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当选下任香港特首

与北京方面关系密切长达30年的一名房地产顾问，在香港迄今最充满敌意、分裂和丑闻缠身的行政长官选举中胜出。

57岁的梁振英(Leung Chun-ying)周日在选举委员会委员投下的1132张选票中赢得61%的票数，该委员会主要由亲北京的政治阵营以及香港商界的高层人士组成。

这是首场在两名均得到北京首肯的候选人中展开真正较量的香港特首选举。以往，亲北京的候选人只会面对一名无望赢得选举的民主派阵营的代表。

周日，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Albert Ho)仅获得76张选票。

梁振英最接近的对手唐英年(Henry Tang)得到四分之一的选票，亿万富翁李嘉诚(Li Ka-shing)等商界巨头坚持支持他，即便香港主要的亲北京政党上周已表明支持梁振英。由香港民主建港协进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of Hong Kong，简称民建联）作出的这个决定，当时就被视为梁振英已成为北京方面首选的一个迹象。

梁振英在当选后表示：“法治、人权、诚信、廉洁、新闻、言论和集会自由……是我们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我向700万市民承诺，我上任之后，香港市民今天所享有的自由和权利，绝对不会有任何改变。”

他一度被许多呼喊反对共产党口号的示威者打断。数百人在投票站外聚集，对所谓的“小圈子”选举表示愤怒，并称担心梁振英不会捍卫香港的各项自由。许多人担心，鉴于他与北京方面关系密切，他将削弱香港的自治与自由。

梁振英的民意支持率在近几周有所下滑，跌至35%上下。此前他卷入一些丑闻，其中之一是唐英年称，他曾在2003年提议出动防暴警察镇压和平示威。

唐英年曾被视为领先的候选人，但后来有关他家违章私建地库以及他有婚外情的消息曝光，导致他失去支持。梁振英在竞选中承诺对付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局面，并帮助中小企业与香港的大企业集团展开竞争。但政治评论人士对他能否推动真正的变化表示怀疑。

译者/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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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害怕公开住房信息？

没有公开的住房信息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房产税，没有公开而准确的房地产信息，房地产调控很多时候只能盲人摸象，成本大增。

今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加快建设城镇住房信息系统，改革房地产税收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健康发展。住房信息系统建设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中国房地产调控的基础工程。

就技术而言，建立住房信息系统不算太困难。该项工程被确定为十二五规划国家信息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于2011年初正式立项，由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负责实施，是2012年住建部的工作点之一。

住房信息系统由住房监测分析系统、住房公积金监管系统、住房保障监管系统3个应用系统构成，此外还包括系统运行监控和安全管理中心。据知情人士披露，在3个应用系统中，住房保障监管系统相对简单，难点在住房监测分析系统和住房公积金监管系统。由于住房公积金监管系统包括业务系统、财务系统和银行对账系统等，最为复杂，有趣的是，最复杂的相对进展反而最顺利，按照规划，住房公积金监管系统在今年内将有100个城市实现联网，6月30日之前将有60个城市率先实现联网。

推进住房监测分析系统、住房保障监管系统则阻力重重，时至今日，连率先与住建部联网的40个城市名单尚未公布，住建部采取的办法是扩大第一阶段试点城市的名单，负责该子系统建设推进的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划定了一个80个城市的大名单。

有地方政府官员表示担心信息安全是否能够得到保障。这真是奇闻，在某些无良银行职员倒卖客户资料、越来越多的交易实行实名制的背景下，惟独住房信息受到格外的重视。住建部部长姜伟新不得不出面安抚各地官员，表示住建部将在制度、程序、软件等方面加强设计和管理，确保信息使用安全。只有地方政府和住建部两方都同意批准，信息才能显示出来，否则显示出来的只是不完整的信息。此举意味着住建部主动放弃了自身的数据控制权，向地方政府打出白旗。此前姜伟新希望将住房信息系统、财政系统、税务系统、公安系统、银行系统的一些信息统一到一个平台上，建设住房信息系统时已预留了端口，以期今后联网，不再采取类似限购这样行政色彩浓厚的调控手段。

任何一个涉及复杂利益的市场，信息公开相当于利益的公开亮相。建立公开的市场信息数据，尤其是房地产这样沉淀大宗财产的市场，住房信息的公开相当于官员财产与高收入阶层财产的半公开。而公开住房保障信息，不仅面临缺乏原始数据的困难，还会让住房民生工程的真假立即浮出水面，到底是纸上政绩、邀钱工程，还是落到实处的民生工程，一目了然。

住房监测数据成为高级机密：首先是应用系统不接入互联网，多层加密很难破解；其次是各地方政府只能看到自己城市的数据。如果查询或是修改，都会留下记录；再次，调看数据需要政府、住建部两把钥匙。

住房监测数据成为最高机密，是迫不得已，否则在合力阻挠下，住房数据将无法形成全国联网之势，而是地方政府各掌一块，住建部连蒙带猜进行调控，由于行政色彩浓厚而遭受耻笑。房地产调控的行政色彩，正是利益集团阻挠之下的不得不然。

房产税有可能被有意消灭，当然，在法律程序上有待继续探讨，但从利益的角度上来说，房产税存在两大可能，或者在长期探讨中光打雷不下雨，或者是剪去房产税这只老虎的尖牙利爪，实行房产信息不公开既往房产不征税的原则。原因就在于，公开住房信息，将触动社会敏感神经，而缺乏公开而准确的住房信息，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开的、足以让公众信服的房产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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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攻坚之战

中国正步入一个艰难的转型期，既要降低经济增速，又要改变增长模式。这是我从今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得出的结论。此外，这可能既是一种经济转型，又是一种政治转型，这两种转型还将以复杂的方式互相作用。中国过去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一定确保未来会同样成功。

读者不必相信我的话。但他们可以相信即将卸任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3月14日的讲话：“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这些政治问题当然非常重要，但经济转型本身已经足够艰难了。中国正在结束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粗放型增长”——指依靠增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实现经济增长。中国现在必须转向“集约型增长”模式，依靠技能和科技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从过去30年平均每年近10%的水平大幅下滑。中国粗放型增长的本质加大了这一转型的难度，尤其是超高的投资率以及严重依赖于投资作为需求来源（见图表）。

用已故诺贝尔奖得主、西印度群岛人阿瑟•刘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的发展模型来看，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劳动力过剩国家。刘易斯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维持生计所需的收入，为现代部门的薪资设置了一个较低的上限。这让现代部门得以实现极高的盈利能力。如果将这些高利润用于再投资，就像中国那样，现代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率将会非常高。但在某一个时间，农业劳动力将变得更加稀缺，从而提高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价格。随着经济的成熟，利润将遭到挤压，储蓄和投资将下降。

35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国家。现在则不是这样，部分原因是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特别迅速：自从改革开始以来，中国经济实际增长了20多倍，现在城镇人口已超过一半。另外，中国的低出生率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将在2015年达到9.96亿的峰值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研究员蔡昉的一篇论文称，“自2004年以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招工难和涨薪潮”。蔡昉的论文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结果是实际薪资上涨和利润缩水。

中国现在正处于刘易斯拐点。一个结果是，在投资率一定的情况下，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将更快上升，回报率也会更快下滑。实际上，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就有一些有力的证据证明资本密集度在不断增强。前世界银行(World Bank)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表示，中国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不断上升（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年至1994年间的45%升至1995年至2009年间的64%。

这一点必须改变。中国经济增长必须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将保持利润）来推动，而非资本与劳动力比率的上升（这将造成利润下滑），尤其是在目前实际薪资水平正迅速提升的情况下。鉴于收入分配不公，利润出现一些下滑是合理的。但如果幅度过大，它将破坏潜在增长。

转向由技术进步推动增长的模式并非易事，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中国现在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并决心到2030年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这需要深化改革。最近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一份值得注意的报告* ，对这些改革措施做出了阐述。这些改革措施将会对既得利益者造成冲击，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这肯定也是温家宝看重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行艰难的改革，从而在未来20年维持经济增长，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挑战。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at New York University)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在会上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面对经济硬着陆的短期风险。中国政府为今年经济增长设定的目标是7.5%，今后五年的增长预期目标是7%。一定程度的增长放缓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增长放缓，高得惊人的投资率也会下降（见图表）。

然而，要想将投资率从GDP的50%下降到35%，期间又不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就需要大幅增加消费来弥补。中国很难实现这样的消费激增，因此中国应对当前危机的手段仍然是加大投资。此外，中国一直高度依赖房地产建设投资：过去13年中，房地产建设投资年均增长26%。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或许真的能成功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有巨大的赶超潜力。但是调整到新的增长模式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都失败了。鉴于中国过去所取得的成功，人们很难看低中国。对中国抱有信心最好的理由是，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并不自满。

*《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www.worldbank.org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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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能创业

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企业家？乍一看，这个想法似乎十分荒谬。如今，受雇于大型跨国公司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显然，这些人更想要的是为别人打工的安稳，而不是自己单干的风险。

然而，外包咨询公司Intelligent Office展开的“工作智商”调查显示，在1000名受访者中，有65%的人说他们曾想成为一名企业家，而没有一个人提到曾想当企业高管。

同时，在我所知的每一所高校，学生们的创业兴趣都空前高涨。在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这类英雄人物的激励下，无数人正把目光投向非传统的职业模式。

英国如今有450万家企业，几乎比该国公职人员的总数还要多。政界和媒体现在只关注工会和公共部门，但再过几年，企业家人数（如果把一面打工一面开公司的人计算在内）很可能会超过公务员人数。这种变化表明，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创造工作岗位的人，而不是继续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政治人物和媒体人物身上。

从某个角度说，我们需要一个新词来代替“企业家”这个词。许多人认为，这个词有些过于宏大，只适合指代那些手下有许多员工、公司业务繁忙的老板。实际上，许多想要创业的人并不打算创立一家大企业。他们只不过想要自由和灵活性，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想要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想要享有自己努力的成果。

科技大大改善了微型企业的生存机遇。有了移动通讯和平板电脑，你就有条件在任何地点利用业余时间经营一家企业，这种做法的现实可行性从未像今天这样高。

几十年前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曾利用周末、晚上以及节假日管理着几家企业。直到我的雇主坚持要求所有员工辞去在外兼任的管理职务时，我才转而成为了一名“全职”企业家。在受束缚的安逸与自由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在新兴市场中，自己当老板的人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这种结果可能不是人们主动选择的——在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新兴经济体中，正式工作岗位一向不是那么充足。不过，正如诺贝尔奖得主、乡村银行(Grameen Bank)创立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所说的：“每个人都是企业家，但只有那些幸运儿才明白这一点。”

每一个新加入创业队伍的人，都会通过创业加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解——无论这个人从事的商业活动是多么微不足道。他们会学着为几乎一切事情负全责——客户、公司财务状况和销售状况。自己当老板的时候，这一切都无可回避。

社会必须尽量少为创业者设置障碍——无论是在税收方面，还是监管方面。允许每个人与他人自由贸易，会做大整个“蛋糕”，对发明和自力更生也会起到促进作用。

只要有一名雇员，这名企业家实际上就已经创造了两个工作岗位：这名雇员的和企业家自己的。这意味着，有两个人不用再领失业救济金、而且正在纳税。这对国家的整体福祉有着巨大的贡献。那些高失业率国家需要许多这样的“赢家”，来抵消许多传统行业大举裁员的影响。

技术进步促使生产力提高，这意味着，就连中国这样的国家，近段时间来也在不断裁减制造业工作岗位。在劳动力结构调整中，这个因素的重要性要大大高于另一个因素——把工作外包给低成本生产国。此外，西方现在愈发依赖中小型服务类企业来提供新工作岗位，而这种企业基本上都是初创企业。

许多人谈到，需要出台新的产业政策。我给政府的建议是，与其设定一些重点扶持的产业，不如干脆鼓励创业。与一种民众普遍认为做生意与唯利是图、枯燥和庸俗划等号的文化相比，崇尚自主创业的文化可能更富活力、更成功。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创业队伍，社会会对自主创业的非金钱回报与挑战做出更加正面的评价。

本文作者管理着私人股本公司Risk Capital Partners，同时担任英国皇家艺术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主席

译者/吴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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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爱看官场小说？

最近看到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推荐人们读官场小说《二号首长》，理由是可以了解“政府怎么运作”，说真的我有一点小小的吃惊，觉得柳先生这样几十年来在风雨颠簸中成长起来的商业领袖也要从一部官场小说中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可见官场真的不简单。另外一方面，我猜这也是因为联想这样挂科技和中科院名头的企业，面临的政府管制大概比较少，而且先是在北京发展，后来成了大企业以后各地政府也比较支持，柳先生可能确实没和官员们打太多交道，对他们的行为方式不太熟悉，这才有通过小说了解的需要。

其实在中国出版界，官场小说十年前就已经成为畅销书的一大类型，至今在各地机场书店占据显要位置。相比十年前，近年的官场小说纷纷系列化、实用化了。十多年前引发官场小说热的《国画》虽说写官场，还穿插些文人情调和历史感叹的言辞，在写实的基础上还想往深探索一二，而现在最流行的官场小说，主人公往往在县、市发展，又牵涉乡、镇和省、部，串联科、局、厅、委、办，力争把各级官场都写到，给读者一份完整的“官场潜规则”指南——这大概是应市场的需要而有意策划的战略，因为出版界的朋友说官场小说的主要读者是市、县的公务员——从广义来说，中国各级政府和党群机关、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多达三千万以上，其中多数都在市、县，这是最为庞大的市场基础。

就我的观察，不少从商的人也喜读官场小说。一类人是好奇，想了解官场的运作规则，从人物浮沉中总结点普遍性的经验教训之类，另一部分人则是生意上和官员有点牵连，所以希望了解他们如何翻云覆雨，还期望学一两招或许可以用来趋利避害。

在中国，党政机关官员对经济和资源分配的影响实在大，尤其是在地方市、县，凡是生意稍大的难免都要和官员打交道，特别是地产、能源、娱乐和法律咨询相关企业，面对的潜规则较多。他们中的好些人好读这类书，对官场动态也非常关注，而在大城市做网络、科技等方面行业的人，因为专业化程度高、市场监管较为透明，对相关官员的依赖小，对官场小说的兴趣就少一些。

当然，那些真正和官场有密切纠葛的商人，反觉得小说里写得太过玄虚夸张。有一位曾告诉我说“等我不做事了也化名写本实实在在的官场小说，保证比现在的小说都精彩！”

（作者联络邮箱：zhouzhou36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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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ra品牌将在华开设网店

今年冬天，Inditex将在中国开设一家Zara品牌网上商店，标志着该集团快速挺进网上销售市场的行动进入一个新阶段。Inditex总部位于西班牙加利西亚，是全球市值最高的服装零售集团。去年它继续以每天超过1家的速度增加新门店。

Inditex集团执行董事长巴勃罗•艾拉(Pablo Isla)表示，在中国开设网上商店符合其既定的在华扩张战略，2011年Inditex在中国新开设了132家门店。去年，该集团旗下所有品牌都在欧洲开设了网上商店。

他表示，“这绝对符合我们未来几年的在华扩张计划。”

他表示，已开设的网上商店销售状况良好，不过要单独公布确切的销售额“还不到时候”。

“我们在各个市场的网上销售情况都发展得非常好。这确实对我们的业务起到了补充的作用。”

Inditex集团公布的截至1月底的全年业绩显示，期内该集团在82个市场新开设了483家门店，国际销售额继续快速增长；净利润上升12%，将其股价推至71.99欧元的历史最高点。

去年净利润由17.3亿欧元上升至19.3亿欧元，而净销售额增长10%，达137.9亿欧元，这让那些预期欧洲消费者支出下降将影响零售销售状况的人感到意外，也迫使分析师们竭力寻找值得关注的负面细节。

不计新店，年度销售额仍在可比基础上增长了4%。

今年以来销售额继续增长，从2月1日到3月14日这段时间，以当地货币计价的门店销售额（已针对闰年多出的1天进行了调整）上升了11%。

目前坐拥34.6亿欧元现金的Inditex集团表示，将提议把分红提高12.5%，增至每股1.8欧元。

该集团去年进入的新市场为阿塞拜疆、台湾、澳大利亚、南非和秘鲁。

期内该集团在中国开设了132家门店，其中有30家属于Zara品牌商店，其他的则是Oysho和Zara Home等品牌。

Inditex集团去年新增员工数量超过9000人，员工总数达到10.9512万人。

译者/邢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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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专栏：关注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

先来看好消息：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更多农村支行可以享受更低的法定准备金率，此举旨在促进农村信贷，对农行是好事。但还有条坏消息：去年农行不良贷款拨备的增速为优质贷款的4倍。如果这家中国第三大银行的数据可作为判断依据，那么中国银行业的前景正在迅速恶化。

中国银行业出现下滑已在预期当中。经济增长放缓，加上2009年政府主导的大量贷款即将到期（当年农行贷款余额增长了足足有三分之一），让前景实在不容乐观。2011年第四季度农行的利润为210亿元人民币，比预期低了25%，而且是自2010年农行上市以来表现最糟糕的一次。去年农行贷款余额增长了13%，但贷款准备金上升了五分之三，准备金率达4.1%。

中国其他几家大型银行也将于下周发布业绩报告。这些银行的不良贷款数据值得关注。这一问题的规模，以及中国能否果断应对后雷曼时代的信贷膨胀的阴暗面，对银行股未来表现将至关重要。以往的先例实在无法令人鼓舞。中国官方曾为了清理20世纪90年代的信贷泡沫创立“坏账银行”，按照票面价值购买银行不良贷款，再通过向相应的银行发行债券为这些新机构融资。2009年，这些不良贷款被再次延期10年。

自去年10月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探底以来，四大行的股价已经飙升了近一半，同期内大盘反弹三分之一。投资者似乎确信有关方面不会放手不管。最理想的情况是把不良贷款出售给第三方。不过，西方同行为了避免类似命运而经历的曲折表明，问题不会这么轻易解决。

译者/倪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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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来朝，人傻钱多

这个时代里，只要和中国沾上点关系的概念，总是新鲜且性感。哪怕关联到的是中国足球。

法国《队报》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要推出一个世界足坛富豪榜，也就是根据各种公开半公开信息渠道，大致估算全世界范围内球员教练的年收入。今年球员和教练各自排行榜的前20位里，出现了效力中超的法国人阿内尔卡和阿根廷人孔卡，以及中国国家队主教练、西班牙人卡马乔。

由是《队报》的媒体同行在给中国媒体撰写评论时，开始鼓吹“中国强势崛起世界足球财富榜”，甚至说出“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同样成为一个仅次于欧洲的足球新大陆……”这样耸人听闻的话语。

同一时间，英国《太阳报》爆出“独家”新闻：2012年夏天，切尔西两大本土球星特里和兰帕德将加盟中超贵州人和、穆里尼奥将执教上海。我可以想像《太阳报》会用多大的惊叹号来炫耀这条“独家”新闻，我更知道，这些爆炸性新闻，与其说是做给伦敦人看，不如说更是做给中国人看。

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性感的概念，越不搭理欧元区重灾，人家越对你充满敬畏；因为和GDP相关的一系列数据、30年火箭速度增长的经济，让承平半个多世纪的欧洲难以想像。

还有正在打总决赛的CBA。2011年秋天，借NBA停摆之机，CBA各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重金出手，争夺NBA的二三流球员，将意大利、土耳其、希腊和西班牙这些成熟职业篮球联赛竞争对手远远甩在身后。真金白银的国际体育转会市场上，中国凭借购买力，自成一派。在亚洲职业足球领域，日本J联赛、韩国K联赛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卡塔尔Q联赛也没有中国房地产老板的豪气。

一年前，还是中国国脚们私下探讨“钻山打洞都要去恒大”。一年后，估计不少欧洲豪强的国脚们，也在交相打听阿内尔卡薪资的同时，决定要钻山打洞去中国了。中国魅力，何其盛也。

《队报》、《太阳报》和中国相关概念的炒作，在这些报纸的本土市场上，不过是几条花絮，但被放到中国，则是门户、报纸的头条——因为中国受众喜欢看到这类令人欢欣鼓舞的外媒报道。自吹自擂，微博上恐怕有无数个方舟子要收拾你；万国来朝，那才是繁荣昌盛的景像。

然而这些被中国人放大的花絮花边，本身都是些笑话。《队报》的“富豪榜”或者“财富榜”，根本没探究欧美职业足球和中国职业足球在市场经营与市场收入上的天壤之别。

为控制外围资本对职业足球的恶性过度投资，欧足联将在2013—14赛季启动职业足球俱乐部公平竞争财务规则，要求俱乐部在转会和薪资投入上，量入为出。倘若这样的政策用于中国职业足球，那么中超眼下这个欣欣向荣的赛季，俱乐部总体投入不可能放肆高达25亿人民币，最多只能5亿人民币。

为保证联赛收支平衡，NBA停摆，劳资双方重新谈判收入分配比例，通过薪金上限和奢侈税等调控手段，来保证职业联赛的健康。倘若这样的政策用于中国职业足球和篮球，阿内尔卡年薪将是20万欧元，而非1000万欧元。

恒大的支持者们，援引日本职业足球十多年前起步时通过高薪吸纳大牌过气欧洲球星来提振职业联赛人气，作为中国职业体育经营理应超成本投入的依据。这样的说法未必完全没有道理。但日本联赛的规划，以及日本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当年就可以承载济科、莱因克尔、温格和利特巴尔斯基们的薪资。日本足球建设过程中，对校园和青少年的关注，始终与职业足球进步保持同步。

中国职业足球此刻的黄金期，背后是房地产老板们出于各种目的，百无禁忌并自以为是地对一队的投入。他们或许也会去收购一两支优秀青少年球队，但这些资金的流向，和整体足球基础建设无关。

指责这些市场经济中的获利者，没有太多道理。可行业管理者对这些超高薪资、头重脚轻的足球架构熟视无睹，甚至还以此为政绩，就有些荒唐可笑了。房地产行业不可能永远保持暴利，本来也不该暴利。金钱有一种魔性，easy come easy go。千金散尽，未必复来。此刻钱多人傻，自然万国来朝，等到钱少人依旧傻时，足球和篮球，将一同陪葬。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王昉 fang.wang@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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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医生有尊严地活着

一天夜里10点多，我做完手术，照例去看我的病人。我的习惯是，无论下手术多晚，也得看一圈自己的病人再回家，这样才放心。一个老病人看到我大吃一惊：“章大夫，我天天看你一早7点多就上班，这么晚还没走，昨晚值班今天也不休息，这么卖命，协和每个月得给你开多少钱啊？”虽然工作一天很累，但遇到这样体谅人的病人，我很是感动，于是心情大好！我一边检查她的伤口，一边开玩笑地问她：“你觉得给我开多少合适呢？”病人认真地想了想，“怎么也得万儿八千吧？”“那我真希望你来给我们当领导、开工资！”当病人知道我一个月的所有收入后很是吃惊：“才这么点啊？我和周围的人，一直都以为你们医生收入很高呢！”

这位病人后来一直特别配合治疗，因为那次深夜谈话后，她更加理解我们医生了。三个月后，她术后返诊还专门来病房看望我，对我说：“以前在门诊看病，我总觉得辛辛苦苦排半天队，你们才看我几分钟，觉得特别有意见。现在我真能理解你们了。你们真是挺辛苦的，早出晚归，没有周末和节假日，还常常熬夜值夜班。你们的病人又多，门诊那人，乌泱乌泱的，每个人看几分钟都忙不过来，再好的脾气也扛不住啊！以前上医院，总觉得你们医生的表情欠揍，好像谁欠你们似的，现在我明白了，的确是国家欠你们钱啊……”

得此病人，夫复何求？听到这样的话，再多的劳累或者再多的委屈都一扫而空了。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理解我们的病人，往往是初治的病人。出院的病人或门诊的老病人，往往都会越来越理解我们。有个病人曾对我说：“今天看病你给我写了这么多的字，看了半个多小时，挂号费才5块钱！这儿的停车费一小时还要10多块呢！”

最近一段时间，看病问题和医生的收入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前不久有一期《小崔说事》，参加座谈的是协和医院急诊科的医生和护士。小崔问，不收红包，是不是因为你们收入特别高？一个医生感慨到：“收入真不多，在协和工作七年了，买不起房，买车还得摇号，没车没房也挺郁闷……”

其实我也挺郁闷。刚发现怀上豆豆的时候，考虑到自己无房无车，一度犹豫过，彷徨过，觉得自己还没有生育宝宝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因此自责了好久。生完豆豆，一个转行不再行医的好朋友非要送给豆豆不少东西。我反复托推，她说：“别人都以为医生收入高，我有个朋友问我，协和的医生那收入肯定多得箱底也压塌了吧？我只有苦笑。只有干过这行，才知道个中滋味！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医生也是人，也要活着。我不当医生叛离你们是不得已，我只是想有尊严地活着，希望你能继续坚持……”

好友为了“有尊严的活着”，放弃了医生这个职业，可惜了医学博士学位和长期的医学专业训练。我的博士同学或医院同事离开医疗行业的越来越多。不仅仅医生流失严重，还有好多医学院招不进学生。去年高考前，有人就公开劝诫考生：“今是高考，唯告学子：要有尊严，别学医！” 厦门大学新近发出公告，宣称“2012年所有新招的医学生免除学费” ，希望借此挽回医学生源江河日下的困境。

“有尊严地活着”对医生来说居然成了一种奢侈！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医生也是人民，也需要有尊严地活着！

医生要有尊严地活着，首先需要提高他们的收入。“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现实的。人人要生活，要养老、要养小、要买房、要买车，要过好日子，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医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有家庭需要照应。崔永元在那期节目里还说：“同等的门槛中，医生的收入是最低的；同等的收入中，医生的门槛最高的。”的确如此！在中国，医生是一个低收入、高风险、高压力、高强度的职业，其付出与收入明显不匹配！我的同行中，80%都坚决不让下一代当医生。近几年高考中，医学院校的录取分数线越来越低，这样的后果只能是没有优秀的人才来做医生，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只有提高医生的收入，提升他们的尊严感，才能减少医生队伍的流失、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这个行业，更好地维护健康、维护生命。

医生要有尊严地活着，需要更多精神上的尊重。有一些医生的流失，并不是因为钱少，而是因为心累！中国医患关系非常紧张，医生不得不提防着随时被病人告上法庭，不得不书写着世界上最厚的医疗档案、签署着最多的知情同意、做着很多并非医疗的工作。这种被患者提防、不信任的程度，在其他国家是不可以想象的。

医生要有尊严地活着，还需要合理的管理制度。因为管理制度的缺陷，中国的医务人员很难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没有安全保障。在美国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很有代表性。一名护士给病人发错了药，医院管理部门事后问责时，首先问责护理部们为什么没有适时增加人手，造成该护士工作量过大、以致无法保证质量；接下来他们问责了人力资源部门，得知这位护士的孩子刚两岁，整夜哭闹影响她晚上休息，为此替护士向社区申请了10小时的义工帮助；最后调查组把发错的药放在一起对比，发现几种常用药的外观、颜色相似，容易混淆，于是向药厂发函，建议改变常用药片外包装,或改变药片的形状,尽可能减少护士对药物的误识。在中国，如果发错药，通报批评、扣发奖金那是轻的，不少人都面临着被开除的命运。

穿上白衣，我是一名医生，以救死扶伤为使命、追求成就感，渴望做一名杏林守望者、做一个好医生。脱了白衣，我就是一个普通人，相夫教子，追求普通人的好日子，渴望有尊严地活着。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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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国楼市前景堪忧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最近几周重返国际债券市场，表明投资者的兴趣有所上升，即便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在继续恶化。

在2011年下半年基本上被债市拒之门外之后，雅居乐地产(Agile Property)、合景泰富(KWG Property)和瑞安房地产(Shui On Land)今年已发行了总额17亿美元的债券。预计还会有更多房地产开发商采取同样的做法。

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信贷策略师盖伊•斯蒂尔(Guy Stear)表示，对那些推动了中国住房建设的繁荣、但如今负债累累的开发商，市场的信心已经出现了“非同寻常”的反弹。

要理解这种反弹程度，看看碧桂园(Country Garden)发行的2018年到期、总额9亿美元的债券就会明白——它们是该领域中最具流动性的债券之一。6个月前，随着全球避险情绪和对内地房地产崩盘的担忧高涨，这些债券的交易价格仅为面值的55%，收益率超过20%，说明存在重大违约风险。日前，这些债券的交易价格回升至接近面值的水平，收益率回落至11%。

然而，市场参与者表示，这种反弹的势头正在迅速减弱。

澳新银行(ANZ)信贷策略师欧文•加利莫尔(Owen Gallimore)表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临界点。中国房地产基本面持续恶化，房地产债券估值看起来随时会修正。”

政府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内地在今年1月和2月的房地产销售额下降了20%。

中国多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自己提供的合约销售数据表明销售额下降情况甚至更加严重。加利莫尔表示，今年迄今为止，恒大地产(Evergrande)的销售额下降70%，碧桂园、龙湖(Longfor)和合景泰富也分别下降65%、55%和54%。

销售额下降如果长期化，将会给许多开发商带来严重问题，因为他们一直难以从本地银行获得贷款，可能会出现资金不足，从而无法完成建筑项目、支付土地出让金和偿还债务。

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本月发表了一份题为“亚洲房地产业震荡，中国开发商最糟时期还未到来”的报告。标普自2月以来下调了4家中国房地产集团的评级，并警告称，“相关规定持续收紧，再融资风险增加和市场调整加深将对开发商们造成打击”，可能会有更多的房地产公司评级遭到下调。

标普实施的压力测试表明，尽管大多数获得评级的开发商可以承受2012年销售额下降10%，但如果合约销售额下降30%，包括一些大型房企在内的许多公司将难以偿还短期债务。

包括标普在内的大多数市场参与者估计，不太可能出现销售额大幅或长期下降的情况。他们普遍认为，一旦房价下跌5%或10%，中共会放松去年出台的遏制房地产投机的部分措施。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经济学家常健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政府不会坐视房地产市场崩盘。”

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国政府似乎仍在坚定不移地执行房地产调控措施。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上周的一次讲话中表示“我们不能放松房地产调控”，并称“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

投资者估计，排除市场崩盘的情况，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由于更容易获得融资，生存前景比小型房地产企业好得多。在海外发行债券的开发商大多数是在香港上市的企业，他们可以在必要时选择增发融资。然而，尽管雅居乐和其他顶级开发商能够再次进入海外债市融资，其他许多开发商却没有那么幸运。

大多数中国开发商发行的美元债券收益率仍在12%以上。盛高置地(SPG Land)、宝龙地产(Powerlong Real Estate)和绿城中国(Greentown China)等公司的债券的收益率更是接近20%。

与全球房地产公司债券约4%的平均收益率相比，收益率达到两位数的中国房地产公司债券非常具有吸引力。但这些债券收益率之所以较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按照大多数中国公司债券的结构，外国债券持有人的地位低于中国国内的债权人。

然而，这些债券持有人面临的更大风险在于内地房地产繁荣有结束的危险。

假如投机者开始抛售他们在全国各地囤积的数百万套空置住宅，那么一切都要泡汤了。由于中国实际上不存在房屋租赁市场，投资者持有房产只能寄望于资产增值。

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分析师认为，人们普遍“严重”低估了未来几年将涌进市场的住房供应量。分析师们警告称，中国开发商拥有的土地，足够建造近1亿套新住宅，再加上部分空置住宅的出售，将足以满足中国至多20年的住房需求。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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