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y 5, 2015

中国三大国有油企同日换帅

昨日,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任命了新的领导者,此举是对处于已持续两年的反腐败斗争风口浪尖的中国石油业的一次重大洗牌。

这场反腐行动瞄准了曾经主管中国能源业、并曾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的亲信网络。

油价的大幅下跌也给石油行业造成了冲击,使这些石油巨头不得不背负着在油价处于顶峰时高价收购的海外资产。

三大国有石油公司中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中石化(Sinopec)董事长和党组书记傅成玉将退休,接替者是王玉普。这名石油业人士在大庆油田逐级晋升,此后调任至中华全国总工会。接手中石化之前,王玉普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中海油(Cnooc)董事长王宜林将转至上市公司中石油(PetroChina)的母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CNPC)担任董事长。据CNPC表示,原CNPC董事长周吉平也到龄退休。

中海油副董事长杨华将接替王宜林的职位。

以上三人都未曾被反腐调查牵连。

傅成玉成名于其执掌规模较小的中海油的时期,由于美国国会的反对,中海油在2005年未能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他从收购优尼科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在美国进行了其他上游项目的投资,并为中海油收购加拿大油田开发商尼克森(Nexen)奠定了基础。

在2012年尼克森交易完成时,傅成玉已按照政府轮换国企高管的政策被调往中石化。在中石化二把手王天普因腐败指控被羁押之后,傅成玉的退休标志着中石化董事会的第二次变动。

郭晨(Owen Guo)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官方态度转向致中国股市暴跌

自2014年11月起始的本轮牛市行情演绎至今,上证综指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实现了翻倍,这应该是A股市场投资者历史上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尽管2015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不甚乐观,但仍有不少人相信,中国政府对股市持呵护、支持态度,股市繁荣不仅可以提高财富效应,同时也可反哺实体经济,因此市场情绪一直呈现乐观态势。不过,周二中国股市突如其来放量下跌4.06%,创三个半月最大单日跌幅,让市场恐慌情绪急剧上升。为此,FT中文网采访了多位证券行业资深专业人士,请他们对A股走势作出判断。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安尉表示,从2月初3052点至今,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上证综指最大涨幅接近50%,积累了较为丰厚的获利盘。但牛市中获利盘较大并不是股指调整的主要原因,短期内监管层释放出来的偏负面政策信号,才是周二指数出现大跌的关键因素。《人民日报》等官媒发表文章频频提示股市风险,预示着官方对此轮牛市行情应如何演绎的观点已经发生转向,这对市场上行构成了较大的心理压力。

交银国际首席策略分析师洪灏认为,周二股市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对股市态度的转变。在股市涨速过快、部分板块估值过高、实体经济疲弱的情况下,《人民日报》风险提示只是指数调整的导火索,因此,对今日调整并不应感到太多意外。目前看,指数调整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上海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胡月晓认为,周二A股市场暴跌的原因很多。一方面,今日是5月新股申购日,据统计首批新股总共25只,预计冻结资金约2.5万亿元至3万亿元人民币,对市场流动性有抑制;另一方面,监管部门风险提示导致市场情绪发生改变;此外,中国4月汇丰制造业PMI终值48.9,创12个月新低;最后,五一小长假期间市场降息预期落空。他还表示,周二A股大调整是势至时变。市场涨到现在的点位,需要交易手段(货币)的扩大,如果没有货币的真实增长(即不能只是“对冲式”放松),市场情绪和格局会慢慢转变,在资金推力减弱到临界点,股市巨幅调整不可避免。

信达证券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投资经理表示,本轮行情上涨过快过猛,几乎用半年时间走完了几年的路程,周二中国股市大跌是偶然中的必然。回顾过往,2009年在“四万亿”的刺激下,A股一年内指数翻番,而今年政策支持力度明显不如当年,但指数却在半年内翻番;况且2009年时股市有实体经济改善的数据支撑,而今年一季度却没有,此前中国央行意外降息,也说明当前实体经济的状况远比统计数字表现的要差得多;同时主板今年一季报收入和盈利均出现明显下降,且是近五年来首现负增长。从这点看,现阶段市场整体估值偏贵。一句话:光靠理想不能挣钱,最后还得考实打实的业绩。

(作者邮箱:tao.feng@ftmail.com)

A股为何缺少“长牛”和“慢牛”?

经过了过去数月的市场亢奋,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和监管者再一次不得不面对历史上一次又一次提出的相同难题:A股牛市是不是涨得太快了呢?这样的牛市还可能再持续下去吗?

不少中国投资者还依稀记得(虽然很多新近入市的投资者和不少经历过市场上一个周期的投资者已经忘却),在2007年10月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上证综指上涨超过两倍,飙升至6124点,创下历史新高。遗憾的是,在那之后的一年之内,上证指数又一度暴跌至近1800点,并让很多中国投资者在接下来的7年里,不得不再漫漫熊市中疗伤。

这一次牛市,上涨之迅速和迅猛,甚至一点也不在上一次之下。和上一次牛市的类似之处还在于,广大的中小散户只是到了最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次十年一遇的大牛市。有很多其他投资者已经在上涨过程中赚得钵满盆满,而自己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斩获。因此近期媒体上不乏关于散户投资者多开帐户、卖房炒股、融资炒股的报道。

在不断膨胀的投资者热情和不断累积的市场风险面前,市场监管者不断传递希望市场走牛,而且是走“长牛”和“慢牛”的期望。然而,事与愿违,市场上涨的脚步,不但没有放慢,反而有不断加快的趋势。

反观中国过去二十年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即使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一直稳定增长,企业的盈利水平不断地提升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股票市场好像就是摆脱不了“牛短熊长”这样一个市场的怪圈。

牛市上涨过快,不得不说和中国市场基本面信息的不明确和对传统金融投资理论的藐视和秒杀有关。股值高、盈利低、风险高的股票屡创新高而且丝毫没有任何调整地迹象,而股值便宜、盈利高、风险相对可控的品种却往往遭到市场的冷落和忽视。西方市场所谓的价值投资理论体系,无外乎是强调投资既取决于公司的资质,也取决于股票的估值水平:好的公司并不一定是好的投资选择,坏的企业也不一定是坏的投资选择,关键在于投资者投资股票时股票价格,相对其风险而言,是否足够便宜。

与此类似,好的市场并不一定需要好的经济,坏的经济未必带来坏的市场,关键在于市场的预期。牛市之所以成为牛市,泡沫之所以成为泡沫,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投资者的预期有很大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成分。只要投资者都认为市场可以涨起来,市场自然而然就会涨起来,完全不需要所谓基本面的支撑,更妙的是,随着市场的上涨,很多之前对上涨心存怀疑或者不以为然地投资者也不得不在现实面前承认自己之前的误判,转而加入到看多者的行列之中。更妙的是,很多原先持怀疑态度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散户,为了能够“赶上市场的脚步”,往往在市场见顶、泡沫即将破裂的时候,才终于在市场行情的感召下,鼓足勇气,杀入市场。 结果当然无外乎是最终接过了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不但自己亏得丢盔卸甲,而且在下一个漫长的熊市里,会把这些亏钱的筹码一直持有下去,从而很遗憾地错过下一次的“短牛”和“快牛”。

必须指出,中国投资者的这种“追涨”的投资理念,不但有其合理性,并且非常适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中国A股市场上市过程中的审批制造成了上市公司供给数量受到人为的控制,以致于投资者对于市场行情的能暖一直就给与高度的关注。而发行审批过程中的要求,又导致了预上市公司在上市强烈的利益驱动下,通过使用富有创意的财务手段,先方百计达到上市目的。

香港的务实之选

自香港的“雨伞革命”收起雨伞,停止对城市中心的占领以来,已经过去了5个月。尽管该运动对“真正民主”的诉求一个也没得到满足,但是这场由学生领导的运动并没有失败。多数见证过抗议活动的人都被香港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所吸引,毕竟这是一座通常被视为只崇拜金钱的城市。

学生们以行动表明他们也关心合法政府。他们证明,示威可以和平地进行。抗议者清理垃圾,并开设课堂以示他们并未忽视学业。尽管香港政府试图用混乱无序来形容占领运动,但是学生们的表现正好相反:他们的言行反映香港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具有公民意识的市民们随时准备着参与真正的民主。

学生们诚然勇气可嘉,但他们并非一支不可抵抗的力量,这也是可以预料的。不可动摇的是北京方面。中共永远不会任由一群街头抗议者让自己陷入困境。在中共看来,这将树立一个可怕的先例。公民自由选举领导人的想法也一样。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普选论战已经转移到不那么文雅的立法会,那是香港经部分选举产生的议会。今年夏天,立法会的70名议员必须决定是否接受普选方案。

有些细节还有待敲定,但是基本框架已经明晰,并于日前公布。参加2017年行政长官竞选的候选人将接受一个提名委员会的审查,该委员会由1200名亲北京的成员组成。最多将有3名候选人进入投票环节,每人须获得提名委员会过半数委员的支持。香港500万符合资格的选民将在他们中间选举行政长官。

反对者认为,这样的选举规则就是个幌子。北京不认可的候选人在第一关就会出局。公民党领袖梁家杰(Alan Leong)称之为伪选举,并将之与伊朗的选举制度相比,认为北京方面的官员想必将扮演与德黑兰阿亚图拉相似的角色。倡导推进香港民主的“泛民主”阵营的27名议员誓言要否决该方案。这必将使该方案落空,因为通过方案需要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然而,只要有4个泛民议员支持,方案就能获得通过。

他们会支持吗?从原则上来说不会。但如果从务实角度考虑就会有人支持。接受该方案——并寻求在以后的选举中(包括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扩大普选——有充分理由。

从本质上讲,这好比一场关于“一鸟在手是否胜过双鸟在林”的辩论,面对北京的坚定态度,把死鹦鹉揣进兜里或许更好。

拒绝该方案则有两大论据。第一点是北京方面没有按照《香港基本法》规定兑现普选承诺。这么说是有争议的。《基本法》第45条规定,行政长官“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该提名委员会是否具有广泛代表性?不是。委员会中多为有钱、有门路的人。不过,《基本法》中并没有任何关于公民提名候选人的提法,这是泛民派的主要诉求。第45条还规定,行政长官将“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北京方面保留否决权。

第二个反对理由是,假如香港接受了一个虚假普选方案,就等于将这套选举程序合法化。北京方面将宣称已经兑现了在香港实行普选的承诺。亲民主运动将丧失一切活力。这是有可能的。不过,出现相反情况的可能性也一样大。北京方面将会声称,中央诚意拿出普选方案,香港却直接回绝了。

如果这次方案没有通过,香港能期待的最好结果将是未来同一道冷盘重新端到他们面前。民主运动将退回到起点。这将恰如其分地诠释“活力尽失”的意思。

关于香港人自己是否想要接受普选方案,民调结果显示,民众意见存在分歧。从本质而言,这是一场关于“进化”(evolution)与“革命”(revolution)的论辩。“雨伞进化”听起来不那么振奋人心,但它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译者/何黎

Monday, May 4, 2015

依宪治国的精神基础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宪治国”是一条基础性制度原则。然而它包含的深意甚至其提出者也未必全然了解。这至少意味着所有公务员都要以宪法为自己行为的最高准则,而不是上级的命令。从现在中国整个公务员队伍的“宪政意识”水平来看,还远达不到这个目标。

中国官员对基本宪政意识的缺乏是系统性的

例如今年两会上披露出的一些公务高官的言论就能说明,他们基本上不知宪法为何物。例如北京市副市长李士祥在谈到限购住宅时说,“北京永远不会取消住房限购”。他立刻遭到其后人大通过的《立法法》修正案的痛击。北京市政府作为一个行政部门,即使有在不违反宪法和上位法的前提下制定地方管制条例的权力,也无权减少民众的权利。他更不知道,政策只能是短期的,不能奢谈“永远”。另一个例子是山东省省长郭树清,竟保证所有山东人不去香港抢购奶粉。郭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时的学长,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令我遗憾的是,他竟不知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区别与边界,也不知省长只能管到山东公共物品的边界上。

更突出的“宪盲”是一度成为政治明星的仇和,在证明中国政府“最廉政”的时候说,因为“世界上有97%的国家是土地私有化,我们国家土地没有私有化,仅仅是私有使用权,30年、50年、70年,但是目前百分之百是政府所有。”作为中共云南省副书记的他,竟不知《宪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更讽刺的是,他的话音未落,就以其自身,为他的“廉政理论”作了一个反证:因土地贪腐而被审查。正是不知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他才会那么疯狂地掠夺农民的土地;正是深知“国有土地”是一块最好的遮羞布,他才能如此肆无忌惮地拿土地牟私。

而这些表现不应只被视为某些个人的偶然失误。缺乏基本宪政意识显然是系统性的。如中共组织部副部长王尔乘在人大发言中大谈“人大代表资格问题”,很显然是一个角色错位。《宪法》第五十九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选举法》第八条规定,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等的选举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主持;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则要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选举。虽然实际上中组部卷入代表资格事务颇深,但公开以主持机构的口吻谈论“人大代表资格问题”,显然是没有把《宪法》和《选举法》的相关规定当回事。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每个行政部门都以为自己拥有立法权。例如国土部以为自己可以决定农村居民建的房屋是否可以出售,住建部以为自己可以决定是否限制住宅的购买,计生委以为自己可以决定中国夫妇是否可以生二胎,税务局以为自己可以决定是否设立财产税,教育部以为自己可以决定大学里应该教什么,等等。其实这些行政部门插手的问题都涉及民众的基本权利,因而只能由立法机关立法决定。它们没有意识到,《宪法》规定自己只是一个执行部门,其职责只是执行立法机关的决定,至多只能在不违反上位法的前提下,经过正当程序,制定行政条例。它们的上述行为,是僭越自己权限的违宪行为。

国共两党领导人六年来首次会晤

中共中央总书记与台湾的执政党国民党的主席举行了6年来首次会晤。世界上最危险双边关系之一的双方试图维持和平及友好关系。

习近平昨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在北京欢迎到访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Eric Chu)。国民党是台湾民选产生的执政党。

就在一周前,在地震中受到重创的尼泊尔为了避免得罪北京而拒绝了台湾的援助提议。北京方面坚持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应该承认与中国大陆分治的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据中国媒体报道,朱立伦在会晤期间表示,他希望台湾能够在国际组织和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北京让台北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多“发展空间”。

目前只有梵蒂冈和少数拉丁美洲、非洲和太平洋岛国仍然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尽管该岛自国民党在1949年输掉内战逃到那里以来一直与中国大陆处于分治状态。

中国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一直宣告自己拥有以武力夺取该岛的权利。

马英九(Ma Ying-jeou)在2008年当选总统后,国民党向其老对手推出了接触政策。

定于明年初举行的大选正被视为一场考验,看这项接触政策在台湾2300万人民中得到多少民意支持。

鉴于其政治命运与两岸关系变暖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民党已经发现自己陷于为北京的行动辩解的不利地位。

“马政府经常发现自己为北京辩护,或者否认北京的表现不好,因为它不希望自己与大陆接触的政策被视为一个失败,”设在台北的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中国政策研究所(China Policy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J•迈克尔•科尔(J Michael Cole)表示。

上周台湾外长表示,4月25日遭受毁灭性强震的尼泊尔,拒绝了台湾派遣一支20人救援队的提议,同时否认外交压力是这个决定背后的原因。

台湾外长称尼泊尔政府决定先接受邻国的援助,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日本的援助被接受,即便东京与加德满都之间的距离比台北远了1500公里。远在1万公里以外的英国提供的帮助也被接受了。

北京方面在尼泊尔遭遇强震后提供了援助,中国官方媒体充斥着中国救援队从废墟中救人的图片。

“尚不清楚究竟是中国勒令尼泊尔不接受来自台湾的援助,还是尼泊尔方面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得罪中国,但政治考量很可能导致了人命损失是很悲哀的,”墨尔本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亚洲语言与研究教授布鲁斯•雅各布(Bruce Jacobs)表示。

北京拒绝台湾申请加入其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也破坏了国民党有关更紧密关系正在结出果实的说法。

译者/何黎

中国留加学生为何遭驱逐?

最近一个月来,仅温哥华就有10名中国留学生被加拿大边境管理局驱逐。而且是边境管理局人员直接上门拿人,毫不容情到“即捕即遣返”。

说来这已经不是中国留加学生第一次被驱逐了,近年来屡有中国留学生被驱逐或被拒绝入境的消息传来。2014年,加拿大一年内共取消了492张学生签证,不是直接遣返就是拒绝入境。

中国作为加拿大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这些年来让加拿大萧条的经济好像发现了金矿。为什么一面是加拿大各高校开足马力去中国招生,甚至直接在中国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设立办事处,或者想方设法和中国的高校联合办学,搞什么3+2模式;另一方面却又是对中国留学生痛下杀手如此不“友好”呢?尽管中国人的大批涌入炒高了当地房价和物价,中国人的财富和“三观”颠覆了加拿大民众长久以来的内心平静和与世无争的生活状态,但……但也不至于拿留学生开刀吧?

还是先来看看中国留学生被驱逐的原因吧。最近这次的留学生驱逐大多数是因为缺课。缺课,老师不管,边境管理局管?没错,去年6月加拿大移民部颁布留学生签证新法,各高校每年最少两次申报留学生出勤纪录。这样一来,一些平时频繁翘课的留学生和学期未结束便悠哉游哉回国度假的留学生,不是被遣返了就是被堵在海关拒绝入境。在新法的严苛条款下,但凡来加拿大留学的还真不能混日子了,出勤不够、成绩不好、因为成绩不好频繁转学、两年出不了语言班还在ESL混的、被学校停课、不是全职读书而是偶尔打黑工等等,留学生爹妈隔山探海管不了,学校三令五申管不住,但边境管理局却怒发冲冠要替爹妈行道、替学校进行管教,立刻让你卷铺盖走人。如此威慑力下,4月份的遣返行动让相当一部分留学生感觉“风声鹤唳”,也给更多还心存侥幸混日子的留学生敲响了警钟。

移民部收紧留学生签证,边境管理局这么行动迅速也是事出有因。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野鸡”大学、包括虽然在当地注册却良心大大坏了的私立高中,为留学生取得留学签证大开方便之门,行的却是江湖骗术。学生只要注册了,不来上课也给学分,或帮助一些在公立学校修不到好分数的学生网开一面,通过给高分,诱惑一些留学生前来临时抱佛脚。有的甚至还能改学分,总之作假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显然是在毁坏加拿大留学的声誉,砸人家的饭碗,政府怎能坐视不管?再说这部分不学无术、混日子的留学生也往往是各种事端的肇事者。除了豪车、炫富、出入赌场、夜店之外,学术诈骗、抄袭、作弊、代写论文等问题,也时常被媒体曝光。加拿大觉得丢不起这人了,于是移民部在去年六月推出留学生签证新法,收紧了留学生签证。新法分别从违反校纪、未注册课程、学习许可过期、课程不连续、“打黑工”、 偷税漏税、成绩太差、违反法律等八个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这无疑也是给已经入境的留学生念了“好好学习、别瞎混”的紧箍咒。按说也是利国利民利留学生父母的。

之前被驱逐的留学生相当一部分是因为违反校纪,而违反校纪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作弊。作弊,相当于在学业上不诚实,这可以分为许多情况,包括论文未注明引用来源,引用比例过多,作业或考试出现雷同答案等。作弊在加拿大是学术行为上的巨大瑕疵,很难被宽容。多伦多Seneca College的管理条例中“学术诚信”是非常重要的一章。校方声明:“为了保证毕业生的质量并维护学院的声誉,我们必须秉持最高标准的学术诚信准则。学院决不姑息任何形式的学术欺诈。违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作弊、剽窃、造假、冒名、失实、买卖学术成果。”在加拿大就连成人高中这样性质的学校,每次小测验都要拿挡板把学生隔开,手机、书包全部交到指定地方。留学生在一入学的语言班里,就会有这方面的教育,包括写作学术论文时如何引用、如何标注引用材料和作者,这些都是要进行专门训练的。在加拿大长大的孩子从小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不能抄袭他人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但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会习惯引用他人的话语,有“天下文章一大抄”的观念,认为那是真理为何不能引用?因此在作业和论文中常常会使用他人的话语,这种引用可能是从网络资料中截取,也可能来自书籍。但在加拿大,这种行为被认定是人为的剽窃或抄袭。老师的眼睛是雪亮的,老师的反“剽窃”经验是丰富的,别以为只有你会用GOOGLE。

经济学家:中国劳动力人口已经见顶

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表示,中国的劳动力队伍正在萎缩,驱动工业腾飞的“移民奇迹”几近枯竭,这使中国失去了推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他们警告称,这一转变将导致增长放缓、投资减少和竞争力的损失,使实施改革以发掘新的增长源变得更为紧迫。

30年来,推动中国飞速发展的,是从生产力低下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厂和建设工地、规模前所未有的劳动力迁徙。FT中文网近期将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国劳动力迁徙潮及其起伏兴衰之趋势的报道。

经济学家们形成的共识是,中国已经到达一个拐点,曾经取之不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正慢慢干涸,工资水平迅速上升。

“我们现在正处于所谓的刘易斯拐点,”高盛(Goldman Sachs)香港私人财富管理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说,“今年中国工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达到了72%的峰值,此后这一比例将加快下降,降速比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还要快。”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估计,中国的潜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在2016到2020年间跌至6.1%。

自1978年邓小平推出市场改革后,已有2.78亿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但这一进程现在已经几近完成。蔡昉说:“从2005年到2010年,农民工人数的增长率是4%。去年这一增长率仅为1.3%。今年这个数字可能出现缩减。”

译者/许雯佳

分析:中国股市能涨多高?

世事有升必有落,但下落之前,可能会升得更高。

要见证这个永恒投资困境的最新版本,请看中国股市。尽管中国经济引发的担忧越来越大,但中国股市在过去12个月里还是上涨了一倍以上。

一段时间以来,新兴市场股市整体上一直显得比较便宜,趁低买入的行为推动巴西和俄罗斯(两国经济都陷入困境)股市发生反弹,4月份涨幅接近20%。

目前中国股市明显被高估。除了国有集团和银行,其他所有股票都很贵。Longview Economics指出,24个板块中有20个板块的市盈率高于30倍。Ecstrat数据显示,民营非金融公司的市净率达到令人头晕的5.2倍(国企为2.3倍)。长期来看,大面积投资中国股票不大可能会有好的结果。

但正如我上周所说的,估值对于选定采取短期市场行动的时机帮助不大——尤其是在投机性泡沫期间。中国股市目前就展示出投机性泡沫的全部征兆。企业竞相上市,然后股票连日涨停;散户投资者争相开立新账户;基金经理表示,他们的客户拒绝多元化配置资产,不想错过中国股市的回报。

我们不久前见识过泡沫。比较近的是2007年中国股市的泡沫。如果本次泡沫膨胀得跟那次一样大,那么目前还有非常大的上涨空间。上海股市泡沫与2000年在美国破灭的互联网狂热非常相似,两者的变动轨迹几乎难以区分。

那么我们如何能分析出中国股市的前景呢?我建议采取两种策略。一是考察一下经历过类似于中国现在所经历的经济崛起的国家;二是审视一下中国当局近几个月采取的政策举动背后的原因。

历史上看,与中国经济增长最相似的三个例子是日本战后的增长、二十年后韩国的惊人增长,以及美国在19世纪末“镀金时代”的增长。

每个例子都涉及了不起的增长,后被过度投机和金融危机打断。正如梅林•萨默塞特•韦布(Merryn Somerset Webb)上周所指出的,日本股市大体上是在战后经济重建完成之后起飞的。日本的牛市发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得到扩张性货币政策(目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就是这样的政策)的支撑。这吹大了日本的泡沫,催生了随后的金融困境。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也是到经济增长基本已板上钉钉时才起飞的,后来从1980年代至今出现了一连串繁荣与萧条,还被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断过。跟日本一样,外国投资者的进入与偶尔的突然撤出放大了这些起起落落。

再说说美国的“镀金时代”:美国当时享有强劲的增长,外国资金起到助推作用,这一增长也曾被多次金融恐慌打断。像日本一样,美国股市最终的指数级上涨是在不寻常的经济增长阶段基本完成之后到来的,那次上涨在1920年代末演变为一场灾难。

“镀金时代”的美国跟当今的中国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美国当时允许银行挤兑,亏损的风险帮助调节了经济。中国的做法则不同。

普遍的教训是,股市可能会上涨很长时间,尤其是当外资进入时;这样的上涨通常会在某个阶段导致危机。

那么中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年前,中国当局似乎愿意允许增长放缓,并试图化解信贷问题、逐渐摆脱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在那之后,出现了180度大转弯。汇丰(HSBC)首席亚洲经济学家范力民(Fred Neumann)暗示,劳动力市场(重中之重)放缓以及多次尝试稳住楼市未果,导致了这一180度转变。建筑业仍是中国增长的核心要素。

考虑到银行获准扩大放贷以及存款利率下调把投资者推向股市,中国的政策是在刻意推高资产价格,并希望由此产生正财富效应、或吸引外国资金进场。

长期而言,这是一张危险的处方——如果中国国内的A股被纳入国际指数,该处方可能会变得更加危险,因为那会导致更多外国资金流入。目前,外国投资者并未持有足够多的中国股票,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何上海股市在崩盘前可能会进一步上涨。

这个投资困境就是这样加深的。在此种情形下,谨慎是最佳选择。保持资产配置不变,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股市继续上涨,就定期将盈利变现。这样的话,将减小最终崩盘带来的伤害。选择合适的时机难度太大,所以还是规避风险、让别人去享受这波繁荣吧。

译者/邢嵬

中美关系:磕碰中的“新常态”

亚洲着眼于长远。我曾经在北京出席过一个关于美国未来实力的研讨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出的“考题”是,美国在2050年将处于何种地位。在一个通常不愿暴露执政精英分歧的国家里,这个问题引发了令人吃惊的热烈辩论。

一方认为,地理、人口、资源、经济活力、科技和军事实力等构成美国实力的要素将会经久不衰。另一方则认为,美国将会步历史上那些大国的后尘,由于政治僵滞、文化颓废和经济衰落而衰败。争论没有定论,但第一方的观点占据了上风。

这场辩论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北京奥运会之前。我猜测,如果他们时隔几年再次进行这种辩论,悲观(或者实际上是乐观?)的那一方将会获胜。这几年我在东亚地区不断听到美国即将后撤的说法。无论是美国的盟友还是对手都怀疑美国能否坚持到底。

日常生活中的道理也适用于地缘政治:潮流会变。韩国主要的外交政策智库峨山研究院(Asan Institute)在反复斟酌后最终将一个问题确定为其年会的主题:“美国回来了吗?”上周齐聚首尔的政策制定者们给出了并不犹豫的肯定答案。报道美国的衰落实际上还为时过早。看看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访问华盛顿期间签署的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许多人会说,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实际上,两个世纪以来,华盛顿一直致力于找到解决全球最剧烈动荡的新方法。同样,其他人则认为,情绪的改变反映出对美国根本实力的重新评估,而不是反映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重返亚洲战略的任何新举措。

不久前,美国还以经济低迷、赤字上升和政治僵局为特点。现在美国已经恢复增长,赤字也在下降,而且奇迹中的奇迹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美国国会密切合作。页岩油气也成为美国的又一个优势因素。

如果说美国回来了,那么中国已经崛起。在长期低调之后,中国政府正寻求将经济实力与地缘政治抱负结合起来。无论是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建立空军基地、与巴基斯坦签署援助协议、在中亚地区开辟新的丝绸之路,还是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等新的区域性金融机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表达中国的主张时,已没有任何犹豫。像北京和华盛顿围绕亚投行发生的那种冲突,以后可能还有很多。

与亚洲大国关系的重构相比,当前中东地区的暴力冲突在地缘政治上只是配角,尽管这么说并不容易让人接受。21世纪的全球秩序条款将首先由中美关系中的“3C”(即合作、竞争和冲突)决定。迄今中美之间一直是磕磕碰碰的合作和竞争,但它们距离冲突仅有一步之遥。

北京方面称其新的世界观没有任何攻击性。大国的角色之一是保证本国周边的安全。北京并不打算今年(或明年)将美国挤出东亚,但华盛顿构建的双边同盟网络是冷战留下的后遗症。亚洲国家主宰本地区地缘政治事务的时刻终将到来,而且很可能是在中国的领导下。我曾听一位中国高官说:西方是时候丢掉“旧思维”了。

对华盛顿而言,它正在放弃认为崛起的中国可成为当前全球秩序利益攸关者的想法。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是共和党热门总统人选、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颇具影响力的官员。一份可能被他看中的报告,呼吁对华采取明显更加强硬的姿态。这份由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学者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参与撰写、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表的题为《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的报告,概述了一项调集美国一切实力要素保持其东亚“主导地位”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