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August 5, 2014

“昆山事件”与经济转型

8月2日,中国江苏省昆山市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惊天一爆,造成75人死亡,185人受伤。在公开报道中,这是昆山市发生的最大安全生产事件。昆山是台商的大本营,江苏的台商数量约占全大陆台商的1/3,仅昆山就占台商人数的1/9,当地台协登记有案的台湾厂商数量超过4000多家,已形成超过10万名台商的产业聚落。

有深圳“老台商”表示,这时习近平主席都出来说话了,接下来由国务院发动的工厂安全检查将会非常严厉,不仅要扫到昆山甚至江苏全境的台商,很可能会是全国性的大检查。不仅会针对厂商,而且检查标准也会提高,如果有些项目要重新检查,恐怕会让企业“很麻烦”。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渎职侵权检察厅已派员赶赴事故现场,与江苏、苏州、昆山三级检察机关一起勘查事故现场,以严肃查办事故背后的渎职等职务犯罪。

此次事件首先震动的是昆山市党政领导班子。昆山已连续多年获得全国百强县(市)第一名,但此次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很可能会将这些多年积攒的荣誉都清零。就此而言,昆山市市长路军在8月2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含泪哽咽,包含着太复杂的内涵。一位政府工作人员称,就在不久前,昆山市市委专门开会部署深度转型发展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伤亡事件。

然而,此事件更大的意义可能远远超过一次安全生产事故。“昆山之路”实际上是中国经济过去多年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仅造就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且各种粗放发展还埋下了多种隐患——安全生产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能耗问题、劳工保障问题。中央领导过去指出的经济发展“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在微观企业层面就表现为忽视生产安全、忽视社会保障、忽视食品安全等一系列的问题。中国经济转型实际上是对过去粗放发展方式的调整,但这种调整如果是由恶性安全生产事件而引发,其调整力度将十分剧烈。

以台商为例,在过去,台资企业在管理上优于内地企业。不过,群聚在苏州、昆山一带的台湾工厂,近年在环境保护方面却“声名不佳”:2011年10月,台资机壳大厂可成苏州厂因为排放污水而遭当地官方下令整改,台资和硕集团位在苏州和昆山的3家子公司也纷纷中枪,后续并牵扯出27家台厂的“毒苹果”(这些台厂为苹果供应链)事件,重创台商在当地的形象。此次发生爆炸事件的中荣金属也不是杂牌小厂,该企业已通过ISO14001:2004、TS16949∶2002及美国OEM认证,但上述认证标准却并未避免该事故的发生。

放眼全中国,各地安全生产事故仍处在高发期。仅以煤矿为例,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2013年,煤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3.8%和23.7%,其中较大事故同比分别下降35.6%和37%,重特大事故同比分别下降12.5%和10.3%。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0.293,同比下降21.7%。国家安监总局没有公布煤炭业安全生产死亡人数,但2013年中国生产煤炭达37亿吨,据此估算,中国2013年仅煤炭业生产环节就导致1084人死亡!

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转型,提升质量,这种变化不仅是效率层面的,还应该包括更多人文层面的改进。此次昆山中荣金属公司重大安全生产事件,很可能成为中国国内在安全生产环节方面的政策转折点,中国将会以更加严格的态度来处理此类事件。在短期内可能造成各企业加大安全生产支出投入,长期来看则会逼迫企业转变生产与运营方式。

除了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提高之外,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今后将面临更加严格的安全生产管理和规范。这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安邦咨询公司是中国内地一家独立智库机构,专注于财经与公共政策研究。本文只代表该机构观点。)

互联网行业禁令背后的部门生意

中国广电总局对传媒和互联网内容的管控禁令,在行业内已是耳熟能详,见惯不怪的了,比如,禁止黄金时间播出境外动画片,不准在电视中使用GDP、NBA等外语与缩写,娱乐节目每周不得超过三次,一部电视剧最多只能在两家卫视播出,叫停网络热播美剧等等。

近期,广电总局对互联网电视(OTT)市场的政策骤然收紧。所谓OTT即“Over The Top TV”,意思是基于开放互联网的视频服务,终端可以是电视机、电脑、机顶盒、PAD、智能手机等等,如PPS、悠视网、乐视等平台的内容传输到消费者的屏幕上,还有2010年推出的Apple TV、Google TV都属于这种模式,当下市场上出现的各种的盒子,则是OTT业务最热门的形式。

当前中国互联网电视播控集成牌照共有7张,分别掌握在央视CNTV、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上海文广、杭州华数、湖南卫视、南方报业手中。目前,乐视网、阿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涉足视频内容业务,都需要在这7家中选择合作者。

在此次严厉的管控行动中,广电总局提出了明确的整顿要求,要求7家播控平台牌照方在一周内进行整改,整改内容包括:取消视频专区,不允许商业网站以节目服务平台形式与牌照商进行服务专区合作;禁止第三方视频APP插件;关闭OTT的回放功能等内容。另外,广电总局已明确未来不会再下发互联网电视集成牌照,内容厂商只能在已有的7家牌照商中寻求合作。

一系列堪称史上最严厉的OTT监管政策,立即引起了市场的反应。7月16日、17日乐视公司股价大幅跳水,两天累计跌幅超过20%。除了乐视,原定16日发布的阿里天猫魔盒2并未如期发布,转而发布了阿里家庭数字娱乐生态合作伙伴,其中更突出了与华数传媒的合作关系。

不难预见的是,即使此次整改过后,牌照商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内容合作方在利润分成中的比例,恐怕会进一步降低,由原来的5:5,可能会变成3:7甚至更低。所以,不可否认的是,广电总局的严厉管制政策,实际上发挥了维护牌照的价值、甚至牌照租值的作用。

如果从三网融合角度看,OTT业务的出现,各种盒子如雨后春笋,是互联网企业对电视屏幕的进攻,本质上是起到了电视屏幕网络化,电视屏幕内容市场化的作用。前者侵蚀了广电网络的价值,后者消除了内容牌照的价值,长此以往,所谓三网融合,就是广电网络、内容牌照被消融。

与互联网企业的草根野蛮生长不同,广电系的企业发端于国有政府部门,多年蔓延的裙带人际网络更紧密、更快速地把企业的市场利益转化为部门的权力冲动。所以,当互联网企业侵蚀广电牌照利益的时候,招来广电的强烈反弹也就毫不奇怪了。

不过,事情本不该这样。

不管从传播形式、显示技术、还是制式标准来看,广播电视可看做互联网电视的一个特例,而非如广电强调的是广播电视形态的一种。从职能上看,随着新技术的兴起,信息产业蓬勃发展,工信部本身应该涵盖更大范围。从行政级别上看,广电总局仅是副部级单位,而信息产业部则是正部级。所以,三网融合,从技术形态的新旧、范围的大小上看、未来的方向来看,都应是互联网占主导,更为强势。

周案后应重审“被违法”案

中国最高层7月29日下午正式宣布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违纪行为立案审查,无疑是最近这段时间里全中国的头等大事,也是全世界最关注的头等大事之一,无数的海外报刊都把它放在第一版报道评论乃是明证。根据北京《中国青年报》8月4日公布的中青舆情监测室7月份全中国“月度舆情指数”,“大老虎”周永康落马位居民众舆情满意度的第一名。

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难有“纯粹”的反腐大案

中国媒体以上的舆情报道,显然与国际上主要媒体对周永康案件的视角大不一致,后者发表的言论多半是将其归结为中国的“高层权力斗争”,而对周大老虎腐败行为在中国民众里面招致的广泛民怨,寥寥只置数语。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愿意照单全收国际媒体发表的那一类定调。

主要理由是: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社会里(中国恰恰是二者的叠加),大型反腐败案件中的绝大多数,都带有高层权力斗争的成分,或多或少,很难全免。如果我们只是赞成和支持“权力斗争成分为零”的纯粹反腐败大案件,那么在中国这一类国家里,大慨就永远不会有中等规模的“老虎”被打了,更不用提什么“大老虎”。若此,中国老百姓只能生活在“老虎王国”里永不能自拔。所以,只要打某一个“大老虎”的客观效果有益于该社会一定程度的改善进步,我们就应该对此给予大声的支持。

所以,笔者是基本上认同《中国青年报》以上的舆情报道的——贪污腐败的周“大老虎”被亮相,确实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真心拥护。不过我必须强调:迄今为止中国的主流媒体上,还没有明白点出周永康案件除了贪污腐败以外的最重要的一类违法行为——以违法的方式对付中国民间的合法维权活动。这个黑洞若不被清除,周大老虎及其同伙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最大伤害、也是他们对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关系造成的严重破损,就可能被忽悠过去。

一份地震灾区公益报告“被违法”

让我从一件距今不远的特大灾难事件说起,这也是我曾经历并去调查过的。我们都还记得,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发生的汶川地震,是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发生的人命危害程度最大的地震之一。诸位只要去互联网上搜索,大慨多少还可以看到当年的灾害造成的惨景。这场特大地震中最令人伤心的部分,是几千名中小学校的学生被豆腐渣校舍压死、更多学生被压伤的细节。我当年参与过震后的一些社会救援活动,收集的相关照片和资料不敢多看,实在太惨了。灾区整个一代的青少年,被毁灭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究竟有多少幼童青少年学生死于这场特大地震,为什么那么多学校的建筑物特别脆弱,至今还没有系统的令公众信服的详细查证和公布。原因并不是没有人关心这件特大悲剧,而是与周永康主政期间主导的维稳思维有脱不开的关系:海内外有名有姓的人士(这里只提及中国人、华人)费力系统地查找和计算死亡学生姓名家庭地址以及总数的,笔者从可信报道中读到,起码有四至五位。其中一位是非常著名的艺术家艾未未。他随后带人去四川成都法院门口为死难学生查索案件出庭作证时,被有组织的暴力小团伙当众打得头破血流,然后被拖走,此后一度还被软禁在北京的家里,还被以“漏税”的名义罚交巨款。

Monday, August 4, 2014

中国国企新一轮改制引发市场关注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China Everbright Limited)在宣布股权重组后,股票周一跃升逾11%。光大是最新一家宣布股权重组的中国国有企业。

光大在周五晚些时候提交给股票交易所的声明中表示,它已被批准从“国有独资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新的实体将由中国财政部和国有基金汇金公司(Central Huijin Investment)共同发起设立。

光大集团是一家金融集团,旗下拥有已经上市的光大银行(China Everbright Bank)和光大证券(Everbright Securities)。周一下午,光大银行港股股价上涨了2.5%,而光大证券沪市股价攀升4.3%。

光大集团重组是中国国有部门一系列改革动作的最新一例,也是习近平政府重组金融体制的一部分。上个月,中国国资委(Sasac)曾披露一个试点计划,涉及六家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步骤。

投资者对改革寄予希望,这是中国股市最近止跌回升的重要推动力。自5月中旬以来,涵盖在港上市内地企业的恒生中国企业指数(Hang Seng China Enterprises Index)已上涨逾13%。这其中上升最快的是银行板块,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上涨超过20%,工商银行(ICBC)上涨近15%。

到目前为止,在股权重组方面行动最大胆的是中信集团(Citic Group),该集团旗下拥有从煤矿到足球队在内的各种资产。今年4月,中信集团曾宣布向其香港上市公司中信泰富(Citic Pacific)注入370亿美元资产,对冲基金Och-Ziff、保险公司友邦保险(AIA)以及互联网巨头腾讯(Tencent)等投资者纷纷入股,让中信泰富从一家市值为60亿美元、问题缠身的采矿企业,转型成为一家拥有大约400亿美元资产、业务涵盖面极广的企业集团。

巴黎银行(BNP Paribas)分析师表示,这一轮国企改革,旨在改善公司治理、减少特定行业的国家垄断,以及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中国一些规模最大的企业。

资产位居中资银行第五位的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上周表示,虽然该行的投资者分布相对较为广泛,但该行也在探索改变股权结构。交行有20%的股份由汇丰银行持有。

虽然许多分析师对中国各银行所有权改组表示欢迎,一些人还是对改革的具体实施表达了疑虑。

惠誉(Fitch)分析师在最近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政府依赖国企的财力和资源来行使很多战略和决策职能,这种依赖对国企的商业化构成了挑战。此外,这么做还会遭遇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他们拥有巨大权力,对中国决策者有巨大影响力。”

在金融产业之外,还有一些国企为了提高效益而寻求出售其资产。石油生产商中石油(PetroChina)正在考虑将两条天然气管道出售(或者说剥离)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它的竞争对手中石化(Sinopec)则计划转让其加油站网络少数股份,这部分股份的价值被认为高达200亿美元。

译者/简易

中国能源棋局中的拉美

上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行出访拉美四国,媒体称之为中国的“拉美脚步”。其间,包括油气开发、水电、核电、重大能源装备在内的能源合作是重头戏。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合作如能深入发展,对于全球能源格局意义重大,但能否取得预期成就,既取决于拉美政策的稳定性,也取决于拉美在中国能源棋局中的比重。

中国与拉美的能源合作是大势所趋

远隔万里之遥的中国和拉美诸国携手合作,并非偶然,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预示着全球经济、地缘政治和能源格局的深刻变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中国和拉美诸国的经济合作更加密切,这是能源领域加强合作的基础。2002-2012年十年间,中拉双边贸易额增长了20倍,达261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8%,上升势头可观。目前包括拉美诸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相互间迫切需要“抱团取暖”,金砖国家峰会、中拉论坛等多边机制为此创造了制度环境。虽然拉美地区油气资源潜力巨大,但由于这些国家长期受体制制约,能源开发效率不高,石油收入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在减弱。中拉合作则会有助于释放拉美国家因为体制、资金、技术等原因被束缚的油企资源潜力,同时对拉美的高铁、炼化等产业将带来拉动作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让拉美诸国受益。

拉美地区油气资源丰富,已探明石油储量占全球探明储量的20%左右,巴西的深水盐下石油、委内瑞拉的重油、阿根廷的页岩油气都是重要的油气增长极。受美国非常规油气革命带来的产量大幅攀升影响,拉美各国作为美国能源“供应后院”的角色被削弱,寻求能源出口多元化的意愿增强。而中国油气消费增长依然强劲,石油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到目前将近60%左右。一方有资源而缺市场,一方有市场而找资源,牵手自在情理之中。

双方合作此前已有一定的基础。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公司最早通过提供工程技术服务的方式逐步走向了拉美,此后以竞标、并购、参股等多种形式在秘鲁、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等国获得不少油气区块勘探开发权益。特别是2005年以来,随着部分拉美国家调整对外合作模式以及一些跨国石油公司随之调整在拉美的经营策略,中国油企有了更多与拉美接触的机会,拉美产油国也进一步将中国视为对外能源合作多元化的战略伙伴。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新兴经济体增长乏力、世界非常规能源革命、中国能源安全等多种因素的驱动,促成了中国与拉美走得更近。拥有市场优势的中国与有着资源潜力的拉美之间深化合作,如作乐观预计,将有助于改善全球治理秩序,缓和经济失衡,增加全球能源供应,助力全球能源生产消费实现“再平衡”。

合作的最大风险是拉美经济政策

回顾并梳理拉美能源发展的历史,有益于我们更连贯地读懂过去、现在与未来,而发现其中的潜在风险,才更利于把握合作中的“平衡点”。总体而言,中拉能源合作的前景可期,但政策风险与市场风险亦不可小视。

在拉美经济发展史上,已经历过多次国有化浪潮,最近的一次发生在新世纪到来后。2008年4月,委内瑞拉政府宣布收回国内最大钢铁公司——奥里诺科钢铁公司控制权;2012年5月,玻利维亚总统突然宣布对西班牙电网集团所属的玻利维亚国家电网公司实行国有化,三家石油公司、一家石油运输企业也随后被国有化。不久后,阿根廷总统也宣布把阿根廷最大的石油公司YPF公司收归国有。这一波 “国有化浪潮”,给在拉美的他国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政策性风险,直接影响了其战略目标的实施和经济效益的实现。这不能不使中国企业有所警惕。

FT社评:中国应要求官员公布财产

自习近平在2012年11月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中国掀起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近6.3万名党政官员被查处,其中包括30余名非常高层的人物。近70名受到调查的官员自杀。在传言持续了几个月之后,直到2012年还跻身于中国最高权力核心、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名常委之一的周永康被正式立案审查,使反腐败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很难夸大周永康被拘留的意义。在他于2012年退休之前,这名前中央政法委书记是中国最有权力的男人之一。作为国营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的前任老板,他在石油行业也曾有过巨大的影响力。

他被审查打破了一个重要的禁忌。在25年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现任或前任常委从无一人被提起公诉。现在,这种“免死金牌”已被剥夺。问题是:为什么?就事论事,习近平的行动应该得到掌声和欢呼。这些行动肯定得到中国普通人的拥护,近日互联网上满是支持中国国家主席重拳反腐的言论。中国共产党内充斥着腐败,这使党对自身的执政合法性难以自圆其说。扳倒一个周永康这样的“碰不得”人物,无异于向中国公众发出了一个信号:党对于清理门户是认真的。

的确,习近平的行动使整个官僚体系战战兢兢。受贿和以权谋私如此普遍,以至于现在肯定有成千上万的干部听到意想不到的敲门声就会心慌。官员们甚至害怕被人看到在昂贵的餐厅进餐或者佩戴名表。

然而,这场运动的背后另有玄机。中国司法运作的方式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场不偏不倚的运动。法院不是独立的,而是要向共产党汇报。判决往往在幕后做出。定罪率在99%以上。

即使习近平真心反腐,人们也怀疑他的盟友将不会被波及。而他的对手则难以自保。周永康可能是因为与薄熙来结盟而付出了代价。薄熙来是原重庆市委书记,一度被视为习近平的政治对手,他在去年因腐败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就是更加位高权重的人物也可能倒台。不能排除习近平遭到某种反弹的可能性。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国家主席正在打击既得利益集团,作为大胆经济改革的前奏。接下来臃肿的国有企业有可能面对持续的冲击。国企部门不仅成了贪官的小金库,还要对很大一部分的过度投资负责——其中很多投资是浪费的——如果中国要调整经济结构,就必须遏制这些投资行为。也许习近平计划利用他的反腐败运动作为一个跳板,推动这些企业走上正轨。然而,这只是猜测。同样有可能的是,他的主要动机是巩固自己的权力,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党的声誉已被公众眼中的腐败形象严重破坏。

如果习近平对反腐真有他的支持者所称的那么认真,那么,有一件事是他可以做的。他应该规定所有官员——包括最高层的官员——披露自己的资产。这将有助于曝光任何可疑的活动。但在现实中,中共一直在抵制此类措施。今年6月,三名活动人士正是因为要求官员申报资产而被判重刑。在他们获释、他们的诉求得到积极响应之前,我们在看待这场反腐败运动时不能停留在表面。

译者/何黎

一战爆发100周年的警示

1914年8月,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结束。如今100年时间过去了,此类灾难还会在我们的时代重演吗?

自马航MH17航班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与1914年6月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被刺杀之后的事件极为相似。现在和当时一样,危机始于一场政府支持的恐怖主义行动。现在和当时一样,俄罗斯与麻烦制造者站在一边。甚至荷兰政府提出的进入坠机现场的要求(许多荷兰公民在此次事件中丧生),也令人想起当年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现在和当时一样,东欧一个貌似不起眼地区的所有权引发了争议。

1914年,引发争议的地区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该地区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后来在1908年被奥匈帝国吞并,但统一南斯拉夫国家的支持者却对该地区宣称主权。现在,不仅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而且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还有可能脱离乌克兰独立。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亲俄罗斯的分裂势力已经宣布成立独立的“人民共和国”。

现在和当时一样,危机逐步恶化。甚至在马航MH17航班被击落之前,华盛顿就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上周,美国和欧盟全都采取进一步措施,对俄罗斯经济中的整个部门施加制裁,而不是仅仅针对个人和特定公司。经济制裁越严厉,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就越有可能走投无路。实际上,西方现在正让普京面临选择,是屈从压力结束对分裂势力的支持,还是要确保他们不会被乌克兰政府军队击垮,从而加剧危机恶化。对于普京这样的人来说,第一个选项是不存在的。

因此2014年7月的危机看起来是一个不祥之兆。最起码,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和平融入建立在自由市场和民主基础之上的西方世界秩序的希望已经落空。而最坏的情况是,最初乌克兰东部一场小小的地方冲突,可能演变为一场规模大得多的争夺欧洲主导权的争斗。

那么如何解释金融市场在风暴来临之际的相对平静呢?这要怪历史学家。有些人认为,一战的根源是20世纪初欧洲独有的诸多弊病,如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秘密外交,对这些人来说,如今的危机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现代欧洲人已经放弃了帝国主义,差不多解除了武装,对民族主义感到尴尬,并且通过Twitter而不是秘密电报来开展外交。

那些将1914年战争全都归咎于德国的人甚至更加满不在乎。如今的德国更喜欢赢得世界杯,而不是输掉世界战争。从几乎所有方面来说,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就是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历史对立面:默克尔是女性、经由民主选举上台、极为谨慎,在被问及什么让她对身为德国人感到自豪的时候,她谨慎得近乎好笑——她曾经向《图片报》(Bild)表示:“是我们密封良好的窗户。”

然而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历史学家对过去100年编织的故事。无论他们是怪罪于“主义”还是德国,对于一战的多数学术解释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他们假想的深层次原因似乎基本没有被他们同时代的人注意到,对后者来说(只有极少数人例外),一战完全是个意外。

扭转黑莓的颓势

台风令航班推迟,让程守宗(John Chen)滞留在香港,但被问及黑莓(BlackBerry)是否也正面临类似风暴时,他笑了笑。

“还是有八成机会的,”这位黑莓首席执行官在谈到自己有多大几率扭转黑莓的颓势时表示(3月份时他曾表示成功几率为50%)。“我确实感觉现在形势比那时好多了,但我绝不能说胜算是100%,因为那么说会让我们倒大霉。但我们肯定已脱离了险境。”

程守宗经常笑。你想象得到,他这种乐观心态是有帮助的,毕竟当初他加入这家加拿大科技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时,公司正处于混乱状态。那是去年秋天,黑莓曾想把自己卖掉却没有成功。黑莓曾经是一家受到说唱明星、律师和美国总统青睐的标志性企业,如今却成了一家任用歌手艾丽西亚•基斯(Alicia Keys)——还是一位iPhone忠实用户——担任创意总监的公司。

短短4年内,黑莓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从50%左右降至3%,只得苦苦寻找自己的未来。黑莓股价也经历了大跌,峰值为230美元,到程守宗加入时仅为6美元。

程守宗上任后推出了一项脉络清晰的扭亏战略,任命了新的管理团队,并与亚马逊(Amazon)和富士康(Foxconn)签署了合作协议。尽管程守宗话说得很谨慎,但他的努力似乎收到了成效。上个月,黑莓股价较年初上涨50%,成为行业表现最佳的股票之一,这是因为该公司恢复了季度盈利,现金消耗速度也有所下降。

“恐慌情绪过去了。我们公司将会持续经营下去,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将成为一家多出色的公司?我们将需要一些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预计,黑莓将需要6个季度来扭亏为盈,然后或许再过5年时间,才能评判整体战略是否取得了成功。

尽管如此,扫一眼伦敦商业区中心地带人潮拥挤的Bank地铁站,就会发现一条有关黑莓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曾经深受金融家们喜爱的“小助手”,如今已没什么人使用了。

同样,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的O2商店出售各式各样的手机,但其中只有一款黑莓手机。它附近的零售店,比如EE和沃达丰(Vodafone),根本不卖黑莓手机。

黑莓正在逐渐地从消费市场淡出,许多分析师因此认为这家公司大势已去。“黑莓手机业务已死,”伯恩斯坦(Bernstein)分析师皮埃尔•费拉居(Pierre Ferragu)表示,“它将永远无力再与人竞争。”

Gartner分析师肯•杜兰利(Ken Dulaney)表示,向消费者销售硬件将决定黑莓的成败。数据显示,消费者已纷纷转向黑莓的竞争对手,如今还买黑莓的人不过就像是投了“逆反票”(protest vote)的消费者。他补充道,黑莓削减成本措施以及把手机制造业务外包给富士康的做法,只能使它避免倒闭的命运而已。

但程守宗并不担心,主要是因为他正把宝押在企业级市场上。他希望黑莓手机年销量达到1000万部——仅为当前市场领导者的一个零头,如三星(Samsung)2003年销量4.45亿部,苹果(Apple)2003年销量1.5亿部。不过,他补充道,主要面向企业客户的手机销售业务将可以赚钱。

“公司若想恢复财务稳定并再度增长,就必须依仗企业级市场,”他说,“我决定不在各个领域同时全面出击。但我也绝不会放弃消费者市场。总有一天,你会看到我们重新回来。”

富士康的新方向

初看上去,它像种昂贵的橡胶。傅绍明(Samuel Fu)将手指蘸进一盘碳纳米管后拔了出来。随着他的手指不断向后拉动,这种黑色的纺锤状和箔片状物体像张蛛网一样扩展开来,直到他站在一米开外。

傅绍明的身后,戴着医用口罩的工人和机械臂正操作着这种新型高弹性材料。碳纳米管由中国清华大学和富纳源创(CNTouch)联合研发。富纳源创是台湾制造集团富士康(Foxconn)旗下子公司,负责人为傅绍明。

这种看似神奇的物质是制造应用于汽车和智能手机的新一代高性能触摸屏的关键材料。以苹果(Apple)产品主要代工商著称的富士康希望摆脱装配公司形象,实现自我革新,从为他人组装产品转向销售自主技术。碳纳米管生产项目就服务于这个目标。

这便是富士康在中国西南省份贵州的省会贵阳郊外开办高科技工厂的初衷。在创始人兼董事长郭台铭(Terry Gou)看来,它代表了未来中国制造业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

“我们要靠技术,靠效率”

在这片占地500英亩的产业园里,机器人车间取代了以往成排手持螺丝刀的工人,它还拥有使用自然风道冷却的环保型数据中心,并采用了智能照明、污水现场过滤等设计。三座巨大的环保厂区相距不远,“碳中和”高尔夫球车可轻松穿梭其间。

郭台铭称:“我们要靠技术,靠效率。技术和效率代表着新的未来和商业战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作出这种改变,要建造这样的工厂的原因。”

自从2007年第一代iPhone问世,富士康的年营收至去年已翻了一番,达到1310亿美元。即便苹果(Apple)正受益于中国人对iPhone的追捧,富士康却不能再指望独享全部好处,因为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司正逐渐将订单分配给其他台湾厂商。

郭台铭不仅希望利用这项新技术争取新客户——富士康正为特斯拉(Tesla)的汽车制造触摸屏——还酝酿将富士康转型成一家服务公司:与惠普(Hewlett-Packard)一起为中国三大移动电信运营商提供云计算和数据服务;在台湾本土试运行4G移动服务,并以之为跳板进入更大的市场,如中国大陆。

受此战略推动,富士康在中国内陆建起多座工厂,从地理上靠近它习惯雇佣的农民工。贵州是一片青翠高原,喀斯特石灰岩山峦连绵起伏,远望就像一幅中国古代水墨画。这里也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据政府估计,去年贵州省人均本地生产总值(GDP)估计仅为3700美元,在中国31个省份中排名垫底。

更广泛地说,在贵阳设立工厂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是中国制造商大多会面对的:正是意识到“廉价中国”的成本不再那么低廉,富士康把工厂迁到了贵州这个西南省份。近10年来沿海地区工资不断攀升,年均上升10%至20%。

据汇丰(HSBC)台湾研究主管赖惠娟(Jenny Lai)介绍,许多科技装配公司开始迁往旗下员工的家乡。她表示,基本上现在这些公司30%到50%的产品都出自内陆生产基地,而5年前这个数字顶多为10%。

即使工厂迁往内陆,中国的制造商们仍面临着当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服务业工作的吸引力大于工业劳动造成的。郭台铭特别助理胡国辉(Louis Woo)表示,富士康提升技术水平,部分是为了继续吸引受过教育的工人。他说:“年轻人不再愿意干装配。他们希望从事高科技服务业工作。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现实,不然我们就得告别制造业。”

一场从未发生过的辩论

方显廷是一位被忘记了的重要经济学家。1903年,方显廷出生于宁波,幼时丧父,靠母亲一手拉扯长大。由于家境贫寒,他中学没有上完就被迫辍学,到上海厚生纱厂做学徒。他的老板穆藕初慧眼识英才,资助方显廷读完中学,又出钱送他到美国读书。方显廷先是在纽约大学读本科。读书期间,因为生活拮据,方显廷不得不到处打工,甚至靠教美国大妈们打麻将挣点外快。

1924年,方显廷遇到了他的人生导师何廉。何廉当时正在耶鲁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受到何廉的影响,方显廷也到了耶鲁。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方显廷继续追随何廉,回到南开大学任教。在南开,人人知道:“何不离方,方不离何。”

1936年,方显廷发表了一篇题为《统制经济与中国》的论文。他认为,统制经济由来已久,而且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取代“放任经济”。他力主在中国实行“统制经济”。1936年之后,何廉应邀在国民政府任职,担任了经济部常务次长、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等职务。方显廷也跟着到中央设计局负责调查研究工作。他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国工业发展的三年规划,再次提出,中国应该学习的典范是德国和苏联。解放战争期间,方显廷一家穷窘不堪,他为了养活家人,曾同时兼任九份工作。1947年底,方显廷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去国离乡,辗转于曼谷、新加坡等地。

方显廷是一位为人正直的学者,从来不会见风使舵、附炎趋势。他之所以主张“统制经济”,是因为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是救国的唯一出路。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其实就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孙中山说,亚当·斯密曾主张自由竞争,但工业化大生产已经使斯密的主张变得过时了。“是时而犹守自由竞争之训者,是无异以跛足而与自行车竞走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五年计划,在很多方面能看出从孙中山到方显廷这一批学者的影响。1955年,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注意到方显廷在1953年写的一份报告,他对方显廷的研究大为欣赏,因为他相信,方显廷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说明了“政府总是要不可避免地起到领导的作用。”缪尔达尔当然会认同方显廷的观点,他思想进步,热衷于改造社会,是公认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1968年,缪尔达尔出版了三卷本的《亚洲的戏剧》,探讨如何才能帮助南亚等落后地区的穷人。

1974年,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同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本来是想讨好左、右两个阵营,没想到反而把两位宗师都得罪了。缪尔达尔很快就说,他后悔自己接受了诺贝尔奖。他说这一奖项分明是“政治奖”:“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授予我们,一位持自由的或激进的政治观点,另一位却持保守的甚至反动的政治观点,这是为了在政治上以示公正而作的一种平衡。”哈耶克则在获奖致辞里讲到,经济学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做为一种职业,我们把事情搞糟了。”

两位大师谁都不屑于和对方辩论,这是经济思想史上最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到如今,我们仍然无法澄清发展理念中的错误,而且大部分讨论仍是无的放矢。很多学者热衷于辩论到底应该“政府干预”,还是“自由放任”。这是经济学里最无聊的话题之一。最极端的“政府派”也承认,在某些条件下存在着“政府失败”。最极端的“市场派”也承认,在某些条件下存在着“市场失败”(但说实在的,我不太能够肯定这一点)。他们辩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当一大盘炒饭端上来之后,到底是应该叫“蛋炒饭”,还是应该叫“饭炒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