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November 3, 2014

高管不用做健身狂

最近,我与认识的一位企业家在一起呆了一段时间。我上次见他的时候,他正在为铁人比赛训练。铁人比赛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比赛,首先你得游泳2英里,随后骑行相当于从伦敦到布莱顿来回的距离,最后跑完一个马拉松。

这次他声称要更进一步。对他来说,马拉松的挑战性还不够。他在上周跑了一个半马拉松,他的Fitbit记录了一天内的个人最佳步数:5万步。

尽管他一直以这种方式磨练自己的身体,但他也在投入超人的努力打造企业。他坚称,这两项活动是互补的。跑马拉松的耐力可以转换为创业的耐力。

最近我在《泰晤时报》(The Times)的一个采访报道中了解到,Thomas Cook的首席执行官哈丽特•格林(Harriet Green)喜欢让一天的生活从早晨5点半举16公斤的壶铃开始,精力充沛得连其私人健身教练都自叹不如。

她也相信,锻炼身体与企业盈亏之间存在关联。她在健身房增强体力,正是让一家旅游公司摆脱困境,并转变为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案例研究目标所需要的。

高管们一直在夸耀自己健身锻炼的辛苦,但这种极端的运动有点过分。随着企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全都说公司有必要“瘦身”和“健身”、“灵巧”、“灵活”并“注重”小事。但我们真的是在说,它们的领导人的身体也必须达到这些标准吗?

一些锻炼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在工作中做出成绩。当我起身爬楼梯,或者骑车去某地的时候,我感觉不那么懒散了。但要达到这种精力充沛的良好状态,没必要举重16公斤或者跑步39英里。英国国民健康服务(NHS)网站说,你所需要做的就是一周5次轻快的短途散步。

甚至这种量的活动也不是企业取得辉煌成功的前提条件。我最钦佩的两位领导人都有些偏胖,我从未听说他们两人进行过什么锻炼。

两人都人高马大,而且还异常聪明。他们似乎都有大把精力经营一家大型的复杂企业,全都决策英明,受到手下数千名员工的尊敬。

当然这两人只是例外;企业董事会中的健身迷远远多于胖子。然而,这其中的原因并非极端的锻炼导致了极端的成功,相反,两者都是相同的人格缺陷所致。

企业要取得成功,企业领导人就得有病态的成功欲望和严格的纪律,就像有人把腹肌锻炼到上帝在用粘土塑造亚当和夏娃时从来无意达到的程度。

唯一的遗憾在于,此类纪律被浪费在了如此内向且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几乎所有事情——学习拉小提琴、读书,甚至购物——都比健身好,因为至少你为经济做出了贡献。运动不会拓宽高管的世界观,而其它几乎所有活动都有这个作用。

过度锻炼不仅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且至少有4个理由表明这是一个糟糕的想法。首先,它对家庭来说是可怕的,因为如果你长时间工作,然后又长时间锻炼,你实际上根本没时间与家人见面。

其次,这存在歧视。一起汗流浃背锻炼的人建立了一个排斥其他人的圈子。并非巧合的是,格林在Thomas Cook的高管团队中有一个马拉松选手、一个三项全能运动员和一个前体操运动员。

第三,它让人们不仅有种优越感,而且还有种危险的不可战胜的感觉。在商业中,觉得脆弱和了解自己的弱点是有益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但我的主要抱怨是,那些喋喋不休谈论Fitbit的人乏味得很。大约一周前,戴维•霍克尼(David Hockney)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讲述了有一天去拜访老伙计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时的情景。他穿过公园,手里夹着烟,惬意地看着路上的喜鹊和兔子。有3个女孩慢跑着经过他的身边,他说,这些女孩没有看到喜鹊或者兔子,因为她们只关注自己的身体。

对这位懂一点耐力的77岁画家来说,悠然的散步远远好于跑步,这不仅因为你能观察环境,而且还因为它更有利于你的胫骨。只是我不想使用最后这个理由——过度锻炼对你的骨骼不利。如果高管们选择以这种方式损伤他们的骨骼,那就随他们去吧。这不关我的事。

译者/邹策

北京为APEC铺开奢华“红毯”

中国正全力以赴承办为期一周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此次会议本周将在北京召开。

此次峰会更多的是关于对话和非限制性承诺,而非实施改革。参加此次峰会的国家代表着全球一半以上的经济产出。

此次峰会将为关系紧张的政府首脑间的会晤提供平台。今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可能会在此次论坛的会议间隙会晤,在这两个亚洲最大经济强国出现近两年的危险对峙之后,这将是一个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突破。

北京正准备迎接各国政要、部长以及斡旋人士的到来,期间北京市大中小学将放假,将实行各种交通疏导措施,距离北京半径200英里(约312公里)以内区域的钢铁厂也将被关闭,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重现北京2008年奥运会期间人们看到的蓝天。

此次论坛还在与会政府首脑身穿主办国民族服装的传统上更进一步,北京花费逾10亿美元专门为此次会议修建了一个位于湖边的会场。

观察此次论坛的整个筹备活动,就要看距离北京市区以北约1小时车程的雁栖湖边,该项目是在空前的全国性节俭和反腐运动的背景下完工的。

两年前位于湖边的那些低矮的砖房村落,如今变成了几座奢华的建筑,包括一座屋檐飞起的优雅建筑,旁边还设有一个游船码头,形成了这个APEC24个成员国和观察国的政府首脑举行峰会的主会场。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家崭新的圆形酒店,酷似一艘太空船。

该酒店的运营商凯宾斯基(Kempinski)豪华酒店连锁将这个设计称为“旭日东升”。这个词往往更多的与战时的日本联系在一起,但该酒店的解读是“象征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

景区内的18洞高尔夫球场公然违抗了中国2004年颁布的一项全国性禁令:由于水资源短缺以及环境污染,中国将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新建高尔夫球场。这一禁令一直被普遍忽视。

根据地方投资促进局的数据,为举办此次为期一周的会议,政府斥资70亿元人民币 (合11.5亿美元), 用于改造雁栖湖周边地区。一家追踪中国建筑行业的网站估计,总投资额是上述数字的5倍,即360亿元人民币。

此外,到访的领导人将以特别快的速度离开北京市区抵达会场,因为这里新修了一条宽阔的公路直接通向雁栖湖,可以避开怀柔复杂的交通,怀柔是一个位于北京城区东北部的卫星城。

据地方媒体称,怀柔为此次论坛做出的努力并不限于雁栖湖边。怀柔区政府和旅游公司共投资1.64亿美元,建设了26个风景区,怀柔还另外斥资800万美元,建起了一个“民间手工”购物村,同时开挖了一条人工河道。

译者/梁艳裳

中国国产车质量大幅提升

研究显示,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上,本土汽车制造商与外国竞争者的质量差距已降至7年来最低水平。

但质量的提升并不足以阻止中国本土车企的市场份额今年大幅下滑,导致人们对中国车企能否走向国际市场产生疑问。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市场研究公司J.D. Power开展的中国汽车市场年度质量调查,追踪逾2.1万名中国车主的数据,计算出每百辆汽车报告的机械和设计问题数量。

该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国产车每百辆车报告问题131起,进口车和合资车的这个数字为95起,差距仅为36个点,在该项调查开始以来的7年中,今年是差距最小的一年。2008年,中国刚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时,这一差距为145个点。“这证明了国产汽车品牌取得的进步。”J.D. Power亚太区负责人杰夫•布罗德里克(Geoff Broderick)说,“到2018年,国产和非国产汽车品牌将达到同样的质量水平。”

尽管质量稳步提升,但中国本土汽车制造商今年以来一直业绩惨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CAAM)数据显示,国产汽车品牌的轿车市场(不包括运动型多用途车(SUV))占有率已从约25%降至20%。

上周,上汽集团(SAIC Motor)表示其自有品牌业务在今年前9个月亏损39亿元人民币(合6.4亿美元)。但它与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和大众(Volkswagen)的合资公司都经营得非常成功,合计为其带来223亿元人民币的产权收入,这让伯恩斯坦(Bernstein Research)分析师Robin Zhu禁不住问:“上汽集团为什么不能干脆只生产大众和雪佛兰(Chevy)呢?”

几乎所有大型国有车企都依赖合资公司补贴经营困难的自有品牌业务。中国民营车企一直避免与海外竞争者合资,它们的日子更加难过。总部位于深圳、主要生产电动车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BYD)报告第三季度利润同比下跌26%,至2800万元人民币。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是比亚迪的股东之一。

比亚迪的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的销量增长速度,不足以抵消消费者对其汽油车需求的急剧下滑。

中国的汽车市场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品牌数量是美国的两倍,车型数量是美国的3倍。J.D. Power的调查着眼于消费者的满意度情况,抽取了62个品牌、212个车型。

许多分析师相信,在行业整合的过程中,将有几十家车企、几十个车型遭到淘汰——正如美国汽车市场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过的情况。

布罗德里克说:“中国的消费者是全世界眼光最毒辣的,因为他们久经磨练,已变得不信任产品。”他举了涉及婴儿奶粉和儿童玩具的质量丑闻为例。

“他们的情境预设是质量可能存在问题,而在西方,消费者是相信品牌的。”

译者/阑天

“精打细算”的亿万富翁

亿万富翁约翰•考德韦尔(John Caudwell)现在担心,英国《金融时报》的读者会认为他是个“十足的傻子”。考德韦尔原来从事手机零售业务。

他这么说可能是有道理的。他有时看上去像是一位精打细算的大富豪。他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特伦特河畔斯托克(Stoke-on-Trent,以下简称斯托克)长大,在成为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后,他一如既往地去便利店Happy Shoppers买橙汁。他酷爱直升机,但也会乘坐廉价航空公司易捷航空(EasyJet)的飞机。他有一艘游艇,但今年他取消了在自己的游艇上度假的计划,因为有人出钱租他的游艇。

他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也充满着矛盾。当被问到员工会不会怕他时,他承认自己是“严厉的监工”,但他计划将卖掉Phones 4U所得的十几亿英镑中的大部分捐给慈善机构。

他先后有三位伴侣,育有5个子女,这反映出他的私生活有些混乱,但他把今年的度假地点最终选在了他前妻的别墅。

他在伦敦的公寓也具有欺骗性,这栋公寓位于梅菲尔最安静的路段之一,那些代表着辉煌过去的蓝色门牌(blue plaque)让这里显得更加冷清。

一位叫做克雷格(Craig)的男子正等着把我带上楼,我们经过一个个房间,有的摆放着考德韦尔的竞赛用自行车,有的挂满他以及他的伴侣与喜欢光顾伦敦夜生活的名人和年轻皇室成员在一起的照片。

实际上,自从两年前从中东某皇室家族手中购得这栋公寓以来,考德韦尔只是勉强在这里居住。室内陈设还保持着原业主的风格——豪华立柱、大理石和金漆。他打算用两年时间重新装修,弄掉那些“令人生厌、糟糕透顶”的内部装饰,再挖一个地下室,在里面建一座游泳池、一座可以容纳8辆车的立体车库和一所影院。

他不喜欢汽车,但他打算在地下室停放几辆法拉利(Ferrari)——“就是展示”。骑自行车才是他的喜好,但他现在的身体不适合像过去那样经常骑自行车了,那时他会从斯托克骑150多英里到伦敦上班。

重新装修后,惟一保留原样的将是装饰华丽的舞厅(他每年在这里举办慈善舞会)。“那,”他说道,“符合我的品味。”

在半明半暗中围着楼梯走动的几名工作人员,让这里感觉更像是无人居住的房子。公寓里甚至没有暖气,一旦有客人来,考德威尔需要从折扣店购买60台独立电暖器。

我们在接近顶层一间略微装修过的书房交谈,乱糟糟的书桌上摆满了设计图纸,有关于住所的,也有关于附近一个停车场的改造计划的。

他表示:“不谦虚的说,我认为这可能成为全世界最棒的地方。”他一边看着建筑师关于把Audley Square停车场改造成波特兰式石材立面住宅的规划书,一边说道。“但旁边有一些丑陋无比的建筑。它会非常美。”

美对于考德威尔至关重要,这可能会让只知道他那些位于商业街色彩斑斓的连锁店铺以及奢华广告的人感到意外。

这位企业家衣着朴素,穿着蓝色牛仔裤和蓝色衬衫,脚上是一双平底鞋。但走进另一个房间时,我们就可以看出他那较为奇特的品味,那里摆着一个系列的风格华丽的金银刺绣的夹克衫,其品牌名一语双关——“Jean Caudevelle”。

这个服装系列是利用出售Phones 4U所得的14亿英镑运作的多项业务之一;新的项目还包括高档女装、新式轮船引擎以及东欧健康俱乐部。

Sunday, November 2, 2014

中国成功回收绕月轨道飞行器

就在美国调查人员仔细调查两起太空事故的残骸之际,随着一艘绕月飞行了8天的无人飞船返回地面,中国的太空项目又向前迈进了一小步。

中国向太空的“长征”沿袭了一条十分成熟的发展道路。该轨道飞行器的回收再现了美国和前苏联40多年前取得的成就。但对中国的登月计划来说,这依然是一种十分必要的技术。

尽管中国的这一进展无论在科学上还是在技术上都不具突破性——印度曾在今年9月将一颗探测器送入火星轨道——它还是加深了美国政府对美国正失去太空领域领先地位的担忧。在美国退役本国所有航天飞机之后,它现在只能依赖俄罗斯将其宇航员送至国际空间站(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上周六,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上述无人飞船返回后报道称,尽管中国无意参与任何太空竞赛,但在太空计划上很少有国家能与中国竞争。

2013年3月,美国国会曾制定相关法律,禁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与中国开展任何合作,此举为两国间的科技合作投下阴影。

一年前,一名耶鲁大学(Yale)的中国学者被禁止参加一个有关太阳系外行星的学术会议,原因是该会议是在属于NASA的一栋大楼内召开。这一事件招致了美国科学家的愤慨。

中国曾在2003年将“太空人”送入绕地轨道,去年则实现了与在轨空间实验室的对接。中国计划在2017年通过无人飞船采集月面样品,并在2025年左右实现航天员登月。

就在上周,美国打造民营太空产业的企图遭遇了挫折。上周五,维珍银河(Virgin Galactic)的“太空船2号”(SpaceShipTwo)在一次飞行测试中发生爆炸,两名飞行员一死一伤。该飞船将从明年3月开始携带游客进入太空中高度较低的范围。

而就在上周二,美国一枚携带物资飞往空间站的私人运营火箭在发射后不久坠毁。

中国的太空计划也有自己的问题。今年1月,“玉兔号”(Jade Rabbit)月球车登陆月球,却因遭遇故障而无法在进入月夜休眠之前完全遮蔽其监控设备。

上周六,新华社表示,玉兔号月球车的性能在今年1月遭遇控制问题后大大降低。

译者/简易

英国投行家被控在香港谋杀两名女性

香港警方指控一名29岁的英国投行人士谋杀两名女性,尸体在一个高档公寓单位被发现。香港是个以低谋杀率闻名的城市,这个消息震惊了全港。

在香港湾仔区一栋大楼里发现了两具女尸之后,警方上周六拘留了这位前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员工。湾仔区是个居民区,那里的夜生活享有盛名,吸引了很多银行业人士。

两具女尸颈部都有伤痕,据信都是来自印尼的性工作者。

其中一具尸体被藏在这间31楼公寓单位阳台上的一个旅行箱里;另外一具尸体是在客厅被发现的。

香港警方表示,已以犯有两起谋杀为由对该男子暂定控罪。警方在公告中补充称,嫌犯定于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出庭。

警方未透露被拘男子的姓名,但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男子是鲁里克•朱坦(Rurik Jutting)。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拒绝置评,但与该行关系密切的人士证实,一名同样姓名的员工不久前离开了该行。

根据他的领英(LinkedIn)档案,朱坦在结构化股权部门工作,去年夏天刚刚调到香港。此前,这位毕业于剑桥(Cambridge)的银行家曾在伦敦的美国银行和巴克莱(Barclays)工作过。

英国外交部(Foreign Office)证实,一名英国籍人士在香港被捕,外交部正在提供领事方面的协助。

香港警方表示该男子上周六清晨报警,请警方调查该案。警方补充表示已经拘留该男子,并在现场查获一把尖刀。

根据政府公布的犯罪统计数据,700万人口的香港今年1月至6月间发生了14起凶杀案。

译者/阑天

“唯快不破”怎么破?

同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和德国学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教训。第一次世界大战旷日持久,尤其在西线战场,交战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来来回回拉锯。一次次地发动冲锋,往往是只能把战线推进数米。

在法国看来,防守才是最好的进攻。如果想要防范德国的进攻,就要在法德边界构筑一个坚强的防守工事。从1929年开始,在法国陆军部长马奇诺的指挥下,法国开始建造绵延约四百公里,纵深6-8公里的“马奇诺防线”。这条防线直到1940年5月德国绕路入侵法国,还在修缮和扩建。

在德国看来,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当然,德国军方的意见并不统一,很多将军认同老毛奇的看法。老毛奇指挥了1871年的普法战争,他事后却说,以后再想在工业化的西欧地区长驱直入可能不行了:人口越来越稠密,城市和运河星罗棋布,部队行军会遇到重重阻碍。但年轻一代的德国军官,如古德里安、曼施坦因和隆美尔等,却敏锐地察觉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进攻型武器已经亮相,打破了防守一方的优势。他们酝酿了“闪电战”的战术。

1939年9月1日,德国对波兰不宣而战,这是纳粹“闪电战”的第一个成功范例。德国空军占领了制空权,波兰的飞机还来不及起飞就被炸掉了,装甲兵部队急速推进,驱散了毫无准备的波兰步兵,无情地将手持马刀和长矛的波兰骑兵压为齑粉。不到一周时间,战场上胜负已定,伏尔曼上校对希特勒说:“剩下的不过是打一只兔子。”德国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彻底占领了波兰。

德国入侵法国,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法国的地面部队比德国更强大。法国有65个师,德国只有52个师。法国的坦克也比德国更多。但法国的空军严重落伍,德国轻易地取得了制空权。德国根本没有去碰马奇诺防线,他们出其不意,绕道比法边界崎岖的阿登尼斯山地。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一马当先,他们的行军速度之快,连希特勒都没有想到。希特勒一直担心德国的坦克部队挺进得太快了。如果不是希特勒横加干预,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很可能会封锁英吉利海峡,那样,英法部队就无法从敦刻尔克撤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不到十个月,德国就已经横扫欧洲大陆,整个世界被闹得天翻地覆。从1939年到1942年,德国几乎始终在战场上占据优势。难道“闪电战”是不可战胜的吗?

“闪电战”第一次遇到挫败,是在东线的苏联战场上。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苏联军队几乎毫无准备,一下子被打得落花流水。德军一举占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以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到1941年底,德军已经直逼莫斯科城下。从1942年7月开始,苏联和德国的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展开血战。斯大林格勒城中犹如人间地狱,刚刚赶赴城中的红军战士,平均存活时间不到24个小时,军官也只有约3天的平均存活时间。几乎在每一间房间里都进行过战斗。德国士兵说:“即使我们占领了厨房,也仍然需要在客厅进行战斗。”1942年11月苏联红军发动第一次反攻。1943年1月红军发动第二轮反攻。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德军在此次战役中损失了东线南翼大约四分之一的兵力。尽管德军在1943年又发动了几次反攻,但到1944年,德军大势已去,苏军步步西进,战场上的局势基本扭转。

分析:中国经济政策进退两难

中国的经济降温已经搅乱大宗商品市场,促使此前极大受益于中国繁荣的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和德国等地经济放缓。

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速是自全球金融危机最黑暗时期以来最慢的,今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长几乎肯定将是1990年以来最疲弱的。

但是,一系列重要指标持续快速和难以维系的增长强烈暗示,中国经济放缓在企稳之前还有一段很长的下坡路要走。

近期中国经济减速的大背景是,信贷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速度扩张,地方政府继续以远超其承受能力的规模举债,从钢铁生产到房地产的各类投资快速增长、销售却下滑。

鉴于需求下降,所有这些指标的升势都是不可持续的,在不久之后的某个时刻,它们将不得不降下来,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剧烈地放缓。

“我相信我们不会看到中国崩溃或者爆发金融危机,但是,随着未来一年左右信贷条件趋紧,局面将变得难看,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独立宏观经济研究公司Emerging Advisors Group总裁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表示。

“不可避免的是,供应面将发生大规模洗牌,因为那是所有那些信贷的目的地,我们可能看到企业开始成批破产。”

今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7.3%的中国经济,仍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但就在不那么久之前的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还接近10%。

近几个月信贷扩张有所放缓,但增速仍远远高于GDP,同时每一元借入的人民币产生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少。

世界银行(World Bank)提到了这个问题。该机构建议中国领导层不再执着于实现GDP增长目标(2014年设定的目标是7.5%“左右”)。

“目前对实现短期增长目标的注重,不利于实施必要的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长转入更可持续的中期轨道。”世行经济学家司克礼(Karlis Smits)上周写道,“若不采取政策行动,中期而言中国潜在增长的放缓可能会更加严重。”

一些分析师表示,经济低迷可能会更早到来。今年初开始的房地产销售和价格双双下滑,已被归为整体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迄今的回调相当温和,并未打击投资和建设活动——中国经济的两大驱动因素。今年头9个月的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下降8.6%。但同期在建面积却增长8.1%,而截至9月底新落成的楼面面积同比增长5.1%。

这种供需不匹配正在加剧楼市本已存在的大量过剩。高盛(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约五分之一的城市住宅处于空置状态。一系列配套产业(如钢铁)面临着相似的命运。

尽管经历了多年极端的产能过剩和利润下滑——如今中国钢材价格比白菜还低——但今年头9个月全国钢材产量却同比增长5.4%。

破产是另一个痛苦尚未真正到来的领域。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的企业破产律师韩传华表示,近几个月破产数量有所增加,但很多应该倒闭的企业并没有倒闭。

在很多情况下,这是因为地方政府下令法院不得受理破产案件,因为它们不希望失业或损失税收收入被记入自己的政绩。

许多集团只能以高利率借入资金来滚转旧有的贷款,苦撑几个月。但随着增长不可避免地继续放缓,多数分析师预期将看到更多的倒闭,尤其是在房地产和上游产业。

“房地产开发商和钢铁企业将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继续依靠信贷和扩大库存勉强维持,因为政府承受不起就业和消费遭受太大冲击,”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

“最终,政府不得不让增长进一步放缓。把增长保持在高于5%或6%的水平越久,债务问题就会变得越糟糕,发生真正难看的调整的风险就越大。”

译者/和风

伦敦核心区房价有多高?

中国治理尚无“模式”可言

【编者的话】FT中文网一直关注对中国模式民主制度的争鸣与探讨。《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马丁•雅克日前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谈中国的治理制度在过去三十年中的成功,本文为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张静对雅克文章的回应。张静认为,中国的治理实践尚不足以称为“模式”,而是一种不断适应社会状况变化的“反应性理政”。FT中文网刊登此文,欢迎海内外学者和各位读者就这一问题展开持续讨论和争鸣。

与马丁•雅克先生的看法不同,我认为,重估中国的治理“模式”是一个为时过早的工作。理由在于,要让“模式”令人信服,很多方面仍然难以确定。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确有发展,这些发展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观察:有更多的出版物出现,包括翻译作品的高潮再次出现,这些出版物中的部分内容,并未局限在一类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体系之内;互联网对公务人员的监督作用出现,不少官员的不端行为被公开;公务员逐步通过考试方式录用,部分职位出现公开竞争;官员晋升和所受教育的关联更强,缺少知识训练的人员更难进入公职岗位;在职业、收入、居住和生活方式等领域,个人的选择增加,对单位的依赖减弱;个人发展的途径出现多元分化,个人和团体外出交流的机会大幅上升;部分资源的实际配置权已经从行政部门转向市场部门,等等。

这些发展的总体趋势,实际上和人们对“政治和社会文明”的认识一致:公民和组织的自主性及自由选择权有进展,公务人员的竞争性增加,对其行为进行监督的社会压力增加,问责和究责从基本没有到开始出现。这些方向并没有偏离世界历史的主流进程。

在我看来,一个东西如果可以称之为“模式”,至少应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标准:一、模式应有一种制度化的稳定性;二、模式应跟其它模式不同,具备独特性或称差异性;三、模式一旦确立后能够被他人所模仿,学术的语言叫做有扩散性;四、模式应不仅自己承认,还被他人认可。如果观察中国的状况,这几个标准目前都不确定,这是模式总结的关键难题。

关于第一点,中国的治理模式已经趋于稳定了吗?似乎还不能肯定。相反,如果观察近3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体制的变化反而是常态:不断有之前肯定的政策后来又被否定,反过来也一样,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这些变化引发了社会关系的重组,比如,“三个代表”政策出台,改变了新生阶层和体制的关系,也改变了政权依赖单一阶级基础的状况。又比如《物权法》颁布,合法化了个人和组织的财产权,这一变化显示了社会经济力量对决策模式的影响,在几十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看上去,这些变化的基本趋向是不断反应财富保护的社会需求,但是其后的《劳动法》以及各种税务条例、房产政策的出台,又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有产者利益的扩张。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这些变化基于中国现实的需要,但似乎并未显示出稳定的模式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