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ugust 4, 2014

习近平要求对昆山爆炸事件展开调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对一起造成71人丧生、近200人受伤的工厂爆炸事故展开调查,这是中国一年多以来最严重的工业事故。

周六的这起爆炸发生在华东一家汽车配件厂,爆炸原因显然是车间内弥漫的粉尘接触明火。该厂位于昆山市的一个工业区,位于北京以南大约1000公里处。

由昆山市开发区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经营的该厂,核心业务是电镀铝合金轮毂,客户包括美国通用汽车(GM)。

习近平要求查明事故原因,追究责任人责任。

据信这起严重爆炸发生时,该厂有200余人在工作。

官方电视台的新闻画面显示,浓厚的黑烟从车间升起。一些新闻网站贴出了死伤者的照片,其中许多人遭受可怕的烧伤。

从画面上看,许多伤者躺在木托盘上,等待着被抬上卡车、公交车和救护车。

初步调查的重点放在渎职上。在中国各地的工厂,安全都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工人们往往缺乏相关培训,而雇主往往在事故预防措施上做得不到位。

据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报道,官员们表示,警察带走了中荣公司的五名高管协助调查。

2013年6月,东北吉林省一家禽厂的加工车间发生起火、爆炸,导致119名工人死亡。官员们表示,那场大火似乎是由泄漏的氨气爆炸所引发的。

译者/和风

埃博拉死亡人数达826人 疫情告急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数据,西非埃博拉(Ebola)病毒爆发所导致的死亡病例已攀升至826人,几乎是上一次最糟糕疫情死亡人数的两倍。

最新数据似乎表明疫情正在失控,从7月28日至7月30日3天内就有超过50人因感染这种病毒而死亡,病毒的蔓延速度超过了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遏制疫情的速度。

世界卫生组织称:“新增死亡病例的飙升……要求所有国家协同努力,解决已发现问题,包括卫生设施传播和有效接触追踪。”

最新死亡人数公布之前,3个西非国家周末宣布采取更多措施控制疫情,包括出动军队在村庄实施隔离。3国在一份声明中称,新的措施将关注于“超过70%病例所在的跨境地区”。它们补充称:“政策和军队将隔离这些边境地区。”

3个受疫情影响国家的邻国科特迪瓦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不过,该国还没有报告任何病例。

埃博拉病毒目前无法治愈,也没有疫苗,有2至21天潜伏期。这种疾病的死亡率高达50%至90%,会引发呕吐、腹泻、内出血和外出血。

此次疫情是自近40年前首次发现该病毒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上一次最严重疫情发生于2000年的乌干达,当时死亡425人,在1976年首次爆发疫情时,有280人在位于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河附近的一个偏远村庄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Margaret Chan)上周五警告称,“如果形势继续恶化,就死亡人数而言,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且还会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并很有可能蔓延到其他国家。”

她补充称:“疫情发展速度超过了我们控制它的速度。”

译者/梁艳裳

Sunday, August 3, 2014

希拉里很难再现“克林顿时代”

1992年,我从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的阳台上看着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接受民主党提名,成为总统候选人。和他一起站在台上的是他的夫人希拉里(Hillary),以及他们的女儿切尔西(Chelsea)。当克林顿一家鞠躬答谢时,扬声器里响亮地播放着着佛利伍麦克(Fleetwood Mac)合唱团演唱的《不要停止思考明天》(Don't stop thinking about tomorrow)。这传递了典型的美国式讯息——保持乐观并向前看。

相比之下,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要在2016年竞选总统,她的非官方竞选主题曲应该选《昨日》(Yesterday)这首歌。克林顿这个名字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唤起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那些美好时光的怀念。那时,美国的一切麻烦似乎都那么遥远。

民意调查显示,如今比尔•克林顿轻松地成为过去25年里最受好评的总统。希拉里•克林顿自身的履历也非常强大——她曾任参议员和国务卿。但是,希拉里的魅力有很大一部分依然归功于克林顿这一品牌的光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长期记录克林顿家族的小缺点。她在最近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哪怕是他们的死对头,好像也屈服于对旧日的怀念中。多德引用了保守派电视明星比尔•奥雷利(Bill O' Reilly)的一句话说:“选择了希拉里就是选择了比尔。而比尔是个接地气的人。”

然而,尽管比尔•克林顿可能以“第一丈夫”的身份重返白宫,但“克林顿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比尔•克林顿作为总统有其长处——才智过人、机敏精明、善于引起共鸣——但最主要的是,他幸运地赶上了好时代。他掌权之时,正值美国经历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黄金时期。

1991年苏联解体,正是比尔•克林顿当选的前一年。在克林顿八年的总统任期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真正挑战美国全球霸主的地位。上世纪80年代曾是美国人梦魇的日本,在90年代伊始便陷入持续的衰退泥潭,时至今日仍未完全脱身。中国因1989年暴力镇压学生抗议而被边缘化。尽管中国经济在90年代迅速增长,但当比尔•克林顿卸任之时,中国经济总量仍然只达到美国经济的12%。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这个名字那时尚未撞击公众意识。比尔•克林顿离开白宫椭圆办公室九个月后,基地组织(al-Qaeda)袭击了纽约和华盛顿。克林顿时代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是解决道义上的两难问题(如波斯尼亚或卢旺达),而非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比尔•克林顿接手的美国经济也同样处于黄金时代。里根(Reagan)时代可怕的赤字在上世纪90年代消失了,部分归功于老布什(George HW Bush)总统采取的明智的财政决策。到比尔•克林顿掌权之时,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强劲复苏。随着电脑彻底改变工作场所,美国生产率激增,比尔•克林顿成为了幸运的受益者。仅仅4%的失业率和受控的通胀,使得“新经济”(New Economy)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拥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难怪总统有闲暇在椭圆办公室里调情。

与比尔•克林顿相比,让我们来看看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接手的美国。距离2008年大选仅仅两个月时,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这意味着奥巴马及其团队上任伊始便面临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六年后,这场危机仍给其总统任期蒙上阴影。(即便如此,奥巴马还是推动了克林顿夫妇未能实现的全面医疗改革。希拉里时任第一夫人时曾首次尝试推进全民医保。)

金砖银行挑战世界经济旧秩序

13年前,Brics还是时任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设想出的一个营销策略。现在它是一家银行。你很快就会知道,它将拥有自己的设计师手袋系列。

上个月,在巴西福塔莱萨(Fortaleza),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这5个金砖国家同意创建一家开发银行。他们还设立了一个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正式名称是“应急储备安排”(CRA),该协议将让各国央行在紧急时期获得外汇供应。借用俄罗斯财长安东•西卢安诺夫(Anton Siluanov)的话来说,金砖国家正努力创造一个迷你版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一个迷你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金砖国家的计划有利于世界,尽管你从西方的轻蔑态度看不出这一点。有两个默认的立场。一个是对5个国情迥异的国家有条理地组建机构并坚持运行的想法嗤之以鼻。另一个是担心世行和IMF所象征的世界秩序即将崩溃。世行和IMF是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会议上建立起来的由美国主导的两家机构。

这5个国家的首字母正好组成了一个朗朗上口的首字母缩写词Brics。它们如此迅速地建立一家实体银行,确实是一个小小的奇迹。这是对由西方主导的机构未能适应形势变化的斥责。如果说战后秩序真的在被颠覆,正确的回应应当是“说得对,说得对”。

新的金砖银行将拥有500亿美元的启动资本,最高资本上限是1000亿美元,它将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每个国家将出资100亿美元,这在理论上让它们有了平等的话语权。金砖银行总部将设在上海,以讨好显然打算施加影响力的中国政府。然而金砖银行行长职位将采取轮换制,首任行长将来自印度。直至2021年才会轮到中国。

相比之下,金砖5国将按照自身规模为CRA出资,其中出资额最高的是中国410亿美元,最低的是南非50亿美元。这个应急储备是金融紧张时期的安全网,比如当一国货币遭受投机性攻击的时候。CRA以“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为模型。“清迈倡议”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各国签署的规模达24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当时亚洲创立自己等同于IMF的机构的提议被华盛顿否决。

创立金砖银行也是源自一种挫败感。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不喜欢IMF。在上世纪90年代,IMF僵硬地坚持市场化改革,这让许多国家认为它只是压制穷国、而不是帮助它们脱贫的工具。亚洲国家认为IMF非常虚伪。在1997年,IMF坚持要求印尼等国实施毁灭性的紧缩措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IMF却欣然支持西方国家的货币和财政宽松政策。

即便IMF已经有所改变,但它仍未改变其架构。决定每个国家出资额和投票权的配额体系,未能反映出世界巨大变化的现实。占到全球逾五分之一产值的金砖国家,仅拥有10.3%的配额。相比之下,仅占全球18%产值的欧洲国家却拥有27.5%的配额。雪上加霜的是,IMF总裁一职由欧洲人把持,而世界银行行长通常由美国人担任。按照2010年各方达成一致的改革方案,IMF的资本将倍增至7200亿美元,并向穷国转让6个百分点的配额。且不提这个改革方案不到位——美国国会根本没有批准这些改革措施。

从强势反腐走向宪政

因为强势反腐,官场人人自危,2014年刚过半,自杀官员已达32位。刚刚过去的7月,官员自杀密度更高,多达8位。也就不难理解,深圳报业集团下属的《香港商报》要特别呼吁:“不破不立,但若将‘破’字做过头,执政党的形象会严重受损……为稳定计,特赦划断该提上决策日程了。”这反映了官僚集团的普遍需求,即强势反腐超出了他们的承受极限,他们要求马上给强势反腐划句号。

但这没有得到最高当局认可。海外中文网站多维新闻网随后则发表社论予以痛斥,断言一旦采纳这主张,就是自毁长城。

 

该社论表示,习近平的执政支持率,很大程度来自强势反腐。而支持强势反腐的民众,多数都反对特赦,反对划句号。如果紧急刹车,就会“让好不容易建起的信任功归一篑。”无独有偶,周永康案公布后,人民网也马上发表评论:《打掉大老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号》。《人民日报》次日评论文章,措辞更严厉:“谁都不要心存侥幸,计算‘不出事’的概率;谁都不能藐视法纪,存有进了‘保险箱’的幻觉。”与其得罪支持强势反腐的民众,不如继续得罪官僚集团,强势反腐无退路,这的确是最高当局当下的心态。

最高当局对反腐的决心之大,二十三年来仅见。固然,无论江泽民,还是胡锦涛,每次换届,都会用反腐开路。但无论江、胡,反腐都点到为止,实际都是做做样子。过去二十三年,即整个江、胡时代,官场的日子过得太惬意,尤其贪腐集团基本没有被实质触动。以致积非成是,整个官场之中,包括所有贪官,都把这当成了惯例,完全丧失警觉和预见,对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形势的急转直下,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们曾经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而且官僚集团那么强大,不太可能遇到实质性挑战。因为他们深信,只要共产党的天不变,他们的利益格局的道就一定不会变。习近平上台后,共产党的天确实没变,但官僚集团的利益格局的道却突然倾斜,他们心理上无法承受,势所必然。

 

焦虑、恐惧弥漫整个官场。“枪杆子”、“刀把子”(指军队和政法系统——编者注)从来是反腐禁区,徐才厚、周永康却相继落马,连“枪杆子”“刀把子”都朝不保夕,整个官场,没有谁敢说是安全的。群起反抗么?地毯式监控之下,无人出头,何来组织?零星的个人反抗则是以卵击石。

 

如果只能在安全和既得利益之间选择,基于人性,没有人不愿用利益换取安全。实质已被体制内媒体收购的《香港商报》主张特赦划断,就是要表达这层意思,即:穷寇莫追,以交易换取软着陆。在一贯强横的贪腐集团来说,这已经很低声下气了。

 

但现在看来,官僚集团不仅难有软着陆的可能,反而面临后续的更大威胁。因为,人心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惩办周永康尤其吊足了公众的胃口。本来,当局一次次放风,一次次推迟周案的公布,目的是造成审美疲劳,减弱周案公布可能造成的心理震荡。目前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但当局不曾想到这一方式的副作用,即连惩办政法王周永康人们都习以为常的话,必然刺激出对反腐更高的期待,强势反腐更难刹车。

Saturday, August 2, 2014

中国昆山一工厂爆炸致69人死亡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综合报道

本周六,位于中国江苏省的昆山市开发区一家工厂发生了爆炸事故。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称,昆山市开发区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汽车轮毂拋光车间发生爆炸,目前已经有69人死亡,近200人受伤。

报道称,事发时间为8月2日的早上7时37分,当时发生爆炸的车间在生产过程中,现场有200多名员工。

另据中国的央视报道称,初步查明,爆炸疑似因粉尘遇到明火引发的安全事故。该公司成立于1998年,为美国通用汽车指定供应商。

Friday, August 1, 2014

勿让两种极端化民族主义撕裂新疆(下)

【编者按】本文系靳薇博士《勿让两种极端化民族主义撕裂新疆》的下篇,在上篇中,作者谈到极端化国家民族主义与本位民族主义在新疆的冲突原因及表现,本文中,作者尝试寻找一种能化解矛盾的政策执行逻辑。

防止两种民族主义继续极端化

中国的边疆如果想要和谐和平安,就必须要警惕两种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和泛滥。其实,国家民族主义整合国家的努力,本位民族主义保护自身传统和文化的奋斗,均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若各趋极端,势必损毁中国的边疆稳定,影响全国的稳定发展,以至于威胁国家安全。相处之道并不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谐共赢”这个提法其实很有道理。

但在实际的政策执行上,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首先要做的是认清新疆目前的现实情况,并且在方法上,更多地尊重新疆的实际而非国家的意愿。

衡量新疆的经济承载力

出于理论正义和道义,也由于对安全和共享繁荣的投资,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扶持援助,以期加快发展,本应是新疆的福祉。但遗憾的是,采取的是政府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模式,大包大揽,当地的民族构成、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却在这一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当地人的主体性也被忽略,对当地经济的承载能力也没有一个科学的考量。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低效、浪费的同时,往往会激化原有的社会矛盾,造成发展震荡。

因此,中央政府必须调整对新疆的援助模式,调整的目的是使援助的力度、投资的方向与当地原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地的民族居民、传统宗教文化等相匹配。南北疆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载力不同,援疆模式和投资方向也要不同,这样才能降低发展震荡。南疆的援助要以改善民生为主,援助项目和资金更多投入农业、畜牧业、果业、初级加工业,使普通民众能在发展中受惠,以提升幸福指数,也能带来希望。

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发展的主体是新疆人,这是毫无疑问的。经济发展的第一受益人应当是新疆本地的各族居民,他们应该在这一波发展中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如果新疆民众在发展和加速发展中普遍感到被边缘化,收入没有明显提高而物价飞涨,当地财政没有从发展中得到相应回报,新疆的社会稳定很难得到改善。

再之,要优先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就业率。2011年,新疆少数民族初中毕业生升高中为47.64%,南疆三地州更低。喀什地区,2012年初中毕业升普高的为33.61%,高中和中职教育发展滞后,每年约有7000名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直接进入社会,他们就业能力低,不少人成为社会闲散人员,无疑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

与这一情况相对应,援疆的内容和手段就应以扶持当地内生性发展能力为主。将资金和政策倾向于当地的教育事业,才能促进当地劳动力的就业和增收。个人建议,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再加上三年的职业教育,帮助学生有一技之长,增进他们的就业能力和扩大就业的领域。比如说,新疆的国企可以把招收少数民族员工当作“硬指标”,作为分担社会责任的手段之一。

分析:中国反腐削弱从政吸引力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数1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已持续20个月的反腐败斗争,降低了为威权政府工作的魅力。

许多中国年轻人的终极梦想是,入党,找一份福利好、还有机会捞点外快的政府工作。

但去年只有240万人加入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比2012年减少四分之一,使2013年成为自2003年以来入党人数最少的一年。截至2013年底党员总数达到8670万。

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大幅下降;官方媒体指出,反腐败和政府部门厉行节约的运动降低了人们的兴趣。

“这些下降肯定与反腐败斗争有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表示。“坦率地说:很多年轻人想要做这些(政府部门的)工作,是因为这些工作让他们有机会受贿。”

连续不断传出的党内各级官员被捕和被调查的消息,在本周达到一个高潮。周永康被正式立案审查,成为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面对腐败罪名的最高级干部。

即使是对高层党员来说,正式工资也相当微薄,而许多人手上掌握着大权,可以批准或否决价值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的交易和投资。

党员身份几乎是在政府内部晋升的前提,而且直到不久以前,政府工作提供很好的福利,有时还包括汽车、住房、医疗和奖金。

但是,在针对数十万官员发起反腐败调查的同时,习近平自2012年末掌权以来还削减了公务预算和福利。

官方媒体和分析人士表示,党员人数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习近平的另一项政策,即注重新党员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去年发表的发展党员的新规则要求,所有组织和单位要控制党员总数,以“慎重发展、均衡发展”的方式吸收新党员。

谷禹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中共再提斗争哲学终将自伤

中共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虽从未放弃斗争思维,但在公开出版物上公然鼓吹斗争者尚不多见。上周,中央党校副教育长韩庆祥就做了这样一回先锋。他在人民日报撰文,耸人听闻地大谈八种新的斗争。

如果此文能够谈出一些新意也罢,可惜文章通篇都是文革式的陈词滥调,其所警告的党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以及“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之类,不过是在重复以往党的文件的话语和表述。

韩自己概括的八种“新的伟大斗争”的主要形式——争夺资源、货币战争、争夺市场、意识形态斗争、领土争端、反腐败斗争、网络斗争、反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与其说这是新的斗争,不如说是旧的,因为所谓争夺资源、争夺市场、领土争端者,自有国家,或者说,自形成共同体来,就一直在这么做的。而货币战争、意识形态斗争、反腐败斗争、反分裂斗争,也不是什么新东西,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也已经较量了半个世纪。

唯一的“新”者,或许是网络斗争,但网络发展的历史也有20多年了,这方面的斗争——如果有的话——从网络作为一个新事物出现起,就存在,所以也谈不上特别新。而这篇文章把这八种斗争不但称之为“新”,还冠之以“伟大”,仿佛此前中共在从事这些方面的“斗争”就不伟大了——可见其不但逻辑错乱,还很投机。

上述都不过是铺垫,此文的真正目的所在,即他心目中真正的斗争对象,是意识形态上的“西方敌对势力”,以及国内受其影响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他把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文化渗透方式概括为三个步骤:先将“自由、民主、人权”包装成普世价值和西方标准,然后用这个“标准”来裁判中国现实,最后使一些意志不坚定者对中国的制度,中共的统治心生不满。

文章进一步演绎说,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是用文明、学术外衣设置政治陷阱,以文明、学术思想掩盖政治意图,让一些人甘愿上钩,不知不觉掉入陷阱。西方觉得用赤裸裸的军事和政治手段扼杀、围剿中国不合时宜,于是转而想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通过各种名目的基金会、社会组织,以考察访问和培训为旗号,培植代理人,进行文化渗透;利用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上的“话语权优势”,诱惑一些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使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文明、理论、思想失去自信,成为西方文化、思想的俘虏;或者以学术创新诱惑我国专家学者,使他们掉进西方所设计的政治陷阱,来掩饰其政治意图。

对所谓国内外敌对势力采取的这种种“隐蔽巧妙,极具诱惑性和欺骗”的斗争方式,此文“火眼金睛”,呼吁中国的专家学者、党政干部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彻底揭露和拒斥“西方以文化、文明、学术外衣设置的政治陷阱”。

但党校并未如此文所言跟西方划清界限。党校与西方国家的学术机构交流频繁,在很多国家建立了对口培训基地。党校教员和其他非教学部门的工作人员,每年都要轮流到这些基地去“洗脑”,许多人都洗过多次,可下一次还是愿意“欣然前往”。如果按照韩庆祥文章的逻辑,这不就是在自动充当“西方敌对势力”进攻共产党的工具?而且党校近年来也积极倡导开放办学,主动邀请一些访华的西方政要或者学界翘楚,到党校交流和演讲,为那些在党校受训的官员传播西方价值。是不是党员的教职员工和党政学员,都练就了一番能够防止各种“毒品”侵入的真功夫?

新疆艾提尕尔清真寺大毛拉遇刺

自由亚洲电台周四表示,中国最大且最知名的清真寺——艾提尕尔清真寺由政府任命的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大毛拉(Jume Tahir)被害。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新疆的暴力活动近期升级。

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居玛•塔伊尔大毛拉是周三在喀什拥有600年历史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外的街道上被刺死的。

居玛•塔伊尔大毛拉还曾在政府组织——新疆伊斯兰协会(Xinjiang Islamic Association)担任高官。生前接受官方媒体采访时,他曾将新疆的暴力活动归咎于得到“敌对势力”支持的“分裂分子”。

喀什政府办公室接电话的官员周四拒绝就上述报道置评。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