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tember 4, 2014
八十年那些有关书的事情
——八十年代回忆之二
我接触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石印《红楼梦》。那是七岁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
当我认了些字，朦朦胧胧能读书的时候，除了《三国演义》那些连环画外，大约看过下面几本书：《毛泽东选集》《林海雪原》《战斗的青春》《三千里江山》《青春之歌》《艳阳天》《朝阳花》《红旗飘飘》《洪波曲》。毛泽东的文字貌似大白话，却令人难以捉摸。至于小说，大多为囫囵吞枣式的阅读，急于想知道故事结局。革命主题加爱情佐料，其实颇能征服少年那颗心。
初一时，手抄本《梅花党的故事》在同学之间流传，听同桌讲过，也曾悄悄瞥了一眼，但没有耐心读完那些蝌蚪般的烂字。“地下党”的神奇，东北雪原的剿匪传奇，进步学生卢嘉川、林道静的激情，这一切都在我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外面有绚烂的人生，渭北台地只有日复一日的劳作。也可以说，这些缺乏艺术品位的读物，在我心里种下了想象的幼苗。
等到了高中，于信之外，渐渐有疑生焉。遗憾的是，却没有书籍为我释惑。绛帐高中图书馆藏书甚少，大都是一些《家》《春》《秋》之类的玩意儿，连一本外国作品也没有。馋人的新书常被教师霸占，他们一摞一摞地掠书，经常逾期不还。干瘪的管理员老头，阴郁、暴躁，对学生没好声气，借书似在割他的里脊肉，动辄摔门关窗户。记得就借过巴金和老舍的几本快翻烂了的小说，也没看完，就到了还期。这样，镇上的新华书店便成了我的精神圣地。
新华书店其实也没什么好书。沉甸甸的马恩列斯毛压在柜子里，猪血般的色调便叫人不悦。偶尔会来一本新作家的，却囊中羞涩。我买过三五本鲁迅的小册子，一角、二毛的，算是过了一把买书瘾。上大学时，全都宝贝一般带在行李箱里。
上大学后，同学之间暗暗开始了购书比赛。上铺的上海同学几乎每周去书店买书，长长的两排书压在床头，令人艳羡。在政府发的二十三块五角的助学金外，我仅有十元零花钱，牙膏、信封、邮票之外，还得添置内衣外套，手头拮据。
乡村来的同学，在大学里恐怕都能感受到致命的城乡差别。我们脚踩在土地上长大，对大自然有本能的亲近感，但并不认识多少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是简陋、残缺的。分数或许不算坏，但只是死读课本罢了。会哼几句革命歌曲的曲调，对音乐、美术一窍不通。更不用谈穿着和交友了……几乎是全方位的贫瘠，由此而滋生深深的自卑。班里一河南男生，看上了外系高年级班花，就用力做起功课，活脱脱一只预备开屏的雄性孔雀：每日间吊嗓子练美声唱法，背颂砖头厚的名人词典。为了增加谈资，他特意买了一本《音乐生活手册》，从头背起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萧邦等大师的生平和作品名称。牙齿欠佳，普通话结巴，半残废身材的我，受此启发，亦蠢蠢欲动，想买本手册充实腹腔，囊中羞涩，从陈正宏同学手里借了五块钱方遂了心愿。
复旦校园最壮观的买书场景，应该是那册薄薄的《舒婷顾城诗选》。诗社告示甫出，排队者人头攒动，上千册被抢购一空。“给我！”“给我！”……手持“朦胧诗”童男玉女合集，男女生眉宇间放出幸福的光来。
法国叫停向俄罗斯交付军舰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昨日下令暂停交付法国正在为俄罗斯海军建造的一艘战舰，这是迄今最清晰的迹象，表明欧洲各国准备惩罚克里姆林宫，尽管有消息称俄罗斯正寻求在乌克兰达成停火。
爱丽舍宫发表一份简短声明，宣布暂停移交2艘“西北风”级(Mistral)直升机攻击舰中的第1艘，称交付条件尚未得到满足。这份声明在北约(Nato)峰会前夕发布，此前英国政府和该防务联盟的其他成员国都批评法俄之间的这份12亿欧元合约。
法国官员强调交易并未完全取消，法方取消交易可能使法国因违反合约交纳高达11亿欧元的罚款。然而，法国在连续数月采取抵制态度之后作出这一决定，表明在莫斯科上月开始在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以支持亲俄分裂分子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程度。
同时，欧盟(EU)签订了新一轮制裁方案，方案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得到28个成员国批准。这一轮制裁将扩大针对俄罗斯企业的欧洲市场准入限制，从俄罗斯大型银行扩大到军工企业和国有石油公司。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参加北约峰会前抵达爱沙尼亚并发表讲话，呼吁北约
帮助乌克兰“现代化和加强”其军队，以遏止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奥巴马承诺北约将协防波罗的海三国，并指出美国和欧盟采取的多轮制裁正让俄罗斯“付出沉重代价”。
西方盟友采取强硬姿态的同时，普京提出了一份7点停火计划，包含引入一支国际监督部队以及开辟人道主义走廊的提议。在出访蒙古时，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他与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进行了交谈，两人对于如何结束这场冲突的看法“非常相近”。
乌克兰总理阿尔谢尼•亚采纽克(Arseniy Yatseniuk)谴责该项计划试图制造一场“冻结的冲突”，“阻止欧盟作出新一轮对俄制裁的不可避免的决定”。
但在几分钟后，波罗申科发表了一份语气更有分寸的声明，称希望基辅、莫斯科和分裂分子三方的谈判者明日能在明斯克谈判达成一项可接受的协议。市场对于达成和平计划协议的希望使俄罗斯股市上升了3.2%，尽管随后有所回落，当日涨幅略高于2%。
罗曼•奥莱亚契克(Roman Olearchyk)马里乌波尔、亚当•汤姆森(Adam Thomson)巴黎补充报道
译者/许雯佳
戴耀廷：“占中”不会放弃抗争
戴耀廷(Benny Tai Yiu-ting)是中国最新的“头号公敌”。此时此刻，这位说话轻声细语的法学教授坐在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办公室里，誓言按计划发起甘地式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这个中国特别行政区争取更大民主。
近几个月，香港展开了自英国按“一国两制”模式将其交还中国以来围绕自身前途最激烈的辩论。
戴耀廷和其他人创立的亲民主团体“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简称“占中”）在这场辩论中一直置身于中心地位，在此过程中激怒了北京的中央政府。该团体在上周日遭受打击，当时中国同意让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香港最高政治职位），但附带严厉的限制，以阻止民主派人士竞选。
“我们将依然继续我们的抗争。我们必须联合一切支持香港民主的人士，继续这场抗争，”戴耀廷在中国作出决定后表示。批评者给中国提出的方案贴上了“假民主”的标签。
“占中”曾威胁称，如果中国不让香港实行真普选，就将阻塞香港的中环商业区。戴耀廷说，该团体拟按计划行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即使我们输掉了一场战斗，我们也不打算输掉战争。”
北京已明确表示，它不会改弦易辙。但“占中”希望保持压力，为香港立法会27名誓言阻止这一选举方案的泛民主派议员争取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我们的活动……以支持泛民主派议员，”“占中”三名创始人之一陈健民(Chan Kin-man)表示。
戴耀廷拒绝透露“占中”将何时投入行动，但暗示它将选择某个公众假日，以求尽量增加愿意参加的人数。他否认了有关“占中”将制造麻烦的说法，称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登上头条新闻。
“我们希望引起社会骚乱，并通过引起社会骚乱，迫使警方逮捕（我们），”他解释说。他补充说，知名人物的到场将有帮助。“这会告诉整个社会、中国乃至全世界，香港市民是多么坚定地向往民主。”
占领中环的灵感来自于甘地(Gandhi)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戴耀廷回忆起影片《甘地》中的一个场景：试图和平进入一个盐场的工人们，甘愿忍受保安的殴打。
“施加于那些和平抗议者的暴力行为……在国际间引起了极大关注，”他表示。“这就是非暴力的力量。”
面对占领中环的可能性，香港警方近期在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有报道称，中国防暴部队在深圳进行演练，以备北京决定香港需要增援。
戴耀廷说，警方在“占中”内部有线人，将会掌握该团体计划何时抗议，因此几个领导人正在拟定应急计划。“占中并不一定要占据‘中环’。它可以占据任何地方。”
北京指责“占中”与“敌对势力”勾结，同时对立的媒体指责，支持该团体的反北京媒体大亨黎智英(Jimmy Lai)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出力——他最近拒绝了这一指控。
戴耀廷说，中国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但这些说法突显了民主运动必须立足本地的必要性。“我们已经受到攻击，称我们为外国干涉敞开大门，所以我们不能提供让人家攻击我们的任何借口，”他表示。
在满是法律书籍的书架下，放着一把吉他，戴耀廷用它来演奏赞美诗。这名基督徒拿起他的赞美诗集，翻到自己最喜爱的那一首，然后引吭高歌：“主啊，听我的祷告。主啊，听我的祷告。”他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共产党不会聆听他的诉求。
译者/何黎
Wednesday, September 3, 2014
横滨往事（一）
“你有我的四本书吗，上面都有”，每当对我的问题听不清，或是对自己的记忆不确信时，他就会重复一句，然后指着桌上的纸袋，里面有四卷的《国父与横滨》。在封面上，孙中山穿三件套西装，两手插在口袋里，英气勃发，正是国民党正史中典型形象。
他身材高大、东北口音浓烈又洪亮，灰色西装得体而随意，像是典型的老派读书人。若不是行路时需要略微搀扶，你根本想不出他已经九十三岁。
当地人说，若你要问那些晚清的革命遗事，可能只有他知道。他们已普遍分不清康有为、梁启超或是孙中山的区别了，那都是陈年旧事。而据说他都记得，他曾是当地华侨中学的老师，曾编纂横滨的华侨志，是本地华侨社会的一名公认的知识分子。
在横滨的中华会馆里，他如约而至。墙上悬挂着各式的孙中山的纪念海报，还有一张马英九的照片——端庄得令人乏味。你几乎很难想象，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革命党如何变成一个陈腐的执政党的。
他是个坚定的国民党员。十九岁那年，他加入其中。那是一九三九年的哈尔滨，东北正处于日本统治的高潮时刻。他出生于辽宁，十一岁时，日本人占领了东北，随即将逊位多年的溥仪扶上了皇帝之位。作为满洲国的子民，他接受日文教育，在哈尔滨的一所大学读书时，他班里的同学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韩国人，他们相处无虞，的确象是某种新的东亚新秩序。“日本人在东北的统治很正常，没什么残暴的记忆”，他回忆说。
不过，他不相信这种秩序，加入了反抗者的行列，他秘密地加入了国民党。在当时的满洲国，国民党领导的内地中国是不折不扣的敌国。他为此付出了两周的监狱生涯。他经历了国民党的辉煌一刻，在一九四五年秋天，中国成为了战胜国，国民党是这一胜利的领导者。但接下来，形势变得被动，迅速兴起的共产党获取了优势。作为一个县级的国民党书记，他跟随溃败的军队逃往北京，然后又到南京，进入了中央训练学校，蒋介石正是他们名义上的校长，他对蒋介石充满崇拜。溃败不可遏制，他还算幸运地登上了前往台湾的船只。在新竹与台中，他成了教育界中的一员，每日听到与看到“反攻大陆”的讲话与标语，心中暗暗明白恐怕一时回不去了。
他的命运在一九六四年再度发生转变，应朋友之邀（也是一个东北人），他来到横滨的中华学校任教。对于那个处于风云飘摇中的台湾社会来说，这是个不坏的选择。他也懂日语。
这所学校并非是普通的华侨学校，它的创始人正是孙中山。当一群横滨华侨在一八九七年想创办一所中文学校时，华人在此地的历史已经接近四十年，在高峰时期，有七千人之多，绝大部分是广东人，是本地最大的外国人社区。不过，在甲午战争前后，人数因中日的紧张关系锐减。华侨们期望这所中文学校能提高华人子女的教育水准，当地已经有了关公庙、妈祖庙、中华会馆，却没有一所学校。他们找来孙中山商议，在失败的广州起义之后，他一直在全球的唐人街演讲、募捐，说服那些只想逃避政治的华侨们支持一场他们无法理解的革命。在大部分时刻，他依靠的是乡情与血缘，而非政治理论。他们大多来自广东一带，说同样的语言，吃一样的叉烧饭。
温哥华：移民影响宜居
当《经济学人》旗下智库发布了“2014年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之后，温哥华再次位列三甲。一时间温哥华的华人媒体把这一提振精神的消息以各种新媒体的形式广为传播，让新老移民们为自己的人生重大决策再添信心，把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滑落的幸福指数再次推高。而这对于移民、留学中介和房地产经纪等行业则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在促成与客户的生意时无疑又有了最新的佐证。只是，在这个排名世界第三的宜居城市里，作为普通人收获的幸福指数不仅和物质指标挂钩，更和内心的感受直接相连。
首先，宜居城市的桂冠对于过着柴米油盐生活的寻常百姓来说，意味着更高的房价和物价。
温哥华虽然有着和中国哈尔滨一样高的纬度位置，尽管冬天夜晚会很长，但是地球的自转让一股叫做阿拉斯加的洋流从温哥华经过，于是这里被这股海水调节得冬不冷夏不热。冬天当哈尔滨天寒地冻，零下三四十度的时候，温哥华绿草如茵，除了经常下点儿小雨，低于零度以下的日子都少而又少。城市北面别看雪山屹立，却阻挡了北方的冷空气，把温哥华呵护得像摇篮里的婴儿。夏天，当中国大范围进入烧烤模式时，温哥华却海风习习，早晚还得加件薄外套，很少有能突破30度高温的日子。在地理学上，这块风水宝地被命名为温带雨林气候，而且是全球唯一的独特气候。所以在温哥华随处可以看到遮天蔽日、笔直挺拔的温带树木，原始森林公园和downtown无缝隙毗邻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
这样的风水宝地，那当然是全世界人民都向往了，打开国门后的中国人更加前仆后继地奔过来，把温哥华直接就变成了北美的新加坡。一度有当地人抗议温哥华中文招牌太多，包括中文广告，直接影响了他们作为当地人的感觉，好像是他们移民到中国了。虽然加拿大一刀切断了一部分富人的移民路，但基本没有影响房价的持续上涨和房地产开发的热度。尤其当中国国内房市限购时，温哥华的房市却一片利好。不是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也一样可以买房，赶着来这里消费，加拿大政府乐得合不拢嘴。或者只要有儿女来留学，先置一套产业，将来或许就留下来不走、落地生根了呢？于是各处豪宅纷纷被中国买家买走，逼得洋人房地产经纪都开始学中文，削尖脑袋要进入中国富人交际圈子。有中国富人表达买房诉求：老外富人住哪儿我住哪儿，就是出门能看见金发碧眼的洋人冬天还穿短裤跑步，夏天能看见他们车上顶着皮划艇。要不然哪有出国的感觉？于是老外的成熟社区、富人区、好学区，被中国买家一点点蚕食，最后老外成了一条街上的少数民族，有的都扛不住搬走了。于是从列治文到温哥华西区，从海对面的西温到山上的北温，老外躲到哪里，中国人就追到哪里，华人超市就开到哪里，基本无往而不胜。
在温哥华生活，经常发现还是在和自己人较劲。比如买保险，被中国经纪骗，去工作被中国老板坑。更出彩的是在华人超市抢停车位，相持不下然后用中文加国骂开始骂战，那种语言的酣畅淋漓和架势的剑拔弩张，给了无生趣的生活顿时添了不少生机。物价不断上涨，有回流多年的老移民再来温哥华时直呼不适应，尤其当年出手的房子，现在想相同地段买回来，基本是望房兴叹的份儿了。周末陪着朋友去看房，一处刚刚竣工的联排别墅，这里称town house，进出看房的基本都是中国人。一个刚登陆，时差还没倒过来的中国家庭也在看，并且已经给我们正看的这套下了offer(订单)。当我们说要去看旁边7号户型时，热情的女主人忙不迭地催促说，快去吧，刚才听说有人要下offer，那人在来的路上呢。这种情形有点儿像抢购大白菜。此外还有印度的富人、韩国的富人、台湾的富人乃至全世界的富人都奔到这里买房了。不仅平面豪宅，还有海景公寓和各种超高层公寓拔地而起，切割着温哥华开阔的天际线，也划破了很多人安居乐业的美丽梦想。
中国反腐机构造访大摩华鑫上海办公室
中国的调查人员造访了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合资公司上海办公室，这是对上月因涉嫌受贿而被拘留的一位前高官展开的调查的一部分。
据几位知情人透露，中国东北某检察院官员到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Huaxin Securities)办公室以核实其雇员张楠的情况，他是上述被捕官员之子。
此次调查的大背景是中国广泛的反腐败斗争，同时美国也在调查那些为了赢得业务而雇佣“太子党”（中国权贵家属）的企业。
8月下旬，中国最高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犯罪对中国国家发改委原财金司司长张东生立案调查。 据中国媒体报道，对张的指控涉及2003年至2006年间企业债的发行，其间张东生是负责审批的官员。
张东生之子于2011年进入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固定收益部工作，该职位很可能让他去接触他父亲所任职的这个有实权的经济规划机构。
几位知情人表示，进入办公室的调查人员想确认张楠的工作经历和薪资细节。
调查人员在进入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办公室期间，与公司首席执行官鲍毅进行了谈话。该公司表示无论是鲍毅还是这家合资企业都没有被调查。摩根士丹利持有该公司33%的股份。
张楠在进入摩根士丹利的合资企业之前，曾在中银国际(BOCI)工作4年。记者联系不上他请其置评。
最近几天，一份在网上流传的中文文件曝光了张楠及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其他四名员工的名字，并列出他们的父母为政府高官或国企高管。
熟悉该公司雇佣政策的人士表示，该集团择优聘用，个人不应因其背景而受到优待或处罚。
译者/何黎
西方必须面对俄乌之争的真相
对俄罗斯、欧洲和美国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心烦的事实，但我们必须实话实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卷入的是一场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尽管基辅方面是迄今唯一一个愿意承认这点的政府。有证据显示，俄罗斯直接卷入到乌克兰事务中，包括部署地面部队、炮击和供应先进武器。乌克兰一名分离主义领导人声称，已有多达4000名俄罗斯公民在乌克兰的国土上作战。在这场争斗中，俄罗斯已开辟了一条新的南部战线。总之，俄方的行动已构成侵略。
但俄罗斯和西方仍不愿把这一切称为侵略。不管实际情况到底如何，总之俄方是想能够继续离谱地否认这点。在上周四的演讲中，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承认俄罗斯“负有责任”，但他认为最近的事件不过是“我们数月以来看到的情况的延续”。美国和欧盟(EU)认为，若使用“侵略”（invasion）这个词，他们就必须大幅加快对这些事件的回应。因此，他们坚持使用“侵袭”（incursion）这一委婉的说法。西方不能再这样闪烁其词下去了。
同样明显的是，任何人都不想要这场战争，包括乌克兰人。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不想要的结果，也是所有人都一直在努力避免的一步。但大的战争常常源自错误估计和互相冲突的国内压力。各方都存在不少此类问题。
俄罗斯认为，自己在乌克兰东南部拥有足够多的实际支持，能够在提供最低限度援助的前提下让该地区保持不稳定。它相信，基辅方面对形势也持同样看法，因此会退却，不会对分离主义者开战。俄罗斯在这两方面都估计错了。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军事进攻足够猛烈，以至于俄罗斯仅仅是为了保住其“阵地”就不得不加大援助。莫斯科方面不能坐视乌克兰分离主义者失败，这意味着要加大介入力度。
美国和欧盟的错误估计表现在：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利用制裁迅速迫使俄罗斯让步。乌克兰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利益。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民意支持率目前为84%，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人民支持普京的乌克兰政策。对西方而言，乌克兰既不是北约(Nato)盟国，也不代表特别重要的利益。制裁已经并将继续让俄罗斯经济承受切实的压力，但它们永远不会改变普京对乌克兰采取的措施。
乌克兰政府做出的错误估计最为严重。或许基辅方面认为，自己能够战胜分离主义者，俄罗斯也不会介入进来力挺后者。或许它还认为，一旦俄罗斯加大赌注，乌克兰可迫使西方提供正式的直接军事援助。不管是持哪种想法，基辅方面都大错特错了。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西方最终承认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随之而来的将是越来越严厉的制裁，超出对伊朗的制裁力度。美国的态度将比欧盟强硬，而欧盟28个成员国的领导人维持统一战线的难度将变得更大。毕竟，很多欧洲人从一开始就对制裁俄罗斯持严重怀疑态度，而且，如果说制裁的目的是防止侵略，那么它们显然未能发挥作用。
我们将看到北约方面作出更广泛的回应，它将更无保留地支持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永久驻军。德国反对这一举措，原因是这将违反北约与俄罗斯达成的一项军队部署协议。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件事，将会令大多数北约成员国声辩说，现在至少是非正式终止这一协议的时候了。
中国“坏帐银行”再受关注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快速扩张的影子银行部门出现首例违约的可能性，震动了整个金融市场。
当时有传闻称，一款名为“诚至金开1号”(Credit Equals Gold No. 1)的30亿元人民币信托产品濒临违约，投资者突然开始对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
但就在预计违约日的几天前，一位神秘的买家接盘解围，使得投资者可以拿回所有本金和大部分应得利息。
英国《金融时报》获悉，这位迄今仍未公开身份的隐秘救世主实际上就是华融资产管理公司(Huarong Asset Management)——上世纪90年代末为应对银行业体系内的巨额不良贷款而成立的4家“坏账银行”之一。
随着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信贷扩张之一进入第6个年头，中国各银行正在为新一轮坏账潮的到来做准备——部分分析师和经济学家相信，这波坏账潮可能与上世纪90年代末的那波相当。
人们再次寄望于华融这样的公司扮演关键角色。
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的分析师胡旸瑞(Harry Hu)表示：“随着经济放缓，市场预见到不良资产将会进一步增加。我们认为（华融和其他3家坏账银行的）业务规模将会增长。”
紧张迹象已经出现，数十份（乃至或许数百份）发放给高风险借款者的高利率信托贷款遇到了麻烦，中国国有银行业体系连要避免彻底违约都很困难。
迄今媒体报道的信托产品得到纾困的案例大约有60起，但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分析师在上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在我们看来，每一个报道出来的案例背后，都有许多未得到报道的案例存在”。
“诚至金开1号”提供10%的年回报率，由中国最大的银行、国有的中国工商银行(ICBC)销售给投资者。
尽管严格来说中国工商银行不用对此次违约导致的亏损负责，但它仍承受着来自政府以及通过其分支机构购买产品的投资者的巨大压力。
为了在最后关头纾困该产品，工行向华融发放了3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后者随后以大约95折的价格购买了该笔信托贷款。
这意味着投资者可以拿到几乎全部应得的钱，人们对中国影子银行部门的信心也得以恢复，尽管代价是道德风险将继续存在。
华融计划通过首次公开发行(IPO)向全球投资者出售股份，最有可能于明年上半年在香港上市。知悉纾困细节的人士称，这可能是它如此急于对此次安排保密的原因。
华融对投资者宣称，自己已经从国家的一个部门，转变为一家纯粹基于市场原则运营的商业实体；卷入这样一场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纾困，将会破坏这一说法的说服力。
在此之前，华融原本已让自己的上述说法具备相当可信度。
上周四，华融宣布以24亿美元的价格向8家投资者出售其21%的股份，这些投资者包括高盛(Goldman Sachs)、华平(Warburg Pincus)和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国库控股(Khazanah)。
华融即将上市，以及它参与了中国影子银行业首例重大违约的纾困，让人们重新关注起中国“坏账银行”的角色。
按照独立分析师的说法，上世纪90年代末，在政府指令放贷由盛转衰之后，中国银行业实际上已经破产，坏账占到银行贷款组合的40%。
从穆加贝看曼德拉
近日看到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穆加贝访问中国的报道，不禁使我联想到已故的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两位非洲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早年都曾为黑人的解放和平权做出努力，而今却一个成为伟人，一个已过九旬还未退出政坛。
穆加贝与曼德拉有很多相同之处。两人的祖国——津巴布韦与南非历史上都遭受过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也都经历过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统治的黑暗时期。他们均为当地黑人的知识精英，年轻时都获得过包括法学学位在内的各种学位。穆加贝当过多年的中、小学教师，曼德拉当过执业律师。
他们还都在早年投入民族解放运动，从事和领导过武装斗争，且后来均被各自国家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判刑并长期坐牢（穆加贝11年，曼德拉27年）。由于两人都为黑人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在结束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之后都当之无愧地成为各自国家的“开国元勋”。
更值得一提的一点是，两人都受到过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穆加贝就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1963年他加入了信奉毛泽东思想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相信毛泽东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曼德拉在1961年组建了“民族长矛军”（Umhonto we Sizwe）。这一时期，曼德拉阅读了格瓦拉、毛泽东和卡斯特罗的著作，他从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书中发现，是毛泽东的决心和非传统思想把他引向了胜利。
两人都对中国很友好。穆加贝一直被中国官方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共和国获得独立当天就与中国建交。穆加贝先后以总理和总统身份于1981年、1985年、1993年、2005年和2014年五次正式访问中国。2014年8月24日至28日，穆加贝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不顾90岁高龄，不远万里第六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曼德拉在中国与南非建交之前的1992年10月，就曾以南非国大党主席的身份访问过中国。1998年1月1日，曼德拉宣布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与台湾断交。在临近总统卸任前一个月的1999年5月，曼德拉以南非总统身份访问了中国。
尽管曼德拉与穆加贝有着诸多共性，但两人的后半生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两人对英国传统都非常尊重，但尊重的内容却不尽相同。虽然两人在年轻时都接受过英国式的文化和法律教育，对英国传统也都有着特殊的尊重之情，但他们所尊重的内容却完全不同。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穆加贝这位非洲领导人十分“英式”。他穿西装和定期读外文刊物，但几乎从来不读当地的报纸。尽管他谴责帝国主义者，但对英国传统却是“卑躬屈膝的尊重”，几乎会给所有访客一杯茶，还会给其年幼的小孩传授英国王室的礼仪知识。在被英国制裁之前，他最喜欢的消遣是去伦敦旅行。
而曼德拉对英国传统的尊重则集中在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方面。1964年4月20日，曼德拉在南非法院接受最后一次审判时以证言的形式宣读了一份长篇声明，其中特别指出：“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和与马克思主义者交谈，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人认为西方的议会制是不民主和反动的。但是，与他们相反，我却是这种制度的崇拜者”；“英国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都是受到全世界的民主主义者所尊崇的文献。我非常尊重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我认为英国的议会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其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总会引起我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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