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以来，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均取得10％的年复合增长率，但是近期种种迹象显示，其增长速度已有明显放缓，引发各方担忧。中国GDP在2012年放缓至8％以下，2014年进一步下降到7.4％，为过去24年中的最低点。市场预测，在未来几年内增长速度有可能进一步放缓至7％左右或更低。笔者认为，目前的经济放缓与近几十年来经济周期性的放缓有着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中国经济很可能演变成一种“新常态”时期。
何为“新常态”？从经济学理论来讲，“新常态”下的增长放缓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从供给角度来讲，按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函数；从需求角度，经济增长是靠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拉动。在“新常态”之下，走供给学派革命是一条可行之路，那就是通过改善供给来创造需求。众所周知，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经过里根总统以及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主张而闻名于世。
从供给方面看中国经济变化，首先是人口变化。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2年通过转折点，自此以后劳动年龄人口的逐步下降和依存人口比例逐渐上升，这可能会对关键的和相互关联的增长因素，包括劳动力供给、储蓄率。资本边际收益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劳动人口正在呈现缩减趋势，15-59岁人口从2011年至2012年缩水66万到9.45亿人。“在2012年，我们看到了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一事实。”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如是说。事实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到2014年已从2011年顶点下降了560万。2012年中国GDP增速10多年以来首次下降到8％以下与该年人口拐点应该不会是一个巧合。
众所周知，全要素生产率包含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以及体制和管理创新等改善，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于中国经济意义重大：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通过将劳动力从生产力较低的农业领域转移到生产力较高的第二和第三产业，以及后发者的技术追赶，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变化，大量“低垂果子”已经被采摘，换而言之，经济增长方面容易的道路已经快要走完，劳动力过剩正在消除，低基数效应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缩小正在消失，这一切表明了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将会放缓。
同样的视角，其实也适用于制度创新红利。在过去三十年，通过加强产权保护、私营部门崛起、国有企业改革加入世贸组织等举措，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市场份额提升，其红利所带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一情况今天也面临瓶颈，有可能经过三十年的繁荣后放缓。
从需求方面看，随着中国经济不得不解决投资比例过高、经济体系杠杆过度及房地产价格及库存过高等潜在风险，未来投资增长将势必减速。201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达到46.1％，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8％，对比之下，美国的12.8％，欧盟的17.8％，日本的21.2％。再看房地产市场，这一行业占2013年占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约30％，但其销售量和价格在2014年放缓，随着在未来几年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脆弱的大众承受能力，这一放缓趋势会继续持续。最后，中国的整体债务占GDP的比例已提高到2014年的241％，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该数据低于160％，这也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体中负债最高的经济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