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银行(HSBC)9月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报53.5。8月读数为54.1，为18个月高点。该指数曾在7月触及今年迄今最低水平（50）。
该指数的编制来自400家私营企业，与中国政府所做的非制造业调查相符。中国官方调查也显示9月指数有所下滑。官方调查的覆盖范围更广，跟踪的企业规模也较大。
中国官方9月非制造业PMI报54，为连续第4个月下滑，8月为54.4。读数超过50意味着扩张。该指数自今年5月以来一直下滑，5月读数曾触及今年迄今最高点（55.5）。
PMI可以被视为一个衡量消费者支出的标准。最近几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厉行节约行动影响了消费者支出。中国政府正努力铲除官员腐败，这一行动打击了奢侈品销售。
译者/梁艳裳
我们都知道，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改变。我们也知道，变化正在飞速发生着。不过，我们真的知道速度有多快么？
今年春天，为比较不同国家的产出，国际比较计划(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计算了新的汇率。当时，该项目的研究结果暗示，由于中国货币的购买力大大高于此前预期，中国已成世界最大经济体。要得到这一推论，就必须对2011年这一基准年度做一些外推。
如今，正式结论已经出炉。如图所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14年美国经济规模是17.4万亿美元，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则是17.6万亿美元。
这一转变发生的速度就显示在下表中。在不久前的2005年，中国经济规模还不到美国的一半。而据IMF预计，到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20%。
从更大的范围说，中国现象是新兴市场产出相对发达国家生产增长的一部分。2007年，新兴市场的产出超过了全球总产值的一半，并且还在继续增长。如今，尽管IMF对新兴市场2011年以来的增长感到失望，新兴市场占全球产值的比例已经达到57%。
2007年以来，金融危机对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前景造成了多大的损害？要明白这个问题，就要问2007年到2014年间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多少倍。是两倍？还是五倍？正确的答案是九倍。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结果。
译者/简易
对于香港最近的抗议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冷眼旁观，就像他对中国其他地区抗议事件的态度一样：沉默不语，但坚信中国内地的强硬政策将获胜。
这种不作为符合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将地区问题交由当地领导人处理（即便问题的出现是由于中央的政策决定所致）同时拒绝承认任何错误。
香港出版商、原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鲍彤之子鲍朴表示：“25年前他们就没有自我质疑过。你认为他们现在会吗？他们的观点不会改变。”鲍彤是在中共1989年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活动之后入狱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
一个多星期之前，香港爆发抗议活动，反对香港很多人眼中的“伪民主”，抗议令香港中环地区陷入瘫痪，并让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一跃登上了全球电视和新闻头条，但中国内地除外，在中国大陆很多图片被禁止浏览。
北京方面试图努力实施更严格控制，却引发了其他地区的抵抗活动：很多亚洲城市支持香港抗议者的示威游行，可理解为它们对中国实力的日益增强感到担忧。
在不安定的新疆等边境地区，血腥的冲突越来越频繁，同时伴随着对宗教传统和民族激进主义的镇压。上月，甘肃一年轻男子成为第133位在家乡反抗中国政策的可怕抗议活动中自焚的藏人。中国政府随后进一步加强了控制。
这种对待富裕香港以及贫困的少数民族的态度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已存在，他是两年前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
然而，在习近平治下对政治反对人士以及不同意见的镇压，使得中国人不可能公开质疑中国的强硬政策的有效性。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研究中国在线审查制度的萧强表示，习近平仍在通过反腐运动巩固力量，因此香港抗议等危机“只能强化强人政治下的中央集权的必要性”。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公民社会很多直言不讳的人士被捕或者受到恐吓，使得那些潜在的批评声音被淹没。
来自中国内地的任何支持香港抗议者的言论表达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几名住在北京郊区、试图在上周五发动同情抗议的艺术家很快被拘留。
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吴强表示：“中国政府不允许这场抗议活动造成比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还要广泛的影响。”他这里指的是2011年引发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革命。中国内地政府平息了国内类似的抗议活动。
中共内地多数有关香港抗议的新闻都侧重于交通堵塞和商业损失。一些了解更多情况的内地人私下里表现出愤懑，要么觉得是港人不再对北京感恩，要么将其归咎于反内地排外情绪。
香港的抗议活动在台湾是有共鸣的。今年春天，台湾活动人士曾占据台北立法院大楼近一个多月之久，目的是抗议一项两岸贸易协定，他们认为，该协定让大陆获得了太多控制权。
这无法阻止习近平上月将“一国两制”的方针套用在台湾问题上。台湾总统马英九迅速拒绝了这一政策，虽然在很多台湾人看来，马英九是对大陆让步太多的。
其他亚洲邻国对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强硬政策也有类似的疑惧，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迄今为止，尽管喧嚣不断，但习近平拒绝让步或者承认分歧的做法已奏效。
鲍朴辩称，审查制度和内地缺乏有效反对力量的现实，让中国内地领导层不受香港抗议的影响。“要让他们感受到影响，必须有其他事情发生。”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历史的理解告诉他们，只有在最高层同时出现派系混战时，示威游行才会构成威胁。
国有媒体上周播发了习近平观看音乐会的图片，身边坐着已退休的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似乎是想打消任何有关二人出现危险性不和的传言。
英国《金融时报》汤姆•米切尔 (Tom Mitchell)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本周以19.5亿美元买下纽约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 hotel)的安邦保险集团(Anbang Insurance Group)，在其本土市场有一大优势：其创始人和董事长是现代中国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外孙女婿。
在北京，安邦集团近50岁的董事长吴小晖以无情的商业风格和强大的政治后台闻名。
他娶了邓小平的外孙女为妻。邓家在中国保留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
吴小晖投资于房地产、矿业和基础设施。他在2004年创建了安邦财产保险(Anbang Property & Casualty Insurance)，当时要进入国企主导的保险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安邦保险成立于5年前。在18个月里，其资产达到5100亿元人民币（合830亿美元）。该集团现在声称拥有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包括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
中国另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平安保险(Ping An Insurance)——与前总理温家宝一家有很深的渊源，该公司的几个较大股东来自温家。
据中国媒体报道，除了中国的房地产资产以外，安邦在至少四家银行持有股份，包括中国工商银行(ICBC)和招商银行(China Merchants Bank)。
该集团还是6家保险商、2家资产管理公司、1家金融租赁集团和1家房地产开发商的控股股东。
尽管它在中国仍是二线保险商，但安邦的发展壮大没有显示疲态。中国媒体将此归因于吴小晖的商业智慧以及他在试探监管底线方面的明显成功。
记者无法联系上吴小晖和邓家成员请其置评。安邦保险集团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译者/何黎
一种筋疲力尽后的平静气氛昨晚重新降临香港市中心。在数万拥护民主的抗议者瘫痪市中心一周多之后，只有几百人还留在街上。但是，尽管人群已经大量散去，带头抗议的许多学生的成就感并未减弱。
“这个运动正在掀开香港历史的新篇章，”带头抗议的两个学生团体之一“学民思潮”(Scholarism)的成员周庭(Agnes Chow)女士表示。“许多香港人（现在）接受了公民抗命方式的使用。”
香港的抗议运动“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简称“占中”）是针对中国中央政府决定的香港行政长官普选方案而发起的。抗议者对中央方案中的“一人一票”没有意见，但对于候选人将由一个多数成员亲北京的委员会遴选产生而感到愤怒。
周女士表示，他们并未说服中央让步，并且对香港政府、对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CY Leung)拒绝辞职仍感到“非常不满”。但同学们对于自己得到的市民支持“非常高兴”，她认为，今后香港政府将面对强大舆论压力，要求其提高问责程度。
“占中”的多数领导人从不相信他们能够改变中央政府的想法。但他们希望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并敦促香港政府举行名副其实的公众咨询。
在梁振英同意对话后，香港专上学生联会（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简称“学联”）准备与香港政府展开对话，周女士称其为“部分的成功”。她说：“（香港政府）如果仍然对市民的意见采取这种不尊重的态度，就将承担相当大的政治责任。”
香港科技大学(HKUST)中国专家崔大伟(David Zweig)相信，学生们“展现了抵制北京方面收紧控制的能力”。他形容他们的成就是香港市民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第三轮”角力。
他说，第一轮发生在2003年，当时几十万人走上街头游行，反对首届行政长官董建华(Tung Chee-hwa)推出的政策；最终市民的不满导致董建华辞职。第二轮发生在2012年，“学民思潮”召集人、当时年仅15岁的黄之锋(Joshua Wong)领导了一场群众运动，迫使梁振英搁置推出“爱国主义”教育的计划。批评者称，这种教育等同于中国官方的宣传。
“他们发出这样一个信息：北京需要考虑很多问题……这些人会长期抗争下去，”崔大伟表示。
在罢课两个多星期后，最大的示威者人群——学生中的许多人昨日恢复正常生活。香港大学校长马斐森(Peter Mathieson)表示，校园里“有一种局面或多或少恢复了正常的感觉”。但他补充说：“我认为他们实现了他们的目标。他们将要就宪政改革同政府展开对话。”
马斐森曾在上周的一个关键时刻恳求学生们不要冲击政府大楼。他表示，避免暴力对抗的事实意味着，抗议者将得以继续长期抗争，而不会失去市民的支持。
在剩余的抗议者中，34岁的剧作家钟燕诗(Harriet Chung)在阅读一本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演讲集。她表示，即便中国没有改变政策，但这场“雨伞革命”（抗议最激烈的时候，抗议者打开雨伞以挡开催泪弹，由此得名）让人们提高了认识。“现在有这么多的辩论，人们对于自由和公民权利更清楚了，”她表示。
但是，随着这个特别行政区街头的人群逐渐散去，一部分人感到沮丧。港大学生汤姆•黄(Tom Wong)对这么多人放弃嘉年华式的抗议活动感到不快。“人们感到失望，”他说。“人少了，你的谈判筹码就少了。”
Amie Tsang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似乎没个尽头。前几天我的出版商朋友玛利亚(Mariia)从乌克兰哈尔科夫发来一封电子邮件。两年前我去哈尔科夫时，那里民生凋敝、官僚腐败，一尊巨大的列宁雕像俯临城区，然而，这又是一座郁郁葱葱、宁静、迷人的城市。我当时想，至少战争已远离了这片欧洲历史上著名的血色之地。而现在，玛利亚在邮件中写道，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难民和孤儿正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哈尔科夫市的部队医院里挤满了伤残士兵。玛利亚说：“我们将迎来迷失的一代。海明威(Hemingway)和雷马克(Remarque)的时代又回来了。”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正惊恐地目睹着这一切。
“仇恨之夏。”荷兰评论家巴斯•海涅(Bas Heijne)如是说。这些消息固然糟糕，但人类的长期趋势还是乐观的。一般人的生活将越来越好。
据新闻报道，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的内战正趋于合并，且有可能很快与巴以冲突交集。在西非，埃博拉病毒的最严重爆发已导致数千人死亡，疫情主要集中在利比里亚。1976年，彼得•皮奥特(Peter Piot)与他人共同发现了埃博拉病毒，他现在是伦敦卫生暨热带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 Tropical Medicine)院长。皮奥特告诉我：“疫情正在失控，让人感到了某种末日景象。”他说，西非生活着许多印度人，假如其中一人感染了病毒，然后将病毒携带回一家不卫生的印度公立医院，想想可能会发生什么。
但尽管有这么多可怕的消息，整个世界却在不断变得更安全。根据哈佛大学(Harvard)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跟踪调查，战争死亡人数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下降中，而且这一趋势可能已延续了几个世纪。平克写道，全球战争死亡率在“二战期间接近每10万人口中死亡300人，至朝鲜战争期间下降到近30人，越战期间为十几人，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时降至个位数，本世纪则不足一人。”
诚然，2005年后冲突中死亡人数有所反弹。据联合国估计，2011年至今年4月单叙利亚就有将近20万人遇难。然而平克表示，每年每十万人中的战争死亡人数仍只“比一个多一点点”。凶杀案死亡人数远超战争死亡人数，而所有西方国家的凶杀案在持续下降。
而且近年来患传染病幸存者人数要远大于暴力死亡人数。穷人的三大杀手——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都在败退中。
此外，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报告，1990至2012年间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大致减半”。人类平均寿命已接近70岁，比20世纪50年代初多出了20岁。利比里亚人自1992年至今就获得了这新增的20年人均寿命。他们现在的平均寿命约为60岁。
事实上，世界银行(World Bank)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从1970年到2008年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即使战争地区也是如此。究其原因，医疗水平提高导致的死亡人数下降超过了战争死亡人口。
注意到这些乐观趋势后，人们应积极采取行动，而不是骄傲自满。通常情况下，总是有可为之处。
皮奥特虽然担心埃博拉疫情，但他认为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可能会很快研制出来：“这应该是最后一种我们只能用隔离和检疫手段对付的流行病。”他解释说，最初为了抗击艾滋病而创建的全球卫生网络能够迅速启动，而且埃博拉是一种比艾滋病简单的病毒。埃博拉之所以从未对全世界造成这么大困扰，是因为以前疫情爆发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少超过300人，而且只发生在贫困的非洲国家。现在药物试验已经开始。我们有望在数月内找到有效治疗方案。
我在国民党时代从小学读到大学。那时候学校里每逢星期一早晨上课之前都要做“纪念周”。纪念周的会场有规定的布置。正中间是孙中山的遗像，两边有一对竖条，右边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左边写着“同志仍需努力”。上面边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国民党的党旗。纪念周的议程也有一定的格式。先是唱国歌：“三民主义，我党所宗，……”然后是背诵总理遗嘱。再后是校长讲话。纪念周不光是学校里的规定程序，政府机关也一样。纪念周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一种，但是这种党化教育并不成功。
由于每周都要开纪念周，别的我没有留下印象，但是总理遗嘱倒是能够倒背如流。这个遗嘱一点也不长，一共大约二百多字，分成两段。第一段的内容是“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当时背诵总理遗嘱像是和尚念经，从来没想过里面说了些什么，有什么意义。但是七八十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仔细读一遍，感触很深。如果联系孙中山其他的主张，可以看出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对中国前途的构想，至今仍有重大意义。
孙中山革命的目的是中国的“自由平等”，而非其他。他心目中的自由平等是指谁的自由平等，我们不好妄加猜测。如果以今天对自由平等的理解，应该是个人的自由，人和人的平等。当然，当时中国非常贫困，国力极弱，经常受列强的欺凌。他肯定希望中国早日致富，加强国防。但是他深知如果没有自由和平等，其他这些目标都很难实现。所以他不提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也没有把加强国防、抵御外侮放在首位；更没有说要发扬中华文化，要和世界上别的国家一争高低。并不是这些不重要，而是没有自由平等这些目标都不可能实现。所以他把自由平等放在首位。可惜的是他的继承人，蒋介石和毛泽东都不是这样想的，实际上走的是一条独裁治国的道路。他们把自由平等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对国内哪些追求自由平等的人围堵封杀；对国外那些帮助中国走向自由平等的人视为境外敌对势力，完全和孙中山的遗嘱背道而驰。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让自由平等有了容身之地。也正因为有了初步的平等自由，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剩下的部分还是平等自由的未竟部分。
实现平等自由的方法，他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他说要唤起民众，而不是教育民众。他认为民众只要唤醒，就能实现平等自由。如何唤醒？结合他对平等自由的重视，可以推测，就是言论的自由、民众的自我教育，而不是从上而下的灌输式的教育。孙中山的遗嘱是在1925年他临终前写下的，至今已近九十年。那时候中国的民众总体上处于未启蒙状态，识字率极低，对外界的知识极少，那时孙中山对民众尚且有如此的信心，何况现在。
唤起民众还不够，还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他已经看到联合各国的重要性，光靠自己是不够的，必须和世界各国联合起来。他非常看重世界对中国的重要性。他一度把希望寄托在苏联。但是后来的事实说明苏联的领土野心并不小。实际上二战结束时中国能够成为联合国发起国，成为有否决权的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全靠“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严格讲，二战中太平洋战区的结束主要靠美国的力量，美国士兵浴血奋战，一寸一寸地攻克塞班岛和琉球群岛，更因为用了威力极强的原子弹把日本彻底打垮。战胜日本光靠中国的力量，在一二十年内绝无可能。可见世界各国对中国有多么重要。孙中山遗嘱中对外关系的看法至今仍然应该是我们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
一个国家不能脱离自己的国情去搞现代化，而传统就是最大的国情。比如日本和韩国，现代化很发达，但依然保留着浓厚的日本和韩国传统，可谓之有日韩特色的现代化。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在历史过程中，当一个自诩为先进的民族和国家忽然变得落后挨打时，就会产生价值怀疑，对自己的传统失去信心，中国就是如此。
中国从近百年前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打倒“孔老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从国家的思想脉络来说，差不多一直在反传统。改革后，虽然不反传统了，但也不认为传统对国家发展有什么价值，不但执政党如此，就连知识界的多数，恐怕亦是这样认为。
但这种情况，或许在今后会有所改变。9月25日，在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纪念会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出席了纪念大会，发出了回归传统，复兴传统文化的号召。他在5000余字的讲话中，高度肯定了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富含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可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这一讲话，无疑会使一部分重视传统的知识界人士和国学派感到振奋。
现在中国社会都在猜测领导人这样做的意图。曾有官方学者解读，领导人重视传统文化，是要从文化上为中国道路寻找理论支撑，为中国软实力崛起寻找方向，以及“中国梦”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支撑。这个解释大体上符合逻辑。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无法解决当下弥漫的信仰、道德和精神危机，又不想从西方文化和宗教中寻求治理药方的情况下，必然要重返传统，从传统中寻求拯救心灵的良方。执政党则通过把自己打扮成传统文化的天然继承者和捍卫者的角色，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巧妙地转移到对自己的认同上来，从而用传统文化来为自己的统治背书，赋予一种文化上的合法性。这样一举两得，岂不很好？
比起过去在国家发展指导思想的一味反传统来，回归传统，接纳传统，总归是一种进步。但正如熊彼得把创造性破坏视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的标识，在“师法传统”中，这里也存在一个像执政党过去常说的，如何“去粗取精”、“去伪求真”，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好的，都适合今天的社会发展。毕竟传统是对过去时代的价值反映，它具有通用的一面，但也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对传统进行一番创造性的改造与转化。何况我们目前这个时代正在发生巨变，适合过去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不一定适合今天。
比如，中国文化传统中最缺的就是自由、民主、法治等在今天看来是作为一般价值的东西。如果中国的文化不能包含这些现代价值，将它们充实到传统文化的内核里去，传统文化也就谈不上现代化。所以，需要为传统文化嫁接和植入现代价值元素，为国家现代化提供方向引导、精神支柱和文化保障。
中国房地产市场将放松“限贷”政策的传闻，在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天终被证实。中国央行放松了对“首套房”的认定：拥有一套住房、但已还清贷款的家庭，再购房时可享受首套房贷款优惠（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0%，贷款利率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不少人将此举解读为中国楼市调控政策转向的信号。
以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看，放松“限贷”很有必要。不过，最新政策调整仍不意味着楼市调控的全面转向，至少“北上广深”和三亚这五个城市还没有取消“限购”。与“限购”政策的放松程度在全国不同地区有所差别一样，此次“限贷”的放松程度也有可能因地而异。
“因地而异”正是习李政府的楼市调控基调。李克强出任总理以来，极少发表有关房地产的言论，也没有出台过中央层面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但他在今年“两会”结束前答记者问时，曾发表过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思路。他强调，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是政府奋斗的目标，对房地产市场应“因城因地”分类调控，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对于合理的自住需求，也要有相应政策支持。
中国大量现存住房是房地产市场改革前所建，截止2012年，有超过60%的人住在不合标准的老房子中。这意味着改善型需求依然巨大。这部分需求被抑制，主要原因不是“限购”，而是“限贷”带来的高资金成本。
但之所以认为楼市调控还未到全面转向时刻，是因为中国房价仍然偏高。
按照今年5月易居房产研究院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剔除可售保障型住房后，房价收入比（一个城市的平均单套房价与平均家庭年收入之比）均值为10.2倍，北京甚至高达19.1，远远超出国际通行的4-6倍的合理范围。而2013年中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世界十大贵至难以承受的房地产市场（城市）中，有七个都在中国。
从衡量房地产市场价格是否过热的另一个指标——租金回报率看，2008年以来，一线城市租金回报率（平均单套房屋年租金与平均单套房屋价格之比）持续下降。8月时，北京、上海的租金回报率仅略高于2%，而广州、深圳的租金回报率不到2.5%，均处于历史低谷，大幅低于2014年上半年银行理财产品5.2%的加权平均年化收益率（数据来源：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甚至较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亦有不小差距。
可见，中国房价仍处于高位。此次“限贷”放松主要体现在首套房的认定上，显然更多针对的是本地民众的改善型需求，可以理解为楼市调控政策的局部调整。
“限购”的放松过程，也体现出“因城因地”的差别。二、三、四线地方政府根据署地发展情况和建设需要，放松限购，以稳定当地资产价格和经济增长，是一种正常的政策选择。而一线城市因为丰富的教育、医疗、文化、经济、政策资源，一旦放开限购，可能会引发全国需求的涌入，再次造成房市供不应求，加重区域公共资源的负担，因而不放松“限购”也在情理之中。
从国际经验来看，“限贷”即使放松，也不应延伸为对住房信贷的整体放松，对投机投资性需求仍需要加以抑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年的研究，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23个曾经历住房市场和信贷市场“双繁荣”的国家中，有21个都爆发了金融危机或GDP增速的严重下降。相较之下，只经历了楼市繁荣（信贷不繁荣）的7个国家中，只有两个经历了系统性银行危机，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相对温和。从这个角度看，为了“防风险”，给房地产市场“托底”的全面信贷放松仍应谨慎。这或许是本次“限贷”放松消息几经周折后才被证实的主要原因。
从“因城因地”分类调控的“限购”放松，到修改首套房认定的“限贷”放松，主要着眼于改善型住房需求，可谓既“惠民生”又“稳增长”。但全面宽松的楼市政策还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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