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September 27, 2014

企业家改变中国面貌

直到2002年,中共才扭转思想,考虑到私营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中共决定接受他们,而不再歧视他们。

12年后的今天,电商巨擘阿里巴巴(Alibaba)创始人马云(Jack Ma)创造了史上规模最大的IPO(首次公开募股),筹资金额达到250亿美元。《中国日报》(China Daily)援引中国一些商学院教授的话,称阿里巴巴的上市“结束了美国对世界科技业的主导”。

无论这一评价是否公允,私营领域——特别是私营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如学者尼克•拉迪(Nick Lardy)在最新著作《从毛泽东到市场》(From Mao to the Markets)中讲述的那样,是当今中国最令人振奋的迹象之一。

马云这样的企业家正在改变中国经济的面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创造了就业,提升了中国的公平度。这些令人刮目相看的人物的崛起,也将改变投资的面貌,让投资者在官僚主义的国企和那些原本就不应该上市的公司之外有了其他选择。这两种上市公司,前者的利益往往与追求利润的股东不一致,后者的创始人则通过上市一夜暴富。

鉴于宏观和微观方面都存在不确定因素,眼下的情况更是如此。此外,我们也不清楚到底该期望何种结果:鉴于中国必须从旧的投资拉动型经济转型为国内消费拉动型经济,我们不知道哪一种情况对当今的中国经济更危险,是高速增长,还是增长放缓?

最近的数据非常令人迷惑。7月信贷增长令人意外地疲弱,但在8月恢复增长势头。根据最新的数据,出口保持强劲,但进口表现疲弱,特别是钢材等工业用金属的进口,导致近5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生产者价格继续下降。零售销售旺盛,但住房市场数据十分惨淡。

2014年一季度,资本流入总计达到约1270亿美元,但到第二季度降至仅100亿美元,甚至出现资本外流。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数据显示,6月和7月的资本外流总计达到210亿美元。与此同时,反腐运动继续打压一切商品的价格,从豪华酒店客房、到鱼翅汤。

不过,经济的强劲表现一向不意味着股市或私人股权投资者的优异表现。如今,无论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表现如何,要在中国做出正确决策,有几点很关键。首先,要跟着政府政策(比如清洁环境和清洁能源政策)走,其次,要抓住中国中产阶层崛起的大趋势,而不是关注人口中最富裕的那一部分人,今天尤应如此。

在中国的新形势下,关注私营部门而不是国企也日益显得明智。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尽管国企享有各种传统特权,但无论是在工业还是金融业中,国企的盈利性日益下降,令人意外地越来越被腾讯(Tencent)和阿里巴巴这样的对手边缘化。从中国移动(China Mobile)到国有银行,许多国企的经历都能证明这一点。

直至最近,不少投资者直接投资于太子党,或希望投资于与太子党有关系的基金。这种策略诱人但危险。与太子党有关系的基金能拿到很好的生意,但可能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染指的,比如博裕资本(Boyu Capital)的日上(Sunrise)免税行生意。但与此同时,在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后,一家与温家宝家族有关联的私募基金活跃度大大下降。投资于企业家比投资于太子党要好得多,也安全得多,部分原因在于如今的太子党很可能是未来的替罪羊。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共需要企业家,并已开始重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企业家也需要中共,当今中国不少企业家是中共党员。

但如今中共需要企业家,甚于企业家需要中共。就目前而言,这是中国最令人鼓舞的事情之一。

译者/何黎

“占领中环”提前启动

香港民主派团体“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简称“占中”)周日凌晨发起了计划已久的公民抗命运动。该团体的宗旨是推动在中国的这个特别行政区举行真普选。

“占中”原计划在下周三启动代号“去饮”的抗议。但在数万人聚集在政府总部外、支持那些与警方进行了两天紧张对峙的学生民主活跃分子后,“占中”决定提前行动。

“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Benny Tai)向抗议人群高喊“干杯”,宣布所谓的“去饮”行动开场。

昨日,在学生们准备举行第二晚的抗议活动之前,香港市民纷纷涌入市中心政府大楼和五星级酒店林立的金钟(Admiralty)。

周六早些时候,香港警方逮捕了数十名学生民主活跃分子,此前100多人在周五晚间冲击了政府总部,抗议中国中央政府上月宣布的一项有争议的选举改革方案。

通宵对峙持续至周六上午之后,警方在当日下午1时30分逮捕了61人,理由是他们非法集会和强行进入政府办公场地。周五晚上,他们逮捕了几名活跃分子,包括民主派学生组织“学民思潮”(Scholarism)的召集人、17岁的黄之锋(Joshua Wong)。

上月,中央政府公布了各方期待已久的普选方案,让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当地最高政治职位),但基本上确保了批评中央的人不可能成为候选人。此举令民主派团体感到愤慨。

成千上万名学生本周举行了公民抗命运动,他们举行罢课并在政府办公大楼外抗议,向中央和支持中央方案的香港政府发出一个信息。

自英国在1997年将香港交还中国以来,香港一直按照邓小平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达成的“一国两制”模式得到管治。中国后来同意通过普选产生行政长官。

但是,当中央上月出炉普选方案后,批评者称其为“假民主”。有意参选行政长官的人,需要得到一个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成员大多是忠于北京的精英分子)的多数支持,才能成为候选人。

中央敦促香港市民支持这个方案——该方案若想获得通过需要在香港立法会得到三分之二多数支持——并强调,这个模式提供的民主,比英国在殖民时期给予港人的民主要多。

周五晚上,数百名学生强行闯入政府大楼前面被关闭的公民广场(Civic Square)。争取真普选的学生组织“学民思潮”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组织的召集人黄之锋是以袭警罪名被捕的。

当晚,学生和其他民主派活动人士在Twitter上发布的照片显示,数百抗议者在公民广场围成一个圆圈,他们被警察包围着,还有数百人在外面观望。

支持学生的人一度试图阻止警方向广场增派警力;这个广场是公共空间,但已被关闭数月。周五早些时候,数百名高中生罢课,前往政府总部声援抗议的大学生。

周一,超过1万名学生聚集在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揭开了为期一周的抗议活动的序幕;这是香港各界计划举行的多起公民抗命运动之一。

作为统领各路民主活动人士的伞形组织,“占中”原定下周三堵塞一个关键的商务区,以表达其反对意见。戴耀廷上月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该组织领导人巴不得被逮捕,以求吸引更多人关注他们的事业。

14岁创立“学民思潮”的黄之锋在不久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学民思潮”知道中央不会改变主意。但他说,重要的是抗争。“我们为我们的目标而抗争,不去分析成功的可能性。”黄之锋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如果……你需要考虑达成目标的可能性,那你就不应该参与社会运动或学生运动。”

朱莉(Julie Zhu)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走进平壤:朝鲜变了?【英文原声】

澳矿业大亨寻求终止中澳铁矿采矿权

克莱夫•帕尔默(Clive Palmer)旗下一家公司已采取措施,将终止中国中信(Citic)在澳大利亚数十亿美元的中澳铁矿项目(Sino Iron Project)的采矿权。帕尔默是澳洲的矿业大亨,也是澳洲议员。

帕尔默旗下公司Mineralogy周五向中信集团发出法律通知书,标志着这一陷入困境的铁矿石项目的合作方之间的争议日益激烈。中信集团最近将资本全部注入子公司中信泰富(Citic Pacific)。

帕尔默表示:“这是一个价值100亿澳元的项目,他们未支付专利费,并且在把价值超过2亿美元的产品运往中国,却没有为此付费。”

中信是中国最大的国有综合企业之一,2006年,该公司与拥有该项目铁矿石采矿权的Mineralogy达成协议,合作开发一个价值20亿美元的铁矿石矿。

受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及铁矿石加工流程的复杂性影响,该项目成本扩大至80亿美元。

在向香港证交所提交的一份声明中,中信表示,将于周五向西澳高等法院申请禁止令,制止 Mineralogy用自己发出的通知来中止中信方面的采矿权。

中信表示:“过去两年中,因Mineralogy发出违约及终止采矿权通知书一事,已经三度与法院交涉。”

中信表示,已向Mineralogy支付了4.15亿美元以取得在中澳铁矿项目的开采权,并支付了所有应付的专利费。

中信最近针对帕尔默提起法律诉讼,帕尔默去年被选为澳大利亚议会议员,通过他所在的“帕尔默团结党”(Palmer United Party)影响澳大利亚参议院的权力。

中信指控这位矿业大亨通过Mineralogy非法利用1200万美元为他的竞选活动融资。

帕尔默否认这些指控。他周五告诉美国广播公司(ABC)无线电台,中信的指控是“无中生有,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媒体可以借题发挥”。他随即挂断了采访者电话。

上月,帕尔默曾在中澳之间掀起了一场外交风波,当时他在澳大利亚国家电视台发布了一篇针对中国人的长篇演说,称中国人是射杀自己人的“混蛋”。

译者/梁艳裳

Friday, September 26, 2014

莫迪推“印度制造”计划

在印度的权力中心,印度制造业的时机已到。周四,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推出“印度制造”计划(Make in India Campaign),希望将制造业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目前的15%提升至25%,并为每年进入印度劳动力市场的逾1200万年轻人创造就业。

在向印度受邀企业嘉宾以及印度驻外使节发表的一篇激情演讲中,莫迪希望让怀有疑虑的国际企业以及忧心忡忡的国内企业家相信,印度能够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他承诺将提供“有效”治理,促进(而非阻碍)创造就业的工业投资。

“那些认为印度是一个巨大市场的人们从未想过印度公民是否具有购买力,”他表示,“联合起来让穷人中的最穷人群获得就业,能够延续我们的增长曲线,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当政府变成一个推动者时,我们就能实现我们想做的事。我们并不缺乏潜力。”

印度是全球IT服务的强大供应商。但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限制严格的劳动法以及臭名昭著的官僚主义,尽管印度年轻人口众多,但该国一直难以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上发挥作用。

在2013年的全球出口中,印度仅占1.7%,高于1990年的0.5%,但远远落后于中国的11%,在中国,制造业占GDP的34%。

自从5月末上台以来,莫迪政府将注意力重新投向了制造业,先是解决了令人头疼的监管和上报要求问题,着眼于破除阻碍发展的官僚主义思维——正是这些因素导致印度在全球“经商便利度”调查中的排名靠后。

然而,要吸引制造业投资仅修补政府程序还不够。在周四的活动上,实业家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敦促印度政府“向全世界的资金和专业技能开放”。塔塔集团(Tata group)董事长塞勒斯•密斯特里(Cyrus Mistry)表示,印度必须更新实体基础设施、加固具有成本效率的能源和物流系统,并“提高民众的就业能力”。

译者/梁艳裳

苹果强硬回应“弯曲门”

苹果(Apple)周四表示,自从上周发布最新大屏智能手机以来,该公司仅收到9笔涉及iPhone存在弯曲问题的投诉,此前,有关iPhone6 Plus存在根本缺陷的说法在互联网中甚嚣尘上。

苹果对专家们所称的“弯曲门”(bendgate)事件做出了强硬回应,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苹果迅速对周三发布的存在问题的iPhone软件更新所导致的“巨大不便”表示了道歉。

苹果表示:“在正常使用情况下,iPhone出现弯曲的情况极其罕见,在我们产品发布后的前6天里,共有9名客户因iPhone 6 Plus弯曲问题与苹果联络。”该公司强调所有设备在发售前须经过一系列“严格”物理性能测试。该公司表示:“iPhone 6和iPhone 6 Plus达到或超出了我们所有的高质量标准,经得起日常使用。”

这些抱怨和投诉让苹果新机的发布失却了往日的成功光环。苹果周一表示,上市头3天,两款最新iPhone 6的销量已达到1000万部。

周四早些时候,苹果产品还遭到另一个领域的批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华盛顿特区告诉记者,他对iPhone及安卓(Android)系统的智能手机采用的最新加密技术表示反对,虽然这些公司称该技术将加强客户安全和隐私。

这项加密技术意味着,如果最新版iPhone用户使用安全秘钥锁闭手机,那么苹果自己将无法访问这些手机上存储的数据,即便苹果获得授权。

科米表示:“我担心,这些企业推向市场的是明显能让人们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产品。”

苹果分析师表示,很难判断最近的批评声浪会造成怎样的长期影响。与iPhone能不能在裤兜里被坐弯相比,很多人认为存在缺陷的软件更新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译者/梁艳裳

软件漏洞Shellshock震撼全球

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在过去48小时里投入紧急行动,来巩固自己的网络安全系统,原因是很多设备(从构成互联网主干的服务器到iPhone)搭载的软件存在一种被称为Shellshock的根本缺陷。

Shellshock被形容为历来发现的最严重和最普遍的网络安全漏洞之一,在严重程度上远超今年4月导致网络安全专业人士恐慌的“心脏出血”(Heartbleed)漏洞,后者让全球成千上万企业和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在网络攻击面前不堪一击。

据安全分析人士介绍,就连技术含量最高的政府和军方系统也因Shellshock的存在而变得脆弱。随着敌对国家的政府和犯罪组织寻求利用这个安全漏洞,一些网络攻击正在进行中。

周三,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确认了这个漏洞的存在,并向全美各地的公共和私人部门机构发出警告。

“利用这一漏洞,可能让远程攻击者得以在受影响的系统上执行任意代码,”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也就是说,这个漏洞让潜在攻击者不受阻碍地进入计算机系统,无论其目的是利用犯罪手段获利,从事间谍活动还是搞破坏。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国家网络安全部门对Shellshock的可利用性打分为10分(总分10分),影响打分为10分(总分10分),总体严重性的打分也是10分,即最具破坏力的评分。相比之下,“心脏出血”只得到5分。英国网络安全机构——政府通信总部(GCHQ)周三向英国机构发出警告,称这个漏洞影响国家关键基础设施。

“应当假定,多数基于服务器的架构都受到影响,”GCHQ的电脑应急响应团队补充称。

这个漏洞存在于Bash(Bourne Again Shell的简称)软件中,该软件在Unix和Linux系统以及它们的衍生物上相当常见。

Bash是一种命令行壳层,即电脑软件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对操作系统本身进行配置。

上述漏洞意味着,黑客能够把自己的命令叠加到Bash发出的合法指令上。

汉娜•库赫勒(Hannah Kuchler)补充报道

译者/和风

提前进入“中年危机”

伊丽莎白(Elizabeth)受够了在伦敦金融城当律师的工作,年届35岁的她决定转行。为此她颇为感慨地说了一句老掉牙的话:“人生短暂!”

作为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伊丽莎白(她不希望用自己的真名)感到有必要从事一份“现实”的职业。在20岁到30岁这段时期,她经常加夜班,兢兢业业地工作,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步入而立之年后,虽然工作依然忙碌,但她觉得可以缓一口气,评估一下自己的职业。她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不像其他同事那样投入工作了。”如果她想成为合伙人,就要更加拼命,而她就是受不了这么拼命。因此她在闲暇时间学习心理学,期待有朝一日能够转行。

她承认自己濒临抑郁,但认为这样的情绪是“有益的暗示”,表明自己不想再当律师了,而是想要一份“更有意义”的工作。她认为这是一种“中年危机”。

“中年危机”并非一种临床上的疾病。然而,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咨询心理学家迈克尔•辛克莱博士(Dr Michael Sinclair)发现,在30多岁这个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职业选择和生活深感焦虑。“这些问题在45岁左右的人身上更为常见,这个年龄的人会思考人必有一死这样的问题。人们刚刚经历了经济衰退——那是一个必须老老实实工作的时期。现在他们感到疲倦不堪,自问‘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经常写有关工作与生活的博客、曾在招聘和保险行当做过个人助理的路易斯•马修斯(Louise Matthews)认为,“如今中年危机开始得更早了”。她表示,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选择和信息”,从而导致不满足感,但同时也让人麻木。“它可能会把人压垮。”

“中年危机”的概念存在争议。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雅克(Elliot Jaques)在1965年发明了这个词,他将其描述为“成年人遇到了人生的概念,人生就是个体在不断接近的死亡到来前度过的那段时间”。按照流行的观念,它通常的特征是四十多岁的人不惜牺牲家庭和工作来换取跑车、植发和年轻女友——都是相当愚蠢的事。

然而,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年人幸福感——或者说是经济学家所称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下降一般发生在40岁到42岁之间。纳塔武•鲍德塔威(Nattavudh Powdthavee)表示,这证实了以前的研究结果,即年龄与抗抑郁药的使用存在“山型曲线”的关系。鲍德塔威与人合作在3个国家开展了这项纵向研究,该研究基于201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即黑猩猩和猩猩的幸福感也经历了U型曲线(这是由动物管理员而不是猩猩自己报告的)。鲍德塔威表示,这表明中年低谷背后可能有生物学上的原因。他认为这个发现给了人们乐观的理由。“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想,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从而安然度过这一时期。”

中年危机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英国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德里克•米尔恩博士(Dr Derek Milne)表示:“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它可能是间歇性的,或者表现为隐约的心神不宁。”米尔恩博士著有《如何应对中年危机》(Coping With a Mid-Life Crisis)一书。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汉内斯•施万特博士(Dr Hannes Schwandt)认为,与针对儿童和老年人的研究不同,有关中年的研究明显不足。去年他发表了关于“未实现的期望”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发现,年轻人很乐观——甚至是“过度乐观”——而四五十岁的人总是抱有遗憾,然后再老一些才会内心平和。他表示:“或许中年人可以向那些不再怀有强烈遗憾心理、已经适应现实的老年人学习。”

经济疲软将让中国股市承压

在过去一个多月中,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明显背离。8月份中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创2009年2月最低点,显示经济基本面大幅恶化;而同期上证综指累计上涨4%,中小板指数与创业板指数累计涨幅分别为6.3%和5%。

股票市场与宏观基本面的脱节引发瞩目。中国股市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将会继续独立于基本面,还是能成为“经济晴雨表”?FT中文网采访了多位证券行业资深专业人士,他们就此给出了自己观点。

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看好中国经济转型,但不看好传统行业复苏,因此中国经济远没有见底;同时企业盈利水平下行趋势没有出现拐点,股市难言向好。

由于基数原因,8月份宏观经济数据下跌超预期,但发电量和工业增加值都在下降的事实,反映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同时虽然9月份汇丰PMI数据显示经济有所回暖,但月度经济数据不宜过度解读。可以预见,中国经济远未见底,最坏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过往,当经济数据差的时候,不少人呼吁政策放松,通过刺激政策提振经济,此次也不例外。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目前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增速可能会持续下行,今年定下的GDP增速目标以后也许很难看到。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GDP增速下滑、工业增加值回落,市场不用过分担心。

另外,中国股市整体市盈率处于较低水平,但是这个数值是静态的,不具备实际意义,在上市公司盈利水平下行趋势没有出现拐点前,股市难以出现大级别的行情,况且它还面对整个经济产能过剩、高杠杆阶段的不利局面。

交银国际首席策略分析师洪灏:中国股市短期下行压力大于上行动力,但是长期远景可期。

有两大因素决定着中国股市未来方向——政策、经济。从宏观经济看,8月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可以认为是见底,同时从最新公布的9月份汇丰PMI数据看,9月份经济有所回暖,因此,三季度经济增速更加接近预期。从政策看,鉴于就业数据在恶化,通缩压力增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局部刺激政策出台,尤其是在房地产行业中,这些政策有可能包括传闻中的四大行房贷松绑、剩余限购城市放开以及按揭利率下调等。

目前中国股市正处于较强的阻力位,受到上述两大因素的影响,指数波动明显加剧。总体说,股市下行的压力要大于上行动力。

短期内,股市运行最好的情况是在2250—2350点区间高位盘整,主要因为市场对增长和政策预期过高、但结果没有兑现造成的。而最坏的情况是出现5%至10%的调整,因为股市每一波上涨之前,都必须有波像样的调整以作为上涨的基础,且技术层面也支持市场调整。此外,股市运行的路径将取决于进一步政策支持的暗示是否可以兑现,否则市场将认为5000亿元的常设借贷便利是利好出尽。

但从长期看,中国股市对美国股市的相对表现已降至近20年的低位,预示着中国股市长期价值的均值回归可期。尽管官方表态“不降准、不降息、不全面刺激”,但鉴于房地产行业实际弱势情况,相信政策仍会借货币政策之手应对通缩压力。因此,中国市场的远景相对于短期应该更有确定性。股市寻底是一个动荡而冗长的过程,投资者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并继续从成长向价值、周期向防御、小盘股向大盘股的方向轮动。

中国反腐的政治周期效应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战果。自2012年11月底到目前,大约有50位省部级以上干部被查处,被查处的处级以上干部则成百上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水平高速增长,与此同时腐败程度也持续恶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因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雷霆之钧反腐倡廉,为全面深化改革启航打开了良好局面,可谓审时度势。然而,腐败非一日之寒,反腐败亦非一日之功,有效的反腐败行动必定要借助天时、地利与人和。因此,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纪检监察系统在查处腐败官员方面,是否存在某种时间上的“规律”?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收集了2003-2014年初所有副厅级以上官员被查处的案例,并结合每年的重大政治活动考察了官员被查处的“时间规律”。之所以选择副厅级以上官员作为研究样本,是因为副部级以上官员数量较少,而副处级以上官员数量太多,并且无法获得完整、准确的个人信息。而厅级以上官员一旦被查处,通常会被媒体曝光,因此样本相对最齐全,资料也最准确。

在这11年里,共有352名副厅级以上官员被查处,其中厅级官员占大约60%,省部级官员占大约40%,包含个别副国级干部。然后,我们分析了每年每个月官员被查处的数据,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每年的1月底、2月和3月初,被查处的官员人数相对于全年其它月份明显较少。如下图所示,横轴是月份,纵轴是人数。

【图】2003-2013年每月被查处的官员数量(总人数)

进一步,考虑到1月底一般是各省人代会和政协会(简称“两会”)密集召开的时间,2月份一般是春节,而3月初是全国“两会”召开的时间,它们都是重大政治活动时期。春节虽然是一个传统节日,但是它在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方面的意义绝不亚于任何政治活动,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活动。地方“两会”、春节和全国“两会”每年都固定召开,年复一年就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政治周期”。

然后,将上述三个重大政治活动的前后各15天作为“窗口期”,分析一个官员被查处的概率与政治周期的关系。使用Probit模型的计量分析表明,在上述三个重大政治活动期间,一个贪污官员被查处的概率比平时要降低大约13%。

这说明,腐败官员的查处存在一种明显的“政治周期效应”,为什么?主要原因是,在反腐败和社会稳定之间存在一种权衡取舍关系。因此,既要反对腐败,又要维持社会稳定,这就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选择合适的时机,以恰当的频率查处腐败官员,这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那么,反腐败对社会稳定会产生什么影响?

任何事情都有成本,反腐败也不例外。根据我们的统计,352名副厅级以上贪官中,大约60%是所在单位的主要领导,俗称“一把手”。这些“一把手”主要分布在党委、政府和国有企业三类单位。在目前的体制下,“一把手”权力很大,对腐败的掩盖和反侦察能力也很强,因此查处“一把手”不仅难度较大,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往往查出来都是“窝案”,带出一大帮秘书、下属和同僚。在这种情况下,从局部地区来说,查处“一把手”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一个单位的正常工作,而且让相关部门和官员人心惶惶,无心做事。

而且,如果在敏感时期密集查处大批官员,可能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坏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现有研究表明,一批贪腐官员被集中查处,尤其是以党政“一把手”为首的腐败窝案爆发,可能会降低当地群众对政府廉洁程度的评价,甚至引发对执政正当性的质疑。而少数对政府表现不满的公众,会因此强化自己的负面判断。

因此,对腐败官员的查处,要尽量避开一些政治敏感时期,尤其是全国和各地“两会”以及春节期间。“两会”前后,通常是政府官员调任的高峰时期,又是大众传媒对社会新闻聚焦的时期,此时大规模公布被查处官员,尤其是“一把手”,不利于正常的政府换届,不利于政府工作报告中各项重大规划的讨论和实施,也不利于凝聚人心。研究还发现,在那些新闻报纸流通速度较快的省份,由于媒体影响力更大,各省被抓贪官的数量在政治敏感时期相对更少。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我们的观点。

政府的重大政治周期会影响到经济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这在发达国家已是常识,中国并非孤例。经济学界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发现,民主国家的政府在换届前夕,往往倾向于增加福利支出,提高转移支付,增加货币发行量,以便获得选民的更多支持。然而,一旦新一届政府上台了,为了平衡预算,抑制通货膨胀,又不得不逐步减少福利开支和转移支付,紧缩财政预算,从而形成了选举周期导致的经济波动。

而这种政治周期效应的存在,要求政府在实施重大政策或政治举措时,必须全盘考虑各种经济社会影响,特别是避免造成大起大落的经济社会后果。以免阻碍投资者和消费者之间形成稳定的预期,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所以各国政府通常通过公共政策抚平周期性波动。

自有政府或国家以来,腐败就是一种积累已久的沉疴,短期内恐难治愈。但在治理腐败问题时集中的、运动式反腐败政策,势必造成经济的或社会的波动,至少在短期内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社会成本。如何避免反腐的政治周期效应,实则是摆在中国执政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能否让反腐倡廉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纳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在建设廉洁政府的同时,维持社会稳定和发展,也是值得学界和决策部门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梦琦对本文亦有贡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mojing.huo@f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