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布满灰尘的书架上，王丹发现了这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集》。他不明白“不同政见者”的意思，也从未听过两位编者萨哈罗夫与麦德维夫的名字，出于好奇心，他把它借回家。
这是一次意外的发现。“那些作者在书中列举的事实，比如斯大林主持的肃反，比如苏共宣传对人民的愚弄等，使得我第一次看到了所谓‘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的另一面……”他后来写道，“我第一次看到原来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宣传之外还有完全不同的论述。”
此刻的王丹是北京四十一中的一名高中生，阅读广泛，活动力强。他也是个标准的“理想主义者”，既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也同时为狄更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激动。这正是共产主义实验的吊诡之处，它制造了无穷的灾难，仍能激起人们的理想憧憬。
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四五运动、毛泽动去世、邓小平复出……王丹的童年是在一连串的历史事件中度过的，中国是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一个儿童也难逃影响。不过1岁，他因父亲来到江西南昌附近的鲤鱼洲的“五七干校”生活，“在迈开人生旅程的第一步时，就走在了‘五七道路’上”。他5岁时在幼儿园登台演讲，当邻居郭大爷拒绝给他糖果时，他还用糖纸写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声讨邻居的“资产阶级不良作风”。他日后的人生就是这样一个摆脱极权阴影的挣扎过程。
尽管遭逢如此多的悲剧，人们对于这个体制与信仰系统却缺乏根本的怀疑与反思。当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时，他又赢得了一片欢呼，人们似乎再度原谅了这个党与它缔造的邪恶制度。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象征了即将到来的1980年代的矛盾性。在一个漫长的冰冻期后，人们努力尝试一切，试图冲破各种禁忌，在表面的自由之下，是一个从未改变的体制，当它的根本权力被触及时，它会毫不迟疑的露出利齿。
在此之前，人们要拼命地享受这骤然出现的自由。少年王丹也是如此，他沉浸于突然到来的多元思想与文化思潮，《第三帝国的兴起与衰落》《射雕英雄传》、斯汤达、席幕容共同涌到了眼前，邓丽君的歌声比邓小平的政策更为诱人。他也同样被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理想鼓舞——它们都有一种救世情怀，符合一个少年人的英雄与浪漫情绪。
这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集》打开了一个新窗口，它让一个思想正统的少年开始以另一种眼光来观察世界。这也象征着思想的传播又是多么出人意料，不管多么严密的控制都存在着缝隙，这本原本供高级干部参考的内部出版物流进了一所中学的图书馆，把一位少年引导上一条“持不同政见者”道路。
一本书改变世界观，或许是一种日后回忆的夸张。但北大的确把他引入了一条更为自由之路。
八十年代末的北大校园与中国社会一样，正处于一个思想与情感的沸腾时刻。国家控制的减弱，一个自由空间日趋形成，各种彼此矛盾的思潮、学术与实践交杂在一起。倘若五四时代是一个启蒙时代，八十年代就是一个新启蒙时代。知识精英在其中扮演着令人瞩目的角色，他们的使命感与被期待的程度，也唯有五四时代可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