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札记：敢于亮剑

蒋洁敏身后还有没有更大的“老虎”？南方都市报、搜狐、财新网昨天都已有过暗示，今晨又有凤凰网呼之欲出，推荐自家卫视里那段《姚树洁：王岐山剑指蒋洁敏耐人寻味意义非凡》之外，坚持将《光明日报：中石油案是史无前例的“老虎”窝案》放在首页显要位置，应该也就是为了传递“不能说的秘密”。

其实，从全文来看，这篇来自第二号党报的评论，主旨并不是为了强调“史无前例”，而是为了替“中央反腐力度和决心”而喝彩：“当前，随着反腐败工作渐趋深入，腐败团体也日益形成利益联盟。'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对于'大老虎'，民间反腐力量一般很难触及，要重创腐败团体，充分发挥震慑力，就要发挥制度优势、注重顶层设计，主动出击。要不断揪出潜伏的'大老虎'，敢于将腐败一窝端，不断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还党员干部队伍一个风清气正”。

头号党报同样是要替制度反腐做好舆论铺垫：“随着薄熙来案件的公开审理，刘志军、李春城违法违纪行为的相继查处，近期，一批涉嫌贪腐的高官被严厉查处，百姓称快。和几个月前网络反腐揪出'表哥'杨达才、重庆雷政富等贪腐分子不同的是，这些官员的落马，从发现线索、启动调查到公布消息，纪检监察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李春城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22天被'双规'并向社会公开，到近期中石油高管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十八大之后，中央正在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向人民群众展示反腐的决心和力度，制度反腐进入新的阶段”。

在这篇《紧握制度反腐的戒尺》里，人民日报提出了“反腐联盟”的概念：“这段时间，制度反腐正呈现新的特点。一方面，明显加大了对群众举报、网络反腐的受理，使之成为制度反腐的有力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明显加大了制度反腐的行动，加大了'打老虎'的力度。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求，也是关系我们党的肌体健康、回应群众强烈呼声的重要内容。纪检部门近期一连串的亮剑行动，使反腐告别偶然、避免误伤、走向规范，从'网络热'走向制度化，让老百姓从'苍蝇老虎都要打'的行动中，看到了党和政府反腐的坚定决心，更树立了必胜信心”。

其实，期待“网络反腐和制度反腐合力”的不只是这些喉舌媒体，今晨出版的北京青年报也是就此发表社评，将昨天许作“新起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开通，实际上给了制度反腐和网络反腐这两股力量以正大光明合流的平台，知情的网民可以一键”上达天听“，而中央纪委、监察部也可以随时听到基层的声音。期待这样的合作早日开花结果，期待官方和民间的反腐力量形成更加紧密有效的良性互动……近来，少数曾经实名举报官员的网络爆料人因为涉嫌制造谣言而被公安机关刑拘，令一些掌握了贪腐情状而意欲举报者由此产生了惊惧心理，担心是不是有人在借打击网络谣言之机，压制和报复正当的举报行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打击大贪和打击'大谣'是并行不悖的两件事。有造谣之实就要付出相应代价，但若其举报材料属实，职能部门自然就会一查到底。有贪腐之实就要付出相应代价，别想把真实的举报打成'谣言'，进而蒙混过关。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专门设立举报板块，就是向天下人宣示：中央反腐的决心不会变，打苍蝇、打老虎都要仰仗群众的积极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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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大V命运与中国政治的走向

一场攻击微博大V的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微博似乎因此而清净了不少。然而，我相信，这种局面注定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因为，这种做法不符合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与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宗旨相悖。

与西方相比，自传入中国，互联网就发挥了大不相同的功能：充当新闻媒体。原因很简单：中国对新闻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人们很难自由创办新闻媒体，已有的新闻媒体也无法为社会各群体充分表达意见提供平台。而中国正处在大转型过程中，社会问题较多，利益分化较为严重，每个人似乎都有很多意见需要表达。

互联网填补了意见表达平台供、需之间的巨大缺口。从最早的网络论坛，到新闻门户网站，再到博客，然后是微博，乃至于刚刚兴起的微信，在中国，都几乎不自觉发展成为新闻媒体平台。而且，因为网络的特点，或许是政府有意为之，网络新闻媒体是管制相对宽松的新闻媒体。这样，网络媒体就取代传统媒体，成为舆论生成的中心。过去十年来，中国诸多公共议题之舆论，常发源于网络，发酵于网络。传统媒体的报道欲引起大众关注，也必须借助网络。

此种特殊新闻环境，催生了一代又一代舆论领袖。论坛和博客催生了今天毁誉参半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诸多公共知识分子当年正是通过网络写作成长起来的。微博同样催生了一批舆论领袖，此即“大V”。

与此前的网络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不同，大V的构成远为复杂。粉丝数量最多的大V都在娱乐圈。接下来，第二层级的大V中则不乏企业家、学者，如任志强先生、贺卫方教授、于建嵘先生，还有薛蛮子先生。这些公共性大V多数把微博当作自家经营的媒体来运用，发布、尤其是转发有关各类公共事务的新闻和评论。借助微博特有的机制，其言论总能在短时间内被大量转发，从而迅速形成强大的舆论。最有意思的是，微博让不少娱乐圈大V也得以低成本地介入公共事务，冯小刚、姚晨、伊能静等人的影响都不陷于追星族中，他们也成为公共事务的积极发言者。

这样，过去两年，微博成为一个高度公共化的舆论场域。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舆论生态：网络在整个舆论体系中所占比重，比起论坛、博客时代，达到空前程度。

舆论是政治的重要机制，在特定时刻，也是政治的基础。在政治领域，庞大的人数就是力量。微博动员大量普通民众关注公共事务，几万、几十、甚至成百万的转发，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微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政府与民众之间有了某种互动：政府不能不对微博的批评做出回应，政府不能不认真对待微博提出的议题，政府也不能不查处微博揭露的贪官，比如“表哥”、“房叔”。正是微博推动政府增强其对民众的“回应性”。中国的政治游戏机制正在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就其性质而言，就是宪政化。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的新游戏。有些人基于理论信念，更多地人基于其特殊利益，厌恶这个新的舆论空间的自主性，厌恶民众借助如此强大的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因此，在反宪政的暂时喧嚣中，微博大V成了某些媒体攻击的目标。薛蛮子只不过是一个人为树起的靶子。薛蛮子被拘留的原因是嫖娼，某些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却句句不离大V、微博。此种意图，如我的朋友荣剑所说，“借曝光嫖娼而丑化蛮子，借丑化蛮子而污名大V，借污名大V而控制微博，借控制微博而堵住言论”。随后各地开展的打击网络造谣或净网运动，目的无二。微博揭露出来的若干地方打击谣言的做法，十分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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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备救不了中国坏账

在研究一番中国的坏账问题有多严重之后，许多人仍会转过身来，指出该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就是可靠的出路。

这种想法颇具诱惑力。如果特意以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大银行20%的不良贷款率来粗略计算，目前的坏账总规模将达到21万亿元人民币。

如果使用更合理的计算方法，得出的数字可能约为上述的一半，即10万亿元人民币。这些数字非常之高——但等等，中国央行拥有3.4万亿美元（合20万亿元人民币）的外汇资产。棒极了——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确实，中国曾在20世纪90年代末动用外汇储备，对银行实施资本重组，而后将银行坏账转移到专门建立的“坏账银行”中。

然而，出于多种原因，政府现在不可能仿效过去，大规模动用外汇储备。

首先，大规模花费外汇储备相当于中国央行大量印钞票。

中国人民银行(PBoC)持有的大多数外汇储备资产对应着中国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债务。如果央行试图在不偿清这些债务的条件下花掉美元，就意味着印钞票。

而如果中国希望通过印钞票来吸收坏账，并承担随之而来的风险，那么事实上此决定与外汇储备无关。

“花掉”外汇储备的另一个问题，在于这些储备被误认为是中国的资产，就像是通过与外界贸易而获得的留存利润。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逐渐增加。其中，不少是出售商品和服务的所得，但也有一大部分是外国直接投资。

这部分盈余不是外国人交给中国、从此不管不问的钱。重点在于，净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代表中国的对外负债。

最后一点是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的影响，以及管制可能如何为中国带来一种新的外债——即在华经营外国公司的留存利润。

西方公司设在全球各地的分支机构都会报告分红方案，但正如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首席新兴市场经济学家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ia-Herrero)所指出的那样，报告分红方案不代表总部实际上能得到分红，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分红。

笔者未发现对留存利润规模的准确估计。但为了对问题有个大致了解，让我们想想苹果公司(Apple)。它仍有500亿美元的现金留在美国国外，因为它不愿将利润转移回国内，否则就要缴纳相应的税款。不过，这笔钱中可能有一部分留在了中国等国家。问题是金额有多少？

除美国之外，中国是唯一一个去年对苹果净销售额的贡献率超过10%的国家。苹果去年在华销售额为228亿美元，高于两年前的28亿美元。整个苹果公司的毛利润率为44%，但监管文件没有披露它在中国的盈利情况。

苹果将一部分利润重新投资，在中国积累所谓的“长期资产”。苹果在中国的长期资产去年增加两倍，达到73亿美元，超过它在美国持有的长期资产。

苹果可能会把在内地赚到的利润更多地转移到香港，从而逃避资本管制。我们很有兴趣知道，苹果在香港和内地的利润会如何分配，以及将从内地流出多少资金。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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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债奴”一代？

走出大学校门几年后，Jack Dai认为，作为一名中国年轻男士，自己已满足成功的三个标志：有一份政府工作，一套公寓房，还娶了妻。但他没有考虑另一个表面看来并不明显的因素，这个因素很快成为了阻碍他过上自己心目中美好生活的拦路虎。

为了购买上海的那套房子，30岁的Jack Dai背上了巨额的按揭贷款。现在，他每个月要拿出月薪的一半，用来还月供。另外，他还有其他几项中国中产阶级的典型开销：出国游、逛街、看电影和下馆子。

Jack Dai陷入了债务的包围圈。他叹了一口气：“大约每隔两个月，我就没法按时全额偿还信用卡欠款。一分钱都存不下。”

这名年轻专业人士的这种经历在西方很难算罕见，但却完全背离了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Jack Dai的父母那一代人以强大的存钱能力而闻名。毛泽东时代缺衣少食的儿时记忆，让他们养成了将大部分收入存起来的习惯，即便中国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迅速增长，他们的财富也随之不断增加，这种习惯依然不变。

但在过去10年里参加工作的中国年轻城市人成长于丰衣足食的年代，他们对于存钱和花钱的看法与父辈相差甚远。他们愿意借钱先花，花完再去操心如何偿还。这种态度已开始赋予中国的债务状况一些新的特征。

在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这3种债务中，最后一种在中国几乎被视为零风险。根据苏格兰皇家银行(RBS)的数据，中国家庭债务现在约为15万亿元人民币(合2.5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中国家庭债务总额大约为政府债务的一半，企业债务的四分之一。

然而，这一概况忽视了各种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过去5年中，家庭债务存量增长了2倍。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数据，家庭平均债务额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已从2008年的30%升至2011年底的50%。中国的个人债务水平与个人债务与收入之比超过100%的欧美还有很大差距，但很多中国家庭正在迅速地弥补这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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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如果你能获得贷款，那么你就应该申请贷款。”29岁的上海港船舶检查员Ray Chang表示，“因为有通胀，钱在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因此现在消费以后偿还是明智的做法。”

在周日下午英语课（课程费用由信用卡支付）课间休息时，Ray Chang拿着一杯摩卡奇诺咖啡喜洋洋地说，自己的财务状况肯定在控制之中。他只有一次未能按时偿还信用卡欠款，那是那次在香港大购物后。当时他花1.5万元人民币(合2450美元，超过了他一个月的工资)购买了一只浪琴(Longines)手表。他说：“男人需要一块好表。”

迄今为止，中国年轻人最大的开支是买房，很多人把拥有自己的住房视为结婚的前提条件。根据西南财经大学(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的一项调查，近90%的中国人拥有自己的房产，远远超过全球63%的平均水平。

中国政府一直有严格的规定来限制房贷规模。购房者要获得抵押贷款，必须首先以现款支付至少30%的首付。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房贷风险远远低于次贷危机前的美国，当时美国零首付房贷相当普遍。

但中国新一代专业人士很少能自己拿出这么大一笔钱。与很多同龄人一样，Jack Dai和Ray Chang都要靠父母支持才能付掉首付。

除了交首付或者购置其他商品时向父辈求助，中国人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借款选择。银行正进入消费者融资领域；小额贷款公司已兴起；在线人人贷公司也在蓬勃发展。中国央行表示，目前小贷行业的贷款余额已突破7000亿元人民币，是2009年末的10倍。

监管机构迄今一直对这些新型贷款平台的发展采取宽容、甚至鼓励的态度。监管机构希望，消费信贷的迅速增长将帮助中国经济摆脱对投资的依赖，并促使消费在推动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

去年创建了盼贷网(Pandai)的霍中皓(Roger Ying)表示：“这一领域就像一片西部蛮荒地带。”该网站是2007年以来上线的200多家人人贷网站之一。在这些网站的帮助下，那些有空余资金的人可以把钱贷给那些需要资金的人，不管是用于购买电脑或汽车，还是仅用于增加资本金。“消费者融资可能会出现泡沫。人们正无所顾忌的贷款。”

在小贷行业，年化贷款利率平均约为15%，是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两倍多。毕业于斯坦福大学(Stanford)的霍中皓开发了一个系统，对每项交易收取一小笔费用，用于创建一只保险基金，以防某个借款者无法偿还一笔贷款。尽管中国小额贷款机构的违约率较低，仅占贷款总规模的1%左右，但违约率已开始攀升。

违约纠纷可能最终会走上法庭，但中国法律体系很难执行法庭判决。因此对于执行起来特别难的案子，一些贷款者会求助于王泰夫(音译)经营的那种讨债公司。该公司原本是上海郊区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他过去每天从潜在客户那里接到一、两单咨询，如今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接到五、六单。

拥有法学学位、戴着无框眼镜、身穿短袖衬衫的王泰夫，看上去不像是打手。他只是聘用打手。“如果你希望在中国讨债，你就必须强硬。你必须逼迫别人就范。我的专长是在法律范围内讨债。”

王泰夫拒绝透露他的讨债方法，不过他表示，他一般会派4个人讨债。与一些竞争对手不同，他不会把欠债者塞进货车，把他们拉到乡下，用冷水浇他们。

万幸的是，没有多少中国人会遇到讨债公司来敲门这种事情。但很多人现在面临一个同样不熟悉（不过略微不那么伤脑筋）的挑战：经济增长放缓。

上海的公务员Jack Dai和上海港船舶检察员Ray Chang都一度认为，随着薪资的稳步增长，情况可能只会变得越来越好。但政府没有给Jack Dai涨工资，同时，Ray Chang的公司今年则给他降薪了。在中国，白领员工目前的收入增长速度已降至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

Jack Dai应对这种情况的办法是，他在上月辞去了政府的那份工作，放弃了稳定的公务员职业，进入了一家保险公司。尽管未来变得更不确定，但他可能会赚到更多的钱。

Ray Chang没有换工作。事实上，他仍镇定自若地保持着乐观。他目前的那套公寓房已升值，他正考虑换一套更大的房子。他自己的积蓄将再次不够付首付，甚至加上他父母的积蓄也不够。但他想到了另一种解决办法。

“我们可以用我父母的房子作为抵押，申请贷款。”

译者/梁艳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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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PMI指数升至16个月以来高位

8月份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指数升至16个月以来高位。中国经济在政府政策支持下回升。

8月份，中国官方的采购经理指数(PMI)从7月的50.3升至51，连续第二个月超出多数预测。该指数高于50意味着制造业活动扩张。

中国经济经历了半年的波动之后，强劲的PMI指数预示着未来几个月的好兆头。

摩根大通(JPMorgan)经济学家朱海滨说：“数据继续超出预期。这是好消息，表明经济复苏正在加速，正在从下行风险转变为上行风险。”

分析师指出这种好转趋势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年初信贷大幅增长，这股资金洪流正在转化为实体经济活动。

第二，过去的三个月，政府出台了一些“迷你刺激举措”，为小企业削减税收、支持出口商，最重要的是提振铁路和基础设施投资。

澳新银行(ANZ)经济学家刘利刚和周皓预计，政府全年预算的58%将在下半年支出。

除了这种乐观之外，经济先行指标——PMI新订单分类指数也从7月的50.6升至52.4，不仅反映了强大的国内需求，也体现了外部需求的改善，因为新出口订单分类指数从49升至50.2。

然而，PMI指数也揭示了中国庞大经济体内部的巨大差异。大企业的PMI是51.8，而小企业的PMI只有49.2，其制造业活动连续第17个月出现收缩。

译者/王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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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遭遇“投资宿醉”

中国化学品生产商云维股份(Yunwei)的大门两旁放有木雕的两只大象和一只雄鹰，本意是象征智慧和繁荣。可如今，这组工艺品似乎传递出大不一样的涵义：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对公司剩余资产挑挑拣拣的秃鹫。

云维股份一名语调温和的高管表示：“很多中国企业都急于扩张，力争在规模上做到世界第一。这曾经是使我们倍感自豪的原因。而现在则成为了令我们头痛的问题。”他刚刚出差归来，出差是为了销售硬焦煤；在该公司位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曲靖市的贮存场地上，硬焦煤堆积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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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上交所上市公司从未真正跻身于中国化工行业的第一梯队，更不用说走向世界了，但这并不是因为该公司缺少尝试。云维股份在过去十年中通过大力投资将资产规模扩大了29倍，建起了一座醋酸乙酯厂、一条电石生产线、一家煤焦油蒸馏厂以及很多其他设施。

问题在于，该公司的竞争对手也采取了同样举措。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化学品的需求下降，云维股份过度扩张的问题暴露了出来。该公司去年亏损12亿元人民币（合1.96亿美元），产能利用率有时仅为三分之二。该公司迄今避免了大规模裁员，但只是通过实行无薪长假制度才勉强做到这一点。为保持正常周转，云维股份不断借入资金，资产负债率在过去的十年间增长了两倍，达到目前的90%。来自中国数据供应商万得(Wind)的数据显示，该公司现已成为中国100家债务负担最重的企业之一。

这种负债率不断攀升的趋势在化工企业中到处可见。中国最大化工企业——中国化工(ChemChina)的总经理任建新表示，企业错误地对中国经济抱有过于乐观的预期。

而这仅仅是中国企业债务问题的冰山一角。对于钢材、涂料、塑料、纺织品等各类产品来说，化学品都属于关键原料。因此，化学品企业所面临的压力，反映出财务麻烦已经传导到中国的各行各业。

中国政府负债水平的上升近年来受到了较多关注，但中国企业债务的增幅其实更大。摩根大通(JPMorgan)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企业债务高达64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124%，远高于2007年的9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测算显示，去年中国企业的平均债务股本比升至约110%，这使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水平高于其他所有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巴西企业的债务股本比低于100%，印度接近于80%，俄罗斯则为60%。

中国政府为对抗全球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刺激政策，在当时被视为对企业的救助，但现在很多人责怪此举导致了企业负债率的上升以及产能过剩。上文提到的云维股份高管在匿名的前提下表示：“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被政府拖上了借债扩张之路。”

竞相投资以扩大规模的努力形成了自己的势头。虽然钢材产量严重过剩，但只要还有那么多的工厂和住宅在建造过程中，就有人为扩大的市场吸纳这些钢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企业的杠杆水平被不断抬高，侵蚀了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性。

债务问题传播广泛，难以避开。方佩文（Fang Peiwen，音译）在上海市郊经营一家汽车部件企业，他的办公室里充斥着油脂气味和金属切割机发出的刺耳声音。他的企业规模太小，无法从中国的银行获得贷款，银行通常青睐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但近两年来，方佩文企业账目上的债务也以一种在中国普遍得不寻常的形式扩张起来。

方佩文的客户（其中一些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汽车生产商）向他支付的现金款项变得越来越少。相反，他们给他银行承兑票据(bankers’acceptance)——这是一种由银行担保的本票(promissory note)，能在到期时兑换成现金，期限通常为6个月。方佩文表示，银行承兑票据占到了公司所收账款的三分之二。

而这意味着他手头没有足够的现金给自己的供应商付款，除非他们同样愿意接受债务凭证而非现金。他耸耸肩说：“有些企业拒绝接受银行承兑票据，他们坚持要求现金付款。我的企业规模太小；我别无选择。”

方佩文的会计拿出了一张银行承兑票据，金额略微超过100万元人民币。出票方是中国东北部省份吉林的一家汽车企业，并且在辗转到方佩文这里之前已经两次被用于支付——每一次就会有一家不同的企业在票据上加盖公章。就中国整体而言，2008年这类银行承兑票据的金额仅占GDP的3%，去年它们所占比重上升到了11%以上。

政府在试图控制风险。它在很久之前便命令银行停止向产能过剩的领域放贷，但信托公司等“影子银行”填补了空缺。监管机构近期加强了这些实体获得融资的难度。中国政府还开始限制银行承兑票据的发放，自5月以来，银行签发的承兑票据数量已大幅减少。

这些收紧措施的效果结合起来，引起融资成本上升，进而迫使从体育服装到重工业的各行各业的公司开始减少负债——往往通过缩减经营规模。

化工企业云维的那名高管表示，当地银行要求它支付高达8%的利息，高于基准利率约30%。这是严峻的新现实。该高管称：“过去我们以基准利率得到贷款，因为上市国有公司的信誉一直受到好评。”

云维今年7月宣布，它希望出售一系列设施，筹集8.7亿元人民币。被挂牌出售的一些资产几年前才刚刚建成，当时资金成本低，乐观情绪高涨。“当然，我们知道经济有周期，有衰退和低谷。但我要说，我们在景气时期没有料到情况会这么糟，”这位高管表示。

随着形势恶化，云维至少还有可以依赖的缓冲层。它的母公司为云南省政府所有，而中国官员也三番五次表态，他们极其不希望本地的龙头企业破产。造船厂商熔盛(Rongsheng)、纺织品生产商山东海龙(Shandong Helon)和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尚德(Suntech)是去年年初以来获得政府支持的三个令人瞩目的案例。

但这解决不了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获得纾困，名义上的企业债务很快成为政府债务。这可以让中国避免违约的痛苦，但债务仍然存在于体系中，只是披上了略微不同的外衣罢了。

某家跨国大型化学品公司的一名中国高管表示，问题大爆发的日子不远了。“冬天即将到来。你可以脱掉大衣，假装天气还暖和，但事实上已是寒冷刺骨。”

董慧(Emma Dong)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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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看经济时局

【编者按】：作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的放缓引发诸多关注。复星集团CEO梁信军认为，全球低估了中国消费市场的规模和潜力，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大有可为。同时美国很可能在未来十年会成为全世界发达国家中的新兴市场，而中国可能不会再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和地区，做一些全球性的资产配置可能是有必要的。同时，他还提出，企业家要做两件事，一是守住底线，拒绝对社会尤其是底层人群的冷漠；第二就是要在社会阶层纵向流动问题上有所作为。

本文为复星集团CEO梁信军在长江商学院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演讲主题为《在长江洞见未来》，经演讲者本人授权FT中文网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现在可能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坏的时代。对于看坏的人，觉得现在是一个大变局，优势无法稳定持续；对于看好的人，这是个你想可以任意颠覆的时代，当然是最好的时代。我谈几点未来的机会：

第一，机会在于中国消费市场的全球地位现在还没被全世界认识。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在未来5-8年内，中国的市场将占到它全球市场的20-30%，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有一些行业已经是，有一些还不是。在已经是的市场里，比如说奢侈品，中国已经占到28％，但是其中还有很多奢侈品小分类的龙头企业，它的中国表现就还没有占到28％。这个差距（gap）就是价值投资的机会。

还有一些行业，现在中国市场规模还不到全球20-30%的，但是四五年内很快会到20-30％，这种高增长的潜力也是很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比如说医疗医药，中国现在占到全球15%左右，很多人相信未来可以18%的目标增长，我觉得未来可能不止这个数字，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婴儿潮，也就是1963年前后七年出生的人，占到全中国人口的45%，婴儿潮这拨人今年平均50岁，等到55岁的时候，他的医疗健康开支将相当于50岁时的3-5倍，所以只要等四五年后，其医药的规模绝对不止按照18%的目标增长，我觉得可能会是20%、30%、40%，这里面机会比较多。

第二，最近美国伯南克说要退出QE导致的风险资产跌价跟未来的长期通胀威胁之间的落差。其实，伯南克说的相当的模棱两可，他说"也许"、"可能"，"明年我们要退出"、"我们会考虑"，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话已经导致全球性的风险资产跌价。所谓风险资产既包括现在的地产、股票，也包含金融。我觉得伯南克的姿态和说会退出的想法，更像是一种愿望。我们看到，美国政府现在有超过16万亿美元的债务，财政收入是3万多亿美元，跟中国一样、也是吃饭财政，当然它主要花在民生上。这不断增长的15万亿债务将来怎么还？不象中国政府，美国政府没什么土地、国资可卖，主要还是要加税、减支，还有就是发货币、征收造币税，我觉得发货币是美国政府成本最低的解决债务方式。对于造币税而言，美国人民只要交四分之一就够了，四分之三是全世界人民的税赋。因此，长期来看，美国发货币还债是合理预期。日本的梦想是要实现通货膨胀，而中国则希望通货膨胀速度慢一点。所以短期QE退出政策的预期导致的资产价格下降，与长期的通胀预期之间的差距（gap）就是价值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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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谣言共和国

互联网上蔓延着对中共借打击谣言之名清除异已的反感与抗议，直至将之比作“因言获罪”、“文字狱”。

首先，是对薛蛮子被控“嫖娼”“聚众淫乱”背后真实用意的猜忌，并因上周四央视《新闻联播》“用十分之一的时间播报”而激化。批评者普遍认为这种由卖淫女亲口讲述性交易细节的公开报道方式，有违大众传播平台的媒体伦理，包括@新华社中国网事这个同样隶属于中央喉舌的微博账号，也曾在前天深夜，以捎带上李天一案的方式感叹：“连日来的一些新闻报道，让一些家长感到很难接受。对个别违法犯罪尤其是涉性、涉未成年人案件的报道，口无遮拦，极力渲染细节，不顾隐私和良俗，好像恨不得提起受众的耳朵灌输那些事。新闻报道要激浊扬清，媒体也应遵守基本报道规范。新闻怎么写才合适？不妨问问愿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看”。

至于那些不需要给央视留情面的民间异议者，更是花样百出。有人组织抗议者举起“想上央视就去嫖妓”的横幅，有人新创段子：“在超市，看到两个家庭主妇一起去买菜，一阿姨说：‘最近新闻联播说薛蛮子嫖娼，儿子问我什么意思，我该怎么回答呢？’另外一个听了生气地说：‘你居然让你儿子看新闻联播，他是不是你亲生的？’”

正是借助这个视角，凤凰网周六首页顶部推出《嫖娼案上<新闻联播>能成为惯例吗？》之论，率先打开市场化媒体正式刊文批评央视此番表现的缺口：“薛蛮子嫖娼这样的社会新闻，成为《新闻联播》的‘重头戏’，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耳目一新’，同时也感受到了作为网络大V嫖娼，与一般嫖娼、与官员嫖娼事件，在‘新闻价值’上的不同分量。这条新闻造成的视角‘冲击力’，用通俗的话来说便是，播得极其反常……在这个更具‘思想阵地’意味的黄金版块、黄金时段，细数薛蛮子嫖娼被抓前后，包括性癖好、欠嫖资这些‘儿童不宜’的情节，可谓开了历史的先河。无论对这档栏目留给人们传统概念的新闻形态，还是对表现手法的突破，都是一种史无前例的颠覆，这难免给受众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

作者刘雪松是钱江晚报新闻评论部主任，在上周一于自家报纸刊发的《请以法治精神来看大V嫖娼》中，他已经表达过对那些“不顾嫖娼事实本身、一概以阴谋论、迫害论为薛某某叫屈的声音”的鄙视，5天过去，他也还是坚持“在这些疑惑声中，不排除有凭个人好恶为薛蛮子嫖娼‘洗地’的盲目站队者”。

不过，眼见大V嫖娼上《新闻联播》，他决定要和那些微博异议者一同问声“官员嫖娼能否一视同仁”：“《新闻联播》在试图消除‘卖淫女是法律专业学生’等可能被人设局下套的疑惑的同时，并未消除旁观者的另一番顾虑：薛蛮子作为天使投资人、美籍华人的身份之外，这个处处不忘批评政府的‘意见领袖’，会否成为官方打击网络谣言、特别是‘大V传谣’的首靶？倘若不是，上海法官抱团嫖娼案件为何未能获得如此高调传播？为什么诸如雷政富、衣俊卿、刘铁男这样的高官合法性生活之外的丑闻，不能成为新闻联播的热点新闻？……或许原本政见归政见、大V归大V、嫖娼归嫖娼的几重关系，本身不具有事实的关联性。但是，一个名人嫖娼的社会新闻报道，不遗余力地详尽披露即便是常人在公共场所也难以启齿的细节，不停地提示人们名人大V的身份，不但让人往‘政治对抗’与‘屁股不干净’的动机上去联想，还会让人产生‘国内名人与美籍华人’、‘名人大V与政府官员’之间存在某些关联的怀疑。《新闻联播》毕竟有着‘喉舌’的特殊功能，它完全不同于一般的都市类媒体，更不同于《太阳报》之类的西方媒体。为什么一个美国公民在中国嫖娼，要给他黄金时间详尽披露的‘特殊待遇’？为什么上海法官们的放浪，网民们只能在自媒体举报的原始画面中得以争相窥探？为什么《新闻联播》报道薛蛮子嫖娼细节之后，引发的争议能够超出薛蛮子嫖娼被抓这一事件本身的争议？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主流媒体的思考……此次薛蛮子嫖娼上了《新闻联播》，如果能够成为媒体监督公开透明的新模式和新范例，那么，那些更应受到民众监督、媒体监督的政府官员，因为权力的‘特殊身份’之下的犯罪细节，包括常常在官方媒体的表述中，被以‘与多名女性发生并保持性关系’、‘生活作风腐化堕落’等言词一笔带过的犯罪情节，是否都应成为一种‘惯例’和常态一一详尽地还原在受众面前，放在‘喉舌’的鞭笞之下？毕竟，他们在公权之下的违法私生活，对于社会、对于法治的伤害，一定比任何一个普通人、任何一个名人大V的违法嫖娼造成的恶劣影响，来得更大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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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后发优势的误区

【编者按】：作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的放缓引发诸多关注，这是周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几何，合理的应对应该如何呢？FT中文网对于这一议题持续关注，近期也邀请不同意见领袖对此发言，期待以争鸣探索有益公共讨论，专题链接可见《中国经济放缓》。

在本文中，作者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确实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这种潜力绝不是源于新结构主义学派的后发优势，而是源于短期内能否用新供给主义重启改革，中长期内能否采取正确的人口、贸易、金融、国防和财富战略，从而走上百年持续繁荣的富民国强之路。

前不久，林毅夫教授在FT专栏撰文指出（可参见《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外部的周期性因素所致，未来中国还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每年8%增长的潜力，而这种高增长的潜力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后发优势。

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来自于他2012 年回国后发表的新结构主义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和以廉价的劳动力，大量资源投入，甚至牺牲环境为支撑的外向拉动型经济结构，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型的时候，而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思想和后发优势理论，事实上是在为维系落后的经济结构提供理论支持。因此，新结构主义从一诞生就饱受学界和舆论的批评与质疑。但研究发现，大部分人的批判，要么是将新结构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国际分工的产业基础，要么批评以此为基础的基础设施投资扩大主张，甚至从新结构主义可能导致的结果去怀疑林毅夫教授的动机，而很少有人从新结构主义理论本身的瑕疵去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林毅夫先生所谓新结构主义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要素禀赋理论，从一开始就是有瑕疵的，因为它过度强调了自然禀赋的作用，而忽视了贸易本身在促进国际分工、形成优势过程中的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要素禀赋的结构是相对给定的。这一禀赋结构决定了其最优的产业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环境等。林毅夫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每阶段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升级的目标，并不必然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而是由其特有的禀赋结构决定。虽然新结构主义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但是政府在基础设施改进方面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演进。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相对优势的源泉在于不同地区的资源要素禀赋差异，根据要素禀赋论，劳动丰富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反之，资本丰富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而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

中国是典型的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依靠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并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同时期的亚洲四小龙也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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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接受中纪委调查

中国反腐败运动愈演愈烈。国有企业的首席监管者受到调查，这是中国新领导层迄今拉下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新华社昨日宣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主任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这份一个句子的声明称，他正接受中纪委调查。

蒋洁敏是去年11月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首名面临调查的部长级官员。

习近平曾誓言“老虎苍蝇（指高级领导人和基层官员）一起打”，以求清理中国政治体系，但此前他的打击行动最高仅触及副部长级官员。

“这是第一只老虎，”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中国政治专家林和立(Willy Lam)表示。“这将让人们确信，习近平在打击腐败这件事上是认真的。”

蒋洁敏被捕将加剧外界的猜测，即中国领导层可能很快将矛头对准一名更高层的领导人：周永康。周永康是蒋洁敏的提拔者，并曾执掌中国的警察和安全系统，直至去年卸任。

《南华早报》(SCMP)上周报道，当局已就对周永康展开腐败调查达成一致。英国《金融时报》去年曾报道，周永康在极力尝试挽救落马的领导人薄熙来之后，已被剥夺正式职责。上周，薄熙来腐败案一审结束，预计9月将作出宣判。

分析人士相信，中国领导层在最近几个月运用一系列纪律调查来清除周永康的一些盟友。蒋洁敏是这个圈子中最新一个陷入麻烦的人。他是在周永康的指引下，在中国政治体系内获得晋升的。

这两人被视为常有“石油帮”之称的一个圈子的高级别成员，这个松散集团的官员们在石油业一路晋升，最终在北京掌握大权。上世纪80年代末，周永康成为中国石油部的一名高官，后来升至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总经理，该公司就是上市的中石油(PetroChina)的母公司。蒋洁敏在90年代进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出任国资委主任之前是该公司董事长。

针对石油业官员采取的首轮公开行动始于上周，当时新华社报道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另外四名顶级高管（包括中石油的两名副总裁和该公司总地质师）正在接受调查。这显然是一宗腐败调查。官方声明并未把这些人被捕和蒋洁敏被捕联系起来。

蒋洁敏被拘留标志着命运突变。他是在今年3月被任命为国资委主任的，这项任命应当得到习近平的批准。

“他本来应该前程光明，”林和立表示。“这件事确实让人意外。”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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