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pril 2, 2012

苹果新掌门人的中国之旅

本周,苹果(Apple)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造访了中国,其场面像极了一位颇受欢迎的国家元首的正式访问。

有关方面特意安排了库克与中国副总理握手合影,并拍摄了他参观一处iPhone生产线的照片。不要忘记,库克还在一家苹果专卖店里摆好姿势与顾客合影,以展示他“亲民”的一面。

库克毕竟是苹果的掌舵人。上个财年,苹果的销售收入为1080亿美元,与伊拉克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当。

这位苹果首席执行官似乎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而且他对中国的关注得到了普通人的赞赏。

库克的造访在中国领先的新浪微博(Weibo,类似于Twitter)上引发了许多评论,其中一条说:“他来中国值得称道,这里的人们是如此辛苦地为苹果生产产品,又掏了如此多的钱购买它们。”

但是,尽管人们都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外交和商业行动,但其政治影响一直传播到中国以外很远的地方。

就在库克造访中国之际,美国公平劳动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 FLA)于本周四发布了生产苹果产品的中国工厂的状况报告。该协会发现了至少50项“严重的、亟待改正的违规事项”,它们违反了苹果自身的工作场所行为规范和中国的劳动法。

苹果对该协会的建议表示欢迎,库克又参观了工厂,这似乎是为了平息国际上对苹果的批评。这些批评指责苹果向中国装配工人支付极低的薪水、让其在恶劣的条件下生产,由此收获了巨额利润。

从美国到波兰、印度、印尼等国家的数十个劳工权利组织本周向库克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苹果向中国工人支付基本生活工资,这样他们就不必过度加班。这些组织希望苹果停止使用实习生形式的非自愿劳动,对工人进行健康和安全培训,并赋予工人成立真正工会的权利。

公平劳动协会提出建议之后,得到了苹果及其主要供应商富士康(Foxconn)的认可,这似乎是对一些建议做出了回应:苹果承诺将工作时间减少至法定限度以内,同时会保障工资水平和改善生产条件。

公平劳动协会总裁奥瑞特•范•希尔登(Auret van Heerden)表示:“如果上述承诺得到落实,将极大地改善逾120万名富士康员工的生活条件,并为中国的工厂设定新的标准。”

但在中国,人们对于工人状况和苹果与富士康的行为有着不同的看法。富士康工厂的工作非常抢手,其支付的工资也远远高于普遍水平。上个月,深圳附近一家富士康工厂的门外有1000人排起了长队,等待接受招聘面试。

中国的年轻一代也有了不同以往的职业道德——他们更愿意加班工作,赚到所需的钱之后就离开所在的公司。这让诸如富士康一类的雇主遇到工人流失率过高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制造企业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向公平劳动协会承诺支付更高的基础工资,可能确实会帮助富士康把工人留得更久。

如果苹果能被视为一股推动中国工资上涨和改善生产条件的力量,这可能也会对它近来吸引中国消费者的努力形成间接支持。

尽管苹果也承认中国是其近年来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但长期以来,它基本上没有给予中国市场特殊待遇。苹果在华分支机构由一位低调的前惠普(HP)高管掌管,业内人士表示,此人在苹果总部基本没有影响力。其他许多跨国公司都竭力突出对中国市场的特别承诺,如设立本地研发中心、频频进行新的投资、推出个性化产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中国市场,苹果却一直拒绝使用与其他市场不同的营销策略。

一段时间以来,苹果多次延迟新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发售且供货量不足,这似乎让当地消费者对这个广受膜拜的品牌追捧得更加疯狂。但在去年,苹果开始看到这种策略的局限,并且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苹果上两次在中国发售新产品时,引发了与黄牛党有关的骚乱。黄牛党是无牌照的倒卖者,他们逐渐主导了中国市场上iPhone和iPad的分销和零售。

分析人士预计,苹果将承担公平劳动协会所提议改善措施的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成本。劳工权利组织已指出,苹果利润率高达逾30%,而富士康利润率已降至1.5%,实施改善的能力非常有限。过去两年,富士康已连续多次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水平。

“富士康上次涨工资时,就是苹果掏的钱,”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亚洲(不含日本)硬件科技研究主管杨应超(Kirk Yang)表示。“在过去,富士康每生产一台iPhone和iPad,苹果分别付给富士康8美元和10美元,但后来他们把价格提高了约30%。”

苹果承担更大的成本,反映出自2010年以来已开始显现的一种新趋势。富士康在多名中国工人相继自杀后第一次宣布涨工资时就表示,由技术价值链的其他部分分担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时刻已经到来。

汇丰(HSBC)分析师赖惠娟(Jenny Lai)表示:“目前确实好像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在有关劳动力的问题上,(代工生产商的)客户更愿意分担一定的成本。”

瑞信(Credit Suisse)技术行业分析师Thompson Wu表示,公平劳动协会正继续审查苹果的供应链,不仅限于最初的三家富士康工厂,这也可能影响到其他代工厂商。

他表示:“特别是在MacBook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广达(Quanta),和负责iPhone组装业务的和硕(Pegatron),都可能面临类似的审查。”

由于全球供应链中很大份额的代工生产都是在中国完成的,许多财力不如苹果(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的公司,都将战战兢兢地审视本周事态给自己带来的成本。

译者/邢嵬

走出经济颓势需要一场新革命

春节后,中国国内经济增速和物价双双回落。国家统计局3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前2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060亿元,同比出现了两年多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下降了5.2%。与此同时,工业增加值增速放缓,用电量数据同比降低,商品房新开工零增长。早在3月初召开的“两会”中,经济衰退的阴影就开始显现,政府工作报告更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调整到7.5%,8年来首次低于8%。

经济增长的动力有三:消费、投资与出口。消费不振的趋势在去年第四季度就有显现,今年前两个月的消费增长趋缓,家电销量还出现负增长。从较长的视角来看,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实际失业人口上升及刺激政策退出都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内,消费将持续疲软。

投资方面,增长的动力明显下降。虽然短期增速还不错,但主要是保障房建设的功劳,制造业则大幅放缓,基础设施投资同比负增长。1-2月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同比增速达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银行信贷的表现也有同样趋势,基于对宏观的判断,央行调低了M2的增速。因经济衰退的信贷风险,银行还开始出现惜贷。制造业因为订单减少,对信贷的需求也在减少,尤其表现在出口加工型企业。更严重的挑战来自出口,出口增速放缓几乎体现在全部的出口市场(除韩国外),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对欧洲出口的下滑尤为显著。

可以说,形势是非常恶劣的。连享受了种种政策优待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今年前两个月,利润较同期都下降约一成,是自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的利润负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在盯着决策层,看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货币政策虽然总体还是偏紧,但已经有所松动,存准率进入了下调通道。公共舆论也开始吹风,例如国企面临的困境可能会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为严峻。言外之意就是货币政策应该开始宽松,财政政策应该积极起来。这一套宏观调控工具,决策层已经运用的很熟的。近几年的经济周期,稍有风吹草动,调控政策就紧随跟上,以此形成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更助长了对这些政策的需求。登峰造极的案例以2008年第四季度宏观调控的政策组合为著。

问题是,这一次,这条路还通吗?我们认为,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推动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在可能面临经济衰退的今天,即使还有实施的空间(或者可能),其成本及代价亦是难以承受的。

投资对GDP的贡献居高不下是有代价的,对应着国内的高储蓄率和低利率,不仅有很强的分配效应,对居民消费亦形成挤压之势,带来的经济扭曲,是今天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障碍。投资形成的过多产能,又使得中国不得不维持出口优势,劳动力报酬水平、环保政策、出口税收政策等持续扭曲,进一步加剧经济结构的失衡。

而出口占GDP的比重太高,使得中国的经济周期依赖于主要出口目的国的经济周期。2008年金融危机和当前欧债危机带来的中国出口下滑,都表明把消化产能的任务寄希望于国外,是极不现实的。因出口增长派生的汇率和贸易纠纷,也成为决策层的烫山芋,影响了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性。

更沉重的现实是,2008年的经济刺激政策推出以后,产生了多重不良反应。通胀持续居高,至今虽回落,但整体的物价水平较2008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巨额信贷投放形成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央企及其它企业的贷款,在未来几年将逐渐到期,需要还贷或者展期,由于未来经济形势的不确定,金融体系将面临系统性风险的挑战。

所有这些,都迫使我们思考,必须走出一条新的经济复苏的道路。早在2008年四万亿政策推出时,《陆家嘴评论》就在《困惑四万亿:对本轮经济衰退政府经济决策的分析》一文中指出,被诸多学者盛赞和本届政府引以为经验的朱镕基赤字政府,之所以促成了随后的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关键在于朱镕基在任上启动了大量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而非赤字搞建设。尽管这些改革有得有失,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不仅搞活了经济,也化解了农民进城和下岗工人的就业、银行坏账风险等压力。

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每一轮经济快速上升的背后都是经济体制的革命性改革。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80年代初经济增长的动力,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是1992年以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加入WTO和国退民进及经济各领域的市场化推进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向前的动力。

纵观这些体制上的飞跃,无一不是以释放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增加市场主体的活跃度为核心的。与之相反,政府天天挂在嘴边的宏观调控以负面角色居多。《陆家嘴评论》在2010年时指出,近十年中国的经济调控的常态往往呈现“调控向左、市场向右”,在两难的决策局面中,政府总是把握不住市场的力量,“一收就死、一放就乱”。

回头看来,今天的经济增长之所以还保持较快的发展,无非此前的体制改革红利还未消尽,还经得起另类宏观调控的折腾。但从当前经济增长的颓势,也可以看出改革的红利所剩无己。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要想继续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再来一场新的体制革命,而不是给现有框架打些无用的补丁。今天体制深层次改革的空间还很大,诸如利率等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关键及基础性行业的准入、劳动力跨省流动、地方政府的税收政策的自主性等。这些领域都需要革命性改革,以消除体制对经济的种种束缚,亦将极大的激活经济。只有这些领域的革命,中国才有可能走向令人期待的未来。

(注:本文为《陆家嘴评论》2012年4月号社论,4月1日出版,《陆家嘴评论》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下属的连续性报告,主编聂日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李克强的博鳌方案

中国副总理李克强作为出席本届博鳌亚洲论坛的最高级别中国领导人,他的主旨演讲被视为这次论坛的高潮之一。

李克强发言之所以万众瞩目,除了他的政治身份,更在于他的判断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经济未来风向。2012是中国换届之年,深处博鳌这样具有国际色彩的微妙场所,李克强的表态自然引发多方解读。

之前,李克强与意大利总理蒙蒂、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代表团名誉团长吴敦义等人会面,已经掀起不少涟漪。李克强曾表示,希望本次论坛能围绕亚洲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重大和迫切问题进行研究和交流,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博鳌观点”、“博鳌方案”。

那么李克强在博鳌论坛,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博鳌方案”?首先是开放。他表示,秉承开放包容,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今后亚洲进一步发展仍应坚持开放,包括向世界开放和各国相互开放;实现开放的地区政策,在开放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对亚洲持久发展意义重大。

比起欧洲,亚洲一体化水准相对较低,无论经济贸易都是如此,更遑论金融。正如李克强所言,目前亚洲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30%以上,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率超过30%,亚洲成为全球新兴经济体最为集中的地区,其后发优势和发展潜能进一步显现。

可以预计,未来亚洲的一体化,必然能够让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深受其益。本次博鳌论坛,关于亚洲统一货币“亚元”的话题再度被提起,但李克强并未做出正面回应。由此可见,目前亚洲大国对于亚元的态度有所保留,推出亚元的政治意愿难言强烈,可见亚元的方案距离出台仍然遥远。

其次,李克强也强调了经济转型。他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十二五”发展的主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转方式的主攻方向,扩大内需是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城镇化是中国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

虽然今年中国经济GDP增长定位为7.5%,不再“保八”,但是变动之中,为求稳考虑,保增长仍旧是潜在的政策主线。出口前景看淡之后,如何启动增长,是投资还是内需?从李克强的发言来看,目前更倾向于后者,而大规模放松与刺激政策似乎还未摆上台面。不过,一旦经济下滑剧烈,未来政策选择是否会因此受制?

“转方式、调结构、扩内需”,这似乎是李克强发言的主题,也暗示了未来中国追求的经济目标。这一目标显然知易行难,如能真正实现,其意义不仅止于中国,也可以作为亚洲和世界做出应有表率。正如笔者此前《中国定调亚洲可持续发展》所言,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经济崛起,其发展道路对于其他亚洲人口大国不乏借鉴意义,这或许可以成为亚洲下一波增长的动力之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jin.xu@ftchinese.com)

中国农村的“专利风波”

徐松最近骄傲地成为了799项中国家具专利的所有者。问题是,他承认,这些家具设计不是他发明的:他的邻居首先制作了这些家具,而他们抄袭的是宜家(Ikea)的设计。

由宜家设计、由邻居抄袭、由徐松获得专利:当中国领导人讨论建设创新经济时,这或许不是中国政府心目中的创造性发展。

然而,法律专家们表示,徐松和他的邻居们——以前都是中国某农村出门打工的农民工和养猪的农民——正就专利爆发争端,这一事实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表明,中国经济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在徐松就农村“假货”发动这场专利之战之前,多数村民对于专利是什么毫不知情。这些假货不仅仅包括宜家家具的仿制品,还包括抄袭韩国和日本设计的仿制品。如今,村民们知道,拥有知识产权,而不仅仅是窃取知识产权,是可以赚钱的。

在事情的最开始,数百名以前的农民工回到东风村(江苏东部一个贫穷的小村庄),将其变成一个“淘宝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后院一个作坊里制作家具,然后在网上销售。

在全国,许多农民工从发达的东南部工厂返回家乡,徐松和他的邻居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回到家乡成为电子商务创业者。然而,要开展业务,他们需要创建一个品牌,因此,他们必须创新。

中国领导人最近强化了这一信号:他们希望像徐松这样的人可以为他们制造的产品增加智力元素。

徐松坚称,他只是通过注册他的邻居们所生产的产品来回应这一呼声,这是一种保护这些产品不受抄袭者剽窃的方法。他承认,他的邻居生产相关专利产品在他之前,而在专利法中,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专利的关键是首创。他们都承认,他们从一开始就抄袭了其他产品的设计。

然而,徐松坚持表示:“我没有窃取他们的产品,只是注册了专利。”

他认为,他应从村里所有其他人那里获得许可费,因为他有了这个保护该村知识产权的好想法。如果他们不照做的话,他可以轻易利用手中的专利迫使淘宝上的家具制造商将其产品下架。

中国各地都出现了此类争端:中国最高法院表示,知识产权诉讼案件数量去年增加了38%,达到了惊人的6.6万件。争端牵涉利益很大:苹果(Apple)在中国内地的商标诉讼正在进行中,可能迫使该公司停止iPad在中国内地的销售;爱马仕(Hermès)最近试图阻止一家中国的公司用其商标销售服装,但遭失败;辉瑞(Pfizer)起诉一家中国电子公司用“小伟哥”(Little Viagra)的商标销售电子产品,也败诉了。

徐松表示,他只是在进行“品牌建设”。但他的邻居们不这样认为。号称开了东风村首家淘宝家具厂的丁翠华(音译)表示:“他开工厂的时间比我们其他人晚得多。”丁翠华承认,村里每个人都互相抄袭,只在价格上竞争,但她表示,村里没有人会为停止这种短视的抄袭行为而付钱给徐松。

但令人惊讶的是,村里大多数人认为,用沙集电子商务协会(Shaji Ecommerce Association)会长孙寒的话来说,徐松的行为“并非100%的坏事”。孙寒正在就专利的使用与徐松进行商谈。孙寒希望徐松与大家一起打造东风村的品牌,而不是从邻居们那里收取专利费。“否则大家会互相抄袭,摧毁这个行业。”

众达律师事务所(Jones Day)驻上海知识产权律师陈炽(Tony Chen)表示,徐松所为并无违法之处。在中国内地,要取得这种“设计专利”,“发明者”只需提交3张该设计的照片或图纸,专利局并不独立承担确认该设计原创性的责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村里似乎没有人在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家具设计都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他们认为从外国企业那里窃取知识产权没有关系——只要不从邻居那里窃取就行了。

英国《金融时报》Shirley Chen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中国微博暂停评论功能

中国出台了社交媒体在该国兴起以来最严厉的审查措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试图避免让一场党内权力斗争削弱其对社会的控制。

周六早,中国最受欢迎的“类Twitter”微博运营商——新浪(Sina Corp)和腾讯(Tencent)——开始暂时禁止用户在其他用户的帖子下发表评论。

此举出台之前,中国政府公告称,因传播北京发生军事政变的谣言,有6人遭拘留,16家网站被关闭,中国政府还批评了微博网站未能阻止这种谣言的传播。

新浪和腾讯发布了措辞相似的声明称:“最近,微博客评论跟帖中出现较多谣言等违法有害信息。”这两家企业都表示,从周六早晨到下周二早晨,将暂停微博评论功能,以便“集中清理”。

周六,此举成为微博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新浪微博上搜索“暂停评论”词条,可搜到逾2.3万条微博。

评论功能遭禁,击中了微博最敏感的部位。新浪微博的活力主要体现在用户转发别人帖子或发表评论的习惯上。

中国政府之所以不愿完全废除社交媒体,是因为它认为,社交媒体是人们宣泄不满情绪的一个有用渠道,也是一个让党更好了解舆情的工具。

译者/何黎

Sunday, April 1, 2012

分析:非洲市场将属于中国

10年前,中国的廉价商品开始大量流向非洲,非洲消费者从较低的价格中受益,但当地的纺织厂等生产商却眼看着自己的业务受损。

如今,随着中国企业向价值链上游进军,这一格局正在发生变化。非洲消费者仍乐意接受中国的商品,但这些商品已变得更加高端。从智能手机到农场打谷机,它们正将外国竞争者(而非本土竞争者)挤出非洲市场。

根据南非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 3月份公布的一份报告,自2002年以来,中国出口商在非洲的市场份额提高了3倍以上,去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占非洲总进口的16.8%。过去4年,中国企业在销售机械、汽车和电子产品领域获得的利润最高。

欧洲和日本企业一直是输家。去年,非洲从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英国和日本的进口均低于2008年的水平。同期来自中国的进口却飙升了38%。

标准银行经济学家西蒙•弗里曼特尔(Simon Freemantle)和杰里米•斯蒂芬斯(Jeremy ­Stevens)表示,这些数据“证实了一些成熟经济体的担忧”,即在非洲,它们正输给中国的出口商。

中国企业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商品廉价。低价无疑会有所帮助,但商品质量的提高、以及跟随政治关系同步改善的中非企业之间的合作也至关重要。

中国电子集团华为(Huawei)生产的Ideos手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款手机已被称为全球最廉价的运行谷歌(Google) Android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而且在肯尼亚获得了移动网络运营商Safaricom的补贴,以提高该国互联网普及率。

该款智能手机售价8000肯尼亚先令,不到100美元,是其它同类智能手机价格的七分之一。

“功能是这款手机的卖点,”在一家药店拥有一个手机销售柜台的马丁•穆拉雅(Martin Muraya)表示,他卖掉了手中所有的Ideos手机存货。

Ideos手机于2010年推出,不到一年后,就占据了肯尼亚智能手机市场45%的份额。

输往非洲的中国商品走的是一条用金钱砸出的道路。标准银行称,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约为130亿美元,大多数为2000年以后开始的。

报告称:“这提升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竞争力。”

镇江升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Zhenjiang Shenglong Machinery Manufacturing)是中国江苏省一个中型农业设备制造商,通过为援助任务出力,得以在非洲打开市场。

镇江升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敏表示:“我们在中国市场做的很好,但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产品将在国内慢慢消失。我们必须进入其他欠发达国家。”

他的公司去年在非洲创造了约300万美元的销售额。对于大规模买家,该公司会派遣培训师教授农民如何使用和保养机器。

罗敏表示:“我们有些竞争对手的设备质量更好,但它们不提供培训。不管机器怎么好,如果农民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只不过是一堆废品。”

然而,甚至在中国企业努力向价值链上游进军之际,中国那些保守的出口商——制造廉价、通常质量也低劣的商品的企业——仍具有深刻的影响。

在内罗毕,中国制造的商品充斥着市场摊位和商店货架,但很多都是假货,例如“Nokla”和“Sumsang”手机。进口的假货如此众多,以至于当地人给了它们一个总括性的标签:“中国手机”。

在内罗毕市中心的电子产品商店One World Networks,员工们表示,消费者经常会退回中国制造的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然而,销售助理安妮斯(Eunice)表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购买。

“非洲市场是属于中国人的。他们帮助了我们,因为它们是我们唯一买得起的商品,”她表示,“但它们不好用的时候更多。前两天还好好的,第三天就坏了。”

周苹香港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中国投资者的苦恼

本周,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CIC)董事长楼继伟正在党校学习,不得不错过中投周一在香港香格里拉酒店主办的大型投资会议。

鉴于薄熙来突然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位之后出现的不确定性,此时离开北京显然不合时宜。由于楼继伟未能出席,温文尔雅的高西庆主持了这次投资会议。

但很少再有其他人放弃出席中投会议的机会——会上将讨论世界的走向,以及利润最丰厚的投资机会蕴藏在哪里。

如今,投资者的日子并不好过。中投此次投资会议的召开背景是,大多数长期投资者——包括过去将大量资金投资于安全的固定收益证券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大型养老基金——此时都已得出结论,这类投资不但不再像以往那样安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的收益率都非常低。

许多投资者都面临着双重挑战。他们既要找到高回报率的投资对象,又要应对将收益转换为本币时大部分收益都会蒸发的风险。这是因为,他们的许多投资都是以美元计价的,而他们的本币对美元却已升值。对于新加坡的淡马锡(Temasek)和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GSIC)等投资机构而言,这个问题尤为严重。

参加此次高端会议的大多数人士,对能源、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尤其感兴趣。他们已意识到,以美国为首的多国政府在未来几个月将再次印出大量纸币,因而开始重新关注硬资产。

出席会议的人士注意到了主办方的敏感性,因此除了在会下和当晚的鸡尾酒会上,并没有讨论有关中国政治转型的敏感问题。此次会议也没有着重讨论中国金融和经济改革的敏感问题,尽管人们一致认为,过去十年改革实际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在香港和北京的一些不那么正式的场合,金融和经济改革都是热议的主题。

“邓小平过去常讲‘摸着石头过河’,”一位分析人士表示。“如今,他们仅仅是在那里摸石头而已。”

不过,机构投资者仍比个人投资者的日子好过,在中国尤为如此。中国政府清楚,中国将来从出口中赚取的利润不会永远像过去一样多。所以,中国政府委派中投,用那些通过利润丰厚的出口赚到的钱谋取更高的回报,并给予中投很大的投资自由度。中投享有投资全球的特权,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赚钱的投资机会。

这是一种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享有的特权,而鉴于金融改革动力不足,他们也不可能很快获得这一权利。相反,中国政府实施资本管控,大多数人被迫把大部分积蓄留在中国境内,而国内的投资机会却非常有限。同时,中国国内的利率管制导致中国人从储蓄中获得的回报低得离谱。

利率管制是中国金融体制的核心。它意味着,中国储户存款的实际利率为负值,这就使得对资金有着庞大胃口的国有企业能够以极低的利率借款,然后再投入到越来越不经济的项目上。这意味着,内需起到不仅仅是支持中国增长的作用的日子被进一步推后。

如今,中国不是唯一将资本价格保持在低水平的国家。大多数国家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也都在这么做——这一现象被称为“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事实上,黑石(Blackstone)固定收益研究主管杰弗里•罗森伯格(Jeffrey Rosenberg)在向中投做报告时,就提到过美中两国的金融抑制问题。

中国内地应就金融抑制问题展开更大范围的讨论。中国起码应将赋予中投的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广大人民,以使他们的钱不仅仅赚取负值或最低的回报。

如今,中投的任务并不容易,尽管它使用美元对外投资,受汇率波动的影响不像类似投资机构那么严重。

但起码中投还有选择。而对全体中国人而言,情况可没有这么幸运。

译者/邢嵬

迎接石油动荡新时代

“油价上涨了。这全怪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美国本土钻采石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总统的反对者总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世界各国的领袖都会因油价高企而受到指责。不过,随着汽油价格逼近每加仑4美元,奥巴马正面临格外猛烈的批评。

这种发难或许是种不错的政治手段,但它本身却毫无道理可言。与天然气不同,石油是一种全球交易的大宗商品,其价格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2010年,美国石油日产量为780万桶,占世界供应量的9%。与沙特不同,美国没有多余的产能,因此它无力决定石油价格。奥巴马回应批评者道:“我们正在加大钻探。我们正在提高产量。但事实是,在本土增产石油不足以在一夜之间把汽油价格降下来。”这话说得没错,但“一夜之间”这个词用得不对。美国增产石油对油价几乎毫无影响。

另外,如果说油价上涨存在什么特殊原因的话,那应该是国际社会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力度——共和党对此持支持态度。如果国际社会如许多人期盼的那样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那么油价和世界经济受到的影响将远比现在大得多。

长远来看,如果美国的石油需求大幅减少(目前仍占世界石油总需求量的20%),或许会对油价产生可观的影响。另外,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美国在使用石油的过程中要更加浪费一些,这可能意味着,美国大幅减少石油需求很容易实现。实现这一点的最佳办法是,通过提高税率来提高油品售价。但人们认为这种政策不符合美国的风格,只有那些没用的欧洲人才会出台这种政策。

不过,尽管这是种无理的政治手段,我们还是应该提防油价高企对经济的影响:油价上涨10美元,就会导致每年320亿美元的财富从支出更高的消费者转移到支出更低的生产者手中,这种转移在一国内部和国家之间都存在。2011年12月以来,油价累计上涨了15%,这会导致近5000亿美元的财富转移。此外,以历史标准来衡量,石油的实际价格正处在极高的水平(见图表)。如果油价进一步上涨,世界将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

简而言之,油价继续上涨将造成威胁。那么,如果油价继续上涨,到底会发生什么?

高盛(Goldman Sachs)最近的一份报告主张,如果油价上涨10%,很可能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一年后损失0.2个百分点,两年后损失0.4个百分点。欧盟(EU)受到的影响要小一些:GDP一年后会损失0.2个百分点,之后的损失为零。

自去年12月份以来,油价实际已上涨15%,美国和欧盟一年后的GDP将损失0.3个百分点——影响很可观,但并非灾难性的。美国家庭收入增长也将因此减少0.5个百分点左右。另外,在信心脆弱之际(比如现在),汽油价格跨越每加仑4美元这道门坎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高盛还给出了决定负面影响之程度的因素。

首先,油价上涨到底是由需求引起的,还是由供应危机引起的(后者的破坏性更大)?高盛指出,尽管国际社会加大对伊朗制裁力度可能更为重要,但目前导致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需求。国际能源署(IEA)甚至在其最新月度报告中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这家总部位于巴黎的机构认为,“伊朗‘问题’目前可能并没有对石油供应造成实际冲击;但非欧佩克(OPEC)产油国仍存在每日约75万桶的供应缺口”。

第二个因素是,现在存在多少闲置产能?答案是:不多。高收入国家石油市场的库存处在低位(见图表)。沙特的产量目前处于30年高点,这意味着闲置产能很有限。另外,世界石油供应增速一直较低,过去10年的年增速略低于1%——尽管这10年的油价基本上处于高位。因此,产能存在结构性吃紧。这正是过去10年油价如此之高、波动如此之大的原因。全球经济的潜在年增速为4%,石油供应量年增速为1%;而且,目前很难找到其他能源取代石油作为运输燃料,因此石油供应很可能会变得更加紧张。

第三个因素是其他大宗商品市场的形势。在这方面,我们听到的是好消息:天然气价格一直在下降,而今年的农产品价格也没制造多少麻烦。这应该能抑制油价上涨的影响。

最后一个因素是货币政策方面的反应。在这方面,形势仍然是有利的。各国央行很可能不会理会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特别是那些具有紧缩效应的波动,只要这种波动不会传导到工资上面。这样做是正确的。

高盛总结道,总体来说,油价上涨对经济增长起到的是“刹车”作用,而非“破坏”作用。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警告说,大家切勿过于乐观。他指出,按照目前的油价,欧盟的石油净进口额将占到GDP的2.8%。在2000年至2010年间,这一比例平均为1.7%。在欧盟经济如此脆弱的情况下,其危险显而易见。

另外,在石油市场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油价很有可能进一步飞涨。与伊朗开战可能是最可怕的一种前景。但在产油国政局如此不稳定的情况下,危险总是存在的。另外,快速增长的新兴国家对石油的需求不断飙升,这意味着世界将继续处于这种危险状态。国际能源署指出,即便是在“节能”假设情景下,中国轻型私家车的年销量到2035年时也将达到5000万辆。如此大规模的车辆数量增长,其影响显而易见。

只要石油供应增长停滞、需求趋涨、出现乱局的可能性很大(简言之,就是未来局面仍与现在一样),世界就很容易受到高油价和频频发生的石油市场动荡的冲击。对美国而言,最好的应对之道就是降低本国经济对石油的依赖度、增强对这类动荡的抵抗力。油价走高可能有助于它实现这一点。但它为什么让所有收入都流进外国人的腰包?对石油进口征税来留住部分收入,显然要明智得多。

译者/吴蔚

中国现代化不可阻挡

我在伦敦的书架上,沉甸甸地摆满了《遮天蔽日:生活在中国经济统治的阴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之类的书。但亲临中国看一看,就会发现很多人对于中国是一个新兴超级大国的说法抱有怀疑。

怀疑者中不仅包括带有偏见的西方侨民或感到受挫的中国自由派人士。中国总理温家宝就很善于给“中国奇迹论”泼冷水。他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均衡”、“不可持续”。最近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葬送中国的经济成就。

温家宝发表上述言论后的次日,带有争议性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失势了。这种高层政治内斗的爆发,被怀疑中国的人士当作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中国备受吹嘘的稳定只是一个神话。

那么,认为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或者坚称中国在深层次上是个不稳定的国家,这两种看法孰是孰非?吊诡的是,双方没说错。中国显然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挑战。然而未来的不稳定不太可能破坏中国的崛起。无论西方一些人抱有什么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都不可能一觉醒来发现中国奇迹实际上只是海市蜃楼。

几乎从中国刚刚开始走向繁荣时,西方分析人士就一直在预测中国的繁荣将要告终。这使我自己对中国的怀疑有所动摇。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担任《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亚洲版主编时,一直刊登关于中国内在不稳定性的文章——无论是对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悲观预测,也有对共产党高层激烈内斗的报道。2003年,我买了一本备受推崇的书,章家敦(Gordon Chang)所著的《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该书预测中国奇迹最多还能延续五年。所以,现在当我读到中国银行体系濒临崩溃、农村不安定局面发酵、城市处在环境灾难的边缘、中产阶层奋起抗争时,我都想打个哈欠,翻到下一页。我真的听到过所有这些话。

可同样难以相信的是,中国经济或政治体制能够沿着同一条轨道无止境地走下去。由出口推动的年均8%至9%的快速增长是不会永远持续的。同时,随着民主诉求传遍全世界,中国的政治体制正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温家宝似乎也想隐晦地表述这层意思,他最近表示“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

中国显然面临着十分艰难的政治和经济转型。然而亚洲其他地方有着鼓舞人心的先例。韩国和台湾都从相当残暴的一党制政体,转型成为正常运作的民主政体,并从低成本制造模式转型至高科技消费主义模式。

中国的巨大规模和独特的痛苦历史,会加大中国政治和经济转型的难度。尤其是如果中国向自由选举过渡,那么西藏和新疆的分离主义运动几乎肯定将加强。鉴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根基很深,这些问题得到微妙或敏感处理的可能性不大。除了努力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之外,一个更加民主的中国还需要应对各种目前勉强压制的社会紧张——尤其是如果它取消城乡之间迁徙限制的话。

不过即使人们设想最坏的情形,即爆发内战,那也未必意味着中国不能成为超级大国。如果你怀疑这一点,不妨考虑一下上一个撼动世界的新兴超级大国的崛起。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打了一场内战,然而到19世纪80年代就成了全球最大经济体。也可以参考德国或日本的例子,这两个国家在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满目疮痍,然而却迅速重新跻身于世界领先经济体的行列。

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掌握了成功发展工业经济的秘诀。这似乎能够经受各种动荡。经过3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很显然中国也已经掌握了这种秘诀。

一些怀疑中国的人,喜欢把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与苏联或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提并论。但是当年的苏联从未在国际市场上展开竞争,因此其低下的效率被掩盖了,中国与之相反,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至于日本的经济泡沫,在其破裂时该国人均收入已远远超过中国现在的水平。相对贫困的中国经济,仍有广阔的现代化空间。

在政治方面,也和经济领域一样,中国的弱点同样暗示了尚未利用的潜力。就像最近的政治内斗所显示的,中国仍被一个不成熟的政治体制所拖累。如果中国能实现曾被异议人士魏京生称为“第五个现代化”的民主,那么届时中国就克服了成为超级大国的道路上剩下的最大障碍。

译者/何黎

收养中国女孩难了

今年3月28日是我养女付新科(音译)的11岁生日。10年前,我从中国收养了她。放到现在,许多像她这样的孩子根本没有机会出世,更别提被收养了。十年时间,变化竟然如此之大。

上周,我回到我养女的家乡——中国东部省份安徽省滁州市,去看看如今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个曾为海外输送了大量领养儿童的省份的执行情况。这项政策很有可能也是这个孩子当初成为我养女的原因。

在我养女出生的年代,人们从中国收养的孩子许多都来自安徽省。但到2010年,安徽儿童被海外人士收养的数量已为零。安徽究竟是已不再有可供海外人士收养的孩子,还是根本已不再有“多余”的孩子需要别人收养?

这个问题的答案影响的远不止收养方面的统计数字:中国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人口统计学家们认为,这种转变甚至可能影响中国大陆的经济奇迹。我来到位于滁州偏远地段的一个计划生育办公室,想找寻答案,却发现办公室的人都去吃午饭了,迟迟未归。但在附近的一家餐馆,我找到了解答我的问题的一条线索:有30多人聚在一起,放鞭炮,围着一个24英寸的生日蛋糕,为一名刚满1岁的小姑娘庆生。

10年前,在这样的地区,人们很少会为女孩买两英尺见方的蛋糕庆生。在这样的传统地区,人们需要生男孩,来延续香火、为自己养老送终。如果头胎是女孩,还可以接受(因为在农村,如果头胎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但第二胎就必须生个男孩了。如果第二胎是个女孩,人们往往就只能选择遗弃(甚至更糟)。

如今,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用滁州一位政府官员的话来说:“只要吃得饱肚子,谁都不会不要自己的孩子。”简单说,如今人们养得起女孩了,用不着遗弃她们。有的父母可能会为超生的孩子支付2000至5000元人民币(合320至790美元)的罚款,还有些真正有钱的人可能会赴海外生产。如果我养女生在现在,她可能不会被遗弃。

但如今还有一种更见不得人的选择:在那个为小姑娘举办庆生宴的餐馆隔壁,一家诊所打出“人流”的广告,手术费用仅360元(合60美元)。性别选择性堕胎是非法的,但许多人这么做。官方统计数据说明了一切:2009年,滁州头胎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为105:100,但第三胎和第四胎的这一比率就升到了近300:100。我的养女很可能是她生母怀的第二个或第三个女儿,放在今天,她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生。

如今,超声波仪器和市场似乎充当起了计生员。于是,庞大的计生机构开始美化自己的形象,展开了全国性的“洗脸”运动,旨在彻底清除过去那些野蛮的计生工作宣传画和标语(包括为因被迫绝育而意图自杀的妇女提供绳索上吊的宣传画,和“少生孩子多养猪”的标语)。

在我养女的家乡乃至整个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似乎正在进行彻底的改头换面——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人也开始主张,计划生育政策已变得没有必要、甚至不明智。随着新科即将步入青春期,当初导致她成为我养女的一个简单事实——中国的孩子太多了——已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中国已经或很快将面临的情况是,老人太多而孩子太少。

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16%的城市女性认为结婚的主要目的是繁衍后代。上海允许夫妻生二胎(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话),但没有多少夫妻愿意这样做。

许多夫妻因错过了适宜怀孕的年龄而无法生育,中国如今有5000万对不孕不育的夫妇。这令一个地下产业——代孕——兴旺了起来。最近,一对夫妇通过试管婴儿技术产下了八胞胎,引起许多争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每年中国富裕产妇赴美产子产下的宝宝数量,约等于我养女出生时每年美国人收养中国弃婴的数量。十年时间,变化竟然如此之大。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