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December 28, 2013

中国官方刊发习近平纪念毛泽东诞辰讲话

【编者按】:本文为中国政府网发布的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习近平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中国在近代被世界快速发展的浪潮甩在了后面。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中国危机四起、人民苦难深重,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不懈探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却在很长时间内都抱憾而终。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都相继失败了。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丧权辱国,成了旧中国长期无法消除的病疠。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志气的民族。为了探求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在风雨飘摇中前进,敢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1919年,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年轻的毛泽东同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既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仰天长问,又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然壮气。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同志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毛泽东同志始终都矢志不移、执着追求。

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

然而,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过的难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

Friday, December 27, 2013

Lex专栏:台湾、泰国与退QE后的亚洲

发展出口,还是培养新兴的中产阶级?前者是亚洲奉行已久的繁荣之路,后者则在过去五年中产生了惊人的回报。但考察分别作为两种发展模式典型的台湾和泰国,两者不同的经济表现说明,前一种发展模式即将收获回报。

资金和投资主题哪个率先到来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能说清楚。寻求更高回报率的廉价美国资金无疑在东南亚(尤其是泰国)找到了安乐窝;美元提供的信贷资金促进了泰国的经济增长,并激起了一轮消费热潮,当然同时也使泰国家庭负债达到了令人担忧的水平。如果五年前买入泰国基准股指SET指数,那么目前的总收益率将达到约270%。同期台湾股市收益率仅为泰国的四分之一。但亚洲新兴经济体约有五分之二的经济增长来自出口——该比例高于欧洲新兴经济体(三分之一)和拉美国家(五分之一)。自美联储(Fed)今年5月暗示缩减量化宽松规模以来,台湾及其出口竞争对手韩国的股市分别上涨了近10%,而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股市则下跌了7%。印度尼西亚也是一个依靠廉价资金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

投资者更愿意押注于北亚的出口商而不是东南亚的消费者,这表明,投资者强烈相信美联储将会在不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情况下平稳回收廉价资金。野村(Nomura)指出,总的来说,亚洲约7%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明年亚洲企业的盈利将增长约十分之一。野村预计明年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7.2%。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当然也将从中受益。但面对如此之多的成功策略,市场空间却是有限的。过去几个月的形势变化表明,市场已经进入了亚洲故事的下一个章节。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马拉

2013年中国环境大事记

一月

新年伊始,中国中、东部多个地区被雾霾笼罩。2013年在全国人民对空气污染的高度关注之下拉开了序幕。空气质量信息公开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之后,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期”,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治理污染所面临的真实挑战。一月一日,74个城市开始发布细颗粒物污染浓度。而在这74个城市之中,有33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了严重污染的程度。首都北京甚至与“北京咳”这个新的名词联系到了一起。与此同时, 北京政府部门也发布了首个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大雾“橙色”预警。

同时在这个月,中国还重启了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暂停的核电站建设项目, 此举 引发了核安全问题在2013年的持续讨论。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在接受中外对话的采访时表示,中国“很有可能”会在2030年前发生一次重大核事故。

二月

中国日益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就在河北邯郸部分地区因化学品泄漏而被迫停水后不久,有消息指称山东潍坊的一些工厂通过用高压泵将污水秘密地、非法地注入地下,从而引发了围绕日益干涸的地下水水质问题 的激烈讨论。据2013年晚些时候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地下水仅有11.85%达到优良级的水质 。而在《科学》杂志上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地下水污染恐致中国2000万人面临砷中毒的威胁。

北京的一位律师要求公开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结果的申请被有关部门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这一事件同样激起了人们的愤怒。

三月

过去的一年中,如果说哪个新闻事件最让人难忘的话,或许当属三月发生在上海的死猪漂流事件。当时,从上海水源地黄浦江中共打捞出16000多头死猪。世界各地的报纸旋即对死猪事件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各路调查人员也对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展开了调查。虽然有专家给出了多种原因,如养殖密度过大等,但是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有关部门打击非法死猪黑市交易的行动导致大量死猪被抛尸江中。该事件让城市精英阶层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养殖业混乱不堪的现状,尤其是当有报道将上海禽流感爆发与死猪事件联系到一起的时候。

在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上,即将离任的温家宝总理在其最后的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可是,对很多环保人士而言,胡、温两人正式离任之时却是对他们十年任期内中国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进行反思的时刻。新一任领导班子决定留任广受批评的环境部部长周生贤。而这一任命却极为少见地引起了很多人的公开反对。

四月

渔业研究人员指责中国瞒报其海外捕鱼量,称中国的捕捞量实为官方数字的12倍之多,给一些地区,特别是西非地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大规模的秘密捕捞不仅损害了当地的渔业,还给海域状态评估工作带来了困难。另据莫桑比克的一项调查显示,为了满足中国对鱼翅的需求,水产捕捞行业的装备不断升级,致使当地鲨鱼和蝠鲼的种群数量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一场新的针对中国年轻消费者,由中国最受欢迎的篮球运动员姚明代言的拯救濒危犀牛的活动也在这个春天拉开了序幕。另外有迹象显示,中国人或许可以在动物保护运动中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2013年上半年,加拿大驻京使馆就收到了十万份抗议其对华海豹制品贸易的明信片。

数字时代的中国媒体

近几年来,世界日益变得网络化,平面媒体的广告收入不断下滑,大量西方报刊沦为牺牲品,它们开始步入下坡路,有些甚至关门大吉。想想破产的《新闻周刊》(Newsweek)吧,居然只卖了1美元。

一直到最近,中国媒体公司都极为幸运地避开了这股潮流。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强劲,另一方面得益于在一个长期由过时的官方“喉舌”把持的行业里,以消费者意志为导向的媒体相对而言是个新鲜事物。

但它们的好日子似乎也走到了尽头。随着中国经济逐渐减速和网民数量不断增长,媒体行业的颓势日渐东移。许多中国媒体公司都在努力应对这一转变,在香港上市的杂志出版商“现代传播集团”(Modern Media Group)就是其中之一。

现代传播自2009年9月9日(在汉语里,“9”的发音与“久”相同,这或许暗示了现代传播希望自己商运长久)在港上市之日起,营收与利润一直稳步增长。但今年情况有了变化:2013年上半年,该公司营收同比下降7.9%,至2.714亿元人民币(合4470万美元);利润同比暴跌78.4%,至区区320万元人民币。该公司股价也受到了拖累,在过去一年里下跌了将近25%,目前的市值为7.8375亿港元(合1.011亿美元)。

现代传播创始人及董事长邵忠说:“市场变化太快了。”他指出,一直到不久前,自己刊物的商业模式都不需要做太多调整。“但在过去三年里,我们不得不持续进行调整,涉及内容、呈现、平台、销售、促销,一切的一切……要想跟得上市场变化,真的很难。”

身着平绒夹克的邵忠曾是广州市政府的一名官员。后来,他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建立起了一个拥有13份生活类杂志的出版帝国。现代传播麾下杂志包括旗舰刊物《周末画报》(Modern Weekly),以及其在2003年收购的香港老牌杂志《号外》(City Magazine)。凭借绚丽多彩的版面以及众多年轻的撰稿人,现代传播在上世纪90年代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该公司总部设在广州,那里靠近香港及其没有什么约束的媒体市场;另外,南方人生活较为悠闲,现代传播刊物的很多内容都很合他们的胃口。

但这家公司如今也开始面临困境——它的这种遭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今年上半年,现代传播的广告收入同比下跌9.8%,至2.466亿元人民币。随着读者群渐渐转向网络媒体,奢侈品公司(现代传播最主要的平面广告客户)削减了平媒广告支出。中国经济减速以及政府的反腐运动,也是促使奢侈品公司削减广告支出的因素。

就现代传播的名称以及它对今日中国何为“现代”的认识而言,紧跟时代是该公司天生就要面对的挑战。该公司旗下刊物投射出的光环,闪烁着乐观与考究的消费主义之光。这道光环代表了某种中国梦,但同时也有可能冒犯微博上越来越玩世不恭的大众。

现代传播这种紧跟潮流的编辑敏感性,本身是建立在官方媒体控制这一不稳定的体制之上的。在中国,如果没有官方发放的刊号,是不能出版刊物的,而只有政府下属机构才能申领到刊号。这一体制从技术层面上将民营企业挡在门外,一些官方机构便乐于出租刊号使用权来创收。为了出版自己的杂志,邵忠与许多官方机构达成了刊号合作协议,比如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及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些官方机构对杂志内容仍拥有最终决定权,因此现代传播必须灵活处理与这些合作伙伴的关系,这样才能让它们满意地敞开方便之门。

袖扣,决定男士品位

卡地亚的一款袖扣,受裙扣的启发,采用了颇具历史气息的20年代搭扣式设计。镀钯饰面,黑色漆面与纯银质地形成鲜明的视觉冲击。

宝格丽将古代钱币造型融入到袖扣的设计之中。这一罗马时期的特色与宝格丽美学不谋而合。在腓尼基、罗马和希腊钱币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后,Monete Antiche系列袖扣(3240镑)将多种金属排列在一起,刻意强调了一种不完美的主题。相比之下,更具现代美感的要数宝诗龙(Boucheron)的 Quatre四色金系列(6100镑),分别为18ct的黄金、白金、玫瑰金和黑金。

当然,也有一些袖扣发烧友把袖扣当成家族或者军团徽章。但是袖扣的价值远不止于此。

它们存在的真正原因是别具一格的设计风格。相比腕表和一些其它男士珠宝,袖扣的欣赏更具亲密性,因为欣赏者要足够亲近才能观察到如此私人化的装饰品。尽管袖扣经常被看作是品味的仲裁者,你可能还是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这么多袖扣看起来如此滑稽。螺旋桨、骰子、螺母和标语形的袖扣都在坚持不懈地告诉你同一件事:男人总是肤浅的。棱角分明的、厚实的袖扣设计有时候跟质地柔软的男士西服并不相配。但是,它们都毫无例外地传达了一种来自上世纪的活力,特别是20和30年代的。

蒂凡尼(Tiffany & Co)的 “了不起的盖茨比”(Great Gatsby)系列袖扣,18ct金质地,卵形外观,绿色珐琅上漆,艺术化处理的刻字。这款精致的袖扣表达了对今年上映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致敬。你也可以将名字或者姓名首字母组成的图案,雕刻在经典款的18ct金上(2250镑)或银(205镑)上。Longmire,一个在1979年袖扣热潮中创立的国际知名品牌,也能满足你在袖扣上刻上自己名字缩写的需求(1680镑起),还提供为各种个性图案进行手工珐琅上色(4000镑起)的服务。

袖扣的真谛

似乎只有少数引领潮流的品牌找到了袖扣的真谛。来自意大利的奢侈品牌Bottega Veneta就是其中之一——古旧质感的银质编织纹球(460镑)和水晶球(420镑)袖扣。在法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级时装品牌Lanvin是另一个胜利者。它的袖扣设计没有被局限在尽显男子气概的四角方块中,相反,Lanvin推出了镀铑的方格设计(约177镑)以及灰色珍珠母制成的棒状袖扣(约211镑)。

如果把深色的半宝石材质镶嵌在纯金中,会传递出一种独有的奢华感。不仅如此,这样的袖扣用来搭配面料考究的时下男装也是极好的。来自德克萨斯的珠宝商Armenda所设计的袖扣相当迥异,比如在黑钻之中嵌上金(1910镑);还有Monk Intaglio的袖扣(2640镑),看上去就像是从西班牙无敌舰队上掠夺来的远古珍宝。全球知名的珠宝生产公司Tateossian设计的黑色珍珠母袖扣与手工打造的18ct金线相结合(1850镑),展现出奢华质感。来自LVMH集团法国国宝殿堂级珠宝及腕表品牌Chaumet的黑檀木色金袖扣在圆润棱角的修饰下不再锋芒毕露。Trianon出品的袖扣,由海蓝色鲨革包在金棍外(1605镑),巧妙地呼应了复古的主题;异曲同工的还有古老的黄水晶和方形石榴石组合而成的袖扣(2790镑)。

虽然很大一部分男性会有意回避一些嵌有华丽宝石的首饰,但是他们并不排斥珠宝元素出现于一些袖扣上,特别是专门用于某些场合的袖扣。出自俄罗斯的宫廷传奇珠宝大师Fabergé的袖扣传达出了一种俄式独有的华丽。天青石色的晚宴袖扣(7774镑)极尽奢华;一对迷人的烟盒状袖扣上镶着钻石和蓝宝石。我也很欣赏来自英国伦敦的尊贵品牌Asprey的宝石,有同样带蓝宝石的袖扣(5250镑),还有带烟熏色的石英石和橄榄石的袖扣(1875镑)。

难以理解的2013美国重返中东

我今年执行了个人的“重返亚洲”计划:我在2013年里分别去了韩国、日本、越南和中国(两次)。可写的东西当然很多,例如中国的新领导班子、日本的安倍经济学、中日争端,以及朝鲜半岛核问题的紧张态势。不过,我不止一次发现,自己明明坐在东亚某宾馆的房间里,手头却写着中东的事情。

被中东貌似紧急的消息转移注意力——这种倾向不仅仅是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病,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两难境地。理论上,美国致力于重返亚洲,会将亚洲事务摆在其外交政策最核心的位置。但实践中,正如近日一位美国官员向我解释的那样:“白宫忙于危机管理,而外交政策领域中90%的危机都来自中东。”2013年确实是这样:这一年的危机有叙利亚内战、埃及军事政变,以及伊朗核问题重要谈判的开启。

在约翰•克里(John Kerry,见上图)就任美国国务卿第一年的全年时间里,美国重返中东的政策得到了巩固。在早前与新团队的一次见面会上,克里被告知,他的前任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选择上任后首访亚洲,以此来释放信号。他们礼貌地建议克里采取同样的做法。但他对此完全不感兴趣,明确表示他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外交政策最传统的优先事务上——中东和平进程。克里沿袭了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到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等许多杰出前任的传统,踏上了前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寻找解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圣杯。这位美国国务卿访问该地区的次数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他现在开玩笑说,自己是去圣地上班。

克里对工作重点的选择出人意料,体现在两方面:他不仅不选亚洲而选择了中东,还坚持把目光锁定在以巴和平进程上,而非锁定在按理来说更紧迫的政治和人道主义问题上——例如目前已造成超过10万人死亡的叙利亚冲突、埃及的严重骚乱、以及伊朗核计划引发的紧张局势。实际上,今年以来,克里逐渐深入参与了上述所有问题,但他一直保持着对以巴双方的压力。

由于美国向中东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有些事情就不得不放一放。这个事就是奥巴马大肆宣传的重返亚洲战略。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是10月份奥巴马总统爽约,没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美国总统缺席,让新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为会场的主角。事实上,奥巴马缺席的原因是一场国内危机——预算僵局,让奥巴马确信不能在那时离开华盛顿。但亚洲对此的解读是,美国重返亚洲的计划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不过,讽刺的是,尽管奥巴马政府因把注意力转回中东而受到亚洲的严厉批评,但恰恰是许多中东的政策制定者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美国一心打算把力量撤出中东。

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无疑将减少其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处理叙利亚和伊朗问题的方式使一些人更加怀疑,美国参与该地区事务的意愿正在下降。沙特和以色列认为,美国急于跟伊朗达成协议,意味着它想在伊核问题上金盆洗手。与此类似,美国在对叙动武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也被解读为参与意愿下降的标志。讽刺的是,重返亚洲的说法虽然愈发遭到亚洲本身的嘲笑,但仍然受到中东国家的认真对待。最后一个表明美国可能有意撤出中东的“证据”是该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猛增。

中国外交走向主动将重塑周边关系

2013年,对中国周边外交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有不少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发生,同时,它似乎孕育着中国外交的某些方向性变化。

表面上2013年中国周边的很多问题仍在僵持,南海、钓鱼岛、朝核问题,都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在短期内也看不到解决的方向和前景。中国的实力虽然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但美国依然处于体系性优势地位,美强中弱的大格局在中短期内并不会明显改变,这一点在军事安全领域有着更明确的表现。

许多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或者对中国崛起进行潜在的战略对冲的做法,依然比较普遍地存在,大多数周边国家依然不会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制衡或者追随崛起中的中国。

上述这些不变的方面,让中国的周边态势保持了总体上的稳定。但在表面不变的因素外却有许多基础性的因素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美国经历了10月份的政府关门、债务上限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此背景下取消了对东南亚四国的访问,并缺席在文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亚太战略再平衡的关键时期,此类事情的发生,凸显了美国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对其外交政策可能存在的强大掣肘。

对这一点更明确的认知,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国政策进一步内向化,导致其在国际冲突与对抗中的意愿和决心下降。这也表现在美国对叙利亚、伊朗核问题的态度变化上。在这样的背景下,至少在中短期内,美对华政策妥协的一面增大,美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目标可能不是把中国的影响力推回去,而是努力稳住基本盘,保持自己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长期存在,使之不发生大的下降。比如说,在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美国所采取的态度出乎不少人的意外,背后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如果中国给予美国必要的尊重,中美进行大的战略妥协的空间还可以加大。对美国来说,与中国的关系明显比与日本等国的关系更为重要,而且,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还在继续上升。

与此相应,日本则成为反对中国最坚定的国家,也是中国过去一年以及未来一个时期在周边面临的最大的直接挑战。

在与中国对抗的方面,日本与他国不同的地方体现在,它几乎采取了一种公开撕破脸的方式,而不是在战略上始终留有余地的做法,这在周边有分量的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情况。日本的做法,其实是日本对中国崛起高度紧张的一种表现,说明日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危机感,并在中日关系的紧张中投入了相当大的赌注。

未来一个时期,中日是周边地区博弈的焦点。中日博弈有它自身的复杂性,一方面中日本身存在若干结构性矛盾,有几个交织在一起从而变得更加难解的问题,包括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地区主导权问题、日本政治向右转的问题,等等;另一方面,日本还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美国的代理人与中国在博弈。中日博弈的结果,对于未来的地区秩序以及中、日分别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相比之下,南海争端在地区秩序问题上的含义就小了很多。可以说,相关国家把更大的资源和精力投入了钓鱼岛问题,但这个博弈中短期内还分不出结果,博弈的走向依赖于相关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态势发生更深刻的变化。

Lex专栏:中印海外收购反差明显

2013年印度不仅经历了汇率下跌以及经济增长疲软,跨境并购也是一大耻辱来源。印度阿波罗轮胎公司(Apollo Tyres)试图收购总部位于美国、规模更大的固铂轮胎橡胶公司(Cooper Tire & Rubber),出价为25亿美元现金。阿波罗的股东很快批评了这项交易,因为由此导致的债务负担过重。让这些股东松一口气的是,固铂的劳资困境很可能导致交易无法达成。

但此事对印度收购方声誉的负面影响将持续存在,并在与另一个海外并购里程碑对比时更令人痛心——中国企业完成了其在美国的最大规模收购。

阿波罗将收购固铂视为成为一家全球轮胎企业的最快途径。合并后的公司将成为全球按销售额计算第七大的轮胎制造商。但这项交易需要阿波罗背负大量债务,而轮胎制造是一个高度周期性的行业。美国的并购协议通常是无懈可击的,但工会对这笔交易感到不满,因为它为阿波罗提供了一个要求降低收购价格或者干脆放弃的机会。对于阿波罗来说,这将是一种解脱。但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印度收购方的信誉受到怀疑。阿波罗应当预见到劳工问题,并在尽职调查阶段将其解决。

将阿波罗收购固铂的惨败与双汇斥资50亿美元成功收购美国猪肉加工商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并列对比。虽然美国国会有人对中方的收购动机表示怀疑——印度收购方没有面对这样的阻力——但这项中国对美国企业的最大规模收购通过了审查。双汇获得了70亿美元融资,并将挂牌上市。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海外并购规模稳步走高,2013年达到了700亿美元。相比之下,印度的海外并购活动起伏较大,2013年的规模仅为100亿美元。从以上两项交易的不同结果来看,难怪中印两国在海外并购领域存在巨大差距。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马拉

FT2013年度女性之五:柳德米拉•普京娜

在丈夫的前两个总统任期内,她是一位姿态低调、穿着朴素的妻子,尽职地拍照留影、接待国事访问的来宾,不过,在多数情况下,她仍然位居幕后。但在第三个任期开始时,她几乎无影无踪。一年后,她彻底消失了。

6月6日,55岁的柳德米拉•普京娜(Lyudmila Putina)与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一同出现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上,宣布即将离婚。她脸上的笑容,好似婚礼上的新娘。“这确实是双方共同的决定,”普京娜说,“这是和平分手。”

普京娜以妻子身份陪伴丈夫走过了14年的总理和总统生涯,很少显山露水。她的鲜少露面引发小报猜测:普京要么像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和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那样将妻子遗弃在修道院,要么另觅新欢——参加过奥运会的体操运动员、比普京娜小25岁的现任杜马下议院议员阿林娜•卡巴耶娃(Alina Kabayeva)。

克里姆林宫一直积极辟谣,熟识普京娜的人也是一样。他们表示,她比许多人所称赞的更坚强不屈。一位接近总统但不愿具名的人士称,普京夫妇的婚姻之所以在过去5到7年内破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普京日程繁忙,而普京娜也对于“第一夫人”经常要抛头露面感到不安。

普京第一位导师的遗孀柳德米拉•纳鲁索娃(Lyudmila Narusova)称,是第一夫人自己主动要求离的婚。“我很清楚这肯定是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普京娜)提出的,”她11月份对俄罗斯一家新闻电视台表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很不容易。这是她提出来的,她的要求也得到了尊重。”这副坚定的形象,与家乡人对她的记忆相吻合。

普京娜的家乡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以北,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一块飞地。她父亲是工厂工人,母亲是出纳。她从小在朴素的环境中长大,是聪明、有抱负的学生。“她活跃,爱交际,学习刻苦,能力很强,”一位以前的老师说道,“她梦想成为演员。”毕业后,普京娜在一家机械厂工作,后来成为俄罗斯航空公司(Aeroflot)的乘务员。

20世纪80年代初,她在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的一场音乐会上与普京相识。两人的恋情绝非一帆风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不停地在考验我,这样说一点没错,”普京娜曾这样告诉普京的传记作家奥列格•布洛茨基(Oleg Blotsky),“我总是感觉他在观察我,观察我的决定……看我是否能经受住考验。”她说,直到与普京相处18个月后,她才发现普京是克格勃(KGB)军官。

他们于1983年7月结婚。“你知道一见钟情的感觉吗?但这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普京娜告诉布洛茨基。

“我渐渐地习惯了他,然后坠入爱河。”

1986年,普京娜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Leningrad State University)语言学专业毕业。她精通西班牙语、法语,并在丈夫驻德累斯顿担任克格勃军官期间掌握了流利的德语。

在德国,普京娜大部分时间独自照看两个年幼的女儿玛莎(Masha)和卡佳(Katya)。她回忆道,她在怀卡佳7个月时独自爬6段楼梯回公寓,一手抱着幼小的玛莎,一手提着满满的购物袋。有一次,一位邻居伸手相助,但其余时间她都自己打理。

FT社评:中日应力避事态升级

2013年期间,中国和日本之间围绕东海无人居住岛屿的争端进一步恶化。没错,双方在年初的激烈言论后来并未升级,时而还有所缓和。同样没错的是,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官方纵容的抵制日本产品活动之后,日本对华出口(包括汽车出口)在下半年强劲反弹。

但在11月,中国出乎日本意料地宣布划设防空识别区(ADIZ),并将争议岛屿——日本称为尖阁诸岛(Senkaku),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划入其中。台湾也宣称拥有这些岛屿的主权。本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参拜靖国神社(Yasukuni shrine,见上图),此举冒犯了中国方面;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战争死难者的神灵,包括被判在中国犯有战争罪的战犯。

即便在今秋之前,北京方面也已经大幅增加了环绕争议岛屿的舰船和飞机巡逻次数。中国的战略似乎是明确的。它想要建立自己的行政存在记录,以便挑战日本的长期主张,即只有日方对这些岛屿实行行政管辖。令北京方面恼火的是,东京方面甚至不承认这些岛屿的主权是有争议的,日方的这一立场在法律和外交上似乎一天比一天站不住脚。

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引发轩然大波?中国指责日本在2012年对这些岛屿进行“国有化”;东京方面称,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为了阻止日本右翼政客购买和开发这些岛屿。北京方面不接受这个主张,而是指责东京方面改变现状,葬送了之前紧张不安但持续多年的均衡状态。

无助于解决问题的是,东京方面否认双方在上世纪70年代有一个搁置争端的协议。日本的官方立场是,自1895年日本最初将争议岛屿纳入本国领土范围起,中国就一直承认日本的主权。这个立场是难以成立的。双方都在高声叫嚷,同时不听对方在说些什么。这场对峙是危险的。意外擦枪走火或是一线(包括空中和海上)某个头脑发热的人蓄意挑衅的可能性是切实存在的。鉴于两国都由鹰派领导人当政,而民众都不愿妥协,若发生意外的话,不能排除事态升级的可能性。

令人担忧的是,北京方面似乎非要试探美国防卫这些岛屿的承诺。美方已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这些岛屿。北京方面揣测,美国是否真的愿意为了几个海上孤岛而让美国军人冒生命危险。

就目前而言,中国在日美之间打入楔子的政策似乎在收到效果。美国拒绝效仿日本方面不理睬中国防空识别区的政策,而是指示美国的航空公司在自己有飞机进入有争议的防空识别区时,遵守向北京通报的新规则。

如此说来,北京方面在2013年取得了一些成功。危险在于,它将在2014年推进自己的努力。那可能使事态失控。如何避免这种局面?有三件事可以做。日本可以更诚实一些,承认——尽管其一贯坚持自己的主权主张——日中两国曾在上世纪70年代就搁置纠纷达成共识。日方应当推动恢复此前的现状。就中国而言,可提议将这一纠纷提交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并承诺服从该法院的裁决。

不幸的是,上述两件事都不太可能发生。双方都自称拥有绝对的道德权威,而且不信任对方。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可做的事情是,在两国领导人之间开通一条热线,使意外不致升级为危机。两位领导人也应当同意在不预设条件的情况下会晤。这方面的过错在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他甚至不屑与安倍视线接触,那么除了不堪设想的手段——军事冲突——以外,就真没有解决问题的希望了。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