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February 11, 2014

东莞扫黄?

由央视“调查报道”引发的“东莞扫黄”,在短时间内进入高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火速作出“重要批示”:东莞要对全市进行拉网式排查打击。很快,对于央视记者拨打110举报后无人出警的情况,派出所8人被停职。但显然,它们很快就会成为过眼烟云,真正有价值的也许是由此引发的讨论。而我更关注这一切的发生机制,忍不住猜想这是怎样一盘大棋?

公共讨论围绕这几个关键词:央视、东莞和性服务。首先被质疑的不是东莞“技师”业者,而是央视。媒体人指责:没有打马赛克,蜻蜓点水猎奇式报道,而非系统呈现式报道;普通网民则质疑央视的动机:中国的黑暗面多了,干嘛盯牢性服务?

总的来说,这是一组国家级媒体平台制播的县市级水平的投机式报道,在中国式法理与道德的模糊地带,成功实施了一次劫掠。正在进行的扫黄及应景性质的治官运动,连同民间社会的种种讨论,即是劫掠的善后。

东莞声名远播,央视用24分钟的规格刊播实况“调查”,且选择午间黄金时间,却是高度重视的节奏。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也是新闻?”未经播出时它也许不是什么新闻,但现在,以它为导火线触发的“东莞扫黄”特大执法行动被高度关注,充当了扫黄急先锋角色的央视也在质疑中成为热点新闻的一部分。

在中国谈论扫黄是尴尬的,性交易在中国固然非法,却是普遍的;持道德大棒反对性交易者,明知无法左右他人的人权,却乐于看到公权力打击性交易以满足自身的道德优越感。所以每次大规模的扫黄行动,都有大批的支持者和同样多的反对者——在闹哄哄的吵闹声而非严肃有建设性的公共讨论中,一场又一场扫黄风暴在组织者的自如操控中起起落落。这是执政者最喜闻乐见的。

只要不开性交易非罪化的口,在基层,性行业就是执法者的板上鱼肉,在上层,扫黄这步棋就能成为政治博弈的巧手,挟庸众以制敌。

问题是,央视所谓“调查报道”刊播前后广东主政一方的反应,让这个事件更为政治化和戏剧化,广东随即开启了为期三个月的超常规“扫黄”,成为地方目前的重点工作。

须知东莞性产业的繁荣不可能与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没有关系,连央视网特约评论都说:没更高级别默许,东莞公安不可能视而不见。近年央视最轰动的扫黄新闻有三次:北京市公安局查处“天上人间”,薛蛮子嫖娼事件,东莞性都“调查”。拿薛蛮子事件为例,正如公众所指责的一样,央视报道明显政治性大于法制教化,宣传导向远大于新闻取材,工具属性尽显。“东莞扫黄”显然难逃同样的逻辑复制。但目前看来,东莞事件中尚无高级别官员因此落马,被停职的都是基层小角色,也许还有另外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但央视作为舆论的先锋,已经尽到了其作用。

从央视来说,它自身的定位决定了他需要时不时制造强势话题,对内是巩固自身的舆论和政治影响力,对外(上)则可能是制造新话题以转移上面不太愿意听到的诸如政治改革、民主活动等议题,减轻当局的舆论压力。事实上,舆论中已经有猜测认为,上层希望通过央视的“扫黄”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近期的政治敏感议题上转移开。比如可以观察的上一个社会舆论热点,正是官方媒体避而不谈的律师许志永案。央视此前主动策划的新闻,从“你爱国吗”、“很黄很暴力”、苹果风波、星巴克风波、大V系列报道,再到近期的“家风是什么”,都或多或多印证了其身份地位及做法。

中国汇改下一步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出路如何?笔者认为当前局面有四大“不可行”:继续让人民币对美元小幅渐进升值不可行;有管理的人民币渐进贬值不可行;重新让人民币钉住美元不可行;人民币汇率完全自由浮动也不可行。剩下来的选项,就只能是人民币汇率宽幅区间波动,这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改革的唯一出路。

“宽幅区间波动”不是完全放任不管,而是政府保住上下限,剩下的空间交给市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机制并不必然带来短期内人民币大幅升值,升值幅度可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可控。中国货币和金融领域的诸多改革当中,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最迫切也最易于实施,应优先推进。

当前汇率形成机制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两大特征。首先是官方定价,货币当局通过买入或卖出外汇以及中间价管理的方式,确定人民币汇率价格。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人民币市场,市场主要参与者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以货币当局的人民币汇率调控思路马首是瞻。

第二个特征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单边升值成为常态。2005年至今,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等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时期内,人民币对美元保持稳定,其他的常态时期内,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单边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单边升值,是2005年7月21日汇改方案中三个中间目标相互权衡的结果——这三个中间目标分别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以及保持汇率稳定(这里是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

这三个目标也分别对应着均衡汇率、篮子汇率以及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三个指标。具体到实践当中,三个目标相互冲突,货币当局更看重均衡汇率目标(两个参考指标:经常项目余额与GDP之比、日常的外汇市场供求压力),并尽可能地与另外两个目标妥协。妥协的结果,是货币当局选择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单边升值。

2005年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一篮子货币大幅升值,对于平衡国际收支和优化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人民币显然不能这样按照官方定价的方式无限制地升下去。事实上,当前汇率形成机制的弊端凸显,改革压力迫在眉睫。

首先,不能促进外贸稳定。中国对外贸易的对象,不仅限于美国,而是全世界。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汇率,不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而是人民币对诸多贸易伙伴货币价格变化的一篮子汇率。金融危机前后,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但是人民币一篮子汇率从2007年12月的90.4上升到2008年11月的106.3,一年的时间里升值16%,看似稳定的汇率形成机制关键时刻没能起到稳定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作用。1994年到2012年期间,实施宽幅波动的新加坡元篮子汇率波动最小,人民币汇率与实施浮动汇率体制的美元、欧元、印度卢比等货币的汇率波动相仿,日元与韩元汇率波动较大。为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措施,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却不能实现促进对外贸易稳定的政策初衷。

其次,威胁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稳定。官方定价的基础,是货币当局持续的购买外汇。货币当局购买外汇同时,也投放了相应的人民币基础货币。2003年初至2012年底,累计外汇市场干预带来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超过21.6万亿,远远超出基础货币投放的需要。目前的情况没有根本变化。外汇市场干预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增长每年超过2万亿。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严重威胁了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成为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温床。

Monday, February 10, 2014

俄罗斯准备打击比特币

俄罗斯当局正准备对比特币发起打击,并警告称,那些使用“加密货币”的人是违法的。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都在加强对虚拟支付体系的审查。

在俄罗斯承诺出台措施封杀比特币之前,俄罗斯超过中国,成为比特币软件下载量增长第二快的国家,仅次于美国。

在俄罗斯出手干预之际,比特币经历了又一场动荡——周末期间比特币价格暴跌,因为Mt Gox以技术故障为由,暂停了提现服务,它承诺在今日公布最新进展。Mt Gox是比特币最大的交易平台之一。

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周末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称,俄罗斯执法部门和央行正联合采取措施来阻止“俄罗斯货币流通领域中的非法行为,并防止因‘加密货币’的使用而导致俄罗斯公民和法人实体的财产权受到侵害”。

俄罗斯现行法律规定,禁止引入卢布以外的货币单位或者发行货币替代品。但有关部门威胁采取监管行动表明,在一场围绕比特币使用的长期辩论中,该国当局正倾向于禁止比特币。

开源软件网站Sourceforge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的比特币软件下载量在过去一个月超过了中国,占到了全球下载总量的10%以上。去年12月,中国禁止金融机构经手虚拟货币,促使包括百度(Baidu)在内的在线商家停止接受比特币支付。

监管机构的举措可能极大地改变比特币的发展。一些人认为比特币是现有转账体系的廉价替代品,另一些人则认为比特币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货币,可能取代政府控制的法定货币。

在美国,联邦和州有关部门希望监管比特币相关企业,并迫使它们像银行那样进行反洗钱审查。在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表示,将会先观察比特币是否会得到更广泛的使用,然后才会考虑采取何种立场。

译者/邹策

中国需清理增长模式副作用

去年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吸引了所有中国观察家们的关注。经过与其他党内领导人为时一年的商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总理李克强在本次大会上公布了下一步的改革方案。也许至今为止最为著名的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邓小平带领的领导班子在那次会议上作出了里程碑般的重大决策:带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这些改革为中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最近,推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显然出现问题。这主要归结于决定一国经济表现与增长率的三大主要因素:劳动力规模与组成、资本禀赋,以及技术发展。

197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拉开了序幕。那时的中国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口分布在数不清的小村镇中,勉强能维持温饱。想要从如此低的经济起点开始改革并取得巨大的成效相对较为容易,当时采取的方式是鼓励剩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让他们参与低技能要求的工作,来制造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的产品。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以开放其巨大的市场来交换西方的资本与技术。随之而注入的资本被大量投入新基础建设等方面,同时也用来累积大量的外汇储备,以抵御2008年经济危机那样的猝不及防的经济冲击。

但今天这些战略早已过时。首先,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5年后开始下降,这部分归因于争议颇多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剩余流动劳动力供应量正在迅速缩减,这导致工资的上涨并使有些生产活动不得不转向成本更低的国家,例如越南。另外,随着中国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缩小,其单纯的追赶性增长的潜力也在逐渐消失。中国必须走上真正的创新之路。

因此,为了维持以往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率,中国将必须显著提升其资本投资率,虽然基于中国现有的高负债、产能过剩以及资本效率整体较低的现状,此举将带来较高的风险。此外,所有的输出都必须找到对应的需求,但如今的潮流已转向对中国不利的方向。这已经对诸多行业造成了显著的影响,导致即使欧洲等主要出口市场并未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中国的出口增长率还是会下降。并且,即使个人消费事实上正有悖于传统观点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也不足以弥补其他主要增长动力的萎缩。

所以,中国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难道真如预言家所言,中国的经济泡沫即将破灭吗?我不这么认为,但中国国家领导人显然亟需对未来3-5年做出果断的行动决策,否则中国的经济将长期停滞不前。

首先,慢下来。进一步刺激投资主导的增长只会加剧中国的财务、环境、自然资源等各方面的问题。现在的关键是舒减慢下来可能会带来的影响(例如产能过剩以及失业率增加),同时调整国民对GDP增长的期望。

其次,全面清理。虽然中国的增长模式大获成功,但它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副作用,包括地方性腐败、不平等加剧、社会安全问题以及严重的污染与环境退化,这些副作用必须马上得到处理。

第三,实施结构性改革。中国政府必须从直接干预转向辅助中国正在进行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经的步骤包括调整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与预算,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促进竞争;长期来看,还包括银行系统商业化、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性账户开放化。

复苏高雄的经济之战

当年,作为一名年轻的民主活动人士,陈菊曾因反对台湾军事独裁政权而锒铛入狱,这一独裁政权统治台湾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几十年后的今天,更为稳重的陈菊在台湾人口第二多的城市高雄担任市长,她现在仍然在抗争,不过,今天她的抗争已不是政治抗争,而是经济抗争。

这个地处台湾南部热带地区的工业港口城市,以前曾被造船和石化等行业主宰。但来自中国大陆成本更低的竞争对手的竞争,迫使许多高雄企业倒闭或将工厂转移到大陆。经济学家表示,即便根据萧条的台湾经济的标准,高雄现在也是步履维艰。

如今,陈菊正努力吸引投资,并帮助新型企业在高雄创业,以令这个一度繁荣的城市复苏。最引人注目的是,尽管身为台湾反对党民进党(DPP,以对中国大陆怀有敌意而闻名)的明星人物,但她曾多次访问大陆,考察大陆的发展并推介高雄。

她能取得多大成功很关键,不仅对于高雄如此,对于台湾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台湾需要创造出让我们具备竞争力的产品,”她表示,“否则,我们的确将遭遇困境。”

尽管工业城市高雄受到的冲击超过台湾其他城市,但在与其他地区成本更低、更具创新性的竞争对手展开艰难竞争方面,它的处境并非是独一无二的。

根据台湾官方预测,预计台湾2013年的经济增速将达到1.7%,而2013年1月的预测为3.5%。2012年,台湾经济增长1.3%,为2009年以来最低。(此文写于2014年1月27日,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DGBAS)在1月28日公布的数字显示,台湾2013年经济增速为2.19%——编者注)

增长乏力反映出台湾对出口的依赖,出口占台湾经济的70%,但由于欧元区危机和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拖累全球需求,台湾出口受到影响。同时,智能手机制造商宏达电(HTC)和电子产品制造商宏碁(Acer)等台湾企业被韩国三星(Samsung)和中国大陆的联想(Lenovo)等竞争对手所超越。

设在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的台湾工厂的持续增长,更是加重了这些困境。尽管那些地区的产量有利于台湾企业增加利润,但它们对台湾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

很多、甚至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看好台湾前景。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玛塞拉•周(Marcella Chow)表示,最令人担忧的是,出口与出口订单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

出口衡量的是来自台湾的出口,而出口订单则包括其他地区制造的商品。全球需求日益复苏增加了订单数量,但“台湾制造”商品的出口仍显乏力。玛塞拉•周表示:“这是台湾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结构性问题。”

自从陈菊2010年上任以来,她一直大张旗鼓地向投资者推销高雄,包括在访问大陆期间向大陆投资者的推介,她还努力让这个受到多年工业污染的城市,变成一座更具吸引力的宜居城市。

曾经的白糖和香蕉仓库被改造为时尚咖啡厅、商铺和数字动画公司的办公场所,包括参与制作奥斯卡(Oscar)获奖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的一家公司。高雄港港务局务长程建宇表示,港务局正在扩大吞吐量,为更多游船以及从大陆向西方运输商品并需要短暂停留的货船提供服务。

但台湾本地商人表示,从传统行业向更现代企业的转型仍进展缓慢。智崴资讯科技(Brogent)就是为数不多的已转型成功的企业之一。该集团由一位前宏碁工程师创建,生产体感模拟游乐设备,其座椅可以与特殊制作的动画同步跳跃和摇晃。

智崴首席执行官欧阳志宏(CH Ouyang)表示,高雄帮助该公司找到了兴建办公室和用于测试和施工的土地。他表示,只有在高雄,智崴才能找到它所需要的软件开发人员以及钢铁工人和施工场地。但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很少有初创企业能够像该公司这样顺利地将新旧行业结合起来。欧阳志宏表示:“我们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Shan Cheng-Yu台北补充报道

译者/梁艳裳

中国需要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副外长傅莹在农历新年出席第5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时有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一番表态引发关注。傅莹说,一些过时的观念已失去存在的意义。比如说,欧盟一直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现在中国贸易额已经排在世界第一位,承认与不承认还有什么意义?

傅莹的这个表态赢得了许多中国人的喝彩,但也有人批评她对市场经济地位的理解错得离谱。不管喝彩还是批评,对傅莹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见解,我们首先需要注意其身份和讲话场合。傅莹傅是个外交家,不是经济学家,因此不能要求其像经济学家一样来理解市场经济地位。另外,她这番话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是个谈国际安全与合作的场合,傅莹也是从这个角度谈到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用她的话说,在国际格局和范式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过去的许多思想、观念和治理方式都面临如何适应变化和如何相应改革的问题,因此,制定新的规则和议程,或者修改国际规则时,不能再去试图建立新的堡垒,人为地把世界重新切割成不同的部分。

尽管如此,傅莹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表述并非没有问题。过去的许多思想、观念和治理方式确实面临着一个如何适应变化和如何相应改革的问题,一些过时的观念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傅莹的表态会让人误以为市场经济地位属于过时的观念,从而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若这样来理解和看待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显然不妥。道理很简单,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提是市场经济的实行,市场经济不过时,市场经济地位就谈不上过时。中共所进行的改革的方向也是市场经济。

但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一揽子市场化改革措施看,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不仅需要市场经济,而且需要不带“社会主义”这一限定词的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来说,不仅必要,且很迫切。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是为了让别人承认,而首先是为自己,也即中国只有成为一个不是靠权力,而是靠人的才能、知识、勤奋、努力、当然也包括运气在内去参与的市场,中国的市场改革才算完成。

这样去理解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就不必要为欧美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焦虑,坦率地说,过去几年,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有些过于焦急。如果取得一张“入市券”的目的,是为了倒逼国内的改革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这样的焦急还有些价值;但如果中国一方面抱怨西方没有给自己市场经济地位是用有色眼镜看中国,另一方面却对某些违背市场经济的做法迟迟不改正,而是作为“中国特色”保留下来,那中国的“焦急”就有些令人感到费解了。

当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博弈中,西方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也未必是完全把它作为一个纯经济的现象来考量的,以欧盟为例,早有知情人士透露,欧盟考虑提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目的,是在市场经济地位“仍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将其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要求中国向欧洲公司开放更大市场,尤其是在服务领域。前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就表示,中国应该从欧洲进口更多的商品,特别是让服务类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比如在电信市场方面。欧盟曾提出判断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五条标准,它们基本涉及体系性、制度性(经济制度)问题,无疑,中国也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达到的。

俄罗斯能否复制北京的成功?

当国外观察人士还在对索契冬奥会(Sochi Winter Olympics)开幕式上的小失误幸灾乐祸时,东道主俄罗斯得到了中国雪中送炭般的支持。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上周末批评道:“西方对索契冬奥会的无情诋毁感觉再熟悉不过。索契遭遇的政治责难,与6年前北京的遭遇一模一样。”

西方对俄罗斯的吹毛求疵,确实与他们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对中国阴暗面的曝光如出一辙。

这种相似并非巧合。对中国和俄罗斯而言,举办运动会都是对外解决国际形象问题、对内将民众团结在威权政府下的一种尝试。

结果是,中俄两国政府都未能应对好随之而来的聚光灯。中国政府当初遭到嘲讽,因为它为奥运会设立了抗议区,但申请使用抗议区的人随后却被拘留。

自上周五冬奥会开幕式以来,俄罗斯当局已在4座城市逮捕了60多名示威者。他们示威的地点离冬奥会指定的抗议区距离也是相当遥远。

俄罗斯当局执着于确保冬奥会尽善尽美,却产生了与当年中国政府的做法相似的滑稽性效果。上周有人在索契拍到,一名女工正在往草坪上喷绿漆,对此中国网民打趣称,她一定是得到了中国官员的真传。

在上周五晚举行的索契奥运会开幕式上,五朵雪花图案本该一同打开,转变成奥运五环图案。但其中一朵“变身”失败,让奥运五环出现了瑕疵。此时,正在直播的俄罗斯官方电视台切换到了预先录制的彩排画面。

一位在中俄两国都工作过的亚洲外交官表示:“你不由得想起,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他们安排一个小女孩唱《歌唱祖国》,却安排另一个小女孩站在体育场中央对口型假唱,因为觉得她长得更可爱。”

但奥运会留给这两个大国的遗产可能将是截然不同的。许多中国观察人士认为,将索契奥运会与北京奥运会相比有些牵强。“我们的政府当时已做好充分准备,而俄罗斯政府没有准备好。”1992年以来一直生活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陈程(音译)表示,“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中俄两国的整体治国方式。我不是说我的祖国不存在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但俄罗斯的这两个问题要严重得多。”

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中共仍能对国民实施微观控制,使得中国的治理要顺当得多。“以中国的体制,它可以不惜成本地把奥运会办得像模像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表示。

在利用奥运会唤起本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方面,中国领导层也比普京(Vladimir Putin)做得更成功。

在俄罗斯近期的一次民调中,受访者认为,官员想要举办奥运会更主要的原因是有机会贪污公款,而不是举办奥运会对一个大国意义重大。

而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时,主流舆论中并没有见到这样的猜疑。中共成功将奥运标语和图像运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宣传叙事中,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中共合法性的主要根基。

由于总体发展特点与中国截然不同,莫斯科方面很难打造出这样的宣传叙事。中国自奥运会后已逐步崛起为世界强国,而俄罗斯眼下正努力抵抗衰落之势。

“普京在2004-2007年期间攀上了权力的巅峰,索契申奥就在那段时期内。当时俄罗斯正在‘从地上爬起来’,而现在的俄罗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分支机构莫斯科卡内基中心(Moscow Carnegie Center)的分析员莉利亚•舍夫佐娃(Lilia Shevtsova)写道。

在北京,奥运会帮助构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现年30岁的滕鲁宁说,担任2008年奥运会志愿者的经历让她变得更坚强了,而之前的她是被父母宠坏的孩子。“我对自强的奥运精神有了更深的体会。”

俄罗斯人则缺乏这样的信念。色彩绚烂、不乏梦幻场面的开幕式激发了俄罗斯人的热情,但这种热情并未转化为对俄罗斯政府的支持。

俄罗斯民族主义网站Sputnik & Pogrom表示:“开幕式向我们展现的不是现有的这个愚蠢的、新苏联式的俄罗斯联邦,而是一个体现俄罗斯民族本色的正常俄罗斯,一个没有了普京的俄罗斯。”

赵添琦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中国收紧信贷影响波及海外

中国庞大的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开始要求一些国际客户推迟提取之前约定的信贷额度,凸显中国金融体系的紧张正在国外引发冲击波。

中国监管机构试图控制信贷的快速增长,做法是加大银行将资产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的难度,以及提高在货币市场借款的成本。

这种管制在很大程度上以中国的影子银行(所受监管不严、服务于高风险客户的贷款机构)为目标。但其影响已经传递到整个金融业,甚至殃及国家全资所有的国开行。

知情人士表示,近几个月,国开行已要求数家外国客户推迟提取之前安排好的信贷额度。这些知情人士称,被告知需要延期动用信贷额度的企业包括两家印度公司,其中一家是基建开发商,一家是航运集团。

与此同时,国开行和另一家国资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如今更愿意迫使国际借款者破产,然后在全球市场上出售它们的资产,以图尽可能收回不良贷款的价值。

纽约法庭文件显示,美国海外船舶控股集团(Overseas Shipholding Group)试图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名义向黑石(Blackstone)旗下的GSO出售5艘船舶。去年,其他投资者购买了丹麦公司Torm以国开行名义出售的船舶。有投资者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此类资产过去通常以低于市价的水平在中国出售。

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削减放贷规模和更加积极地管理贷款表明,中国政府提高银行间拆借利率以清理影子银行的举措,正影响到中国金融体系的中心。

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已成为全球开发融资的中坚力量,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提供的贷款总计超过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

它们的资金主要来自向中国国内银行销售债券,但在货币环境收紧的背景下,售债变得比以往更困难。

国开行未回应置评请求。记者无法联系到两家印度公司。最初的信贷额度未被透露。

欧阳德(Simon Rabinovitch)上海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抵制索契冬奥会有些不近情理

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的西方批评者有点过火,有超出合理程度的危险。审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政府行为的正当努力,已沦为幸灾乐祸和不怀好意的举动。决定出席开幕式的政治人物(包括中国的习近平、日本的安倍晋三(Shinzo Abe),以及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是头脑冷静的人,而那些故意缺席的领导人——英国的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美国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法国的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则是在追随评论家哈罗德•罗森堡(Harold Rosenberg)所说的“独立思想的羊群”。

媒体对奥运建设中据称存在的腐败问题念念不忘。《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形容相关项目是“斯大林式的铺张浪费”。在1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普京称本次冬奥会的成本为2140亿卢布(合62亿美元),并表示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远远高于这个数字。西方消息人士估计,整个项目的成本达到510亿美元,一些人称其中的三分之一被不当挪用。这笔数目确实不小。但这是一件局部的事情:穆迪(Moody’s)最近一份报告将俄罗斯公司所受的信用影响评定为“有好有坏”,将俄罗斯主权债务所受的影响评定为“中性”。况且有道德污点的并非只有索契冬奥会。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也被一桩重大的腐败丑闻蒙上阴影,而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是人权抗议活动的更合适场合。

当然,普京对民主进程的尊重,即使往好里说,也是断断续续的。在他掌权期间,政治对手被逮捕和监禁,尽管其中数人已于去年12月被释放。他镇压了2012年5月的一场和平示威,其中8名被捕的示威者仍然面临审判。对这些行为可以密切关注,可奥运会不是最好的场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在2000年(此前俄罗斯用了10年时间遵循西方的建议)写道:“叶利钦时代的结果是,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生活等所有基础领域都被摧毁或洗劫……我们还要继续洗劫和摧毁俄罗斯,直到一切荡然无存吗?”那一年,普京赢得大选,那是俄罗斯在说“不”。

相比这段历史,普京的批评者更关注西方精英所热衷的一份简短清单:欧盟、自由贸易、同性恋权利,以及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这位石油大亨10年前被普京投入监狱,去年12月被赦免。最近,包括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内的几百名作家在英国《卫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俄罗斯出台的一项禁止“所谓同性恋‘宣传’”的法律(第6.21条的准确措辞是,禁止向儿童宣传“非传统的性关系”),还有一条禁止亵渎神明。公开信称:“作为作家和艺术家,我们不能沉默地坐视不管,看着同行作家和记者被禁言,或是面对公诉和往往严厉的惩处……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必须倾听所有公民的独立声音。”

然而仅在8年前,英国工党政府通过一部禁止蔑视神明的法律的时候,“沉默地坐视不管”恰恰是这些作家中许多人的作为。2006年英国的《种族和宗教仇恨法》(Racial and Religious Hatred Act 2006)听从了英国伊斯兰事务行动委员会(UK Action Committee on Islamic Affairs)等一些极端组织的建议;这些组织曾在1989年试图封杀拉什迪的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英国上议院虽然增加了一些修正条款,限制该法的适用范围,但这并没有改变审查制度的立法精神。

从官方数据看中国公务人员工资

近来,随着习李政府为戒除政府官员的奢靡之风而三申五令,网络和传统媒体上不时有公务员叫穷,称工资收入增长缓慢。明里暗里还有许多官员认为,自2004年阳光工资改革以来,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已经长期处于中下水平。这些说法遭到社会各界的反驳和批评。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指出,要“建立公务员工资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与企业相当人员平均工资大体持平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那么,相对于其他职业而言,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究竟是高了还是低了?本文将使用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的党政群工作人员规模

首先,必须明了的一点是并非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具有公务员身份。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从未系统地公布公务员人数。唯一比较权威的数据是人社部发言人在2012年3月透露,2008、2009和2010年全国公务员总数分别为660万、679万和689万人。而据《中国统计年鉴》,这三年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分别为1335万、1394万和1429万人。

所谓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根据官方的定义,包括如下子类:中共机关,国家机构,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对比以上两组数据可以推论,在中国的公务人员中,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不到半数。

根据笔者估算,目前,中国的公务人员中,接近一半具有公务员身份,另有近30%有事业编制(包括享受参公待遇的事业编制人员),约有20%没有编制。毫无疑问,在他们中间,有公务员身份的,地位和待遇通常高于有事业身份的;有事业身份的则高于没有编制的。例如,在党政机关和社群组织中工作的事业编制人员,一旦被提拔到副处级岗位,通常即可得公务员身份。

中国没有政务官和事务官(即西方国家定义的公务员)的区别。中国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前者包括从乡科副职直到国家级正职(国家主席)等所有具有领导权力的公职。

数据中的中国公务人员的工资:处于中上水平

中国政府既然从未系统公布公务员规模数据,公务员收入数据当然也无从谈起。官方发布的权威数据见于国家统计局和地方统计局出版的统计年鉴。其中有两组数据可供我们把握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不包括未在统计之列的福利)。一是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其中公共部门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大行业与其他近20个大行业并列报告。二是按企业、事业和机关分组所作的报告。机关就业职工由就业于“各级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的职工构成。第二组数据使我们可以把中国公务人员的工资水平与企业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加以比较,看看两者之间是否“大体持平”。

表1的第2-4栏报告了从1993到2008年全国企事业和机关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相当于全国所有在职职工平均水平比例的变化,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国家统计局没有报告2008年之后的数据。从这些数据中我们看到,在1993年,即中国刚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分税制改革之前的那一年,企业、事业和机关人员的平均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比例均为1.0,也就是说,中国公务人员的工资水平和企业人员“大体持平”。但在此后的十余年中,企业占比滑落至0.97上下,从未达到全国平均值水平。事业和机关人员在1994年剧增至超过平均水平的9%,似乎显示了分税制改革的效果,因为两类人员都主要靠财政供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