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6, 2012

应大力发展虚拟经济

传统经济学认为只有生产劳动才能够创造财富,服务业自己不能创造财富,要靠生产劳动养活。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的服务业特别落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只有40%,连印度都比我们高十个百分点,美国则达到了80%。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要加强实体经济。在这个政策指导之下,中国已经被培养成了世界工厂。而我们的弱项正好是服务业和虚拟经济。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认识到,虚拟经济是创造财富的。在财富创造方面,它和实体经济并无不同。在一个国家中,财富是如何创造的?固然我们要有实体经济,把“物”生产出来,更重要的是要把物用好,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用好人和物,正好是现代社会创造财富的主要途径。

如何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回答是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或通过交换。有的交换涉及到“物”,或涉及“物”的形态改变,这里有劳动的参与。也有许多交换不涉及形态的改变,更有一些交换根本与物无关。比如金融业就和“物”不发生直接的关系。金融业所处理的只是一些数目字,就是所谓的“虚拟经济”。但是金融业创造巨大的财富。因为它使得“钱尽其用”。钱可以不“尽其用”,或者说,把钱用错了地方。如何让钱发挥作用,这就要金融业起作用。

我们长期以来被劳动价值论误导,以为只有生产劳动才能增加财富,因此虚拟经济是无用的。甚至认为虚拟经济所赚的钱是剥削,或是靠欺骗赚来的。不光是金融业,劳动价值论认为一切的服务业都不创造财富。那时候银行职员的工资待遇和理发师一样,都属于服务业。计划经济完全不管如何改善资源配置,只知道多生产,结果造成巨大的浪费。三线建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把工厂建在交通不便、生活困难的山沟里,改革以后只能放弃重建。今天我们的经济理论还没有完全改过来,还继续被误导。轻视虚拟经济就是一例。

什么是虚拟经济?可以说,账面上的资产就是虚拟经济。在正常情况下,账面资产能够和实物资产相对应。但是也有可能二者相脱离,这时候就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这是我们要避免的。但是不等于就不要发展虚拟经济。

虚拟经济和实物经济脱离有各种原因。比较普遍的是债务不能兑现,该还的钱还不出来。还有一块钱用了两次,“一女二嫁”。这是金融业常用的杠杆放大功能,它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是放大的倍数越高,风险也越高。如果两个用钱的人同时要用那一块钱,“一女二嫁”的毛病就会暴露。但是只要风险控制得好,这样的事发生的概率很低。严格讲,违约或“撞车”的事每天都会发生,但规模很小,不会造成金融危机。由于某个宏观经济的原因,使得大批违约的事例同时发生,危机就变现了。这是我们要防止的。

中国在钱的配置上有巨大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一方面银行实施超低利息率,可是中小企业不能从银行借到钱,只好去借高利贷,利息率高到50%,甚至80%。这就证明资金配置不当。应该把低利息的钱移到高利息的地方去用。更多的钱进入高利息的地方,资金供给充足,利息率就会下降。最后就是利息率的市场化。由市场配置资金是效率最高的用钱方法。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虚拟经济,提高一切钱和物的使用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

何必抵制欧盟“碳税”?

欧盟自2012年起将航空运输业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ETS),即所有在欧盟境内起降的航班必须为飞行中排放的温室气体付费。这将使拥有欧洲航线的中国航空企业今年增加约8亿人民币的开支。随着航空业免费排放指标逐年减少,这一开支未来还会上升。

针对欧盟的“碳税”,代表中国相关航空企业的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表态:1. 拒付碳税;2. 考虑对采取法律行动;3. 求助中国政府采取反制措施。

欧盟征税(费)的对象是企业,拒付与否属于企业行为。抗税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严重行为,企业要准备为此承担后果。中国航空业认为“碳税”规则不公平,可以起诉欧盟。尽管上个月美国航空企业同类的官司在欧盟败诉,这仍是中国企业依法享有的权利。下面讨论的重点, 不是企业要怎样决策,也不是法院该如何判决,而是面对航空业的呼吁,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直白的说,就是要不要为中国航空企业在欧盟抵制“碳税”的行为撑腰?

欧盟的“碳税”本质上是一种环保税。排污的企业(如航空公司)付钱,减排的企业(如用风电代替火电的电力公司)获得补贴。受益者是节能减排的企业和地球,付出代价的是所有飞越欧盟领空的航空公司和旅客——“碳税”的成本最终只能在航空公司的利润和旅客支付的票价之间分摊。

没有多少人反对保护环境,但是考虑到经济成本,“碳税”是否合理?读者自有判断。当下的情况是,欧盟征“碳税”,而中、美等国不征。不论征税与否,这里决策的主体都是行使国家主权的政府(欧盟依据欧盟条约代表其成员国行使部分主权)。税收依托国家强制力才能实现,因此属于主权范畴。比如中国到美国设税务局征税肯定是不现实的。

任何国家都希望在主权问题上自主,内政不受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反对欧盟(在碳税问题上)单方面立法。在我看来,这一措辞有点过于强硬了。设身处地,如果中国决定对境内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的行为收税,影响了相应的美国或欧盟企业的利益,是不是需要事先争得美国或欧盟的同意?

中国和欧盟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制定税收政策时有义务遵守“非歧视”原则。如果欧盟只对中国航空企业征收“碳税”,或者中国企业适用的“碳税”标准高于美国或欧盟本土的航空公司,中国政府当然应当出面干预,WTO也为此类争端提供了解决机制。目前看,欧盟的“碳税”对所有国家的航空企业是一视同仁的,并非针对中国。即便受益“碳税”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也不是封闭的,不少中国企业都从国际碳交易中获得过补贴。

中国政府目前没有公开支持中航协“抗税”的表态,这是清醒和理智的立场。

从道义上说,欧盟在其主权范围内征税,在没有歧视中国航空企业的前提下,中国应当理解和尊重。正如今天中国不实行“碳税”,也不会因为欧盟施压而改变立场一样。另外,抗税在任何国家都是违法的,对税制的争议应当依照法律和国际贸易规则解决。鼓励国有控股航空公司在国外“抗税”,违反当地法律,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态度,对各行各业“走出去”的中国公司也没有好处。同样,任何外国政府支持在华经营的企业不履行纳税义务,也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

挥别“中国制造”标签

九兴控股有限公司(Stella International)为时尚界一批大名鼎鼎的品牌生产鞋履,诸如普拉达(Prada)、路威酩轩(LVMH)、王薇薇(Vera Wang)、巴利(Bally)等等。

贴牌生产是这家成立29年、在香港上市的代工生产商过去唯一的着眼点,但5年前事情开始变得不同,这家公司的台湾创始人当时决定推出自主品牌的高端女鞋。

如今,该公司旗下有大约350家销售自有品牌Stella Luna和What For的店铺。这些店几乎全部都在中国内地。这两个品牌在内地受到一批年轻专业人士的追捧,他们喜欢九兴品牌创意总监齐乐人(Stephen Chi)那些绚丽的设计。

但九兴已经向目光投向增长迅速的中国市场以外,正寻求把自主品牌的鞋子推向国际。该公司计划采取一个大胆进军时尚界的举措,2012年在巴黎和伦敦开设Stella Luna店铺。

“我们的目标不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旅游者,我们要卖给时尚界人士。”兼任九兴首席运营官的齐乐人表示。

在中国,各工厂的老板们正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冲击,包括工资上涨、频繁的用工荒、难以转嫁持续上涨的成本,以及来自欧洲订单的减少。在这种形势下,把自有品牌发展成国际公认的消费者品牌,就成了企业梦寐以求的目标。

但像九兴这样的公司正面临两大挑战。第一,代工生产商难以转变其业务模式。第二,走向海外的中国本土消费者品牌寥寥无几,在高端市场上更是凤毛麟角。

一个原因是,代工生产商在试图打造自主品牌的同时,往往会继续依赖于传统客户,而这些客户或许不会乐意看到代工商与自己并驾齐驱的局面。“你必须小心翼翼,不能恩将仇报。”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消费行业专家克里斯蒂安•赫尔森(Kristiaan Helsen)表示。

科技行业尤其如此,该行业的专利侵权官司层出不穷。

专家们也表示,代工生产商的老板们必须准备从头开始学习品牌建设和产品开发。“在科技行业,贴牌生产商要推出自己的产品相对较容易,因为根据功能做到使你的产品与众不同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创业实践教授李本能(Robert Lee)表示。

“时尚界则不然,一个品牌要脱颖而出,往往全靠营销。说我的鞋子比你的好,你必须能够魅惑人心。”

中国品牌面临的另一大障碍是“中国制造”标签的坏名声,这个标签历来与血汗工厂和廉价产品联系在一起。

畅销海外的中国品牌,如白色家电生产商海尔(Haier),往往是在其它新兴市场取得成功,它们在这些市场上被认为很实惠。然而,中国内地的消费者品牌鲜少在高端市场上成功实现转型。

李本能教授建议,企业应尽快摆脱“中国制造”标签。他说:“去海外就别自称‘中国’品牌了。”

赫尔森教授以佰草集(Herborist)为例,这是一个以中草药为原料的护肤品牌,最近刚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开了一家店,并自称是“上海制造”——利用上海的大都市形象,比较容易引起高端消费者的认同。

齐乐人已准备好把他的设计推介给西方受众,与此同时,他也小心翼翼地避免被钉上标签。他说:“Stella Luna是一群中国人在中国创造的、注入了许多欧洲元素的品牌。我个人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中国本土品牌,我会为世界上的每个女性设计鞋子。”

译者/何黎

巴菲特将为中国春节献唱

因其投资智慧而在中国广受推崇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将表演吉他自弹自唱,以庆祝即将到来的中国农历新年,并将在中国国家电视台特别录制的网络节目中播出。

中国央视(CCTV)旗下的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表示,年届81岁的巴菲特为今年的“网络春晚”录制了一段视频。

据国有的新华社报道,网络春晚核心主创成员王平久在周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大家都知道巴菲特是股神,其实他歌唱得也不错。”他没有透露巴菲特演唱的曲目。

数亿中国人每年都会聚集在电视机前,收看中国最著名的电视节目:央视春节晚会——每年除夕上演的囊括唱歌、舞蹈、杂技、相声、小品等表演形式的盛大娱乐节目。今年除夕是1月22日。一般来说,四分之三以上有电视的中国家庭都会收看这个节目。

央视去年推出了网络春晚,以吸引年轻观众。新华社称,巴菲特的视频将在网络春晚中播出,而影星成龙(Jackie Chan)等许多名人也将露面。

在中国,人们知道巴菲特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首席执行官、引人瞩目的比亚迪(BYD)投资者。比亚迪是希望引领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中国汽车公司。巴菲特的书在中国企业家中极为畅销,有些中国企业家还会在行为上模仿这位来自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投资者。

中国投资者眼看着上证指数去年下跌了22%,他们无疑希望从巴菲特网络献唱中得到些许灵感。

“他们都希望像他一样,而他的做法很诚实。那是中国人所敬仰的。”上海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hina Market Research)负责人、《即将消失的廉价中国货》(The End of Cheap China)一书作者雷小山(Shaun Rein)表示。中国最大民营企业集团复星(Fosun)的董事长兼创始人郭广昌就自诩为“中国的巴菲特”。

译者/何黎

麦当劳田园风光广告引争议

麦当劳(McDonald's)正面临“粉饰农场”(farm washing)的指责。这家按营收计算全球最大的餐饮连锁店在美国发起的一轮广告战中,推出了几款悠闲的田园风光广告,以期遏制日益壮大的“本地食品”运动,并阻止外界对其食品质量的批评。

麦当劳近几年因其汉堡中牛肉的质量、炸薯条中的脂肪含量、针对儿童的营销以及供应商对待动物的方式而屡遭猛烈抨击。麦当劳在本周发布的三款广告中,展示了一位种植莴苣的农夫、一位土豆种植者和一个养牛的牧场主,试图改变外界对其食品的误解。

麦当劳女发言人丹妮亚•普劳德(Danya Proud)表示:“我们的工作非常难做,多年来我们一直努力想改变外界对我们食品的看法。人们认为我们的食品原料不是天然的。”

这些舞台表演式的广告描绘了多幅田园场景,比如农夫和牧牛在阳光下悠闲地散步。但这些广告遭到了批评者的猛烈抨击。他们指责麦当劳虚伪,误导观众相信其食品没有经过深度加工。

西雅图营养学家安迪•贝拉蒂(Andy Bellatti)表示,与其说麦当劳的炸薯条是从农场到餐桌,还不如说是“从农场到实验室”。

贝拉蒂说:“这种广告旨在转移注意力,让人们忘记不利于他们的言论。它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田园般的印象,即麦当劳批量生产的炸薯条,与消费者自己前往农贸市场买上一个土豆、然后回家放在平底锅里炸的没有什么不同。”

监督机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组织(CAI)表示,麦当劳的广告具有误导性,是其激进广告营销的又一例子。

CAI的董事萨拉•德翁(Sara Deon)表示:“实际情况是,任何企业都不会像麦当劳那样,要求农民大量生产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都有害的食品。”

就连参演麦当劳广告的伊利诺斯州牧场主史蒂夫•福格尔桑(Steve Foglesong)也承认,他的牛肉在送到餐馆前也已兜了好大一个圈子。

弗格尔桑表示:“我们实际上不会直接向麦当劳供应牛肉。产品先卖给加工商,之后再被卖给麦当劳。一头牛再被切割后,最终可能被卖往6个不同的国家。”

尽管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一些分析师赞扬了麦当劳作出的努力。伯恩斯坦研究公司(Bernstein Research)的餐厅分析师萨拉•塞纳托雷(Sara Senatore)辩称,麦当劳采取的策略与其在欧洲爆发口蹄疫后成功采取的策略差不多,它正在努力回应外界对其供应链安全的担忧。

在美国,自两年前麦当劳和其它几家汉堡连锁店承认使用浸泡在氨水中的肉类填充剂杀菌之后,人们更加担忧快餐食品的安全问题。去年11月,Sparboe农场被曝光违反了公共卫生条例和虐待动物法规,麦当劳随后表示终止从该供应商那里采购鸡蛋。

麦当劳表示,公司正努力满足消费者希望更清楚地了解食品源头的要求,并希望在供应链方面变得更加透明。

译者/何黎

一条让人不安的坐地龙

从最直观的立场看,1月5日正式发行的壬辰年特种邮票上面的主角,显然不是一个善主,我只是诧异于其粗卑的扮相,既不尊贵,也不好看,全身透出一股躁动不安的气息。他看到了什么?窥视到2012的谜底,抑或怕人窥破自己的底细?

我们被他吓着了,还是被他被吓坏的样子吓着了?

龙,是一个神秘怪异的虚拟物种,他一直活在中国人的想象里。我揣测,之所以在十二生肖里塞进这么一个私货,或许是为了弥补无“鸟”的遗憾。十一种动物: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无一能飞。鸟的种类太多,权衡再三,先人不愿意得罪任何一只,便起用了龙。龙的先天属性——由蛇身累加其他动物部分器官而成,决定了其双重性,对外有威慑恐吓之魔力,对内又有保护之神力。由这种东西来降魔降福,总让人惴惴不安。人们惧怕龙年,正是这种纠结心态的表征:想靠他镇邪,又怕他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每一个龙年都让人忐忑不已。

龙年未到,人们正可以说说今年的龙。

“画面太局促了,天圆地方,这是龙困于野。”

“像一只被拍扁的壁虎! ”

“这条龙毫无霸气之感,左下的爪子好像要断,右上的爪子感觉是向后的毫无力量,头像同下身不协调,是大头娃!”

“我感觉这条龙很纠结,不知道何去何从。一个爪子要去东,一个要去西,一个想去南,一个要去北。龙头很愤怒。”

“这条龙完全可以再画上一个城管的臂章!”

“这让人想起那些高调张扬的暴发户和贪官污吏!”

“一条霸气侧漏的龙!”

“典型的抗议、谴责之龙。建议用它来做外交部形象代言人吧!今后南海那边有什么问题,寄张龙票过去就行。”

“一头抓狂的龙!”

“作为一个集邮爱好者我不喜欢,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不喜欢。中华民族龙的传人绝对不是这种气概的!”

“符合西方人对龙的定义。国际化的一枚邮票。”

“杯具,一个国家的信心只能通过一张邮票来表达。”

“歇斯底里、垂死挣扎。中国的现状!很好,很有内涵!”

也有赞美者:

“非常喜欢,现在的中国男人过于阴柔,需要像这条龙一样,有阳刚气之,不失大气和威猛!”

“这条龙好,对内能维稳对外好御敌。”

“霸气!镇宅,驱魔,防末日!”

专家赞扬这枚邮票“象征着神龙固守中华神州大地,保卫四界安宁,给人们以信心和力量。”

这个评论当是平和中正之论:“如镜照人,凶者见凶,霸者见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叶知秋,民心!”

“从威严神力,再到代表中国的自信,一个刚猛而有力,威严而自信的龙形不失为是一个恰当的选择。”设计师陈绍华解释说,选取明清蟠龙造型,“正是希望凸显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这一历史事件所带给人民的精神气度。”这应该是宏大叙事的声音,也是官方的意旨,“每一张邮票的印制发行,它都要经过若干个部门把控,经过一道一道审查才走到今天。”国家邮票印制局编辑设计部主任阎炳武的话,明白无误地证实了这一点。与那些以为邮票只是艺术品,不应妄加政治解读的人相反,这枚小小的邮票属于政治掌管的重要内容,打上了统治者的绝对意志,他更像是他们的具象宣言,他和满街在寒风中抖擞的“北京精神”横幅一起,组成不容置疑的当代图腾。你可以不认同,甚至鄙夷,但他们一定要这样做,能这样做便是威权的宣示:虚无的龙从1988年戊辰年版的活泼绚烂,2000庚辰年的飘逸柔美,一变而为今年的张牙舞爪,时势使之然也。显示肌肉,哪怕是虚无的,也是一种胜利。

中国将采取措施刺激消费

中国誓言采取新一轮措施以刺激消费,目前中国经济在出口趋弱和楼市低迷的压力下正出现放缓。

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周四在宣布上述计划时还表示,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收窄至大约1600亿美元,这是连续第三年收窄,这一趋势可能为人民币放缓升值速度铺平道路。

陈德铭在年初规划会议——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是一个重要迹象,突显面对最新的全球经济困境,北京方面正在调整政策。2008年时中国曾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而此次转而聚焦于鼓励消费者增加消费,以释放国内需求,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增长引擎。

不过,分析师们告诫称,这方面的努力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开花结果,而中国经济今年肯定会放缓。

陈德铭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研究一系列新措施,以提振消费者在节能产品、旅游和在线购物上的支出。他还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取代去年底失效、此前一直颇为成功的汽车及家用电器购置补贴。

“今年的国内外环境严峻复杂,”陈德铭表示。“商务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陈德铭并未详细说明商务部将如何实施其计划,但他的讲话将起到蓝图的作用,让官员们拟定相关政策和计划,这些政策和计划很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陆续公布。

中国在刺激消费方面拥有广阔空间。20年前,中国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但到了2010年已降至仅占GDP的33.8%,对于和平时期的大型经济体来说,这一比例之低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摩根大通(JPMorgan)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中国很可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即消费在经济中的份量正开始上升,但这将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我们并不认为消费将在今年出现飙升,但它将保持稳定增长,”他表示。

虽然中国经常被形容为一个出口拉动型经济体,但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贸易的依赖已大幅降低,以至于如今净出口对中国增长率的贡献已为负值。

陈德铭表示,中国政府将为出口商提供更多支持,协助它们进行融资,并提供退税,以求稳定贸易形势。他没有提到有争议的中国汇率政策。外国批评人士(尤其是在美国)仍认为人民币低估,但许多分析师相信,在去年对美元升值4.5%之后,北京方面将放缓人民币升值步伐。

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迅猛扩张的最重要发动机是资本密集型投资。北京方面仍拥有可观的财政底气,可推进重大投资项目,目前的一个关键项目就是建造数以百万计的经济保障房单位。但是相比2008年中国大举增加基础设施支出以提振经济,目前这方面的空间较小。

此外,中国仍在对付2008年刺激计划的后遗症。地方政府背负的沉重债务已开始到期,而中央政府近年被迫发起严厉的收紧行动,以阻止房地产市场过度膨胀,形成一个泡沫。

译者/和风

中国土地销售放缓加剧

行业报告显示,去年中国土地销售大幅放缓。报告强调,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面临的麻烦越来越严重。土地拍卖是地方政府极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分析师们指出,尽管销售额的下滑远未达到触发危机的程度,但是,到底是不惜代价向遭受最沉重打击的城市伸出援手,还是不顾民怨放松抑制楼市泡沫的政策——在这个两难的选择上,有关部门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

房地产经纪公司中原地产(Centaline)表示,2011年有近900宗土地流标流拍,约是2010年的3倍。另一方面,根据房地产研究机构中国指数研究院(China Index Academy)的数据,130个大城市的政府土地销售收入同比减少了13%,至1.9万亿元人民币(合3000亿美元)。

关于2011年土地市场表现的官方数据要到本月晚些时候才会公布。但根据房地产行业给出的数据,几乎可以认定,土地市场在2010年后就一路下滑。2010年,中国土地销售额飙升了70%。

为了给曾经充满泡沫的楼市降温,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尽管人们已经料到这些举措会导致土地销售下滑,但下滑的速度似乎太过突然,去年年底时下滑出现加速。

中原地产指出,去年11月和12月,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拍卖流标或流拍。中国指数研究院副院长黄瑜向官方媒体表示,全国的土地市场正进入深度冰冻期。

土地拍卖流标流拍已成为一种全国性现象。邻近香港的繁荣都市广州,土地拍卖市场尤为低迷,自11月以来已有多宗土地交易流标流拍。而在中国雄心勃勃的金融中心上海,上月也有一宗土地拍卖无人问津。

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北京方面不会放松对楼市的调控力度,直到房价回归合理水平为止。最近几个月,房价已开始微跌,不过分析师们认为,除非房价回调幅度加大,否则政府不会放松调控(包括对居民可购房屋数量作出限制)力度。

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波土地销售放缓恰好出现在它们处境艰难的时期,因为它们在过去数年间累积的大量债务正开始陆续到期。

“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造成严重打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陶然说,“地方政府越来越仰仗土地销售来获得资金。”

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10.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53%须在明年年底前偿还。分析师们表示,这一债务规模仍在可控范围内,但土地销售收入的缺口将使地方政府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

清华大学研究员管清友估算,2010年土地销售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收入基础中占到74%,上世纪90年代末期时,这一比例仅为10%。为拓宽各省市政府的收入渠道,中央政府一直在实施税制改革,但眼下若想大致堵上这个漏洞,就必须运用直接转移支付。

对于即将到期的贷款,中国经济学家建议,应允许地方政府延期偿还部分债务,以使它们的偿债负担更加可控。但问题是,这么做只是推迟了“最终清算日”的到来。

与此同时,为了提振土地拍卖市场,地方政府已开始下调土地价格,并将大幅地块分解成小幅地块出售。

地方政府的某些行为与中央政府为低收入群体建造更多公共住房的基础性政策背道而驰。中国房产信息集团(China Real Estate Inf­or­mation Corporation)指出,中央政府要求开发商必须在所购地块上建造一定数量的廉价房,而一些市级政府已暂时搁置了这一规定。

译者/何黎

Sunday, January 1, 2012

FT社评:民主征途尚未结束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民主政体终将成为人类政府的普遍形式。此后的形势发展为那些不赞同此观点的人提供了充足的弹药。的确,中国势不可挡的崛起,使得一些人不再看重民主制那有些混乱的妥协机制,而更青睐威权体制的效率。这些人认为,只要民众所处的体制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他们就愿意为此牺牲自己的自由。

2011年的动荡事件削弱了上述观点。在曾被认为对民主的种种好处无动于衷的阿拉伯世界,长期受压迫的民众不惜一切代价挣脱了独裁政权的铁爪。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残暴的独裁者被成功推翻。尽管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迄今仍是叙利亚总统,但在数月的抗议活动后,他对国家的控制已遭到削弱。

当然,我们不应过分渲染乐观情绪。北非国家的革命还未催生出成熟的民主政体。突尼斯或许已选举出该国的首个议会,但埃及的选举进程却被军方与示威者之间重新爆发的冲突打断,而利比亚的自由选举仍有待时日。与此同时,在中东以外的地区,许多独裁政权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一年。

但我们也不应过分悲观。在独裁统治的废墟上建立民主体制往往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过程。此外,就算是那些安然度过2011年的独裁政权,也并非没有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俄罗斯和中国两国神经紧张地对异见人士进行了打击,这件事有力地提醒我们,任何未经被统治者同意的统治体制,在本质上都是脆弱的。

此外,2011年的革命之所以意义重大,不仅仅在于它们成功地推翻了腐朽的政权;同样重要的是,那些已取得成功和仍在进行中的民众反抗再次证实了,民主思想及其奉行的自由平等价值观在全球有着持久不衰的吸引力。

然而,民主制要想繁荣昌盛,就得必须满足民众的需求。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阿拉伯国家的新任领导人必须建立起必要的机制,以保障本国民众奋斗而来的权利和自由。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将必须提振本国举步维艰的经济。如果民众不能看到自己的命运很快得到改善,民主制可能就难以扎下根来。

老牌民主国家在2012年也有很大改进空间。过去一年里,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在拼命应对原本不应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美国,党派争斗使得复苏经济和遏制公债激增的努力变得步履蹒跚,而欧洲领导人在解决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方面几乎表现得同样无能。无怪乎今年全球抗议浪潮在席卷突尼斯、开罗和班加西的同时,也吞噬了雅典、马德里和纽约。民主政权存续而独裁政权垮台,证明了民主制的两大优势:它为异见人士提供空间;它比其它多数体制更容易把不合格的统治者赶下台。

2012年,许多不具备这两大优势的国家面临关键的转变。在某些地区,独裁者可能依然能够掌权。但从全球来看,却是有盼头的。福山发表本文开头提到的讲话时,全球只有69个民主国家,今天的数字已接近翻番。民主的征途尚未结束。

译者/何黎

中国特色的房价泡沫

房价已成为中国最令人纠结的社会问题:年轻人举全家资源为结婚买房,本应成为社会中产阶级的白领阶层沦为房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每年获得数万亿的土地出让金,有关系的开发商轻松获得巨额利润,被查处的贪官手握数十套房产亦不足为奇。公众的不满情绪由此而来。

面对房价问题的政治化,中央也不得不多次重申要坚定调控房价。但中央的调控政策难免投鼠忌器:房地产不仅绑架了GDP,更绑架了地方财政收入,进而影响到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款前景,乃至银行业资产安全。事实上,自2005年以来,中央的房价政策一直在走钢丝。

2011年以来,房价调控政策愈加升级:房产税、限购令先后出台,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限价令。不过真正产生一定效果的还是银行信贷紧缩。2010年-2011年,央行12次提升准备金率,这一旨在打击通胀的努力却“意外”影响到了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属于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陷入资金链困境的开发商近期开始被迫降价销售。

但是这样的调控效果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从长期来看效果适得其反。首先,过度提升准备金导致“硬着陆”风险加大。目前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铁道部都存在很高的违约风险,硬性的信贷紧缩,有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其次,房价过高,是因为需求相对于供给而言太高。而眼下的调控正朝着逼死做为房屋“供给方”的开发商的方向演进,这与“增加供给、抑制需求”是相悖的。一旦信贷政策松动,大量观望需求涌入,而供给方又出现能力萎缩,结果将是房价新一轮的反弹。事实上,2011年12月初35个月来首次降低准备金率,已经预示了信贷紧缩不得不向“硬着陆”风险低头的结局。

那么,中国房价究竟有没有解?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中国房价泡沫的本质。

一方面,中国的确存在房价过高问题。目前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高达8至10倍,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甚至接近30倍。相比之下,即便在美国房地产泡沫达到顶峰的2005年,全美国房价收入比最高值不过5.1倍,而泡沫最严重的拉斯维加斯也不过为5.6倍。日本20世纪80年代房价泡沫时期的房价收入比也不过15倍左右。因此,相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中国房价严重泡沫化了。

另一方面,与美国2007年房价泡沫不同,中国一直对个人房贷有严格限制。美国房价泡沫的起因是银行不断降低个人房贷的门槛,最后干脆取消了首付款要求,甚至连月供都可以推迟交纳,结果滋生了大量“次级贷款”。但是,中国的房价泡沫并非买房者过度运用金融杠杆进行投机的结果。

可以说,中国的高房价既是泡沫又非泡沫。说它泡沫,是因为严重偏离了普通公众的购买能力;说它并非泡沫,是因为全社会做为一个整体有合理的支付能力来承受目前的房价。

出现上述悖论的原因并不复杂:中国房价泡沫,并非典型的金融泡沫,它不过是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集中体现而已。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左右,超过贫富分化最严重时期的美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而灰色收入又偏好于投资相对于股市更为省心的房地产。根据王小鲁的研究,中国2008年灰色收入即高达5.4万亿。灰色收入与房地产的关联,从大量落马贪官案件上得到一再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