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必自腐而后虫蛀之。
“空谈误国”最近很热，尤其涉及人心向背的“腐败”问题之际。中共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多次表态“腐败涉及亡党亡国”，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而有救火队长之称的王岐山主管中纪委，甚至重现问计专家的新闻桥段。凡此种种，使得国人对于习李时代的“反腐”再掀热情：这次，来真的了？
那么，中国腐败究竟有多严重？根据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数据，如果清廉以10分为满分，在2011年“清廉指数”（CorruptionPerceptionsIndex，CPI）排名中，中国得分3.6，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75位，对比之下，香港为8.4，台湾为6.1，澳门5.1，印度排名95。
透明国际的数据历史虽谈不上多久远，但不仅为学界接纳，近些年也出现在中国官方宣传文本之中；虽然其统计方式虽然不乏值得商榷之处，但中立性却不容置疑。对于中国，更为公允的评价应该是纵向比较。中国90年代曾经在41个国家排名中一度排名40，最近十年的低谷在2005年，分值为3.2，在158国家中排名78。
由此可见，比起过去，中国的清廉指数虽有起伏，但仍有不少进步，为何目前腐败愈发人人喊打？正如学者资中筠先生近期所言引发诸多反响，“现在我们国家最要命的是全社会腐败……最可怕的是从小学生接受腐败教育：妈妈给老师送个礼，要不然对我不好。”
数据是冰冷的，身边的故事则显得生动得多。伴随着“裸官”到“裸商”的过渡，近几年来腐败几乎成为最能够激起公众集体情绪的词汇之一，甚至当年提出腐败某种情况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学者张维迎，也对于近年腐败的加剧错愕不已，声称腐败已经蔓延到到语言领域。
当我们谈论腐败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各家对腐败定义不知凡几，透明国际的广为人知的定义是“非法使用公权力以获取私利”，美国兰德研究生院院长RobertKlitgaard甚至给出一个著名公式：“腐败＝垄断－责任＋自由裁量权”。
综合而言，笔者认为，腐败更准确的定义是掌握权力的个人基于其自由裁量权而收取租金。在真实世界中，政府权力就是一笔巨大资源，其中大部分租被政府收集，小部分被权力系统中的个人收集。
也正因此，腐败问题有“表与里”两个层面：表面的问题是，在为政府收租的过程中，个人自由裁量权过大，将其中部分租金收入私人囊中；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政府权力过大，收取的租过大，且未经完备授权，滋生了诸多寻租空间，也使得贪腐层出不穷——更进一步，即使完全清廉的官员组成的政府，但仍旧可以收取过大的租。
也正因此，民众对腐败的义愤，不仅在于腐败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更在于腐败引发的不公加剧，也间接拷问政府收租是否公正、合理——换而言之，腐败不仅是经济上的剥削，更是权力分配的歧视。
现代政府，往往有作为民众守夜人的职责，收取合理租金有其必要性。与之对应，政府收租之后应该为民众提供所匹配的公共产品，而腐败减少了民众理应获得的服务；更加严重的是，官员收租之后，往往允许其收买者超出规则许可范围地行动，间接置其余于不公平境地，如此是双重的不公正与剥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