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y 21, 2013

庞氏骗局、货币幻觉和资产泡沫

某种程度上,我们都生活在货币幻觉下,以及私人债务、公共债务、银行信用创造的庞氏骗局中,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不过70万亿美元,广义货币供应65万亿美元(GDP的92%),而各种债务价值100万亿美元(GDP的1.4倍),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价值则达到640万亿美元(GDP的9.1倍)。历史来看,任何国家其实从来也没有真正清偿过他们的债务,信用本位以后,各主要存续着的经济体的负债率就一直都在上升,它们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在不断膨胀。借新债还旧债以外,通常消解债务的方法就是通胀,使得本代或者下代居民来承担债务成本,有储备货币发行权的国家还可以向外国人转嫁成本,只要再融资成本不是高过钞票印刷成本太多的话,这个游戏就可以一直玩下去。

日前中国M2突破了百万亿,大家终于发现中国似乎是全球经济体中最能印刷货币的那位——这其中存在误解,主要源自于中国特殊的货币供应方式。一般而言,政府并非可以任意开动印钞机,央行的货币发行必须有相应的资产做支撑,它只能存在于三个渠道。其一,对应政府的债权(一般都是本国国债),这是以政府的税收征管权作为发行保障的;其二,对应金融机构的再贷款,这是以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作为保障的;其三,外汇占款,央行在发行本币兑换等值外币同时具有了对国外商品的要求权。因此央行的货币发行机制本质上是资产创造货币,这与商业银行用负债创造货币的机制完全相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流动性演进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题是“经济货币化”(1979-1991),这一阶段中原来的计划经济和实物配给被货币交换和商品贸易全面替代,这迅速扩大了对货币的交易需求;第二阶段的主题则是“资产资本化”( 1992-1997),标志之一是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的建立,另一个则是房地产市场的出现,1998年7月,国务院宣布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中国就此进入波澜壮阔的房地产时代,这些资产就开始大量吸附流动性,这是出现了所谓“失踪的货币”这一奇特现象,即货币供应虽多,但通胀也不是很高;

第三阶段则是“资本泡沫化”和继续资产资本化(1998-2005),1998年央行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 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商业银行释放流动性的大门就此完全打开,紧随其后的入世、股改、大型国有企业上市都需要大量流动性的支持。特别是,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地方政府累计获得20万亿以上的土地出让收入,而这就是撬动天量信贷和货币的资本金来源;第四阶段就是“泡沫全球化”了(2005-2011),2005年人民币对美元再次打开升值窗口,随后的全球经济和资产泡沫同步升腾然后跌落深渊,危机迅速经历了一(2008私人部门)、二(2010-11公共部门)两波,各经济体之间存在高度的同步性,目前还都在衰退复苏的泥潭中艰难跋涉。

30年间,中国经济在流动性战车上一路狂奔,电闪雷鸣般地经历了发达市场上百年演化的经济货币化、资产资本化、资本泡沫化和泡沫全球化的全过程,1985-2011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1.67%,决策者、监管者、投资者还有普通民众无一不瞠目结舌,目眩神迷。

媒体札记:朝鲜“海盗”

由编辑们选定的新浪搜狐腾讯首页头条新闻,昨晚是聚焦李克强出访印度,今晨又加添《习近平6月7日起访美,将在加州庄园会晤奥巴马》的外交部声明。但在这些门户网站开设的微博平台上,最热门的时政话题仍然是困在朝鲜的大连渔船。

@南都深度今晨7时许发出长微博,宣布那艘辽普渔25222号的船主于学君刚刚证实,朝鲜已经释放渔船及16名船员,船上损失物资包括数吨柴油和机油,其他一切正常。据于学君估算,“由朝鲜方面回到中国海域,大概需要2-3小时时间,所以,朝方可能是在21日零时许释放的船员和船只”。稍后,又有人民网以《中国驻朝鲜使馆确认朝鲜释放被扣押中国渔船及船员》旁证,并补充“确未缴纳赎金”。

看起来,这回应该是真的了。要知道,昨晚,包括@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在内,多家媒体账号曾经犯下乌龙,将去年5月20日朝鲜释放中国渔船的新华网新闻当作眼前发生的事,纷纷播发快讯,要将这一喜事广而告之。被发现弄错年份后,最高党报的微博跟帖中自然少不了斥其“造谣”、要其“禁言”的奚落,但若究其来龙去脉,恐怕@新华视点才是罪魁祸首——因为连这个隶属于新华社的官方账号,在21时许也发出了《朝鲜外务省通报称我被扣渔船及船员已全部获释返回》的消息,却忽略了链接页面上分明写着“2012年”。

还没高兴上几分钟,新浪运营的@头条新闻就来辟谣了。继率先指出“此消息或是误用去年稿件”后,稍后,斩钉截铁地宣布“‘朝鲜今日释放中国渔民’系假消息”,因为这家门户是向外交部新闻司打去了电话,得知“目前还没有我被朝鲜扣押人员得到释放的消息。外交部仍在积极努力解决”。

姑且将这场令三大中央喉舌也陷入尴尬境地的乌龙,理解为对期盼中国渔民安全归来的迫切心情吧。虽然人民日报今晨仍未将这桩事涉“友好邻邦”的纠纷放上纸面正式报道,但因为有了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昨天的公开问答,那艘大连渔船今晨得以驶上更多都市报头版,重庆晨报甚至许以头条位置,标题直接概括为“中方要求朝鲜尽快放船放人”。

在辽宁,辽沈晚报也终于可以在今日报眼处向家乡父老通报一下中南海的关怀。作为大连畅销媒体,半岛晨报总算昨天就已经以《朝鲜扣押大连渔船》作为头版重点,今日更可列出辽普渔25222船员名单,并转引新闻晚报昨天下午的描述:“前往采访于学君的环球时报记者邱永峥于19日18点43分在其个人实名认证微博上称,‘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曾劝船东‘少交点钱解决事儿算了!’19点43分,邱永峥再发微博称,‘有关人员’曾打电话给于学君,问他‘你为什么把这事捅给媒体? ’于学君委屈地说,‘已经半个月了没有任何进展,我生病住院,朋友看不下去把这个事上了网。 ’大连边防支队一名赵姓警官19日接受电话采访时证实,他所在部门负责处理这件事,但暂时不便透露。”

正是对“有关部门曾劝船东交钱了事”的气愤,再加上对延宕长达半个月的不满,构成了这一回中国渔船被扣朝鲜消息传来后激起的舆论反弹。所以,即使洪磊这一回字正腔圆地在镜头前说着“要求朝方尽快妥善处理”,但微博上即有对“保持密切沟通”的反唇相讥,连@学习粉丝团这样以传播正能量为主的账号都忍不住抱怨:“首先确保渔民安全,大使馆沟通了几天怎么还没结果?也应该召下朝鲜驻华大使说明事态的严重性,确保安全,尽快释放渔民渔船。朝鲜做事思维还真有点古怪,以后要吸取教训。”

从住院的老干部谈起

探望一位住院的老领导,巧遇医院的院长也在。谈及这家著名医院扩建十年而仍然是半拉子工程,院长大吐苦水。他说,最大的“钉子户”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一批老干部。有几位老干部住的是单门独院的小楼,都是代管公房,院方提出一套换三套,他们不愿意。说住了一辈子,有感情了。有位快90岁的老爷子,在该院ICU病房已生活数载,近乎植物人,完全靠机器维持,每天费用动辄以万计,一年要几百万。其子女与医院谈判,200平方米的一幢小楼开价1400万!而早期拆迁搬走的普通百姓,每平米补偿才不过万元。

听一位省委机关工作人员谈清房,厅局级领导干部,有七八套房子的,不在少数。哪来这么多房的呢?过去,人在县里工作,当县长书记时,夫妇俩都分到房子,超标部分按每平方几百块钱补差,当时是有这个政策的。到市里工作又有房子(当然,有的房子是在机关事务管理局名下,使用权归领导),调到省里工作后,地方上谁敢做恶人,清省领导的房子呢?于是,一些领导干部退下来后,占有七八套房子不稀奇。有的子女不在国内,大把的房子没人住,这可苦了驾驶员——每到梅雨季节,他们要去帮老领导照顾房子,开窗透气,县里住几天,市里住几天……驾驶员怨声载道,成为机关车队的谈资,这位领导有五套,那位领导有八套。

房产,是中国领导退休后的宝贵财富。官本位体制下,带有供给制特征的实物配给,使得领导干部房产不清晰、不透明,于是出现一人占多套房,并且苦无解决良策。前不久,南京某报有消息称,保障性住房易进难退,清不出来,几年下来,全市清出来的不到十套。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拿着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好不容易喘口气,就要人家吐出保障房来。而有七八套房的老干部,从来没有人、也没有一套机制敢让他们吐出来。当然,中国政策上是有办法让他或者他的后人吐出来一点的。春节后,“国五条”横空出世,说要开征20%的房产增值税,各地的房产交易市场挤得爆棚,其中不乏拥有多套房的官员“吐货”。但风头一过,看20%执行起来大打折扣,未及出货的人又长抒了一口气。

中国房地产市场走过了十多年的流金岁月,价格涨得沸反盈天。调控政策车载斗量,但收效甚微,关键是回避问题的实质。是真的没有办法,不是,是难下决心。实际上,最有效的办法是增加持有环节的税。我曾参加一个相关税种的调研座谈会,来自北京的一位司长说,北京像我们这样的人,哪个没有几套房?按时下的行情,有的房子一套就值上千万,如果收一个点的税,那我一年的工资就全缴税了,谁愿意革自己的命呢?

这是一句大实话,触及利益果然比触及灵魂还要难。房地产调控的胶着、无奈、博弈及底牌,全部都在这几个真实的事例中。原来,“房姐”、“房爷”、“房叔”之外,还有更直接绑架政策的特殊权贵集团,而其折射的社会公平的倾斜和政策的失灵,都已到了让人惊叹的地步。房地产如果听任权贵阶层或既得利益集团绑架,政策总是暧昧摇摆,回避实质性矛盾,那最终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是让少数人哭,还是让一路人哭?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以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来推进这些关键领域的改革,考验着新一届领导人。

一些看似复杂的问题,回到利益本源上看又非常简单。而有形的手投鼠忌器,王顾左右,难下决心,终使棘手难题越难越拖,越拖越难。

(作者为《新华日报》主任记者。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 Shirley.xue@ftchinese.com)

中国经济减速的肇因

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放缓,这在北京激起了波澜,引发了政府应该做些什么的尖锐问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近淡化了有关政府可以、或者应该积极应对的预期,他表示,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经济模式中存在的一个矛盾。

作为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支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使得人们日益担心金融风险的肇因。正如李克强所言,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改革——如果中共做得到的话。由于内部竞争激烈以及政治自主程度较高,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经济、投资和政治利益以及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尽管社会对加大公共服务提供力度有着强烈的需求,但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获得奖励和提挈,把重点放在了GDP上。然而,地方政府支出对经济的牵引力在下降。

自2007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增加了两倍,与GDP之比扩大一倍,升至30%左右。由于社会支出上升、卖地收入状况欠佳、自身投资回报下降甚至亏损以及现金流恶化,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大不如前。它们不得不更多地举债,以偿还到期债务、支付现有债务的利息和充实运营资金。许多人怀疑,中国地方政府是否也会引起一场“次贷危机”。

地方政府受到的控制较少并且过度负债,并非当今中国独有的现象。19世纪美国三次财政危机(分别发生在1837年至1843年、1873年至1879年,以及1893年至1899年)都带有市政融资过于冒进的明显特征。市政支出不断增长,成为公共支出中的最大部分,到1900年,州及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竟与联邦政府相当。与如今的中国一样,城镇化是当时美国地方政府支出扩张的主要因素,但其背后是房产税带来的雄厚收入基础。相比之下,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结构过于薄弱,广泛开征房产税在政治上又形同禁忌。

在财政紧张和市政债券过度发行时期,美国各州限制、甚至禁止公共部门投资私人公司,并规定了债券发行上限。在上世纪30年代,华盛顿取得了财政体系的控制权,所得税和薪资税归属中央,并实施对州政府拨款的制度,州政府则管理地方政府收入。随着时间推移,美国联邦政府取得了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的地位,并建立了一套关于融资的健全法律框架,这使市政金融市场得以有序发展,而个人则取代了机构,成为该市场最大的投资群体。

然而,中国迄今仍无意于(更别说发展)此类法律手段。中央政府敦促财政节制和审慎投资的指示没有得到有力贯彻,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恶化。自2008年以来,由于无法从银行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它们建立了成千上万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这些工具正是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爆发性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在某些中国评论员看来,它们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国有企业,具有垄断金融资源、扭曲市场、排挤私人投资等弊端——这些正是李克强之前提及的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风险因素。

中国政府如果希望发展市场机制,就必须面对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更广泛问题。这意味着要改变政府指导型增长与私人部门竞争及创新之间的平衡。李克强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巩固权威,而地方官员则应坚决遵从中央的命令和政策。

这需要政府做出转变。中央政府要主张自身在基本经济目标上的权力,比如降低的可持续增长率、环境友好型的扩张、财政改革和减少收入不均现象。地方政府则要把重点从追逐增长,转变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李克强还清楚地意识到,这将触动既得的政治和党派利益,他将这一任务形容为比“触及灵魂”还要难。但中国要实现经济平稳、持续增长,必须抛弃一向偏好的以信贷和投资为中心的增长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占有重要地位),改革资源配置、经济决策和创新等方面的政治和制度框架。与以往一样,这个问题在中国不是想不想做的问题,关键在于执行。

本文作者是瑞银(UBS)独立经济顾问。

译者/何黎

Monday, May 20, 2013

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学与非经济学解释

【编者按】通过评述《张军自选集》,韦森教授在这篇文章中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他认为外贸出口及其所牵动的投资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中国人的经商精神尤其是企业家精神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内容摘要: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了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张军所认为的“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是解释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是市场经济引入到中国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还构不成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政府,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而不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第二部分讨论了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在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本文认为,尽管基础设施投资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果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而屡治不果,以及地方政府负债累累,等等。中国的这种靠大规模政府投资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转型,且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第三部分讨论了外贸出口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发现外贸出口高速增长,FDI的大量引进,以及由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所牵动的投资的高速增长,才是过去二十多年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最后本文论证了中国人的经商精神尤其是企业家精神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在京城以外,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可能是国内外最为著名和最为经济学界同仁所认可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经济学人,张军教授早年研究研究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近十多年来又专注于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变迁研究,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百余篇中英文学术论文,仅在国内经济学的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就发表的学术论文就超过了二十篇,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按照不久前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影响力报告(2000-2004)》关于经济学作者学术影响的统计分析,张军教授在经济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前六十位作者中排名第十三位。前十位作者中,有四位是领袖人物(包括邓小平、江泽民、列宁和毛泽东)。如果不计算这四位领袖人物,张军的引用率则排列经济学作者中的第九位。该报告还把经济学研究领域划分成六大领域,张军教授在其所居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中位居第四位。

正是由于张军教授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影响和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华人经济学家文库”系列在2013年1月出版了《张军自选集》,荟集了他的十篇长篇学术论文。这十篇学术论文,大都发表在《经济研究》或国内外中英文学术期刊上,时间跨度从1999年直到最近。这十篇学术论文,即探讨和研究了三十年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也记载和反映了张军经济学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可谓是达致思想与现实、理论与逻辑的历史同一。

媒体札记:选择性公开

面对引发连番抗议游行的安宁炼油项目,云南信息报目前只能停留在通知《市民有话@昆明市长》的地步;不过,在广州,一脉相承的南方都市报尚有余勇,可以把对本地政府信息公开的追问展示在头版头条。

是新华社在作后盾。这篇同得今晨人民日报、广州日报刊发的电稿,开门见山:“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常抽检发现部分单位的食品不合格,其中米及米制品被检出重金属镉超标、食用油被检出致癌物质黄曲霉素B1超标、熟肉制品金黄色葡萄球菌超标等,但是却没有依法向社会公布不合格产品的品牌、生产单位及销售单位,有关食品的危害性也只字不提。关系老百姓食品安全的信息本该让全社会知悉并加以利用,但如今却成了有关政府部门‘不能说的秘密’。食品安全信息公开为何‘躲猫猫’?”

被南方都市报摘录的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涉嫌违法处共有三点:“首先,信息选择性公布有违法律宗旨。除米及米制品外,目前还有熟肉制品、食用油等6类不合格产品的品牌等信息未公布……其次,不合格食品危害无说明……第三,故意隐瞒食品安全信息涉嫌危害公共安全”。

其实,米及米制品的信息公布就已经是斗争结果。正如新华社稿件回溯,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周四公布餐饮环节一季度食品抽检数据,宣布在抽检的18批次米及米制品产品中有8批次产品镉超标,但是并未公布所检不合格产品的品牌、生产单位及销售单位名单。

次日跟进报道时,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均注明“市食药监局表示,不便透露被检出镉超标大米的品牌”之意。而按照广州日报的说法就是:“这批不合格大米源头是哪里?检出镉米的餐饮企业是哪些?检出后如何处理?记者就这些问题询问市食药监局餐饮分局相关负责人,其表示这些信息需要由市食安办发布。而市食安办一名工作人员称,此前开展全省大米及米制品专项检查历时一个月,已有结果,但因为涉及粮食安全问题,比较敏感,按照规定要待省食安办统一发布。”

大米天天要吃,哪等得及你统一发布。街坊抱怨四起之际,周五下午,即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大三女生陈晓岸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寄出信息公开申请函,要求公开镉含量超标的大米品牌、厂家、处置措施等相关信息。根据南方都市报记录,这位姑娘自陈动机时说:“挺荒诞的,既然都已经检测出来了(大米镉超标),却不对外公开是哪些品牌……同学们说我是‘饭桶’,那我深爱的广州,能给我一碗安心的米饭吗?”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当晚通过网站公布回应。在先行声明“抽样量较少、抽样范围较窄,只代表局部、个别的餐饮单位米和米制品抽检情况,不代表广州市整体情况”之后,就是那张黑名单:“广州市太洋海鲜酒家有限公司大米镉含量不合格,检测结果是0.40mg/kg;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食堂大米镉含量不合格,检测结果是0.31mg/kg;广州市海珠区燕南飞美食店米粉镉含量不合格,检测结果是0.21mg/kg;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第一食堂排粉镉含量不合格,检测结果是0.22mg/kg。”

一不小心当了十三姨太

王小姐是个东北女孩子,生的人高马大,心却很细。在国内时查出相处多年的男友移情别恋,一怒之下托人办了个B-1签证来到美国。出国时带来的钱很快坐吃山空。她人倒不懒,也能吃苦。打餐馆,做装修,摆摊保姆都干过。日子还能过得下去,就是有个大心事,身份黑了,绿卡却不知如何到手。想起来就发愁。

她打工的那家中餐馆,常有个马拉西亚老头来吃饭。那时她的英语也能对付了。老头吃饭时,她也能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聊上两句。时间长了,也就慢慢摸清了老头的情况。他在政府部门做个文员,和老婆离婚很久了,一直是一个人过。孩子都大了,一年到头也见不了几次。旁敲侧击了几次,也确认他是美国公民。

王小姐动了心,服务起来格外热情。老头也寂寞,见了她也话多了起来。平时一两个星期来一次,后来有事没事都来坐坐。王小姐心里是真看不上他,年纪比自己亲爹还大,鸡皮鹤发,想想都不舒服。再加上语言又不通,实在不愿下嫁。老头也明白,王小姐冲的就是他的美国公民身份。一来二去,两人也就开始约会了。

[法律回放]

美国移民法规定,如果和美国公民结婚,申请人可以在美国直接申请绿卡,即使非移民身份过期,依然可以得到绿卡。如果在结婚未满两年的时候获得批准,则获得两年有效的临时绿卡。在获得绿卡之后的两年之内还要提出正式绿卡的申请。结婚绿卡一般都会被要求前往移民局接受面谈,以确定婚姻的真实性。应该注意的是,移民局对于刚来美国就与美国公民结婚进而提出绿卡申请的申请人反而审查的相当严格。移民局不相信浪漫的爱情。在移民局看来,来美之后迅速坠入爱河进而马上提出绿卡,有着很大的假结婚的嫌疑。

约会不久,王小姐就让老头搬到了她的公寓居住。老头也乐得把自己的房子出租,多了一份收入。王小姐的打算是,经济上不亏欠老头,绿卡到手之后,如果提出分手,感情上虽然有些亏欠他,老头也不难接受。

不过爱情还是在这个贫瘠的土地上发芽开花。两人住在一起之后,还都动了真感情,老房子着火,越烧越旺。不久,老头买了钻戒,单腿跪地向王小姐求婚,还呈上加了王小姐名字的房产证。王小姐泪眼婆娑地接过钻戒和房产证,两人连夜开车去了赌城,敲开一家结婚登记处,当晚就登记结婚了。

[法律回放]

有不少人担心在赌城结婚会被移民局怀疑。其实,移民局并不管男女结婚的地点,倒是对结婚时两人是否单身较为注意。也就是说对于申请人与美国公民的婚姻合法性会加以审查。尤其是对于有婚史的申请人,会仔细确认离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如果离婚不合法,人就不是单身,和美国公民的婚姻自然不成立。

王小姐和她的新婚夫婿第二天就赶到我的办公室,请我为她办理移民手续。我也迅速为他们办理好手续,很快就將申请报到移民局。移民局也没耽搁时间,王小姐不久就收到面谈通知。

[法律回放]

结婚移民申请人都会收到面谈通知,要求申请人和美国公民一同前往,接受面谈,主要是为了确认他们的婚姻是否真实。移民局会审阅两人共同生活的文件,如报税单,银行对帐单,汽车注册与保险等。同时,还会问到两人生活的琐事,以确定两人确实生活在一起。如果申请人在提出结婚移民时已经进入递解出境的司法程序,在面谈时,移民局会把两人分开询问。但通常情况下移民局会让夫妻两人一起接受面谈。

改革将决定中国经济走向

中国最近几个月的经济数据没能让市场振奋起来。报上常看到“中国生产指标令人失望”、“分析师担忧快速扩张难以维系”之类的大字标题。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8%以上调低到了7.5%左右。然而,那些对中国长期增长挑战感到担忧的人往往不那么在意短期前景,他们更加关注的是新一届领导层的改革承诺。

在推动经济复苏和为长期增长构建可持续基础之间是否一定要进行取舍?不幸的是,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继续通过刺激经济争取时间、等候西方经济体反弹。

十几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台了一项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与前些年美国和欧洲经济滑坡引发全球金融及财政危机后中国所采取的经济刺激方案规模相当——从之后中国经济状况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教训。

中国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使多年持续快速扩张的经济实现了软着陆,这导致中国对经济刺激措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信心。然而,2009年刺激方案却造成了不太良好的后果,并且至今没有消散——没有迹象显示,由刺激措施导致的大规模债务有所缓解;也没有迹象显示,持续的扩张性信贷政策正在刺激生产和实际需求。

对比鲜明的结果反映了前后两轮刺激存在的两点根本差异:

首先,较早的刺激计划得到了强有力改革措施的支持,最明显的是中国为了能够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采取的许多行动。相比之下,2009年刺激计划实施的时候,中国没有采取任何具有开创性、可能有助于增强本国经济生产基础的改革措施。

第二,这两轮刺激都导致非金融领域的债务总量与GDP之比上升了40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前一次刺激方案是用四年多的时间完成这一过程的,而最近这次只用了两年。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刺激方案偏向于财政手段,第二次主要以信贷扩张为驱动。因此,中国政府一直在应对房地产泡沫,泡沫已迫使政策制定者收紧了对本是经济关键增长动力的房地产市场的限制。

由于持续执行宽松货币政策,过去几年中国不可能将债务水平降下来,而第一次刺激举措之后债务却能稳步下降。因此,新一届领导层无法在不危及健全财政状况的情况下,继续依靠传统的财政与货币杠杆来刺激需求。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政策没有重大变动、全球形势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中国短期经济增长前景会是什么样的呢?这可以直接计算出来。大约占经济一半的总消费年增长率可能为8%左右——考虑到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会略微低于过去。实际投资增长率将会远低于过去两位数的水平,大约为每年5%到6%。假设中国贸易收支对增长的贡献是中性的而不是最近的负面作用,那么短期经济增速可能在6.5%到7%之间。这应该成为市场预期的常态。

诸如效率提高、库存调整、外部事件等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影响短期经济表现,但这些因素对未来一年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太可能超过半个百分点。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能否实施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生产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即使投资率降低,本十年余下时间里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也有望维持在8%左右,而不是下降到6%到7%的范围。新领导班子目前就在认真考虑许多结构性改革措施。

Sunday, May 19, 2013

谨慎看待中国股市续涨

周五中国股市上证综指在权重股的领涨下收高1.4%,创下一个半月收盘新高。不过,相比于屡创新高的美、欧、日股市,中国股市受累于经济前景下滑以及股市改革裹足不前,投资者对未来股市续涨并不十分乐观。

5月以来美国股市多次刷新历史高位,欧洲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股市也触及数年新高,受到海外股市飙升刺激,到本周五为止,中国股市5月上涨4.82%,结束了此前连续三个月下跌的低迷态势。在全球性货币宽松的环境下,依靠宽松的资金和市场预期,推动了近期欧美日股市的强劲表现,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则股市表现的相对较差,这其中主要原因来自于投资者对实体经济疲弱的忧虑。

中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7%,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8%,而进入二季度以来,工业增长疲弱的状况似乎仍未改观。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4月工业增加值和前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均低于预期。而稍早公布的4月PPI更是创下去年10月以来最大降幅,且为连续第14个月下滑。

从国家统计局5月公布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看到,中国经济弱势增长之势未见好转,反而总需求到目前为止仍依靠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拉动,这不仅令经济失衡的结构更加根深蒂固,同时也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这些因素增加了下半年中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风险。

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以及需求不振,不仅导致股市欲涨乏力,同时也反映到近期大宗商品市场的表现,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进口国,中国实体经济的现实需求状况成为大宗商品市场近期持续弱势的关键原因。

现阶段,美国经济显复苏嫩芽但进展缓慢,欧债危机仍难以摆脱,同时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放缓、结构转型阶段,虽然全球货币环境极度宽松,造就了当前欧美股市的“狂欢”,但是这场货币盛宴过后,留下的只不过是一些短暂的美好回忆。而中国股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急转直下,使得投资者对股市的看涨程度明显降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Saturday, May 18, 2013

“30年一见”淘金热

金价的暴跌刺激了中国需求。大量大陆消费者来到香港买金,以致当地库存告急。金行老板称,这种景象三十年未见。不过,“中国需求”能够为金价托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