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une 24, 2014

中国油价到底高不高?

【编者按】随着中国国家发改委年内第四次上调成品油价格,一直存在争议的中国成品油油价和定价机制再次成为焦点,对此,作为业内人士,作者给出了专业的解读。

随着中国家庭汽车拥有量日益增多,作为重要交通燃料的成品油的价格也备受瞩目。每一次成品油调价都会引来众多议论,其中焦点聚集在:中国的成品油价为什么这么贵?消费者希望油价低有其道理,但作为商品,成品油合理的价格应交由市场来决定,中国成品油价格政府管制的弊端日益凸显。而中国总书记习近平最近提出的“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似乎明确了成品油价改革乃至能源领域价格改革的重要方向。

中国成品油价处于世界什么水平?

成品油品种有很多,这里主要谈大众最常见的汽柴油。中国汽柴油价格究竟贵不贵,关键看衡量标准。如果纵向比较,近十年来受国际原油价格快速上涨、成品油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国内成品油价上涨幅度较大,目前动辄“破七”、“破八”的油价确实不低。

但如果将中国成品油价格放在全球坐标中横向比较,结论是中国汽柴油零售价处于中等水平,低于除美国之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

这几天在北京加油的话,92号汽油售价为7.98元/升(约合1.28美元/升),0号柴油每升7.94元(约合1.27美元/升)。这一价格比美国要高,美国今年5月零售无铅汽油均价为3.26美元/加仑(约合0.86美元/升),柴油均价为4.06美元/加仑(约合1.07美元/升)。但中国的汽柴油价格远低于欧洲国家。例如,英国汽油价格今年3月跌至三年来最低,每升依然高达129.46便士(约合2.18美元/升);德国3月份汽油价格为1.47欧元/升(约合2美元/升),柴油1.34欧元/升(约合1.85美元/升);挪威5月份95号汽油更是高达15挪威克朗/升(约合2.5美元/升),柴油价格达14挪威克朗/升(约合2.33美元/升)。

与亚洲周边国家比较,中国汽油价格低于日韩,与印度、泰国等国家相近。日本今年5月的全国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为165.8日元/升(约合1.62美元/升),而韩国4月汽油价格2245韩元/升左右(约合2.19美元/升)。

与沙特、委内瑞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资源国相比,中国的汽油零售价则高出许多。据了解,委内瑞拉汽油价格5美分/加仑维持了将近20年,而沙特2013年底最高标号的汽油价格为0.62里亚尔/升(约合0.165美元/升)。考虑这些国家属于资源国,对油价实施补贴,因此不具备可比性。

当然,单纯考虑零售价格高低是不够全面的。首先,虽然欧日等发达国家油价比中国贵,但上述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较高,油价占收入比重较低。其次是油品质量,中国目前仅北上广等少数地区的油品质量接近或达到欧Ⅴ标准,国内大多数地区汽油执行国四标准(硫含量不大于50ppm),柴油执行国三标准(硫含量不大于150ppm),多数地区的油品质量与欧美存在差距。

决定成品油价格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一国成品油价格的形成,与原油价格、税收、炼厂平均加工成本、流通环节费用和适当利润等因素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构成成品油油价中,占比最高的是原油成本。但考虑到原料成本和加工成本的趋同性,各国基于对成品油的不同定位而采取的不同力度的税收政策,成为导致成品油价差较大的最主要原因。

6月中国房地产市场加剧下行

中国房地产市场迎来更多坏消息。不仅是《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击碎了房地产刺激的希望,中国42座大城市的数据也表明,6月份前半个月的房地产销售正在下滑。

《中国投资参考》(China Confidential)监测数据显示,42座城市6月份前15日的房屋销售较5月同期下降16%。之前的5月曾呈现复苏迹象,当时交易量月度环比上升4%。

同比来看,房地产销量下降29%,表明5月份(销售量同比下降14%)和4月份(销售量同比下降23%)呈现的下行趋势进一步加剧。

各级城市6月前半月销售势头均在弱化,一、二、三线城市交易量分别下降28%、28%和26%。

由于销售放缓,新楼盘还在不断放出,未售房地产规模仍在攀升。

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研究机构《中国投资参考》监测到,14个城市6月份前15天的待售住房面积同比增长35%,增速接近5月份观察到的水平。

二三线城市住房库存增速仍高于较大城市。二三线城市待售住房面积同比增加43%,一线城市同比增加19%。

新数据出炉之际,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报》在周一的评论文章中表示,房地产市场处于“正常调整期”,并指责国内开发商、投机者和外资银行夸大房地产下滑,以迫使当局大力实施刺激政策。

《人民日报》表示:“要警惕别有用心者唱空楼市的真正目的——扰乱市场,误导政策,满足私利。”

上周数据显示,5月中国平均房价比4月下降0.2%,是中国两年来首次出现房价月度环比下跌,但从同比看,房价仍然上涨5.6%。

译者/何黎

南中国海上的博弈

2007年,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在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使东中国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他的继任者李克强去年10月在文莱会见东盟(ASEAN)领导人时,对南中国海也使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措辞。

尽管各国嘴上说着海洋和谐,但无论是越南和菲律宾、还是日本和美国,都认为中国在该区域态度强硬,并对此日益不满。

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最近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La Dialogue)上发表演讲时,说出了许多东南亚国家由于担心中国报复而不敢过于激烈表达的心中所想:“中国已将南中国海称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实际也理应如此。但近几个月来,中国采取了破坏稳定的单方面行动,对南中国海提出声索主张。”

“价值亿万美元的问题”

从马尼拉到华盛顿,专家们都在努力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现在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采取更强硬的姿态,而这些主张多数已经存在数十年?这个问题被澳大利亚罗维国际政策学院(Lowy Institute)亚洲安全事务专家罗里•梅德卡夫(Rory Medcalf)形容为“价值亿万美元的问题”。

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新兴大国在展示自己新的海军力量,也有人看到了一个更为大胆的企图——把美国海军从其二战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西太平洋挤出去。从亚太地区军事规划者到跨国零售商和全球能源公司,无一不在担心日趋紧张的局势。

在最新的摩擦事件中,中越两国大量军舰、海警和渔船正在存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Paracel Islands,中国称西沙群岛)附近,玩一场危险的海上“胆小鬼博弈”,起因则是中国在海上钻探石油而激怒越南。这场争执还在越南点燃了一场充满仇视的反华骚乱,导致苹果(Apple)、阿迪达斯(Adidas)等多家公司的供货商临时停产。

“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不仅对越南,对整个地区和全世界都是如此。”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阮志咏(Nguyen Chi Vinh)说,“他们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搭建钻井平台时,已经违反了国际法。”

越南政府正仔细考虑要不要仿效菲律宾政府将中国告上国际法庭。2012年4月,在经过长达一个月的紧张对峙后,中国船只从菲律宾手上夺回对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中国称黄岩岛——译者注)的控制,此后中菲关系一落千丈。

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自己的新作《亚洲火药桶:南中国海问题和太平洋安定局面的终结》(Asia’s Cauldro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中写道,从中国的地理位置以及目标——阻止外国势力像过去200年那样利用自己——来看,中国的行为“毫无异常强硬之处”。他得出结论:“它寻求在那片近海占据主导地位再自然不过,那里都是小国和弱国,而且可能存在大量石油和天然气。”

中国否认自己在加剧紧张局势。在香格里拉对话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中将斥责哈格尔和安倍(在演讲中对中国大肆抨击)是在联手挑衅中国政府。

美国承认随着中国军力的不断成长,它在该地区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Martin Dempsey)将军表示,中国正以“挑衅”的方式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变得复杂化。

人民币国际化的下一站

随着人民币在海外市场大踏步前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也愈发清晰。就在上周,中国央行连续宣布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举措,先是准许开展人民币对英镑直接交易,并授权建设银行担任伦敦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之后授权中国银行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至此,人民币清算行网络延伸到全球主要离岸市场,人民币与日圆、澳元、新西兰元、美元及英镑等主要国际货币均可开展直接交易。

有意思的是,即使在刻意保持低调的官方文件里,也开始出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字眼。今年4月,中国证监会在批准“沪港通”试点发布的公告中称,沪港通具有三方面积极意义,其中之一为:“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支持香港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此次公告是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文件中首次正式对外直接使用“人民币国际化”的表述,此前更多使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这一微妙的措辞改变,彰显出决策层力推人民币国际化的决心。

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是确定的,中国政府希望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性货币,甚至取代美元成为硬通货。为避免美元贬值导致外汇储备缩水,更为在国际政治中保持独立、不被整合进“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之中,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决策层必须坚持的一项战略,并且今年以来收获颇丰。除前述不断设立的人民币清算行外,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开展。在俄罗斯兼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受到美国与欧盟制裁后,俄罗斯也喊出了“去美元化”的口号,并和中国达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在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人民币国际化的下一步战略尤其重要。在一如既往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中国政府需要更加重视国内市场的改革与发展,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根基。

在海外,全球危机之后美国在国际政治版图上相对收缩,美元资本回撤留下一些空白,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日称,中国是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维护者,便体现了这种可能性。其中,手握着能源资源的中东、非洲、中亚及东南亚地区,将成为博弈的焦点。中国需要以人民币打通全产业链,避免重蹈日圆国际化因“两头在外”功亏一篑的覆辙。

日圆国际化失败的原因之一,与出口导向型的日本经贸结构有关——由于产业链的上游(大宗商品)和下游(终端消费)都在海外,以美元计价,使得汇率波动严重影响了日圆作为国际货币的价值。与之相比,即使美元汇率一直处于贬值区间,并且在金融危机后推出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但由于打通了全产业链,美元的国际化地位并没有因此受到挑战。

与快速扩张的海外市场相比,人民币国际化在国内的进展更缓慢。两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债券市场,可称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三座大山”,一日不到位,人民币国际化的根基就不稳当。其中,两率市场化关乎人民币定价权,资本项目可兑换关乎人民币的可获得性,二者相辅相成,需要建立起完善的风险防控措施,降低短期投机资本进出对人民币汇率的扰动,在便利海外投资者获得人民币的同时,将人民币定价权牢牢掌握在央行及国内市场的手中。在这方面,上海自贸区的试点具有重要意义,有望成为未来全球人民币定价中心,并建立起统一的人民币清算所。

媒体札记:“背剧”重演

一名“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江西小吏,被批评的口水从脚踝淹到脖子。

拜互联网曝光机制所赐,一幅摄于村野的“背领导过河”图片,先是经由微信朋友圈完成当地情绪酝酿,而后通过微博进入全国视野,引发群起喝斥。眼见舆论虎视眈眈,江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江西发布,周日傍晚主动扔出这枚“烫手山芋”:“6月20日12时30分,贵溪市白田乡兰田村,3名小学生在吃完午饭返校途中意外落水,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但据网友@村上天空称,在救援现场,有干部为避免趟水叫同事背其过河。经查,被背干部为贵溪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目前已被免职。”

稍晚,@江西发布再带来贵溪市委宣传部的调查结果,对免职决定予以说明:“贵溪市政府办副主任王军华、科员丁先保于21日上午赶赴事发现场参与协调搜救工作,经过一段漫水路段时,丁先保主动提出背王军华过去,被在场群众拍照并发到个人微博,很快引起一定范围的关注……由于王军华在搜救失踪学生的特殊环境特殊场合做出了不当行为,产生了不良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员干部形象。贵溪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经市委市常委会研究决定,对王军华给予免职处分。”

事发周六,周日免职,并连夜发布情况说明,处理速度不可谓不迅速。与官方通报并行的,则是各路微言大义的指责。紧随@江西发布之后,@江西日报发声:“无论有再多的理由,如此救灾都是一种悲哀。救灾现场,十万火急,趟水而行,方为干部本色。众目睽睽下,它损害的是干部形象,刺痛的是民众眼睛。请在思想深度,脱下你的鞋子,放下你的身份!”

@人民日报当晚也有“孰轻孰重”之问:“孩子落水,干部‘怕水’,真不知如何指挥救援?不说政德,只说岗位基本要求,已是失责。论个人发展,湿鞋与失官孰小孰大?论执政根基,湿鞋与失民孰轻孰重?事件主角现因背人事件被免职。频频曝光的官员丑态也警示:‘常在河边走’,终会掉‘水’中。”

微博警钟延续至今晨版面。翻开白纸黑字的人民日报,便是王石川重祭中共先进典型,声言“与其说他脱不掉的是鞋子,毋宁说他放不下的是身子”:“‘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绝不是对公仆的苛求。让下属背,这事不会发生在焦裕禄身上,因为他有‘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有‘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这事也不会发生在杨善洲身上,因为他身上有艰苦朴素、苦干实干的优良作风,有‘人格重如山,名利淡似水’的理想信念。蹚水能是多大的事呢?然而能不能吃苦、守不守得住初心,看的就是一个个细节。”

摆足架势的还有中共喉舌@新华视点:“水灾当前、救援紧急,却不愿‘贵足’落水,如何参与救援?必然‘贵人’落马。身为人民公仆,却骑在下级身上,无论个中原因如何,都难被公众接受。无怪乎网友说:‘鞋没进水,脑子进水了。’”

“鞋没进水,脑子进水了”,典故出自一年前的央视名嘴白岩松。新华社昨晚旧事重提,刊发电稿昭告天下:“去年10月,强台风‘菲特’过境,浙江余姚三七市镇受灾,该镇一名干部王某在前往魏家桥村原党支部书记家慰问时,该村书记许某坚持要背着王趟过魏家门前的积水。后王某被免职……近乎相同的情节和人物特征,相同的处理结果,类似的‘背剧’不免让人感叹,是官员‘不长记性’还是舆论太‘较真?’”

中国官媒抨击楼市唱空者

中国已发出信号,政府将抵制有关采取激进措施支撑房地产市场的呼声,即便楼价在继续下降。

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报》昨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称中国楼市正处于一个“正常调整期”,并指责国内开发商、投机者和外资银行夸大楼市放缓幅度,给当局施压,要求采取大力度的刺激政策。

“要警惕别有用心者唱空楼市的真正目的——扰乱市场,误导政策,满足私利,”《人民日报》表示。

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中国平均楼价比4月微跌0.2%,这是两年来中国楼价首次出现月度环比下降,尽管同比仍上涨5.6%。更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楼市销售和新开工量双双下降。据穆迪(Moody’s)估计,房地产和相关行业(如家具)对中国经济产出的贡献达到大约23%。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放松了限购政策,还让购房者更容易获得住房公积金,并以优惠利率贷款。独立分析师估计,当局将采取更多此类措施,而不会出台更为激进的措施。

“政府很可能继续进行我们在近几个月看到的定向放松,但不太可能采取重大行动。销售数字很可能在至少几个月里保持疲软,”北京咨询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房地产分析师咬丽蔷(Rosealea Yao)表示。

《人民日报》指责楼市看空者意图催促政府松绑限购政策,放宽信贷,并采取其它救市措施。

“这样,开发商们可以继续享受高房价的红利,延续目前易断的资金链。而囤房者们也能继续坐拥财富增长,”该报表示。

外资投行也因为其悲观评估而受到批评。“对于很多打算抄底中国房地产的外资来说,表面唱空实际做多是他们多年来一贯使用的伎俩,早已不足为奇,”《人民日报》称。

中国已在近几周采取措施放松货币条件,并在欠发达地区和其它基础设施上加大支出,以此来遏制经济增长的放缓步伐。

但一些分析师呼吁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如降息,或者放松针对购买第二套和第三套住房的限制。

中国政策制定者正试图取得一种平衡,一方面防止房地产市场崩盘,波及整体经济,另一方面避免在已经让很多普通人买不起房的楼市助长过分的价格上涨。

译者/和风

Monday, June 23, 2014

“苏独”开始展露阴暗面

亚历克斯•萨尔蒙德(Alex Salmond)领导的苏格兰民族党(SNP),选在“班诺克本之战”(battle of Bannockburn)七百周年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这不会是个巧合。在9月的独立公投前夕纪念1314年罗伯特一世(Robert the Bruce)对英格兰那场著名的胜利,肯定会使爱国主义的余烬复燃。

6月24日是苏格兰战胜爱德华二世(Edward II)的英格兰军队七百周年纪念日,届时将举行为期两天的纪念活动。而不久前从活动主办者那里传来的消息,肯定会让苏格兰首席大臣萨尔蒙德感到失望:因为门票卖得极慢,主办者不得不降低了门票价格。这或许是个兆头。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似乎失去了动力。

萨尔蒙德仍有可能在9月18日的公投中取胜,但有迹象(其中一些还相当刺眼)显示,苏格兰民族党正在丧失信心。

“在一起更好”阵营的声势则日渐壮大。该阵营反对苏格兰独立,主张维护已有307年历史的英格兰与苏格兰联盟。据该阵营的领袖估计,现在支持和反对独立的人数已稳定为4比6左右。民族主义者的神经在经受折磨。在爱丁堡,流言盛嚣尘上,称萨尔蒙德跟他的副手尼古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闹翻了。萨尔蒙德向来强势,斯特金也同样不好惹。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阴暗面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在选民面前。

萨尔蒙德倡导独立的论调一直是温情的、包容的,回避了愤怒的反英格兰式“悲情政治”(politics of grievance,指煽动和利用民众的委屈感为自己争取票数——译者注)。苏格兰会独立,但仍将做英格兰最好的朋友。独立甚至会让两个民族更加亲近。独立的苏格兰将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于世,但肯定仍将以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以英镑为法定货币。

这种“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式论调,一直存在明显的矛盾之处。同样明显的是,关于英格兰独立后经济前景的许多尖锐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答。但只要苏格兰民族党的支持率在上升,萨尔蒙德的微笑和保证似乎就足以让他稳操胜券。“好朋友”民族主义具有情感吸引力。反对独立者强调独立的代价,在苏格兰人看来有一种轻蔑、以恩主自居的意味,从英格兰保守党人口中说出来时尤其如此。

不过,民族主义的面纱正在滑落。主张独立一派的造势活动眼下已带有威胁的意味。苏格兰首席大臣萨尔蒙德掌握着公共财政大权。在这一点上,有心反对独立者得到了毫不含糊的提示。珍视苏格兰与英国其他地区纽带的学者和艺术家说,他们担心,如果发表反对独立的观点,他们会丧失财政资助。商业领袖则几乎毫不掩饰地谈论,他们怎么做才最有利于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

著名作家J•K•罗琳(JK Rowling)不久前勇敢地反击了“网络民族主义者”的中伤。这些“网络民族主义者”鼓吹独立的方式显得非常霸道,带有一种粗俗的攻击性。罗琳长期居住在爱丁堡,向“在一起更好”运动捐出了100万英镑版税。她还撰写了一封公开信,冷静而深入地解释了为何苏格兰留在英国更好,以及英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好处、为何始终远大于各部分带来的好处之和。

然而,《勇敢的心》(Braveheart)式民族主义者霸占了爱国主义这个词。除非你支持独立,否则你就无异于当年杀死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的刽子手。苏格兰爱国主义者在英国建国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旅居海外者的持久影响,在他们看来什么都不是。对那种“只要有人不是盲目和不加质疑地支持独立,就将其妖魔化”的做法,罗琳进行了及时的驳斥。这种浅薄的做法,让她想到《哈利•波特》小说中伏地魔大人(Lord Voldemort)的食死徒(Death Eater)。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敢于公开反对独立。

中国房地产告别繁荣

过去十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几起几落,关于房地产泡沫的争论也已经持续多年。笔者认为,当前的房地产调整与以往不同,它不仅仅是前期强劲反弹后的自然回落,而是叠加了中期结构性拐点的影响。过去十几年来房地产作为拉动内需的最主要引擎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未来一两年房地产建设可能出现大幅下滑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下行风险。

房地产面临结构性拐点

首先,本次房地产的调整与以往几次周期不同。首先,2004-05年、2007-08年和2010-11年的房地产下滑均发生在宏观政控和房地产政策骤然收紧之后,而本次房地产下滑并没有明显的政策触发因素。另外,近几个月新开工面积下滑之迅速和剧烈也超出以往,可能意味着开发商不仅面对融资困难,而且对未来发展前景也并不看好,在市场疲弱的情况下迅速大幅削减新开工项目。第二,供求格局相比过去已经发生转变。过去几年,房地产新建面积持续攀升,已经超过了由城镇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内在“刚需”和旧房更新改善的需求,住房供给中用于满足投资性需求的比重在增加,而投资性需求的支撑因素正在削弱。

其次,“刚需”被高估。许多人用城镇人口的增加和需要更新改善的房屋数量来估算住房的“刚需”大数。我们认为,用新增城镇人口来估算城镇化带来的新增住房需求会高估“刚需”。这是因为在新增城镇人口之中,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城镇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而百分之四十以上来自于城镇行政区域扩大或变更带来的农村人口划转。这种“行政”性的城镇化意味着新增人口原来就有住宅,而并不是全部都会拆除重建。另外40%多来自于常住非户籍人口的增加,但是这部分人由于购买力低下,绝大部分都无法参与到城镇住房市场(我们假设其中10%的人能买房),而且因为户籍问题也不能享受社会保障房。这样算来,每年两千万新增城镇人口带动的商品房刚需只不过三、四百万套。

最后,从更新改善需求而言,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城镇居民户均住房为1套左右(其中自有住房比重为75-78%),而约有5740万户城镇居民住房建成于1990年之前(其中1980年之前约1800万户),很快就需要更新重建。据官方统计2010年以来保障房基本建成已经超过1600万套,其中棚户区改造在650万套左右。也就是说上述更新改善需求已有部分得到满足。假设今后余下1990年之前建成的旧房的更新速度为每年400-500万套,1990-2000年之间建成住房更新为每年100-200万套,因而每年总的更新改善性需求大约为500-600万套。

因此,理论上城镇化带来的内在刚性需求和现有住房的更新改善需求合计可达每年800-900万套,但是这仍然低于2013年城镇住房竣工量(约1100万套),更是低于去年新开工的规模。另外,目前在建住房规模巨大,2013年末约为5700万套左右,尽管其中可能有不少水分,包含了烂尾楼等停建工程。

投资性需求占比增大,但房地产投资的吸引力正在减弱

过去十多年城镇住房建设使得相当一部分更新改善型需求已经得到满足,而近几年被投资性需求吸纳的住房供给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城镇化速度已经开始放缓,其对应的新增城镇住房的需求已经稳定下来甚至有所下降。

媒体札记:公投之后

当中国内地的动物保护人士正在玉林为狗权而呐喊时,数以十万计的香港居民在为他们的选举权而争斗。

“香港反对派发起的所谓‘6·22政改公投’从6月20日就已开始电子投票,到昨天参投者据称超69万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舆论当初的预估”——今晨出版的环球时报引述了这个截至昨晚的统计数字,并描述当下态势为“香港反对派欢天喜地,西方媒体争相评论,他们都认为这次投票已经向北京和港府施加了巨大压力,获得‘成功’”。

在过去两天里,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一些密切关注香港前途的内地自由主义倾向者直播了投票情形。他们不仅为投票数之节节攀升超出预期而兴奋,还沿用“6·22政改公投”组织者的说法,指控中共对投票系统发动了“国家级的网络攻击”。来自香港明星黄秋生、黄耀明、林夕等人的民主宣言——“我们是公民,不是奴隶”、“就算你拥有一切的权力,但你已完全失去人心”、“那一票,是要表白冤情:‘我是被谋杀,不是自杀,我不死不甘心’”——被内地支持者努力扩散,用@荣剑2008的话来说,“这是底线!”

一些香港公投参与者的微博账号被注销,支持香港公投的网络言论也遭遇了部分屏蔽。在内地的报纸电视和门户网站上,这场事实上已经轰动整个香港的公投基本上销声匿迹,呈现出完全不匹配的低调处理,仅有的几篇报道评论亦主要是将其作为批判对象。

6月20日下午14时许,眼见被自家警告过多次的公投如期开始,国务院港澳办通过新华社发布谈话,重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任何形式的所谓‘公投”均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

晚间,中新社补充通报:“对香港有人以完全不符合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行政长官普选方案为主要内容,发动所谓‘全民投票’,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无权自行创制‘公投’制度或发起所谓‘公投’活动。在香港特区进行任何形式的所谓“公投”均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强调,对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实行普选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和程序,香港特区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早已作出明确规定。目前,香港特区政府正依法推动落实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经过5个月的公众咨询,香港社会各界已充分表达了意见,2017年实现行政长官普选、普选必须依法推进、行政长官必须爱国爱港、‘公民提名’违反基本法等已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这为依法落实行政长官‘一人一票’的普选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指出,香港某些人为一己私利,非法策动所谓‘全民投票’,是为其发动非法的‘占领中环’活动造势,这种行径是对香港广大市民实现行政长官普选愿望的漠视和阻挠,也是对香港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这场政治闹剧绝不会干扰和动摇中央政府依法推进香港民主的诚意和决心。同日,中联办有关负责人表示,香港个别组织与激进反对势力自编自导、合谋推出三个不符合基本法的普选方案,并发动所谓‘全民投票’活动,这是公然挑战基本法的一场政治闹剧。中联办有关负责人强调,根据香港基本法,提名委员会是普选时可以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的唯一机构。个别组织推出的三个方案以‘公民提名’的办法或含有‘公民提名’元素的办法,排除或削弱提名委员会的提名权,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当天,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的《基本法》以及法律中不存在‘全民投票’或相关制度,因此相关投票没有法律效力。”

北京与香港:摸索的悖论

【编者按】本月初,中国中央政府发布针对香港的“一国两制”白皮书,这是香港自1997年回归后的首次,在陆港两地引发巨大争议。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以自己对香港超过20年的近距离观察,撰写《香港观察》系列,本文为第一篇。

最近这几个月,堪称是十几年来香港政治气氛最火热浓烈的时段。刚举办的“6.22民间对政改的投票”,据报道达70万人大关。马上就出台的“占领中环”行动,按组织者计划,将在7月1日举行,为此香港警方已经备下临时的巨型拘留中心。在这关键时刻的前夕,北京的中央政府在1997年后公布了第一个香港问题《白皮书》,一石激起千层浪,巨浪还在滚滚而来。

《白皮书》一公布,最新的香港大学针对港人身份认同感的民意测验显示,港人对“中国人”的认同感,创下香港回归后的新低。从笔者的直接观察来看,从1993年春我来到香港至今的这21年,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互动,负面趋势曾未达到今天这样严重的状态。

几年前应FT中文网的邀请开专栏,笔者就自我定位成“中间论坛”,这也是我观察香港和内地关系的立场。比如说,我既不赞同内地对香港的“恩主”心态,也不赞同香港对内地的“蝗虫”标签。如今双方都有不少人站在一个极端的角度看对方,越看越难看,而我则试图解答:为什么香港与大陆间这20多年的相互摸索,竟然摸出这么一个糟糕的状态?

这就要从“一国两制”这个基本的框架说起。当初邓小平为解决香港问题,定下了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大框架。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内地(以下简称“北京”,因为实际上就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和香港双方都处于摸索的状态。用当年陈云对中国经济改革传播最广的说法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北京和香港则是“摸着对方相处”。

不能不承认,经过了20多年,双方本以为会摸出一片新天地,结果却是摸出一片大烦恼,双方显得越来越烦。是不是会“烦”到“翻”(就是“翻脸”)的地步,这是许多人焦虑的大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双方同文同种,为什么对彼此的制度和社会趋势的摸索又引发出如此不和谐的结果?

双方高层都缺乏对他方制度的体验

邓小平定下的“一国两制”是个粗线条的顶层设计,首先必须肯定的是,这方案原本是一个实事求是、宽容适度的过渡纲领。不过,对于中共几代的高层领导群体而言,他们处理纯粹的内政问题经验丰富老道,而对处理香港这样的“非典型”问题(它既非纯粹内政、又非纯粹外事)的经验却基本上是缺乏的,“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

因为他们的学习经验、革命经验和工作经验(武装斗争、治理中国)都让他们熟稔处理内政的逻辑。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内政问题上做得完美,而是说,仅从经验主义角度来看,他们处理内政问题是拥有一个相对丰富和灵活的“工具箱”的。即便遇到什么麻烦或犯了错误,都能找到办法来应付,稳住局面。相反,他们从来就没有过处理香港这样非典型问题的背景和经验。他们不知道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让一个在所有的制度方面、生活方式上和内地都不一样的香港,如何真正成为中国的香港。但他们却在努力,只不过是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