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y 24, 2014

中国放弃坚持谷物自给

中国放弃了其最神圣的信条之一,实际上摒弃了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原因是中国人口增加速度超出了自给自足所需的种植能力。

近年中国进口的谷物和食品越来越多,但迄今一直保持着尽可能提高国内农业产量的指导思想。不过,现在中国首次将粮食产量目标设定在远低于国内消费量的水平,这意味着北京方面摆脱了粮食完全自给自足的意识形态承诺——几十年来,这个承诺在共产党的思维中一直占据中心地位。

新的政策立场,包含在国务院本周发布的指导文件中,它在更大程度上强调农业生产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要求到2020年全国粮食产量稳定在5.5亿吨以上,低于2013年6.02亿吨的粮食产量。“在重视食物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品质和质量安全,”《纲要》表示。这显示中国农业政策的语气和重点有所转变。

在2012年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就有人提出他可能实施的一项改革将是采取更为自由的谷物进口政策。

根据新的规则,中国将优先鼓励肉类、蔬菜和水果的供应,并注重其质量,这些农产品需要的土地少于散装谷物,又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进而应当导致中国从那些有足够耕地面积种植谷物的国家增加进口,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乌克兰。乌克兰是近年中国青睐的农业投资目的地。

中国长期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原则。《纲要》作为最新的蓝图也提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但这一信条的内涵已发生很大变化。

中国大量进口的大豆已经有好几年未被列入粮食自给的计算范围了,同时近年农业政策辩论的焦点是:“80%的粮食自给率”是否与“95%的粮食自给率”一样好?中国在2004年成为粮食净进口国。

“显然政策已转向大米和小麦等食用谷物,而非饲料谷物。在保持饲料谷物(如玉米或大豆)的产量方面存在明显的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Rural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的王济民表示。

保障粮食供应一直是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其权力基础就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饥荒肆虐的农村地区建立起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前30年期间,对粮食生产的注重往往造成食物短缺——例如谷物生产配额导致低产水稻被种植在不适合的田里;用低海拔地区的作物取代青藏高原的主要作物青稞;以及蔬菜、食用油和其他必要食品的生产受到忽视。

在上世纪50年代末集体化高峰时期,据估计有3000万人饿死。当时的人民公社夸大粮食收成,以满足毛泽东提出的不切实际的目标。

将种植决定权交还给农户以及1978年启动的市场改革改善了中国各地各类食品的供应,包括水果、蔬菜和肉类。

在一代人期间,中国城市地区的人均食品消费从勉强维持生存水平升至媲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尽管肉类对农村地区的穷人来说仍是偶尔享用的美味。

“现在城市里好多小胖子,但在农村仍有孩子营养不良,”王济民表示。

即使在最近几年,政府政策仍继续支持粮食生产,尽管改革派人士警告称,耕地最好用于种植灌溉需求不那么大的作物。但中国肉类消费量的增加改变了整个局面,因为饲养牲畜所需的饲料量实在太大。

译者/和风

苏格兰独立还是不独立?

要理解苏格兰为何不久要举行独立公投,我们只需听一听英格兰人对已有307年历史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是怎么说的。英格兰人的主流观点认为,苏格兰要搞独立将走向没落。苏格兰非但不应该寻求独立,而且还应为英格兰无尽的慷慨而感恩。

眼下距离那场可能促成英国分裂的公投仅7个多月时间,民调显示,多数苏格兰人可能会选择更安全的“留下来”。总体数据显示,仅有三分之一的苏格兰人决心要投票支持独立。不过,更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在那些表示肯定会参加公投的受访者中,有约40%支持独立,并且民意的走向日益有利于苏格兰民族主义者。

站在爱丁堡或格拉斯哥的角度,审视伦敦关于苏格兰独立的谈话,那么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亚历克斯•萨尔蒙德(Alex Salmond,苏格兰民族党(SNP)领袖、苏格兰首席大臣)依然希望带领苏格兰走向独立。从偏左的工党(Labour)到偏右的保守党(Conservative),那些自封为“联合主义者”的英格兰人都把同一套令人气愤的说辞挂在嘴上:如果脱离联合王国,苏格兰未来将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穷国。

带头宣扬这种说法的是英国财政部,它进行了一系列号称客观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独立将让苏格兰经济一蹶不振。为弥补失去的来自英国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苏格兰将被迫削减公共支出、并提高税收。金融服务业将仓皇南逃。苏格兰经济的竞争力和效率都将下降,导致民众生活水准和投资积极性下降。倘若苏格兰人没有领会到这层意思,那么,英国其余地区还可能拒绝萨尔蒙德所承诺的货币联盟构想。

英国国防部也警告称,在这个日益凶险的世界,独立后的苏格兰将不受其保卫。英国外交部宣称,其他欧盟(EU)国家肯定会拖延、甚至可能阻挠苏格兰加入欧盟。就连加拿大籍的英国央行(BoE)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都出马了,他北上警告苏格兰人,如果独立后他们想继续使用英镑,就必须交出财政政策自主权。

这些论点大多有一定道理。作为英国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萨尔蒙德堪称英国最成功的“零售式政治家”(retail politician)。他擅长演讲,气场十足,但对重要的细节问题不太关注。他根本不担心那些矛盾的地方。面对复杂问题,比如银行业联盟,他会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说,“相信我……公投之后我们肯定能把那些事儿全解决了”。

英格兰人竭力吓唬苏格兰人,以期让他们投反对票,而相形之下萨尔蒙德的乐观主义则更加吸引人。苏格兰民族党已经抛弃了狭隘的反英格兰民族主义,该党如今的主张更具包容性,就是让苏格兰成为一个开放的欧洲小国。这种民族主义不要求苏格兰与英格兰决裂,而是主张让苏格兰与英格兰成为两个平等的友好邻邦。

许多苏格兰人肯定注意到了,这一点与英格兰形成了反差,后者正在走向自我封闭,移民造成的道德恐慌笼罩着这个国家,还有没完没了的紧缩政策,此外,如果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领导的保守党得偿所愿,英国还很有可能退出欧盟,从而不再插手外面世界的事务。如今这个英格兰时而对苏格兰以恩主自居,时而又庆幸有机会甩掉这个包袱。

在英格兰,保守党的支持率日益高涨,而在苏格兰,社会民主主义是政治的主流。苏格兰民族党希望吸引更多优秀的留学生和技术移民,而英国政府正打算将这些人挡在国门之外。萨尔蒙德在欧洲嗅到了机会,而英格兰人在那里嗅到的是阴谋。

电话号码记忆法

最近几天我在着了魔似的盯着电话号码。这部分是因为我刚刚搬家,正翻着通讯录发出地址变更通知。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偶然间看到了一篇引人入胜的小论文,这篇论文出自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认知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讨论的是有关“组块”(chunking)的话题。尽管这篇研究论文是半个世纪前发表的,但它在当今时代具有一种令人好奇的相关性——尤其是在与电话号码有关的方面,这些电话号码正悄无声息地渗透到21世纪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果米勒的看法没错,那么我们每次背这些数字的时候,都无意中揭示出自己一种天生习惯的程度,那就是我们总是将信息放进“心理盒子”。这个倾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或者说尤其是)我们多数人从没想过这些数字的形态。

这个问题与记忆有关。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和许多心理学家及神经科学家一样,米勒对于大脑如何保存信息的问题十分着迷。在那之前,许多科学家认为记忆因人的天分而不同。然而米勒相信,这其中存在一种更为基本的模式。他的研究似乎表明,在被展示了一个列表之后,多数人对于能够记忆多少段数字或字母类的数据有一个上限。这一上限通常在5到9个数据点之间,而其平均正是“魔术数字7”。

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窍门:如果人们学会将看到或听到的数据分组成可管理的组块(即心理上的信息群),他们将能记住更多东西,因为每个组块自身会成为一个数据点。当把信息群与已有认知(即预先存在的心理“标签”)相联系时,这种方法尤其有效。然而,即便是无名的捆绑也会有所帮助。在对报务员进行实验后,米勒写道:“一个人在刚开始学习摩尔斯电码的时候,每个‘嘀’和‘嗒’在他听来都是单独的组块。(然而)不久他就能从这些嘀嘀嗒嗒的声音听出字母,于是他就可以把这些字母当做组块……(再接着)就能听出单词,这是更大的组块。(之后)他开始听出整个短语。”更棒的地方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组块中存储的数据量会不断扩大。“看着一个人听到一串40个二进制数字,接着就能毫无错误地复写出来,这一幕颇具戏剧性。……(然而,)对于增加我们所能处理的信息量来说,记录是一种极其强大的武器。”

毫无意外的是,过去50年里这种组块思想引发了大量学术辩论。部分心理学家认为,更自然的组块数目是4个而不是7个,而其他心理学家则坚称,组块只能解释记忆机理的一小部分。然而不管怎么说,米勒的基本观点及其影响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数字世界中。

最容易注意到的现象是,如果今天你让一位美国人背诵一个电话号码,他或她通常会以三个组块来背诵这个数字,因为这是惯例所致。这部分是因为区号的存在,然而它似乎也是最切合我们习惯的方式(由于AT&T等公司受到米勒的影响,这并非偶然)。在伦敦,人们在背电话号码的时候也会分成三个组块。其他地方有不同模式,比如两个5位数的组块(这是英国农村的情形)或几对数字(这是法国的情形)。不管怎么说,关键在于:几乎没人会记忆一长串连续不断的数字。那么做让人感觉不自然。

俄罗斯的“索契效应”

索契珍珠酒店的早餐千篇一律:标准的俄罗斯式早餐,土豆泥、薯条、煎蛋和燕麦粥。由于主要食品来源是进口,所有的瓜果蔬菜都很不新鲜,看来奥运会的举办并没有给索契日常的食物供给带来多大变化,即便是招待贵宾的酒店。

变化巨大的是建筑。2007年,俄罗斯政府采纳了“为建设奥运设施并将索契发展成为山区度假胜地”的建设计划,该计划构想了206座建筑,其中30座用于比赛竞技。这样巨大的施工规模截止到冬奥会开幕前依然没有彻底完工。

普京在奥运村会见俄罗斯队队员时表示:“我很高兴的看到,全国就举办奥运会达成了充分共识,它成了最大的工业建设项目,是世界最大的建筑工程。”普京指出,建设工作几乎从零开始,包括在山地条件下,这是艰巨的任务。他说:“俄罗斯为了这个时刻准备了7年,它成为了大型的全国项目。”

这30座场馆中,包括了滨海区的奥运村,共将接纳6000多名来自世界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居住。奥运会后运动员公寓会面向市场销售,据说每平米价格在18000元人民币左右。对比被媒体炒作的奇葩厕所,其实奥运村的整体建设水平才更为重要。

这些被普京称为“可供人们使用百年”的设施,建筑本身质量尚可,但配套设施显然建设不足,大片的裸露空地没被给予处理,甚至部分建筑垃圾仍然抛荒在外。在细节处理上,俄罗斯精心施工7年之久的“国家工程”,在细节上仍然差距不小。

举办冬奥会开闭幕式的菲施特体育馆(Fisht Olympic Stadium)像两瓣即将闭拢的扇贝,可容纳4万多人。场馆外观恢弘大气,内部建筑细节却乏善可陈:座椅安装粗糙且角度生硬,开幕式现场坐2个多小时几乎是严峻的体力考验;台阶则基本没有磨平,而是展示着水泥铺就的原始状态。据说,在后期利用上,这个草草完工的体育馆将成为俄罗斯国家足球队的主场和2018年世界杯的主场馆之一。

与硬件建设的巨大投入相匹配的,是软件投入。有1.2万人参与表演的开幕式,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一致称赞。被冠名以“俄罗斯之梦”的开幕式在西方解读中,被称为“普京的派对”。针对媒体诟病的“五环变四环”等瑕疵,俄罗斯新闻网借用组委会的声音予以回应:“由于宏大的规模、强烈的舞台效果、独特的装饰以及创新技术解决方案的运用,使得开幕式令人难忘。菲施特体育场4万名来宾以及全球30亿电视观众成为开幕式观众。”

索契冬奥会组委会主席德米特里•切尔内申科在发布会上称,普京本人对开幕式非常满意并对组委会表示感谢。虽然西方领导人“集体回避”,但仍有60多位国家元首及国际组织负责人赴索契为普京捧场,这显然超过了上届温哥华冬奥会,后者只有不到30位元首参加。同样,有88个国家代表团参加比赛,而温哥华是82个。

普京收获的显然不止人气,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开幕式上虽然冗长但有力的致辞,获得了西方媒体的一致好评。巴赫说到:“我向帮助运动员的世界政治领袖们表示感谢。他们(运动员)是您们国家最好的大使。对于彼此间的分歧,应有勇气通过和平直接的政治对话加以解决,而不是依靠这些运动员。”而这,显然是普京最愿意听到的声音。

对凋零者的纪念

节后复工写第一篇专栏,正在为选题犯难,一条新闻跳进眼帘:2月6日,马胜利因病去世,享年76岁。

这是一个已经有点久远的名字,就如同一段已经有点久远的历史。先让我完成简单的叙述:1984年3月,国营石家庄造纸厂因连年亏损难以为继,业务科长马胜利贴出大字报,主动要求承包经营,仅一个月就实现盈利。第二年7月,新华社向全国媒体播发长篇通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他成为当时全国知名度最高的企业家。由于马胜利等人的试验,促使当时的中央政府下决心将发端于农村的承包制引入城市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是为“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在其后的十年里,承包制一直是国企改革的主要模式。马胜利因此入选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在中南海紫光阁前拍照时,他被安排在总书记的旁边,他也是迄今唯一一个荣获过两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人。

然而,试图绕开产权清晰化的承包制最终没有救活国有企业体系,马胜利在后来也因扩张过快而导致企业陷入新的危机。1995年,马胜利被免职,造纸厂资不抵债宣布破产。此后他每月领130元退休养老金,跟老妻和两个女儿挤在两间破旧狭小的平房里。为了谋生,马家租赁房子开了一间“马胜利包子铺”。后来,马胜利还出山办过一家小的造纸厂,卫生纸的品牌是“援旺”,餐巾纸的品牌是“六月雪”,前者与“冤枉”谐音,后者则有“窦娥沉冤,六月下雪”之意,其满腔悲愤,溢于言表。

我与马胜利曾与一面之缘,是在2003年,当时他受同期入选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的冯根生之邀,到杭州参加一次纪念性聚会。退休之后甚少接受记者采访的马胜利,显得很拘谨和沉默,与热烈的场面格格不入。当聚会的大屏幕上出现他的照片时,坐在对面的我看见他老眼浑浊,举袖拭泪,他低声说,“这是我第一次流泪。”

到200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的图书《激荡三十年》被第一财经拍摄为三十一集的大型纪录片《激荡》。摄制组预到石家庄访问马胜利,被婉拒,再托人邀约,仍遭坚拒。当时,拒绝我的还有另外一位早期著名的改革家、海盐衬衫总厂的步鑫生——他把一位信任的老记者送到上海电视台录像棚,自己则在大楼外等候,拒绝出镜。

这两位老者的反应让我突然意识到,改革并不是一场皆大欢喜的活报剧,它由无数不确定的冒险构成,进三退二,悲欣交集,在这之中,无数先行者以勇气和生命荡开荆棘,劈出血路,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没有享受到真正的成果和喜悦。你很难说这是一个冷酷、不公平的世界,但是,“成王败寇”和“善于遗忘”确是大变革年代的重要特征。时代的车轮滚得太快了,快得没人有耐烦听一下你的委屈与抱怨。

今天,当我坐在小书桌前,因马胜利的去世而写这篇专栏的时候,突然非常怀念那些我访问过、记录过的、日渐变得模糊的面孔。

出生于1934年的步鑫生和冯根生,曾是1980年代国营企业改革的两面旗帜,如今都已步入耄耋之年。前者久病缠身,与一位老侄女相伴,孤居沪上;后者的身板子曾非常康健,但在三年前因一场不成功的手术而元气大伤,前年我去看望他,已发枯面瘦,步履蹒跚。

分析:中国黄金数据缺口引发猜测

中国黄金消费数据中存在一个500吨的缺口,这一信息支持了有关中国央行去年利用金价走弱之机增持黄金的说法。

中国央行上次公示增加黄金储备,还是在将近5年前的2009年初。自那以后,中国官员一直坚称,他们不认为黄金资产能对中国3.8万亿美元的海量外汇储备起到使其多元化的作用。

但最新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进口和生产的黄金远远超过中国公民的购买量。分析师表示,这一巨大缺口意味着,去年中国央行在黄金市场上扮演了买方角色——尽管其声明的内容与此相反。

周一,中国黄金协会(China Gold Association)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的黄金需求量猛增41%,至1176吨。中国因此几乎肯定已超越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的黄金消费国。

然而,中国的黄金进口量和产量增势更为强劲。中国经由香港进口了1158吨黄金,是2012年进口总量的两倍多。中国国内的黄金产量增长了6%,至428吨。除此以外,中国还经由上海直接进口了黄金,尽管相关数据并未公布。

CNC资产管理公司(CNC Asset Management)的刘纳把公布的和估计的数字加总到一起,得出的计算结果是,2013年中国“貌似可能的黄金消费量”超过1700吨,比公布的数字高出逾500吨。

刘纳表示:“如果中国央行选择公布新的黄金储备数据,而这一数据大幅升高,我们不会感到意外。”中国央行表示,2009年4月以来其黄金储备一直稳定在1054吨。

不过,就中国看上去的黄金消费量与官方公布的消费量间的巨大缺口而言,中国央行的买入行为只是其中的一种解释。

北京首创期货(Capital Futures)分析师刘旭表示,珠宝市场的企业可能也增加了黄金库存,而银行之类的商业金融机构也一直在增持黄金。以上两者都不会出现在黄金需求数据中,因为这一数据考察的是黄金的最终消费。

刘旭表示:“这个问题不仅仅与官方增持有关。更准确的说,从个人到银行的社会各个层面都在增持黄金。人们的财富在增长,投资渠道却十分有限,因此黄金是很有吸引力的。”

此外,中国珠宝业的发展也十分迅速,黄金成品的出口未必在黄金数据中得到体现。

最近几个月,投机活动不断加剧,为此中国央行可能会公布最新的黄金储备数据。但刘旭表示,金价近期的反弹可能会令中国央行保持沉默,以免引发金价暴涨。

即使中国央行的黄金储备量是官方先前公布的数字的两倍,其在中国官方储备中也仍然只占2%左右,而这一比例远低于较发达经济体的常见水平。

译者/简易

什么会影响未来金价?

黄金价格自2011年8月达到历史高位后一路下跌,最低时跌破1200美元。此轮调整使得以“中国大妈”为代表的实物黄金投资者损失惨重。探讨金价未来走势之前,投资者有必要清晰了解影响金价涨跌的几个重要因素: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政治与经济动荡以及黄金的实际需求与投资需求。

投资者对金价走势的预测,应首先考虑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其中包括利率和通胀走势。美联储今年货币政策较之前几年趋紧,减少货币供应量导致市场利率看涨,也会降低通货膨胀预期以及看涨美元,因而金价在过去的一年中出现熊市是可以理解的。此外,投资者对政治、经济危机的预期也左右着金价走势。

鉴于黄金是国债或其它固定收益债券的替代品,当利率高企时,投资者会更偏好固定收益债券,黄金需求不足导致金价下跌。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推出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基础货币大量投放导致该国利率始终低于0.5%,在这段时间中,黄金价格从最初的800美元每盎司涨至如今的1290美元每盎司。同时,黄金传统上被视为规避通货膨胀风险的重要工具,被看作是一种“保值”资产,2008年后,黄金保值性一直跑赢美国CPI,但由于去年金价大幅下跌,导致当前黄金保值性大打折扣。此外,由于黄金是以美元为标的物的,随着去年美联储提出QE退出并于今年实施,未来美元走强是大概率事件,这也成为金价下跌的重要诱因。

历来黄金被称为安全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讲,黄金喜欢坏消息。2013后半段VIX指数(恐惧指数)一直徘徊在较低的15%左右,说明投资者对于危机的担心程度较低。当前,欧美国家暂时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世界范围内又没有发生战争和危机等灾难。

投资者除了透过上述因素分析影响金价的原因以及对其未来走势的预测以外,也应从需求端入手,即黄金的实际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们一直是金价涨跌的主要推手,其中投资需求有望成为左右金价新的关键因素。

在世界各个国家,首饰等消费品是黄金的主要实际需求。2013年杜克大学Erb和Harvey撰写的分析文章指出,当金价下跌时实际需求增长,增长的实际需求反过来会提升金价。可见,实际需求对黄金价格起一个“稳定器”的作用。与之对应的是,由于黄金ETF的推出,投资者可以非常便利的投资黄金。

投资黄金的需求近些年不断提升,同时,黄金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量在近年也大幅度增加。投资需求与实际需求对金价的作用并不一样,投资需求与金价同步运动,即金价升高,投资需求增大,增大了的投资需求会进一步再推高价格;反之亦然。因而,投资需求对黄金价格带来一种“正反馈”效用,它加大了金价的波动。世界黄金委员会(The World Gold Council)数据显示2013年来资本持续流出黄金ETF产品。

相比黄金的实际需求,其投资需求对金价涨跌的效用更明显。例如,同样购买1吨黄金,投资需求对价格的影响是实际需求的4倍左右。可见,资本的流入流出对黄金市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特别在短时间内。美国股市的大幅上涨以及欧美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都使得投资者把投资挪出黄金市场而投资股票等其他“非保值”性资产;同时,各国政府会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的需要来增持或减持黄金。因此,关注华尔街资本流入流出金市是短期预测金价的重要指标。

光明食品在欧洲展开收购之旅

光明食品(Bright Food)正在欧洲展开收购之旅,行程包括伦敦、都柏林、布鲁塞尔和巴塞罗那。这家中国国有控股集团正力求在未来3年内将其国际业务扩大一倍。

光明食品在英国早餐麦片品牌维他麦(Weetabix)和法国葡萄酒商Diva Bordeaux拥有多数股份。集团副总裁葛俊杰表示,光明食品想要物色合资、战略合作和收购机遇。

葛俊杰称,光明食品力求在3年里将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从目前的12%提高至25%。

他发表此言之际,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交易出现飙升,目的是获取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并确保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内市场拥有竞争优势。

就交易总额而言,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对外并购活动从10年前的10亿美元增至2013年的500亿美元。2013年的数据包括双汇国际(Shuanghui International)收购美国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的47亿美元交易(不含债务)。

葛俊杰说,全球扩张是中国企业的一个“历史性选择”,有助于提高它们的竞争力,也为西方企业打开中国13亿人口市场的大门。

“中国人一天吃三顿饭——这意味着需要很多食物,尤其是如果包括小吃的话,”他说。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旗下调研机构《中国投资参考》(China Confidential)的研究,光明食品是中国最大的食品集团之一,也是中国营收第三大的奶制品生产商。

葛俊杰说,该集团的主要重点是四个领域:乳品、糖和甜味剂、现代农业,以及葡萄酒和烈酒。

在英国,“我会晤了三家总部设在伦敦的糖和甜味剂公司,还有两家投资银行,”葛俊杰说。“有很多机会。”

他说,光明食品的收购战略包括获取国外的管理诀窍—— “如果我们留不住原有的管理团队,我们就不会收购相关公司:稳定很重要。”

该公司看重的是增值潜力、“合理估值”以及“可控风险”。

2010年,光明食品退出了与联合饼干(United Biscuits)的收购谈判,称这家旗下拥有雅法蛋糕(Jaffa Cakes)的英国企业退休金支付责任太重。但随着私募股权所有者PAI和黑石(Blackstone)寻求撤出投资——时间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光明食品可能再次成为潜在买家。

此外,葛俊杰表示,光明食品已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收购乳品企业,将继续在大洋洲物色更多收购目标。

在被问及说服中国消费者食用加冷牛奶的麦片的文化挑战 (中国人认为这不利于胃的健康)时,葛俊杰表示,收购维他麦的逻辑就是以中国消费者对健康和营养的要求为依据的。

“维他麦的意义不仅是早餐谷物,它也是在出售一种生活方式,这个品牌还有营养棒、饼干等其他产品,”他说。

译者/和风

重温广信破产案

2014年重温1998年的广信破产事件,具有特殊意义。

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沉重负债,到影子银行放大债务杠杆;从遍布各地的地下金融市场,到说不清道不明的坏帐,连同继欧债危机之后汹汹而来的新兴市场债务危机,都令市场弥漫着紧张情绪,资产负债表崩溃的阴云笼罩在企业与投资者的头顶。1998年广东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处理方式,仍然适用于今天。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来袭,中国为全局、为整体信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坚挺,与此同时开始了一波金融整顿反腐潮,和大批中小金融机构的倒闭潮。标志性事件就是广信破产案,标志性人物是王歧山。

1998年初,王岐山临危受命担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广东面临非银行金融机构1000亿元人民币支付硬缺口的严峻挑战。王歧山拿出“广信”破产与粤海重组方案,重组、关闭843家农金会、150家城信社、28家信托公司、48家证券营业部,涉及2000多个营业网点和200多万自然人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

广信是当时仅次于中信的中国第二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信破产案是1949年以后中国金融史上的第一宗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例,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破产案。2003年2月28日,历经四年,广东省高院院长吕伯涛宣布,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终结破产程序,广信及其三个全资子公司:广东国际租赁公司、广信企业发展公司、广东国投深圳公司的破产清偿率分别为12.52%、28%、11.5%、19.48%。清偿率低于欧债危机时的希腊银行债权人。

广信之所以必须破产,是因为公司混乱严重资不抵债,无法应付国际债主们在金融危机时的不停逼债。同时,支付危机在广东各地蔓延,各省数百家信托投资公司如一团乱麻,无能力也无意愿进行清偿。

1980年成立的广信进行了大量的金融与实体运作,失去管控的巨额投资风险之高令人难以想像,内部管理之混乱令人瞠目。1998年10月6日央行决定将其关闭时,公司高层管理者不知道公司究竟有多少资产、多少企业、多少人员、多少银行账户。王歧山1999年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明确表示,开始时想保到期债务支付,但发现帐外有帐,情况之恶劣远超想像,只能申请破产。到1998年10月,央行初步查明,广国投的资产总额为214.71亿元,负债361.65亿元,资产负债率168.23%,资不抵债146.9亿元。

中国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与国际接轨、走上法治轨道、政府不为隐性政府背书买单、建立国家主权信用、地方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实行“谁的孩子谁抱走”,债务倒逼之下不得不建立基本的信用体制。王歧山接受采访时坦承,境外投资者与广东省都付出了代价,一些外资银行和机构给中国窗口公司贷款,却没有按国际惯例行事,把风险都抵押在地方政府和部门违规甚至是违法开具的担保、承诺和“安慰函”上,进而将上述各种承诺混淆于主权信用,以为一会由中国政府保本付息。通过广信,境外投资机构得到了教训,而广东“既损失了钱,又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信用”。

为了保证以专业精神执行破产、不受债权人诟病、建立典型案例,广东省政府雇佣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毕马威进行财务清算,以清算组顾问的名义扮演清盘官的角色,境内外律师事务所密切合作。这是中国金融危机案例中以程序正确、信息公开著称的案例,虽然境外债权人的权益受损,但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媒体对中国政府建立信用的努力给予了赞赏。

中国土地改革未能厘清的五个问题

【编者按】本文作者郑振源系原中国国家土地管理局(1998年并入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副司长,本文为他最近在一次内部论坛上的发言。针对目前中国进行的土地改革,他赞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新型城镇化要让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对于其中存在的部门间意见分歧,政府角色以及土地市场的主体及交易权益等问题,他认为无论决策者还是研究者都还需要更多研究和讨论。本文为FT中文网“求解中国新土改”专题文章之一。

今天会议主题是城镇化与土地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这是个大题目,先从新型城镇化谈起。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新型城镇化,新在什么地方?主要是两点:第一,不能走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要走市场主导的城镇化。第二,不能光是土地城镇化,还要人口城镇化。

要实现这两点,原先的城镇化老路是走不通了,过去的城市化是政府圈地,然后征地,再卖地,把赚来的钱和以地融资来建设城市。不能再走老路,这就意味着一系列变化。

土地改革要财税改革先行

第一个问题是搞新型城镇化,不能靠土地出让金了,那么资金怎么来?城建部门有人提出要低成本城市化,那么,财政支出结构要改变,政府的钱不要用来办企业,也不能用在大面积征地上,现在征地价格越来越高,地方政府已经负担不起了。要用在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上。有些公共品用地是必需政府公共财政出钱的;也有些准公共品,像公路,铁路,也可以由企业、社会资本来负担。

城市建设得用公共财政来建设,公共财政要建立在税收的基础上。所以中央提出进行财税收制度改革,要分清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建立稳定的地税体系。地方政府可以发城投债融资,但要有一个地方债管理制度,不能借了债,还不上。政府也不能盲目举债投资建设城市,要有个预算约束机制,预算管理制度。这些在三中全会《决定》财税制度改革部分都已经提到,现在要做的是具体化并付诸实施。

开放户籍应按照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来进行

第二个问题是人口怎样城镇化?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户籍制度要按城市大小,梯度开放,先开放小城镇,然后中等城市,然后大城市,最后是特大城市。这个办法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农民工大多在大城市,小城市没有多少农民工,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那么就不能不解决大城市的户籍问题。

我认为解决人口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农民进城定居,要有廉价的住房,要给他盖一批学校,一批医院,都需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搞人口城镇化。所以,关键是在一个城市是否具备给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从现实来看,还是大城市财力雄厚,是可以办到的。户籍制度的开放要根据各个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来确定,这样才能够做到人口城镇化。

土地供给要靠市场

第三个问题是,土地从哪里来?现在有2.6亿农民工需要市民化,今后城镇化水平要达到60%、70%,还有两到三亿农民要进城,城镇土地肯定要增加。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用地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这实际上是国土部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