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4》到《饥饿游戏》

“这是四月里的一天，天气晴朗却又寒冷，时钟敲了十三下……”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著的《一九八四》(1984)开头的错位式写法，用意是为了让读者从战后的自满情绪中清醒过来。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始于1947年，即冷战开局的小冲突年代，它展示了让强大的政府在不考虑公民权利的情况下统治国家会出现的后果。

这部小说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其出版以来，我们一直难以摆脱有关“反乌托邦”(Dystopia)噩梦的描述。上世纪40年代，这些纠结大部分局限于阳春白雪的刊物以及小说作品，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展开热烈讨论。然而事实证明，世界末日的情景对流行文化的影响更为巨大。就在这个月，《饥饿游戏2：星火燎原》(The Hunger Games: Catching Fire)的全球票房收入突破了7亿美元大关。这部根据苏珊•柯林斯(Suzanne Collins)同名三部曲小说的第二部拍摄的影片，正牢牢抓住全球年轻人的想象力。如何解释这部影片如此受欢迎？我们是否在愈发害怕的同时，也爱看该片？抑或我们那种最深层次的恐惧正得到净化，以更能接受的形式呈现？

奥威尔的讽刺小说催生了一系列流行至今的词汇：“新语”(Newspeak)、“老大哥”(Big Brother)、“101号室”(Room 101)。他这本了不起的书中描绘的社会状况，至今仍被我们用来衡量我们所在的公民社会的健康程度。

如今，我们距离1984年的年头几乎和奥威尔写书的时候一样久远了。回头看去，我们会发现1984年是喜忧掺半的一年。就在四月晴朗而寒冷的一天，题材不大而催人泪下的《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t)赢得了五项奥斯卡奖；美国研究人员宣布发现艾滋病毒——这真的是催人泪下的事态。

很明显，奥威尔的预言有些夸张。我们仍在对付着，没有让老鼠靠近我们。然而，对于幻想反乌托邦的世界，将其当作一种疗法，我们的热度似乎未减。我们总是忍不住去抓最深层次恐惧的疤痕。

《饥饿游戏》描绘了一个残酷而暴力的世界，不过它能让人一窥催生宗教狂热的救赎行为。它其实是时代的产物：尽管其中描写的带有角斗士味道的“游戏”来自古罗马上流社会的野蛮消遣活动，但故事的场景却是十分现代的——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

令人放心的是，书和电影的背景离我们很遥远。在一个繁荣而不平等的城市国家，每年都要通过抽奖方式从12个边远城区各选出两名12岁到18岁之间的孩子。他们必须在官方建立和控制的一个竞技场内战斗至死。最后只有一个人能幸存下来，这位幸存者将获得财富和名流身份。

不过，在《饥饿游戏》描绘的噩梦般社会中，许多元素都似曾相识：一个着装风格做作而老气的精英阶层，享受着与无产阶级大众隔绝的生活；一个拥有令人畏惧的技术能力的媒体；还有那种无法满足的偷窥欲望，这种欲望导致了道德标准的丧失。

这是一种很有技巧、偶尔有趣的混搭手法，不时夹杂一些令人不适的刺痛感。柯林斯女士的灵感来自于在电视真人秀和战争报道之间快速切换频道。她的作品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那个由斯坦利•图奇(Stanley Tucci)潇洒扮演的游戏仪式主持人，不过是对现实生活中主持人的略微夸张。而在《星火燎原》的丛林竞技场中，选手们遇到的挑战也只是英国真人秀《我是名人，让我出去》(I'm a Celebrity...Get Me Out of Here!)中那些进食蜗牛、与老鼠为伴的考验的极端形式而已。今天，我们通过投票让他人当众受辱；明天，我们有可能想对他们施加更深层次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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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喷式新股发行重创中国股市

在新股发行即将开闸的影响下，中国股市上证综指周一大幅收跌1.80%，创近五个月新低，个股全面下跌。2014年新年伊始，指数已连续三个交易日下挫，累计跌幅达到3.32%。

在流动性偏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本周新股密集发行、中国政府将加大对影子银行监管力度的消息、以及亚洲主要股市普跌等因素，对市场资金面和投资者心理造成负面冲击。虽然经过连日下跌，市场存在超跌后的技术性反弹需求，但考虑到中国农历新年前流动性紧张局面难以缓解，预计后市将继续弱势格局。

本周三中国股市将迎来一轮密集IPO：新宝股份、我武生物等8只新股将首发申购。监管部门此前更释放出1月份将有50家公司上市的言论。从交易所已公布信息可知，IPO重启以来，共有26家公司获得批准后开始招股，发行密度之高十分罕见。

新股发行对股市的影响主要通过流动性来传导。中国证监会去年12月初就宣布将重启IPO，当时正值三中全会改革利好预期“蜜月期”，市场部分消化了其负面冲击。但随着12月底中国银行间又一次“钱荒”来袭，市场人气急转直下。在此背景下，中国监管部门并没有及时调整IPO推出时机，弱势中依然强行扩容。此外，IPO重启后，投资者申购新股门槛发生变化，“市值现金配售”取代过往的“市值配售”，对投资者所持现金要求更高。新门槛不仅不利于稳定存量资金的情绪，也阻碍了增量资金入市，让供需矛盾更加激化。

除去IPO重启的利空影响以外，日本等亚洲股市周一大幅下跌也对中国股市形成较大的外部压力。此外，稍早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2月服务业增速大幅放缓，重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的担忧。同时，由于年底需求相应走软，汇丰中国12月服务业PMI降至28个月新低，呈现与官方数据类似的明显回落走势，表明服务业的扩张势头有所放慢。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继银监会 “9号文”夭折之后，坊间传闻其替代性文件“107号文”已经下发，将加大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力度。受其影响，地产、银行板块承压，周一分别下跌3.1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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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如何确保太平洋和平？

上个月，一艘美国导弹巡洋舰“考彭斯号”(USS Cowpens)险些与一艘中国航母护航军舰相撞，当时双方海军正在南中国海开展例行调动。这是一场赌注无法估量的海军版“懦夫游戏”(Game of Chicken)。在这次事件中，中国军舰从考彭斯号船头前方穿过，以一箭之遥避免了撞船事故。考彭斯号此前一直在帮助开展对菲律宾的台风救援工作，这次事件发生时，该舰被派往中国航母海试地点附近开展观察活动。

五角大楼(Pentagon)和正在访华的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均表态称，强烈反对这种“挑衅”行为，并呼吁北京方面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以及危机预防机制，以便在未来避免误会、以及防止出现可能的事态升级。而中国对此的回应则是一贯的模糊。

随着更多中国将更多兵力部署于中国境外、与美军巡逻队及军事部署近距离接触，中美双方在海上和空中越来越频繁地遇到这种千钧一发的局面。然而，中国并不愿意加入旨在规避此类事故、确定“交通规则”的相关协议。中国也迟迟不愿建立危机对话机制、以应对两舰舰长发生误会的可能情况。这是为什么？

可能的原因有几个。首先是自信心方面的原因。中国明白，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在军事能力和实战经验方面仍然是全球最强的。中国希望避免暴露自身弱点——尤其是在面临危机的可能情况下。

其次是，中美双方在终极目标上存在分歧。在中国看来，这类机制无异于向超速惯犯提供安全带。中国希望美国避免在如此接近中国边境的地点开展军事行动、并减少军事部署，而不希望让美国确信出事后能和平解决。

此外，双方对主权的解释也不同。中国担心，即使是有关军事行动的小范围协议，也会损害中国关于“九段线”合法性的主张。这条存在争议的国界线将南中国海大部分区域划归中国。

直到最近，中共和中国军方在有关何时及如何动用解放军的交战规则(rules of engagement)上一直存在微妙的紧张关系。然而，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双方似乎变得更为协调了。

还有一个因素是全球视角方面的问题。美国所要求的那种军事行动协议带有冷战色彩。中国政府在公开外交上则努力避免让美国感到中国是与之相对的全球另一极，就像过去的苏联。

最后，中美追求威慑力的方式完全不同。美国经常通过展示令人叹服的军事能力，在潜在对手及竞争者心中引发恐惧感，即“震慑”策略(shock and awe)。而在中国看来，对他国产生威慑力、或让他国产生怀疑（后者或许更好）的方法，不是通过公开展示实力，而是通过让他国吃不准自己的意图。因此，按照这种逻辑，他国与解放军的军事联系越不密切、对解放军越不了解，中国的威慑力就越大。

结果就导致，在应对军事行动中的意外相遇时，美中两国有完全不同的战略文化和目标，找到双方都可接受的模式将非常困难。然而，它们必须找到这一模式，全球的稳定有赖于双方避免冲突。

本文作者是亚洲集团(Asia Group)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董事。2009年至2013年担任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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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奴隶到将军

从喀尔巴阡山脉往东，直到中国的内地平原，北至北冰洋，南到喜马拉雅山脉，这一大块浩瀚无垠的空旷地区，被通称为大草原。帕米尔高原以东和以西的干旱牧场，是大草原的心脏地带。一支支游牧民族在这里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偶尔，他们也会像撕破夜幕的闪电一样，突然照亮历史。

这些过着游牧生活的骑马民族是天生的杀戮者。农夫舍不得宰杀自己饲养的家畜，猎人仅善于追踪猎物，只有牧民精于屠宰牲畜。对付乌合之众更是牧民的拿手好戏，他们懂得如何将成群的牲畜驱散、包抄、堵截、合围，如何孤立畜群领袖，如何恐吓和威胁大群牲畜。长年的游牧生活锻炼了他们对艰苦环境的适应能力。骑马民族来去如风，速战速决，冷酷无情，他们是令人心惊胆寒的侵略者。

阿拉伯人并不是骑马民族，但他们成了骑马民族的主要雇佣者。他们建立了一种奇特的奴隶兵制度，史称马穆鲁克（Mameluke）。几乎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都雇佣奴隶士兵。剽悍的马穆鲁克们在穆斯林国家可以积军功升迁，成为高级将领。从13世纪中期到16世纪初，马穆鲁克们甚至在埃及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执掌着哈里发的废黜大权。

最早，阿拉伯人的对外扩张主要依靠自己拼杀。伊斯兰教激发了阿拉伯人的斗志，让他们成为一个尚武的民族。伊斯兰教的创始者默罕默德本人就是个战士。公元625年，他曾在麦地那的一场和麦加人的战斗中负伤。默罕默德规定一切穆斯林皆为兄弟，但“信道的人们啊，你们要讨伐邻近你们的不信道者”。只有在整个“战争之域”被并入了“服从之域”之后，伊斯兰教的天命才算完成。阿拉伯人在早期的征战中，依靠的是对沙漠地形的熟悉和耐久负重的骆驼。他们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面前，一旦出师不利，就急速地遁入茫茫沙漠。阿拉伯骑兵从不觉得撤退是可耻的，他们能战就战，不能战就逃，等到时机有利，随时会转回头投入战斗。

但是，阿拉伯人的对外扩张速度太快了，很快就遇到兵源不足的问题。老兵们关心的是战利品的分配，不愿意再浴血奋战。虔诚的穆斯林坚持不得对伊斯兰同胞作战，没有人想要从军。大约在九世纪，阿拔斯（Abbasid）王朝的哈里发阿穆塔西姆（al-Mu’tasim）就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奴隶部队。据说他麾下曾有7万多名奴隶士兵。

大部分马穆鲁克来自阿拉伯世界与中亚大草原接壤的边界地区，尤其是里海和阿富汗山脉之间的地方。这一地带的突厥人从小就长在马上。据传奇故事讲，突厥妇女能够在马背上怀孕产子。马穆鲁克大多在童年和少年就被卖为奴隶，然后在修道院一样的营房里面接受与世隔绝的训练。马穆鲁克必须接受的教育包括可兰经、伊斯兰法规和阿拉伯文字，同时也要苦练骑术和剑术。经过长期刻苦的训练，马穆鲁克学到的不仅仅是作战的本领，而且是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

马穆鲁克是一种成功的制度创新。一方面，这些奴隶士兵不会受到家族、部落的影响，他们从小受到的训练就是只效忠于哈里发。哈里发对马穆鲁克有着生杀予夺的完全控制。另一方面，当时的奴隶制度并不像后来欧洲人在美洲实行的奴隶制度，相对而言还是较为仁慈的。马穆鲁克如果作战勇敢，可以在军中得到提拔，可以结婚生子。但是，马穆鲁克是不能继承的。马穆鲁克的儿子无法成为马穆鲁克。只有从新的奴隶儿童中才能培养出合格的马穆鲁克。这保证了不断有新鲜的血液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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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担心中国增长放缓

去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重大经济改革措施，以再平衡中国经济，降低其对债务的依赖，主要手段是逆转在过去30年里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国发展模式可能发生的这种大幅度转变，自然将增加预测中国2014年经济表现的难度。

我们已看到改革可能有多么艰难。过去4年里，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走走停停的减速态势——监管机构时不时尝试抑制信贷增长，导致经济增速大幅放缓，但每次随着政策制定者退让，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信贷的增长随即都会重燃，尽管节奏在逐渐放慢。2014年期间，随着抑制信贷增长和防止经济放缓过猛的两种努力继续此消彼长，我们将看到这种局面变得更加剧烈。

如果北京方面不能有序地进一步放慢增速，那么中国经济越来越可能触及债务能力上限，随后增长将无序下滑。北京方面日益意识到这种风险，所以2014年最可能出现的结局是，GDP增速将继续放缓，但放缓幅度会起伏不定，到年底时各方对2020年前中国GDP增速的共识预测会降至5%至6%。

2014年，我最关注的将是北京方面不畏政治、经济代价抑制信贷增长的迹象。更具体一些，我会关注以下四方面：

1、银行间市场的压力。今年6月和12月，中国银行间市场发生了两次流动性吃紧局面，第一次形势非常严峻，第二次相对温和。由于两次流动性吃紧都源于北京方面暂时放缓货币扩张，这显示出中国的银行体系对货币投放量快速增长的依赖有多么严重。近期发布的《中国黄皮书》(China Beige Book)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经营利润不足以偿债，有很大一部分（其份额还在增长）新贷款只是为了滚转旧债。换言之，中国需要信贷增长，只是为了避免承认不良贷款，而任何遏制货币供应增长的努力都可能引起财务困境的激增。由于信贷约束最有可能首先在银行间市场浮出水面，因此监管机构越是坚决地试图控制信贷，我们就将越频繁地看到银行间市场运转不灵。

2、利率市场化。尽管所有人都认为必须放开利率管制——尤其是要使普通家庭从中受益，但这么做可能提高解决财务困境的成本，并削弱能够获取银行贷款的强大集团的优势。这使利率市场化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步伐与方向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3、淡化GDP增长目标。北京方面设定GDP增长目标，就制约了其设定其他变量目标、尤其是信贷创造目标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再平衡需要家庭消费增长大幅超过GDP增速（至少10年内每年高出3个百分点），设定较高的GDP增长目标会使再平衡更难实现。北京方面越早淡化GDP增长目标（比如说转而采用家庭收入增长目标），中国经济调整就可能越顺利。

4、反映改革进程的GDP增长。目前，市场在GDP增长数据高于预期时感到振奋，在GDP增速下滑时感到沮丧。这种反应应当倒过来才对。由于低得多的GDP增长率说明改革与再平衡在有效推进，因此7%或甚至6%的GDP增长率应被视为北京方面难以实施改革和再平衡的迹象。换言之，增速放缓幅度越大，我们就越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正在调整，正在降低金融风险。高增长应被视为调整失败、中期内无序调整风险升高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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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前瞻

房地产进入泡沫后期，2014年不会崩溃，但各城市分化将更加严重。

2014年房价整体微有上涨，一线城市范围从中心区域向周边卫星城拓展，更多的三四线城市的债务危机摇摇欲坠，要靠债务展期、会计游戏应付危机。

政策的预期是，以直接限制的方式抑制大城市房价上升，倾向于扶植中西部城市群，与三四线中小城市，以实现就地城镇化。

地球人无法阻挡中国一线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

《南方都市报》去年年底报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正在草拟2014年重点监控房地产市场城市的名单，被列入名单的城市须从严执行限购限价等楼市调控政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明确在列。一线城市仍是房地产调控的重要区域，说明这些城市对于各地高净值人群的吸引力不变。

这是明智的选择，在资产泡沫后期，市场总是会寻找最厚实的安全岛，国内一线城市就是国内最安全的投资地，如果一线城市的中心区域的房地产溢价下降，说明中国经济与金融已经无法支撑。冰山从外层薄弱处融化，一线城市是中心最厚的地方。

较为另类的现象是，传统的贫困地区、人口占比较高的四线地区，由于开发商开发出工业化时代整齐划一的楼盘，第一次有了五星级宾馆，品质相比此前有较大提升，这些城市在初期会有投资跳升阶段，万达在阜阳等城市的销售荣耀印证了这一点。但这是短期的、缺乏竞争的结果，是当地略有资金的投资者缺乏投资标的的结果。当地方政府一鼓作气引入更多的CBD、试图一口吃成个胖子时，风险随后而到。

资产泡沫处于后期的另一个征兆是，越来越多的开发商与投资者将资金、项目输出到境外，这几乎是本能的套保行动。国内最重要的投资品市场房地产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无房产税、无投资信息的时代即将过去，趁着人民币大幅升值、资产仍在高位购入境外发达国家的资产，是经济理性人的自然选择。不仅李嘉诚先生在这么做，重要的开发商几乎都在境外开疆拓土。笔者身边开修车店的朋友，也在认真阅读移民须知。

这是地球村时代，转移资产逃避大的政策风险、环境风险成为现实可行的选项，中国并不仅止于国内各地区、各城市之间争夺高净值、高能力人群，还面临着全球营商、生存环境的竞争，实际上是个国际竞争力的课题。《福布斯》杂志1月2日撰文指出，“如果中国的环境污染还像今天这般继续恶化下去的话，中国的房地产总有一天会变得一文不值。年轻一代中国人会选择离开这个国家，而不是迁入污染的城市，继而抑制房地产需求，并加剧该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有能力有意愿移民的人越来越多，中国在海外的房地产投资屡创新高。政府有必要正视丧失全球竞争力的风险。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随着外出务工人口的回流，当地空荡荡的建筑也就有了入住者，消费随之而兴，中西部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因此被夯实。这是幻想。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富裕群体已经完成了从原始积累到购置主要资产的全过程，从山西等地的情况看，按照不同的财富分层，高净值人群分别完成了境外置业、北京置业、省城置业、地方小型核心城市置业，财富圈层与置业边界非常清楚，绝不会因为政府的号召就在本地被污染的矿区县城大举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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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金融：浪潮还是浪花？

当前，沃克尔规则正在把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带给华尔街的“紧箍咒”进一步落实，欧盟正在通过限制大银行自营和金融交易税来遏制系统性风险，发达经济体对于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清算开始加码。在复苏趋势和信心不断增强之后，各国监管者都希望传统金融“巨鳄”能够在外部约束和自我反省之下，进入新的“安静繁荣”阶段。

在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以银行业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都面临宏观监管与调控的严厉挑战。与此同时，在尚未受到全球危机严重影响的中国，却上演了一场来自投资者、类金融机构、民间资本、媒体与公众所营造的互联网金融“大戏”，使得传统金融机构似乎面临一种截然不同的威胁，当然银行业对于这种威胁的迎合仍然值得质疑。

互联网金融的热浪彷佛一夜之间涌来，相关的话题无处不在，2013年也被许多人冠以“互联网金融元年”的称号。实际上，早在本世纪初以来，关于“网络金融”的研究就已经初具规模，但更多停留在电子银行等技术性分析，虽然在许多院校成为专门课程，但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市场影响力。2011年随着对于金融体系改革与创新加快、民间资本激活等的关注，互联网金融开始在人们眼前晃动，直到2013年终于发酵成一场“狂欢”。

人们在谈论互联网金融时在谈论什么？

虽然人们对互联网金融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解释和定义，每个参与者脑海中也都有一个自己认知的互联网金融，但要真正认清其背后的创新价值和风险特征，必须从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着手加以分析。

与金融要素研究相关的学科体系，可以大致分为货币经济学与金融经济学，前者研究的是货币的功能、形式、货币制度、货币供给与需求，后者则研究经济主体的跨期资源配置，金融资产特性、金融资产的供给与需求等。随着现代金融业的纵深发展，在组织机构、产品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突破，但背后总是依托于一种或几种金融功能或要素。只看表面，往往使人看不清观察对象的实质，无法把握其内在的金融特性。

由此，在谈到互联网金融的时候，首先应当根据金融研究的对象要素，进行适当的对号入座，才能更好地把握主线，使得大家在口若悬河地探讨互联网金融之时，能够尽量调试到同一“频段”之上。

就货币经济学角度来看，互联网金融关注的其实是虚拟货币，也就是电子货币的较高发展阶段。电子货币的出现是与技术演变密切相关的，但在实质上，电子货币尚未明显改变传统的货币发行机制，央行依然具有垄断性的货币发行权，同时也基本垄断着主要电子货币的发行权。而虚拟货币的出现，则使得这一格局有所松动。例如，比特币及其各类山寨模仿者，虽然在现实中遇到多国监管者的“狙击”，并且沦为投机者猎食炒作的对象，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体现了虚拟时代的货币“去央行化”尝试。就此来看，2013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就是比特币造富狂热在国人中的蔓延，以及被央行突然严格叫停而“黯然离场”的戏剧性。

就金融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互联网金融主要关注的是，资金与金融资源配置、支付清算、风险管理和信息发掘这些金融体系基础性功能，在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下有何新的突破。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领域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自从上世纪末信息革命的突飞猛进式发展，对于经济社会结构产生巨大影响，金融运行、金融组织、金融产品更加紧密地与信息技术结合在一起。无论是电子银行的发展，还是资本市场的高频交易，都是互联网金融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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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国信托行业将出现分化

吉林信托(Jilin Trust)和平安信托(Ping An Trust)都在中国金融体系的阴影区域开展业务，向那些在银行看来风险过高的借款方提供融资，但它们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

吉林信托去年12月向投资者发出警告，称旗下一支贷款支持证券产品存在违约风险，该产品的贷款方是华北一家财务杠杆率过高的煤炭开采企业。为吸引投资者，吉林信托在发售这款产品时承诺10%的年化收益率，但它没有要求这家煤企提供任何抵押品，而是接受了另一家煤企的担保，提供担保的那家企业目前同样身陷困境。

与此同时，平安信托驻上海的分析师们则在伏案工作，仔细分析来自中国各地数百个地方政府的数据。

平安的分析师们总是仔细考察地方政府的负债水平和财政收入，通过过路费、水务费等数据评估潜在抵押品的价值。平安信托发放的贷款迄今从未出现过违约，其首席执行官童恺(Tung Hoi)也决心将这一纪录继续保持下去。他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严格的放贷纪律。”

对于很多观察人士而言，中国的“影子银行”让人联想到的是，地下贷款方以极高的利率向来历不明的借款方提供贷款。但这种观点有些过于简单，因为很多金融机构现已开始填补受到严格监管的银行留出的市场空白。

一些影子银行确实出现了问题，但其他一些影子银行则是业绩亮眼、管理完善的金融机构。

麦肯锡(McKinsey)亚洲资产管理咨询业务负责人白德范(Stephan Binder)表示：“事实上，信托公司在中国的金融系统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为那些风险很高的企业提供了一条融资途径，否则，那些企业将完全无法获得融资 ，或只能求诸黑市。”

外界对中国信托公司的第一大误解，是对它们实际从事什么业务的误解。在西方，“信托”一词指以第三方为受益人的保守管理型基金，中国的信托公司跟这种信托基金没有任何关系。

在中国，信托公司是业务范围最广的金融机构。它们能够从事投资银行、房地产贷款甚至私募股权交易。它们还是影子银行体系中的主力军，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合1.65万亿美元），超过了保险公司以及证券经纪公司。

信托公司的业务模式是，填补银行不能或不愿填补的市场空缺，并将它们的贷款和交易打包成高收益的投资产品。受监管当局限制，信托公司只能向富有的个人发售这类产品，而且产品的绝大部分风险将由投资者而非信托公司承担，这与世界各地对冲基金的规则相同。

要了解这一机制如何奏效，中国地产行业是一个典型案例。2011年，因担心房地产市场过热，中国政府几乎禁止了银行向房地产开发商放贷。即便是最优质的房地产公司也无法从银行获得融资，于是它们转而求助于信托公司；当时信托公司仍然可以向房地产开发商放贷，突然之间它们的贷款利率就能达到10%至15%了。

在平安信托的房地产贷款当中，约有四分之三贷给了中国前20大房地产上市企业。平安信托是中国平安(Ping An Group)旗下的子公司，以资产规模计是中国第一大信托公司。童恺表示：“我们不会降低身段去和身份较低的对手交易。”

如今，平安信托的业务重点已部分转向资金紧张的地方政府，而在中国银行业和全球投资者看来，这些地方政府几乎是不能触碰的“有毒"借款方。中国国家审计署(National Audit Office)周一表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现已飙升至17.9万亿元人民币，较2010年底增长了近70%。童恺说：“虽然市场对地方政府日益感到恐惧，但事实上，我们认为向地方政府提供融资是个大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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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制造业强劲复苏

世界各地工厂在接近2013年底的时候恢复了勃勃生机，制造业活动出现了近3年来最大幅度的增长，令人期待全球经济复苏将在今年加速。

从亚洲到欧洲和美国，对工厂的调查发现12月活动和就业双双强劲增长。世界各地的企业还表示，他们相信未来几个月经营环境将保持景气，显示2014年有望成为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过后恢复健康的一年。

经济学家们称，昨日发布的由摩根大通(JPMorgan)和Markit编制的全球采购经理指数(PMI)表明，一场可持续复苏的基础正得到奠定。“从新订单分类指数看，它发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显示制造业活动上行趋势将会一直强劲，”摩根大通(JPMorgan)全球经济协调部主管大卫•亨斯利(David Hensley)说。他表示，去年末发布的其它数据也显示需求上扬。

尽管去年第三季度曾出现一些令人担心的迹象，显示复苏缺乏后劲，但12月的全球采购经理指数升至2011年4月以来的最高位，达到53.3，高于11月的53.1。该指数高于50说明活动扩张。

据经理们报告，新订单继11月达到2年半高位后，12月增长略有放缓。不过有一些迹象显示，全球贸易正出现反弹，出口订单连续第6个月上升。就业也出现2年半以来最快增长。

在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制造业活动继续快速扩张。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编制的采购经理指数达到57。这一结果虽然略低于11月的57.3这个2年半高位，但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相符，而且仍处于盛衰分界线上方。

更令人鼓舞的是，美国制造商正以2011年6月以来最快的速度聘用工人，而新订单飙升至2010年早些时候以来未见的水平。这些数据似乎表明制造业将更趋强劲。

在大西洋彼岸，欧元区也显示出复苏迹象，工业活动以2011年以来最快速度上升。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欧元区外围的较大经济体，复苏势头正在加强。12月西班牙失业人口减少了10.7万，这是从16年前开始编制该项数据以来最大的月度下降。

德国的采购经理指数达到54.3的30个月高位，而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的这一指数从51.4飙升至53.3，也达到2011年年中以来的最高位。

但欧洲传来的消息并不全是好消息，法国的采购经理指数降至47，为7个月低位。

英国的制造业活动12月继续快速增长，尽管势头比前一个月略弱。由Markit和英国皇家采购与供应学会(Chartered Institute of Purchasing and Supply)编制的英国采购经理指数达到57.3，低于11月的58.1，但仍接近历史最高位。

安吉利•拉瓦尔(Anjli Raval)纽约补充报道。

译者/和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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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汽车化的进程

200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中国第一则轿车的电视广告，在霓虹灯闪耀的大都市，桑塔纳2000风驰电掣。这是汽车走入家庭的一个重要标志，从那之后到2011年，中国汽车年销量经历了复合增长率25％的爆发式增长，在2009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汽车销售第一大国。经过2011、2012两年的盘整（4％的增长），2013年的销量增长15％。即使如此，中国汽车人均保有量也不过只有10％，而发达国家一般都会超过50％，中国汽车销量高增长还能持续多久？与此同时，过去十年汽车爆发式的增长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不可承受之重，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能源安全，中国汽车行业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根据发达国家汽车市场的发展规律来分析，当一个国家Ｒ值（车价 / 人均GDP）小于3时，该国汽车年销量会迅速提升，通常复合增长率可以维持在20%以上，持续高增长十年。日本、韩国、法国、巴西等都遵循这个规律。中国汽车市场的Ｒ值在2012年首次低于3，2013年进一步降至2.5的水平。由于中国私家车保有量较低，从理论上讲，新车销量在未来5年依然有可能保持20%的年均增长速度，因此，中国的私家车市场依然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

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在Ｒ值很高的情况下（2001年中国的Ｒ值是24），汽车销量仍然经历了黄金十年爆发式的增长。主要原因是中国二元性的经济结构，沿海地区如北上广深的富裕程度可以和发达国家相媲美，Ｒ值也早已低于3。过去十年的高增长主要是发生在沿海地区，沿海8省市在2005年时，占全国70+%的销量。

在社会汽车化的过程中，汽车会经历一个从奢侈品到消费品的的一个过渡。十年以前，中国汽车的零售价格十分高昂，主要是由于高进口关税、高汽车消费税、低规模经济等因素造成的。在这个小市场里，只有少许的汽车生产厂商能够存活下来。由于汽车在当时被视为奢侈品，购买者对价格不敏感，如机构办公用车和富豪购车，所以整车厂由于能够享受垄断定价权，单车利润异常丰厚。后来，市场需求逐渐增加，进入者增多，市场竞争加剧导致汽车价格下滑，下滑的汽车价格继续刺激需求。同时由于羊群效应，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迫不及待地买车，造成汽车销量爆发式的增长。

但是从现实出发，如果把注意力放到每公里城市道路的汽车数量（道路车辆密度）这个指标上，我们会看到中国的城市已经不堪重负，我们或许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虽然过去十年中国基础建设的投资迅猛增长，但是在过去10年，中国城市道路建设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私家车数量增速，前者的年均复合增速只有4.5%，而后者达到26%，这导致了城市道路车辆密度的急剧提升，全国平均从2003年的54辆/公里增长到2011年的236辆/公里。许多城市的道路车辆密度正在追赶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

北京的道路车辆密度已经达到700辆/公里，上海也超过了300辆/公里；与此相对比，香港的车辆道路密度大约是300辆/公里，新加坡是200辆/公里。同时我们需要考虑到道路使用时间的问题，在香港、新加坡，大约每年驾驶距离是3000公里，而在大陆一般的驾驶距离达到了每年10，000公里。所以堵车就像噩梦一样缠绕着国人，到了冬天，还有雾霾。在北京，汽车行驶速度大约15公里/小时，和100年前坐马车、30年前骑自行车没有什么区别。科技的进步被其自身所产生的负面作用相抵消，也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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