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November 26, 2013

FT社评:中国应停止对日加压

中日围绕东中国海无人居住群岛的领土争端刚刚危险升级。上周末,中国政府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将争端群岛上空空域包括在内,显示中国政府仍在继续实施对日本政府缓慢增压的策略。未来进入该防空识别区的飞机必须提供识别方式,否则将被施以中国政府所谓的“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鉴于日本飞机会定期巡逻日本政府视为自己领空的区域,中国政府此举看上去会增大中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无论冲突是否是意外的。

争议群岛目前处于日本控制之下,日本政府称其为尖阁诸岛(Senkaku),中国政府称其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围绕该群岛的争议可上溯到19世纪末,按照中国的说法,当时,日本在战争中窃取了该群岛。日本政府的说法则是,日本发现该群岛无人居住,随后在1895年将其合法纳入了本国版图。中方表示,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原本应在1945年以后将该群岛归还给中国。看起来中国政府似乎想迫使日本政府承认该岛的主权存在争议,而日本政府并不接受这一点。

不论中国政府对争议群岛有怎样的主张,眼下这种做法都十分愚蠢。不管中国政府是否乐意,争议群岛已经被日本管理了100多年,期间除了1945年到1972年这段时间内,该群岛作为冲绳(Okinawa)的一部分由美国控制。中国眼下正试图通过恫吓改变现状。该群岛位于一些重要的潜艇航道上,控制该群岛将有助于中国政府实现让海军突破沿海水域的野心,还能清算一笔历史旧账。眼下有关中日争议群岛的争端升级具有双重危险性,因为该群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有责任帮助日本保卫该群岛。

如果中国政府如此确信国际法站在自己这一边,它应该寻求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同样深信自己的主张站得住脚的日本政府,也许不会同意参与仲裁,但如果中国政府能够确保遵循仲裁结果,那么日本政府有可能会同意。否则,中日双方就必须退回以前的状态,更为明智地将争端搁置,留待将来去解决。同时,他们应该设法分享相关资源,包括渔业资源和石油勘探权。人们怀疑的一点肯定是,中国政府并不想要那种结果。相反,中国政府可能将争议群岛视为在美国和日本之间插入一个楔子的途径。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游戏。

译者/何黎

安倍敦促中国撤销防空识别区

安倍晋三(Shinzo Abe)敦促中国撤销在东海争议领土上空限制飞行的新措施。不过日本两大商业航空公司均表示,它们已经在遵守北京方面上周六颁布的规则。

日本首相昨日在日本国会发言时表示,中国单方面宣布划设“防空识别区”——该识别区与日本早已设立的防空识别圈部分重叠——是“无法执行的”举动,“对我国完全无效”。

然而,日本航空(JAL)和全日空(ANA)迅速宣布遵守中国的政策,这似乎削弱了安倍的立场。这两家日本最大的长途航空公司每天有数十航班飞越受影响的区域。

两家航空公司均表示,对于来往台湾或东南亚的航班要进入中国的防空识别区,或者天气状况迫使飞机在飞行途中进入中国的防空识别区这些情况,他们已开始向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通报。日本航空和全日空均表示,它们这么做是遵循上周六从中国民航局接到的通知。此前中国外交部在北京宣布,进入防空识别区的飞机如果不向有关部门通报飞行计划,就可能遭遇中方的“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

日本最大航空公司日本航空表示,它已开始采取相应行动。“我们对政策本身不予评论,但我们必须为了飞行安全而遵守程序,”日本航空发言人表示。

常驻北京的外交人士表示,日本的航空公司立即开始向中国民航部门通报飞越争议岛屿的飞行计划,突显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举动措手不及。

宣布与日方部分重叠、中方理论上可能捍卫其权益的防空识别区,在亚洲两大经济体长期存在的领土纠纷中开启了一个新的维度。

这些措施在周末引发日本的愤怒回应,同时也招致美国的谴责。“我方将这一动态视为一种不利于稳定的企图,目的是改变地区现状,”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表示。

安倍昨日表示,这些措施加大了在空域引发“不测事态”的风险,尤其是在双方同时出动战斗机的情况下。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巡逻机经常环绕面积不大的东海争议岛群——日本称其为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其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执行巡逻任务。如果日本侦测到中方的飞机进入日本的防空识别圈,就会紧急出动F-15战斗机警告中方飞机离开。

日本防卫省担心,中国的飞机现在可能忽视日方的警告,甚至企图驱赶日方的飞机。

安倍在国会发表上述言论之前,中国国防部昨日表示,其已在周末向美国和日本提出抗议,此前美日批评了北京方面的措施。

“既然两国都有防空识别区覆盖钓鱼岛,一些地方有重叠,军事对峙升级为冲突的可能性确实增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表示。“不过,东京、北京和华盛顿方面都会试图控制风险。长期而言,这是中国向西太平洋西部扩张战略空间努力的一环。”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日本表示,中国的举动违反了有关国际空域飞行自由的原则。

日本并不要求航空公司在进入其防空识别圈时向其递交飞行计划,而只是请求它们这么做。日本也未威胁对不配合的航空公司采取行动。

“我们感到担忧的是,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一连串措施严重侵犯了公海上空的飞行自由,”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表示。

中国作出划设防空识别区的决定之际,亚洲两大经济体私营部门之间的经贸往来刚刚出现起色。一年多前,中国多个地方曾爆发反日示威。

上周,100多名日本商界领袖前往北京,这是两年来首次举行这样的访问活动。大约20人会晤了中国副总理汪洋,双方同意保持和加强双边经贸关系。

另外,韩国外交部昨日表示,一名高级官员会晤了中国大使馆的代表,声明韩方对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极为关切”。中国划设的识别区与韩国的防空识别区部分重叠。

“我方不认为这是公平的——我方认为那个地区是我国的空间,”韩国外交部女发言人表示。

译者/何黎

中国改革应防行政架空

尽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定(简称“60条”)远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但还是有些亮点。最亮的点莫过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与之相应,还有两个市场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是“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一是“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

然而且慢高兴。这个最亮的点,也是最抽象的原则;在中国的现实中,原则越抽象,也就越不可能实施;这就如同,当你闯了红灯后,立刻会收到一个罚单;但当有人违反了宪法,我们却找不到一项可实施的法律手段去惩罚和制止他。其实在上一届政府之时,市场已经被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制度”,但仍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包括对许多产业进入的限制,对金融、石油甚至房地产等领域的价格管制,以及“国进民退”的大潮。这种趋势决不会因为把“基础性”换成“决定性”就会消退。

行政部门可能架空改革的几种方式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最能颠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中的行政部门。维护市场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要严格限制行政部门的权力。而中国最明显的宪政缺陷,就是“行政部门独大”。正是这些行政部门掌握着宪法原则等基本原则能否“可行”、“可操作”、“可落实”的关键通道。假定它们是经济人,它们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削弱、曲解、拖延和驾空这些维护市场的基本原则。

第一种可能是,利用执政党以及整个社会缺乏宪政意识的弱点,将“60条”的次要原则凌驾于主要原则之上。从宪政主义的眼光,我们可以区分“60条”中哪些条款更为基本,而哪些条款是次要的原则。而如果没有宪政意识,就可能认为这“60条”平起平坐;当某一条款和另一条款发生冲突时,就有可能用次要的原则否定主要的原则。例如“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一条,就明显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相违背,因为国有经济可以利用政治资源获得各种特权,包括垄断权去增强“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就违背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反对垄断的原则。如果没有宪政主义的眼光,“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60条”之内就被削弱甚至否定了。

第二种可能,就是利用“解释”来歪曲“60条”,并塞进部门私货。“60条”刚一颁布,就有不少行政部门出来“解释”。例如针对“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中农办某官员马上出来“解释”说,按照旨在保护耕地的用途管制,小产权房仍不合法。且不说,党政某机关只是执政党或政府的执行机关,其官员根本没有对法律和党的决议的解释权;就具体而言,该官员的“解释”是公然偷换概念,因为“60条”已经说明是“农村集体经营建设性用地”,其用途已被规定为“建设性用地”而非“耕地”,与“耕地保护”八杆子都打不着。

第三种可能,是利用技术性理由对抗“60条”。如针对“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一些地方政府会说,为了完成抑制房价的任务,我们必须采取限购或限价的手段,以此对抗“市场形成价格”的原则。由于缺少宪政意识,执政党、中央政府或社会各界经常对这种理由无力反驳。实际上,依宪政主义的眼光,技术性理由或行政性目标的重要性明显低于基本原则,根本无法与后者相抗衡。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前者要服从后者。具体而言就是,当一个社会要求“抑低房价”时,应是在不直接干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前提下去推行相关政策措施,如鼓励供给、尤其是保护“小产权房”交易安全的政策;把“市场形成价格”当作不可更改的硬约束,才能逼使行政部门的行为走上正轨。

Monday, November 25, 2013

探访甘肃牧民

一名年轻治安警察客客气气地对我说:“我要去银行办点事,您能在这里等我一下吗?”在我最近的中国西部之行中,他负责跟着我。

这看上去再公平不过:之前我去银行办事的时候,他等了我;在我初抵他的家乡甘肃夏河时,他还向我推荐了抵抗高原反应的中药。夏河县是个山城,西藏以外最重要的藏传佛教中心之一拉卜楞寺(Labrang monastery)就位于此地。他看上去是个善良的小伙子,而且他只是在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即确保我在度假期间不会不小心采访任何藏民。

因为我不会说藏语,而我遇到的大多数藏民显然也不会说普通话或英语,我们进行任何有意义沟通的机会看上去非常渺茫。甚至在宾馆有无热水(事实上,没有)、以及下一趟离开的大巴几点开这样的问题上,我们都不可能真正沟通。但走运的是,我的警察朋友能帮我买车票。我知道他的上司肯定希望知道我下一步打算去哪,我想如果他能亲眼见到我的车票,对我们大家都方便。那样的话,他就能确保我到达下一站的时候,会有另一位热心的警察在等着我,而我也不用浪费时间等待我的“小尾巴”出现。

事实上,我的假期跟藏民问题八竿子打不着,而我之所以有了一支贴身保镖队伍,倒恰恰是因为这个问题。我去的甚至都不是西藏,而是甘肃。我去那里,是想跟放牦牛的牧民一起生活几天。我从未想过要探究他们的民族渊源。

我更关心的是:跟那些牧民一起生活,我就得在牦牛毛帐篷里面睡地铺,得清早起来拾牛粪作燃料。我花了不少时间思考要带多少套秋衣秋裤,以及我会不会对牦牛毛帐篷过敏。有三件事让我没有必要地担心了很久:第一,要骑3天马才能到那里;第二,如何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避免高原反应;第三,如何在没有电源插座的地方给我的iPhone手机充电。采访只会说藏语的藏民从来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平心而论,对我的“安全小分队”而言,我这趟出游的时机确实不凑巧,刚好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周,正是全中国上下负责治安的人通常最担心出乱子的时候。

幸运的是,我的“私人警卫员”们倒不打算骑马跟着我。他们很有风度地帮我这个一头白发、可以做他们奶奶的老太太拿行李。他们周到地提醒我,冬天晚上在帐篷里睡觉要多穿一点。他们还礼貌地问我到底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主意。但我一踩上马镫,他们就让我一个人待着了。跟牦牛睡在一起显然不在“在华外国记者禁止从事活动”的清单上。谁能料到呢?

于是,我骑着一匹没钉马蹄的烈马,冒着冷酷的严寒天气上路了。在马鞍上枯坐许多个小时之后,我终于过上了藏民眼中的奢侈生活:一顶帐篷、烧牦牛粪的炉子、铁架上烧着的水壶、还有一碗香喷喷的牦牛酸奶,在迎接我的到来。

在这个14亿人口的国家,我们骑了一整天的马,只看到了另一个人类。在几英里的范围内,向四周望去,只见高高的牧场和白雪皑皑的山峰。这简直像《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中的场景,只不过多了一些牦牛。

接待我的藏民们和我语言不通,我意外采访他们的风险为零。也根本没有时间采访:女主人清晨就起床,捡拾昨晚积攒下来的牛粪(她有50多头牦牛),然后把牛粪摊开,晾干后用作燃料。我跟在女主人后面瞎转,提一块粪团都很吃力,而女主人提了一整篮。我试着给牦牛挤奶,结果一头都没有挤成,而女主人挤满了一桶。

而只要我不跟着女主人的时候,一头牦牛或一个小孩就会跟着我,特别是当我离开帐篷、去外面那绵延几英里的草地方便的时候。每当我响应“天性的呼唤”离开帐篷的时候,有一头老牦牛总是一步不离地跟着我,主人家的孩子也跟着。无论我用英语或中文骂、还是打手势让他们别跟过来,都丝毫不起作用。这种时刻被牦牛、孩子或警察跟着的生活,在一段时间后变得有些令人难以忍受。回到上海,我感觉浑身放松。在这里,老大哥或许还在盯着我,但至少他允许我独自去银行、去汽车站和上厕所。

译者/何黎

A股与世界的距离

在向海外投资者开放资本市场方面,中国已经迈出了很大的步子,但必须再处理好几大挑战,才能使中国内地股市为全球性基准股指所接纳。

A股(在中国内地上市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并非对全球投资者完全开放,因此目前被排除在全球性股指之外。中国目前在全球性股指中的权重,是通过H股体现的。H股是指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公司股票。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A股总市值很可观,接近4万亿美元,如果被计入各种全球性股指,就可能大幅改变全球投资格局。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亚太股市研究主管谢征傧(Chin-Ping Chia)表示,如果中国股市“完全对外开放”,则A股在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权重可能高达13%。加上目前16.8%的权重,中国在该指数中的整体权重将接近30%。

但谢征傧强调,这只是一种“假设成分很大的”情况,因为还有大量的障碍有待清除,比如在投资额度分配、资本流动性和资本利得税方面。

今年6月,MSCI宣布,已开始评估把A股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的可能性,但强调指出,这么做不意味着A股在市场准入标准方面已达到了新兴市场的水平。

谢征傧认为,配额制度和资本流动性受限是阻挡A股国际化的最大障碍。

海外投资者要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必须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或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资格。

谢征傧说,尽管这些配额计划的总额度“相当大”,但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额度与投资者的规模是否匹配。

他说:“我们看到一些主权财富基金获批的投资额度高于15亿美元,但它们的规模比这个数大多了,15亿美元跟机构规模相比可能仍太小了。更重要的是,绝大部分QFII投资机构都是大型投资机构或资产管理公司,它们仍在等待获批更大的投资额度,所以中国有必要提高额度。”

到目前为止,只有三家QFII机构获得了高于10亿美元的额度,它们是香港金融管理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挪威央行(Norges Bank)和新加坡淡马锡富敦投资有限公司(Temasek Fullerton Alpha)。

资本流动受限也是阻碍中国A股进入全球性股指的一大障碍。在资金汇出方面,QFII的手续尤其严格,需要等上1个月。不过,通过专门的中国开放式基金,可以实现每周汇出资金。RQFII则允许每日汇出资金。

贝莱德(BlackRock)亚太贝塔(beta)策略主管兼新加坡业务主管凯文•哈迪(Kevin Hardy)说,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而言,解决这两个特殊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他说:“也存在其他问题,但若想进入全球性股指,这两个问题尤其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自由投资或者投资额受限,那就没有办法追踪一项股指。”

虽然谢征傧和哈迪乐观地相信,这些问题最终都会解决,但对于中国A股进入全球性股指何时会成为现实,他们没有给出自己心中的时间表。

同时,富时集团(FTSE Group)董事总经理杰茜•派克(Jessie Pak)表示,她预测最快在“几年”内,中国A股就能进入全球性股指了。

派克表示,近几年中国开放资本市场有所提速,目前形势“越来越乐观”。她以RQFII扩大额度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实际上,过去18个月里,中国监管部门出台了大量的推动措施,以借助QFII和RQFII制度提高A股市场开放程度。

中石化董事长为青岛爆炸事故道歉

上周六,中国第二大石油企业中石化(Sinopec)高管为在华东港口城市青岛发生的一起至少造成47人丧生的原油爆燃事故发出道歉。(最新更新,根据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消息,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55人。)

上周五凌晨时分,破裂的输油管线导致原油泄漏,流入青岛市的雨水排放管道。几个小时后,正当工人们企图修复裂缝并围堵从排水口排往海湾的原油时,两起巨大的爆炸震荡了该市大街小巷。关于管线最初破裂及随后发生爆炸的准确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之中。

事故中除了47人丧生外,还有逾130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来自青岛的照片显示,现场满是肢体残缺的尸体、支离破碎的人行道、以及被炸飞到树上的汽车。

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通过中石化微博发布的一则声明中为事故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向“青岛人民和全国人民”深深致歉。

目前青岛市的原油输油管线已经关闭,这意味着该地区两家主要的炼油厂以及几个规模较小的炼油厂目前正在使用自身库存维持运转。据路透社报道,因原油泄漏构成风险,船舶被警告不要进入青岛港,此外中石化也停止了原油和成品油的采购活动。

2010年,东北港口城市大连曾因中石油(PetroChina)原油卸载管线爆炸而导致港口中断运营数周之久。事故导致的海面浮油对大连海岸沿线的渔业活动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译者/简易

西班牙担心法庭判决惹中国不悦

马德里一家刑事法庭以涉嫌参与在西藏的种族灭绝为由,对五名中国前领导人发布逮捕令。此举正在西班牙国内引发越来越大的担忧,人们担心西班牙会受到中国的外交与经济反制。

该刑事法庭上周宣布的这项裁决,针对的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总理李鹏以及其他三名前高官。法庭表示,这五名中国前领导人涉嫌在当政期间对当局侵犯藏人人权负有“政治或军事责任”。

若这五位前官员进入西班牙或承认西班牙逮捕令的国家,可能会遭到拘留。然而,中国前领导人们几乎不会出国,意味着他们不太可能出现在马德里的法庭上。

尽管如此,北京方面仍作出了愤怒回应,并谴责了提起这场诉讼的西班牙国内一些支持藏人的团体。中国当局上周四召见西班牙驻华大使,表达了中方的不满。中国外交官上周与西班牙政府官员在马德里举行会议时,也多次就此事表达不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方要求西班牙就该裁决作出澄清。他补充称,中方对西班牙国内的藏人活动团体多次利用这一问题做文章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西班牙外交大臣何塞•曼努埃尔•加西亚-马加略(José Manuel García-Margallo)在公开场合坚称,西班牙政府无意干涉本国司法程序。但也有西班牙外交官明确表示,该国政府非常担心这场争执会对西中关系带来的潜在影响。中国是西班牙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两国关系一向较为和睦。

一名西班牙外交官表示:“情况非常复杂。”

分析人士表示,这场外交纠纷爆发的时间对西班牙来说尤为尴尬。面对本国脆弱的经济复苏,西班牙正寄望于加深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马德里智库“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Real Instituto Elcano)所长查尔斯•鲍威尔(Charles Powell)表示:“西班牙正努力吸引中国的投资,西班牙大企业正努力在中国站稳脚跟。鉴于中国当局在谁能赢得合同、谁不能赢得合同上拥有关键发言权,西班牙显然担心,(法庭)此举会让中国当局不悦。”

该案始于七年前,当时一个支持藏人的活动团体向西班牙法庭提出刑事控告。根据西班牙相对宽泛的普世司法管辖权条款,法官可受理发生在西班牙境外的刑事案件。

对于西班牙法庭的裁决或洪磊作出的回应,中国官方媒体几乎没有报道,表明北京方面试图通过限制公共讨论来控制事件影响。

译者/何黎

三中全会后的“落虚”vs 落实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60条”未出台之前,就获得全球目光的焦虑期盼,生怕它会流产。出台以后,全球都在细心解读,生怕误读了会破财。

一冷一热的“三中全会”反应

扫描中国国内的反应,大体上是一冷一热。目前相对“冷”的是全会前一度兴高采烈的“毛左”帮,他们原先大概预期全会的决定将把中国经济体制继续朝着国进民退的方向猛推。没想到习近平李克强对中国的经济现状有实事求是的忧虑,看到要把中国带向可持续的增长,必须释放私营经济的活力,不然整体的中国经济就会落到持续的乏力不活状态。所以三中全会前夕期待中国会全面向更僵化的体制迈进的“毛左”们暂时没了声音。

中国国内目前相对“热”的是体制内外经济改革派的反应。他们也许对《决定》原来有更多的期待,虽然没能完全满意,但大体上肯定《决定》的政策走向,将大大有助于扭转中国发展模式这些年来加速的劣质化和腐化。

不过对于《决定》“60条”的综合改革方案,国际上的观察人士许多还是“盲人摸象”式的解读。这类人本不是花力气长期研究中国的,中国这头“大象”又说着非常奇怪的语言。我这里并不是指中文,而是指中国的官方文件语言--那些表述方式对于他们这些老外,犹如中世纪英文版的《圣经》对于我们这些“老中”,虽然认得其中绝大多数的字母,但读不懂其中大多数的句子。苏联知识分子以前称此种风格的官方语言为“塔斯体”,即苏联官方权威宣传机构“塔斯社”的话语体系,它虽然是俄语,但又和通常的俄语很不一样。

国际社会(包括海外华人群体)里反应声音中间最响亮的,是猛烈批评《决定》“60条”完全缺少重大的政治改革内容。对此,我只能说,两边都应该被各打五十大板--起草和审定《决定》的人应该被打板子:你们为什么不回应广大中国人民包括部分体制内的呼声,真干实做的开放政治体制、跟上民主化的潮流?对那些批评《决定》缺乏民主化改革内容的人也应该打板子:你们为什么非得要求淡水鱼马上游入汪洋大海?你们难道不懂得淡水鱼和咸水鱼大不一样,虽然都是鱼?

依我的观察,至少有三大原因使得1989年之后的中共领导层大多数都属于政治改革的“淡水鱼”类,断不敢游入真干实做民主化的汪洋大海:中国“八九”悲剧的沉重阴影、苏联解体的惊天巨变、国民党于蒋经国之后在台湾结束专权统治却一度被民众选下了台。虽然客观的研究者们对这三大历史事件有非常不同的解释,由此可以引申出积极的政策尝试和体制创新,但在中共领导层里,成为主流的教训乃是“谁开放政治改革谁垮台”。

内行们的怀疑有根有据

虽然国际上对中国政治经济结构和过程真有了解的人士是少数,但那些曾经有过在中国内地工作、采访和研究考察的人士的观察,还是值得各界参考的。这样的国际人士可以称作是内行,他们关注的不是“60条”的具体表述,而是“60条”中哪些核心的改革内容能够在未来的九年(习李两届剩余的时间)里实行下去。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样的提法在中共最高层文件中以前没有公开出现过。所谓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深一步的解读就是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体制里,迄今获取了海量好处的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比如说警察和官员庇护或指使犯罪团体获取暴利),不再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关键领域呼风唤雨。这样的改革将使既得利益集团失去巨大的好处,对此,内行的观察人士发出一个共同的疑问:在如此多年里形成的中国盘根错节的利益网中,怎样才能冲破掌控者台面上台面下的权力布置安排?他们那么容易就放手、让权、割利?

中国“复兴指数”遭嘲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要减少中央计划在经济中的作用,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上周发布的中国最新“复兴指数”却引来很多普通民众和网络评论员的嘲笑。

根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布的指数,截止到2012年末,中华民族已经实现了65.3%的复兴。发改委是中国强大的国家计划机构。

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复兴指数主要编纂者杨宜勇称,相比2005年的46.4%,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是2010年62.7%基础上的稳步前进。

但中国知名网络评论员、在新浪微博(Weibo ,中国版Twitter)上有超过11万粉丝的奋壹嘲笑称:“让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还要延迟退休累死活该。这tm也能叫复兴?”

另外一位匿名的网络评论员说:“我们有一个复兴指数,这个指数每年都上涨,那么我能投资这个指数吗?”

在接受官方媒体采访时,杨宜勇将他的指数比作各国经济学家都在编纂的“幸福指数”,并指出他运用了大量可衡量的指标来得出结论。

杨宜勇将这些指标主要分为几大类:衡量综合国力的经济指标;衡量技术、教育和医疗水平的指标;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法制更加完备”的指标。

他所使用的判断中国复兴程度的其他标准包括:可持续发展水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祖国统一”的进展。

关于网上的一些批评声,杨宜勇回应说,他的目的“不是哗众取宠,是想通过对指标的监测,发现复兴过程中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大约六年前,中国曾尝试用“绿色GDP”来追踪本国能源密集型、高污染模式的快速增长的环境成本,但由于这些成本难以量化,这一尝试被放弃。

渣打(Standard Chartered)中国研究部主管王志浩(Stephen Green)说:“毫无疑问,GDP无法包含所有方面的发展,因此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找能够衡量民生水平的其他方式,但(杨宜勇的复兴指数)可能不会为国际上广泛接受。”

安徽省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曾公开称,已经找到杨宜勇指数的真正计算公式。

周蓬安算出了1949年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间的总天数,然后计算出截至2012年7月1日(也就是杨宜勇首次发布2010年复兴指数的时候)已经过去的天数占总天数的百分比。

结果就是到那个时候100年已经过去62.74%,正好与杨宜勇所说的到2010年末中国实现的复兴水平一样。

谷禹补充报道。

译者/王慧玲

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

中国采取行动试图宣示其对日中争议海岛的空域主权,此举可能导致两个亚洲大国之间长期存在的领土争端升级。

中国国防部上周六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其范围覆盖无人居住的东海争议岛屿——日本称其为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其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中国国防部还称,对于进入防空识别区但不配合识别的飞机,中方将采取“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

日本外务省向中国驻日大使馆提出抗议,称此举是“极其危险的”行动。

外务省发言人表示,中国的单方面行动是“完全不可接受和完全无效的”,而且可能导致“该地区发生不测事态,因为它试图限制公海上空的飞行”。

美国对中国此举发出谴责。“我方将这一动态视为一种不利于稳定的企图,目的是改变地区现状,”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表示。中国表示,东海防空识别区已在上周六生效。作为测试,中方已出动预警机和战斗机在防空识别区巡逻。

日本防卫省在探测到中方飞机逼近日本空域后,紧急出动战斗机进行拦截。

过去一年里,日中两国围绕东海领土争端的紧张加剧。中国常态化出动飞机飞越争议岛屿,并出动舰船驶入争议岛屿周围海域,挑战日方对这一岛群的实际控制。中国称,这些岛屿是在19世纪被日本窃取的。

针对中国的行动,日本已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姿态,加强海上保安厅和防空力量。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表示,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是以国际法为依据的。“这是中国有效行使自卫权的必要措施,”他表示。“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不影响有关空域的飞越自由。”

日本外务省表示:“我们将不得不继续敦促中国履行其承诺,即在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上发展互惠互利的关系,并展现出克制。”此言指的是2006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Shinzo Abe)和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达成的协议。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