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27, 2014

中国南海战略的驱动力

中国逐步占领南中国海的主要动机不是石油,更不是那里日渐减少的鱼类资源。而是关乎两件事:战略地位,以及当今执掌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眼中的——借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短语——“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

中国有权拥有这片海域的观念,深埋于这个国家历来把邻国(尤其是那些未受中华文化影响的邻国)视为蛮夷的观点。中国不再觉得需要博得好感。“和平崛起”的承诺已被旨在吸引国内受众的沙文主义行动取代。

中国要想在海军力量方面赶上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国可能还得几十年,但通过在远离本土的海上建立据点,它不但威慑了邻国,而且对大国及其贸易构成威胁。这是将南中国海转变为“中国湖”计划的早期阶段,2000年来这片海域一直是文化和全球贸易通道的交汇点,但从未被中国主宰。

英文“南中国海”一词本身就用词不当,给北京方面增添了根据。中国人称之为南海,越南称作东海,而菲律宾称其为西菲律宾海,它没有一个中立名称。第一批到达这里的欧洲人是葡萄牙人,他们沿用占婆国(Champa)的叫法,称这儿为“占海”(Cham Sea)。占婆是由说马来语的印度人后裔组成的重商国家,后被越南兼并。

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应是马来海(Malay Sea),这是生活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群岛的马来人的叫法,事实上直到不久前,马来人还是台湾和越南大部分沿海地带的主要居民。中国(包括台湾)只占据了这片海域大约四分之一的海岸线,而剩下的四分之三为越南、菲律宾、印尼、文莱和马来西亚的5亿人所共享。

位于越南以东,中国以南的帕拉塞尔群岛(Paracel Islands,中国称西沙群岛——译者注)的主权一直长期存在争议,但中国在1974年占领了这个群岛。虽然这些岛屿从来没有永久居民,但中越两国理论上都有权对各自的专属经济区范围提出主张,这些事最好交由国际法庭来解决。但中国政府最近在越南海岸外部署石油钻井平台,显示它对仲裁或谈判没有兴趣。

任何一个独立法庭都会嘲笑中国对其他礁石和浅滩的声索,它们远离中国海岸上千英里,而距离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海岸仅数英里。支持中国主张的论据只是“历史上”中国水手曾造访过,却忽视了上千年来非中国人才是这一带的主要居民。至少直到殖民时代后期,东南亚岛屿居民一直是这片海域的主要贸易者。的确,真正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对这片地区的直接影响多么微乎其微。来自印度的贸易带来了第一波外国文化,让东南亚岛屿在印度教、佛教和印度文字方面的优秀程度不亚于东南亚大陆。接着来自阿拉伯和波斯世界的商人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再往后,受香料贸易诱惑,欧洲人也来了。东南亚岛民向来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但中国人本身来得相对较晚,而且来的都是商人而不是国家的代表。中国只在明初时通过郑和下西洋(15世纪郑和率领大型船队远航),短暂地寻求在该地区发挥政治作用。

中国提出,东南亚这些重商主义国家都以某种方式臣服于北京,因为它们时不时奉上“贡品”。但这些“贡品”的意图在于贸易权而不是霸主地位。中国对政治霸权的设想不是基于现实,而是基于大汉族主义的臆断。这不仅仅是科技文化水平上的问题,更是血统问题。中国仍有许多人相信中国人的基因独一无二,因而排斥人类进化的“非洲起源”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称汉人缺乏“侵略基因”,无形中将过去的侵略推到了满族和蒙古族皇帝头上。中国政府还督促香港人记住,血缘和爱国主义是分不开的。

中国近年的崛起伴随着军事实力上升,这自然会吓到邻国。现在这个老龄化国家不存在人口压力,而在17世纪和20世纪之间的清朝时期,正是人口压力迫使汉族向满族、蒙古族和突厥语族地区扩张,同时大批中国少数民族来到东南亚。

所以,如果用历史的镜子来对照人口结构的变化,那么中国扑向南中国海与5亿非中国人对抗很可能会失败。但眼下有必要明白一点,中国力求控制这片海域的动机并不是海鲜和能源,而是更为本能的因素。

本文作者为常驻香港的记者和评论员

译者/何黎

一汽大众两高管被调查

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机构昨日表示,大众汽车(Volkswagen)在华最大合资企业的两名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严重违法”正在接受调查。

据中纪委网站消息,这些细节不详的问题是在中央巡视组对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FAW)开展专项巡视期间发现的,该集团是中国最大国有汽车公司之一。

两名涉案高管分别是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李武,以及该合资企业奥迪(Audi)销售事业部副总经理周纯。

记者无法联系上李武、周纯和一汽请其置评。大众拒绝发表评论。

中纪委没有说明对二人的调查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对湖北省奥迪经销商的调查是否关联;对于湖北省的调查,官员们称该合资公司违反了中国反垄断法。

该合资公司已承认,其经销商违反了反垄断法的规定,并表示将尊重国家发改委决定的任何处罚。克莱斯勒(Chrysler)和戴姆勒(Daimler)旗下的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也在接受调查,它们均拒绝发表评论。

跨国企业的汽车高管预计国家发改委将在本月结束其最大的反垄断调查。上周,该监管机构对10家日本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处以创纪录罚款,称它们相互串通,操纵其向丰田(Toyota)、本田(Honda)、福特(Ford)等跨国汽车公司在华经营的合资企业供应零部件的价格。高管个人被提起公诉,将在全球最大汽车业引发冲击波。

中国警方已建议检察机关对葛兰素史克(GSK)中国的前英籍负责人提出刑事指控,罪名是这家英国企业存在腐败行为。曾为GSK和其它跨国公司做调查的英国人韩飞龙(Peter Humphrey)及其美籍太太本月早些时候被判入狱,罪名是违反中国的隐私法。

中纪委负责监督中共党员,而中国警方负责调查非党员和外籍人士。

反腐败调查人员在过去18个月瞄准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这场斗争意在缓和民众对腐败的愤怒。

Wan Li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Tuesday, August 26, 2014

人民币离储备货币有多远?

人民币正逐渐被全球许多央行接受,如今它被许多人视为一种事实上的储备货币,并且已稳步走在成为官方储备货币的路上。

许多央行患上了“人民币热”,对用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人民币表现出浓厚兴趣。如今有50多家央行正积极地利用在岸或离岸市场这么做。

动作幅度最大的是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这些地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投资纽带正在迅速巩固——但即便在欧洲,有些央行也正忙于把人民币配置于储备中。

今年早些时候,法国央行(Banque de France)宣布其正活跃参与人民币市场,7月,瑞士央行(Swiss National Bank)获得中国央行(PBoC)15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配额。这两个规模庞大、经验丰富的玩家的举动,可能在欧洲国家央行中产生巨大反响,引发其他央行的仿效。

鉴于人民币尚不具备官方储备货币资格,上述央行在储备配置方面的举动更加引人注目。这种举动强有力地表明,持续推进国际化的人民币被寄予了厚望。

尽管人民币不大可能很快挑战美元对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导,但国际货币体系正迅速地“多极化”,人民币作为一种储备和交易货币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目前人民币是全球支付中使用量第7大货币,预期到2020年将上升至第4位,仅次于美元、欧元和英镑。就这一点而论,许多央行投资人民币的意义越来越大,因为持有人民币储备可以为支付来自中国的进口账单提供缓冲。

中国央行给予外国央行直接进入人民币银行间债市投资的特别权利,帮助铺平了外国央行接受人民币的道路。中国当局也在合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配额机制中给予外国央行优惠待遇,中国财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还在离岸市场上、面向几家外国央行和地区货币管理当局招标发行国债,这是一个主权国家采取的前所未有的做法。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规则,央行不得把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货币汇报,因为人民币仍受到一些管制,意味着它在理论上不满足“可自由使用”。这表明,在IMF看来,外汇储备只要投资于人民币,就已不再是外汇储备。

然而,有些央行仍开始将离岸和在岸人民币投资汇报为官方储备,表明它们认为人民币在实际中已满足“可自由使用”的标准。

尽管有IMF的汇报规则,这种情况仍是可能的,因为央行向IMF汇报时不必披露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情况,而IMF也不会严格审查汇报内容,除非该国参与了一个IMF项目。

上述央行的举动显示出,目前公共和私人部门在塑造人民币未来的过程中发挥着强大作用。

鉴于IMF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角色,它是一个尤为关键的玩家。如果人民币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储备资产(实际上也就是一篮子储备货币)——明年将审议此事——这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实际上,被纳入SDR将成为对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的官方认可,IMF所有成员国的央行将通过持有SDR,自动获得人民币敞口。这将促使其他央行进入人民币市场,推动已经入市的央行增加人民币配置。

然而,即便不采取这一步骤,IMF也可能会通过规定如何“官方”汇报人民币投资,在人民币国际化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一规定可以确保中小央行和参与IMF项目的国家,不会像现在那样、因为IMF的汇报规则而无法投资人民币。IMF对待人民币的态度,应当以事实和对人民币使用情况的技术分析为指引,而不应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

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各央行获准以有利于增强自身应对外来冲击能力的方式管理外汇储备,那么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将大大提高。中国是全球的主要贸易国、人民币正快速国际化,对大多数央行而言,这都意味着需要将外汇储备的更大部分投资于人民币。

本人作者为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业务全球主管、董事总经理,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西兰央行和芬兰央行

译者/邢嵬

从东亚共同体到TPP:日中渐行渐远

东亚共同体在日本已经成为一个死语,日趋冷门。笔者用"东亚共同体"作为关键词搜索了《日本经济新闻》过去五年的新闻,一共找到了352篇相关文章。文章发表的时间分布多集中在2010年,进入2011年以后“东亚共同体”出现频率开始逐渐减少,2013年和2014年加起来总共才只有4篇文章提及东亚共同体。对比之下,关于TPP则备受关注,相关文章在过去五年中一共可以找到5033篇之多。

这五年中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2009年9月民主党政权上台之初,鸠山由纪夫领衔的鸠山内阁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曾一度被视为日本今后的发展方向:即在加强与中韩等东亚各国的合作的同时,重新构筑日美关系。鸠山本人高度重视中日关系,他一直认为日本和亚洲的发展、东亚共同体的实现都离不开中国的帮助,所以更该强化中日关系。鸠山上任后,中日关系出现明显改善。鸠山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思”,尽管其总体思路并未成行、设计远未完全,但其“回到亚洲、立足亚洲、倚重亚洲”的思维转变,这对于民主党巩固提升其发展中日关系的根本战略意识,无疑大有裨益。

回顾2009月12月,民主党成为执政党后仅三月,日本政界大佬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就率领包括140名国会议员在内、总人数多达643人的第16届“长城计划”访华团前往北京,与当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高层进行了会谈,“半个日本国会的访华”成为当时中日诸多媒体争相报道主题。4天后当时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回访了日本,两场大戏一出接一出,这一切都似乎意味着2010年中日关系会出现新的转机。

鸠山和小泽在不断推动改善包括中韩在内的东亚合作的同时,作为民主党竞选公约,鸠山内阁开始就冲绳县的普天间基地事宜向美国发难,希望美军的普天间基地能够撤出冲绳。小泽更是发表了日本不需要太多美军,驻日美军需要缩减等言论。此做法触及了美国人的底线,由于普天间基地美军基地事宜的触礁搁浅,鸠山领衔的鸠山内阁在日本成为众矢之的。曾担任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局长的孙崎亨如此总结了当时鸠山与小泽下台的原因,“美军基地(普天间)问题与日中接近,鸠山和小泽就像踩了美国这头老虎的尾巴,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赶下了台。”(孙崎亨《被美国赶下台的政治家们》小学馆,2012年)

从鸠山由纪夫的倒台到菅直人的上台,可谓之为中日经贸关系乃至中日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转折点。为了改善由于基地问题所引起的美日关系恶化,并凸显出与前政权的区别,菅直人上台伊始,其就职演说中,TPP就突然浮现,至此鸠山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思则被送入了冷宫。

自从2010年9月菅直人在就职演说中正式提出以后,日本国内的媒体纷纷发表社论为TPP保驾护航。众多媒体更是将加入TPP视为与19世纪中叶的“黑船开国”相同等的“平成开国”。

菅直人的后任、随后成为日本首相的野田佳彦更进一步,在2011年出版《Voice》一书中“我的政治哲学”一节写到:“现在无需考虑东亚共同体”,从而彻底否定了鸠山政权的加强中日合作的战略方针。至此,日本的外交模式开始彻底回归此前自民党执政时期的隐性意识形态外交。

万科向淘宝客户降价售房

中国万科集团(Vanke)将向在淘宝(Taobao)网站上购物的客户提供最高达32.5万美元的折扣。这是面对楼市疲软,中国开发商急于清理库存的又一个案例。淘宝是阿里巴巴(Alibaba)旗下的电子商务平台。

万科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该公司将向购房者提供与后者在淘宝上过去一年的开支相等的折扣,折扣金额最高为200万人民币(合32.5万美元)。根据淘宝网站上的广告,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以及其他部分城市的一些万科楼盘都能享受上述折扣。

今年,中国开发商纷纷降价,然而迄今仍难以提振萎靡的销售量。逾30个城市还取消了住房限购措施。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今年头7个月,住宅地产销售面积比2013年同期下跌了9.4%。

为此,越来越多的开发商正在采取富有创意的销售策略。

由于很少有人一年内能在淘宝网站花费上百万人民币,万科还将向那些过去一年内在淘宝上花费不到5万元人民币的顾客,提供5万元的折扣。

译者/简易

中国反垄断风暴为何乏人喝彩

近期,国家发改委发起的新一轮反垄断风暴,横扫包括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诸多国际巨头。而在8月20日一天之内,发改委即开出再次刷新记录的天价罚单,12家日企被罚12.35亿元。

按理说,垄断损害其他相关企业的权利,妨碍竞争,从而危及经济发展,损害全民福祉;而且损害民众的消费选择权,榨取民众利益。因此,反垄断本该是除被查处企业外,各方都会称快的正义之举。然而,中国的反垄断风暴却舆论反应平平,甚至还招来嘲讽,而被处查处企业却纷纷表态支持。

中国反垄断所处罚的对象,都是经济性垄断,并主要是外企,且大多是高档消费行业;而对中国经济和消费者危害最大,又属于大众必需消费行业的如石油、电信、银行等领域的行政性垄断国企,却毫发未动。这种明显的选择性和倾向性,显然偏离了反垄断的本来目的,使其公正性大打折扣,让人不由不怀疑其动机。而且,反垄断过程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内部程序,并完全由主管部门一家说了算,企业严重缺乏抗辩的机会和获得公正救济的可能,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对反垄断正当性的怀疑。

首先,只处罚经济性垄断。中国本轮反垄断的对象,无论奔驰、宝马等车企,还是日本汽车零部件企业,它们所谓的垄断,都属于经济性垄断。这种垄断是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由于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优势而形成的;更准确而言,它其实应称为基于市场竞争而形成的垄断,或称市场性垄断。

经济性垄断或许具有垄断的某种表现,但事实上它们所处的行业都存在着较为充分的竞争,而并无权排斥其竞争对手参与竞争,消费者也仍具有较大的选择权。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的垄断地位,通常是基于其良好的产品和服务,而由市场主体特别是消费者长期选择的结果。

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市场影响力越大,意味着它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就越大。因此,经济性垄断其实上毋宁说是对良好竞争表现的市场奖励。因而,在不少学者看来,经济性垄断并非坏事,打击市场垄断反倒可能是坏事,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惩优扬劣。

而且,中国反垄断大棒相向的大多是外企。这和官媒热衷曝光星巴克、麦当劳等外企如出一辙。据最新数据,发改委自2011以来总计28亿元的反垄断罚单中,有逾四分之三落到外企头上。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套路,既安全、简便,又能迎合、激发百姓的民族情绪,还能顺便展示关注民生的姿态,可谓惠而不费又屡试不爽。

有不少人担忧,如果某个行业只有外企而没有本国企业,那么外企漫天要价怎么办?从而,打击外企、保护本国企业包括维持国企的垄断地位,似乎理所应当,而反对者甚至被斥为卖国。

然而,如果将反对本国企业的垄断地位视为卖国的话,那么美国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分拆其“民族产业”微软,岂非卖国卖到底了?事实上,企业是否会漫天要价与企业的国籍并无关系。中国本国的那些垄断国企,公然滥用其垄断行为,产品或服务质次价高,又何曾考虑过消费者是其一国同胞?而且,事实上,被查出的外企产品在中国市场上价格偏高,往往是市场需求、高进口关税等多种因素的结果,而未必真正是由于垄断造成的。

中国面对“建得太多”后遗症

在中国第六大城市天津的远郊,荒凉的盐碱地上矗立着几十座建了一半的摩天大厦。它们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度乐观和供应过剩的象征。

如果要证明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很少有哪个例子能比这轮在距北京150公里、距天津40公里的荒地上复制华尔街的努力更具说服力。

于家堡金融区是以曼哈顿为蓝本建设的,配有一群仿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的建筑和一座看起来有种奇怪的似曾相识感的双子塔。

官员们夸耀称,到2019年该项目完工时,至少就土地面积而言,它将比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大三分之一,比纽约金融区大两倍多。

但是,在中国各地经历多年建设狂潮、房价快速上涨后,中国房地产市场正显现出泡沫即将破裂的迹象。于家堡项目的命运现在要打个问号。

中国房地产市场只有短短15年的历史,没有人经历过真正的崩盘。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后共产主义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居民,还靠他们的工作单位来提供住房。

中国的商业银行在1997年开始发放住房贷款。而就在1994年,一名央行官员在翻译一份美国金融文件时,在还不得不参考台湾译法。当时北京没有任何一部字典包含对应“mortgage”(住房抵押贷款)的中文词。

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就有不少人警告中国存在房地产泡沫,这促使政府出台了限购措施和首付限制,来减缓房价上涨。

但当金融危机真正到来、经济直线下滑后,中国政府决定用一波信贷潮再度吹起这个泡沫。

结果是债务的迅速反弹。2008年末,中国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约为140%,到今年6月末时,这个比例已升至250%以上。

要弄明白危机引发的这波建设狂潮的规模,可参见以下统计数字:仅2011年和2012年这两年,中国的水泥产量就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水泥产量还多。

在过去10年里,这波热潮一大部分是由购房刚需驱动的。有这种需求的人包括想作城市人或想改善住房的人,以及刚致富不久、但很难找到其他投资渠道而投机房地产的人。

中国股市自2007年巨大的泡沫破裂以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银行存款的回报微不足道甚至为负;而资本管制使得中国居民不能轻易地投资海外、让自己的资产组合更加多元化。

中国政府自身也有强大的动机不断吹大这个泡沫。中国的全部土地实际上都属国有。根据摩根大通(JPMorgan)的估算,去年卖地收入占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的60%。

2008年以来,土地价格上涨了4倍,引发相应的资产价格上涨。然而尽管价格飞涨、供给急剧增加,对住房和写字楼的需求也在同步增长——直到今年,局面发生了变化。

今年6月,70个大中城市中有55个城市的房价环比下降,而5月环比下降的仅有35个。始于今年初的房价下行趋势有所加速,这也是2008年12月以来价格环比下降最猛的一个月。

“中国房地产市场似乎到了一个拐点,”摩根大通经济学家朱海滨在最近一份报告中称。“住房市场放缓是中国近期主要的宏观风险。”

拐点似乎已经到来,因为中国实在建得太多了。截至2011年,绝大部分市场都处于供应短缺状态,但现在在建总建筑面积已远远超过了4年的需求。在一些情况最严重的省份,供应量可满足超过7年的需求。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Survey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Household Finance)主任甘犁表示,逾90%的中国家庭拥有至少一套住房,城市有房家庭近76%的资产为房产。

他估计,要实现让每个家庭都拥有住房的目标,靠现有住房存量已绰绰有余,而开发商每年还在供应远超过1500万套的新房。

在于家堡,摩天大厦的建设速度变得极为缓慢,雄心勃勃的政府规划者思考着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泡沫终于破裂,而他们在天津的盐碱地上复制华尔街的梦想终将落空。

译者/何黎

小米充电宝因质量问题受央视批评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Xiaomi)已成为受到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批评的最大本土品牌之一,周日晚播出的一个栏目抨击了小米充电宝的质量。

小米就此加入苹果(Apple)和尼康(Nikon)等大品牌的行列,受到央视的谴责,这突显出这家科技公司在短短4年里取得的进展有多大。此前央视曾批评苹果的iPhone定位功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尼康未能去除其D600相机镜头的斑点。

央视还曾把矛头指向星巴克(Starbucks),称这家在中国有1000多家分店的美国咖啡连锁店要价过高。

一些分析师表示,对国外品牌咬住不放,是由经济民族主义和反腐败狂热驱动的——这个角度颇能迎合中国观众。

不过,央视自己的声誉在近几个月受到损害,10来名高管似乎在反腐败斗争中被拘留,包括旗舰消费者事务节目的负责人。

小米的过错相对平淡:央视在一个聚焦于手机充电宝的20分钟栏目中表示,在接受测试的几十个样品中,只有3个合格;小米的充电宝偏差率超过50%。

但是,鉴于中国蓬勃发展的智能手机行业(全球规模最大)对市场份额的竞争十分激烈,官方电视台的这种谴责潜在具有破坏力。

多数品牌在面对中国最强大媒体势力的攻击时,倾向于表示懊悔,道歉,提供退款——并希望尽快翻过这一页。小米则以攻为守,指责央视用山寨(而不是真品)充电宝做测试。

“抽样调查的小米移动电源是通过非小米官方及授权渠道购买,”小米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检测产品均为市场上随机抽样购买,并不对真假负责。小米一直饱受山寨假货的困扰,喜爱小米的用户经常被山寨产品侵害权益。”

小米补充称,该公司、公司产品的用户,“甚至国家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和媒体,都成为了山寨产品的受害者”。

一些观察人士取笑小米的声明。类似Twitter的中国微博平台——新浪微博(Weibo)昨日一整天都有人评述一个讽刺的事实,即小米手机本身在外形上酷似苹果的iPhone。一个新浪微博用户称,小米自己就是一个山寨品牌。

按照某些估计,以高端手机和低端价格这一受欢迎组合打开局面的小米,是中国销量最大的智能手机品牌。根据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的数据,第二季度小米在中国市场的出货量同比猛增240%,至1510万台。

其他咨询公司将其竞争对手联想(Lenovo)排在第一位。

成立于2010年的小米是一家私有企业,在一年前的上一轮筹资中,公司估值为100亿美元。

译者/和风

“搅局者”孙正义的美国赌局

身为亿万富翁,电信集团软银(Softbank)的创始人孙正义(Masayoshi Son)是经过艰苦奋斗成就一番事业的,他或许也是全日本最成功的“美式企业家”。孙正义崇拜本田宗一郎(Soichiro Honda),视他为榜样。本田宗一郎从制造自行车的马达起家,最终打造起了一家全球领先的汽车制造商。孙正义喜欢回顾本田宗一郎是如何对抗日本的国家规划者的。政府当局原本只想让丰田(Toyota)等少数几家全国性龙头汽车企业得到发展,本田宗一郎不得不同时应对当局和竞争对手。

与本田宗一郎一样,孙正义是一个“搅局者”。他曾经开玩笑说,如果他达不到目的,就放火烧掉监管机构的总部大楼。他最终达到了目的(也就没有一把火烧了交通部)。2006年收购沃达丰(Vodafone)日本子公司以后,他打破了日本电信业一潭死水的垄断局面,其结果对消费者是很有利的。

软银发起了价格战,并引入了新的服务和产品,包括苹果公司(Apple)的iPhone。孙正义比所有人提前许多年意识到,iPhone将颠覆日本较为高端但封闭的电信市场。

孙正义还是一位投资家,时不时会迸发灵感。在他那些出资金额听起来离谱的投资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宝石。最令人叫绝的是14年前他拿出2000万美元投资阿里巴巴(Alibaba)的事例,当时马云还只有初步想法,如今阿里巴巴已发展成中国电商巨头。现在软银持有阿里巴巴37%的股权,而后者今年晚些时候上市后,市值可能达到1300亿美元以上。

现在孙正义再次出手,而且这或许将是他毕生中最大的赌博。他要进军美国市场。去年软银以22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第三大移动通信运营商Sprint的多数股权。其目标是“打造一个沃达丰”,即利用一家并非顶尖的运营商来搅动美国整个移动通信行业。然而,这项计划在本月出了岔子。由于美国监管机构坚决反对,软银取消了与美国第四大运营商T-Mobile合并的计划,而这次合并对其战略至为关键。

孙正义没有放弃。他任命马塞洛•克劳尔(Marcelo Claure)为Sprint新首席执行官,以期扭转该公司用户大量流失的局面——在过去一年里流失了几十万用户。

一项新战略在上周开始显形。软银和日本夏普公司(Sharp)联手,开发出了一款近乎无边框的低端智能手机。Sprint将为Aquos Crystal提供100款预装的免费应用,以及允许无限量下载的合约。今年7月,软银挖来谷歌(Google)负责商业运营的尼克什•阿罗拉(Nikesh Arora),请其出任集团副总裁兼美国某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旨在执行其颠覆战略——孙正义的全球抱负从中可见一斑。

孙正义进军美国市场的成败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对软银而言。日本制造企业在挑战竞争对手方面战绩斐然(现在可能稍为逊色)。非制造业企业则表现不是那么好。野村证券(Nomura)转变为全球投行的大胆计划失败了。日本制药集团海外扩张的努力——包括第一三共株式会社(Daiichi Sankyo)以47亿美元灾难性地收购印度仿制药生产商Ranbaxy——也没有带给人鼓舞。如果孙正义在美国市场取得成功,他将创造一个奇迹。

表面看来,孙正义在美国遇到的挑战,与软银在日本经历过的挑战颇为相似。Sprint好比与两个巨人对抗的大卫——Verizon和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这两家公司的用户数量都是Sprint的两倍左右。与软银出现之前的日本一样,美国移动通信不只资费高昂,而且速度相对缓慢。在最近的一次科技会议上,孙正义开玩笑地说道,外国人在体验过美国的互联网服务之后会说:“天啊,美国人怎么会过这样的生活?”

中国与1914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岁月里,中国充满动荡和变革。被迫与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累计赔款大约1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十多年的财政支出,濒临破产。大清王朝的僵化和腐败使之病入膏肓,风雨飘摇。

中国社会充满愤懑,也满怀渴望,对于中国,正像对于欧洲,后来发生的事件将塑造一个新的现代。许多知识分子、志士仁人奔走于国内国外,寻找救国的思想。反对腐朽王朝的口诛笔伐和武力讨伐也已风起云涌。1911年武昌起义的成功,把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革命党人推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

然而,新生的革命政权无法解决千疮百孔的中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甚至无法解决政府最基本的财政需求。而西方列强在中国只想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并不关心中国的福祉,对革命党人的成败毫无兴趣。孙中山就职不到一个半月,就不得不把总统之位让给了有枪、有钱又得到列强支持的袁世凯,由他完成迫使末代皇帝溥仪彻底退位的使命。

100年前的8月,当一战在欧洲全面爆发时,中国正陷于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走向共和的痛苦转型之际。拿到革命果实的袁世凯真正想要的是自己登基做皇帝,但他的称帝之举因遭到举国强烈反对而不得不放弃,时代潮流已不可逆转。

而此刻欧洲战事正酣,中国在参战问题上面临日本反对的压力,当局在国内外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摇摆,直到1917年才放弃中立,前后派出14万多中国劳工奔赴英法,许多人未能生还。但他们的付出得到的关注甚少并且很快被遗忘,直到百年后的今年在英国才终于被重新评价,有人在积极推动在伦敦为他们竖立纪念碑。

1918年底盟军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民众对被德国占为殖民地的沿海省份山东 – 也即是孔子故乡的回归充满期待,山东和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以待。1919年初中国派出五位代表出席巴黎和会,据理陈情,然而列强却充耳不闻,执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交日本。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已在甲午战争之后割占了中国的台湾省,钓鱼岛也是当时被窃走。记得今年5月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一位美国的军事高官问我,为什么中国学者总是那么充满悲情?显然许多美国人读不懂中国,部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历史,对中国被殖民和被压迫的痛苦经历缺乏认识。

巴黎传来的消息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被压抑的怒火再也无法按捺下去,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919年5月4日,始于北京大学等十多所学校的示威游行席卷成为全国性的罢学、罢工、罢市浪潮。这场后来被称为五四运动的革命开启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爱国运动,也标志着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幻想彻底破灭。志士仁人开始重新思考,寻找新的救国道路,他们认识到,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植根于中国、植根于人民。

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发行,它最初关注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开始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许多中国的优秀青年一样,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帮助被压迫者为主旨的理论——的先行者,他们代表着已经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和人口众多的农民阶级的诉求,作为新兴革命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