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September 3, 2014

上海自贸区光环渐退

作为放松金融监管的一块飞地,上海自由贸易区(FTZ)的启动已有一年。如今,自贸区在放松资本管制或利率自由化上的进步乏善可陈,人们的失望也溢于言表。

莫尼塔(CEBM Group)经济学家彭振威表示:“我们发现自贸区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商品的流入流出上。而在资金流方面,尽管他们已设立了许多规章制度,我们却未看到许多实质性进展。”莫尼塔集团是一家总部驻上海、为机构投资者提供服务的公司。

多名经济学家表示,对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出口商和第二大进口商来说,商品贸易规则的进一步放宽远不是中国最为紧迫的改革。

美国电子商务集团亚马逊(Amazon)上个月曾公布了在上海自贸区设立物流仓库的计划。即便如此,除了地理上更接近客户,该集团对于在自贸区运营的优点仍一头雾水。

几乎没人认为自贸区会在金融改革方面立刻取得突破。然而,实质性改革差不多全面缺失的现象已招致银行业人士的批评。

上海一位在自贸区与中小企业合作的贷款银行家表示:“到目前为止,多数宣传都言过其实。真正的改变完全没有发生。”

自贸区概念股的表现也表明,投资者的热情正在减退。在自贸区剪彩仪式前几天,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Waigaoqiao Free Trade Zone Development Co)的股价曾经从去年7月底的每股14元人民币上涨至每股64元人民币的峰值。而本周二收盘时,该公司股价却落在了每股28元的位置上。

在最近一份关于上海国际机场有限公司(Shangh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Co)的报告中,高盛(Goldman Sachs)股权分析师伊诺•拉姆(Hino Lam)表示:“我们相信,上海自贸区改革政策发挥优势所需的时间要比预期长。因为,2014年迄今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政策的积极影响。”上海国际机场有限公司是另一个所谓“概念股”,该公司股价曾大幅领涨股市——直至自贸区启动。

至于相信宣传攻势的问题,投资者也应承担部分责任。过去20年,对任何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不稳定的金融改革措施,中国决策者始终是坚持以小心谨慎地方式对待。

那种认为中国监管机构会突然之间打开大门,放任外国资金自由出入中国的想法始终令人难以相信。事实上,定于下个月启动的“沪港通”计划才是中国对待资本账户开放的更典型做法。该计划令上海和香港的投资者能买入彼此股市的股票,却严格限制了买入股票的规模和范围。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估计,今年6月和7月,由于担心中国的经济状况,中国的外流资金达到270亿美元。尽管这一规模相对较小,却凸显出中国决策者正在努力消除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任何试图放松中国资本管制的举措,都注定会同时增加资金流入和流出的规模。

汇丰银行(HSBC)香港分行资深外汇策略师Wang Ju表示:“投资者需要理解中国探索经济和金融改革前沿的方式。”

“由于这些改革措施牵涉到许多未知情况和不确定性,最初的筹备阶段看起来可能会漫长而缓慢。然而,一旦启动改革,事情将很快发生变化。”

Ma Nan上海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彭定康批评卡梅伦政府未能声援香港

香港前总督彭定康(Lord Patten)带头批评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政府未能谴责中国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提出的有争议的选举改革方案。他表示,英国负有声援香港的“道义责任”。

对于英国未能谴责中国计划在香港推行的选举改革,彭定康在今日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质疑英国的“荣誉感”。他表示,中国提出的改革方案将导致伊朗那种受指挥的民主。

他表示,部长级官员们对于香港的情况负有“道义责任”,暗示英国因为顾虑商业领域的报复而不敢开口。

“我假定,英国政府迟早将对北京的计划发表评论,”彭定康写道。“这将不是一种挑衅,而是一种责任。没有人能真的相信,这将产生商业方面的后果,或者说,在我们的荣誉命悬一线的情况下,这样的后果应该是压倒一切的考虑因素。”

香港警方本周与民主派活动人士发生冲突,此前中国表示,不会从其提出的香港选举改革计划后退。

上周日,北京方面证实了允许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香港最高政治职位)的承诺。但此举招致批评者的抗议,他们指控中国制造了“假民主”,因为中央政府将拥有预先筛选候选人的权力。

彭定康是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的英国末任总督。他表示,根据《中英联合声明》,英国也负有保证香港生活方式50年不变的义务。

他的批评得到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Common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主席、保守党议员理查德•奥塔韦爵士(Sir Richard Ottaway)的呼应。奥塔韦表示,对于部长级官员们迄今只表示他们将研究北京的提议,他感到“失望”。“他们对此应该有一个立场:这是显而易见的,”他说。

奥塔韦的委员会因为对香港的紧张局势展开调查而受到北京方面的批评。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表示,英国同行的行为高度不当,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

中国共产党官员声称,某些外国通过支持民主活动人士,正在香港制造混乱。

在中国严厉批评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同时,香港公务员队伍的前负责人陈方安生(Anson Chan)和民主党创始人李柱铭(Martin Lee)均批评英国和卡梅伦没有声援香港。

自由民主党籍的英国副首相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也批评了他所称的保守党在香港问题上的沉默。克莱格曾在7月会晤陈方安生和李柱铭这两个香港领先民主人士。

唐宁街昨日表示,将“非常认真地研究”中国的方案,但表示英国支持香港实行普选制度。英国官员们表示,对中国香港政策的任何担忧,都最好在不公开场合表达。

译者/何黎

预言印度赶超中国为时尚早

从印度谈到中国时的语气中,你会发现印度自我感觉更好了。在2010年之前那几年的经济繁荣期时,许多看好本国的印度人曾预言,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将赶上它的邻居中国,达到两位数的增长率。然而,这个预言始终未实现。相反,政治上多年无所作为、腐败丑闻层出不穷,让印度的乐观主义者也变得谨慎起来。

眼下似乎又出现了将印度与中国相比的苗头,反映出印度在就任刚满百日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下,开始重新焕发活力。但在复苏仍然缓慢而脆弱的情况下,这种苗头也令人担忧——它或许是过度自信的信号。

最新乐观情绪源于上周五发布的数据,印度第一季度增长强劲,超越此前的预期,增长率达到5.7%,为2012年初以来最高值。连续两年持平的工业增长率也出现猛增。

印度财长阿伦•亚特力(Arun Jaitley)上周末预测,未来几个季度情况还会更好。投资者也认同这种预测,周一将股价推高至创纪录水平。鉴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有放缓至7%的趋势,预言印度经济增速或许会超越中国不再显得荒诞不经了。

印度最大资产管理公司HDFC共同基金的主管普拉尚特•贾殷(Prashant Jain)表示,印度在几年后就将超越中国,成为全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大型发展中经济体。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舍坦•阿雅(Chetan Ahya)也认同这种观点。“或许在3年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不断放缓,确实,印度的增长速度将更高。”他说,“如果印度政府足够果敢,或许还要不了3年。”

讽刺的是,莫迪跟印度经济此次反弹关系不大,甚至可以说毫无关系。上周五的数据涵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他上台之前,而他领导的政府在扫除阻碍投资的官僚障碍方面进展缓慢。

本次反弹更应该归功于一年前上任的印度央行(Reserve Bank of India)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他采取措施抑制通胀,帮助重振商界信心。上一届印度政府迟来的减支行动也有功劳,来自国际的压力(这种压力去年冲击了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减轻也是促使本次反弹出现的原因。

然而,印度在整体上信心回归要归功于莫迪。他在5月以压倒性多数胜出、当选总理,他那种目标明确、毫不含糊的的作风,以及支持企业的名声,都提升了市场信心。在多年缺乏主心骨之后,印度如今有了一位有领袖风范的总理,这一点在上周末他带着多名商界领袖前往日本招商引资的时候表露无遗。

尽管如此,人们仍有充分理由对印度突然强劲起来的增长步伐保持警惕。经济学家警告称,要达到更严格的财政赤字目标,莫迪将不得不进一步减支。因此在未来几个季度,印度经济很有可能再次回落。

即便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分析师认为,没有莫迪迄今避免推行的改革(比如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种种限制),印度再度实现8%至9%增长率的机会微乎其微。国际前景也远远算不上乐观。拉詹表示,印度对美国结束超宽松货币政策准备得更充分了。但他仍满怀担忧地警告称,等到流动性枯竭的时候,可能爆发一场全球危机;与此同时,他还在大量囤积美元储备。这些迹象算不上令人放心。

部分出于这种原因,这次人们在将印度与中国相比的时候也更加谨慎,只是预言印度的增长率将逐渐趋近中国。以前,人们曾宣称印度的经济模式将被证明比中国更先进,得益于印度更年轻的人口结构、印度的民主体制、以及英语普及程度。事实证明这些预言错得如此离谱,以至于没有多少人会仓促重提。

相反,目前的风险在于:印度经济的微反弹可能会减轻政府面临的做出得罪人的决策的压力。怀疑论者说,印度只在面临灾难的时候才会推行经济改革,比如印度曾在1991年国际收支危机之后推行经济改革。在谋求追赶中国之际,莫迪有绝佳机会来证明这些怀疑论者错了。

译者/阑天

Tuesday, September 2, 2014

在县城买房的大表哥

中国县城,不像北上广那么具有诱惑性,人口流动相对小,但开发商早就跑马圈地到位,每年拔地而起的房子像一茬茬韭菜般上市,到底卖给了谁?

城市里流行讨论剩女,农村愁的是大把的剩男没人可娶。当年宁可被拆屋荡产也要生的儿子,如今远不如其姐姐来弟、招弟们讨人喜欢。婚配供给不均匀,女方精挑细选,男方一妻难求。

单把这两件事分开说,貌似没什么关联,可放在四五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上,这两件事擦出了火花。

得知大表哥在县城买了房,第一反应是谁来住?

表哥家里有着十来亩地,这刚收了麦子就紧着收玉米,间或种点葡萄和白菜,瓜果蔬菜也都有了。新宅基地上刚盖了5间大瓦房,一家四口一人一间还余出一间,传宗接代的儿子刚读初一,这买了房到底给谁住呢?

先占着。这个答案听起来滑稽,却很现实。表哥所在的村子,进城买房已经成了一种时髦,满村的半大小子说不上媳妇,一方面是姑娘量少,更重要的是县城没有房子。

在城市研究剩女这个问题时,农村的女孩子紧俏则是另一番景象。男方娶妻从最早的财礼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已经发展到无明确标注却暗地流行的新三小:小楼小车小婆婆。楼自然不同于农村的砖瓦房,二层的农家联排别墅都不能吸引姑娘们的目光;小车可不是农用三轮,摩托也早就惨遭时代的遗弃;小婆婆有些微妙,年轻的婆婆生活自理能看孩子能做饭,身强力壮的还出去打工挣钱,具备了这三小的男青年,在广大的中国农村,简直是秒杀通吃的新土豪。

每年春节,更像是一场农村家长们之间的比拼,相互介绍打工回家的孩子们认识,得先数数手里的硬件,三小有了吗?过年的新寒暄方式,已经变了。除了相互打听所从事的职业和年收入,还捎带脚问一句,县城买房没?

当然,县城买房不是每个庄户人家都买得起的。

以环渤海的县级城市为例,4000块上下一平米已经不稀奇,县城买房还有个特点,找不到一居室,动不动就3、4室的豪宅,车库几乎是标配,如此算来,三四十万一套房可不是土地的恩赐能解决的问题。

电视、手机、网络,让前些年农村所看不到的报纸上那点事儿,来得迅疾而猛烈,头些年村里小伙挑媳妇,除了模样还得看手脚,是不是干活的好手,现在关心的则是打工的月薪。

承包到户也在缓慢变化,分配到个人的模式正在被机械化和雇佣、外包等新的形式所替代,家里没有劳动力,完全可以包给种田专业户坐收年租,或者成熟季租来大型机械一天铲倒。

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慢慢地分化出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表哥夫妻就是其中之二。

大表哥服务于县城一个私营业主,主业开大货,表嫂在城乡结合部一家手工磨具厂打工。和他们一样的更多的同村人,是四五线城市的服务业、加工业等的绝对支柱。

年轻的不再读书的小伙姑娘,已经不再安于农村的土地。哪怕城市的月薪扣除房租和日用所剩无几,他们也愿意呆在城市寻找更多的机会,看到更多的钢筋水泥而不是日复一日黄色的土地。

伴随着进城的,是梦想的进一步扩大,在城市安家。回到最初的话题,当掌握婚配主动权的姑娘们释放出进城的信号,而在这些城市的生存又对户口不那么敏感时,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先置地后成家,房子就这么卖出去了。

问大表哥,全家进城住上了楼房,没有退休金的晚年怎么过?他回答,还没想好。或许,茫然的也不止他一个,就像进城买房的人一样多。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mail.com)

印度总理访日期间批评中国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出访东京期间几乎不加掩饰地批评中国的“扩张主义”,突显出其努力在亚洲建立更强大的联盟以抵制中国的影响。

莫迪在东京对商界领袖发言时,说人们必须在发展和扩张主义之间做出抉择,并批评了“那些抱有18世纪思维,进入和侵占他国领海的国家”。

尽管莫迪这一次并没有点名中国,但此前他曾直接指责印度强大的邻国实行扩张主义,在其进行竞选时曾表示中国“应该放弃其扩张主义政策”。

莫迪与日本首相、持民族主义思想的安倍晋三(Shinzo Abe)之间的峰会,被外界广泛视为制衡中国在亚洲日益上升的影响力的举措之一。两位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异常紧密,在莫迪上周六到达访日首站京都时,两人进行了热情拥抱。

印度和日本都与中国有领土争端。中国声称拥有中印喜马拉雅边境上的阿鲁纳恰尔(Arunachal)整个地区的主权。印度军队也时常报告中国军队侵犯分隔中印两国、备受争议的“实际控制线”。

与此同时,日本一直在抵制中国近来旨在削弱日本对尖阁列岛(Senkaku)控制的强硬努力。尖阁列岛是东中国海中一处无人居住的群岛,处于日本控制之下,北京方面称其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Diaoyu),并声称对其拥有主权。

莫迪是印度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的领袖。他行动迅速地改善与印度南亚邻国的关系,邀请地区领导人参加他的5月就职典礼,并访问了喜马拉雅国家不丹和尼泊尔。

出席德里就职仪式的客人还有在印度活动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桑杰(Lobsang Sangay)。中国斥责他的政府为“分裂主义”,他前往为莫迪祝贺激怒了中国政府。

日本也对其认为中国侵占其领土的行为表示批评。

周一,安倍在东京会晤莫迪之后表示,日印关系“比全球任何其他双边关系具有更大的潜力”。他还表示,他希望把日印关系升级为“特殊的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

日本表示,未来5年内将向印度的私人与公共项目投资350亿美元,不过两国政府未能就民用核合作达成协议。这类协议将允许拥有核武器的印度进口日本技术,用于其核电站。

译者/何黎

国企高管限薪的悖论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国企改革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

最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

习近平指出,“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是改作风的深化,也是反“四风”的深化,国有企业要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表率。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

随即,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就表示,“坚决拥护金融高管降薪,不折不扣执行”。

可见国企限薪首先是官员整风的延伸:既然国企负责人是组织部门任命的,并和官员一样具有行政级别,且日后还可以做官,那就必须和官员一样被“整风”。

前一阶段的中石油、华润等央企反腐风暴,的确暴露出央企存在的共性问题:一些高管借助“市场化”的外衣获得高额奖励,例如中石油副总经理、昆仑能源董事长李华林(曾任周永康的秘书)2012年薪酬总计为1387.2万港元(约1094.7万元人民币)。不仅如此,2012年李华林在管理层激励期权上大赚了一笔,至少有1.7亿港元;高管存在诸如官场的奢靡之风,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甚至一顿饭可以吃掉几十万;还有就是国企高管利用手中大权,高买低卖实现利益输送。周永康之子周滨最重要的赢利模式就是与中石油做“买卖”。

凡此种种,皆表明一些央企已沦为内部人硕鼠的“豪门盛宴”,成为权力套现和腐败寻租的温床。

虽然央企的高管待遇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否通过降薪、取消职务消费就能解决问题?我看未必。其实,在现行的党管干部体制下,央企高管薪酬某种程度上是个无解的难题。

如果央企高管都拿高薪,这当然不公平:第一,同样级别,央企高管的待遇远远高于政府官员;第二,央企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垄断地位和政策变化(例如石油价格的调整),而非高管的努力;第三,高管内部有能力和业绩优异的,但更不乏混日子的、没有能力和业绩的,或者象李华林那样“有背景”的。

但如果央企高管都拿低薪,这依然有问题:第一,有能力的、没能力的,有业绩的、没业绩的,大家都低薪,也不公平;第二,薪酬过低,会导致优秀人才的流失;第三,薪酬过低,会降低高管工作积极性,出现不作为、怠工,这会导致企业价值受损;第四,薪酬过低,会加剧道德风险,引发更多的腐败。云南红塔褚时健、上海光明王宗南,都是能人,但其合法收入与其贡献极不匹配,可以说他们的“腐败”是不合理的体制逼出来的。从原理上讲,一个人的待遇要和他所管理的资产匹配,才是合理的。例如,如果你有50亿资产,有人自告奋勇不拿任何报酬替你管理这些资产,你会放心地把资产交给他吗?当然不会,因为存在显著的激励不相容。现在央企的高管待遇与所管理的资产规模存在类似的问题。

FT记者试坐全球最快战斗机【英文原声】

香港困局考问英国道义责任

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具有一个自由社会的所有属性,唯一的例外是香港市民缺乏选择由谁管治自己的能力。这个特别行政区最新的政治痉挛是由全国人大提议的选举安排引起的,这一安排将阻止民主派和中国可能不认同的其他派别人士竞选行政长官,参加一场全体市民投票的选举。

这种审核在一定程度上与伊朗的制度相同。这个计划(或其修改后的版本)迟早将提交香港立法会投票表决,我希望各方能够找到一个妥协方案。香港市民仍然是非常温和、负责任的。酿成我们近期见证的那种大规模示威的,并不是民主,而恰恰是对民主的拒绝。

我已经表达了我认同香港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Andrew Li Kwok-nang)的看法。他写道,北京方面对于香港司法体系地位的观点,令人担忧司法独立,进而担忧法治的完好性。但在我结束自己末任香港总督任期、离开香港以来的17年里,我一直试图避免卷入有关香港民主的辩论,以免我的介入使问题复杂化。

这一次,我的意见主要不是针对北京,也不是针对香港的民主派。一名前香港总督可以更合理地做的事,是邀请各方拷问英国的荣誉感。在部长级官员们的议程上有那么多困难得令人震惊的国际问题之际,提醒他们英国对香港的情况负有道义责任,可能不受这些官员们的欢迎。

《中英联合声明》保证了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的50年生活方式不变;英国据此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承诺被列入一份在联合国备案的国际条约。正如历届英国政府都认可的,英国在确保中国尊重其承诺方面负有持续的“道德和政治义务”。

当中国官员抨击英国议员和其他人就香港事态发表评论时,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英国也负有50年的条约义务,反映出我国在过去说过的话、作出过的承诺。未能履行我方的承诺显然将是不光彩的。

20世纪80和90年代,英国议会被告知,民主架构的发展支撑着香港的稳定、繁荣和有限自治。没有人预料到,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0年后的今天,一个公平的选举制度仍然是不可企及的。

我假定,英国政府迟早将对北京的计划发表评论。这将不是一种挑衅,而是一种责任。没有人能真的相信,这将产生商业方面的后果,或者说,在我们的荣誉命悬一线的情况下,这样的后果应该是压倒一切的考虑因素。香港的福祉,香港拥有与经济自由相称的政治体制——这些对我们事关重大。我希望这些问题将在不危及香港未来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中国的崛起迄今对世界是一大利好。中国不是一个威胁。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崛起尚未伴随中国软实力的增强。北京方面把握香港抱负的方式显然将影响这一点。

然而,我的主要诉求是针对英国议会,而不是中国的。在我离开香港之前,我曾走访香港一间精神病院,一个病人礼貌地问我,一个号称是世界上最古老民主国家的国家,怎么能在既不征求市民意见、又不给他们留下民主前景以捍卫自己未来的情况下,把他所在的城市交给政府体制非常不同的另一个国家?当时我的一个助手说,怪事,住在精神病院的一个男子居然提出了香港最清醒的问题。

但是,我们确实向他作出了民主承诺。我们应该继续以高超的外交手腕强调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又有谁会这么做呢?

注:作者曾在1992年至1997年担任香港总督。

新疆且末县为民汉通婚提供现金奖励

在动荡不安的中国新疆,中国当局开始对跨族通婚提供大笔现金奖励,这是当局试图平息当地日益上升的动荡局势的最新举措。新疆的主要住民为维吾尔族穆斯林。

在推行这项政策的地区,共产党官员称赞这项政策推进“融合的伟大事业”和“民族团结”。根据该政策,进行民汉通婚的夫妇每年可以获得1万元人民币(合1600美元)的奖励,这相当于农村居民平均年收入的135%。

维吾尔族、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将有资格享受医疗、子女就学和住房方面的优惠。汉族是中国的主要民族,占中国13.6亿人口的90%以上。

该政策是在新疆南部人口稀少的且末县推行的。根据当地官员介绍和当地政府在网络上发表的声明,该政策是政府对最近发生在新疆的爆炸和恐怖袭击的回应之一。

“且末县有很多拥有各自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但我们可以通过民汉通婚加强民族团结,”且末县宣传部门的一名官员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

在中国各处发生多起恐怖袭击(大多数发生在新疆)之后,北京方面发誓要打垮维吾尔“分裂分子”和“极端宗教分子”。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最近一起严重事件发生在今年7月下旬,在“一伙”维吾尔人攻击一处公安局和多个政府部门之后,在喀什附近发生了骚乱,导致96人死亡。

近几个月来,新疆安保部门已对恐怖主义活动嫌犯加大了逮捕和处理力度,但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试验通过经济激励缓和日益加深的怨恨情绪。

“中国中央政府近来呼吁提高新疆的民族‘融合’程度,(且末县)最近的政策似乎对此作出了回应,”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中国民族政策专家詹姆斯•雷柏德(James Leibold)表示。

译者/何黎

中国成乌克兰危机赢家

就在欧洲领导人周一威胁要以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惩罚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激进政策时,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却远在数千英里之外,在富含石油的东西伯利亚亲切会见一位来访的中国官员。

普京在会见时表示:“一般而言,我们对于外国合作方的进入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不过对于中国朋友当然没有任何限制。”

尽管俄罗斯与欧美的关系正进一步恶化,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赢家地位却日益清晰。中国已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达成巨额天然气交易,目前正加快介入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

在将近十年的讨价还价之后,Gazprom最终在5月与中国签署了一份时效为30年的合同。这份合同的非官方估价高达4000亿美元,它锁定了中俄两国的天然气长期伙伴关系,并帮助俄罗斯减少了对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依赖。

周一,普京在偏远的西伯利亚城市雅库茨克会见了中国副总理张高丽,两人参加了一个3000公里长天然气管道的开工仪式。从2019年开始,这条天然气管道每年将把总计380亿立方米的俄罗斯天然气送往中国。除此以外,两人还探讨了中俄间的经济合作。在俄罗斯面临西方孤立之际,这种经济合作将强化两国间的同盟关系。

一直到最近,对于让中国开采其油气田,俄罗斯始终非常警惕。然而,乌克兰危机削弱了这种阻力。在俄罗斯访问时,张高丽还会晤了Gazprom首席执行官阿列克谢•米勒(Alexei Miller)和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首席执行官伊戈尔•谢钦(Igor Sechin),探讨了与中国公司的合作机会。

在西方制裁下,Rosneft无法进入全球资本市场,面临无法提升石油产量以及完不成合同的风险。这其中也包括该公司去年对中国的一项承诺:将对华石油出口扩大两倍。

谢钦向张高丽提议,中国企业可以买入Rosneft旗下一个极大油田Vankor的股份。该油田位于俄罗斯北部,出产的石油被送入一条通向中国的输油管道。

虽然这一交易还有待磋商,但普京已在周一表达了他对该交易的支持。他告诉张高丽“俄罗斯政府支持此类计划”,又提到“我们十分欢迎你们的参与”。他还说,Vankor是俄罗斯最有前景的石油项目之一。

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在乌克兰危机中十分小心地走钢丝,努力不去选边站。今年3月,中国曾在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对一份决议草案投下弃权票。那份决议草案的内容是谴责乌克兰克里米亚举行的公投,那次公投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这个黑海半岛铺平了道路。虽然如此,中国官方却一直没有公开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美国一直试图劝说中国加入西方阵营,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惩罚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及支持乌克兰东南部亲俄分裂分子的行为。

访问期间,张高丽向普京保证,中国不会制裁俄罗斯。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上发布的消息,张高丽说:“我想要强调一点,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西方制裁俄罗斯,反对颜色革命,反对种种妨碍俄罗斯发展的企图。”

报道还引述张高丽道:“中俄战略合作是持久的、坚实的、稳定的。我们必须承受住任何考验。”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