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September 28, 2014

香港的“一国两制”保卫战

因不满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普选特首框架,香港学生从和平理性罢课开始,发展到冲击政府总部。周日“占中三子”深夜匆匆宣布提前“占中”,从占领政府总部开始,香港演绎了回归以来最激烈的警民冲突。据报道,当日下午开始,政府总部周围聚集了三万多市民。警方多次警告,集会违法,并出动防暴警察,多次射放催泪弹、手举棍棒驱逐人群。抗争的示威人士并无退却的迹象,直至周一清晨。一场延续了17年的香港“一国两制”保卫战进入抗争阶段。

“一国两制”最初就是烫手山芋:彼之脏水,港之糖水

马克思曾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十九世纪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方式,说费尔巴哈象一个糊涂的老太婆,在给婴孩洗了澡后,倒洗澡水把婴孩和脏水一块泼到门外去了。马克思没有倒过来阐述,现实生活中接受婴孩时把“脏水”一起收了回来的后果会怎样。

一百多年之后,香港尤如中国的婴儿重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尴尬的是,社会主义母亲在收回婴儿的同时,也不得不把资本主义制度的“脏水”抱起。“楚河汉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是两种水火难容的制度,但在香港主权回归时无法做到马克思辨证否定的要求,既抛弃旧事物中陈旧的东西,又保持旧事物中一些合理的东西。社会主义中国无可避免的要像那个老太婆一样将所谓的“脏水”和干净的婴孩混合,把资本主义和香港一起揽入怀里。

1980年代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为了实现中国统一之目标所制定的宪法原则,让中国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虽然这让传统政治学尴尬,却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的创新,以此解决百年香港回归的最好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历史上亦闻所未闻的“一国两制”,其核心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权之下实行资本主义,重点是在中央政府领导的社会主义框架下如何发展资本主义。回归之时,香港是一个有充分自由、法治、人权,却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香港没有得到充分的资本主义发展。市民可以在媒体上批评政府,却无法真正举手选出可以代表自己的议员和领袖。

接下去香港资本主义的路该如何走,京港两地该否融合?香港的民主进程已经写入基本法,但北京不愿意照搬西方民主的套路,又该如何设计自己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能否成功领导资本主义?一连串需要解决的问题远比“一国两制”提出本身要艰难的多。“一国两制”一开始注定就是北京的烫手山芋。

回归17年中,香港发展的争议不断,可以说,所有的争议皆围绕着如何实现”一国两制”美梦而起。尽管香港走上政改转型路时有极少数人打出殖民时期的港英旗,大有宁为奴才不做主人的复辟味道。但至今为止,中央和香港泛民主派都还信守着“一国两制”的底线,香港人都希望守住罗湖桥保卫“一国两制”赋予的资本主义“天堂”。社会主义眼中的资本主义“脏水”,却是香港人祖辈享用的糖水。

17年实践:北京强调“一国”,香港强调“两制”

分歧是,香港要一个什么样的”一国两制”?2003年香港50万人大游行;23条立法受挫;2005年政改受挫原地踏步;国民教育遭批;直至为2017年普选特首社会严重撕裂等,所有的争议,都是各方在为保卫自己的“一国两制”。

经济学家:中国可能推迟金融改革

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们表示,中国很可能为稳增长而延迟金融改革议程,此举可能阻碍纠正经济扭曲的努力。

中共领导人去年11月通过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议程,承诺要使市场力量在资本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利率自由化在这一议程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

在3月的“两会”记者会上,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存款利率可能在两年内放开。存款利率是中国金融体系中唯一仍然受政府控制的利率。

但随着北京方面有越来越大的危险无法实现今年增长7.5%的目标,政策制定者正面临放缓存款利率改革的压力。存款利率改革意味着银行要争夺客户资金,被认为将导致存款利率升高。

这会导致企业和地方政府面临更高的借款成本,在投资增长率处于5年来最弱水平之际加大经济逆风。

海通证券(Haitong Securities)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说:“我对利率放开不是特别乐观,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无法在两年内完成。”

“利率一定会下降,因为经济增长在放缓。实体经济无法支撑这么高的利率水平。”

支持利率改革的人认为,利率改革很可能导致的借款成本升高,有助于减少浪费、低收益率的投资,这种投资在过去10年期间受到了人为压低的低利率的助长。

然而,持怀疑态度者警告称,在重要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国企——仍然与市场力量隔绝的经济体中,允许市场力量引导利率走向是不成熟和危险的。

“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条件是,所有参与实体必须实现市场化。”中国银行业协会(China Banking Association)副会长杨再平说,“如果有一家实体能够借钱,但不用偿还,那么就不能有市场。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

国企和地方政府借款猛增,使得2014年中期中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达到251%,远高于金融危机前的约147%。杨再平和李迅雷警告称,自由化导致的利率升高,可能使得国企和地方政府更难以负担这些债务。

近月来,中国采取了措施,迫使政府借款人遵守市场纪律。5月,国务院批准了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的试点计划,纳入试点的地方政府将不再通过不透明的融资平台借款。但要让国企和地方政府成为能够经受借款成本升高的实体,可能还需花费许多年。

股市投资者表示,中国股市今年表现强劲的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中国即将进入低息时期。上证综指(Shanghai Composite Index)自5月以来已累计上涨16%。

译者/阑天

民主化为何会发生逆转?

在新世纪的开端,全球民主化变革大潮似乎是一股势不可挡的自然力量,而在过去10年,这股浪潮却发生了逆转。逆转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还未可知。但其行进方向却无可置疑。颇受尊敬的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最近发表的一份年度调查显示,世界的自由程度连续第8年净下降。尽管40个国家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得到了改善,54个国家的情况却恶化了。

这股逆流最鲜明和显著的例子或许是,年轻、尚不完美的民主国家乌克兰被庞大的威权主义邻国欺凌,民主世界却置身局外止步不前。自由之家在将俄罗斯的评级从“部分自由”调低到“不自由”一年后,开始注意背离民主的动向,这并非巧合。中国已经为发展中国家的权力精英提供了一个威权主义现代化的诱人模式,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更进一步,向这个世界展现了民主化也是可以逆转的。

他还提供了一种描述新威权主义的更直白、更强硬的表达。北京的政策制定者谨慎地强调中国是和平崛起国家,商业是中国的优先事务,他们在莫斯科的同行则乐于将俄罗斯的策略描述成对西方准则和世界现行秩序的公开挑战。他们甚至将这种路线命名为“主权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俄罗斯的领导人们把主权和拒绝民主标准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并邀请其他国家加入俄罗斯的行列,这给世界各地的政客壮了胆,让他们敢在民主需要“适应”当地条件的自利借口下施行各自的威权统治。

曾在柏林墙(Berlin Wall)倒塌后的10年中占主导地位、支持民主的假设终结了,这至少是“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没有实现很多人期待的改变的原因之一。与1989年中欧和东欧上台的领导人不同,取代了阿拉伯过去那些暴君的新领导人并没有从西方寻求启发。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被批靠法令来统治国家,并且试图强施他自己制定的宪法。其引发的结果不是一场大众民主革命,而是军方接管权力和人权状况严重恶化。这场军方政变的领袖在今年通过一场被操纵的投票选举当上总统。

在亚洲,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表现出明显的背离政治多元主义的消极趋势。但今年最严重的倒退发生在泰国,军方也在一场政变中夺取了权力。就和8年前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政府被推翻时一样,得到军方支持的精英群体通过武力来维护自己的特权。他信的支持者希望继续实行曾将经济增长率提高2倍、将贫困水平减半、提高了福利的政策。在军方的坦克再次出现在泰国街头之前,他们赢得了两次选举委任。军方无法在选举投票中阻止他信和他的盟友,因此不太可能再冒任何风险。如果泰国能再次恢复文官掌权,很可能会采取普京的“有控制的民主”模式。

10年前,非洲被誉为新近出现的民主化成功案例。政治自由的传播似乎稳定而持久,选举民主的做法逐渐在几个国家中生根。非洲依然遭受政变和政治暴力的困扰,但一些国家日益加重的民主标准遭侵蚀或许是最令人担忧的。肯尼亚去年出台了压制媒体的限制措施,乌干达因为镇压反对派被批评,坦桑尼亚的安保力量使用司法外暴力的情况增多。赞比亚曾因2011年总统大选后的权力和平移交而受到赞誉。但总统麦克尔•萨塔(Michael Sata)领导的新政府通过逮捕反对派领袖、限制非政府组织(NGO)和恐吓记者来应对增多的异议。越来越难以想象下一次的权力移交还能够和平进行。

香港警方对“占中”抗议者实施清场

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角力昨日升级,香港警方施放催泪弹和胡椒喷雾,试图把数以万计的抗议者驱离一个中央商务区,但未能成功。

星期天,大批抗议者占据了政府和商业大楼林立的金钟(Admiralty)区的许多地方,加入了日趋壮大的反中央政府政改方案的民主运动。到了星期天晚上,防暴警察被部署到这个地区,尽管警方多次施放催泪弹,但一直到星期一(9月29日)清晨时,大批抗议者仍然坚守在这个地区。

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香港很少见,当局采取了快速及严厉的回应措施:动用大量警力、设置路障、切断互联网,这突显出香港特区政府对民主运动势头增强的焦虑。

上个月,中国中央政府公布了让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当地最高政治职位)的普选方案,但附带限制条件,使批评中央的人不可能成为候选人。此举引发了当前的抗议活动。

日益强烈的愤怒情绪昨日升腾,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对峙,数万市民聚集在政府总部附近,支持自上周五开始在那里举行抗议的学生和活动人士。在人群拒绝散开的情况下,防暴警察昨晚向这个地段开进。

在金钟(Admiralty)区,警方竭力试图控制住人群,不让任何人进入政府办公大楼外一个封锁的区域;民主示威者在封锁圈内举行抗议。

警方举起的标语牌上写着“请即散去,否则我们可能使用武力”。人们拒绝服从,于是警察戴上防毒面具,开始向人群施放胡椒喷雾。不久后,警方从路障两边向人群发射催泪弹。

“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极其失望。我根本没想到会这样。”被催泪气体击中的17岁中学生Janice Chan表示,“气味如此强烈。我忍不住流泪,有一阵甚至无法正常呼吸。”

警方逮捕了数十名活动人士,包括推动真普选的学生组织“学民思潮”(Scholarism)的召集人、17岁的黄之锋(Joshua Wong)。黄之锋最初被拒绝保释,但后来于昨日获释。

在成千上万市民上周六赶来支持学生后,原定周三起堵塞中环商务区的组织“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简称“占中”)提前启动代号“去饮”的抗议,以便与学生们联手。

“占中”发起人之一陈健民(Chan Kin-man)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他预期警方稍后就会试图驱离抗议者。不久后,亲北京的行政长官梁振英(CY Leung)就发表了他对示威活动的首份声明,敦促人们不要参加“非法”抗议。

昨日大部分时候,封锁圈内的情况是和平的。民主党创始人李柱铭(Martin Lee)和《苹果日报》(Apple Daily)老板、媒体大亨黎智英(Jimmy Lai)前来声援学生和“占中”。

“我们不指望他们(中央)后退,但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公民抗命,”黎智英表示。

“如果我们不坚持或抗拒,那就没有希望了。”

24岁的画廊工作人员Evangeline Lam昨日第三次加入抗议行列。她说,学生和其他民主活动人士并不相信自己能够改变北京方面的想法,但她强调,重要的是去尝试。“如果我们今天不走出来,我们以后可能什么也做不了,”她说。

在港人疯狂使用社交媒体——从Twitter和Facebook,到微信(WeChat)和WhatsApp——传播有关抗议活动的新闻之际,中国新浪微博上的反应要小得多,中国政府在这项类Twitter服务上屏蔽了任何提及“占中”的言论。

昨日下午,抗议区域很难使用移动通信服务,各方因此猜测,政府已封锁网络、阻止来自现场的报道。

昨日白天,示威者向警察喊话,要求让示威者穿过警戒线、进入抗议领导人搭起一个主舞台的区域。示威者高喊着:“加油,加油!”

朱莉(Julie Zhu)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亚洲反腐困扰跨国公司

在一些世界地图上,亚洲的绝大多数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被涂成红色。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是深橙色;还有两个国家,阿富汗和朝鲜,是最深的红棕色。这些地图由监察全球腐败状况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绘制,深色表示该国在贪腐方面的名声基本较差。在亚洲,只有新加坡、香港和日本跻身于透明国际“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排名前20的最清廉法律管辖区之列。

这是跨国公司的一大忧虑。许多跨国公司在亚洲的业务规模很大,并且还在不断扩展。经理们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找到方法避免行贿,或者至少避免被抓到行贿的把柄。一些跨国公司雇佣了中间人来处理棘手的现实。这种方法使高级主管能够保持某种距离。

但有迹象表明,这样做也不够了。美国和欧洲反腐当局对本国企业在境外的行为加大关注。亚洲的环境也在发生改变。跨国公司发现,比起在一个腐败猖獗的国家经营,只有一件事更糟糕:在一个原本腐败猖獗、现在却不再容忍腐败的国家经营。

从根本上说,这就是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简称GSK)的遭遇。这家英美药企被卷入了一场波及中国社会几乎所有阶层和商界的全面反腐斗争。湖南一家法院上周判GSK贿赂医生以让医生开GSK药品的罪名成立,判处该公司30亿元人民币(合4.88亿美元)罚金。一家市值70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不得不为了湖南法官的想法而困扰,这表明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中方的调查还引发了美国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和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Serious Fraud Office)对GSK展开调查。

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中,0分表示腐败透顶,100分表示完美清廉。中国的得分为40。(柬埔寨得分为20,是亚洲分数最低的国家;新加坡得分为86分,领衔亚洲。)中国是情况发生改变的最戏剧化的例子。习近平去年出任国家主席后,推进全面反腐议程,共产党高官和国内外企业都在打击面范围内。

但在亚洲其他地方,规则可能也在转变。印度(清廉指数为36)就是一个例子。即使在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当选印度总理并承诺撼动腐败猖獗的官僚体系前,氛围就发生了改变。在上任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任期的最后几年,媒体曝光了电信频谱牌照和煤矿牌照发放上的官商勾结,让整个国家为之震惊。此后,印度官僚因为害怕被指控有腐败行为,导致国家决策几乎陷入停滞。莫迪的任务是终结这种瘫痪状态。他的名声依赖于人们对他能在保证廉洁的情况下精简繁文缛节的看法。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承诺解决腐败问题。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Benigno "Noynoy" Aquino)追查了涉及政治高层人物的腐败案件,包括其前任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透明国际承认菲律宾取得进展,但腐败仍使菲律宾每年付出相当于1.8%经济产出的代价。在印尼,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能够从默默无闻到掌握总统大权,部分依靠的是他作为廉洁的政治人士的名声。印尼当局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最近判处前宪法法院首席法官犯有腐败罪。不过,印尼的清廉指数得分还是很低,为32分。

香港内地:从“爱与忧”到双赢

伴随着“普选”之争、占领中环、白皮书等举动,近期大陆和香港关系变得越加敏感与紧张,不少文章言辞激烈,甚至将两岸关系放到了对立层面。对此,笔者认为,媒体渲染香港与大陆对立并不妥当。作为在香港生活7年的人,我亲眼目睹了香港与大陆相互交织的“爱与忧”,深感在这场争论中不同阶层诉求有异,也各有苦衷,应以更加包容的心态看待差异,寻找共赢的发展路径。

实际上,对于大部分香港人而言,对于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心态可谓既依赖又敬畏。这种复杂的情感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来自于香港经济已经高度依附于内地,并为香港创造了非常低的失业率水平。今年以来伴随着中国内地经济增速的下滑,香港难以独善其身。一季度香港GDP同比从去年四季度的2.9%下滑至2.6%,二季度进一步下滑至1.8%,环比从去年四季度的0.9%下降到一季度0.3%,二季度甚至是-0.1%的负增长。相对而言,当前香港劳动力状况仍然较好,8月失业率为3.5%,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另一方面,伴随着大陆购买需求对香港经济的带动,相当一部分产品需求超出供给,大幅推高了价格,部分商品被迫限购,如奶粉、医疗服务。香港房价远高出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空间受到了空前挤压。

笔者初来香港时,与香港本土同事交流中惊讶地发现,对于香港中产4口之家,住房总面积仅有70平米是普遍现象,超过100平米的房屋则被定义为豪宅,如此居住条件甚至不如大陆的普通家庭。而与此同时,香港作为中国连接世界的重要窗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具有内陆背景的精英人才就业。随着高端行业特别是金融业,有海外名校求学背景的内地人越来越多,又增加了香港本土居民的就业压力与生存紧迫感。

因此,在两岸联系更加紧密之余,香港普通民众内心的压力是可以理解的。结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畅销书《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笔者发现香港目前现状比书中所述更加极端。正如上述所言,近年香港与内地在经济、人才等方面的全面交流,又加剧了原本的收入阶层差距。

而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原因还可能追溯到香港过去社会制度的传统安排。比如,一方面,香港首富李嘉诚曾多次公开表态“我是香港纳税大户,不赞成福利主义”,而另一方面,香港低收入阶层生活非常拮据。在香港街头,年过70的老人仍在以捡垃圾为生画面也不稀奇,月生活补助仅在2000-3000元左右,突出地显示了香港贫富差距矛盾。

当然,对于香港精英阶层而言,其对大陆也有担忧之感,即担心优势地位不再。众所周知,上海正立足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精英阶层担忧未来其作为离岸市场中心的优势不复存在,经济金融发展也必将受到打击。

香港以往优势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人民币资本项目尚不可兑换、香港享有中央政府优惠政策、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先发优势以及其特有的管理优势等等因素。而这些因素,伴随着内地金融中心的建立,将一定程度上冲击香港的竞争力。

以上是香港居民对于内地复杂情感,而这种“爱与忧”在内地人对香港的感情中也有所体现。一方面,香港作为高度自由化的城市,向来拥有独特的管理优势。来自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最新经济自由度报告显示,香港在法治、有限政府、规制效率、市场开放为主要标准的经济自由度全球排名中,连续19年居于榜首,而大陆则位列百名以外,正是这些差距,吸引诸多内地人更多的选择去香港就业、创业、生育、购物等等。

民族主义为何在全球复燃?

1990年,管理顾问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出版了《无国界的世界》(The Borderless World),这本书的标题抓住了全球化的精神。之后的近25年中,商业、金融、技术和政治的发展似乎证实边界以及边界所保护的国家的式微是势不可挡的。

在每一场国际事务会议上,总会有人评论,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无法再由单独的国家解决。互联网的兴起强化了边界不再重要的思想。在一个由比特和字节组成的无边界世界里,国家的传统关切——领土、身份认同和主权看起来和剑与盾一样过时。

但似乎有人忘记告诉政治人士和选民,国家、边界和国家认同已经不再重要。9月18日,45%的苏格兰人投票支持建立一个独立于英国之外的国家。加泰罗尼亚(Catalonia)、西藏、魁北克等地的分裂运动密切关注这场公投。

分裂运动是民族主义卷土重来的现象之一。在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包括一些历史悠久的国家,奉行民族主义的政治人士正处于上升势头。

欧洲最危险的民族主义者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他领导的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普京还宣称他有权利,事实上有义务保护世界各地说俄语的人群。让许多人不安的是,他们注意到这可能让俄罗斯有借口干涉前苏联领土上的国家。

就在欧盟努力集结反对普京的阵线时,西欧的一些民族主义政治人士公开表示对普京的同情,比如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领袖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在德国,一股正在上升的政治力量——新选项党(AfD)认为,德国的利益被屈从于欧洲利益。即使是在繁荣的瑞典,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刚刚在大选中获得了13%的选票。在匈牙利,青民党(Fidesz party)领导的政府具有明显的威权主义倾向,对匈牙利边界之外的匈牙利人的命运有强烈的兴趣。

三个最强大的亚洲国家,中国、日本和印度的领导人都是极富个人魅力的民族主义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都用“民族复兴”之类的口号来激励国内的经济与社会改革。然而,在国际上,他们各自的民族主义相互冲突,表现为中国与两大邻国之间的边界争端,这增加了发生战争的风险。如果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国界的世界,似乎有人忘了告诉中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他们有时候似乎对领土划界问题过于执着。

乍看之下,中东似乎是这种民族主义复兴模式的例外。该地区最危险的新动向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这个圣战运动将国家边界视为无物。但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发生了民族主义转向,埃及的军政府正在寻求替代伊斯兰教义的意识形态。

这么多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向着反方向推进,那么到底是什么引起了这场怪异的全球民族主义复兴呢?

一种答案是全球化的提倡者很可能一直低估了民族主义的残存力量。待在机场候机室和参加国际会议时,你很容易忘记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更多植根于某个特定的地方。事实上,全球化让人感到迷失,这很可能鼓励人们在更具有地方或者民族特色的事物上寻求慰藉和意义,或者是共同的语言,或者是共同的历史。2008年经济危机后,对全球化和国际金融的怀疑情绪也大幅上升。

Saturday, September 27, 2014

投资者对上海自贸区头一年表示失望

投资者表示,对于上海自由贸易区(FTZ)成立一年来在放松资本管制和推行其他金融改革方面进展缓慢,他们感到失望。周五发布的数据证实,上海自贸区距离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还很遥远。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郑杨在简报中表示,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总额为1560亿元(合250亿美元),仅占全市总量的15%。

但郑杨也暗示,会有更多实质性变化,只要这些变化不导致资金流动异常波动。

他说:“自由贸易账户资金流动正常,没有成为热钱流入套利和资金向内渗透的管道,这为下一步资本市场压力测试提供条件。”

去年12月,中国央行为自贸区账户创建了一套制度,让海外账户之间能够方便地转账。这些规则看上去也允许自贸区账户与中国其他地区银行账户在某些情况下相互转账。不过,监管者在实践中对放开这一渠道一直很谨慎。

“眼下从自贸区内向外转移资金是不允许的。”中国工商银行(ICBC)自贸区分行行长周宏表示。“我们称之为‘二线’。严格来说它仍被视为跨境转账。资金渗透能力有限。”

她补充表示,这种转账只在资金用途为贸易或另一种被批准的目的时才被允许。

事实上,监管机构仍关注于控制投机资金的跨境流动。周四,国家外汇管理局(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表示,去年4月开启的一项调查已查出100亿美元的虚假贸易被用于掩护非法资金流动。

一些分析师仍然对更广泛的资本账户放开前景感到怀疑。他们认为,政府设立特别区域是为了加强管控,而不是放弃管控。

“这些区域制造了企业暗箱,受到‘钦点’的人可以通过暗箱将资金转入和转出中国。”美奇金投资咨询公司(J Capital Research)创始人杨思安(Anne Stevenson-Yang)周一在一份简报中指出,“政府并没有公布明确的规则。整个机制是在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这意味着一部分人拥有比另一部分人更大的自由,一切都在监管机构的指导下进行,它们按照每个具体案例、或至少每家公司的情况,决定该如何走。”

“如果总体的打算是开放资本账户、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那么要么不需要设置这些关卡,要么这些渠道会有明确、透明的使用规则。”

Ma Nan上海补充报道

译者/阑天

中国政府应与维族人对话

中国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被判处无期徒刑是极端的不公正,也与中国政府引以为豪的法治精神相悖。作为中国国内最著名的维吾尔族学者之一,伊力哈木以往一直努力在受到孤立、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架设桥梁,以终止双方暴力冲突的不断升级。

对一位非暴力异议人士而言,法院对他的判刑处于最严厉之列,法院还判决没收伊力哈木的个人全部财产,这让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失去可见的生活来源。

伊力哈木入狱可能导致少数维吾尔族人采取更多好战行动,包括对汉族人的报复性攻击。作为中国信仰伊斯兰教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人长期以来主张要么从中国独立出去,要么在中国统治内获得更大自治权。

直到最近,才有少数人采取了伊斯兰好战行动,并与塔利班(Taliban)和基地组织(al-Qaeda)建立了联系。但中国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维吾尔民族主义、或伊斯兰教观点、或在教育和就业上的民族平等要求,把这一切都贴上反叛国家的标签。

伊力哈木是北京中央民族大学(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的一名教师,管理着关注维吾尔族问题的网站——“维吾尔在线”(Uighur Online)。他从未鼓吹过暴力,受到其学术圈内汉族同事们的高度尊敬,但凡北京方面想过走和解之路,他本可以成为中国政府和维吾尔族团体之间对话的理想参与者。

相反,法院裁定,“伊力哈木•土赫提以‘维吾尔在线’网站为平台……为达到其分裂国家、寻求新疆独立的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撰写、编辑、翻译、转载百余篇分裂国家内容的文章……鼓动暴力行为。”

伊力哈木否认自己鼓动分裂主义或暴力行为,他在法院宣判之后大喊:“我不接受。”

中国作家王力雄在Twitter上发言称,政府造就了一位“中国曼德拉”。许多中国学者和人权组织对于法院判决感到震惊和痛心。

中国对维吾尔族人采取严厉政策,让人想起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反宗教政策——那时,只要公开进行宗教活动,就会受到惩罚。

如今,任何公开展示穆斯林宗教信仰的做法都遭到当局谴责,比如祈祷、斋戒、着装标准、举行仪式或者定期礼拜。学生们如果想拿不错的分数、甚至想上大学,都得被迫放弃斋戒和祈祷。

总体上,维吾尔族人是世俗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穆斯林极端分子。然而,很少部分人原本在巴基斯坦就读宗教学校,现在转到阿富汗接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培训。有些好战分子也已被巴基斯坦组织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招募进去。

不久前,中国媒体报道称,有些维吾尔族好战分子逃离中国,在叙利亚接受“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作战人员的恐怖主义培训。这是官方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第一次报道维吾尔族人跟ISIS之间的联系。

此外,中国媒体还报道说,9月21日,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西南的轮台县,至少发生了3起爆炸,导致6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往在针对警察或汉族人的大多数攻击中,维吾尔族好战分子使用的是刀子、斧头,而不是枪支和炸药。

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六大建议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似乎陷入了新的困境中,具体表现何在?第一,中国央行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定向放松政策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但迄今为止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依然高居不下,有评论者将此比喻为中小企业在流动性的海洋中被渴死;第二,中国政府一直在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寻求平衡,但目前似乎结构性调整并未取得显著进展,而若干高频数据表明宏观经济依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第三,尽管沪港通开闸在即,但诸如上海自贸区与前海特区等新型金融试验区在金融开放方面进展缓慢,而且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已经显著加强;第四,作为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前提,全国性存款保险公司却迟迟未能退出,导致市场开始怀疑利率市场化的节奏是否会显著放缓;第五,最近几月M2与社会融资总额增速显著下滑,这固然与监管机构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导致大量表外信贷回表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也与融资需求方的萎缩有关。

宏观经济的新困境,造成目前国内政策界与学术界对下一阶段的宏观政策走向众说纷纭。目前讨论焦点似乎集中在要不要全面降息或全面降准:赞成者认为这有助于降低真实融资成本,提振投资消费需求;而反对者则认为降息或降准未必能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反而可能再度造成流动性涌向房地产企业与地方融资平台,从而进一步恶化结构问题。

那么,中国政府究竟应如何应对,才能走出当前的宏观经济困境,实现调结构与稳增长的平衡呢?以下,笔者将按照重要性由高至低排序,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政府应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近期央行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定向宽松措施(例如定向降准、定向降息、再贷款、PSL等),用传统上的总量货币政策来试图调结构,央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根源在于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缺位了。财政政策天然是具有调结构功能的宏观政策。但迄今为止,中央财政有些过于保守,年度财政赤字的GDP占比被死死控制在3%以内。诚然,如果财政资金被投向缺乏效率的过剩产能领域、或者被各级官员挥霍浪费,这还不如不扩大支出。但目前只要使用得当,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够减轻央行负担,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例如,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可以考虑实施定向的财政贴息。对小微企业的所得税减免可以更进一步。可以加大对城乡低收入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等。此外,中央财政资金的支出结构,还可以更多地向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公共产品领域倾斜。

第二,中国央行不应对定向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过于自信,不妨渐进式地使用全面降息或全面降准的总量政策。毫无疑问,央行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过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后果记忆犹新。由于害怕全面宽松政策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与城投债务,迄今为止央行一直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或定向宽松货币政策来注入流动性。但遗憾的是,这些政策到现在为止尚未发挥作用,而随着宏观数据在8月份进一步走低,市场信心开始削弱。笔者认为,全面降准与全面降息并非是洪水猛兽,只要使用得当,还是能够发挥相关效果的。随着外汇占款增量的下降,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个池子来放水是顺时应势之举。由于很多贷款利率都是参照基准利率定价(在基准利率水平上进行加成),降息对降低融资成本的功效可能强于降准。事实上,近期央行通过SLF释放5000亿资金,功效上已经相当于全面降准50个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