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东乱局的真正祸首

今年6月，“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在伊拉克北部发起大规模进攻时，推平了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上的一道土垒。这个圣战组织随即发布了一条推特(Twitter)，声称他们“粉碎了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这一噱头产生了奇妙的效应，重新引发了一场围绕1916年英法秘密协定的辩论。“赛克斯-皮科协定”瓜分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将其阿拉伯领土分裂成多个国家。

有些人说“赛克斯-皮科协定”已死，另一些人却说该协定是当今中东乱局的根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行将分崩离析之际，将话题扯到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人为划分的边界便具有了一定的吸引力。它为当前非同寻常的教派混乱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也会让两个阿拉伯国家分裂的理由少一些争议性。如果因为殖民列强的失策，将不同种族、不同教派的团体人为集中到一起，而造成人们彼此厮杀的现象，那么分开岂不是更好？

引起人们对“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注意也方便掩盖近年的外来干涉，特别是2003年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行动。这场战争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ist)政权，并引发了该国的教派斗争。它暗示伊拉克乱局不是10年前的错误造成的，而是早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以前，就有人铸成这一大错。

尽管讨论欧洲殖民主义或许有其价值，但将当今局势与殖民时期的划界问题挂钩具有误导性。

英国外交官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和法国人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cois-George Picot)设计了这些边界，他们将阿拉伯领土瓜分并划入英法势力范围。的确，他们考虑更多的是一战后欧洲的利益，而不是该地区人民的利益。该协定还违背了英国人对阿拉伯人的承诺，开启了一个殖民主义时代，该地区至今尚未完全摆脱其遗留问题。

但全球并不是只有中东地区的边界是由殖民列强划分的。阿拉伯社会也并非一直在反抗英法二人组设计的边界。

正如研究伊拉克历史的学者赖德尔•维瑟(Reider Visser)曾指出的，赛克斯-皮科边界的人为色彩并不如有些人认为的那么浓厚。它们符合奥斯曼帝国时期大部分行政区划，这些区划的历史就算没有几百年，也有几十年。早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很久以前，叙利亚和伊拉克就被认为是特定的地理存在。英法托管时期，对边界的主要抗议是针对大叙利亚被分割成若干小国，有一部分还并入了黎巴嫩。这些分散的地理实体没有存活多久，就与大马士革一起组成了独立的叙利亚国。虽然教派暴力冲突一再爆发，但怪罪“赛克斯-皮科协定”是罔顾事实，即领土民族主义在今天的阿拉伯国家已是根深蒂固。

Isis企图建立一个超越国境的逊尼派伊斯兰国家，这一野心并没得到广泛认同。华盛顿中东研究所(Middle East Institute)的黎巴嫩政治分析专家保罗•塞勒姆(Paul Salem)认为：“一些伊斯兰主义者呼吁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并且把他们的论点建立在纯粹的宗教和群体基础之上，这属于少数人意见。”

除了伊拉克库尔德人（受迫害的历史令他们的种族认同超过了国家归属感），叙利亚人、伊拉克人、约旦人和黎巴嫩人都很少主张分割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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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方逮捕500余名抗议人士

香港警方逮捕了500余人，让此次数万名香港居民参加的七一游行达到了高潮。香港此次游行旨在推动民主。

周三，香港警方以非法集会以及妨碍政府公务为由逮捕其中的511人。

周二，香港爆发游行，汹涌的人群穿过香港街道，要求实行全面民主改革。此次游行是香港200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抗议活动，推因素是港人担心北京方面正收紧对香港的控制。

香港媒体报道称，组织者称参与者为51万人。警方的估计是9.86万人，这将是自2004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公众抗议活动。

而香港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研究人员给出的游行人数在15.4万至17.2万之间。

香港民主游行中迎来回归周年庆【英文原声】

此次和平游行发生在香港回归17周年纪念日当天，此前，一个支持民主的组织“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就香港应如何普选的问题组织了一次非正式公投。此次公投吸引了近80万人参与，但被中国内地政府谴责为“非法”。

北京政府许下承诺，香港将在2017年选举下一任特首时实行普选。

根据现行体制，只有来自香港精英阶层的1200人有权选举香港特首。很多人担心，尽管中国中央政府承诺实行普选，但候选人名单仍将由少数人遴选并受到中央政府的审查。本周二，很多示威者手举写有689数字的标语牌，这个数字是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在2012年当选时获得的票数。

北京方面上月发布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其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白皮书的发布进一步加剧了香港的紧张局势。

“占中”领袖之一陈健民(Chan Kin-man)表示：“白皮书让大家很生气。我们认为北京方面违背了自己的承诺。”

在香港，游行是个固定的活动，经常在7月1日公众假日那天举行。每年还会有数万人参加“六四”事件纪念活动。

译者/梁艳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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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穿衣的教授们

复旦大学2014届新闻系本科毕业生的红毯秀，一时走红网络。

说实话，我并没有被美女高材生的曳地晚礼服惊到。在二十三、四岁的花季，只要身材苗条，化妆得当，再配上惹眼的礼服，在女生中找出七八个“模特”来，并非难事。真正让我吃惊的是被美女挽着手臂的教授们的衣着：松开一颗扣子的短袖衬衫，皱巴巴的牛仔裤……与身边的女弟子恍若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21世纪的美国好莱坞，一个是从千篇一律灰色中山装里刚刚走出来的中国大陆。

穿衣和烧菜一样，是需要学习的。你先得知道这世界上各行各业的人在各种场合都该是怎么穿的，为什么这样穿，才能决定自己到底以什么样的姿态去亮相。

对最擅长学习的学界人士来说，着装不是学不学得会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学、愿不愿学的问题。可以说，这是对来势汹汹的消费文化的回应方式。在我看来，这师徒两代人衣着上的强烈反差折射出的，是对消费文化的两种极端反应：教授这边是完全漠视与歧视，学生那边则是过度崇拜与追捧。

在许多中国成熟男士的心目中，可能学习穿衣比学习烧菜更令他们感到不屑吧。对高端人群，尤其是学界人士，如果说学习烧菜还多少能够表现出自己热爱生活的亲民的一面的话，那么，学习穿衣就太庸俗和不上档次了。在中国大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衣着时尚大概都是些不正经的人才会在意的事。30年代上海的衣着时尚是青楼女子引领的，80年代中国的衣着时尚是“小痞子”们引领的，现在你想让教授们去学习如何穿衣？你脑子进水了吧。

这种对衣着消费的迟钝与漠视在中国学者、成熟商界男士人群中程度尤其强烈。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女士们已经敢于把蕾丝和印花穿进办公室，并且还相当得体，男士们恐怕连见到收腰衬衫都要惊呼一下：这衬衫是女式还是男式的？更别提让他们试一下尖头皮鞋了。学者尤甚。你若是善意地提醒，为杂志拍照前最好涂个粉底、吹个发型，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受到了羞辱。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教授都是这样。我见过的复旦、上海交大管理学院的某些教授，浑身上下名牌披挂。在一次社交场合，我身边的一位时尚评论家指着一位管理学院女教授的衣着说：包是Prada的，鞋是Christian Louboutin的，裙子是Marni的新款，搭配得也相当得体。她的结论是：现在的教授看来待遇很高啊。

其实完全不是待遇的问题。主要是观念问题。你是否愿意哪怕花几分钟的时间考虑一下在公众场合的着装问题，决定了一切。

西方学者也懒得在着装这种低负荷脑力行为上花时间，但他们每人都有衬衫、西装和领带，深色西装、白衬衫，配什么领带都不会错。即使最不在意衣着的清高学者也至少有套灯心绒西装外套。在一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上，一位英国学者嘲笑另一位英国学者的时装品位：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竟然给你的棕色灯芯绒西装配了条相同颜色的裤子！作为学术会议的开场白，这句话相当好，被开玩笑的学者也很乐意接受“时尚盲”的标签——灯芯绒西装对于隆重的学术会议是太随意了些，但咱至少上下装配成了一种颜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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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个人崇拜”的政治文宣

前军委副主席徐厚才的落马成为近期中国反腐的大事。消息公布后，官媒开足马力礼赞了这届中央领导尤其是习近平，网民则更是不吝对习的称颂之词。打下大老虎固然反映了习在反腐上的魄力，但在这些看起来发自“肺腑”的颂词中，隐约能感觉到一种熟悉的个人崇拜的回归。

从攻势凌厉的打虎来看，习的强势是无人怀疑的，通过对党、政、军、安全和经济等大权的掌控，习获得了自毛邓以后中国最高领导人所没有的权力。甚至单从集权的速度而言，已经超过了毛和邓。因为后两者在掌控最高权力前，是经过了一番艰苦跋涉的，中间虽免不了一些手段，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最后成为中共的领袖，成为政治强人，多半是水到渠成。

然而，习的集权时间太短，其上台至今，还未到两年，就将各种大权揽于手中，从常理而言，绝没有如此快的速度。固然，习开展的反腐，对其权力的巩固和权威的树立有帮助作用，但对于一个没有多少权力基础的新任领导人而言，反腐在开始时的这种作用其实很有限，甚至可能还有负作用。所以，我曾提出了一个解释，即这是中共高层接受胡时代弱势总书记的教训，而有意要塑造一个强势总书记。

但是，这里存在内在的一个悖论，即如果说中国目前阶段需要一个政治强人，如何约束和能否约束这个强人，以及如何使对这个政治强人的支持避免滑向一种个人崇拜，就成为现实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太多的历史教训表明，不加约束的权力，最后势必会滑向对集权者的个人崇拜。这几乎是历史的铁律。而个人崇拜，会给政党、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甚至万劫不复。

中国历史对此早有前车之鉴。

比如毛泽东，延安整风就是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的滥觞。不过，鉴于中共当时尚处于战争状态，革命前途未卜，他本人并未丧失起码的理性，个人崇拜的后果未严重表现出来。待到革命胜利，中共建立新政权，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开始变本加厉，被有意“神化”，再到文革，被全民“封神”，整个民族陷入对其无理性膜拜中，其“一句话顶一万句”，给整个民族带来深重灾难，遗毒流传于今。

为什么政治强人需要制造个人崇拜？很简单，只有个人崇拜，才能不断地、更好地将权力抓在手上，当然，他会给这种赋权行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般是某个宏大事业的需要。这源于人性的幽暗和权力的本性，还有建立此种不世之功的诱惑。从这个角度说，极权者往往都目的“高尚”和单纯。因此，需要极权和个人崇拜。毛泽东就曾认为，中国革命需要个人崇拜。没有个人崇拜，权力的获取就缺乏支撑和正当性。

不能说制造个人崇拜的政治强人没有意识到专权和个人崇拜的危害，但对他们而言，权力和事业的诱惑更大，而且他们往往很自信，认为自己能够免于集权和个人崇拜之危害。然而，像华盛顿这样对权力的后果有高度自觉的人毕竟少而有少。虽然搞集权和个人崇拜的领袖刚开始也许想把集权和个人崇拜控制在一定范围，可一旦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事物就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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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谷歌殃及中国本土企业

中国政府加紧对谷歌(Google)服务的打击将近1个月之后，许多中国企业发现自己对这家美国搜索公司是多么的依赖。目前，谷歌在中国的命运受制于所谓防止外国渗透的“长城防火墙”（Great Firewall）。

“长城防火墙”旨在是阻断互联网上的颠覆性内容，在过去几年已被用来对付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

但过去的一个月里，对谷歌大部分服务的屏蔽措施对商业的负面影响更大。谷歌上一次受到同等规模的屏蔽发生在去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但仅持续了几天。这一次，谷歌在整个6月份都遭屏蔽。

房地产公司、私人出租车打车者和智能手机在线游戏者都恼怒了，他们发现自己以往视为平平常常的事情——接受电子邮件、打车去机场或者购买400万美元的佛罗里达房产——都比以往麻烦多了。

“我们的全球业务需要使用谷歌邮件(Gmail)。现在，这让令我们感到非常沮丧，”来自中国一家移动技术公司木瓜移动(PapayaMobile)的弗朗西斯•贝亚(Francis Bea)表示。

Google Play上的手机游戏一直是木瓜移动的最大收入来源之一。贝亚表示：“一旦谷歌产品使用受阻，就可能降低生产率，尤其是对于一家拥有国际业务的公司而言。”

Uber一直在扩展中国业务，尽管其中文版应用会发生一些小故障。由于主要使用谷歌地图(Google Maps)，Uber的应用要么不能加载地图，要么加载速度很慢。为了绕过这个问题，Uber应用的许多用户使用虚拟专用网(VPN)，便可以摆脱互联网管制。

在Juwei.com和新浪(Sina.com)等房地产网站上搜索外国待售房产的中国富裕买家们也感到很沮丧，因为这两家网站都使用谷歌地图和谷歌街景(Google Street View)向客户展示其选中房产的位置。

Juwei表示，“有时会加载，有时不能。”新浪表示，已将部分待售房产转向阿里巴巴(Alibaba)旗下的高德导航(Autonavi)。然而，相较于谷歌，高德能提供的外国地图的细节还是要少很多。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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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七一游行呼吁民主改革

昨日在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许多人走上街头游行，要求实施全面民主改革。这是香港10年来最大的一次游行，助推因素是港人担心北京方面正收紧对香港的控制。

香港当地媒体表示，组织者称有51万人参与此次游行。香港警务处估计参与人数为9.86万——即便按照这个数字，此次游行仍是2004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公众抗议活动。

昨日晚9点，香港市中心仍聚集着几千人，游行到那时已经进行了逾6个小时。警方在游行队伍两旁严阵以待，游行队伍中有些人唱起了音乐剧《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中那首《人民之歌》(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粤语版。

许多想参与游行的民众，忍受着酷热和暴雨，一连几个小时被困在游行的起点维多利亚公园(Victoria Park)，等待加入游行队伍。

在港人此次于香港回归中国17周年之际举行和平抗议前，民主团体“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简称“占中”）就香港应采取何种形式的普选举行了非官方公投。有近80万人参与了投票，但北京方面谴责此次公投是“非法”的。

北京方面已承诺，2017年香港下一届行政长官（香港事实上的市长）选举可实行普选。

按照现行制度，香港行政长官是由当地的区区1200名精英推选出的。许多人担心，尽管北京方面作出了上述承诺，香港行政长官候选人名单仍将由经过严格挑选的少数人选定，并将接受北京方面的审查。

香港民主游行中迎来回归周年庆【英文原声】

在昨日的游行中，许多人举着写有“689”这个数字的牌子，这是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2012年当选时获得的票数。

北京方面上月发布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其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白皮书的发布进一步加剧了香港的紧张局势。

“占中”领袖之一陈健民(Chan Kin-man)表示：“白皮书让大家很生气。我们认为北京方面违背了自己的承诺。”

在香港，游行是个固定的活动，经常在7月1日公众假日那天举行。每年还会有数万人参加“六四”事件纪念活动。

公众的集会曾迫使香港政府取消了一些政策，比如此前的反洗脑大游行，就曾迫使香港政府撤回被视为灌输民族主义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

今年，民主派活动人士利用游行和非官方公投来向香港政府施压，目的是促成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采用开放的提名程序。

但民主改革议题对中共领导人而言是个棘手问题。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发布声明称，公民提名在法律上有“极大争议”，“难以得到落实”，这表明政府在这一问题上让步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香港特区政府称：“有关建议在政治上难于取得共识。”

“占中”运动发出呼吁称，假如政府无视公民提名的呼声，民众应举行静坐抗议。这样的威胁已促使国际商界发出警告。

朱莉(Julie Zhu )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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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借打虎推进军队改革

改革中国臃肿的军队，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的一个关键目标。

如今，在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一年半后，习近平取得了最大成功：扳倒了去年从中共中央政治局退休、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级军官之一的前将军徐才厚。周一，徐才厚被开除党籍，他的案子则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他涉嫌为了收受贿赂而帮助他人晋升职务。

然而，整治大面积腐败、顺便解决一两场恩怨，只是习近平改革努力的一个方面。他还试图将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过度政治化、以农民为根基的军队，转变为一支能够深入西太平洋投射武力、并在互联网乃至外太空攻防的专业战斗力量。

去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以异乎寻常的高调承诺改革，包括减少非作战部门和人员，将预算资金从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陆军转向其它军兵种，并逐渐实施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使海军和空军在该体制下有自己的指挥架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还暗示，解放军指挥官不够尊重文职的共产党领导人，称目标是建立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对习近平而言，改革军队并非易事。近20年来，解放军高层一直顽固抵抗改革举措。上一次结构性改革还是在1985年，当时邓小平撤销了全国11个军区中的4个。1998年，解放军被下令解散商业帝国。给予海军和空军同等话语权和更多资源，将引起许多陆军指挥官的不满。

“解放军一直是以陆军为主导的军队，”圣迭戈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n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所长张太铭(Tai Ming Cheung)表示，“如果习近平得手，那么这些将是非常重大的改革，将改变军队的性质和焦点。”

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研究部主管克里斯托弗•约翰逊(Christopher Johnson)表示，习近平宣布改革的决定，使军队改革被列入政治议程。他表示：“习近平把军方逼到台上，在全会文件中专门提到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比全会文件更权威的只有五年一次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在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任下，解放军已经开始打造“蓝水海军”，在2010年宣布建设中国第一艘航母。但习近平推行的深化结构性改革意义在于限制陆军的主导地位，这已导致一些挥之不去的不满情绪暴露出来。

去年12月，中国国防部称官方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的一篇文章是“无根据的”。这突显出解放军高层一些官员觉得改革存在争议。《中国日报》援引日本媒体报道称，改革包括在2022年之前将中国七大军区削减为五个，并且最多削减30万个非战斗岗位。

约翰逊表示：“党的机关报与国防部真的不应出现分歧，这不是体制的运作方式。”

今年3月，习近平设立了一个监督军队改革的领导小组，再次发出党指挥枪的强大信号。徐才厚被带走发生在同一天。部分人暗示，这种巧合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向军官们释放某种信号。

约翰逊表示：“释放的信号很明显。我们正在往这个方向进发，欢迎你与我们同路。如果你不这么做，你会被送往一个没有窗户，墙上铺着软垫的房间。”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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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有利于主权统一

过去一周，香港就全民普选方案举行“公投”（其实只是民间自发的民意调查），超过78万港民参与，其中逾九成民众要求特首直选方案应允许公民提名。这表明香港民众的自治意识很强，香港民主应当向前走。中央也早已承诺，2017年的特首选举实行全民普选。这些本来是港中双赢、皆大欢喜的好事，但遗憾的是，中央一些部门思维僵化保守，视民主为洪水猛兽，把香港民众的民主热情解读为“国际敌对势力”煽动策划的结果，甚至把香港视为“反共基地”，非要把香港民主进程“管”起来，进而导致部分港民诉诸“公投”乃至“占中”等公民抗命行动。照这种思路管下去，非把香港“管”丢了不可，更不用说对台湾的负面“示范”效应。

平心而论，“一国两制”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香港回归17年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与文化之间虽然时有磕碰，但总的来说一帆风顺。取得这样的成就殊为不易，岂能因为香港追求民主进步反而大开倒车？香港回归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正是因为在“一国两制”、“五十年内不变”的承诺下，香港维持了立法、行政与司法的高度自治。如今中央一些部门的政策和香港民意发生冲突，根源在于，普选方案争议引发了双方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分歧。

说来说去，“一国两制”究竟是什么？简言之，“一国”就是保证中国对香港的国家主权；香港是中国领土，不能分裂出去搞“独立”。在这个前提下，“两制”就是“港人治港”，香港的事情香港人自己决定，大陆不能干预。两者关系必须得到妥善处理，“两制”不能破坏“一国”，“一国”也不能吃掉“两制”。“一国”和“两制”之间表面上存在张力，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两制”以“一国”为基础，否则也谈不上“两制”，而“一国”要长期维持下去，也只有实行真正的“两制”。如果以“一国”的名义破坏“两制”，香港民众的自治诉求得不到满足，对不合理的中央干预怨声载道，各种反对乃至分离势力能不发展壮大吗？失去香港民心，即意味着失去了对香港的主权。在这个意义上，破坏“两制”就是在破坏“一国”。

是否普选、如何普选，归根结底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情，香港民意理应具有最终决定权。当然，《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在程序上，中央决定香港民主的进程，但决定的终极依据只能是香港民意。中央要求特首候选人“爱国爱港”，虽然引起了不少非议，其实如果合理解释的话也没什么不妥，“爱国爱港”即对应“一国两制”。特首如何“爱国”？无非是坚持“一国”，特首及其候选人当然要按照《基本法》规定，维护主权统一，不能从事分裂活动。又如何“爱港”？无非是以符合香港民意的方式，维护香港民众的根本利益，把香港治理好。而如何才能把香港治理好？世界各国概莫能外，那就是实行真正的普选。

如果香港普选正常进行，一定能保证特首“爱港”，但是否可能把一个不“爱国”的人选上台呢？回答：只要真正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一人一票”，香港五百多万选民绝无可能选上一个叛国者，除非他们都看走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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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地产更堪忧

你绝料不到在美丽的湖泊城市杭州与中国商业心脏上海之间，还有一片房地产供应过剩的地方。这两座城市相距170公里，高铁车程只需一个多小时。如今的杭州除了享有旅游胜地的美誉外，还以阿里巴巴(Alibaba)创始人马云(Jack Ma)的故乡而闻名。这家互联网集团很快就要上市，有望打造科技行业史上规模最大的IPO。

地产和阿里巴巴之间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般毫无联系。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住房版块。部分是因为住宅市场对北京方面而言代表着一个社会和政治难题。如果房价上升过快，无房者或许会走上街头闹事。但如果房价陡降，有房者会因财富缩水而抗议。

与此同时，依靠建材市场需求而兴旺起来的水泥、玻璃和钢材等产业，正面临市场需求下降的困扰。而由于地产被广泛用作贷款抵押品，中国政府正试图迫使银行记录更多的不良贷款，包括直接贷款和间接贷款。

尽管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住宅方面，但更大幅度的价格下跌可能会出现在商业地产版块，尤其是因为它一直没有被完全计入经济方程之中。而马云便是个中原因之一。

首先，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大的电商企业。此外，电子商务在多个行业的影响到现在才开始变得明显。根据澳新银行(ANZ)的数据，中国有6.2亿移动互联网用户，几乎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在今年头4个月里，电子商务交易量上升超过50%。

投资者，包括黑石(Blackstone)旗下地产公司和柯罗尼资本(Colony Capital)的高管们，目前正在思考一个问题：电商的威力在中国内地会产生多大影响？他们已推断出，对拟建购物中心的需求很可能小于他们本来的估算。黑石的高管们表示已经看到了一种分化趋势。随着消费者更多地在网上购物，主要由零售店构成的购物中心正看着自己的生意开始下滑。而以提供食物或娱乐等体验和服务为主的购物中心，生意却蒸蒸日上。黑石正据此调整自己在零售业的投资。

不过零售业仅是一场巨变中的一部分。互联网还可能引发金融服务变革。例如，银行将不再需要开设数千家分行。教育也将不再需要占用那么多空间。一流大学还是能将聪明人和有志者吸引到校园中，而其余大学将只得大力发展在线教育。

的确，有些领域将从这种模式转变中受益。比如说，京东(JD.com)之类公司今后的发展道路将有别于它们所模仿学习的美国企业，因为它们的传统基础设施较少。比如几周前在美国上市的京东虽是一家与亚马逊(Amazon)相像的电子零售商，但也提供敦豪(DHL)或UPS式的快递服务，所以它对物流中心和仓库的需求较大。这就是黑石和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局(Canadian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喜欢投资仓库的原因所在——至少在无人飞机快递普及以前。

当然，需求并不总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20年前，当多家日本高档大型百货商店在上海开业时，持怀疑态度的人嘲笑说，富到能光顾百货商店的人肯定有办法去香港购物，那儿的商品价格更便宜。怀疑者们的推测有几分道理。但上海富人只占商店顾客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生意来自到上海游玩的外地人，他们把商品加价后转卖给邻居——对后者而言，上海仍是一个遥远的梦。如今，互联网让都市与农村间的这种区别变得不再明显。

房地产价格的下降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政治问题。中国政府多半会构筑一个底部，限制市场为不良资产确立清算价格的范围。中国需要价格让人们承受得起的住房。这就意味着，过度扩张的开发商（调整已经开始）、承担得起核销贷款后果的银行（因为背后有国家扶持），以及在影子银行市场草率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等将会成为住宅价格下跌的牺牲品。

中国政府对商业地产市场则没有那么在意。那些在三线城市建造二流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们，就更没有理由奢望国家给他们准备缓冲垫了。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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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才厚落马的“标杆意义”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掀起了令全球瞩目的反腐风暴，“老虎苍蝇一起打”，迅速改变了中国官场生态，对中国下一阶段的全面体制改革影响深远。

2014年6月30日，中共迎来93周岁生日的前一天，曾于2004－2012年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被开除党籍，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决定。

徐才厚落马，是继薄熙来之后又一个具有“标杆意义”的反腐案例。薄案之所以具有标杆意义，不仅因为薄是高居政治局委员的“政治明星”、红二代，更因为他倡导的“唱红打黑”导致法治的急剧倒退，并引发社会精英阶层的激烈批评。在薄的“悍将”王立军“美剧般”地出逃美领馆之后，薄失去了继续掩盖他和妻子谷开来罪行的机会。薄的倒台，既是由于其张扬狂妄的个性和对法治的肆意践踏，也缘于他试图挑战中国的政治的运行规则，更因为他几乎让文革的历史重回中国的现实。而中国大多数的高层精英在文革中都备受蹂躏，其中包括邓小平、习仲勋、薄一波。

而徐才厚案值得关注更多在于他的军队背景。尽管徐目前已经退休，但他的身份非常特殊：2002－2004年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此后担任军委副主席长达8年。与不久前落马的“中将谷俊山”相比，徐才厚才是真正的“军虎”。至此，“打虎”终于在军队领域树立了标杆。

中国军队上一次大规模反腐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90年代小平南巡激发的经商热潮中，军队也没闲着。情况很快变得接近失控。由于军队的特殊身份，工商、税务、海关、森林等执法部门面对来自军队的违法违规活动也无可奈何。1998年7月22日，江泽民宣布“中国军队不再经商”，震惊全世界。此前中国仅解放军部队就拥有70家汽车制造厂、近400家制药厂以及1500家宾馆。

军队腐败问题在邓小平时代已经显现。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 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以徐才厚落马为标志的军队反腐，不仅是中共反腐战略的一部分，也与当下的国际局势相关。以钓鱼岛为突破口，日本首相安倍对中国进行战略性挑衅的态势已经相当明朗。不仅如此，菲律宾、越南也在海洋主权问题上与日本战略趋同。军事实力是外交的基石。即使中国竭力想避免战争，但“两手准备”是必须的。习近平上任后即提出“能打胜仗是核心”、“要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腐败是军队战斗力的天敌。2014年是甲午年，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堪称中国军队的沉痛一页。当时中国海军覆没，固然有科技落后的原因，但军队腐败更是不能回避的历史教训。1987年张爱萍对时任总参谋长迟浩田说：“清朝的八旗军原来英勇善战、所向无敌，但后来无论是面对英法联军，还是在甲午之战中面对日军，或是面对八国联军，他们都打了败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八旗军入关之后，不少将领参与经商，贪图享受，军队不练骑射，不务正业。民国时期的新旧军阀，也大多参与经商，每临战事，首先考虑的是保护一己私利，打败仗也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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