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February 18, 2014

“快递小哥”的休闲生活

我叫黄夏龙。我就是江湖传说的“快递小哥”,贵州人,标准的90后。我来上海做快递这一行四个月了,前两个月上门派件,最近这两个月在华东师大闵行校区那边儿的研究生公寓负责定点派件。相比之前五年里自己开洗发店或者在工厂打工的经历,我更满意现在这份自由的新工作,尽管因此我几乎没有成段的空闲时间可以用来好好休闲娱乐。当然这样也有好处:省钱。

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表都是固定的。上午10点,去学校里的快递收发点分拣快递,通常会有两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包裹在那里等着我,能跟小山一样装满一车。在11点之前,我会开着我那辆农用三轮车赶到研究生公寓边的一条马路上,把快件就地摆开,等陆陆续续下课的学生们来取快递,直到下午2点。每隔三五分钟都会有来取件的人,特别是下午一点五十几分的时候,总有那么些熟面孔姗姗来迟。在这三个小时里,我基本一刻也不能离开,甚至连早走几分钟都不行。之后的2点到5点,我终于能闲下来吃个午饭。紧接着要上门去收件——赶着寒假前学生们要打包东西送回家的高峰,争取多做几单。因为寒假开始后学校附近的快递就进入淡季了,收发件数量一跌,工资也就跟着跌下来。晚上五六点还要去收发室完成一次快递分拣。这样,一天的工作才算全部结束了。

回到家也起码七八点了。在经历了一天的四处折腾后,疲惫、寒冷、饥饿才是最真切的感受。另外考虑到这个尴尬的时间点,我宁愿在房间里消磨晚上的几个小时:往床上一躺,抱着电脑,打打网游,或是看部电影。我比较喜欢看科幻片,比如像《阿凡达》那样的片子;而一些生活写实类的片子实在太沉重了,都说“人艰不拆”,我也不想在睡前放松的时候再想着这些累心的事情。不过说到底,无论是打游戏还是看电影,对我来说都只是纯粹地打发时间而已。有时候电影刚开始没几分钟我就睡着了,然后留下电脑还自顾自地继续播放着。

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些近乎“催眠”的娱乐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都不花钱。为了攒钱,向来以“混混”自称的我也已经好久不去网吧和酒吧了,也不会经常请新认识的兄弟吃饭而吃到“月光”。来上海几个月了,我只“进城”过三次,到现在都没有买过一张交通卡,主要是觉得也没这个必要。一来是因为我没有出门玩的时间;二来是因为上海的消费实在是太高了。我去了一次人民广场和外滩,也登上了东方明珠的“第二颗球”。有朋友问我,我去了这么有名的景点,俯瞰上海夜景的感觉是不是很好?我总是回答说没什么特别的,其实主要是心疼那135块门票钱。后来,我招待从远方来的朋友游览上海,也带他们去了东方明珠,只不过这一次我劝他们说“没啥好看的,就别上去了。”不是我抠门,是我觉得就这么看几眼花掉好几百真的挺贵的。我宁愿多花点钱带他们吃点好的,那多实在。

干快递这一行赚的都是辛苦钱,我每送一单快递挣两块钱。一想到出去玩一趟就要送好几车的包裹才能攒回来,我自然就更加舍不得出去花了。我现在每个月差不多可以赚四五千块。要是遇到货物半路丢失,只能自认倒霉,有时候一赔就是好几百;要是单据破损,机器就扫不出条码,那么这一单就算是白送了。冬天了,闵行这里寒风凛冽,我自己在车头的地方用泡沫棉装了一个简陋的挡板,这样在送货的时候腿就不容易冻到没知觉。不过更难熬的是一直站在没有遮挡的马路边等着发件的那几个小时,就听着耳边的风哗哗地吹,还要哆嗦着给人拆快递。虽说老板也答应我可以做六休一,但是我也从来没休息过。因为每休息一天,就意味着我要少分拣两次货,相当于少赚三百块,要之后送两趟快递才能赚得回来。

Friday, February 14, 2014

不能让机器人把人类分而治之

阿拉丁(Aladdin)擦一下他的油灯,就会有一个智能的精灵跳出来满足他的所有愿望。他的精灵属于童话世界。可现实世界的芸芸众生也梦想着拥有强大而智能的人造仆人。现在,这个梦想正在成为由硅、金属和塑料打造成的现实。但它是一个梦想还是一个梦魇?事实会证明更聪明的机器是有益的吗?抑或它们将成为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一样的怪物?

这是一本新书——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合著的《第二个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提出的问题。该书预言,我们将经历“人类历史上两个最神奇的事件:创造真正的机器智能,以及全体人类通过一个共同的数字网络互联互通、从根本上改变地球经济的格局。创新者、创业家、科学家、能工巧匠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怪才,将利用这个聚宝盆来打造让我们惊叹、喜悦并服务于我们的技术。”

第二个机器时代与第一个机器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智能。第一个机器时代的机器取代并倍增了人类和动物的体力劳动。第二个机器时代的机器将取代并倍增我们的智慧。两位作者认为,这场革命背后的驱动力是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或者说计算成本的指数级下降)。著名的例子是以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的名字命名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半个世纪以来,半导体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至少增加一倍。其他领域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见图表)

两位作者认为,经过半个世纪的进步,机器智能正在出现飞跃。随着计算能力呈指数级增长,计算机正在管理仅仅数年前还被认为其无力管理的任务。他们预言,不久之后,机器智能将无所不在。他们给出了国际象棋发明者的故事作为启示:此人请求在棋盘的第一个方格得到一粒米,在第二个方格得到两粒米,在第三个方格得到四粒米,依此类推。前半块棋盘的米粒的数量尚属可控,后半块的数量就大到离谱了。我们从机器智能得到的回报将与此类似。

然而,借用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 1987年一句有关计算机的出名妙语,我们看到信息技术无所不在,可唯独在生产率统计数据中看不到。在美国,每小时产出的发展趋势相当平庸。的确,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现令人鼓舞的飙升后,生产率增长已再度趋缓。其他大型高收入经济体近些年的表现更差。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技术的影响被吹得过头了。并不奇怪的是,两位作者不同意这种解释。事实上,他们主张,技术带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远远未被耗尽:“数字化使得几乎任何情形都有海量数据可以利用,而且此类信息可以被无限复制和重复使用”。

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统计得出的产出增幅如此之小?两位作者给出的解释是:大量廉价或免费的服务(如Skype或维基百科(Wikipedia));大规模的用户自产娱乐(如Facebook);以及统计中未能充分计入所有的新产品或服务。2007年6月之前,即使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也享用不到iPhone手机,它的价格是无穷大的。从无穷大滑落到某个特定价格,这种下降并没有反映在价格指数中。同样,数字产品和服务中的“消费者剩余”——对消费者而言的价值和价格之差——往往是巨大的。最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衡量方法还低估了无形资产领域的投资。

这似乎颇有道理:大批新型电子产品的问世,以及数字经济的崛起和其独特的低边际成本,对福利乃至GDP的影响比目前的衡量方法所显示的要大得多。

然而,担忧依然存在。信息时代适逢——而且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利的经济趋势:实际收入中值停滞不前;劳动收入不均加剧,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也越来越不平等;长期失业人数不断增加。

我们得到的解释包括: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侧重于技能的技术变革;全球“赢家通吃”市场的崛起;以及租金收入(尤其是来自知识产权的收入)发挥的作用。不妨考虑一下谷歌(Google)搜索算法的研发成本与其价值之间的差额。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也发挥了作用,而这两大趋势也都得到了新技术的提振。

《第二个机器时代》坚称,最重要的是,这仅仅是个开端。很多日常的脑力劳动将被电脑化,就像文书技能遭遇的变化那样。中等收入的就业机会可能被进一步掏空。结局可能是更为两极化的收入:顶层有一小批赢家,下面则是苦苦挣扎的庞大群体。以2012年的情况为例,美国收入最高的那1%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2%,这一数字比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占的份额高出一倍多。

人们有充分理由对此感到不安。首先,底层人群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艰辛:两位作者指出,1990年至2008年,无高中文凭的美国白人妇女的预期寿命下降了五年。第二,如果收入变得太过不均,年轻人的机会将会减少。第三,富人会变得对其余人群的命运漠不关心。最后,会出现权力方面的巨大不平等,对民主公民资格的理想形成嘲讽。

在遥远的未来,会思考的机器甚至可能压倒我们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就像如今最优秀的人类国际象棋选手知道他们并不是地球上最厉害的国际象棋大师一样。但两位作者暗示,远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收入不均很可能进一步加剧,给该书同时许诺的充满机遇的盛世蒙上阴影。

因此,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会有巨大的挑战——假如我们要确保新的机器不致变成弗兰肯斯坦怪物的话。这些挑战对如下方面的公共政策有着重大影响,这些方面包括:产权、教育、税务,以及其他旨在增进人类福祉的政府措施。我将在以后探讨这些有争议的话题。

译者/和风

Thursday, February 13, 2014

收支勉强持平的白领生活

我们是典型的三口之家,居住在消费水平极高的上海。双职工家庭,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我家去年的总体财务状况如下:没有离婚没有添丁,没有买房没有换车,偶有小疾没有住院,没有捡到巨款没有彩票中奖。整体收支勉强持平,盈余不足千元人民币。

收入状况:

在我所从事的媒体行业整体受到互联网剧烈冲击的大背景下,全年收入与之前一年基本持平。收入纯为工作所得,作为典型的工薪阶层,这固然表明了生活对于工作的倚重,但也不得不注意的是,随着行业性风险不断加剧,可能会对未来的收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支出状况:

2013年支出的大头,仍然是银行还贷,这项费用占据了全年总支出的38%。自从三年前决定改善住房条件,并在银行申请了长达27年的商业贷款之后,这笔费用就一直存在。而之所以没有提前还款,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扣掉支出之后收入所剩无几,但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对于未来的通胀预期仍然存在——如果预期成真,那就意味着目前的还贷金额在未来的占比将逐步下降。

2013年第二大的费用支出,为占据全年总支出20.1%的旅游费用。其中的大部分是为了满足儿子看世界的需求——要么跟小伙伴们前往外地的一些童话主题乐园,要么去到香港完成幼儿园毕业旅行。虽然直接花在小朋友身上的旅游费用相当有限,但以监护人名义花掉的旅游费貌似也应该分摊一部分到小朋友头上。

花在儿子教育上的费用,占据了全年总支出的12%,其中,学费和培训班费用各占半壁江山。因为选择就读了一家私立小学,高额的学费开支,将在未来至少五年内成为常态。培训班的费用,也会成为一种常态开支。2013年,儿子停掉了英语补习——跟传言高考取消英语无关,主要是考虑到小学一年级之后课业加重,加上本身就是一所擅长英语教学的小学,因此在英语学费用光之后暂停以观后效。继续每周两次的围棋学习、每周一次的足球训练、每周一次的写字课,以及在暑假期间重点突击的游泳训练,并在年末开始每周上课一次、每天都要训练的钢琴学习。儿子已经明确表示,不再添加任何兴趣班,预计未来在儿子教育上的费用将基本维持现有规模。

日常吃饭购物的费用,占据了全年总支出的11.5%。这部分没什么多说,本着节约的原则,该吃的饭还是要吃,该买的衣服还是要买,该请的客还是要请。

水电煤通讯等公共事业费以及家里添置的一些相对算是硬件设施的物品,占据了全年总支出的6.3%。其中,自来水、煤气、通讯等费用相对稳定,倒是电费经常大起大落,夏天开凉风冬天开热气的日子,电费最高的时候一度超过400元人民币,而一年中最低的电费账单,则差不多在70元人民币左右。

花在汽车及交通方面的费用,占据了全年总支出的5.6%。这部分费用主要包括汽油费、保养费、保险费、过路费、停车费、打车费等。养护一部汽车,固然扩大了生活半径,方便了日常出行,但如果均摊下来,即便每次打车,花费应该也不至于这么高。不过悖论在于,雨雪风霜的恶劣天气里,打车总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Tuesday, February 11, 2014

好人缘的微软新掌门人

跟几乎熟悉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的任何人聊,早晚都会得到同一个看法:他是和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完全相反的一类人。

在执掌世界最大的软件公司14年后,业已卸任的鲍尔默总是显露出过剩的精力:从沸腾的激情(为了振奋观众在台上满头大汗地狂跳)到火爆的脾气(一名高管离职时,他气得抓起一把椅子扔到房间另一头),在他身上都表露无遗。

接替他的工程师生于印度、喜欢安静思考,有着不一样的性格。Netflix首席执行官、微软(Microsoft)前董事里德•赫斯廷斯(Reed Hastings)说:“就个人风格来讲,他是史蒂夫的反面。史蒂夫属于狂暴的那种,萨蒂亚则很沉稳。”但光用“沉稳”这个词来形容纳德拉还不够。常常沉浸于深度思考的他眼神锋利,可脸上略带狐疑的微笑又软化了这种锋利。如果说鲍尔默是一位精力旺盛的营销领袖,那么纳德拉就是一个典型的计算机工程师。

“他是个理智的人,不属于那种拍桌子的类型,”微软前任高管约翰•康纳斯(John Connors)说。但他补充道,纳德拉除了冷静,也是“为数不多的”懂生意的人,拥有“很高的情商”。

至于这是否足以使微软夺回技术界霸主地位,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微软仍在依靠庞大的Windows和Office业务盈利意味着,鲍尔默把带领公司突破传统PC业务的任务留给了继任者。

康纳斯表示,由于产品种类多,经营微软如今也成为了一项“复杂得让人抓狂的”任务。加上整个公司的重组刚进行一半,任务看起来十分艰巨。数周内,纳德拉也会继承鲍尔默遗留工作中最棘手的部分:收购诺基亚(Nokia)挣扎中的手机业务及其3.5万名提心吊胆的雇员。

现年46岁的微软新掌门是第一个坐上美国技术业最高位置的生于印度的高管,尽管印度一直在向美国科技行业输送人才(近年来,在美国西海岸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中,印度工程师的身影十分抢眼)。

纳德拉生于印度IT业中心海得拉巴(Hyderabad),赴美前获得了门格洛尔大学(Mangalore University)电子工程学位。来美后,他继续深造,取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和MBA学位。

在一份精心打磨的官方简历和给员工的介绍邮件里,纳德拉着重谈了自己对板球运动的痴迷(他曾是一名右手型的旋转投球手)和对家庭的热爱。他谈及自己与Anupama Priyadarshini长达22年的婚姻(相当于他在微软工作的时间),他们的3个孩子,以及他所说的“学习的渴望”。

当你刚刚就任一把手时,几乎每个人都有理由说你的好话。西雅图的风险资本家马特•麦基尔韦恩(Matt McIlwain)说,纳德拉的人缘特别好,他得到了公司内部“普遍的喜爱和尊敬”。的确,有人担心他的友善儒雅会让他难以做出棘手的决定。华尔街的投资者已经在敦促微软削减成本,并分拆Xbox视频游戏机等业务。在微软物色新CEO的5个多月里,许多投资者呼吁引进外部人才,以便在做出艰难选择时,不受个人忠诚的阻碍。

麦基尔韦恩说,人缘好或许意味着他在升迁之路上一直避免作出棘手决定——尤其是在性格冲突往往导致高层出现紧张局面的微软。纳德拉能够在不树敌的情况下获得升迁,使他在合适的时机成为合适的CEO候选人。

亲历索契冬奥会

索契冬奥会开幕已三天。数天前,我经历10多个小时的飞行来到这里。当我背着行囊走出俄罗斯航空SU1784号航班的舱门时,身着各色品牌运动服装的各色人种一起涌入索契机场的抵达大厅。这个大厅刚刚启用,空气中还弥漫着新鲜的水泥、被焊接的钢材和粉刷的油漆味道。

6个月前,作为中国奥委会合作伙伴,为了考察索契当地的接待条件,我曾经代表公司抵达了这个知名的黑海度假圣地。当时的索契机场与中国内地大多三线城市的机场毫无二致。现在,一组到处闪耀着银色光彩的建筑已经替换了古老的大厅。廊桥、抵达大厅、行李传送带等都焕然一新的伫立在来自全球的宾朋面前,彰显着一个帝国在经历了34年等待后,急不可耐的信心与急切的展示欲望。

索契,人口37万、东西长达145公里、宽40至60公里,号称世界上最狭长的城市。作为俄罗斯历史上最盛大体育赛事的举办地,到处闪耀着“Sochi 2014”的海蓝色标牌和旋转的警灯。出发前,不少亲朋提醒,由于种种原因,这届可以位列现代奥运会历史上被抵制程度之最的冬奥会,正笼罩在恐怖袭击的氛围里。此前俄罗斯境内“黑寡妇”等恐怖组织制造的系列爆炸案,令人不得不心生一丝顾虑。但当真的身处其中,感觉到的却是浅浅的兴奋,一种见证大事件的兴奋、而非恐惧悄悄降临。

此前预定的珍珠酒店,是索契当地著名的四星度假酒店,也是中国奥委会的“中国之家”所在地。由于组委会的规定,只要预订这家酒店的任何一个房间,就必须支付冬奥会举办期整个20天的费用套餐。这意味着你要为一个有着狭小空间、硬且窄的床铺以及破损壁纸的房间,支付每天4000元合计8万多元人民币的费用。

在我们抵达索契的第二天,奥运圣火传递从酒店不远的Kurortny Avenue穿过,欢乐的人群中洋溢着俄罗斯人特有的欢呼声,一波高过一波。据说圣火曾经环游太空,也曾深入海底,越过高山,穿过贝加尔湖泊,俄罗斯人用了123天来传递圣火,创下奥运火炬传递史上的最长纪录。

与圣火一样得到关注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来访。习主席的专机在6日中午13:52分抵达索契。当日下午我们从中国之家驶往奥运村时,高速路旁就是索契机场,主席专机身上的五星红旗映着远处的雪山分外耀眼,习主席走下舷梯的镜头也大量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俄罗斯媒体称这位邻家大国的领导人“睿智、富有亲和力”并且“知识渊博”。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习主席的报道也频频见诸媒体:俄罗斯总统向中国国家主席致以新春祝贺,并强调在中国正值一个全家团圆的节日,春节是中国人民走亲访友的日子。普京说:“我们就当您是来看望好朋友的。”

与总统一样,俄罗斯民众对索契冬奥会的自信和热情是显而易见的,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基于1600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俄罗斯人(51%)认为,俄罗斯相将是索契冬奥会上获奖牌最多的国家;大部分俄罗斯人(73%)计划关注奥运会全程。调查还显示:“最近一年来,俄罗斯人对奥运会体育项目表现出的兴趣显著增加:如果在一年前(2013年2月),没有打算观看运动员们比赛的受访者在22%,今天(2014年2月)只有1%。所有项目的体育爱好者都有所增加”。

土地制度改革误区何在?

【编者按】中国经济学家华生曾撰文指出,土地制度改革存在“六大认识误区”,并表示“土地制度改革中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俨然成为正统和主流”。(原文见,《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上海证券报》2013年11月07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土地制度研究课题组”对华生教授文章所提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果由FT中文网刊发,以期推动公共讨论。本文为FT中文网“求解中国土改”专题文章之一。

“公益”与“非公益”在土地征收中必须区分

“严格区分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用地,缩小征地范围,……意味着政府现行土地收益全部丧失,相反还要另外筹巨资进行公益土地征收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于现在靠卖地还深陷债务泥潭的地方政府而言,显然是“天方夜谭”的观点,有待商榷。

首先,政府存在的目的,不在于获取金钱收益,而在于运用税金提供公共产品。

其次,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也并不意味着政府现行土地收益全部丧失。当下中国政府的土地收益是由地租、税收和土地征收中“低征高卖”三部分构成。征地过程中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利益,只会触及第三种的土地收益,并不会丧失全部土地收益。另外,因第三种土地收益减少而导致的财政收入下降,政府还可以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如土地增值税)或者新设、调整各种与土地相关的税(尤其是不动产交易税、保有税)等方式来抵消。当然,新增或调整土地税需经过民主程序并遵循“税收法定原则”,不能任由行政部门决定。

如果担心区分公益与非公益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会持续不下去,导致大规模地方债恶化,造成城建资金不足,那么,更加合乎逻辑的建议应是推进政府改革,促使地方政府更节约和有效地使用公共资金,并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到城市建设中来;应该是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的关系,或者增加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或重新厘清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或加强转移支付,而不应建议继续维持低价征收农民土地的制度。

有人说,税收要一年一年的征收,远水解不了近渴。这并非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政府完全可以在人民同意的情况下,以税收抵押获得贷款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利益”的认定可以通过程序来解决

“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转型期,无法严格区分公益性非公益性用地去改革征地制度”的观点也值得商榷。

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确实存在很多“模糊地带”,拥有不同文化背景或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对于“公共利益”的认识和认定确实会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在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引进一些企业(比如富士康)可能会增加就业和税收,对“公共利益”的认定范围可能会大一些;而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由于处于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时期,就不会轻易地将招商引资视为公益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完全无法区分,也不意味处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转型期,凡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土地开发都是公共利益。比如,KTV等娱乐设施虽然有利于人气集聚,但任何法治国家都不会将其作为公共利益。

阿里巴巴拟收购地图应用供应商高德

中国电子商务集团阿里巴巴(Alibaba)已发出主动收购要约,意图全面控制中国最为成功的地图应用软件公司高德(AutoNavi),这是该公司在人们热切期望的首次公开发行(IPO)之前大规模扩张努力的一部分。

阿里巴巴拟以全现金交易收购其已持有近三分之一股份的高德,此次交易对高德的估值为16亿美元。8个月前,阿里巴巴斥资2.94亿美元收购了高德28%的股份,当时对高德的估值为10.5亿美元。

阿里巴巴此举体现出其击败竞争对手并争取数亿用手机上网的中国人的努力,它将帮助阿里巴巴扩大其移动电子商务能力,并显示其快速发展的电商帝国中的商家的物理位置。高德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因为它是中国少数几家拥有地图业务牌照的公司之一。

这份收购要约是阿里巴巴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收购,而且发生在该公司估值将超过600亿美元的IPO之前。阿里巴巴旗下网站控制着中国80%的电子商务。这些网站上季度的收入增长逾50%,至17.8亿美元,尽管自去年以来增速有所放缓。

除了拥有淘宝(Taobao)在线拍卖公司和天猫(Tmall)在线商城以外,阿里巴巴还运营着中国最大的支付网络支付宝(AliPay)。该公司目前正努力将支付宝业务扩大到消费者手机线下支付领域,比如支付打车费。

阿里巴巴在其本土市场面临激烈竞争,尤其是来自腾讯(Tencent)的竞争。分析师表示,得益于流行应用软件微信(海外版是WeChat),腾讯在移动互联网用户中占有优势。微信一开始是一款免费聊天应用软件,但腾讯正迅速将其转变为一个集电子商务、游戏、金融服务以及其他功能于一体的多用途移动平台。

昨日美国市场开市前,高德软件股价上涨至21.05美元。

译者/邹策

比亚迪交付首批伦敦电动出租车

得到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支持的中国汽车厂商比亚迪(BYD)今天将推出伦敦历史上首支全电动出租车队,在2018年前批量供应零排放出租车的竞争中走在了日产(Nissan)等国际对手的前面。

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设定了全市出租车必须在2018年前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引发汽车厂商争相开发新车。比亚迪赶在该期限之前率先打入伦敦交通市场。

巴菲特持有9.9%股份的这家中国厂商将推出20辆电动汽车组成的车队,由出租车公司Thriev运营。不到两个月前,比亚迪还交付了伦敦历史上首批全电动公共汽车。

“伦敦人常常是新技术的尝鲜者……我们很高兴比最后期限提前几年率先推出产品。电动汽车技术将在这里绽放光芒,”比亚迪欧洲董事总经理何一鹏(Isbrand Ho)表示。

“看看鲍里斯,他骑车上班,”何一鹏表示,“伦敦走在零排放的前沿。”

最为成功的电动汽车厂商日产(Nissan)和经典黑出租车的制造商伦敦出租车公司(London Taxi Company)也准备赶在2018年期限之前开发出全电动车型。

伦敦市长办公室表示,出租车贡献了伦敦所有尾气排放的逾三分之一,推广零排放出租车是政府将英国打造成重要电动汽车市场举措的一部分。

何一鹏称,比亚迪还在与潜在的合作伙伴谈判,准备在英国生产e6型号汽车。

这些出租车可通过手机应用(与Hailo等公司使用的应用类似)叫车。

译者/刘鑫

FT社评:安倍民族主义议程令人担忧

作为为使本国经济焕发活力而展开的一场豪赌,“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拜中国所赐。正是由于担心不断崛起且日渐强硬的中国,日本自民党(LDP)才先是请奉行极端爱国主义的安倍晋三(Shinzo Abe)出山,后又说服许多日本人勉强投票给他。也正是同样的担心使得安倍本人相信,必须采取措施终结日本长达15年的通缩,并打造一个有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的繁荣国家。作为一个历史修正主义者,安倍认为日本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尽管有过战时暴行的不止是日本一个国家,但日本却被单择出来受到责难。一段时间里,安倍曾将精力集中于启动和推进他的经济计划。如今,他担任本届日本首相已逾一年,而且很可能至少在2016年前都不会下台。此时此刻,他开始更强有力地推进自己的民族主义议程,此举给日本的民主带来一些隐忧。

去年12月,安倍不顾华盛顿方面的劝告和外交方面的影响,参拜了富有争议的靖国神社(Yasukuni shrine)。结果,日本与中国(甚至可能包括与韩国)对话的可能性急剧降低。就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之前,日本政府还在国内强推通过了一个过于严厉的保密法案。安全与言论自由之间总是要求得平衡,而日本的法律却过于倒向保密一边。

安倍控制日本放送协会(NHK)的拙劣企图,加剧了人们对日本国家保密法的猜疑。NHK是日本的国家广播电视机构,相当于英国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去年12月,NHK经营委员会任命籾井胜人(Katsuto Momii)为会长。籾井称NHK不应在重大问题上挑战日本政府,这引起了许多人的警觉。籾井的原话是:“当政府说‘右’时,我们说‘左’是不行的。”

对于否认日本曾在二战期间强征数万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妇女为性奴的这一标准右翼姿态,籾井表示了支持(尽管他后来收回了这种支持),这也引起了人们的不安。更加恶劣的是,安倍任命的四名NHK经营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共有12名成员)中,有一名还声称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另一名经营委员曾表示,妇女的“合理”活动场所是在家里。在东京都知事选举前,NHK似乎还压制过对核工业的批评意见,而核能利用在这次选举中是一个重要议题。安倍所在的政党是支持利用核能的,但在2011年福岛(Fukushima)核危机之后,日本公众在这个问题上已变得更加警觉。

安倍政府正在试图压缩公众辩论的范围。中国对日本的持续威吓为他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方便。最近的一次皮尤民调(Pew poll)显示,只有5%的日本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不过,在日本这个公众太过被动而不是太过活跃的国家,安倍为推进其议程而操纵各种事件的做法是危险的。

日本民众有不少需要讨论的问题。比如,改变日本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以使自卫队能够援助盟国,也许是合乎情理的。甚至,争论一下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此条禁止国家拥有发动战争的权利,这在各国宪法当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正当的。然而,一个对安倍不利的事实是,大多数日本人是日本战后和平主义的强烈支持者,他们远不像安倍那样保守。安倍似乎打算通过不断地侵蚀公众辩论,来使民意向他划定的方向转变。中国声称,安倍对日本的邻国来说是个危险因素。这种说法基本上是毫无根据的。不过,安倍对日本自身来说可能是个危险因素。如果中国的威胁被用作一种借口,来打击日本相对开放的社会,那将是一场悲剧。

译者/何黎

在四线城市当公务员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个大城市。来,走一个!”我某个周五的晚上,就是从这句话之后倒进喉咙满满一杯啤酒开始的。

我们确实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过点安稳生活的梦想,跑到这个四线城市做了传说中的“公务猿”。吃饭,应该是小城市居民工作之余最常见的休闲娱乐。尤其对于我们这些还在和这个城市相互打量的外来者们来说,时常扎堆聚餐,不仅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休闲。吃点肉、喝点酒之外,诉诉苦、骂骂娘,说说同事傻、领导“二”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且百干不厌的事情啊。

还好,在这个因铁路才聚拢了人群、建制不过20年的新兴小城,有从小到大的各色饭馆。实惠的本地特色“一锅鲜”,一口乌黑的锅里炖着泛着油光的肉、菜,上面贴一圈面饼;花个50、60元可以买一张丰盛自助餐的门票;咬牙奢侈点的话能很容易找到富丽堂皇的各种酒家饭庄。因此,小城小民们抠唆一点,没几个钱就能吃的酒饱饭足,好面子的话也能轻易搭进去大半个月工资。

和大部分城市的年轻人一样,吃完饭后最容易接下来干的事就是唱歌。100块钱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团购网站上选择一个很不错的KTV,关上门尽情吼上2、3个小时。我由于在唱歌这件事上过大的缺陷,这时候应该已经悄悄撤退了。大多数的时候是回家打开电脑听音乐、刷微博、追美剧。偶尔也会去看场电影,当然会选择一家老旧便宜的电影院。一家新晋电影院几乎和大城市一样的票价,对于我来说性价比确实不高,但这仍然不能阻挡这个新娱乐场所里面的人满为患。

第二天天气好的话,会去人民公园转一圈,跳广场舞的老太太小媳妇、玩轮滑及踩鬼步的少年、一家几口散步的、抖空竹的、放风筝的、打牌的、唱京剧和红歌的、健身的、呆坐的。公园永远热闹,有的时候甚至会出现那么一点点拥挤的感觉。这下你就会知道,这个小城里让大多数人可去的地方还是太少了。不嫌路远的话,可以去稍大一点的自然公园,人稀疏,草木多,是个清静点的去处。

更多闲暇时间,我会跑到一个学校里踢野球。美中不足的是,学校里的所谓操场大多是大土场,夏天草长虫飞,不消多久定会沾满一球袜草籽;冬天土地过于生硬,奔跑起来有种忐忑的感觉。在极少的凑够人数的时候,也会花两三百租用个有假草的场地尽尽兴。鉴于我的球技过于拙劣,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奉献给了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的、与表现相互匹配的大土地。

小城除了一些学校周边卖习题教辅的小门面,照例会有家新华书店。不过因为没地坐下来看书以及书的目录不够有趣,对我消磨时间并没有太大用处;偶尔路过的报刊亭,里面的报纸和杂志种类少得令人发指,我都想不明白这种几乎不做买卖的报刊亭到底怎样存活;同时图书馆又稍显偏远,所以我大部分的阅读借助了电脑或者手机,看到好玩的书或者杂志,也会从网上下个订单,第二天不消到中午大约就能翻开一页继续念下去了。

如果购买一些生活必需的逛街算一种休闲的话,我一般都选择超市,东西齐全,不用讨价还价,逛个把小时就能够备足一周或者半月的吃穿用度。

好吧,这大概就是我在这个四线城市的所有娱乐了。算下来一个月600来块钱绰绰有余了,对于GDP的拉动着实有限。

左拉马的花费:

一月时间内,参加2、3次聚餐约200元

看一场电影40元

逛公园、踢球:免费

买书:50元

超市购物: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