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过去不久的2014年里，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差不多同时进入了“新常态”，只不过这两边的“新常态”内容大不一样。中国内地的“新常态”是经济增长一步步减缓，因为诸多生产要素的成本一步步上升，从中等收入水平往前走的大环境一步步呈现出相互纠结的“硬约束”。
香港“新常态”：躁动不安的表面
而香港特区的“新常态”，则是比例相当大的中产和低收入阶层居民对本地的政治和社会演变趋势一步步不耐烦，对本地和内地的互动关系一步步不看好，对本地政府治理方向和方法一步步不认同，因此街头抗争一步步频繁密集。
2月1日，香港再次发动了一万多人的“唔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选”游行。按照香港主流媒体的观察，这乃是“占领行动（引者按：原称“占领中环行动”，后来由于占领的地点多处浮动，变成游击战术，本地媒体改称其为“占领行动”）完结后，首个大型示威集会”（《明报》2015年1月30日A10页头条专讯）。组织方“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声称，把举办多年的香港元旦游行推延到2月1日举行，主要是因为香港政改咨询推迟举行，希望通过游行彰显香港大众的“真正民意”。
从经验层面上描述和总结香港近来的“新常态”并不难。这个城市的土地和人口规模有限，还比不上它的近邻深圳市和广州市。但深度挖掘进而完整揭示这些经验层面故事之下的驱动要素——也就是政治社会学上常说的“动力学”机制（dynamics），却非常不容易。
一来这些驱动要素远远超出香港本地的范围，甚至超出中国本国的范围；二来这些要素的曝光出来往往里外不讨好。香港本地的一些群体会指责这是“大中华帝国心态”作怪，而中国内地又会有很多机构批判以“普世主义民主法治价值观”看问题，所以深度挖掘虽难，完整揭示更难。
可要客观冷静地理解香港的“新常态”，就必须与两边的极端主义思潮及其高声喇叭式的政策倡议保持适度而充分的距离。
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今年1月22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2014年内访港的数字比2013年增加了16%，达到4720万人次；自由行旅客增加了7.6%。大陆目前一共有49个城市的居民，可以通过自由行旅游证件来访问香港。根据国际旅游机构上周刚发布的资料，2014年持香港澳门台湾证件访问中国内地的游客，达到6700万左右人次。然而，从如此惊人的密切交往的海量数据，我们却不应该顺手推出过于乐观的结论，说中国大陆与它旁边的香港台湾两个小中型社会，相互之间的理解也与日俱增。
一个非常令人困扰的基本矛盾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被大多数居民认为是不言自明乃至于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往往被大多数居民认为是蛮不讲理乃至于大逆不道。让我首先用一个最鲜明的切近例子来凸显这个当代世界政治变幻的吊诡现象。
我们都知道，“朝鲜”和“韩国”本是个单一民族，英文名称一模一样，都是Korea，其家庭结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本来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70年，两边的人民在三、四代人的时间内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因为他们居于完全不同的政治、法律、经济、学校、宗教、对外关系的体制下。原本同一种语言文化的民族历史背景，就慢慢变得大不一样。我经常有机会与来自朝鲜半岛的人们聊天，我问韩国的年轻学生和老师：朝鲜民众一旦有幸见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一定会显示出泪流满面、甚至跪地拜服的场景，你们同种同文，看到这种场景，感觉如何？我从韩国公民那里得到的最多回应是：朝鲜民众的行为方式是“前现代的”（pre-modern），在今天的韩国社会里无法被接受，我们韩国居民认为那是一种政治病态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