候选人。

亲历索契冬奥会

索契冬奥会开幕已三天。数天前,我经历10多个小时的飞行来到这里。当我背着行囊走出俄罗斯航空SU1784号航班的舱门时,身着各色品牌运动服装的各色人种一起涌入索契机场的抵达大厅。这个大厅刚刚启用,空气中还弥漫着新鲜的水泥、被焊接的钢材和粉刷的油漆味道。

6个月前,作为中国奥委会合作伙伴,为了考察索契当地的接待条件,我曾经代表公司抵达了这个知名的黑海度假圣地。当时的索契机场与中国内地大多三线城市的机场毫无二致。现在,一组到处闪耀着银色光彩的建筑已经替换了古老的大厅。廊桥、抵达大厅、行李传送带等都焕然一新的伫立在来自全球的宾朋面前,彰显着一个帝国在经历了34年等待后,急不可耐的信心与急切的展示欲望。

索契,人口37万、东西长达145公里、宽40至60公里,号称世界上最狭长的城市。作为俄罗斯历史上最盛大体育赛事的举办地,到处闪耀着“Sochi 2014”的海蓝色标牌和旋转的警灯。出发前,不少亲朋提醒,由于种种原因,这届可以位列现代奥运会历史上被抵制程度之最的冬奥会,正笼罩在恐怖袭击的氛围里。此前俄罗斯境内“黑寡妇”等恐怖组织制造的系列爆炸案,令人不得不心生一丝顾虑。但当真的身处其中,感觉到的却是浅浅的兴奋,一种见证大事件的兴奋、而非恐惧悄悄降临。

此前预定的珍珠酒店,是索契当地著名的四星度假酒店,也是中国奥委会的“中国之家”所在地。由于组委会的规定,只要预订这家酒店的任何一个房间,就必须支付冬奥会举办期整个20天的费用套餐。这意味着你要为一个有着狭小空间、硬且窄的床铺以及破损壁纸的房间,支付每天4000元合计8万多元人民币的费用。

在我们抵达索契的第二天,奥运圣火传递从酒店不远的Kurortny Avenue穿过,欢乐的人群中洋溢着俄罗斯人特有的欢呼声,一波高过一波。据说圣火曾经环游太空,也曾深入海底,越过高山,穿过贝加尔湖泊,俄罗斯人用了123天来传递圣火,创下奥运火炬传递史上的最长纪录。

与圣火一样得到关注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来访。习主席的专机在6日中午13:52分抵达索契。当日下午我们从中国之家驶往奥运村时,高速路旁就是索契机场,主席专机身上的五星红旗映着远处的雪山分外耀眼,习主席走下舷梯的镜头也大量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俄罗斯媒体称这位邻家大国的领导人“睿智、富有亲和力”并且“知识渊博”。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习主席的报道也频频见诸媒体:俄罗斯总统向中国国家主席致以新春祝贺,并强调在中国正值一个全家团圆的节日,春节是中国人民走亲访友的日子。普京说:“我们就当您是来看望好朋友的。”

与总统一样,俄罗斯民众对索契冬奥会的自信和热情是显而易见的,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基于1600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俄罗斯人(51%)认为,俄罗斯相将是索契冬奥会上获奖牌最多的国家;大部分俄罗斯人(73%)计划关注奥运会全程。调查还显示:“最近一年来,俄罗斯人对奥运会体育项目表现出的兴趣显著增加:如果在一年前(2013年2月),没有打算观看运动员们比赛的受访者在22%,今天(2014年2月)只有1%。所有项目的体育爱好者都有所增加”。

土地制度改革误区何在?

【编者按】中国经济学家华生曾撰文指出,土地制度改革存在“六大认识误区”,并表示“土地制度改革中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俨然成为正统和主流”。(原文见,《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上海证券报》2013年11月07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土地制度研究课题组”对华生教授文章所提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果由FT中文网刊发,以期推动公共讨论。本文为FT中文网“求解中国土改”专题文章之一。

“公益”与“非公益”在土地征收中必须区分

“严格区分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用地,缩小征地范围,……意味着政府现行土地收益全部丧失,相反还要另外筹巨资进行公益土地征收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于现在靠卖地还深陷债务泥潭的地方政府而言,显然是“天方夜谭”的观点,有待商榷。

首先,政府存在的目的,不在于获取金钱收益,而在于运用税金提供公共产品。

其次,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也并不意味着政府现行土地收益全部丧失。当下中国政府的土地收益是由地租、税收和土地征收中“低征高卖”三部分构成。征地过程中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利益,只会触及第三种的土地收益,并不会丧失全部土地收益。另外,因第三种土地收益减少而导致的财政收入下降,政府还可以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如土地增值税)或者新设、调整各种与土地相关的税(尤其是不动产交易税、保有税)等方式来抵消。当然,新增或调整土地税需经过民主程序并遵循“税收法定原则”,不能任由行政部门决定。

如果担心区分公益与非公益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会持续不下去,导致大规模地方债恶化,造成城建资金不足,那么,更加合乎逻辑的建议应是推进政府改革,促使地方政府更节约和有效地使用公共资金,并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到城市建设中来;应该是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的关系,或者增加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或重新厘清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或加强转移支付,而不应建议继续维持低价征收农民土地的制度。

有人说,税收要一年一年的征收,远水解不了近渴。这并非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政府完全可以在人民同意的情况下,以税收抵押获得贷款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利益”的认定可以通过程序来解决

“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转型期,无法严格区分公益性非公益性用地去改革征地制度”的观点也值得商榷。

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确实存在很多“模糊地带”,拥有不同文化背景或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对于“公共利益”的认识和认定确实会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在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引进一些企业(比如富士康)可能会增加就业和税收,对“公共利益”的认定范围可能会大一些;而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由于处于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时期,就不会轻易地将招商引资视为公益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完全无法区分,也不意味处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转型期,凡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土地开发都是公共利益。比如,KTV等娱乐设施虽然有利于人气集聚,但任何法治国家都不会将其作为公共利益。

阿里巴巴拟收购地图应用供应商高德

中国电子商务集团阿里巴巴(Alibaba)已发出主动收购要约,意图全面控制中国最为成功的地图应用软件公司高德(AutoNavi),这是该公司在人们热切期望的首次公开发行(IPO)之前大规模扩张努力的一部分。

阿里巴巴拟以全现金交易收购其已持有近三分之一股份的高德,此次交易对高德的估值为16亿美元。8个月前,阿里巴巴斥资2.94亿美元收购了高德28%的股份,当时对高德的估值为10.5亿美元。

阿里巴巴此举体现出其击败竞争对手并争取数亿用手机上网的中国人的努力,它将帮助阿里巴巴扩大其移动电子商务能力,并显示其快速发展的电商帝国中的商家的物理位置。高德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因为它是中国少数几家拥有地图业务牌照的公司之一。

这份收购要约是阿里巴巴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收购,而且发生在该公司估值将超过600亿美元的IPO之前。阿里巴巴旗下网站控制着中国80%的电子商务。这些网站上季度的收入增长逾50%,至17.8亿美元,尽管自去年以来增速有所放缓。

除了拥有淘宝(Taobao)在线拍卖公司和天猫(Tmall)在线商城以外,阿里巴巴还运营着中国最大的支付网络支付宝(AliPay)。该公司目前正努力将支付宝业务扩大到消费者手机线下支付领域,比如支付打车费。

阿里巴巴在其本土市场面临激烈竞争,尤其是来自腾讯(Tencent)的竞争。分析师表示,得益于流行应用软件微信(海外版是WeChat),腾讯在移动互联网用户中占有优势。微信一开始是一款免费聊天应用软件,但腾讯正迅速将其转变为一个集电子商务、游戏、金融服务以及其他功能于一体的多用途移动平台。

昨日美国市场开市前,高德软件股价上涨至21.05美元。

译者/邹策

比亚迪交付首批伦敦电动出租车

得到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支持的中国汽车厂商比亚迪(BYD)今天将推出伦敦历史上首支全电动出租车队,在2018年前批量供应零排放出租车的竞争中走在了日产(Nissan)等国际对手的前面。

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设定了全市出租车必须在2018年前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引发汽车厂商争相开发新车。比亚迪赶在该期限之前率先打入伦敦交通市场。

巴菲特持有9.9%股份的这家中国厂商将推出20辆电动汽车组成的车队,由出租车公司Thriev运营。不到两个月前,比亚迪还交付了伦敦历史上首批全电动公共汽车。

“伦敦人常常是新技术的尝鲜者……我们很高兴比最后期限提前几年率先推出产品。电动汽车技术将在这里绽放光芒,”比亚迪欧洲董事总经理何一鹏(Isbrand Ho)表示。

“看看鲍里斯,他骑车上班,”何一鹏表示,“伦敦走在零排放的前沿。”

最为成功的电动汽车厂商日产(Nissan)和经典黑出租车的制造商伦敦出租车公司(London Taxi Company)也准备赶在2018年期限之前开发出全电动车型。

伦敦市长办公室表示,出租车贡献了伦敦所有尾气排放的逾三分之一,推广零排放出租车是政府将英国打造成重要电动汽车市场举措的一部分。

何一鹏称,比亚迪还在与潜在的合作伙伴谈判,准备在英国生产e6型号汽车。

这些出租车可通过手机应用(与Hailo等公司使用的应用类似)叫车。

译者/刘鑫

FT社评:安倍民族主义议程令人担忧

作为为使本国经济焕发活力而展开的一场豪赌,“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拜中国所赐。正是由于担心不断崛起且日渐强硬的中国,日本自民党(LDP)才先是请奉行极端爱国主义的安倍晋三(Shinzo Abe)出山,后又说服许多日本人勉强投票给他。也正是同样的担心使得安倍本人相信,必须采取措施终结日本长达15年的通缩,并打造一个有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的繁荣国家。作为一个历史修正主义者,安倍认为日本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尽管有过战时暴行的不止是日本一个国家,但日本却被单择出来受到责难。一段时间里,安倍曾将精力集中于启动和推进他的经济计划。如今,他担任本届日本首相已逾一年,而且很可能至少在2016年前都不会下台。此时此刻,他开始更强有力地推进自己的民族主义议程,此举给日本的民主带来一些隐忧。

去年12月,安倍不顾华盛顿方面的劝告和外交方面的影响,参拜了富有争议的靖国神社(Yasukuni shrine)。结果,日本与中国(甚至可能包括与韩国)对话的可能性急剧降低。就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之前,日本政府还在国内强推通过了一个过于严厉的保密法案。安全与言论自由之间总是要求得平衡,而日本的法律却过于倒向保密一边。

安倍控制日本放送协会(NHK)的拙劣企图,加剧了人们对日本国家保密法的猜疑。NHK是日本的国家广播电视机构,相当于英国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去年12月,NHK经营委员会任命籾井胜人(Katsuto Momii)为会长。籾井称NHK不应在重大问题上挑战日本政府,这引起了许多人的警觉。籾井的原话是:“当政府说‘右’时,我们说‘左’是不行的。”

对于否认日本曾在二战期间强征数万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妇女为性奴的这一标准右翼姿态,籾井表示了支持(尽管他后来收回了这种支持),这也引起了人们的不安。更加恶劣的是,安倍任命的四名NHK经营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共有12名成员)中,有一名还声称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另一名经营委员曾表示,妇女的“合理”活动场所是在家里。在东京都知事选举前,NHK似乎还压制过对核工业的批评意见,而核能利用在这次选举中是一个重要议题。安倍所在的政党是支持利用核能的,但在2011年福岛(Fukushima)核危机之后,日本公众在这个问题上已变得更加警觉。

安倍政府正在试图压缩公众辩论的范围。中国对日本的持续威吓为他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方便。最近的一次皮尤民调(Pew poll)显示,只有5%的日本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不过,在日本这个公众太过被动而不是太过活跃的国家,安倍为推进其议程而操纵各种事件的做法是危险的。

日本民众有不少需要讨论的问题。比如,改变日本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以使自卫队能够援助盟国,也许是合乎情理的。甚至,争论一下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此条禁止国家拥有发动战争的权利,这在各国宪法当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正当的。然而,一个对安倍不利的事实是,大多数日本人是日本战后和平主义的强烈支持者,他们远不像安倍那样保守。安倍似乎打算通过不断地侵蚀公众辩论,来使民意向他划定的方向转变。中国声称,安倍对日本的邻国来说是个危险因素。这种说法基本上是毫无根据的。不过,安倍对日本自身来说可能是个危险因素。如果中国的威胁被用作一种借口,来打击日本相对开放的社会,那将是一场悲剧。

译者/何黎

在四线城市当公务员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个大城市。来,走一个!”我某个周五的晚上,就是从这句话之后倒进喉咙满满一杯啤酒开始的。

我们确实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过点安稳生活的梦想,跑到这个四线城市做了传说中的“公务猿”。吃饭,应该是小城市居民工作之余最常见的休闲娱乐。尤其对于我们这些还在和这个城市相互打量的外来者们来说,时常扎堆聚餐,不仅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休闲。吃点肉、喝点酒之外,诉诉苦、骂骂娘,说说同事傻、领导“二”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且百干不厌的事情啊。

还好,在这个因铁路才聚拢了人群、建制不过20年的新兴小城,有从小到大的各色饭馆。实惠的本地特色“一锅鲜”,一口乌黑的锅里炖着泛着油光的肉、菜,上面贴一圈面饼;花个50、60元可以买一张丰盛自助餐的门票;咬牙奢侈点的话能很容易找到富丽堂皇的各种酒家饭庄。因此,小城小民们抠唆一点,没几个钱就能吃的酒饱饭足,好面子的话也能轻易搭进去大半个月工资。

和大部分城市的年轻人一样,吃完饭后最容易接下来干的事就是唱歌。100块钱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团购网站上选择一个很不错的KTV,关上门尽情吼上2、3个小时。我由于在唱歌这件事上过大的缺陷,这时候应该已经悄悄撤退了。大多数的时候是回家打开电脑听音乐、刷微博、追美剧。偶尔也会去看场电影,当然会选择一家老旧便宜的电影院。一家新晋电影院几乎和大城市一样的票价,对于我来说性价比确实不高,但这仍然不能阻挡这个新娱乐场所里面的人满为患。

第二天天气好的话,会去人民公园转一圈,跳广场舞的老太太小媳妇、玩轮滑及踩鬼步的少年、一家几口散步的、抖空竹的、放风筝的、打牌的、唱京剧和红歌的、健身的、呆坐的。公园永远热闹,有的时候甚至会出现那么一点点拥挤的感觉。这下你就会知道,这个小城里让大多数人可去的地方还是太少了。不嫌路远的话,可以去稍大一点的自然公园,人稀疏,草木多,是个清静点的去处。

更多闲暇时间,我会跑到一个学校里踢野球。美中不足的是,学校里的所谓操场大多是大土场,夏天草长虫飞,不消多久定会沾满一球袜草籽;冬天土地过于生硬,奔跑起来有种忐忑的感觉。在极少的凑够人数的时候,也会花两三百租用个有假草的场地尽尽兴。鉴于我的球技过于拙劣,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奉献给了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的、与表现相互匹配的大土地。

小城除了一些学校周边卖习题教辅的小门面,照例会有家新华书店。不过因为没地坐下来看书以及书的目录不够有趣,对我消磨时间并没有太大用处;偶尔路过的报刊亭,里面的报纸和杂志种类少得令人发指,我都想不明白这种几乎不做买卖的报刊亭到底怎样存活;同时图书馆又稍显偏远,所以我大部分的阅读借助了电脑或者手机,看到好玩的书或者杂志,也会从网上下个订单,第二天不消到中午大约就能翻开一页继续念下去了。

如果购买一些生活必需的逛街算一种休闲的话,我一般都选择超市,东西齐全,不用讨价还价,逛个把小时就能够备足一周或者半月的吃穿用度。

好吧,这大概就是我在这个四线城市的所有娱乐了。算下来一个月600来块钱绰绰有余了,对于GDP的拉动着实有限。

左拉马的花费:

一月时间内,参加2、3次聚餐约200元

看一场电影40元

逛公园、踢球:免费

买书:50元

超市购物:300元

东莞扫黄?

由央视“调查报道”引发的“东莞扫黄”,在短时间内进入高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火速作出“重要批示”:东莞要对全市进行拉网式排查打击。很快,对于央视记者拨打110举报后无人出警的情况,派出所8人被停职。但显然,它们很快就会成为过眼烟云,真正有价值的也许是由此引发的讨论。而我更关注这一切的发生机制,忍不住猜想这是怎样一盘大棋?

公共讨论围绕这几个关键词:央视、东莞和性服务。首先被质疑的不是东莞“技师”业者,而是央视。媒体人指责:没有打马赛克,蜻蜓点水猎奇式报道,而非系统呈现式报道;普通网民则质疑央视的动机:中国的黑暗面多了,干嘛盯牢性服务?

总的来说,这是一组国家级媒体平台制播的县市级水平的投机式报道,在中国式法理与道德的模糊地带,成功实施了一次劫掠。正在进行的扫黄及应景性质的治官运动,连同民间社会的种种讨论,即是劫掠的善后。

东莞声名远播,央视用24分钟的规格刊播实况“调查”,且选择午间黄金时间,却是高度重视的节奏。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也是新闻?”未经播出时它也许不是什么新闻,但现在,以它为导火线触发的“东莞扫黄”特大执法行动被高度关注,充当了扫黄急先锋角色的央视也在质疑中成为热点新闻的一部分。

在中国谈论扫黄是尴尬的,性交易在中国固然非法,却是普遍的;持道德大棒反对性交易者,明知无法左右他人的人权,却乐于看到公权力打击性交易以满足自身的道德优越感。所以每次大规模的扫黄行动,都有大批的支持者和同样多的反对者——在闹哄哄的吵闹声而非严肃有建设性的公共讨论中,一场又一场扫黄风暴在组织者的自如操控中起起落落。这是执政者最喜闻乐见的。

只要不开性交易非罪化的口,在基层,性行业就是执法者的板上鱼肉,在上层,扫黄这步棋就能成为政治博弈的巧手,挟庸众以制敌。

问题是,央视所谓“调查报道”刊播前后广东主政一方的反应,让这个事件更为政治化和戏剧化,广东随即开启了为期三个月的超常规“扫黄”,成为地方目前的重点工作。

须知东莞性产业的繁荣不可能与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没有关系,连央视网特约评论都说:没更高级别默许,东莞公安不可能视而不见。近年央视最轰动的扫黄新闻有三次:北京市公安局查处“天上人间”,薛蛮子嫖娼事件,东莞性都“调查”。拿薛蛮子事件为例,正如公众所指责的一样,央视报道明显政治性大于法制教化,宣传导向远大于新闻取材,工具属性尽显。“东莞扫黄”显然难逃同样的逻辑复制。但目前看来,东莞事件中尚无高级别官员因此落马,被停职的都是基层小角色,也许还有另外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但央视作为舆论的先锋,已经尽到了其作用。

从央视来说,它自身的定位决定了他需要时不时制造强势话题,对内是巩固自身的舆论和政治影响力,对外(上)则可能是制造新话题以转移上面不太愿意听到的诸如政治改革、民主活动等议题,减轻当局的舆论压力。事实上,舆论中已经有猜测认为,上层希望通过央视的“扫黄”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近期的政治敏感议题上转移开。比如可以观察的上一个社会舆论热点,正是官方媒体避而不谈的律师许志永案。央视此前主动策划的新闻,从“你爱国吗”、“很黄很暴力”、苹果风波、星巴克风波、大V系列报道,再到近期的“家风是什么”,都或多或多印证了其身份地位及做法。

中国汇改下一步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出路如何?笔者认为当前局面有四大“不可行”:继续让人民币对美元小幅渐进升值不可行;有管理的人民币渐进贬值不可行;重新让人民币钉住美元不可行;人民币汇率完全自由浮动也不可行。剩下来的选项,就只能是人民币汇率宽幅区间波动,这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改革的唯一出路。

“宽幅区间波动”不是完全放任不管,而是政府保住上下限,剩下的空间交给市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机制并不必然带来短期内人民币大幅升值,升值幅度可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可控。中国货币和金融领域的诸多改革当中,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最迫切也最易于实施,应优先推进。

当前汇率形成机制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两大特征。首先是官方定价,货币当局通过买入或卖出外汇以及中间价管理的方式,确定人民币汇率价格。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人民币市场,市场主要参与者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以货币当局的人民币汇率调控思路马首是瞻。

第二个特征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单边升值成为常态。2005年至今,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等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时期内,人民币对美元保持稳定,其他的常态时期内,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单边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单边升值,是2005年7月21日汇改方案中三个中间目标相互权衡的结果——这三个中间目标分别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以及保持汇率稳定(这里是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

这三个目标也分别对应着均衡汇率、篮子汇率以及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三个指标。具体到实践当中,三个目标相互冲突,货币当局更看重均衡汇率目标(两个参考指标:经常项目余额与GDP之比、日常的外汇市场供求压力),并尽可能地与另外两个目标妥协。妥协的结果,是货币当局选择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单边升值。

2005年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一篮子货币大幅升值,对于平衡国际收支和优化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人民币显然不能这样按照官方定价的方式无限制地升下去。事实上,当前汇率形成机制的弊端凸显,改革压力迫在眉睫。

首先,不能促进外贸稳定。中国对外贸易的对象,不仅限于美国,而是全世界。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汇率,不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而是人民币对诸多贸易伙伴货币价格变化的一篮子汇率。金融危机前后,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但是人民币一篮子汇率从2007年12月的90.4上升到2008年11月的106.3,一年的时间里升值16%,看似稳定的汇率形成机制关键时刻没能起到稳定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作用。1994年到2012年期间,实施宽幅波动的新加坡元篮子汇率波动最小,人民币汇率与实施浮动汇率体制的美元、欧元、印度卢比等货币的汇率波动相仿,日元与韩元汇率波动较大。为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措施,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却不能实现促进对外贸易稳定的政策初衷。

其次,威胁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稳定。官方定价的基础,是货币当局持续的购买外汇。货币当局购买外汇同时,也投放了相应的人民币基础货币。2003年初至2012年底,累计外汇市场干预带来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超过21.6万亿,远远超出基础货币投放的需要。目前的情况没有根本变化。外汇市场干预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增长每年超过2万亿。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严重威胁了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成为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温床。

Monday, February 10, 2014

俄罗斯准备打击比特币

俄罗斯当局正准备对比特币发起打击,并警告称,那些使用“加密货币”的人是违法的。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都在加强对虚拟支付体系的审查。

在俄罗斯承诺出台措施封杀比特币之前,俄罗斯超过中国,成为比特币软件下载量增长第二快的国家,仅次于美国。

在俄罗斯出手干预之际,比特币经历了又一场动荡——周末期间比特币价格暴跌,因为Mt Gox以技术故障为由,暂停了提现服务,它承诺在今日公布最新进展。Mt Gox是比特币最大的交易平台之一。

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周末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称,俄罗斯执法部门和央行正联合采取措施来阻止“俄罗斯货币流通领域中的非法行为,并防止因‘加密货币’的使用而导致俄罗斯公民和法人实体的财产权受到侵害”。

俄罗斯现行法律规定,禁止引入卢布以外的货币单位或者发行货币替代品。但有关部门威胁采取监管行动表明,在一场围绕比特币使用的长期辩论中,该国当局正倾向于禁止比特币。

开源软件网站Sourceforge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的比特币软件下载量在过去一个月超过了中国,占到了全球下载总量的10%以上。去年12月,中国禁止金融机构经手虚拟货币,促使包括百度(Baidu)在内的在线商家停止接受比特币支付。

监管机构的举措可能极大地改变比特币的发展。一些人认为比特币是现有转账体系的廉价替代品,另一些人则认为比特币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货币,可能取代政府控制的法定货币。

在美国,联邦和州有关部门希望监管比特币相关企业,并迫使它们像银行那样进行反洗钱审查。在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表示,将会先观察比特币是否会得到更广泛的使用,然后才会考虑采取何种立场。

译者/邹策

中国需清理增长模式副作用

去年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吸引了所有中国观察家们的关注。经过与其他党内领导人为时一年的商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总理李克强在本次大会上公布了下一步的改革方案。也许至今为止最为著名的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邓小平带领的领导班子在那次会议上作出了里程碑般的重大决策:带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这些改革为中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最近,推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显然出现问题。这主要归结于决定一国经济表现与增长率的三大主要因素:劳动力规模与组成、资本禀赋,以及技术发展。

197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拉开了序幕。那时的中国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口分布在数不清的小村镇中,勉强能维持温饱。想要从如此低的经济起点开始改革并取得巨大的成效相对较为容易,当时采取的方式是鼓励剩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让他们参与低技能要求的工作,来制造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的产品。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以开放其巨大的市场来交换西方的资本与技术。随之而注入的资本被大量投入新基础建设等方面,同时也用来累积大量的外汇储备,以抵御2008年经济危机那样的猝不及防的经济冲击。

但今天这些战略早已过时。首先,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5年后开始下降,这部分归因于争议颇多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剩余流动劳动力供应量正在迅速缩减,这导致工资的上涨并使有些生产活动不得不转向成本更低的国家,例如越南。另外,随着中国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缩小,其单纯的追赶性增长的潜力也在逐渐消失。中国必须走上真正的创新之路。

因此,为了维持以往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率,中国将必须显著提升其资本投资率,虽然基于中国现有的高负债、产能过剩以及资本效率整体较低的现状,此举将带来较高的风险。此外,所有的输出都必须找到对应的需求,但如今的潮流已转向对中国不利的方向。这已经对诸多行业造成了显著的影响,导致即使欧洲等主要出口市场并未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中国的出口增长率还是会下降。并且,即使个人消费事实上正有悖于传统观点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也不足以弥补其他主要增长动力的萎缩。

所以,中国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难道真如预言家所言,中国的经济泡沫即将破灭吗?我不这么认为,但中国国家领导人显然亟需对未来3-5年做出果断的行动决策,否则中国的经济将长期停滞不前。

首先,慢下来。进一步刺激投资主导的增长只会加剧中国的财务、环境、自然资源等各方面的问题。现在的关键是舒减慢下来可能会带来的影响(例如产能过剩以及失业率增加),同时调整国民对GDP增长的期望。

其次,全面清理。虽然中国的增长模式大获成功,但它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副作用,包括地方性腐败、不平等加剧、社会安全问题以及严重的污染与环境退化,这些副作用必须马上得到处理。

第三,实施结构性改革。中国政府必须从直接干预转向辅助中国正在进行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经的步骤包括调整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与预算,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促进竞争;长期来看,还包括银行系统商业化、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性账户开放化。

复苏高雄的经济之战

当年,作为一名年轻的民主活动人士,陈菊曾因反对台湾军事独裁政权而锒铛入狱,这一独裁政权统治台湾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几十年后的今天,更为稳重的陈菊在台湾人口第二多的城市高雄担任市长,她现在仍然在抗争,不过,今天她的抗争已不是政治抗争,而是经济抗争。

这个地处台湾南部热带地区的工业港口城市,以前曾被造船和石化等行业主宰。但来自中国大陆成本更低的竞争对手的竞争,迫使许多高雄企业倒闭或将工厂转移到大陆。经济学家表示,即便根据萧条的台湾经济的标准,高雄现在也是步履维艰。

如今,陈菊正努力吸引投资,并帮助新型企业在高雄创业,以令这个一度繁荣的城市复苏。最引人注目的是,尽管身为台湾反对党民进党(DPP,以对中国大陆怀有敌意而闻名)的明星人物,但她曾多次访问大陆,考察大陆的发展并推介高雄。

她能取得多大成功很关键,不仅对于高雄如此,对于台湾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台湾需要创造出让我们具备竞争力的产品,”她表示,“否则,我们的确将遭遇困境。”

尽管工业城市高雄受到的冲击超过台湾其他城市,但在与其他地区成本更低、更具创新性的竞争对手展开艰难竞争方面,它的处境并非是独一无二的。

根据台湾官方预测,预计台湾2013年的经济增速将达到1.7%,而2013年1月的预测为3.5%。2012年,台湾经济增长1.3%,为2009年以来最低。(此文写于2014年1月27日,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DGBAS)在1月28日公布的数字显示,台湾2013年经济增速为2.19%——编者注)

增长乏力反映出台湾对出口的依赖,出口占台湾经济的70%,但由于欧元区危机和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拖累全球需求,台湾出口受到影响。同时,智能手机制造商宏达电(HTC)和电子产品制造商宏碁(Acer)等台湾企业被韩国三星(Samsung)和中国大陆的联想(Lenovo)等竞争对手所超越。

设在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的台湾工厂的持续增长,更是加重了这些困境。尽管那些地区的产量有利于台湾企业增加利润,但它们对台湾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

很多、甚至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看好台湾前景。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玛塞拉•周(Marcella Chow)表示,最令人担忧的是,出口与出口订单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

出口衡量的是来自台湾的出口,而出口订单则包括其他地区制造的商品。全球需求日益复苏增加了订单数量,但“台湾制造”商品的出口仍显乏力。玛塞拉•周表示:“这是台湾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结构性问题。”

自从陈菊2010年上任以来,她一直大张旗鼓地向投资者推销高雄,包括在访问大陆期间向大陆投资者的推介,她还努力让这个受到多年工业污染的城市,变成一座更具吸引力的宜居城市。

曾经的白糖和香蕉仓库被改造为时尚咖啡厅、商铺和数字动画公司的办公场所,包括参与制作奥斯卡(Oscar)获奖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的一家公司。高雄港港务局务长程建宇表示,港务局正在扩大吞吐量,为更多游船以及从大陆向西方运输商品并需要短暂停留的货船提供服务。

但台湾本地商人表示,从传统行业向更现代企业的转型仍进展缓慢。智崴资讯科技(Brogent)就是为数不多的已转型成功的企业之一。该集团由一位前宏碁工程师创建,生产体感模拟游乐设备,其座椅可以与特殊制作的动画同步跳跃和摇晃。

智崴首席执行官欧阳志宏(CH Ouyang)表示,高雄帮助该公司找到了兴建办公室和用于测试和施工的土地。他表示,只有在高雄,智崴才能找到它所需要的软件开发人员以及钢铁工人和施工场地。但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很少有初创企业能够像该公司这样顺利地将新旧行业结合起来。欧阳志宏表示:“我们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Shan Cheng-Yu台北补充报道

译者/梁艳裳

中国需要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副外长傅莹在农历新年出席第5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时有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一番表态引发关注。傅莹说,一些过时的观念已失去存在的意义。比如说,欧盟一直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现在中国贸易额已经排在世界第一位,承认与不承认还有什么意义?

傅莹的这个表态赢得了许多中国人的喝彩,但也有人批评她对市场经济地位的理解错得离谱。不管喝彩还是批评,对傅莹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见解,我们首先需要注意其身份和讲话场合。傅莹傅是个外交家,不是经济学家,因此不能要求其像经济学家一样来理解市场经济地位。另外,她这番话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是个谈国际安全与合作的场合,傅莹也是从这个角度谈到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用她的话说,在国际格局和范式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过去的许多思想、观念和治理方式都面临如何适应变化和如何相应改革的问题,因此,制定新的规则和议程,或者修改国际规则时,不能再去试图建立新的堡垒,人为地把世界重新切割成不同的部分。

尽管如此,傅莹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表述并非没有问题。过去的许多思想、观念和治理方式确实面临着一个如何适应变化和如何相应改革的问题,一些过时的观念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傅莹的表态会让人误以为市场经济地位属于过时的观念,从而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若这样来理解和看待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显然不妥。道理很简单,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提是市场经济的实行,市场经济不过时,市场经济地位就谈不上过时。中共所进行的改革的方向也是市场经济。

但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一揽子市场化改革措施看,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不仅需要市场经济,而且需要不带“社会主义”这一限定词的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来说,不仅必要,且很迫切。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是为了让别人承认,而首先是为自己,也即中国只有成为一个不是靠权力,而是靠人的才能、知识、勤奋、努力、当然也包括运气在内去参与的市场,中国的市场改革才算完成。

这样去理解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就不必要为欧美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焦虑,坦率地说,过去几年,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有些过于焦急。如果取得一张“入市券”的目的,是为了倒逼国内的改革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这样的焦急还有些价值;但如果中国一方面抱怨西方没有给自己市场经济地位是用有色眼镜看中国,另一方面却对某些违背市场经济的做法迟迟不改正,而是作为“中国特色”保留下来,那中国的“焦急”就有些令人感到费解了。

当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博弈中,西方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也未必是完全把它作为一个纯经济的现象来考量的,以欧盟为例,早有知情人士透露,欧盟考虑提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目的,是在市场经济地位“仍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将其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要求中国向欧洲公司开放更大市场,尤其是在服务领域。前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就表示,中国应该从欧洲进口更多的商品,特别是让服务类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比如在电信市场方面。欧盟曾提出判断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五条标准,它们基本涉及体系性、制度性(经济制度)问题,无疑,中国也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达到的。

俄罗斯能否复制北京的成功?

当国外观察人士还在对索契冬奥会(Sochi Winter Olympics)开幕式上的小失误幸灾乐祸时,东道主俄罗斯得到了中国雪中送炭般的支持。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上周末批评道:“西方对索契冬奥会的无情诋毁感觉再熟悉不过。索契遭遇的政治责难,与6年前北京的遭遇一模一样。”

西方对俄罗斯的吹毛求疵,确实与他们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对中国阴暗面的曝光如出一辙。

这种相似并非巧合。对中国和俄罗斯而言,举办运动会都是对外解决国际形象问题、对内将民众团结在威权政府下的一种尝试。

结果是,中俄两国政府都未能应对好随之而来的聚光灯。中国政府当初遭到嘲讽,因为它为奥运会设立了抗议区,但申请使用抗议区的人随后却被拘留。

自上周五冬奥会开幕式以来,俄罗斯当局已在4座城市逮捕了60多名示威者。他们示威的地点离冬奥会指定的抗议区距离也是相当遥远。

俄罗斯当局执着于确保冬奥会尽善尽美,却产生了与当年中国政府的做法相似的滑稽性效果。上周有人在索契拍到,一名女工正在往草坪上喷绿漆,对此中国网民打趣称,她一定是得到了中国官员的真传。

在上周五晚举行的索契奥运会开幕式上,五朵雪花图案本该一同打开,转变成奥运五环图案。但其中一朵“变身”失败,让奥运五环出现了瑕疵。此时,正在直播的俄罗斯官方电视台切换到了预先录制的彩排画面。

一位在中俄两国都工作过的亚洲外交官表示:“你不由得想起,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他们安排一个小女孩唱《歌唱祖国》,却安排另一个小女孩站在体育场中央对口型假唱,因为觉得她长得更可爱。”

但奥运会留给这两个大国的遗产可能将是截然不同的。许多中国观察人士认为,将索契奥运会与北京奥运会相比有些牵强。“我们的政府当时已做好充分准备,而俄罗斯政府没有准备好。”1992年以来一直生活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陈程(音译)表示,“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中俄两国的整体治国方式。我不是说我的祖国不存在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但俄罗斯的这两个问题要严重得多。”

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中共仍能对国民实施微观控制,使得中国的治理要顺当得多。“以中国的体制,它可以不惜成本地把奥运会办得像模像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表示。

在利用奥运会唤起本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方面,中国领导层也比普京(Vladimir Putin)做得更成功。

在俄罗斯近期的一次民调中,受访者认为,官员想要举办奥运会更主要的原因是有机会贪污公款,而不是举办奥运会对一个大国意义重大。

而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时,主流舆论中并没有见到这样的猜疑。中共成功将奥运标语和图像运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宣传叙事中,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中共合法性的主要根基。

由于总体发展特点与中国截然不同,莫斯科方面很难打造出这样的宣传叙事。中国自奥运会后已逐步崛起为世界强国,而俄罗斯眼下正努力抵抗衰落之势。

“普京在2004-2007年期间攀上了权力的巅峰,索契申奥就在那段时期内。当时俄罗斯正在‘从地上爬起来’,而现在的俄罗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分支机构莫斯科卡内基中心(Moscow Carnegie Center)的分析员莉利亚•舍夫佐娃(Lilia Shevtsova)写道。

在北京,奥运会帮助构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现年30岁的滕鲁宁说,担任2008年奥运会志愿者的经历让她变得更坚强了,而之前的她是被父母宠坏的孩子。“我对自强的奥运精神有了更深的体会。”

俄罗斯人则缺乏这样的信念。色彩绚烂、不乏梦幻场面的开幕式激发了俄罗斯人的热情,但这种热情并未转化为对俄罗斯政府的支持。

俄罗斯民族主义网站Sputnik & Pogrom表示:“开幕式向我们展现的不是现有的这个愚蠢的、新苏联式的俄罗斯联邦,而是一个体现俄罗斯民族本色的正常俄罗斯,一个没有了普京的俄罗斯。”

赵添琦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中国收紧信贷影响波及海外

中国庞大的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开始要求一些国际客户推迟提取之前约定的信贷额度,凸显中国金融体系的紧张正在国外引发冲击波。

中国监管机构试图控制信贷的快速增长,做法是加大银行将资产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的难度,以及提高在货币市场借款的成本。

这种管制在很大程度上以中国的影子银行(所受监管不严、服务于高风险客户的贷款机构)为目标。但其影响已经传递到整个金融业,甚至殃及国家全资所有的国开行。

知情人士表示,近几个月,国开行已要求数家外国客户推迟提取之前安排好的信贷额度。这些知情人士称,被告知需要延期动用信贷额度的企业包括两家印度公司,其中一家是基建开发商,一家是航运集团。

与此同时,国开行和另一家国资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如今更愿意迫使国际借款者破产,然后在全球市场上出售它们的资产,以图尽可能收回不良贷款的价值。

纽约法庭文件显示,美国海外船舶控股集团(Overseas Shipholding Group)试图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名义向黑石(Blackstone)旗下的GSO出售5艘船舶。去年,其他投资者购买了丹麦公司Torm以国开行名义出售的船舶。有投资者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此类资产过去通常以低于市价的水平在中国出售。

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削减放贷规模和更加积极地管理贷款表明,中国政府提高银行间拆借利率以清理影子银行的举措,正影响到中国金融体系的中心。

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已成为全球开发融资的中坚力量,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提供的贷款总计超过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

它们的资金主要来自向中国国内银行销售债券,但在货币环境收紧的背景下,售债变得比以往更困难。

国开行未回应置评请求。记者无法联系到两家印度公司。最初的信贷额度未被透露。

欧阳德(Simon Rabinovitch)上海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抵制索契冬奥会有些不近情理

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的西方批评者有点过火,有超出合理程度的危险。审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政府行为的正当努力,已沦为幸灾乐祸和不怀好意的举动。决定出席开幕式的政治人物(包括中国的习近平、日本的安倍晋三(Shinzo Abe),以及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是头脑冷静的人,而那些故意缺席的领导人——英国的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美国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法国的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则是在追随评论家哈罗德•罗森堡(Harold Rosenberg)所说的“独立思想的羊群”。

媒体对奥运建设中据称存在的腐败问题念念不忘。《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形容相关项目是“斯大林式的铺张浪费”。在1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普京称本次冬奥会的成本为2140亿卢布(合62亿美元),并表示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远远高于这个数字。西方消息人士估计,整个项目的成本达到510亿美元,一些人称其中的三分之一被不当挪用。这笔数目确实不小。但这是一件局部的事情:穆迪(Moody’s)最近一份报告将俄罗斯公司所受的信用影响评定为“有好有坏”,将俄罗斯主权债务所受的影响评定为“中性”。况且有道德污点的并非只有索契冬奥会。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也被一桩重大的腐败丑闻蒙上阴影,而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是人权抗议活动的更合适场合。

当然,普京对民主进程的尊重,即使往好里说,也是断断续续的。在他掌权期间,政治对手被逮捕和监禁,尽管其中数人已于去年12月被释放。他镇压了2012年5月的一场和平示威,其中8名被捕的示威者仍然面临审判。对这些行为可以密切关注,可奥运会不是最好的场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在2000年(此前俄罗斯用了10年时间遵循西方的建议)写道:“叶利钦时代的结果是,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生活等所有基础领域都被摧毁或洗劫……我们还要继续洗劫和摧毁俄罗斯,直到一切荡然无存吗?”那一年,普京赢得大选,那是俄罗斯在说“不”。

相比这段历史,普京的批评者更关注西方精英所热衷的一份简短清单:欧盟、自由贸易、同性恋权利,以及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这位石油大亨10年前被普京投入监狱,去年12月被赦免。最近,包括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内的几百名作家在英国《卫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俄罗斯出台的一项禁止“所谓同性恋‘宣传’”的法律(第6.21条的准确措辞是,禁止向儿童宣传“非传统的性关系”),还有一条禁止亵渎神明。公开信称:“作为作家和艺术家,我们不能沉默地坐视不管,看着同行作家和记者被禁言,或是面对公诉和往往严厉的惩处……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必须倾听所有公民的独立声音。”

然而仅在8年前,英国工党政府通过一部禁止蔑视神明的法律的时候,“沉默地坐视不管”恰恰是这些作家中许多人的作为。2006年英国的《种族和宗教仇恨法》(Racial and Religious Hatred Act 2006)听从了英国伊斯兰事务行动委员会(UK Action Committee on Islamic Affairs)等一些极端组织的建议;这些组织曾在1989年试图封杀拉什迪的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英国上议院虽然增加了一些修正条款,限制该法的适用范围,但这并没有改变审查制度的立法精神。

从官方数据看中国公务人员工资

近来,随着习李政府为戒除政府官员的奢靡之风而三申五令,网络和传统媒体上不时有公务员叫穷,称工资收入增长缓慢。明里暗里还有许多官员认为,自2004年阳光工资改革以来,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已经长期处于中下水平。这些说法遭到社会各界的反驳和批评。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指出,要“建立公务员工资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与企业相当人员平均工资大体持平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那么,相对于其他职业而言,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究竟是高了还是低了?本文将使用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的党政群工作人员规模

首先,必须明了的一点是并非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具有公务员身份。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从未系统地公布公务员人数。唯一比较权威的数据是人社部发言人在2012年3月透露,2008、2009和2010年全国公务员总数分别为660万、679万和689万人。而据《中国统计年鉴》,这三年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分别为1335万、1394万和1429万人。

所谓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根据官方的定义,包括如下子类:中共机关,国家机构,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对比以上两组数据可以推论,在中国的公务人员中,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不到半数。

根据笔者估算,目前,中国的公务人员中,接近一半具有公务员身份,另有近30%有事业编制(包括享受参公待遇的事业编制人员),约有20%没有编制。毫无疑问,在他们中间,有公务员身份的,地位和待遇通常高于有事业身份的;有事业身份的则高于没有编制的。例如,在党政机关和社群组织中工作的事业编制人员,一旦被提拔到副处级岗位,通常即可得公务员身份。

中国没有政务官和事务官(即西方国家定义的公务员)的区别。中国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前者包括从乡科副职直到国家级正职(国家主席)等所有具有领导权力的公职。

数据中的中国公务人员的工资:处于中上水平

中国政府既然从未系统公布公务员规模数据,公务员收入数据当然也无从谈起。官方发布的权威数据见于国家统计局和地方统计局出版的统计年鉴。其中有两组数据可供我们把握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不包括未在统计之列的福利)。一是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其中公共部门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大行业与其他近20个大行业并列报告。二是按企业、事业和机关分组所作的报告。机关就业职工由就业于“各级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的职工构成。第二组数据使我们可以把中国公务人员的工资水平与企业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加以比较,看看两者之间是否“大体持平”。

表1的第2-4栏报告了从1993到2008年全国企事业和机关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相当于全国所有在职职工平均水平比例的变化,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国家统计局没有报告2008年之后的数据。从这些数据中我们看到,在1993年,即中国刚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分税制改革之前的那一年,企业、事业和机关人员的平均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比例均为1.0,也就是说,中国公务人员的工资水平和企业人员“大体持平”。但在此后的十余年中,企业占比滑落至0.97上下,从未达到全国平均值水平。事业和机关人员在1994年剧增至超过平均水平的9%,似乎显示了分税制改革的效果,因为两类人员都主要靠财政供养。

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态度转硬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过去一周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显著提高了分贝,原因是该地区的盟友对美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美国采取更坚定的立场。

在最近一些日子发表的公开声明中,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将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完全归咎于中国,并警告称,如果北京方面在南中国海划设一个新的防空识别区,美国可能将更多部队部署到西太平洋。

虽然奥巴马定于4月访问亚洲,但几个亚洲国家的政府私下抱怨称,奥巴马政府被中东事务搞得分心,听任中国以更大信心追求自己的主张。

“他们(指奥巴马政府)肯定在试图调高有关中国的音量,”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Bonnie Glaser)表示。“这是奥巴马政府在尽可能明确地说,‘九段线’是非法的。这个表态意义重大,因为以往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闪烁其词。”中国出版的地图上的“九段线”似乎把南中国海大部分区域划入了中国版图。

中国与邻国之间存在一系列紧张的领土争端,包括在东中国海与日本的纠纷,在南中国海与越南和菲律宾的纠纷。美国和亚洲多个国家的政府相信,中国推动自己的主张是一项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在更大程度上控制浩瀚的西太平洋。

“各方越来越担忧的是,在南中国海的这种行为模式反映了中国掌控该地区的渐进努力,”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罗素(Danny Russel)上周表示。中国“在该地区制造了不确定性、不安全和不稳定”。罗素敦促中国“澄清或调整其九段线主张,使其符合国际海洋法”。

另外,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警告中国不要在南中国海划设防空识别区。此前中国在去年12月在东中国海划设了防空识别区。

“我们对中方的态度一直非常明确,我们将把此举(划设新的防空识别区)视为一种挑衅和破坏稳定的动态,将导致我方相应改变在该地区的存在和军事姿态。”

美国国务院的罗素在国会听证会上所做的一系列陈述,均突显美国在各项领土争端上态度转硬。尽管美国宣称在相关领土争端上立场中立,但他表示,中国要对该地区紧张加剧负责。

罗素表示,对海上领土的任何主权主张,都必须建立在真正陆地的基础上,而不包括在涨潮时可能被覆盖的岛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一个国家可以在海岛周围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奥巴马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是,虽然它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用作自己某些论点的依据,但美国参议院迄今拒绝批准该公约。

译者/何黎

中国给世界经济带来变数

2014年的金融市场是在一片高涨的情绪中揭幕的。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征兆令全球投资者振奋。人们认为,新兴市场遇到的麻烦只会局限于少数小规模的局部困境。

然而这种状况并未持续。

过去几周,发达市场股价出现了2013年年中(当时人们对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的担心导致利率激增)以来最剧烈的下跌。但这一次,欧美短期利率没有升高,债券收益率甚至略有下降。也就是说,市场对美联储(Fed)或欧洲央行(ECB)政策立场的解读并未变化。

相反,令交易员感到恐慌的是,全球经济需求出现了弱于预期的迹象。欧美目前的通胀率仍徘徊于区区1%的水平,而美国经济活动的一系列数据令人失望。

如果是在过去几年,这些状况可能已促使美联储释放出动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意愿。而2014年迄今美联储一言不发。

长期以来,投资者始终相信,在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随后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时代,美联储都有意保护股市,动用货币政策“托盘”,使股市免受巨大亏损。如今,投资者正在为美联储新任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是否会采取同样策略展开辩论。许多人对此十分紧张。近一年来,耶伦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保持沉默。美联储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据信对近年美联储信条中某些鸽派色彩最浓重的方面持怀疑态度。

如果2013年底美国经济能保持健康的增速,这一切就无关紧要了。然而,美国经济增长率似乎已从去年下半年的3.5%跌至本季度的大约2%。美国国会近期展示的清醒头脑令市场感到欣慰,他们取消了部分原本打算开展的全面减支计划,似乎也不那么想把美国再次推回债务违约边缘。不过,市场现在担心的是,仅仅这些是不够的。美国经济可能会急转直下——就像2009-10年短暂加速后出现的情形一样。

美联储只打算以非常渐进的节奏缩减资产购买规模。预计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只会上升大约1%。如果美国经济被证明连这种超轻量级的压力都无法承受,市场乐观者可能会方寸大乱。按历史标准,目前股价处于相当高的市盈率水平,也就是说仍有很大的下跌空间。熊市可能会随之而来。

然而这种担忧似乎过头了。虽然1月份疲软的美国就业数据及供应管理协会(ISM)制造业调查数据令市场震惊,但其他统计资料描绘了比较光明的图景。这次放缓可能被证明是暂时现象,原因可能是企业用掉过多库存后的一次性暂停,或者是恶劣天气的影响。如果这种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我认为是——今年晚些时候美国复苏势头将会加强。

不过,这种乐观的估计对于新兴市场并不适用——新兴市场正酝酿着一场风暴。

自美联储开始量化宽松以来,那些无法再从购买美国国债赚得足够利润的投资者开始到远方冒险,导致大量资本涌入土耳其和阿根廷这类国家。然而,这些国家的货币当局未能充分控制随之而来的信贷泡沫。如今,随着西方收紧货币政策,这些泡沫有破裂的危险。新兴市场的央行最近在四处求助,然而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婉拒了这些请求——他们的职责是照看好本国经济。

现在中国也决定收回其巨大的货币刺激。因此,对于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世界两大经济强国都在朝着对他们不利的方向行动。此外,日元暴跌(这大幅压低了日本产品价格)和欧元区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也对他们没有帮助。除了让货币贬值外,这些国家没什么别的选择,利率升高和增长放缓似乎已不可避免。

Sunday, February 9, 2014

新加坡全面整顿股票市场

在去年遭遇令人尴尬的“细价股崩盘”事件后,新加坡将全面整顿其股票市场,通过一系列已经出台或拟议中的措施来规范交易行为。

新规将包括引入最低交易价,以降低波动性和抑制对低市值公司股票的投机;为证券交易设定抵押要求;以及建立新的做空报告制度。

另外,新加坡交易所(SGX)将出台对电子做市商(有时也称“高频交易商”)的激励政策,并将证券清算费用降低20%,以期将场外交易吸引至交易所内。

这些举措目的在于重振这个亚洲城市国家的股票市场声誉。去年11月,三家默默无闻的低市值公司股票暴跌,共抹去80亿新加坡元(合63亿美元)的市值,令新加坡股市受到冲击。

这一事件促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和新加坡交易所全面检讨股市架构。

本月,新交所将启用一种“断路器”机制,以防止股价波动过大。

新交所首席执行官薄满乐(Magnus Böcker)表示,这一系列措施与提议旨在“让我们更接近国际标准,并提升股市流动性。”

去年,新交所在股票交易量方面被泰国证交所(Stock Exchange of Thailand)超越,首次落到东南亚地区的第二位。

新加坡金管局表示,低价证券“往往显现出更大的波动性”,因此更易遭受投机和潜在的市场操纵。

该监管机构表示:“引入最低交易价,作为一只股票保持上市状态的前提要求,将有助于化解这些风险。”

新加坡国内外投资者将过度投机视为“细价股崩盘”事件的一个因素。那次崩盘涉及博诺(Blumont Group)、亚昇投资(Asiasons Capital)和瑞狮集团(LionGold Corp)三家公司的股票。目前有关方面仍在对那次崩盘进行调查。

Wong Partnership律师事务所的联合管理合伙人Rachel Eng说:“(拟议中的)要求报告空头头寸的新规,肯定会提高市场透明度,对散户投资者来说尤其如此。我认为市场参与者将对提高透明度的举措持欢迎态度。”

新交所还出台了一些列具体措施,比如从下月开始,当某一公司无法解释其股票的异常交易行为时,新交所将发布“谨慎交易”提示。

新交所还将在2016年之前把交割时间从交易之后三天减少到两天,以遏制所谓“对敲交易”。对敲交易允许客户不投入资金便达成交易。

薄满乐表示,做市激励政策将仅适用于那些承诺持续提供双向报价的公司。他说:“你必须帮助完善价格才能享受激励政策,必须保持一定的最低价差,必须始终(在市场内)进行买卖。”

译者/邢嵬

蒂芙尼CEO:钻石不受中国反腐殃及

中国新一届政府启动的反腐风潮,让全球奢侈品行业感受到阵阵凉意。从洋酒到腕表,从手袋到豪车,曾经火热的中国市场正在迅速冷却。2013年,中国人在奢侈品上的开支下跌了15%,头11个月里中国从瑞士进口的手表数量同样下降15%。

但有一家公司却是明显的例外,虽然它售卖的产品也极尽闪亮奢华——钻石。美国蒂芙尼公司(Tiffany’s)在去年年底报告了令人炫目的第三季度业绩,在中国强劲销售的推动下,亚太地区销售额同比增长30%,全球净利润增长50%,远超华尔街预期。

是什么让钻石置身中国反腐冲击之外?蒂芙尼全球首席执行官迈克尔•科沃尔斯基(Michael Kowalski)的回答是,相比于其它奢侈品,钻石更“私密”,当人们购买钻石的时候,通常是买给自己或爱人,而不是作为礼物赠予他人。

科沃尔斯基(右)与知名演员刘嘉玲在北京揭幕传奇黄钻

科沃尔斯基这次甚至“顶风作案”,把蒂芙尼的“镇店之宝”——1877年发现于南非、128克拉的传奇黄钻带到了中国(想想章子怡那粒曾让人们念念不忘的12克拉“鸽子蛋”,你就会知道这粒奠定了蒂芙尼“钻石之王”地位的黄钻的份量)。

在北京期间,科沃尔斯基接受了FT中文网的专访,讲述了这粒独一无二的黄钻背后的故事,分享了他对中国迅速成长的新富人群的观察,和他对“奢侈”的理解。以下为采访实录:

FT中文网:您这次把传奇黄钻带到中国,想向中国消费者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科沃尔斯基:传奇黄钻代表了蒂芙尼品牌背后的所有重要信息和价值。首先它的切割非常之精美,一共82个切面(比传统的58个切面多出24个),代表了钻石切割技术的顶峰;从钻石本身的质量和质地来说,它的色彩美轮美奂,无与伦比;它的镶嵌方式以及展现钻石质量和光彩的方式,也是世界顶级的。

这颗黄钻1877年前发掘于南非,1878年由我们的创始人查尔斯·路易斯·蒂芙尼先生购入,那时蒂芙尼先生在美国已经非常知名。在购买这颗黄钻之后,他得到了 “钻石之王”的美誉,蒂芙尼公司随之成为钻石世界的权威。从这个角度来上来说,传奇黄钻的诞生也是我们历史上重大的转折点,标志着我们由一家美国公司转变为世界性公司。

历史上,蒂芙尼曾为传奇黄钻做出好几款不同的经典设计。去年蒂芙尼庆祝品牌诞生175年周年时,我们又为它做了全新的镶嵌设计。不管是从材料、设计和工艺技术上来说,黄钻都代表了我们信奉的价值和原则,也代表了蒂芙尼公司伟大的传承。

蒂芙尼在2012年将传奇黄钻重新镶嵌在一条总重逾120克拉的钻石项链上

FT中文网:有没有过富翁前来询价,想要买下它?您现在在中国,这儿也有很多富翁。

科沃尔斯基:(笑)这种事情的确发生过,我们会礼貌地拒绝。有人来问过它的价钱,但它的价值很难估计,因为它是无价之宝,是代表了我们品牌传承的珍贵宝物。

FT中文网:蒂芙尼公司第三季度业绩强劲,其中来自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科沃尔斯基:我们在亚太地区的销售增长了27%,去除汇率因素增长了29%。在财报中我们不会披露具体某个国家的销售贡献和表现。当然中国是亚太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亚太地区这么强劲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中国需求驱动的。

过去五年里,我们在中国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增加市场推广方面的支出,而且我们在中国的门店也得到了发展。尽管和其他品牌相比,我们在本地市场方面并不是做的最快的。我们现在在中国一共有24家店。在品牌传播中,顾客在门店中得到的体验是最重要的。

FT中文网:去年中国经济放缓,而且新政府上台后也采取了很多反腐措施。蒂芙尼公司对奢侈品行业受到的影响担忧吗?你们如何能取得这样的业绩?

科沃尔斯基:像刚才介绍的,蒂芙尼一直在非常强劲的增长轨道上。这得益于我们加强了与中国消费者的沟通,使他们增进了对这个品牌的了解。我们并没有那么显著地受到反腐行动的影响。不过,我们的手表销售对我们的业绩贡献极小。

FT中文网:您是说相比于钻石,手表销售受到的冲击更大吗?

科沃尔斯基:手表在反腐行动中可能处在比较突出的位置,而珠宝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影响。钻石更多的是与人类情感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订婚戒指,显然和手表带来的情感联系和呼应是不同的。蒂芙尼钻石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用来庆祝自己人生的重要时刻的。

FT中文网:您觉得钻石是更为私密的东西,是有关私人生活的?

科沃尔斯基:对,就是这样一个词。

FT中文网:钻石产品对于蒂芙尼的整体业绩有什么样的贡献?

科沃尔斯基:我们各种形式的钻石占我们所有产品的一半,也是我们产品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比如像订婚钻戒,宽泛地说在全球大概占到25%-35%的比例。在中国,因为中国消费者对钻石更为喜爱,所以在中国市场这个比例还稍微高一些。其余的产品包括各种宝石和其他珠宝产品,像以金、白金、贵金属为主的时尚珠宝系列,像Atlas、1837,蒂芙尼钥匙系列等等。Altas在中国的表现也很强劲。

FT中文网:中国市场对蒂芙尼或许会越来越重要。中国消费者的品味风格会不会影响你们的设计和销售策略?还是说,只要是蒂芙尼设计的产品,中国消费者都很乐于接受?

科沃尔斯基:根据我们的观察,是后者。但这并非特指中国消费者。实际上我们在全球都看到同样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全球策略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忠实于自己信奉的设计理念。比如我们对钻石的理念,就是要突出它的高品质。钻石本身都是透明的,有令人眩目的光泽,所以我们更多选用白金作为底座,而不是黄金,因为从颜色搭配来说,白金比较合适。再比如我们首创的六爪镶嵌方式,能让大家更好地看到钻石自身的光彩。蒂芙尼对设计、对质量、对工艺都有至上的追求,这种价值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文化和国别。所以我们不会就每个当地市场做一些特制化的产品,因为我们相信和信任人们对普世的价值和审美的反应。

就销售来说,我们12年前才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在中国有24家店。从开店速度来说,和竞争对手相比可能有点慢,直到最近才开始加快速度。在销售渠道上,我们非常小心谨慎,在全球都没有批发业务,全是公司自营门店,在中国和全球都是如此。事实证明这也是很好的策略。

当然中国消费者的崛起,也促使我们做出了一些变化。比如中国游客剧增,尤其是在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有很大的购买力,所以在一些重要市场,我们在门店中增加了说中文的销售人员。这是中国激增的海外游客给我们全球销售渠道带来的影响。

FT中文网:现在中国的新富阶层,或者说“富一代”,正在快速壮大。他们常常受到批评,认为他们因为积累财富的过程太快了,对奢华、对品质恐怕并非真正地了解。您对中国的新富阶层有什么样的观察?

科沃尔斯基:12年前我们刚到中国的时候,的确曾经观察到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但我们发现,在很多社会里,包括在美国也是,新富阶层在文化理解上的空白,是很快就能弥补的,以至于现在感受不到这样的空白。我们在中国对消费者也有一个教育的过程,让他们了解的越来越多。实际上,人类对美的认识是本能的、自觉的,尽管可能表达不出来,但是内心会对美好的设计产生良好的反应。这也是蒂芙尼在中国蓬勃发展,或者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原因。

FT中文网:随着越来越多新兴市场的顾客,也就是原来不那么富裕的国家的人,也能够买得起奢侈品,奢侈品行业会不会重新定义什么是“奢侈”?

科沃尔斯基:“奢侈品”这个词很难定义,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从传统角度来说,说到奢侈品就想到高昂的价格。因为我们有巧夺天工的工匠,世界罕见的原材料,这种稀缺性,意味着价格必然会高。

除此之外,奢侈品还有一些精神层面的品质。比如说,佩戴奢侈品给你带来的体验和感觉,你走进一个奢侈品店时的感觉,戴着蒂芙尼钻戒给你带来的情感上的变化。这是非常难量化的一个方面。

从我们的业务角度来说,奢侈品应该定义在精良的、美的设计。蒂芙尼并不是打造奢侈品的公司,我们是创造美的公司,因为它们很美,很多人愿意用它们去纪念人生中重大的场合和时刻,这是我们的着重点。人们会感受到美的需求,和来自美的召唤,这不会受到具体的时间和市场发展水平的限制。

FT中文网:您谈到奢侈品带给人的精神感受。现在互联网购物正在兴起,在网上如何能营造您所说的这种氛围?很多奢侈品品牌都开始开设网店,蒂芙尼会不会跟随这样的潮流?

科沃尔斯基:我们也在拥抱互联网,也在加强数字营销和沟通上的能力,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很小心谨慎。

网络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工具。我们的网站能帮助消费者了解我们品牌和产品,但是我们的钻石、订婚戒指,这些产品的美丽,不管从颜色、清澈度、工艺、镶嵌技术来说,最终还需要“眼见为实”,还是要到门店亲自体验,去感受工艺的精巧。所以网络和实体店并不是互相矛盾的。

FT中文网:蒂芙尼现在有网上销售了吗?

科沃尔斯基:有的,我们目前的网络销售占全部销售的比例大概是6%-7%,大部分来自美国市场,以价格略低的产品为主。实际上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区分,因为我们在财报里是不会对线上和线下销售做细分的。无论如何,我们不会放缓在中国开店的脚步。

FT中文网:最后一个问题,您本人佩戴什么蒂芙尼的珠宝吗?

科沃尔斯基:(笑)袖扣。那大概是男性唯一能佩戴的蒂芙尼珠宝了。

Saturday, February 8, 2014

美国1月份就业数据令人失望

美国经济在1月份仅新增11.3万份工作,失业率微幅降至6.6%,击碎了人们对于经济复苏稳步加速的期盼,并给刚出任美联储(Fed)主席的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带来挑战。

在12月新增就业大幅下降之后,经济学家们非常渴望能够评估:那次下降是暂时的异常现象,还是反映美国经济强劲程度的更深层次放缓?

鉴于1月份新增就业仅略有反弹,且远低于经济学家们预测的18万新职位,各方很可能再度担忧美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颠簸阶段。但是,1月份的数据也可能是糟糕的指南,因为美国大片地区的恶劣天气可能扭曲了数据。

就业报告发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强,美元走弱,而美国国债价格上涨。

“一份有好有坏、令人困惑的就业报告,”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策略师艾伦•拉斯金(Alan Ruskin)表示。“对于令人困惑的数据,可以找到大量合理的借口,包括大雪、干旱、年度修订以及福利金变化。在这个大背景下,这批数据不会改变美联储每次会议缩减100亿美元资产购买的清晰计划。”

工资单数据往往是就业报告中最受关注的部分,过去几年里,该数据一直相当平稳,显示美国雇主每月创造15万至20万新职位。

此前两个月修订后的工资单数字比较令人鼓舞,增加了3.4万新职位。但几乎所有上调都集中在11月,而本已疲弱的12月数字仅上调1000新职位。

1月份劳动力市场最薄弱的领域是政府部门(失去2.9万职位)和零售业(失去1.3万职位)。制造业和建筑业则相当强劲,分别增加2.1万和4.8万就业机会。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保持在34.4小时,而平均时薪微幅升至24.21美元。

不过,针对家庭的波动较大的另一项调查更加令人鼓舞。该调查显示失业率降至6.6%,而主要驱动因素是人们找到工作,而非退出劳动力市场。

近年降幅超过许多经济学家预测的劳动参与率,微升至63%。

人们对全球最大经济体劳动参与率下滑的担忧本周加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称,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2010年推动通过的医保法律将进一步削减美国劳动力人数,原因是该法降低了人们工作更长时间的动力,到2024年将失去相当于250万全职职位的劳动力。

1月份的就业数据发布之前,美国发布了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强劲增长的报告,显示产出增长3.2%。

强劲的增长数字被广泛视为证明美联储12月开始缩减资产购买的决定合理。

美联储上月继续执行缩减政策,那是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执掌美国央行的最后一次会议。耶伦女士本周宣誓就职,并将在下周在国会作证时面对她的第一个重大考验。

迈克尔•麦肯齐(Michael Mackenzie)纽约补充报道

译者/和风

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挑战

人们对世界经济形势的普遍看法已变得愈发乐观,原因显而易见。高收入经济体似乎终于开始复苏,美英两国尤为如此。但前路仍然坎坷,特别是欧元区。对新兴国家而言,高收入国家增长势头转强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如果说欢喜之情是威胁稳定的因素之一,那么它在2014年应该不会太常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奠定了今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达沃斯年会的基调。IMF将今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率微幅上调至3.7%(仅比2013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的数字高0.1个百分点)。但IMF将英国的预计增长率上调了0.6个百分点,将日本和西班牙的这个数字各上调了0.4个百分点,将德国和美国的这个数字各上调了0.2个百分点。

然而,高收入国家的预计增长率依然偏低:美国为2.8%,英国为2.4%,日本为1.7%,欧元区为1%。如果该预测准确的话,这些经济体将无法缩小经济产出增长率相对于危机前趋势增长率的差距:欧元区这一缺口为约13%,美国为15%,英国为18%。尽管推出了超宽松货币政策,高收入经济体从毁灭性衰退中的复苏速度依然缓慢。尽管令人沮丧,但现实依然如此。

最终结果有没有可能好于IMF预期?有可能,而经济增长率最有可能超越IMF预期的是美国,因为美国能源成本低,财政紧缩已放缓,金融业健康(至少与过去相比),家庭负债较峰值水平已有大幅回落,并且房价正在上涨。根据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学者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的研究,从重大金融危机中恢复需要7年时间。如果真是如此,美国增长加速的时刻可能已经到来。

欧元区前景黯淡:继2012年衰退0.7%、2013年衰退0.4%之后,今年的增长率预计将为1%。西班牙和意大利今年的预计增长率只有0.6%。市场信心强势反弹,可能使欧洲的复苏好于预期。糟糕的是,欧元区还面临一些明显的下行风险。一是预期通胀率可能降至极低水平,甚至进入通缩区间。高负债经济体的物价不断下跌,将让债务压力变得更加难以承受,并由此带来进一步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二是即将对欧洲银行进行的评估,可能会暴露出许多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如果通过实施内部纾困、让债权人承担损失来满足要求,银行融资可能将进一步被扰乱,对较为脆弱的经济体而言尤为如此。

总体来看,新兴经济体今年的预期增长率仍为5.1%,高于2013年的4.7%。像往常一样,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预计将领跑所有新兴经济体。中国今年预期将实现7.5%的增长率(见图表)。

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千差万别。但全球的重大动向会影响所有经济体,只是方式可能不尽相同。去年初夏,美国释放出拟收紧货币政策的信号,引发了一阵“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如今美联储(Fed)已经开始缩减资产购买,上述现象卷土重来。此类市场变化并非预示着金融危机将会大面积爆发。阿根廷现在情况很糟,但这并未出乎大多数观察人士的预料,因为经常账户赤字和外债均十分庞大的国家必然脆弱。一些地方的企业负债也出现高企。但如果哪个国家爆发危机,那应该是由该国特有的弱点导致。大面积爆发危机应该是不可能的。

然而,即便没有爆发危机,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加上各国自身的弱点,仍有可能导致不少经济体增长放缓。在近期的一篇博客中,IMF副总裁朱民列出了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四大不利变化:全球金融环境收紧;中国增长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国际贸易疲软。我还想加上一点:欧元区的调整——经常账户大幅转向盈余,世界其他地区则与之正好相反。上述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净资本流入,将使得新兴经济体难以承受资本流入“急刹车”的后果。

朱民还指出,在过去50年内,新兴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平均增速并不高于高收入国家。相反,尽管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速确实快于高收入国家,但到八九十年代,新兴国家又落后了。到了21世纪初,新兴国家才再次领先。令人失望的是,拉美50年来未能实现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趋同(convergence),如今的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反而低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水平。有人担心,未来新兴国家可能出现一段较长的表现相对疲软的时期。维持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趋同,这绝非易事。

最大的问题或许是,中国未来会发生什么。2008年以来,中国的增长日益依赖信贷的剧增(见图表)。这种做法是无法持续的,而在一个经济增速仅为历史水平四分之三的国家,将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投资,也是不明智的。中国政府可能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眼下承受一场比原计划更严重的经济增长放缓;要么推迟改革,这样的话经济增长在日后将遭受严重得多的冲击。

那么应当何去何从?答案是:促进复苏、推行改革。对于美国,这意味着在提高债务上限的辩论中摈弃那些愚蠢言论。对于欧元区,这意味着坚定地扩大需求和提高通胀率(至少提高到2%)。对于日本而言也同样如此,只是日本央行似乎更有决心达成既定目标。对于新兴国家,这意味着另一轮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中国、巴西和印度。此外,避免诸如中日冲突这样的地缘政治灾难也至关重要。合作和交流应成为未来的主打牌。

眼下我们走出危机时代的希望确实大于以往。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译者/何黎

比特币绝不只是投机性资产

比特币(Bitcoin)正被迫快速成长起来。上周,知名的比特币推介者查理·希瑞姆(Charlie Shrem)被捕,罪名是洗钱。与此同时,纽约举行了一场监管听证会,探讨比特币究竟是什么:是虚拟货币、投机性资产,还是一种交换手段?

最佳答案是“交换手段”,尽管比特币引发的躁动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两点:一是其价值的剧烈波动,二是加密货币有望取代法定货币(如美元或欧元)的这一自由意志主义的可能前景。最终,旧的法律影响到每一个人,希瑞姆也不例外,他已辞去比特币基金会(Bitcoin Foundation)副主席的职务。

听起来,支付似乎是比特币或其他价值符号的最平凡用途,但它具有最大的潜力。它对银行体系构成了挑战,有望让货币乃至别的资产、商品和服务得到快速而廉价的交换和所有权转让。它弥补了互联网的一个根本空白。

这种潜力正变得日益明显——从比特币的投机和犯罪用途(比如已被关闭的在线毒品买卖网站Silk Road)制造的混乱和恐慌中便可看出这一点。召集上述听证会的纽约州金融服务管理局局长本杰明•劳斯基(Benjamin Lawsky),想通过颁发“比特牌照”(bitlicence)来对虚拟货币企业加强管理。

劳斯基是正确的:与其像某些政府开始做的那样试图掐灭比特币,不如为虚拟交易建立一种法律秩序。把比特币和类似新生事物赶到地下是办得到的,但那样做的话,也会浪费一个机会。

人们会忍不住认为,比特币是种怪异的东西,容易被滥用。比特币的发明者使用“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这个化名,其交易由一个众多“挖矿机”构成的P2P网络进行验证,这样的事实使比特币很难得到普通人或监管者的认真对待。

另一个不利因素是,除了Silk Road上的交易外,比特币最出名的用途是作为一种投机性资产(其价格已从不到1美元涨至本周的大约920美元)。没有央行支持、也不产生任何收益的虚拟货币,还不如一个赌场筹码。

然而,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就能看出“中本聪”的发明非常有用。他把比特币称为“一种电子支付系统”,而创新之处在于,比特币使得一个人能够把一个价值符号安全可靠地交给另一个人,而无需银行之类的中介机构;交易则由网络进行验证和记录。

对比特币或类似价值符号的最佳诠释是,它们就像是互联网上承载信息的数据包。它们的价值在于它们带来的可能性,而不在于它们的内在品质。大多数人并不想要什么比特币,但他们确实希望有一种快速、廉价的方式来用本币进行支付。

人们已然能够以这种方式使用比特币进行外币付款了,比如把美元兑换成比特币,再把比特币兑换成欧元。另一种P2P货币网络“瑞波币”(Ripple)强调此类实际用途,而不是其XRP货币的价值。“世界不会采用一种基于数学的新货币,”Ripple Labs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拉尔森(Chris Larsen)表示。

换进换出比特币听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它没有通过银行进行的典型外汇交易那么复杂;后者要经过代理行、交易所和清算所,这些都是受监管的,它们增添了一层又一层的额外成本,相比之下,P2P网络没有这些成本。

对银行来说,与高风险、资本密集型的放贷业务相比,支付还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活动。银行业组织“国际结算框架协会”(International Payments Framework 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交易的平均现金流量利润率为38%。换言之,现在是该有一些P2P的竞争了。

韩国在美国赢得韩日海洋名称之争

韩国对美国弗吉尼亚州议员批准一项法案表示欢迎,该法案要求新版教科书在提到日本和韩国之间的海域时,同时采用“日本海”(Sea of Japan)和韩国名称。

弗吉尼亚州议会以81票赞成、15票反对通过了这项两行字的法案,要求“教育局批准的所有课本……在提到日本海时,应注明它也被称为东海(East Sea)”。

这个问题已成为韩国和日本之间最新的外交口水战,并发生在两国关系因围绕上述海域一个岛群的领土纠纷而陷入低谷之际。

首尔主张,东京只是在日本帝国扩张时期才赢得国外对“日本海”这个名称的认可。韩方将这个名称视为朝鲜半岛被邻国占领的羞辱象征。

弗吉尼亚州通过该法案,标志着韩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罕见的胜利。韩国为了争取国际承认其对该海域的称谓,已经斗争了20余年。

“我们欢迎这一动态,并正在密切关注后续程序,”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泰永(Cho Tae-young)表示。

该法案将从7月起生效,前提是弗吉尼亚州州长特里•麦考利夫(Terry McAuliffe)签署法案,使其正式成为法律。

麦考利夫拥有否决权,但从他此前在竞选期间发表的赞同韩国观点的言论看,普遍预计他将签署该法案。

赵泰永表示,同时使用“东海”和“日本海”这两个名称是合理的,因为在有关各方对于某个地理名称存在不同主张的情况下,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以往做出的决议鼓励这么做。

“我们认为这一合理诉求现在得到弗吉尼亚州议会的接受,”赵泰永表示。“我们也对我们在美国的同胞推动这一变化的努力给予高度赞赏。”

该法案得以通过是当地韩裔美国人发起的一场游说活动的结果,而韩国政府对他们的努力热情支持。周四,数百名韩裔美国人出现在州府里士满市,为投票活动助威。弗吉尼亚州有8.2万名韩裔美国人,远远多于该州的日裔人数(1.9万)。

“我希望居住在其它州的韩裔美国人在所在的城市或州发起这项运动,”弗吉尼亚州居民、“韩裔美国人之声”(Voice of Korean Americans)主席彼得•金(Peter Kim)表示。

美国联邦政府只承认“日本海”这个名称,而国际海道测量组织(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简称IHO)已多次拒绝韩国有关承认“东海”这一名称的要求。

围绕该法案发生纠纷之际,首尔和东京之间关系紧张,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最近参拜靖国神社(Yasukuni shrine)加剧了这种紧张。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战争死难者的亡灵,其中包括一些战犯。

译者/何黎

我的火锅社交

我来美国麦屯(Madison)念经济学硕士半年了。在此之前,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生活都在上海度过,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出国求学。麦屯地处偏僻,位于西北五大湖区的威斯康星州,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换句话说,在这里几乎找不到什么特别的休闲娱乐活动。不过,对于一个吃货来说,除了日常的学习和体育锻炼,食物仍旧是我休闲娱乐的核心。

10月中下旬的时候,麦屯下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这正好是中国国内全家围坐在一起吃大闸蟹和蟹粉豆腐的时候。但是我在这里,每天都要想着怎么对付上火的美餐,还有人均30美刀却依旧难吃的美式中餐。偶尔点个外卖,也要考虑下小费的价格,因为这里的外卖小哥是不拿固定工资的,全靠小费。所以,当中国学生们带上亲手做的家乡菜,然后凑成一桌的时候,这种幸福感自是难以言喻。在异国的饭桌上,留学生们从一道道中国菜之中寻找家的感觉和关于这道菜的回忆。于是,一桌原本陌生的中国留学生们就这样迅速地聊开了。

在美国,吃饭和社交是泾渭分明的两码事。年轻人的party上,着重点是音乐、舞蹈,食物往往只是陪衬,都是一些简单的pizza、沙拉和啤酒,还有酸黄瓜配薯片这样的“黑暗料理”。因为party性质的社交娱乐活动大多10点后才会开始,所以参加聚会的人总是吃完晚饭再去的。相比之下,聚餐吃饭是一件隆重而严肃的事情。一般来说,除了商业性质的聚餐,家族聚餐只会出现在感恩节这样的特定节日。而且,吃饭就是吃饭,并不附带后续的社交活动。所以,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我的朋友在参加完当地人的家族感恩节大餐之后,仍旧能赶得上“战线很长”的中国学生感恩节聚会。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食物不仅仅只是用来填饱肚子的;食物不但是一种共同文化的载体,也是所有社交的基础和核心。当社交与食物相结合,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食物社交”。

火锅算是极有特色的中式食物,准备起来方便,吃起来又热闹,因此深受留学生们的欢迎。我们为此专门建了一个火锅群。因为大家住得近,所以每当考完试或者解决掉很多个deadline之后,都会相约兴高采烈地吃上一顿。

事实上,吃火锅这个过程带来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从采购和准备阶段就开始了。先是大家专程开车到遥远的中国超市采购食物,像菠菜、杏鲍菇、牛肉、贡丸、鸡鸭血等火锅必备,都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中国超市是我们来美国之后,仅有的几个可以自由地用中文交流的公共场合。在那里买菜会给人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家里有的这里也有,这里甚至还有一些现在国内都找不到了的童年记忆。来“蹭”火锅的人还要带上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火锅调料、甜品,或者像我这样住得近的人要负责带上碗筷。然后女生负责洗菜,男生负责切菜,其乐融融的。因为锅不大,十几个人是要一波一波地分批轮流着吃的。

酒足饭饱之后,因为食物相聚在一起的中国学生们往往就这么慵懒地散坐在地上,像开沙龙一样,聊聊八卦或者怀念一下本科时代的生活。也有一些相当中式的娱乐活动,比如最近时兴斗地主、80分、掼蛋、大怪路子之类的。来自各地的中国学生按地域特性,各自扎堆。今年,大家第一次在国外过了一个“中国味”十足的中秋。那天,班里所有的中国学生都到了,聚在一起做饺子,做鲜肉月饼。然后还组队打了牌和麻将,这麻将还是特地通过淘宝从中国运了30天才到的。

打游戏的教育意义

夜色已深。一个约莫十七八岁的男孩子还坐在电脑的前面。他正在打游戏。刚领到的任务是击杀火龙,拿到20颗龙卵。他盯着电脑,一手点键盘上的快捷键,一手操纵鼠标,熟练地一刀一刀砍过去,杀死一只火龙,再接着找下一只。门忽然开了,妈妈走了进来,她摸摸孩子的头,把一碗阳春面摆在桌子上,说:“休息一会儿,趁热把这碗面吃了吧。”孩子嗯了一声,眼睛没有离开屏幕。妈妈生怕打扰孩子,悄悄地退出了房间,把门轻轻地关上。她心里想,哎,现在的孩子真是辛苦啊,都这么晚了还不能休息。她在门口停留了一会儿,好像觉得不太放心,又轻轻地推开了门。

果然,不出妈妈的意料,她刚刚出去,孩子就悄悄地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伊利亚特》,把这本硬皮的书摊开放在膝盖上,低头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妈妈目睹此境,不由怒从中生,她劈头夺走孩子的书,大声地训斥孩子: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许你在游戏时间看书,你怎么就是不听!读这些个劳什子有什么用!你这么喜欢看历史、古文,就算你把三坟五典都背下来,你能懂得日新月异的网络语言吗?你只会读书、读书,怎么跟同学们交往?人家说什么你都插不上话!你的公会最近有什么活动,打了几回副本,开了几次荒?你们公会的排名已经越来越靠后了,你就一点都不着急?天天死盯着书本,那里面既没有图像,也没有声音,更没有办法锻炼你的手眼协调能力,我看你是要把自己读傻了!”

看着孩子沮丧地低头不语,妈妈的心软了:“我也不是完全不让你读书。这样吧,咱们定个规矩,你要是完成了每天的游戏任务,到周末的时候,我准许你一天读两个小时。”

Tom Chatfield, Fun Inc.: Why gaming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这当然只是我杜撰出来的荒诞一幕,但是,换一个透镜,或许我们所熟知的观念会折射出不同的光线。大部分家长对孩子上网、玩手机和打游戏都深恶痛绝。我们觉得,凡是游戏,都不属于学习,凡是不属于学习的东西,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害的。

真的是这样的吗?

每一代人,都有其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经验。有一些对上一代人行之有效的经验,可能到了下一代就会失效。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以至于你很难讲到底孩子应该向父母学习,还是父母应该向孩子学习。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可能是网络时代的第一代“土著”,而我们都只是网络时代的“移民”。

网络一代的相互沟通靠的是手机短信、微信、网上聊天。打电话?好是好,但他们不想让父母偷听。写信?太过时了吧。就连电子邮件他们都觉得落伍了。网络一代获取信息靠的是在网上浏览。他们更相信“部落成员”之间的分享,互相间各种“晒”,根本不会对“权威”、“砖家”有所敬畏。网络一代热爱交流和合作,但他们只在“移民”们看不到的地方交流和合作。对于“移民”来说,网上购物无非图个方便,而“土著”们已经学会了在网上交易试卷和考题。网络一代喜欢学习和创造,但他们只对那些“酷”的东西感兴趣。如果你真的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网络能够提供各种学习的工具和资料,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极限。

学习是人类的天性。游戏从来都是一种最重要的学习方式。动物幼仔的相互嬉戏,其实就是在操练如何捕猎和逃避天敌。孩子们在一起玩过家家,也是在为自己进入社会做准备。游戏和学习之间并没无泾渭分明的界限。打游戏也是一种学习。

研究者们意见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电子游戏有助于提高人的手眼协调能力。对于外科大夫、海军陆战队这些职业来说,手眼协调能力是最重要的技能之一。你要是问问外科大夫玩打飞机游戏的记录,肯定会让你深为折服,而他会告诉你,打游戏和开刀需要的都是眼疾手快。无他,手熟而已。

一些情节复杂的电子游戏、网络游戏之所以吸引孩子,并不是因为里面的枪击、格斗场面。玩游戏的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杀手”型(killer),喜欢的就是打打杀杀、暴力场面。他们是电子游戏的最早拥趸,但新一代的游戏玩家并非都是这样。第二类是“冒险家”型(explorer),他们喜欢的是游戏带来的新奇感,可以到处看看,体验下现实中体验不到的感觉。第三类是“社交家”(socialiser),他们喜欢的是和其他的玩家互动。公会的会长大多是这种类型。第四种,可能也是最多的一种是“自我实现者”(achiever),他们在游戏里寻找的是那种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感觉。

Marc Prensky,“Don’t Bother Me Mom—I’m learning!”

为什么游戏更能让玩家体会到成长的快乐?或许,这和游戏的设计有关。大多数角色扮演游戏、有剧情的网络游戏或多或少地会受到著名神话学家坎贝尔的影响。坎贝尔发现,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文化的神话故事,都有个普遍存在的原型。按照他的说法,这个原型就是英雄人物的成长。首先,英雄人物生活在一个没有危险,但很单调乏味的熟悉环境里(想象一下游戏里的新手村),然后,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触发了剧情的变化,英雄走出新手村,而且无法回头(想象一下《魔戒》里弗罗多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乡),接着,英雄要经历种种磨难。

他需要自己的导师,也需要一群小伙伴,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激发他的潜能的强大对手。他会先经历一系列小的挑战,这是“试炼之路”,最终他会到了“洞穴的深处”,而且经受巨大的“磨难”,克服了这些挑战之后,他会得到“宝物”(比如一把屠龙刀,或是能戴上国王的王冠)。到了剧终的时候,英雄会返回故乡,但他已经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新人,他从自己的经历中终于悟道了。这一套路之所以百看不厌,肯定是因为它契合了人们人格成长的内在规律,它能够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也正因为如此,有时候,通俗文艺对一个人的成长往往起到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在课堂中能够学到的做人之道越是贫乏,小说、电影、游戏这些课堂外的教育就越是有震撼力。我承认,金庸小说教给我的东西,远远比中学老师教给我的东西更重要、更有意义。

对于那些喜欢社交的玩家来说,网络游戏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大型的网络游戏中都有公会,大的公会能有几百人。组织一个公会和管理一个企业能有什么不同?你需要吸引一批志同道合者,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有着不同的个性,你怎么能够让他们团结起来?你怎么让每个人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培养默契的团队精神?

难怪,《哈佛商业评论》上曾有一篇文章讲到:“看一个人是否能够管理好一个互联网企业,最好的标志不是看他有没有MBA文凭,而是有没有创建一个70级的公会。”孩子们,以后你们写简历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把自己游戏里公会的成就写上!

电子游戏是一个非常新的行业,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这个行业无论从技术上,还是文化上,都可能引领未来的潮流。新闻出版业已经没落,电影、音乐行业日渐固步自封,但游戏业却发展迅猛、蒸蒸日上。这是个鼓励创新的行业。

Steven Johnson, 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

一方面,传统的技艺在这里能够焕发新春。它需要大量的计算机、数学、绘画、雕塑,各行各业的人才,另一方面,它对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从简单的规则中演化出无穷的复杂性?游戏的规则必须一学就会,但结局却要高度依赖与玩家的互动,一千个玩家要有一千种不同的玩法和结果。如何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整个世界?看看《阿凡达》、《星际迷航》,你就能感受到,现在的娱乐业要求的创新不是灵光一现,以机智取巧,而是要有深厚的底蕴、恢宏的气势。

当然,不是说只要让孩子天天打游戏,就能够帮助他们顺利地成长和成才。但是,值得反思的是,如果孩子们个个都喜欢游戏,不喜欢学习,那么是孩子们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出了问题?如果google搜索引擎比老师们更了解孩子的爱好和梦想,是互联网的错误,还是老师们的耻辱?

有一个传教士,想要在年轻人中传播福音。他问自己,年轻人现在都在干什么呢?当然,他们都在打游戏。什么游戏最流行呢?据说,是《魔兽世界》。于是,他就注册了一个魔兽世界的账号。魔兽世界里又分联盟和部落两个阵营。这个传教士发现,选择部落的玩家,往往更加愤怒、阴郁,在他看来,也是最需要拯救的迷途羔羊。于是,他选择了亡灵牧师。别的玩家天天出去打怪、练级、PVP,他一个人静静地呆在亡灵的主城,看到匆匆路过的玩家,就跟人套近乎,结果,他在游戏里发展了上千名教徒。

这时候,我们的教育者在哪儿呢?

作者注:本文受益于以下三本书:一是Tom Chatfield, Fun Inc.: Why gaming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二是Marc Prensky,“Don’t Bother Me Mom—I’m learning!”,三是Steven Johnson, 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 Chatfield的书对游戏行业的发展历史有较好的介绍,他感兴趣的主要是那些大型网络游戏。Prensky的书更简单甚至粗疏,但他介绍了教育界、美国军方在利用游戏进行教育、培训方面的一些尝试。Johnson涉及面更广,诸种流行文化他都关注,立论亦更雄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mojing.huo@f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