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une 10, 2015

睡眠与生产力密切相关

你想在工作中更富有效率吗?那么你要确保每晚至少睡够7个小时——但是你可以尽情地抽烟和喝酒。

一项对超过2.1万名员工所做的研究发现,缺少睡眠与工作效率低下有着很强的关联。但是,令研究员意外的是,抽烟和饮酒似乎没有影响。

英国健康和人寿保险公司Vitality Health委托研究机构兰德欧洲(Rand Europe)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对影响劳动者生产力的因素进行研究。它们使用的数据来自参加Vitality Health举办的“英国最健康公司”比赛的公司。

研究员发现,每晚睡眠6个小时或更少的员工,工作效率明显低于睡眠时间达到7或8个小时的员工。还有另外11个因素也与工作效率相关,被界定为缺勤或“假性出勤”(指一个人虽然在上班但状态不佳)。但研究员指出,这种相关性不一定代表因果关系。

缺少锻炼、存在经济烦恼、有心理健康问题或是肌肉骨骼问题的员工均报告他们的工作效率较低,那些自称在工作中被欺凌或是承受不现实的时间压力的员工同样如此。但是,抽烟、饮酒和过度肥胖等其他因素与工作效率似乎并不存在关联。

“这是我们在整理数据时详细讨论过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相当惊讶,”Vitality Health策略主管肖恩•苏贝(Shaun Subel)称。

他称,这项研究只衡量短期影响,而吸烟饮酒等习惯长期而言可能会引起员工的健康问题,这或将影响他们的工作。“这些数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新方式来告诉公司,它们可以设定这样的目标:如果只是想提高短期生产力,这些就是你可能应该关注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公司关心员工的长期健康,那些就是影响因素,”苏贝称,“重要的是有很多公司想要两者兼顾。”

在美国,公司对员工医疗负有较大责任,希望改善员工健康有着重要的经济原因。目前有一些公司在员工身上试验可穿戴活动监测器,以此鼓励他们加强锻炼。

但是,上述研究并未发现雇主提供的员工健康计划与员工生产力之间存在关联。

译者/马柯斯

周采茨:中国只有富,没有贵

在一个美国总统邀请黑人居民来白宫喝一杯、名人在社交媒体上与粉丝对骂的时代,创办一个高高在上的名媛舞会,似乎比跟风车过不去的唐吉诃德还要不合时宜。

但事实并非如此。不管是伦敦的夏洛特女王舞会、纽约的国际元媛舞会(International Debutante Ball)、巴黎名媛舞会,还是2012年1月创办的上海国际元媛舞会,都不仅能吸引大把眼球,也能招来很多珠宝和奢侈品赞助商,成为一种现象,甚至一种潮流。这是不是说明,不管世界有多平,“我比你优越”的攀比心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圈子社交永远也不会消亡?

淑媛舞会起源于英国。1780年,乔治三世为了替心爱的皇后夏洛特庆祝生日,举办了世界上第一个淑媛舞会,国王/女王在王宫里接见初次踏入社交季的贵族少女,从此成为传统。

这种上流社会的社交平台,延续至今。由于来者非富即贵,又能吸引不少眼球并从而引发话题,因此吸引了不少赞助商。比如上海国际元媛舞会就有尚美巴黎(CHAUMET)和娇兰两大赞助商,用创办者周采茨的话说,可以“赚一点小钱”。与之相比,伦敦的夏洛特女王舞会则是一个慈善筹款舞会,性质不同。

如果说在中国,放眼望去遍地都是互联网创业者,人人都想做一个细分领域的互联网平台的话,周采茨刚是反其道而行之,用熟人介绍、线下活动等与互联网绝缘的方式创建了一个顶级品质的社交平台。她这样形容这个舞会:“我就是希望一年中有一个周末,大家聚在一起,穿好衣服化好妆,帅哥帮女士看着衣服,面对面地度过一个晚上,而不是在电脑面前聊天。

”如果每一届的元媛都算是她的学生的话,她就像是元媛军校的校长。她的手机里有元媛们的微信群,这一届和上一届的元媛常有互动。她很兴奋地说自己微信里刚收到一张照片,是上一届的台湾元媛与一位英国元媛在伦敦聚会时拍的。“我们每年都有四五个晚餐会。”她说。

周采茨是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小女儿。在上海出生,上过共和国的小学,1959年到香港,在香港做过企业、电视台的公关和香港政府新闻处官员。办社交舞会,是她小时候就有的梦想。

除了让“小朋友们”开心地聚在一起过一个晚上,周采茨还希望用这个行动为中国主流的“富贵观”纠个偏。她说:“在中国大陆,好像钱就是贵。钱不是贵,贵是气质,是精神,是情怀。很多贵族受各种纪律约束,根本没什么生活享受。”她斩钉截铁地说:“我这里不是富二代来串门的地方。”

“滥宠”,是她对一些出生在中国大陆富有家庭年轻人的评价。她说:“中国大陆开放三十年以来,父母为了让孩子得到自己当年没得到的东西,很多地方是‘滥宠’。”作为“元媛”的最终裁判官,她的标准是智、秀、贵,跟“富”没有太大关系。她举例说:“我这边欧洲的女孩多,家庭并不穷,都不用名牌,乘地铁过来,很朴素。”

在已经举办的四届“元媛舞会”中,华裔元媛屈指可数。其中,2015年的元媛Polly Zhang出生在上海,在海外受的高等教育;元媛郝汉祯的祖父是前台湾行政院长,父亲郝龙斌为台湾政界和学术界强人;元媛梁周洋则是建筑学大师梁思成先生与林徽因女士曾孙女。

因为标准严苛,元媛的候选人主要来自人脉介绍。周采茨说:“这完全是个network。你要相信介绍人。”

但也有“潜规则”。

周采茨说:“已经来过的元媛也开始给我介绍一些人,通常都OK. 瑞典的一批,我完全不用担心,第一个来的是贵族,以后来的也都是这个圈子的。”

她又说:“如果推荐给我的人说‘你自己再看一看’,那多数是有问题的,比如来自俄罗斯或乌克兰的新富。”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shirleyft@163.com)

北京暗指美国加剧南中国海紧张局势

中国军方周二发布了一份彰显军事实力、展望远程作战的军事白皮书,并谴责美国加剧了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的紧张局势。

在发布这份防白皮书时,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表示,“外来势力”正在努力“抹黑中国军队,刻意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他并未说明外来势力是指谁。

“也不排除这是为个别国家今后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寻找借口,”杨宇军大校说,“这也不是什么新的伎俩,历史上大家已经见过多次了。”

近几个月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域遥远的珊瑚礁上建造可居住岛屿感到日益担忧。中国的做法跟越南、台湾和菲律宾等邻国或地区类似,以支持本国在该地区的海上主权要求。

过去一个月里,美国增加了对中国海上工程的监视飞行。几天前,一架P-8海神(Poseidon)海上巡逻机搭载了CNN的一个摄制组执行了一次这样的飞行任务,后者报道称,中国海军对此发出了无线电警告。美国正考虑派飞机前往距离这些岛屿更近的区域执行监视任务,并派战舰驶入距这些岛屿几英里的海域内,以彰显美国在该地区更强硬的军事力量。

“为什么最近这一段时间或者说最近几周以来,突然这个事情就闹起来了,这个信息就炒起来了,是不是南海突然间缩小了?”杨宇军大校说。“我可以告诉大家,南海很宽阔,一点也没有缩小。”

这场口水战发生之际,各方正对中国防务策略进行广泛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周二发布的白皮书中也有呈现。

这是中国自1998年以来发布的第八份《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强调中国的安全需求正从简单的国土防御转向海外进攻能力。

白皮书强调,中国要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中国国防部在发布白皮书的同日,还在新浪微博上开通“国防部发布”账号。

白皮书称,中国陆军要继续实现”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海军要将战略重点从“近海防御”转向“远海护卫”,空军则要实现“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

中国正在讨论制定一部反恐法。这部法律将首次授权中国军队在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执行海外任务。外界认为,此举可能为中国在更远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铺平道路。

尽管白皮书承诺中国将不会率先发起攻击,但它也明确表示,中国面对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包括“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以及恐怖主义和分裂势力,并强调“反华势力”一直没有放弃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的努力。

Ma Fangjing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社会资本能否帮助中国清理地方债?

地方债问题最近几年一直是关于中国金融体系风险讨论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根据中国国家审计署的统计,地方债从2007年的4.5万亿开始快速上升,2010年底为10.7万亿,2013年年中为17.9万亿。到2014年底,我们估计地方债总额(包括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进一步上升至21万亿左右。

做为2014年财税改革的重头戏,地方政府预算体系改革方案首次为解决地方债问题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解决思路,即控制增量、消化存量。2014年预算法的修订和43号文的出台明确了对地方政府融资开前门、关后门,即一方面允许地方政府以发行地方政府债的形式对公共项目进行融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模式将被划上句号。

201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财政部提出地方政府债务存量的置换方案,今年将以特别地方债的形式对一万亿地方债存量进行置换。这在处置地方政府债务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两会期间还公布了今年5000亿地方债和1000亿专项地方债的发行规模。两者的不同是,一万亿只允许用于置换高成本的现有债务,而6000亿新增地方债用于新的公共投资项目。两者的相同之处是,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债券,自己负责偿还,中央政府不作担保。

这些措施的意义在于,在短期可以解决过去地方债期限不匹配、资金成本高的问题,缓解地方债的流动性压力和偿债压力;在中长期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举债的透明度、加强对于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监管和强化对于地方政府预算的约束。

尽管如此,在地方债问题的解决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清晰之处。

首先,地方债存量置换的最终规模。一万亿仅仅是个开始,在未来几个年度随着地方债存量的到期,地方债置换的规模会继续扩大。以今年一万亿置换规模为例,基本上是基于2013年年中审计署公布的到期债务数据为基础(地方政府负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中1.86万亿于2015年到期),再乘以一个系数(54%),各省的置换规模则根据各自到期的债务和这一共同系数加以分配。

未来置换规模会有多大,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置换的系数,即今年54%的置换比率是否会做调整。二是对于地方债中地方政府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责任的区分。今年的一万亿存量置换中仅仅涉及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而在2013年审计署的调查结果中,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总量为7万亿左右,占到地方政府债务总量接近40%。三是存量债务置换是否涵盖2013年6月之后新增的地方债务,我们估计在四五万亿左右。四是与审计署相比,财政部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定义上是否会出现调整。

如果基于2013年年中17.9万亿的债务总量和54%的转换基数,则跨年度的地方债置换规模将达到9.7万亿。即使按照相对较小的直接债务责任计算,地方债置换规模的总量也将达到5.9亿。加上每年新增地方债规模,如此巨大的地方债供应将对债券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

其次,地方债置换重点解决了短期的地方债风险问题,中长期仍取决于地方政府自身的还款能力,包括从公共项目中的直接投资收益和地方政府的未来财政收入。这需要在地方政府预算制度改革和强化债券市场纪律方面有明显的推进。

纳什:让你重新思考选择

多数学者的毕生愿望,就是在他们所在的领域留下一份有持久价值的贡献。约翰•纳什(John Nash) 30岁以前的学术发现彻底改变了两个学科,并让他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Prize in Economics)以及数学领域一项与诺贝尔奖比肩的大奖——阿贝尔奖(Abel Prize)。上周末,纳什与妻子阿莉西亚(Alicia)一同遭遇车祸去世,享年86岁。

年仅21岁时,纳什就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篇薄薄的、只有28页的博士论文,使博弈论成为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博弈论最早由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提出,研究对象是策略间的互动。

在纳什之后,经济学家不再一门心思考虑不切实际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而是开始关注那些每个主体都需考虑对手行动的案例。

他创造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概念,改变了我们对企业做广告或政府储备核武的看法。虽然这两项决定看上去可能都会造成浪费,但个体依然选择这么做,为的是应对他们脑海中对手将采取的行动。

“约翰•纳什的‘纳什均衡’理论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堪比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发现的脱氧核糖核酸(DNA)结构对于生物学的意义,”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罗杰•迈尔森(Roger Myerson)说。“它是经济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纳什1928年6月13日生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布卢菲尔特(Bluefield),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加入麻省理工学院(MIT),继续解决困扰数学家多年的偏微分方程领域的问题。

“我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他证明了他的一项卓越研究成果,”与纳什相识60多年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约瑟夫•科恩(Joseph Kohn)表示,“就连这个系中最杰出的教授,也被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惊呆了。”

在麻省理工学院,纳什遇见了来自萨尔瓦多的阿莉西亚,后者很快成为了纳什的妻子,并在随后的岁月里成为他生命的坚实依靠。1959年,纳什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在随后20多年时间里饱受该病困扰。随着偏执和妄想症状加重,纳什多次住院治疗。他不得不停止工作,行为处事也看似都是随性而为,包括去了趟欧洲——在那次旅行中他试图放弃美国国籍。

1963年,阿莉西亚同纳什离婚,但她还是决定让纳什以房客的身份住在她位于普林斯顿附近的房子里(他们两人后来复婚)。人们经常能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看到纳什的身影,他到处闲逛,在教室黑板上留下神秘的公式。

这位天才变成了“数学系大楼的幽灵”(Phantom of Fine Hall),逐渐为众人所知。

就像一个数学直觉不可思议地变成现实一样,纳什的大脑突然间开始康复。当他与约翰•豪尔沙尼(John Harsanyi)和赖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一道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在提交给诺贝尔基金会(Nobel Foundation)的自传性陈述中写道:“我似乎能够再次以科学家特有的风格进行理性思考了。”

同样令人称奇的是,在得到学术认可之后,纳什又被罩上了好莱坞光环。西尔维娅•纳萨尔(Sylvia Nasar)撰写的纳什传记,为好莱坞大片《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提供了情节素材。该片一举夺得四项奥斯卡大奖(Academy Awards),罗素•克劳(Russell Crowe)在片中出演纳什。

“起初,他对该片持怀疑态度,”纳什夫妇的朋友、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说,“但后来他意识到,虽然该片大部分是虚构的,但它将他所关心的问题,如博弈论和精神分裂症,带入了公共领域。”

这位早年“恃才傲物”的天才学会了客气地对待自己新得到的声誉。马斯金教授还记得10年前纳什在一个挤满听众的礼堂做一场极具理论性的演讲前的情形。当被问到“看到眼前的这些公众,难道你不高兴吗?”时,纳什答道:“他们不是来看我的,他们是来看罗素•克劳的。”

译者/何黎

尉文渊以意料之外的方式离职

【编者的话】本文为FT中文网专栏作家陆一撰写的“还原327”系列文章第二十三篇。

1995年9月16日,各大媒体上“应本人要求,免去尉文渊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职务”这样一个别扭而文理不通的消息,昭告了中央政府对国债期货事件查处进入了收官的公告期。

摆平事,首先摆平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插图:尉文渊在327平仓现场,五味杂陈,其中的甜酸苦辣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

早在1993年年底上交所理事会要换届时,尉文渊就曾正式向李祥瑞理事长和时任的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主任杨祥海提出离开上交所。但在1994年年初,上交所开会员大会换届选举,没有想到他得票最高。于是,他心想:既然大家认可了,那就再干吧。

尉文渊回忆道,“327事件”一发生,我就已经意识到,留给我的时间差不多了。在这之前,因为我诸多自说自话、和领导不保持一致的创造性动作,反馈回来的信息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我觉得差不多该离开了。实际上,如果我这里出问题,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自己打倒我自己。所以,“327事件”就是我自己打倒自己的一个动作。于是,在该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央调查组还没有下来时,我就写了辞职报告。当时上海市领导还为此专门找我谈话,说还是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说吧。所以,我辞职的事就这么拖下来了。

1995年9月15日下午1点30分,上交所召开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

据尉文渊回忆:那天下午,周道炯是带着将我免职的文件参加会议的。分管副市长华建敏也来参加了。当时,本以为这个理事会开五分钟就行了,结果却开了一个“最民主的会”,开了两个多小时。当时是我主持会议,李祥瑞那时候住院没有参加(但仍有表决权、也委托表示了意见),管金生已被捕。龚浩成那时候还不是常务理事,但也作为理事参加了。

会议一开始,由尉文渊主持第一项议程:根据证监会的意见以及交易所工作的需要,根据《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章程》规定,经过酝酿,拟增补龚浩成同志为理事会常务理事。表决结果:一致同意增补龚浩成为理事会常务理事。

于是,尉文渊表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章程》规定,理事长因病不能主持工作,可指定一位常务理事代为主持,根据李祥瑞同志的书面委托书,推荐龚浩成同志代为主持理事会议,代为投票,下面由龚浩成同志主持今天的会议。

接下来在龚浩成主持下,由证监会的同志传达国务院22号文件精神,并做出了关于免去尉文渊交易所常务理事、总经理职务的说明,以及关于提名杨祥海同志任交易所总经理的说明。在听了传达和两个说明后,龚浩成提问:大家有什么要说的?

由于在22号文和说明中,有上海证券交易所对“327事件”负有监管不严的责任、尉文渊要为该事件承担领导责任……诸如此类的提法,在各位理事中间引起了抵触的情绪,这也让已经有一定思想准备的尉文渊感到有些突然。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噩梦

【编者的话】本文为FT中文网专栏作家陆一撰写的“还原327”系列文章第二十二篇。

1995年6月20日,辽宁省政府证券委给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一纸公函,要求该交易所协助了解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债务情况。函中说:“目前,我们对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进行调查,请将该公司(包括其所属单位及高岭以其他单位名义)在国债期货交易中所欠你所债务金额及其抵押资产项目、金额等详细情况,函告我委。”

这张不起眼的协查通知,开启了上交所此后延续五、六年的噩梦。

1995年,全国国债回购业务主要集中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天津证券交易中心、STAQ(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和上交所等四个交易场所,但由于上交所要求100%现券抵押、而另外三家只需要不到20%,所以当时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和天津证券交易中心等就成了全国最大的资金拆借市场。

1994年6月,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成立了武汉有价证券托管中心,同年8月又在全国设立了30个分库。

除了极低的现券抵押之外,上海之外的其他几个交易市场中为交易方便,又流通起了所谓“代保管单”或“入库通知单”。在回购中,作为中介的证券交易场所要求抵押现券融入资金的甲方把现券交到中介的保管库(即托管中心或登记公司),但后来大家嫌国库券运来运去麻烦,甲方便从代其保管现券的中介机构当地保管库开出一张证明,表明自己在库中确实有这部分现券真实存在、或已经入库。这张证明就成为所谓的“代保管单”或“入库通知单”,并代替真实的现券开始在回购市场上流通。

“代保管单”或“入库通知单”的出现,进一步放大了回购市场的风险,但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没多久就出现了虚假的“代保管单”或“入库通知单”,也就是“代保管单”或“入库通知单”的背后根本没有现券在保管库存在,这就是所谓的“空单”。更有甚者,在市场上居然流通起代保管单的担保单。到这时,这类虚假的“代保管单”已经成为市场上成倍放大信用风险的“金融白条”。

(插图:辽宁东方证券公司为辽国发在武汉和天津的国库券代保管单所出具的担保单。)

自从国债回购业务开展以来,上海证券市场一直坚持以实物券作足额抵押,但由于其他市场代保管单早已流通,上交所的这一做法无形中造成了与其他市场之间的封闭状态。再加上主管部门多次要求上海开放市场,解决代保管单的相互流通问题,上海证券市场才开始允许其他市场的代保管单作为回购抵押券进入。

1995年6月,在协助辽宁省政府证券委了解辽国发债务情况的同时,上交所发现部分会员单位为辽国发做的回购到期后,因辽国发无力偿还资金,这些会员代辽国发抵押在上海证交所登记公司的抵押券需要变现。于是,上海证交所登记公司凭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南昌分库提供的国债代保管单要求提券,但对方认可代保管单,却不能提供实物券,此事开始引起上交所的重视,随即开始清理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开出的国债代保管单,发现共有17亿元代保管单。该17亿国债代保管单均为辽国发通过珠海证券、江西证券、建行沈阳、武汉证券等数十家机构在上海市场做回购业务的质押,若不能如数提券,将构成对上海证券市场结算系统的巨大风险。

中国公厕,你可知罪?

在中国,你可以通过门板上的小广告判断出这个公厕的所在地:写着高价收药的是医院,写着四六级包过的是高校,写着收名酒的是饭店,写着杂样心情火星文的是商店或超市。

行走江湖多年,吃的米和排出去的便成正比,谁还没个三急,进去两步紧出来一身轻,囊括了中国语言针对公厕最大的精髓。然而,公厕在中国,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用的时候俩眼一闭,出来后再也不想进去。

中国官方都发文,以每平米苍蝇的数量来规定厕所的级别。可见,在某种程度上,苍蝇的存在还是有其价值的。比如,大多数城市的街头厕所,苍蝇取代了厕纸,成了厕所的捆绑品。

不过,把身体的一部分裸露在公厕里,被苍蝇亲一口,又不知道它之前亲过什么,这事情还真不能展开无限联想,想着想着,或许就把自己想吐了。

有喘气儿的不明飞行物总能证明其人气,但是味道这厮就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如影随形也就罢了,偏偏还要入木三分。

遥记高中女厕,一分钟入厕,四分钟去味,课间十分钟就是和厕所的一场战斗,还不能避免回到教室,依然被同桌厌弃。

街头餐馆,尤其是扎啤成桶上,啤酒按捆喝的烧烤摊点,墙角旮旯千万别去,只有“男”没有“女”的“公厕”,不幸被你撞破,还会有醉鬼聒噪。

即便是简易的男女通用的厕所,也要谨慎小心,不管开门与否都要再三敲门确认。蹲便被各种污物喷溅的不能下脚,墙角那卷皱巴巴的纸,不敢用只能看。此处默念四个字:聊胜于无。

厕所的奇葩造就了入厕的奇葩,亲眼见过酒店坐便的垫圈被掀起,陶瓷边上赫然印着俩大脚丫子印记,只能感叹,物竞天择是对的。环境系统把人这个物种打造的……

喜欢进山,对山间的厕所,无所要求,能遮挡即可。枯败的树枝在发挥余热,排成行也是篱笆,但弯曲毕竟是其本性,于是稀疏的缝隙透出斑驳的光线,蹲在两块灰白木头的踏板上,心里总是忐忑,怕走光有些矫情,但想到在乡间如此日光浴,也有点不好意思。

更多的不上不下的超市、商场、酒店,级别越高,消费越多,提供的入厕服务越好。就好像女星踩着过万的鞋,拎着的不能是作坊产的塑料袋,而回力球鞋的第二春,也只是偶遇了奥兰多。

梳子、护手霜、麻纹净手纸,角落还点着安神的熏香,出门就有服务生递给你一次性加热过的白毛巾,不要受宠若惊,入豪厕的享受都在你的消费中。

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消费群体来说,自备手纸,双眼不要定焦,肺活量大,可考虑闭气,是进入普厕的必备动作。比如出入汽车站的公厕。

再比如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公厕,推门开,有货,推门不开,有人。推来推去,回到有货,拧着鼻子想冲水,无。你是入还是不入呢?

大家对厕所不提供厕纸的默认,就和饭馆收费的碗碟一样习惯。而城市亦或者商家,对厕所的处理就好像面对人类进化中肠端的阑尾,不把厕所拿到桌面上说,并不意味着厕所可以忽略,可以带着筷子用餐,可以带着手纸入厕,但是仗剑走天涯里并没有提到马桶什么事儿啊。

只进不出的貔貅,已经化作镇店之宝,而人类还没有进化到如此地步。中国公厕,你可知罪呢?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mail.com)

西方正在失去军事优势

在大英帝国巅峰时期,有首流行歌曲这么唱道:“我们不想打仗,但是天哪,如果我们想打仗,我们有战舰,我们有人,我们也有钱。”马克•厄本(Mark Urban)篇幅短小、措辞尖锐的新书《优势》(The Edge)的主题是,现代西方缺少人力、资金和装备来维持其传统的军事主导地位。

厄本写道:“西方军队的规模、他们拥有的武器以及他们的战备质量,都在持续下降……西方的优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在世界上某些地区阻止有人做出疯狂之举的能力,正在消失,如果说还没有消失的话。”

或许让读者感到意外的是,这本呼吁加大军事支出的鹰派论著出自英国广播公司(BBC)资深记者之手——BBC很少被指责为有军国主义观点。但是正如厄本坦承的那样,自孩提时代起他就是个军事迷,年轻时甚至还当过坦克指挥官。这种长期兴趣推动他成为英国最具洞察力的国防评论员,他在本书中倾注了自信和权威。

尽管人们相对熟悉他在书中讲述的欧洲情况,但厄本引用的统计数据仍令人震惊。英国海军在上世纪70年代有逾70艘护卫舰和驱逐舰,但现在仅有19艘。德国陆军兵力从54.5万人缩减至18万人;法国陆军兵力从54.8万降至21.3万;英国陆军兵力已经不到10万,缩减至自19世纪初以来最小规模。

随着欧洲缩减军力,北约同盟越来越依赖美国。但厄本提出,美国也在缩减军力。例如,美国空军编入战斗序列的战斗机自冷战结束以来缩减一半,至2000架左右。美国海军规模也在缩减,而且还会进一步缩减。

当然,这也可能并不重要。在冷战结束后,“和平红利”的言论不绝于耳,即西方国家可以大幅削减国防支出。然而,正如厄本所指出的,其他国家正在展示武力。俄罗斯近年大举投入其陆军和核武器——随着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紧张局势加剧,该国已屡次强调这一点。中国在最近几十年的军事支出大幅飙升,引发美国能否继续在太平洋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这一切的结果是,美国占全球近一半军事支出的日子早已远去;2014年,五角大楼军事支出在全球总额中“仅占”38%。

这些数据只说明了故事的一部分。厄本还令人信服地辩称,在神通广大的制造商的推动下,西方采购价格昂贵的武器系统,浪费了有限的资金。美军战斗机数量减少的一个原因是战斗机的单价极为昂贵。新型F-22猛禽(Raptor)战斗机的技术含量如此之高,以至于每架耗资超过6.7亿美元。因此,“美国若与拥有数百架先进战机的中国发生任何对抗,不太可能出动超过数十架的此型战斗机”。至于B2轰炸机:“用黄金做成的相同重量的飞机也比B2轰炸机便宜。”

然而,在削减军费支出的同时,西方在情报上投入巨资。英国的陆军和海军可能缩减了规模,但其国内情报机构MI5的规模在过去20年扩大了一倍。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情报界”的规模也大幅飙升。

厄本暗指各国在支出方面分配不当的说法值得研究。大多数英国公民可能觉得国内恐怖主义比俄罗斯陆军的威胁更大,因此宁愿政府把资金投到情报部门而不是护卫舰。但正如“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所展示的那样,恐怖主义和传统战争所构成的威胁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未来20年将会表明,西方是否真的失去了军事“优势”?政治后果是否会象厄本显然担忧的那样可怕?从叙利亚、乌克兰,到东中国海的全球紧张局势升温似乎表明,他的警告很有道理。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专栏作家

译者/邹策

书评:消融的西藏

牦牛有很多用途。以前,在基本上找不到树木的青藏高原上游牧的牧民曾将牦牛粪用作生火材料。牦牛奶可以制成酥油、酸奶和极硬的干奶酪;酥油可用作灯油,也可加入茶中饮用或当作化妆品涂在脸上。

牦牛骨可以雕刻成念珠。牦牛毛可用来制作帐篷、绳索、包、毛毯和衣服;牦牛皮可制成靴子,甚至可做成小船来横渡该地区的许多河流。牦牛尾可用来制作纪念品或演出道具,比如歌剧演员戴的假发、圣诞老人的胡须和中国舞狮者的戏服。

迈克尔•巴克利(Michael Buckley)在他所著的《消融的西藏》(Meltdown in Tibet)中,略施笔墨聊了聊这一高海拔地区驮畜的奇妙功用,这是该书难得一见的轻松段落。在该书的其余段落中,巴克利则是在慷慨陈词,猛烈抨击其所称的中国在1950年侵入这片广袤的喜马拉雅大地后进行的生态灭绝行为。

巴克利称,在构成现代中国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藏区,外来汉族移民已经砍掉了一半的森林,灭绝了野生动物,强行让多达100万牧民过上定居生活,建造了水坝来利用水电,开发了矿山来获取“冲突矿石”(包括用来制造可充电电池的“冲突锂”),藏人的生计和文化正在被毁掉。(“冲突矿石”是指在武装冲突和侵犯人权的情况下开采的矿物——译者注)

外界的人或许不会把这些灾难当回事(他们甚至从未听说过这些灾难),认为它们只会对中国的约600万藏人造成显著影响。但巴克利认为影响远不止这些:藏区的3.7万座冰川、它作为世界“第三极”的生态地位(冰储量仅次于南极和北极)、以及多条起源于此的亚洲大河意味着,近20亿人要靠藏区获得水源。这些哺育着五个“巨型三角洲”的河流——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经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流经东南亚的湄公河和中国的长江——都发源于藏区。

在分析了北京方面宏大的从青藏高原的河流向东大量调水的工程计划后,巴克利写道:“如果中国工程师掌握了大规模调水的方法,那么整个亚洲都会面临严重威胁。”

1986年写了第一本现代西藏旅游指南的巴克利,会被中国人指责为危言耸听和反对一切形式的经济发展。他对连接拉萨与其机场的公路隧道等工程的批评肯定显得有悖常理,而且他也没有必要以情节剧般的手法去描写一个化名“Agent Griffon”的研究中国水电计划的专家。

在书的序言部分,被北京方面抨击的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显然表现出了比巴克利本人更为调和的态度,他指出,中国的科学家也认识到了西藏脆弱的环境和西藏环境的重要性。

巴克利这本书的结构也极其杂乱无章,仅仅是把插图和零碎的研究集合在一起,而非一项对西藏危机的连贯性分析。尽管如此,这仍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因为在这个被人忽视的话题上几乎没有什么别的研究:10多年来,中国一直拒绝让大多数独立研究人员和记者进入西藏,而且还逼迫邻国尼泊尔切断藏人逃往印度的通道,以防他们逃到那里后立刻告诉世人自己的家园究竟发生了什么。令中国声名狼藉的是,它还未与任何下游国家签订水资源共享协议。

考虑到就连水坝环境影响评估报告都可当作国家机密来严密封锁,中国涉藏声明的可信度应该不会比它所坚称的“从不干涉邻国内部事务”高。仅在去年9月,中国就派出数百名士兵跨过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的中印“实际控制线”,这次武力炫耀恰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新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