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September 2, 2014

摆在香港民主派面前的双重两难

据信亨利•福特(Henry Ford)曾说过,他的顾客可以选购他们想要的任何颜色的汽车,“只要它是黑色的”。上周日晚,北京方面为香港特首(相当于香港市长)选举引发的长达数月的猜测画上了句号,宣布香港人可以把选票投给任何他们钟意的候选人——只要他是红色的。

用更为平淡的话来表述,中国全国人大实际上是在说,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的候选人必须得到一个由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至少半数成员的支持。该委员会由大约25万个个人和团体选民选举产生,主要由建制派人士组成。因此,中国全国人大的这项决定确保了那些被认为与中央政府或中共对立的人选在第一道关卡就会落选。只有那些“爱国”的人选才需要申请提名。提名委员会批准的候选人,接下来将参加普选制(即一人一票制)选举。

理论上而言,至少北京方面是可以作出更大让步的。比如,它可以宣布候选人只需得到提名委员会30%成员的批准即可获得提名。它还可以决定拓宽提名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以更好地反映香港民众的结构。结果它哪个都没选择。

北京方面原本还可进行一场更大的赌博。毕竟,它在香港特首的任命上有最终决定权。在最后这种情形中,它可以否决香港人的选择——尽管这(当然)可能会引发政治危机。但是否真的会出现政治危机,人们尚有分歧。实际上,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香港的选民非常务实,不太可能去选一个公开反对北京方面的人,破坏这个城市的繁荣。

但北京方面已被香港的激进言论搞得非常紧张。上周日的决定留给争取真正民主的人士的是两个两难困境。第一个两难是,所谓的泛民主派议员应不应该否决北京方面的建议。如果他们都投反对票,将足以让这项选举改革计划搁浅,因为该计划需要得到香港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若果真如此,就不会有什么普选,2017年的特首选举将按现有规则进行。北京方面为香港民主派提供了一个“霍布森选择”(Hobson's choice),即要么接受一个不可接受的选项,要么什么也得不到。

第二个两难是提给“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简称:占中)成员的。这个由亲民主活动人士组成的松散联盟扬言,如果普选规则与他们眼中的国际标准不符,将发起一场公民抗命运动。他们威胁要让中环商务区陷入瘫痪,此举被北京方面不留情面地斥为非法行为。他们还引起了一些更温和的香港人的不满,这些香港人担心,香港街头的动荡乃至暴力会破坏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周一,“占中”成员并未大规模走上街头。“占中”组织者之一戴耀廷(Benny Tai)表示,“占中”会在未来几周逐步升级抗议活动。尽管如此,一些亲民主活动人士还是担心运动的势头可能已经消减了。

如果说以前还不清楚北京对香港的度,那么现在已经一清二楚了:北京方面只打算放任香港到目前这个程度。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中英达成了“一国两制”框架,维持这个框架符合北京方面的利益。打破这个框架可能会招致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损害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更不必说香港还是一个存放在中国内地获取的小笔财富的方便之所)的地位。在“一国两制”的等式里,“两制”应该赋予香港“高度自治”。但在有人对此产生疑问的情况下,“一国”永远压倒“两制”。

译者/何黎

Monday, September 1, 2014

中国坚持推行香港选举改革方案

香港警察昨日用胡椒喷剂驱散了民主派抗议人士,中国政府强调,不会放弃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推行一项有争议的选举改革方案。

警方还将质问中国高官李飞的反对派民主政治人士从一个会场带离。李飞当时正在向香港政府简单介绍中央政府关于香港普选的方案。

上周日,中国政府证实了其承诺,允许香港市民选举行政长官,也就是香港最高的政治职位。但是这个举动引发了批评者的抗议,他们指责中国政府搞“假”民主,因为中国政府可以预先审核候选人。

“我们怎么能相信那个?他们正试图欺骗我们,”民主党主席刘慧卿(Emily Lau)说,她同时也是由70名成员组成的香港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的议员,是该会议员中27名反对派民主人士之一。

中国政府的方案是,香港行政长官的潜在候选人需要得到1200名成员(多数是亲北京人士)组成的提名委员会的过半数支持。而在现行制度下,行政长官候选人仅需得到选举委员会八分之一成员的支持——这一制度已两次让民主派人士竞选特首。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Willy Lam)说,中国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北京可能选择的最严厉的安排”。

亲北京的行政长官梁振英(CY Leung)已经敦促立法会支持该方案,该方案需要在立法会获得三分之二多数支持才能通过。但他面临的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因为那27名民主派议员发誓将阻止该方案通过。“我们强烈谴责中央政府食言并扼杀真正的普选,”其中25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普选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没有留下任何讨论的空间。我们除了否决别无选择。”

李飞告诉记者,中国抱着“真诚”的态度提出这个方案,任何阻挠这个方案的议员需要承受香港无法获得普选的责难。他说,“对话的大门一直是开的,但是今天上午少数人自己不愿意对话”,他们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

关于在香港经营的外国企业是否应该忧虑中国会对香港选举进程施加限制以保证亲北京的候选人胜出,李飞拒绝发表意见。

译者/何黎

Lex专栏:香港对中国重要吗?

“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简称“占中”)与死对头“反占中”运动在一件事上看法相同:对方胜利将对香港作为中国商业门户的特殊地位构成威胁。

宣布香港特殊地位不复存在的“讣告”早就有人写过。比如在1997年,有些唱衰者预言共产党将管理不善,2003年SARS恐慌期间也出现过此类“讣告”。那两次,旧的体制被证明颇具韧性。政府(无论是香港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采取支持态度。香港秉持具有全球可信度的法律和商业标准。这种安排有利双方。

但是,中国不再像以往那样需要香港。深圳和上海已经发展成熟。经济增长已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因此,中国可以设定自己的条款,从跨国公司的定价政策,到中国企业选择的商业合同适用法律。香港也许为其独立性抗争,但中国将决定业务应当流向哪里。

这种转变可能给香港带来痛苦的后果,正如企业行为所证明的。自2011年以来,长期盘踞香港、经营范围涵盖房地产、交通和食品的太古(Swire),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剥离的资产超过收购的资产。就连李嘉诚(Li Ka-shing)也在对冲自己的赌注。同期,他的长江实业(Cheung Kong)集团公司——涉足房地产、电信和零售业——对发达市场公用事业的投资超过其它任何行业。

随着内地官员收敛炫耀性支出,香港的吸引力已经下滑。随着专业服务机构把员工迁往别处,商业和住宅开发商及业主可能失去更多营收。香港仍将是一个伟大的全球城市,具有自主确立的身份认同。但它作为中国商业门户的角色无论如何都很可能变得次要。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员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何黎

FT社评:香港政治僵局的代价

当英国和中国在1984年达成移交香港主权的条款时,中国方面同意,香港将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管治。

这意味着中国将允许香港拥有比内地更高程度的政治自由。但北京方面保留了未来决定香港可以实行什么选举制度的权利。经过一段时间的不确定性之后,中国作出了决定。香港市民将可以选举产生自己的领导人——但前提是他们接受有中国特色的民主。

中央政府选定的曲折选举过程,在字面上符合《基本法》(Basic Law),但也是该法所允许的“民主”的最苍白形式;中英在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签署的《基本法》,堪称香港的小宪法。根据这份文件,北京方面同意让香港市民通过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即该市的市长。

周日公布的决定在字面上符合这个承诺。但这个提议构成一种减弱的民主。全国人大要求,竞选2017年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必须得到一个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至少50%成员支持。提名委员会由大约25万个人和组织选民选举产生,在构成上大部分是亲北京的。

这个决定确保敌视中央的候选人将在有机会号召选民之前被剔除出局。只有那些“爱国”的候选人才有望参选。通过这一关的候选人然后将由全体选民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投票表决。

中国本来可以提供更大空间。毕竟,中央是具有批准行政长官选举结果的最后决定权的。没错,在选举之后动用这种否决权,总会面临挑起一场宪法危机的风险。但多数人承认,香港选民相当务实和现实,不至于拿香港的繁荣当儿戏,选举产生公然对抗北京的行政长官。

可是,香港民主运动的激进性质似乎让中国感到不安。北京的领导层对香港在6月举行的民间公投感到不快。那场公投要求获得的选举自由超出了中央愿意授予的程度。

很清楚的是,中国将信守它在签署《基本法》时承担的义务。中国领导人不希望损害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希望自己面临不履行国际协定的批评。但他们不会在最低限度的范围外跨出一步。

这使香港市民面临一个艰难选择。他们可以接受中央塞给他们的夹生面包。或者,他们可以通过不让这项提案在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得到三分之二支持来否决它。那将让他们保留现状。

北京方面似乎不太可能从目前的立场后退。但是,它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正在遭受的损害。它激起了香港温和派的反对情绪,甚至激怒了那些明白自治总会有限度的人。它坚称自己对香港的事务有决定权,很可能在台湾引起注意,台湾很多人可能得出结论认为,与中国大陆靠得太近是危险的。最重要的是,它削弱了旨在保持香港作为一个商业和金融中心的独特属性的“一国两制”原则。这是中国不需要的局面。

译者/何黎

蒙古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试金石

——经济语境下的中蒙关系

2009年5月普京到访蒙古时,我正好在乌兰巴托。作为蒙古国事访问的主客,普京在上一站日本耽搁了四个小时,让蒙古国的文武百官在机场苦苦等候。在离蒙的记者会上,普京频频看表,不耐烦之情言溢于表。但蒙古朝野对这位前宗主国的新沙皇来访还是满心欢喜,唯一持异议的是我朋友Boum Yalachi和绿党的伙伴,他们在苏赫巴特广场举牌抗议,要求普京不要指染蒙古的铀矿。

六年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蒙古,排场盛大,细节体贴。相较之下普京的傲慢,习近平与一个人口不过北京朝阳区大小的邻邦元首平起平坐,把盏言欢。习近平在大呼拉尔(国会)致词时说道:“这是一次走亲戚的访问……现在中蒙关系已经进入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路熟了走起来容易,人熟了聊起来容易……中蒙两国将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

绕开这些不热不冷的外交修辞,我总觉得这场套路做足的大戏少了一些核心价值。关心中蒙关系的各方该追问,中国在蒙古的核心利益是什么?中国对蒙的长远目标与现行政策之间有无扞格之处?

中蒙外交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中国在蒙的核心利益是矿产吗?如此说来,智利的铜或澳洲的铁矿砂也该划归中国的核心利益。在资源全球化的今天,虽然大宗物资持续看涨,但大致还是由供需双方的议价能力决定。然而就经贸而论,蒙古有绝对正当的权利在大国间左右逢源。就在习近平访蒙的同时,日本自民党的经贸代表团也在首府与总理对话。矿产是个大买卖,但绝非中蒙关系的核心。

也有蒙方的评论者认为习近平此行是回防后方,突破美日的包围。这个判断局部真实。但从上世纪末中苏勘界确定并共组上合组织后,蒙古作为中俄缓冲国的功能大为降低。蒙古不如突厥诸国(中亚五国)位于内亚(中亚)的战略要地,缺乏出海口更是地缘处境上的软肋。蒙古“第三邻国”的构想在经贸上或有可为,但除非中美回到冷战的对抗,美国不太可能冒北京之大不韪,直接在蒙部署军力。所以虽然习近平高度评价蒙方倡议的乌兰巴托和平对话,但至今仍然看不出蒙古可在区域舞台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倒是习近平的“两车论”,把中方的战略意图说得更为形象具体。习说欢迎周边邻邦,搭中国崛起的“便车与快车”。大白话就是告诉蒙古朝野,若是想分润中国崛起的经济利益,就别做出伤害中国感情的行为(如邀访达赖喇嘛)。双方希望贸易额能在2020年间增加到100亿美金的规模,约为今年贸易额的八成。

中方的意图是把蒙古从前苏联的附庸国转变成对中资源输出型的依赖国。双边贸易要如此神速超赶,只能靠开发超大型的矿业项目来达到,而各国力争的南戈壁大矿奥云陶勒盖(OyuTolgoi)正是首选。

可是从蒙古的长远利益来说,正因为全球资源稀缺会常态化,丰富的矿藏与其现在开挖不如以后再卖。优质煤是中方从蒙古进口的主力产品,而中国却是全球煤储量的首位国家,集中的地点就在邻近蒙古国的内蒙,山西,东北等省份。中国这种先用邻居资源的心态,蒙古各界岂会不知。无偿援建固然是中方慷慨施恩,但中国工人在失业严重的蒙古乡间包办大小工程,看在当地人眼里未必感激,甚至常发生纠纷。总之,中国在蒙古做了不少事,却得不到相应的肯定。

香港的相对衰落已经开始

近期香港的“普选”之争,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当前试图用“占领中环”的手段来影响香港金融中心的正常运作,进而来逼迫北京中央政府就范并同意泛民提议的普选提名程序,同时也在提升香港的政治风险,并影响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政治风险的飚升,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未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占领中环”运动将使一部分香港人和中央政府的对抗走向公开化。发起这一运动的目的是,如果特首人选最终不能由公民提名产生,将发动公民抗命。“占领中环”预演其实已经发生。如果北京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关于选举方案的诠释不能满足或迁就泛民主派所提出的特首提名方案,泛民将发动更大规模和持久的“占中”运动。与此同时,“反占中,争普选”游行和活动也此起彼伏,凸显了香港社会中的政治割裂在加深。

其实,香港政治对峙的恶化已经影响到财政预算的通过,制约了政府实施缓减通胀的纾困政策执行以及相关基建拨款。若香港仅有的逆周期财政政策不能顺利落实,香港的经济将受到负面影响,加重贫富不均,加深社会矛盾。例如,立法会的“拉布”(即立法机关里少数派拖延法案的一种战术)事件,推迟了政府2014-2015年度约390亿港元的财政拨款,其相当于香港GDP的1.8%。

尽管香港的很多居民认为香港对大陆的开放影响了自身生活质量,但不可否认,香港与大陆关系的加深,对于香港的发展也至关重要。香港金管局在2007年做出的一项研究也表明,香港在很多传统指标上,尤其是外汇和债券市场的深度上,与很多传统金融中心差距很大,但依托于一个较大的经济母体是提升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关键要素。此份报告表明,如果中国大陆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达到美国的水平,香港通过金融产业对大陆的“出口”将比目前的水平提高数倍。事实上,在这项研究做出的2年后,人民币离岸市场在香港开闸,在几年的时间内高速发展,为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毋庸置疑,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需要依托大陆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一个民选的香港政府不断挑战中央政府的底线,不能与内地达成和谐的政治生态,未来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也将受到严重削弱。这一过程中,作为香港最为关键的竞争对手,上海将是最大的赢家。

翻开两座城市的历史,都有着从小渔村向殖民地以及国际金融中心的涅槃历史;但更加重要的是,两座城市的发展与衰落都没有离开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也正是由于前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政治稳定,才出现了两座城市的迸发力量。

从海外投资者的角度来说,香港和上海各有优势,但一个很明显的共识是香港的相对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上海正在迎头赶上。

从人均GDP来看,上海的人均GDP从80年代初的1800美元,猛升至2013年的近15000美元,上涨了超过8倍,而香港的人均GDP也在这段时间增加了6.5倍,到2013年为3.8万美元。从这一水平来看,上海的人均GDP仅为香港的40%,但考虑两地的人口差异(上海人口几乎是香港的3倍),上海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香港,而上海的年均经济发展速度几乎为香港的两倍,这样的赶超效应将十分明显。即使香港引以为傲的金融业,上海也在快速地逼近香港。以银行业总资产为例,香港的银行业总资产到今年5月份达到了17.7万亿港币,约合14万亿人民币,而上海到2013年年底的银行业总资产已经超过了12万亿元。考虑到香港银行业的主要客户来自于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融资水平也表明上海在传统金融能力上已经不相上下。

中国8月制造业指数低于预期

8月份中国官方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低于经济学家预期。PMI指数用来衡量制造业状况。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China Federation of Logistics and Purchasing)的数据,8月份中国官方制造业PMI指数跌至51.1,低于7月的51.7。

此前在彭博(Bloomberg)所作调查中,经济学家曾预计该读数会是51.2。

PMI指数高于50表示相关产业处于扩张之中。在此之前,中国官方制造业PMI指数曾连续7个月上升。该指数的调查对象是许多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是刺激性货币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与此同时,汇丰银行(HSBC)也对8月份中国PMI指数作出向下修正,结果同样不够乐观。

汇丰银行此前公布的8月份“预览版”制造业PMI指数为50.3,周一被修正为50.2。汇丰银行的PMI指数更偏重规模较小的制造商。

澳新银行(ANZ)分析师表示:“汇丰银行的PMI指数反映的是面向出口的中小企业的运营状况。8月份该指数与中国官方PMI指数同步下降,表明中国第三季度增长势头放缓的幅度大于预期。此外,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还可以两个方面得到印证,一方面是7月份极度疲弱的信贷数据,另一方面则是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疲软。与此同时,包括发电量和粗钢产量在内的部分高频实体经济数据也显示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已经放缓。”

他们随后得出结论说:“过去几个月里中国推行的‘微刺激’举措的效果似乎正在迅速消失。”

译者/简易

Lex专栏:阿里巴巴并非高枕无忧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经济飞速发展的国家。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的2005年前后,这个理由通常足以支持购买任何在中国经营的公司的股票。在许多行业,市场变得很拥挤。在这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的国家里,具有挑战性的物流现实降低了外来者的利润。特别是零售企业发现,中国的街道并非铺满黄金。

但在某些行业,这个陈词滥调的理由或许仍然成立。中国已快速普及了移动电话。在该国12亿手机用户中,目前逾5亿人拥有了智能电话。到今年7月,移动互联网用户已首次超过桌面上网用户。

这些人并不仅仅在找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显示,五分之二的手机互联网用户已习惯于即兴购物。2014年上半年,通过手机上网购物的人数增长40%,为在线购物总人数增速的4倍。

这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周五,房地产与娱乐企业集团万达集团(Wanda)证实,其将联手互联网门户腾讯(Tencent)和搜索引擎百度(Baidu)成立一家合资电子商务公司。新公司将瞄准线上到线下(O2O)市场。在O2O市场上,商家把商品信息推送至附近购物者的手机上。

在O2O领域,上述三家合作公司或许拥有优势。虽然阿里巴巴(Alibaba)主宰着网上购物市场,但其手机端月活跃用户(MAU)目前仅为1.88亿。腾讯声称,其QQ智能平台上的月活跃用户达到5亿,该平台也支持移动支付。腾讯的通迅平台微信国内版(Weixin)和国际板(WeChat)的月活跃用户已超过4亿。自今年第2季度以来,腾讯持有京东(JD.com) 15%的股权。京东是企业对消费者(B2C)领域仅次于阿里巴巴的第二大企业。

尽管如此,阿里巴巴仍然十分强大。今年第2季度,其手机端销售额同比增长了9倍,目前占到总体销售额的三分之一。但在一个习惯快速变化、购物者没有忠诚度的市场,阿里巴巴的主导地位说不上高枕无忧。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何黎

欧洲“现实主义者”让普京受益

又是老一套。俄罗斯炮兵开火,而(俄罗斯人说,满载援助的)护卫队开过乌克兰边境——在那里,虽然没有正式宣战,但莫斯科的代理人和乌克兰政府已经为争夺乌克兰东部控制权而爆发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可怕战争。乌克兰政府将此称为“直接的侵略”。华盛顿及其欧洲盟友将如何应对?

最近的历史表明,将会有许多人反对采取严厉措施。原因何在?因为俄罗斯的硬汉领导人、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一直在欺骗西方,恰到好处地假装他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独裁者,虽然他自始至终都是这么一个人。

前克格勃(KGB)间谍普京非常擅长给他的西方辩护者发挥的空间,而且非常擅长编理由,无论它多么不合情理。他上台伊始就是这样,当时我担任《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驻莫斯科记者,而他正开始打压独立媒体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等寡头。他的西方辩护者乐于相信他的话,即他只是在清理前任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留下的乱摊子,尽管他未能解释他为何努力摧毁自己继承的民主体制——诚然,它是有些缺陷。普京曾经对西方记者表示:“如果你所说的民主是让国家解体的意思,那我们不需要这种民主。”最初没什么人注意这一点。

但普京不仅仅是善于告诉西方他希望让他们听到的东西。他还有运气——不论从朋友还是敌人来看。我在这里所说的朋友不是他花钱雇的托儿,也不是无视他对外侵略邻国、对内打压异己的倾向而公开为其辩护的西方左翼人士。

我说的朋友是那种危险得多的情绪,这种让普京受益的情绪在西方各国非常盛行,而且虽然更加不动声色,却通常在针对俄罗斯侵略行为应采取何种实际行动的辩论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些人不会佯称,普京主义非常伟大,他们没有为他侵犯人权或克里姆林宫执政精英夸张的腐败行径辩解。通常来说,他们只是“现实主义者”。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过于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从而无法与莫斯科对抗;美国尽管表示极为遗憾,但它在谁控制乌克兰东部哪个部分的问题上没有真正的“国家利益”。在欧洲陷入一战一百周年之际,他们声称紧张局势升级可能导致更为危险的危机,而且这种说法常常颇有说服力。

这些观点很令人信服,也正是政策制定者们在一个冲突不断的世界里通常希望听到的观点。《华盛顿邮报》的大卫•伊格内修(David Ignatius)最近将西方关于普京的辩论描述为“挤压者”和“交易者”之间的辩论:恩,这些是交易者,他们准备缔结交易。

当然,普京今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以及马航MH17航班在乌克兰东部被俄罗斯提供的地对空导弹击落,的确激起西方动真格的反应:对俄罗斯金融部门的制裁,对其能源现代化的禁制,还有威胁施加更多制裁。持强硬立场的共和党批评人士一再斥责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及其顾问对克里姆林宫太软弱了,没有比这更让后者恼火的了。愤怒的白宫官员们再三告诉我,如果不是白宫不断施压敦促,欧洲都不会实施制裁,更别说出台严厉的制裁措施了。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尽管奥巴马推动、而且是大力推动经济报复,但他也明确表示,美国不太可能出台更为坚决的军事措施,甚至抵制采取其他措施,比如在东欧部署更多军队,支持乌克兰军队等等。此外,让普京在与华盛顿打交道时具有优势的,不只是其愿意顺应形势并从对方角度看问题。

欧美名流怎么度假?

WPP首席执行官苏铭天爵士(Sir Martin Sorrell)

问:今年打算去哪儿度假?

答:度假?怎么拼的?希腊群岛。

问:怎么去的?

答:我预定了飞机与游船。

问:谁与您同行?

答:我妻子以及其他三对夫妻及他们的孩子。

问:抵达度假地后首先最想做啥?

答:先卸掉行装,然后伴着美酒大吃一顿,最后睡大觉。

问:今夏读了什么书?

答:美国前财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的《压力测试:关于金融危机的思考》(Stress Test: Reflections on Financial Crises)以及张戎(Jung Chang)的《慈禧太后:启动现代中国的皇妃》(Empress Dowager Cixi: The Concubine Who Launched Modern China)。

问:您喜欢读纸质书还是电子书?

答:我喜欢使用Kindle阅读器。

问:您会听些什么?

答:我听我爱人最喜欢的那些音乐,偶尔她也让我听自己选择的音乐。

问:你是使用相机、智能手机还是直接联接Instagram?

答:本人使用iPhone手机(静止照与视频)与黑莓手机(BlackBerry)。我爱人喜欢把照片上传至Instagram上。

问:度假最惬意的事是什么?

答:睡大觉以及找寻那些美不胜收的旅游密境。我不想描述它们,因为我希望它们一直“隐藏在深闺”。

问:出门在外时,您浏览网络及使用社交媒体吗?

答:我无时无刻都在使用网络,但度假时并非如此——至少客户不会在我度假时安排会面或是处理要务,况且南半球的假期往往处于不同时段。

问:假期最后一天通常做些啥?

答:收拾行装,以及思考上班后必须处理的全部事。

问:出行时,最高兴与最不高兴的事是什么?

答:费劲周折赶到目的地以及经历机场安检。假期最后一天,起个大早往回赶真是糟糕透顶,因为到头来还得来个假期去休整。

. . .

英国公共账目委员会(UK’s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主席、政治家玛格丽特•霍奇(Margaret Hodge)

问:今年打算去哪儿度假?

答:我的家人特别多,所以我们打算去距西班牙巴塞罗那约半个小时车程的山里度假。

问:怎么去?

答:先坐飞机,然后租个车,但时间要是充裕的话,我打算坐火车去那儿。

问:谁与您同行?

答:我的亲友团“阵容庞大”:我的四个孩子、10个孙子、侄子侄女,还有我妹妹及几位朋友(朋友陪我,是防止我几个孩子把本人指挥得团团转,纯粹是同事帮忙。)

问:抵达目的地后第一件事干什么?

答:欣赏风景,迎接太阳,本人是狂热的太阳崇拜者。

问:今夏读了什么书?

答:喜欢的书真不少,因为本人花了很多时间研读了数不清的国家审计局报告,所以嘛,这次度假,没有孩子缠绕的时候,接着读了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小说《美国佬》(Americanah),还会拜读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的《军官与间谍》(An Officer and a Spy)以及伊丽莎白•韦恩(Elizabeth Wein)的《火玫瑰》(Rose Under Fire)。

问:您喜欢读纸质书还是电子书?

答:都喜欢,但本人没有亚马逊(Amazon)Kindle电子阅读器,它属于我抵制的产品,但我有Kobo阅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