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y 24, 2014

如何终结美元“超级特权”?

《货币权力与当权货币》(The Power of Currencies and Currencies of Power),艾伦•惠特利(Alan Wheatley)编著,Routledge出版,建议零售价9.99英镑

在19世纪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的艰苦消耗战中,英军拥有一项拿破仑(Napoleon)军队没有的宝贵优势:当英军在采购补给时,当地人乐于接受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发行的钞票,而迟疑于接受法国发行的钞票。

如今,只有美元能像当年的英镑那样获得普遍认可。它是毒贩和军阀的首选钞票,也是国际贸易和资本市场中流通的主要货币。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其他货币通常以美元报价、与美元交易,有时还盯住美元。美元的无处不在,巩固了其作为世界头号储备货币的地位:各国央行需要建立起长期外汇储备,以便在危机时期方便地使用,储备货币应具有规模大、稳定性强、市场流动性高的特点,而只有美元能同时满足这些要求。

关于美国从美元支配地位中获得的好处,经济学家们辩论已久。这场辩论的最新动向是,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评估了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构成的挑战。

由路透社(Reuters)记者艾伦•惠特利编著的这本小册子,为读者了解这场经济辩论提供了一个可读性教强的指导性读本,但该书关注的核心在于地缘政治。惠特利提出了两个主要问题:美国如何利用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赋予自己的“超级特权”来发挥影响力?中国最终是否甘愿舍弃对汇率政策的控制权,为人民币争取类似的地位?

有多位作者指出,美元赋予美国的这种特权远非百利而无一害。的确,美国能赚取铸币税(seignorage)——即,当人们持有现金、而无法享有利息时,货币发行者所得到的利润——而人们对美元的需求意味着,美国可以自由地发债和印钞。结果是,美国得以维持国防开支,而这反过来又巩固了美元作为避险货币的吸引力。

但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一篇批判货币体系的文章中指出,美元的国际化地位带来两种巨大代价:第一,其他国家可以通过买入美元来压低本币汇率,伤害美国的出口和就业;第二,在经济失衡加剧时,没有压力迫使美国去调整经济和财政政策,这构成一种道德风险。

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是否总体上有利于美国经济,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不再明晰。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前研究员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发现,美元能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增加美国的全球影响力。首先,由于以美元进行的支付最终相当于向美联储(Fed)的账户上转账,美国可以实施金融封锁,正如它对伊朗所做的那样。第二,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如此庞大——已达3.8万亿美元之巨,因此中国在短期内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持有美元。所以,北京方面必须小心避免与美国发生任何冲突,以免自己手中的资产贬值。

中国气恼于依赖在它看来不负责任的美国经济政策,因此近年来一直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在地区贸易中已成为美元的强劲对手,一些急于减轻对美元依赖度的央行也开始持有人民币形式的外汇储备。

中国收紧信贷对亚洲不利

去年,新兴市场的银行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首次超过发达市场,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一块里程碑。

这并不违背常理,因为新兴市场,尤其是在亚洲,一向严重依赖信贷推动经济增长。

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各银行陷入运转不灵。亚洲对此的关注程度几乎与欧洲一样大。之所以如此紧张,是因为欧洲各银行在亚洲的命脉——贸易金融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不过,当时亚洲各银行能够基本上填补缺口。此外,美联储(Fed)随即向全球输出流动性洪流,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流入了新兴市场。资本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使新兴市场的经济得以继续增长。

但现在,这股良性趋势正在掉头,而且可以说局面还会变得更糟。新兴市场的资本成本正在上升,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虽然这本身不太可能引发危机,但会给新兴市场许多负债沉重的公司造成困难,加剧银行坏账问题,进而导致资本成本进一步升高。

中国是这个新格局中的一大因素。现在,全世界都聚焦于中国增长放缓带来的影响。但世界也需要开始关注中国各银行作为邻国乃至新兴市场整体的流动资金来源的角色。

影子银行

中国的任何资金紧张不会马上表现出来。迄今人们对中国的大部分担忧都与信贷过度增长有关,目前中国的信贷总量已接近GDP的180%。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一项新研究显示,中国去年的国际银行贷款总额将近1000亿美元,比2011年高出60%以上。(香港、澳门、台湾排除在这一数字以外。)

由于这项研究依据官方公布的贷款数额,因此很可能有所低估。此外,中国的银行还向那些原本难以融资的企业借款人(比如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发放贷款。

但信贷过度增长的问题也许很快就会成为“昨天的问题”。中国监管机构时不时执行流动性紧缩政策,借此向影子银行施压,此举将冷却银行业一切活动,使一切资金的成本上涨,因为受监管世界和不受监管世界之间的界线实在太模糊。

此外,本土格局的市场变化也在改变中国各银行对资金定价的方式。影子银行的回报要比存款利率被人为压低的银行高出许多,这种竞争意味着家庭储蓄流向银行存款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进而意味着,银行以人为的低利率向其偏爱的借款人放贷越来越难。如今,中国的银行受自身流动性问题的困扰,不得不请求借款人暂缓提取安排好的信贷额度。

现行政策使某些类别的借款人(比如房地产开发商)难以贷到款,这意味着部分中国借款人在前往国际资本市场获取资金,在此过程中与其他借款人竞争,推高国际市场的资金价格。里昂证券(CLSA)分析师克里斯托弗•伍德(Christopher Wood)援引的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数据显示,从2009年底至2013年第三季度结束,中国发行者发行的国际债券增加了5倍,总额达2400亿美元。

流动性枯竭

中国各银行其他的流动性来源也正逐步枯竭。在批发市场为中国二线银行提供资金的国际和地区银行的高管们表示,出于对此类交易对手信用可靠性下降的担忧,他们正在收紧资金。

如果人们对美国经济和美联储(Fed)政策少一点困惑,那么上述所有问题的严重性就不会这么高。对于未来几个月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走势如何,分析师们的分歧正变得越来越大。汇丰(HSBC)的分析师说,收益率可能低至2%,但其他人的预期则超过3.5%。

监管者们显得言不由衷。一些人仍然坚持低利率。但与此同时,他们要么在(像中国那样)试图挤压影子银行、将活动推向正规市场,要么在(像美国那样)试图挤压正规银行、将活动引向影子银行。

不管是哪种情形,监管者能否使各自的金融体系更安全还很难说。但对于现实世界的多数借款人而言,他们使资金成本走高这一点却是事实。

译者/曲雯雯、沈希

他们为何娶不起媳妇?

——关于性贫乏的春节微调查

锣鼓喧天,十三辆彩车徐徐驶入高家村,除了载人的小轿车外,一辆满当当的卡车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冰箱、电脑、电动车、一摞喜气洋洋的被子,……今年春节前,我目睹了邻家娶亲的全过程。

彩礼钱已经上升到四万元(在2009年前后尚在一万元上下),把一个媳妇娶进门,除了这笔越来越高的彩礼钱外,还要送“四金”给女方(金耳环、金项链、金手镯、金钻戒,估价在一万多元,)以及彩电等大件物品——男方买好,娶亲前一天送过去,然后再当作女方的陪嫁运回来,大约需要二万多元,如果再加上盖房的花销,总体花费高达十余万元。

若娶北边邻近山区彬县一带的女子为妻,彩礼钱的数目还将上升到六万元;在陇县地区,则已高达十万以上。

家庭条件好的男子,可以娶到当地女子,家境差的只能花高价迎娶偏远山区女子。家境差到无法支付彩礼钱的,只好打光棍。有一个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将近一半三十岁以上的男子处于剩男状态。

据本村一位资深媒婆说,男方家境的好坏与彩礼钱的多寡呈负相关关系:家境越好,彩礼钱越少——男方变成了香饽饽,女方害怕过高的彩礼会导致对方变卦。

在当地,因自由恋爱缔结婚姻的比重在逐年增加,但媒婆依然是婚配市场不可或缺的角色。

“现在完全是女的天下,”绛中村业余“红娘”张先生说,“一个女的可以挑选十个以上男的”。这位六十来岁农民的身份是“经纪”,当地人的牛、猪、羊之类的交易,大都由此类民间人士撮合而成,他们以此获得佣金收入。

他的巴掌大的本子上记着各种信息:

某男,一米七,车,房,厨师,有爹娘,体健;

某男,一米七五,大专,娘死,月入三千六百元,比亚迪;

某女,一米六,中专,男方身高须在一米七五以上,有车、房,有存款;……

男多女少,僧多粥少。初二那天下午,他家二百多平米大的院子被相亲的人塞满了。四五个女子,三十多个男子,还有一大帮陪同者。

据他介绍,女方对男方有各种苛刻的要求,包括身高、学历、财产、职业等等,男方则只要求对方身体健康、相貌端正。小本子上记着他从各处获得的信息,一旦有新的客户,通过数分钟交谈,他就可以判定其智力和情商,从自己的记忆库里搜出相匹配的对象来,“八九不离十吧?”张先生去年撮合成了五对,颇有成就感。若自己手里无合适的对象,他就会打电话给该地区其他村里的同道,迅速找到匹配者。

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信息共享的说媒网络,谈成了好处共沾。他们都是利用黄金假期穿针引线,一到国家法定的节假日“五一”、“十一”、春节,就是他们最繁忙的季节。

前来委托找寻对象的,必须先交一百元“电话费”,不论成败一概不退。牵线拴住一对可人儿,媒婆所得亦算丰厚,从几年前的数百元已经涨到当下的三千元。至于“谢媒礼”,那些结为良缘的男女,会在订婚之后,送上一个三五百元的红包——视心情而定。

到他们这儿找对象的,并不仅仅限于农村。很大一部分是在城里打工,找不到合适配偶,转而回家寻找合意对象的。“昨天就有一对,男的是西安医科大学毕业生,女的是陕西科技卫校毕业,我一看两个人的情况,就觉得有戏。果然,两个人一见面就聊上了,分别时留了电话。”张先生兴奋地说。

信托刚性兑付是福还是祸?

中国中诚信托旗下“诚至金开1号”在最后一刻避免违约,但问题真的解决了吗?对于投资者而言,虽然这一信托产品的第三期利息打了水漂,但本金安然回归,也算有惊无险。然而窟窿并未补上,30亿的风险黑洞已从中诚信托、工商银行和投资者手里彻底转移到接盘的“战略投资者”手里去了。

令人费解的是:谁会拿30亿真金白银去购买一个已经破产清盘、所有资产估值不足5亿的企业股权?战略投资者的真实身份为什么不披露,其背后真实的隐衷是什么?

有传闻说是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手。作为专门处理不良资产的机构,华融接手濒临违约的信托计划也属正常业务,可既然是“不良资产”处置,为何其收购价格没有体现出风险折扣?原价接手,保本兑付,还能叫“不良资产”处置吗?

亦有传闻是保险公司接盘。倘若如此,那么30亿的隐性窟窿则是从信托公司转嫁到保险公司,风险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人家。

根据公开披露信息,三家接盘的战略投资者是由中诚信、工商银行和地方政府引进的。让人感到蹊跷的是,这三家“战略投资者”分别是谁?他们与工行、中诚信及地方政府达成了什么样的利益交换条件,才肯以30亿真金白银“购买”振富能源集团既不能带来现金流又缺乏流动性的资产?

抛开上述层层疑团,从金融市场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角度,如何权衡这种刚性兑付的利与弊?

从短期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来看,信托刚性兑付的好处貌似不少:第一,信托公司保住了品牌信誉,可以继续发行新产品,且融资的成本仍然不用包含信托产品违约的风险溢价。第二,代销银行仍然可以源源不断地发行各种理财产品(其中很大一块是信托产品),赚取高额手续费,“刚兑”使得银行的客户把信托产品看成和存款一样安全,无形中扩大了该类理财产品的佣金收入(利差)。

但从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信托刚兑弊端显而易见。

2013年中国社会融资总额17.28万亿元,按照12月份的结构统计,其中银行信贷只占43%(包括人民币和外币贷款),而信托产品的存量总额却高达11万亿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越来越紧张,其实和信托产品大量吸收社会资金具有密切关系。

从资金用途来看,目前信托类的融资项目有一多半属于营运现金流很弱甚至基本没有现金流的僵尸类项目(企业),它们不断通过借新还旧来维持“生存”,只要信托业刚性兑付继续维持下去,这类机构就可以继续从市场上获得资金,他们提供的“高收益”使得市场资金源源不断流向信托项目,造成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逆向选择。

2013年广义货币量增速13.6%,高于名义经济增速近5个百分点,而市场利率却节节攀升,这种奇怪现象的产生和信托等影子银行密切关联。高风险、低效率的僵尸项目和低效企业通过信托项目实现“借新还旧”,从而产生了与企业业务增长无关的资金需求,这种需求端的虚热形成的“供不应求”人为地造成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张,推动利率中枢上移,导致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上升,抑制企业利润的增长,尤其是新兴行业的成长速度。

信托危机背后的银行危机

信托违约的警报并没有解除,甚至只是刚刚开始。

当春节期间微信红包欢乐传递之际,整个中国信托业却笼罩在刚性兑付是否打破的阴影中,对比之下,这似乎又是一个新兴行业改造旧有行业的鲜明象征。虽然最终中诚信托旗下“诚至金开1号”信托计划以和解告终,但几乎所有人都认定类似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比如最近的吉林信托。

2014年注定不易,伴随着第二、三季度信托偿付高峰的到来,届时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信托违约,而是何时何地及波及多广的问题。一个“金开1号”尚可兜底,但一旦个体风险蔓延到全局,后果则令人害怕。

信托为什么那么重要?分业监管格局之下,有着多种经营牌照的信托在中国有其特殊地位,可以连接证券、信托、房地产、资产管理等不同通道,甚至有着“金融百货公司”之称。也正因此,信托业的兴衰成败也带着浓厚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总是走不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治乱循环,几乎每隔五六年就兴起一轮乱象与整治。

最近几年,这一情况又因为宏观形势变化而日趋严重:一方面是投资大跃进之后,中国国内广义货币量连连倍增,诸多资金急寻出路;另一方面则是长期金融抑制之下的投资渠道阻塞,房地产等行业呈现出极大的现金饥渴。信托热应运而生,成为居民、银行、房地产等行业之间的媒介。

于是,信托几乎成为中国杠杆率最高的行业之一,近些年信托增资扩股的消息也不绝于耳。根据相关数据统计,45家信托公司2013年共实现总收入662.63亿元,同比增幅为23.91%,更令人惊奇的的是,信托管理的资产在2013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而2007年信托业管理资产规模尚不过4000亿元。

信托的资产膨胀,引发业界对于影子银行监管乃至“广信破产”往事的追溯与担忧,监管机构的各类文件也多次出台。 不过平心而论,今天信托业的问题与过去并不相同。90年代末整顿信托主要目的之一是实现证券业和信托业的分离,当时信托业的主要风险来自证券业务,而今天的信托业的风险更多源于银行业务。

换而言之,信托的风险是台面上的风险,银行系统的风险则更应该令人警惕。无论新兴的互联网金融,还是信托这样传统金融,二者看起来截然不同,但链接点都在于银行,生意与资金来源都脱不开与银行的紧密关系,甚至,不少资金在兜兜转转之后,再度回到银行体系。坊间更为形象的说法是信托只不过是为银行打工的小弟,银行限于监管、不便出面做的业务,借信托的通道,换一种方式来做,本质上仍旧是银行在做生意,只不过放信托进来分一杯羮而已。事实上,差点违约的“诚至金开1号”信托计划中,银行收取的费用数倍于信托收取的费用。从这个角度而言,还是那句老话,所谓影子银行,在中国只不过是银行的影子。

而从金融危机的历史来看,银行危机往往是最为致命的一环。对于中国这样奉行主银行体制的国家,银行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足9万亿的时候,中国公众已经承受剥离上万亿的四大国有银行坏账。十多年过去,表面上看,中国银行业已经今非昔比,纵然不良贷款余额有所上升,但不良贷款率仍旧低于1%,但如果动态估算,一旦信托等影子银行业务出现兑付危机,那么银行的不良贷款将面临巨大压力。

抛开金融创新、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等光鲜概念吧,被视为“互联网时代的恐龙”的商业银行仍旧是决定中国金融前景的关键因素。如何避免信托业的风险蔓延到银行业,这才是当下值得思考的真正问题。而目前刚性的监管框架,并不足以应对可能失控局面,流动性松或紧也并非考核监管有效的标尺,值得追问的是流动性去向,是进入有生产性的企业还是仅仅为僵尸产业充血、吹大资产泡沫?以往博弈惯性之下,答案不容乐观。

于是,每一次监管收紧,都不过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猫鼠游戏”,当机构和市场都在进行制度套利之际,如何平衡人们的预期? “金开1号”事件后不久,我遇到一位老年投资者,他计划新年之后继续高额追加高投资收益率的信托产品。我问到风险,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过去几年是信托业的黄金时期,我没有赶上开头和过程,至少应该追上尾巴,反正最后有人兜底。” 谁会兜底呢,这是说银行还是说政府呢,或者,都一样?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近期出版《中国经济怎么了》

作者邮箱:xujin1900@gmail.com,微博:http://weibo.com/xujin1900

美联储新主席暗示将继续缩减资产购买

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漠然对待新兴市场的请求,她发出信号称,只有美国国内经济放缓才会影响其货币政策。耶伦的言论似乎表明,那些因美国削减资产购买规模而遭受冲击的国家不会获得任何救济。

在出任美联储(Fed)主席以来首次在国会亮相期间,耶伦第一次提到了新兴市场的动荡。她表示,美联储“密切关注近期的市场波动”。然而,对于美联储在制定政策时未能顾及其他国家的抱怨,耶伦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

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上月猛烈抨击美国“撒手不管”新兴市场。在今年年初新兴市场货币大幅下挫引发市场动荡之后,多个国家的央行行长提高了利率,拉詹就是其中之一。

耶伦表示:“我们的感觉是,现阶段这些动态不会对美国经济前景构成重大风险。我们当然会继续关注局势。”她在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中承诺,将“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前任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刺激政策。

耶伦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上的发言令市场大受鼓舞,在她讲话之际,标普500指数(S&P 500)稳步上扬。截至纽约交易午盘,标普500指数上涨逾1%,至1818点。

耶伦在讲话中忽视了美国近期有好有坏的经济数据,她预测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将温和增长,并强调在评价经济表现时不应仅关注失业率。

她在回应一项质询时表示:“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的就业报告显示,新增就业数据略低于我的预期,我对此感到意外。但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能仓促对那些报告意味着什么做出结论。”

她的讲话似乎表明,美联储对经济有足够的信心,将继续缩减资产购买规模(目前每月购买规模为650亿美元),同时也显示出,有关利率的新的前瞻性指引将会降低对失业率的参考。

耶伦表示:“劳动力市场远未复苏。那些失业6个月以上的人继续在失业人数中占据异常大的比例,正在打零工但想要找一份全职工作的人依然非常多。这些报告突显出,我们有必要在评估美国劳动力市场状况时不仅仅考虑失业率。”

这也表明,美联储仍将继续将保持接近于零的利率水平,即便失业率降至6.5%的门槛以下也是如此。目前美国的失业率为6.6%。

耶伦的讲话表明,她仍认为劳动力市场低迷比失业问题更严重。

她表示:“基于看到的证据,我认为,部分数据似乎的确反映出就业机会令人失望。”

耶伦作证后,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67%升至2.72%。美元汇率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金价从早间高点回落,但仍上涨0.6%,至每盎司1281.75美元。

迈克尔•麦肯兹(Michael Mackenzie)纽约补充报道

译者/邹策

阿里巴巴将在美国推出电商网站

长期以来为美国品牌与中国供应商牵线搭桥的中国电子商务企业阿里巴巴(Alibaba),如今希望帮助商家将商品销售给美国消费者。

该公司昨日宣布,将在美国推出首个由其持有多数股权的电子商务网站。阿里巴巴正计划进行首次公开发行(IPO),分析师表示,其估值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

阿里巴巴在美国的两家子公司Vendio和Auctiva将很快推出一个企业对消费者网站“11 Main”。阿里巴巴表示,新网站将是一个精品电子商务平台,销售来自“精选店主”的“富有趣味的高质量产品”。除此之外,阿里巴巴没有透露更多有关“11 Main”的细节。

此举是阿里巴巴寻求扩大业绩增长来源的最新举措。阿里巴巴旗下的网站控制着中国80%的电子商务,上一季度,来自这些网站的收入增长逾一半,至17.8亿美元,但其增速自去年以来有所放缓。

本周早些时候,阿里巴巴发出主动收购要约,试图将地图公司高德(AutoNavi)私有化,这一全现金收购对高德的估值为16亿美元。

这笔交易将让阿里巴巴扩大其移动电子商务能力。在中国,阿里巴巴还在进军财富管理服务和打车应用。

阿里巴巴现在主要利用英文网站Aliexpress在美国进行推介,该网站致力于将美国企业与中国批发商联系起来。阿里巴巴的业务多数位于俄罗斯、印度、智利和巴西等新兴市场,但也包括美国。

了解“11 Main”成立过程的一位人士警告说,不宜将其描述为阿里巴巴进军美国的行动,他表示,尽管新网站由阿里巴巴全资所有,但将由其两家子公司独立运营。

译者/梁艳裳

“中概股”再受宠?

就在不久以前,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似乎是一个濒危物种。在卖空者揭露一例又一例欺诈行为之后,它们遭到大举抛售。同时美中围绕审计过程的监管纠纷对所有这些企业均构成威胁,甚至包括那些良好企业,结果可能导致大批企业退市。

但是,投资者的记忆通常不会很长久,这次也不例外。对于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质量及其跨境上市法律地位的担忧,已经像索契的积雪那样快速融化。在美国交易的中国股票已经反弹,市场已对新股重新开放。投资者再度展现的信心有没有道理?这种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卖空者的出现,中国企业近年受到严密关注,其结果是,幸存者被视为是强大的。投资者也有理由不去理会围绕审计机构的监管纠纷——这起纠纷已经闹了两年,很可能还会再持续两年。

然而,仅仅因为这场审计纠纷已经拖许久,不代表它就会有好结局。过去一个月发生的事情显示中美双方的态度都在转硬,这可能使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再度被列入濒危名单。

这些企业从市场宠儿被贬为贱民,现在又再度受到追捧,这其中的过程令人头晕目眩。它们在美国的股价曾在2009年和2010年出现飙升——要从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中获利,还有什么方式比直接投资于中国企业更好呢?至少看起来如此。

终结这场盛宴的是,以浑水公司(Muddy Waters)为首的卖空者发表措辞严厉的报告,声称一连串公司有欺诈行为。最糟糕的是那些借壳上市(避免正式发股上市严格程序的一种方式)的企业。在投资者突然意识到借壳上市的中国企业根基脆弱之后,这些公司的股价在2011年下跌超过60%。

人们关注的范围很快蔓延到在美国上市的全部中国股票。在调查欺诈的过程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遭遇了至今仍未解决的一个监管僵局。

美国证交会要求得到中国的审计底稿,但各大国际审计机构的中国分支拒绝交出这些文件,称这么做将违反中国的保密法律。但美国证交会指控审计机构未能遵守美国的要求,违反了证券法规。审计机构最迟可在本周提出上诉。在看不到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投资者准备迎接中国上市公司从美国股市大批退市。

然而,面对这一切不利因素,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竟然再度受到追捧。去年有8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其中大部分在交易首日上涨10%以上。另有数十家公司在排队,争取今年在美国上市。根据彭博(Bloomberg)的一个指数,在美国上市的55只最大中国股票的股价在过去两年里上涨18%。

如何解释这种复苏?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整体质量肯定比过去更好。

然而,投资者没有认真重视两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首先,始于2012年的监管纠纷可能会进一步恶化。1月,美国证交会的一名行政法官下令暂停四大审计机构中国分支在美国提供审计服务6个月。

虽然这一决定可能被拖延两年,以便完成上诉程序,但过去两年的情况让人很难对中国和美国监管机构达成妥协感到乐观。美方仍坚持要求获得中国的审计底稿,而中方仍坚称底稿是国家机密。

其次,审计纠纷也提醒人们,在美国上市的一些最受欢迎的中国股票在法律上打擦边球。因为中国对互联网行业的外国投资实行限制,中国高科技公司在美国上市的是“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VIE)。美国股东与这些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于合同义务(比如贷款协议),而不是作为企业的实际拥有者。这是一个规避中国规则的巧妙架构。然而,这种架构也可能在压力之下崩溃——要么是因为中国公司选择忽略协议,要么是因为中国监管机构认为自己受够了这种诡计。

无论在什么地方,承担风险都是投资者的“天职”。但投资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仍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

欧阳德是英国《金融时报》驻上海记者

译者/和风

台海两岸举行首次官方会谈

中国大陆和台湾举行了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以来最高级别的会谈。在那场战争中,中华民国政府在被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击败后逃往台湾岛。

台湾大陆委员会主委王郁琦(见上图左)和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见上图右)昨日在华东城市南京开始为期4天的会谈,这是两岸关系好转的最新迹象。

“双方今天针对两岸民众关心的议题面对面讨论,”王郁琦表示,“两岸关系进入新篇章,这是值得记录的一天。”

虽然北京和台北维持着非正式联络,但南京会晤是蒋介石60多年前将政府迁往台湾以来海峡两岸的首次正式会谈。南京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中国首都。

4个月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表示,两岸的“政治分歧”不能永远拖下去。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曾于10月份表示:“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

中国视台湾为叛离省份,威胁如果台湾宣告独立,将对其动用武力。不过,自马英九2008年当选台湾总统以来,两岸关系已经显著改善。关系解冻为加强经济联系铺平了道路,促进了两岸的贸易和旅游。

“今天的良好局面凝聚了两岸无数人的心血和付出,”张志军表示,“我们应倍加珍惜,共同努力,维护好并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良好势头。”

王郁琦表示,自从北京和台北20多年前各自设立两岸关系办公室以来,两岸关系已发生戏剧性变化。

王郁琦称,两岸关系取得了发展。过去双方几乎兵戎相见,现在则在这里举行会晤,平等务实地面对面会谈。

在中国和台湾政府欢迎这次历史性会谈之际,台湾的反对党民进党(DPP)与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IFJ)和台湾新闻记者协会(ATJ)谴责北京拒绝向两位申请随行前往中国的台湾记者颁发签证。

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亚太区主任杰基•帕克(Jacqui Park)表示:“中国政府显然在把撤销或拒绝向记者颁发签证的权力当作一种审查工具。”

在发表了关于习近平和前总理温家宝等中共高官亲属积累财富的一系列文章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彭博(Bloomberg)记者均遭遇签证难题。

上月,在被中国政府拒绝颁发工作签证后,《纽约时报》记者王霜舟(Austin Ramzy)被迫离开中国。

朱莉(Julie Zhu)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中国放弃坚持谷物自给

中国放弃了其最神圣的信条之一,实际上摒弃了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原因是中国人口增加速度超出了自给自足所需的种植能力。

近年中国进口的谷物和食品越来越多,但迄今一直保持着尽可能提高国内农业产量的指导思想。不过,现在中国首次将粮食产量目标设定在远低于国内消费量的水平,这意味着北京方面摆脱了粮食完全自给自足的意识形态承诺——几十年来,这个承诺在共产党的思维中一直占据中心地位。

新的政策立场,包含在国务院本周发布的指导文件中,它在更大程度上强调农业生产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要求到2020年全国粮食产量稳定在5.5亿吨以上,低于2013年6.02亿吨的粮食产量。“在重视食物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品质和质量安全,”《纲要》表示。这显示中国农业政策的语气和重点有所转变。

在2012年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就有人提出他可能实施的一项改革将是采取更为自由的谷物进口政策。

根据新的规则,中国将优先鼓励肉类、蔬菜和水果的供应,并注重其质量,这些农产品需要的土地少于散装谷物,又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进而应当导致中国从那些有足够耕地面积种植谷物的国家增加进口,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乌克兰。乌克兰是近年中国青睐的农业投资目的地。

中国长期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原则。《纲要》作为最新的蓝图也提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但这一信条的内涵已发生很大变化。

中国大量进口的大豆已经有好几年未被列入粮食自给的计算范围了,同时近年农业政策辩论的焦点是:“80%的粮食自给率”是否与“95%的粮食自给率”一样好?中国在2004年成为粮食净进口国。

“显然政策已转向大米和小麦等食用谷物,而非饲料谷物。在保持饲料谷物(如玉米或大豆)的产量方面存在明显的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Rural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的王济民表示。

保障粮食供应一直是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其权力基础就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饥荒肆虐的农村地区建立起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前30年期间,对粮食生产的注重往往造成食物短缺——例如谷物生产配额导致低产水稻被种植在不适合的田里;用低海拔地区的作物取代青藏高原的主要作物青稞;以及蔬菜、食用油和其他必要食品的生产受到忽视。

在上世纪50年代末集体化高峰时期,据估计有3000万人饿死。当时的人民公社夸大粮食收成,以满足毛泽东提出的不切实际的目标。

将种植决定权交还给农户以及1978年启动的市场改革改善了中国各地各类食品的供应,包括水果、蔬菜和肉类。

在一代人期间,中国城市地区的人均食品消费从勉强维持生存水平升至媲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尽管肉类对农村地区的穷人来说仍是偶尔享用的美味。

“现在城市里好多小胖子,但在农村仍有孩子营养不良,”王济民表示。

即使在最近几年,政府政策仍继续支持粮食生产,尽管改革派人士警告称,耕地最好用于种植灌溉需求不那么大的作物。但中国肉类消费量的增加改变了整个局面,因为饲养牲畜所需的饲料量实在太大。

译者/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