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ugust 25, 2014

香港人为何郁闷?

2012年,身家丰厚的唐英年(Henry Tang)在与最后胜出的梁振英(CY Leung)竞选香港特首期间,曾向香港特区的民众传递一个信息。他说,不满高房价的年轻人应该反问自己,为什么做不到下一个李嘉诚?

这话反响不佳。一家香港地方报纸随后对年轻人展开了一项调查,试图查明年轻人是不是真的希望效法李嘉诚——这位身家近350亿美元、在福布斯全球财富排行榜上位列第13号的人物。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说,自己希望效法的人不是李嘉诚,而是一个名叫阿Singh的人。原来这位阿Singh是个从印度旁遮普邦来的、刚刚赢得亿元六合彩头奖的卡车司机。自那时起,房价继续上涨,就连相对富裕的中产阶层也买不起房了,人们对富豪大亨的反感只增不减。政府控制着可供开发的土地的供应,自由决定地块的拍卖。

如今,除了导致房价高企的制度外,北京方面越来越明显的干预、以及内地资金的涌入也引发不满。这一系列怨气结合在一起,导致香港民众对特区和中央政府的抱怨声越来越大。

土地供需的持续失衡,有利于以卖地为一大财政收入来源的香港政府,也有利于人数越来越少的一小撮大亨,因为供需失衡确保房价面临上行压力。因为涉及的地块面积越来越大,只有资产负债表规模最大的大亨才能参与游戏。当二线的大亨都觉得自己被剥夺了游戏资格的时候,你可以肯定情况有问题。

1997年香港跟英国治理者说“拜拜”的时候,没有预见过这样的情况。

没错,那时的港人心态矛盾。毕竟,大多数香港人的父辈和祖辈都是1949年共产党建立政权时从内地逃过来的。香港主权移交前夕,大批港人移民,在海外居留至有资格拿到护照——如果拿不到英国护照,至少也要拿到加拿大、澳大利亚或美国护照。

但英国当时并未尽最大努力来确保香港的未来是民主的。曾让香港人感到愤怒的是,香港的制度对不同背景的人区别对待,让许多英国人受益,这种情况体现在一个缩写词中——Filth,由failed in London, try Hong Kong(在伦敦失败了,来香港试试)这句话的首字母缩写而成。

不过,香港人当时仍期待“回归祖国”会带来大量新的赚钱机会。他们以为,粤语会成为内地商界的通用语言。结果情况并没有朝那个方向发展。相反,内地人、包括居住在香港的内地人,相对于香港本地人从香港回归获得的益处要大得多。

香港人“小鱼吃大鱼”、拿下内地的希望始终没有实现。与其说香港“回归”了祖国,不如说祖国向香港“走来”。许多内地人想把资金藏在香港,他们推高了日益令人头晕的高房价。内地人在占有一切资源,从奶粉到医院床位。

与一贯的形象不符的是,香港从来都不是自由竞争的堡垒,而一直由单头或双头垄断。最近爆出的涉及香港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和前政务司司长关系的丑闻,并不涉及内地,但还是更让人觉得现行体制是在牺牲多数人利益、肥少数人腰包。

问题在于,北京方面在某些领域管得太少,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却管得太多。中央政府在经济上维持现状,在教育、媒体等敏感领域却插手过多。

香港特首非直选,意味着梁振英当年可以仅凭689票当选特首。上述情况综合在一起,酿成不可能更糟糕的结局。这种状况还会继续加剧人们的不满和对不满的渲泄——可能是建设性的,也可能不是。

香港民众从未真正掌控过自己的命运,但眼下的现实让他们更加直观地看清这个不幸的事实。

译者/何黎

FT社评:中国应力保楼市软着陆

中国摇摇欲坠的房地产市场对全球经济构成最大威胁之一。建筑和房地产行业不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高达13%,它们还构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世界各地大宗商品出口国的指路明灯)的主干。因此,有关房地产市场活动疲弱的消息本身就令人担忧。更令人不安的是,人们对北京方面阻止低迷失控、进而发生崩盘的能力开始失去信心。

一连串消息都描绘出黯淡的局面。7月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调查覆盖的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出现月度环比下降的城市有64个,这个比例是自2005年开始记录以来最高的。开发者正在收缩新的投资,7月售出的楼面面积同比重挫16.3%,跌幅比6月大幅加大。

按照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常驻香港的王志浩(Stephen Green)的说法,这些不断加深的疲弱迹象意味着,未来六个月可能是中国房地产成败见分晓的关键期。他和其他一些分析师预计,北京方面将试图阻止崩盘,但有人怀疑此类干预的有效性。主要的问题是,正受到存款流失和手续费收入减少(因为它们的影子金融活动受到限制)挤压的银行,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向房地产和其它受产能过剩和增长放缓困扰的行业放贷。

死气沉沉的市场反应也困扰着地方政府的努力。自6月初以来,36个城市放宽了“限购令”以提振住房销售,同时开发商纷纷降价。但是,6月和7月的销售还是大跌,早期迹象似乎表明,8月的销量也相当低迷。的确,地方政府的某些举措,例如西南省份四川出台的补贴银行、鼓励它们发放房贷的措施,在未能激发任何动静之后已被撤回。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研究机构《中国投资参考》(China Confidential)收集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向购房者的房贷发放越收越紧。

当然,北京方面的政策选择储备仍然十分强大。仅举几例,它可以下调利率,下调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要求以提高流动性,以及通过央行向金融体系注入资金。不过,这些措施的风险在于,它们可能加剧北京方面坚称要解决的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问题。

在某个层面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国内问题。在另一个层面上,它说明了发展中世界对于其内部的抽搐是多么脆弱。数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及哥伦比亚、智利、俄罗斯、巴西、印度和秘鲁,都有可能因为基础金属和其它大宗商品的出口需求大幅下降而受到重创。中国是此类大宗商品的价格制定者。

中国房地产繁荣的规模——以及任何崩盘将会产生的冲击波——是令人生畏的。在2011年和2012年的短短两年里,中国的水泥产量超过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水泥产量。信贷总量对GDP的比率从2008年的140%升至今年6月底的250%以上,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增长是房贷。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介绍,90%以上的城市家庭已经拥有至少一个家,而拥有公寓住房的家庭近76%的资产是房地产。

为了中国自己,也为了整个发展中世界,北京方面应加倍努力确保中国楼市软着陆。在美联储(Fed)变得比较鹰派之际,全球经济最不需要的情况是中国房地产崩盘。

译者/和风

中国过剩储蓄应投向何处?

自30多年前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心仪的目标地。然而,中国自身的对外投资很快将超过外资流入量。这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个好消息:在为本国出口创造出需求的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有望获得更高的回报,而那些需要投资的国家,也能获得一个高速增长的、新的资金来源。

中国如何将过剩的储蓄输出到海外将成为一个重大题材,该题材会驱动资金流入不同的国家和行业。

基础设施是个不错的起点。近年来,中国的基建热潮造就出了一个非常适合于设计、建造和维护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体。虽然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仍有足够的空间继续在国内投资,但投资的巅峰可能已经过去。因此,中国将目光投向海外、寻求让其基建能力和专长物尽其用,这是合乎情理的。

中国的目光或许无需投得过远。作为亚洲宏大的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该地区的城市人口预计在2010年到2030年间将增加6.5亿。反过来,我们估计为适应这种人口结构变化,亚洲需要在城市基础设施上投入11万亿美元。

然而,尽管全球利率水平较低,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却很稀缺。2007-08年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逆转了对外直接投资(ODI)流稳步增长的趋势。由于国民储蓄率较高,中国所需的投资现在较少依赖外资,但其他许多存在投资/资金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通常而言,这类投资是政府的责任,因为基础设施能为社会创造广泛的福利,而创造这些福利对私营部门来说是无利可图的营生。然而,政策制定者已将财政审慎摆在优先位置。虽然私营部门被鼓励要有所贡献,特别是以公私合作的方式贡献,但商业可行性往往是个挑战。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资金缺口,尤其是在印尼、印度和泰国。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提供了另一个资金来源,该行拟议中的资本基础为1000亿美元。2013年10月由中国政府倡议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任务之一将是依据商业条款为亚洲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截至2014年6月,亚洲和中东已有22个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该行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成立。

中国的资金往往来自国企达成的交易和中国进出口银行(China Exim Bank)的贷款。例如,国有的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CCCC,简称:中国交建)与雅加达单轨铁路公司(PT Jakarta Monorail)组建了一家合资企业,以在雅加达设计和建设一个综合交通系统。

中国交建同意对该单轨项目投资15亿美元,并为在印尼建立一家单轨装配厂提供建设资金。与此同时,中国进出口银行已为湄公河地区和东盟(ASEAN,有10个成员国)的24条公路、3条铁路、1个港口、3个机场和9座桥梁提供了信贷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与这些融资渠道并行存在,互为补充。

我们还认为,不会缺少迫切希望利用这一新资金来源的申请者。亚洲地区官员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缺口越来越直言不讳。例如,印度最新的“五年计划”预计,资金缺口达到其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23%。1997-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使得亚洲各国普遍反感外国贷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依据商业条款提供贷款,不会把实施结构改革作为先决条件,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应该会更为可行。

中国人大常委会本周审议香港政改报告

争夺香港政治核心权力的斗争本周将进入关键阶段。香港的一个代表团将参加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确定香港普选的框架。

12名香港代表(人数比以往参加商谈的人数高得多)将在北京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讨论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在2017年如何选出其最高职位的行政长官。

在过去,只有2、3名香港代表能够列席商讨这个特别行政区议题的人大常委会会议。

不过,在包括数名泛民主派政党成员的12名香港代表中,将只有一人被允许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表决。

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教授、中国政治问题专家丁学良表示,香港代表团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

“普选的框架已经奠定,北京方面已重申,它不信任的任何人都不会成为候选人,”他表示。

“北京不会同意公民提名,因为一旦这成为一种机制,事情会超出北京的控制范围。”

加剧香港政治紧张的是,北京方面今年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白皮书称,香港享有的各项自由是中央授予的特权,不存在自动的权利。

白皮书加剧了一些香港人的担忧,他们认为:北京方面正在收紧对香港的管控,而白皮书使香港进一步两极分化,促使建制派和民主派团体举行了针锋相对的抗议活动。

“我们希望向每个人,包括行政长官(梁振英),发出一个警告信号:如果没有普选,香港可能进入一种无法管治的状态,”普选活动组织“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简称“占中”)创始人、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Benny Tai Yiu-ting)表示。

“如果没有普选,他可能陷入更大的麻烦。”

在今夏笼罩香港的政治不满气氛中,“占中”吸引了大部分媒体报道的关注,但亲北京的势力也举行了自己的抗议活动,同样把香港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加剧了这个特别行政区的紧张。

“我们不希望人们诉诸暴力,”亲北京的“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Alliance for Peace and Democracy)发言人周融(Robert Chow Yung)表示。“普选不必经过骚乱。”

不满情绪蔓延到香港的法律界人士,他们的代表机构香港律师会上周实际上迫使其亲北京的会长辞职。

译者/何黎

谨慎看待四季度沪港股市

过去一个多月中,中国大陆A股市场和香港股市迎来了今年迄今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上证综指实现了约10%的涨幅,至近8个月高点;而香港恒生指数更是创下2009年以来的新高。很明显,稳增长措施带动经济复苏、流动性相对宽松、以及“沪港通”强化两地股市联动等一系列利好因素,成为本轮上涨行情的主要推动力。对于这轮行情,投资者情绪十分乐观,有不少观点认为,牛市临近,但也有观点认为,市场风险逐步升高,投资者应获利了结。

近一周A股与港股相继步入平台整理期,市场对两地股市未来走势判断各异。为此,我们采访了多位证券行业资深专业人士,请他们对A股、港股的前景作出判断。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A股还不具备牛市基础,港股取决于中国经济数据和前景。

近一段时间,香港股市一直领先于中国大陆股市,前者代表全球特别是海外流动性对中国经济数据、前景的看法。从近期港股表现能看出,海外流动性的全球资产配置逻辑是,一旦中国经济数据相对有优势,或者从一个低谷企稳,那就是一个良好的资产配置窗口。因此,本轮港股行情的基础是,中国二季度经济数据企稳,从而出现了资产配置优势。

就中国大陆A股市场而言,由于大陆投资者对疲弱的经济数据已经习以为常,因此对经济数据的敏感性相对较差。我认为中国经济最糟糕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来,政策微刺激固然对经济企稳有帮助,但有一个问题是,这些政策刺激效用能否抵消房地产市场下滑带来的负面冲击。目前看,政策刺激力度还不够。不过,还可以通过释放流动性达到提振经济的目的,同时,反腐及改革进展也会影响到市场情绪。

A股与港股具有很强的联动效应,“沪港通”的临近,使得国内外投资者乐观情绪高度一致,双方都认为对方会给自己的市场带来增量资金,因此,三季度行情表现会相对较好。不过鉴于四季度经济基本面还有待观察,同时改革效用需要长期检验,所以我谨慎看待四季度股市。

现在不少人说牛市快来了。牛市形成有三个关键因素:良好基本面、充沛流动性以及乐观的市场情绪。目前我们只能看到乐观的情绪,流动性略微宽裕,而基本面并不是太好,此外,美联储四季度加息一旦确立,也会影响流动性。市场光有乐观情绪,对上涨行情的演绎肯定是非常不利的。

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利率水平、企业盈利、改革进程以及房地产市场将决定股市走向。

中国大陆股市近期涨幅明显,对未来走势,需要基于以下几点关键变量做出判断。

首先,市场利率水平。中国正值经济下行周期,高企的债务使得资金需求旺盛。在资金成本过高时,政府必然会通过行政手段降低利率水平。目前看,大陆市场利率水平有所回落,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将提振中国大陆股市。

其次,基本面。投资者不应以GDP增速来判断实体经济好坏,而应更多关注企业盈利水平。目前企业盈利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如果这个势头得不到遏制,将对上市公司股市表现不利。

最后,国家治理的思路决定经济的出路,改革进程将影响投资者预期以及市场情绪。如果国家治理改革超预期,将提升投资者对股市的乐观预期。此外,还要看房地产市场,如果出现大幅度下跌,对A股也是非常不利。

Sunday, August 24, 2014

今天应该如何纪念邓小平?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官方正式、民间自发都在纪念邓小平。有朋友认真地问我:应该怎样纪念邓小平呢?我也认真思考了一下,窃以为以下几个方面最重要。

今天的中国应重提“邓小平理论”

中国的发展一直是有理论指导的,从1949年发展至今,已经从最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为十八大的最新表述——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其中足见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发展脉络。

但想比于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中国特色革命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十四大确定的“邓小平理论”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建设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非凡成就,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经过中国多年的发展证明,邓小平理论应该是指导中国继续改革的理论。

而重提理论的重要性在于,中国的国内仍有人纠结于姓资姓社,网络言论上对“左”与“右”的争论甚嚣尘上,这些都说明,在中国,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仍然不够。

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在中国还不够

而今,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而十八大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强调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要求党内全员尤其是党内的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不断学反复学”,“温故而知新”,熟悉并正确理解它,在中国的发展中实践中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

尤其是《邓小平文选》的第三卷是邓小平理论的精华所在,是经过邓小平本人认真审阅过的。还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逝世前,历届党代会政治报告和重要的中央全会文件,也都经过他审阅,体现了他的思想和理论。十八大政治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入改革的决议,也是符合邓小平理论要求的文献。

实际上,邓小平理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建设实践结合起来的创新理论。因此要准确理解邓小平理论,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了解当代世界和认识中国的国情。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劳动、改进工具、利用自然资源以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生产劳动中结成各种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决定性的因素,不断前进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与之适应。当先进生产关系适应时,会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当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时又必然严重阻碍生产力前进,先进的生产力必将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开拓新的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种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不同的生产方式表征了不同的社会形态。

基于上述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经历的形态——原始野蛮社会(采集狩猎社会)、奴隶社会(畜牧农耕社会)、封建社会(农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四种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评价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性的伟大进步,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像魔法般地呼唤出空前的生产力”。同时马克思主义又剖析了资本主义仍是一个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并越来越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必将不可避免地为新的社会所代替。这个新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不随人意志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吴英案看地方政府信用失灵

吴英与东阳市副市长陈军杠上了,不仅仅为了她的父亲吴永正。

吴英案件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议题集中在吴英是否该判死刑?第二阶段的议题落子在吴英的资产如何处置,处置是否公开公平符合相关程序?第三阶段即目前的阶段,受到实名举报的当地官员是否该回避这一案件?

这位年轻女性没有被判处死刑,已经是幸事,在目前的中国法律框架下,模糊的非法集资边界暧昧不清,对吴英这样的案犯判处死刑并不奇怪。就在吴英二审被判处死刑的同时,2012年1月17日在中国中部破落的古城安阳,因民间集资造成巨大损失当地政府不得不对非法集资进行集中处理。安阳市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四起非法集资诈骗案,其中一位病退的工人刘洪飞,因股市期货市场投资失败无法赔偿,一审被判处死刑。内蒙古包头市的非法集资法人自焚案也已宣判,多人获刑。稍早时间,江苏泗洪警方称,“宝马乡”石集乡非法集资案水落石出,44名涉案人员被捕。而在三年前的8月5日,绰号小姑娘的浙江丽水杜益敏已经被执行死刑。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金融改革极端滞后,民间投融资需求旺盛,炽烈的贪念与强烈的赌徒心态,加上无规则可言的信用市场,酿成一出又一出悲剧。这些悲剧大多被冠以“非法集资”的罪名,就象曾经的“投机倒把”罪一样,百试不爽。悲剧越多,说明市场越大,金融改革越不到位。

制度性悲剧注定没完没了,僵硬的制度与现实需求产生巨大的落差,悲剧人物由此葬身虎口。吴英案的最大贡献是,让社会再次关注到非法集资罪名的滞后与荒唐,使社会的如炬目光投向巨大的灰色地带:被告人的财产如何处置?如果司法者突破法律与伦理底线,中国整个社会的救济底线又在哪里?

今年7月11日,侥幸逃脱鬼门关的吴英,死缓判决改为无期徒刑。事件并未就此结束,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争斗,围绕资产处置引发而来的是地方执法信用是否可信。

6月5日,由东阳市政府牵头组成了“吴英案资产处置小组”,东阳市副市长陈军任组长。7月23日,吴英六处房产被拍卖。吴英的代理人蔺文财于当日向媒体表示,吴英曾向上级纪监部门举报东阳市副市长陈军涉嫌受贿,陈军曾“向吴英要了十几万”。7月26日,东阳市政府官方微博表示已确认:吴英案中,东阳市副市长陈军未涉及受贿问题。7月30日,东阳市官方发布消息,吴永正、蔺文财涉嫌诬告陷害等罪被刑拘。

8月1日下午,蔺文财及吴英父亲的辩护律师王永杰和王常青向东阳市公安局发出“管辖权异议书”,要求东阳警方回避此案。8月13日,东阳警方的答复是:认为两位律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无根据,不予采纳。8月14日,吴英又一份“回避申请书”被代理律师朱建伟带出看守所,并向东阳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递呈,要求东阳公安局整体回避吴永正等人涉嫌“诬告、陷害东阳市副市长陈军”一案。

是否应该回避再次引发剧烈争议,对法律条款的理解不同,双方各执一词。

支持者依据对法律条款精神的理解,认为东阳市应回避对本市副市长的调查。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按照目前对领导干部的管理体制规定,干部被实名举报之后,应该由上一级的纪委监察部门调查。吴英实名举报陈军,“只有金华市纪委或检察院进行调查核实,说明副市长陈军并未违纪违法,才具有合法性”,东阳市官方发布消息回应,“既不符合法律程序,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律师斯伟江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第三章“回避”解读,虽然没明文规定机构回避,只规定人回避,但如果所有人都有关系,就需整体回避,司法实践做法是上级指定其它地方办理。“我国法律规定机构回避,如东阳公安局受市政府领导,因此是有利害关系的,符合二十八条第四款的立法精神。”

中国汽车反垄断调查的意外转折

中国反垄断机构上周对车企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但这一判决另等待结果的奥迪(Audi)、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和其他跨国车企感到意外。

自今年初开始,外国车企一直在接受调查,原因是它们涉嫌操纵下游经销商和服务商的零售价格,按照2008年颁布的中国《反垄断法》(Anti­ Monopoly Law)可能被认定为“纵向”价格垄断。

本月早些时候,国家发改委一名高级官员表示,调查发现大众(Volkswagen)旗下的奥迪(Audi)、以及美国克莱斯勒(Chrysler)存在一些违规行为。江苏省物价局一名官员向新华社(Xinhua)表示,梅赛德斯的一些经销商试图“对下游售后市场的零部件价格以及维护保养价格进行控制”。

德国大众与中国的国有车企一汽(First Auto Works)合资、在中国生产和销售奥迪轿车的一汽-大众已承认过错,并在本月表示愿意接受国家发改委的任何处罚。克莱斯勒和戴姆勒(Daimler)旗下的梅赛德斯表示,国家发改委的调查还在进行,眼下无法置评。

然而,上周三,国家发改委开出了迄今为止最重的一张反垄断罚单,对象却不是上面提到的那些车企。12家日本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被控“横向”垄断,相互串通,对出售给丰田(Toyota)、本田(Honda)、福特(Ford)和其他在华跨国车企的零部件进行价格协商,轮流坐庄、减少竞争。“世界各地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就是打击诸如卡特尔这样的横向垄断。”北京的一名反垄断事务律师表示,“中国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也应是横向垄断,而非纵向垄断,后者相对于前者问题要小得多。”

中国国家发改委自2011年以来开出的总计28亿元人民币(合4.55亿美元)的反垄断罚单,有逾四分之三落到了外国企业头上,导致部分人批评发改委有意针对外国企业,而本次裁决对外国汽车制造商和中国消费者都有利,部分平息了这种批评。然而,发改委仍然在就可能存在的纵向垄断,继续对奥迪、克莱斯勒、梅赛德斯和其他外国车企展开调查,这种做法仍在引发极大争议。这些车企眼下依然在等待可能的处罚。

跨国车企的高管和律师抱怨称,国家发改委在暗示企业,如果主动调低商品和服务价格,一旦它们在反垄断调查中被发现涉嫌违法行为,处罚金额可能会相应低一些。这些高管和律师表示,这种压力正是促使梅赛德斯、宝马(BMW)和捷豹路虎(Jaguar Land Rover)等车企近一月来纷纷大幅降价的原因。丰田上周宣布,将大幅调低旗下高端品牌雷克萨斯(Lexus)的零部件价格。

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平息公众对国内许多商品和服务价格偏高的不满,而外国车企就成了替罪羊。尽管中国的通胀水平不高,许多产品的价格却很高,特别是受到中国城市中产阶层青睐的产品,从星巴克(Starbucks)咖啡、婴儿配方奶粉到豪车。

根据汽车咨询公司JATO Dynamics收集的数据,汽车生产商对一些豪华车型在中国的建议零售价,可能比在美国的高出50%。一些代表中国保险公司和汽车维修公司的组织也估计,一些豪华车型的零整比达到1200%,远远高于国际上标准的300%。

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人非圣贤,孰能无错。是啊,这话不错。不过,犯错误的都是他们。错不在我。

美国入侵伊拉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美国声称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后掘地三尺也找不到证据。美国声称萨达姆和基地组织有联系,基地组织在一旁窃笑。在美国人的想象中,伊拉克人民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美国士兵遇到的是垃圾炸弹和人体炸弹。即使朝野上下都要求小布什总统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仍然坚持:“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我当时做出的决策是正确的。”如果逼问得再紧一些,他会说,一定是有人出错了,他们给了我错误的情报。

撒谎是一回事,自我辩解是另一回事。人们不仅会编造各种谎言欺骗同类,还会编造各种借口欺骗自己。心理学家认为,导致我们努力地为自我辩护的心理机制是认知失调:当事实和我们的信念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宁可相信自己的信念。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种自我辩护机制维系着我们的自信、自尊和社会认同。

半个世纪以前,一位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潜入某个极端宗教组织的内部。这一宗教组织声称,当年12月21日就是世界末日。12月20日晚上,忠诚的信徒们会被一架从天而降的飞碟接走,整个世界随之将被毁灭。很多人相信了这一预言,有的信徒把工作、家庭、财产都放弃了,就等着世界末日的到来。到了12月20日午夜,什么都没有发生。风在树梢,月在中天,连飞碟的影子都看不到。到了凌晨2点,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谎言彻底破产了,怎么收场?凌晨4点45分,这个极端宗教组织的领导人,一位叫科琪的女士,向信徒们发表了讲话。她说,正是因为她和她的信徒们的虔诚,感动了上帝,世界因此被救赎了。信徒们会相信这一番扯淡的话吗?他们信了。在这之前,他们认为只要自己相信科琪的教义就够了,在这之后,他们开始拉着街上的行人,告诉大家,是他们拯救了世界,要求别人也参加这个宗教组织。

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在《哈佛幸福课》里举过一个例子。在影片《卡萨布兰卡》的结尾,伊尔莎(英格丽·褒曼饰演)在丈夫和情人之间难以取舍,柔肠寸断。她最后选择和丈夫离开卡萨布兰卡。她的情人里克(汉弗莱·鲍嘉饰演)悲伤地说:“这种遗憾或许不在今天,不在明天,但你会在余生中感受到它。”会是这样吗?不会的。褒曼做出哪一种选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她做出哪种选择,她都会用自己的余生,为自己做出的这种选择进行辩护,同时会寻找理由,为自己没有做出另一种选择感到庆幸。

这是一种正常的自我防卫。我们总不能一辈子活在自我纠结之中。尤其是,我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的代价越大,就越难以从中自拔。政治家们深谙这种微妙的人性。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电视节目主持人Chris Matthews在《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一书中讲到,很多政治家明白,与其给别人恩惠,不如让别人给自己恩惠,越是往别人索取,别人越会对你忠诚。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实际上非常管用。假如你为一个政治家投了票,捐了钱,要是他失败了,那证明你是个傻蛋。要是他成功了,那证明你有远见。所以你会拼命地认同你挑选的那个政治家。我们心目中都有自己喜欢的公众人物,歌星、影星、作家、企业家等等,要是他或她出了问题,犯了错误,你会比他或她自己都更难以接受这一事实。为什么韩寒受到攻击的时候,粉丝们会跳出来为他辩护,其实他们不是为韩寒辩护,他们是在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信念辩护。人的荒诞之处,在于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证明自己是不荒诞的。

亚洲国家的战略岔路口

在消费领域,亚洲总是充满选择。选哪款智能手机?听哪种风格的音乐?去哪种菜系的餐馆吃饭?买哪一个品牌的汽车?这些都是亚洲人在消费层面每天面临的决策。人们对品牌一直存在着某种忠诚度,这种忠诚还会继续存在,其对象往往是国家照顾的生产商。不过,也有许多流行品牌具有更广泛的跨境乃至区域吸引力——传统上,丰田(Toyota)轿车是很好的例子,如今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的产品以及韩国流行音乐(K-pop)也具有这样的号召力。

尽管亚洲当代的繁荣背后潜伏着历史原因导致的紧张及不信任,但亚洲政治精英及政府在各自的战略关系中选择盟友或喜好的国家时,受到的压力和制约少得让人吃惊。的确,一个令人瞩目的事实是:多个亚太国家与美国保持着强有力的政治与安全关系,同时也与中国建立了强大且仍在发展的经贸往来,两者相对和谐地并存着。

这种不断加强的关系框架的基础,是几十年来为中美关系注入活力的一种战略理解。美国一直而且仍然是全球唯一一贯支持中国崛起的国家——通过在政治上鼓励和支持中国的商业现代化;通过开放美国市场,准入中国的大量出口;也通过美国在促进亚洲和平与稳定方面的长期角色。作为回应,北京方面支持(或者不反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及领导地位;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亚洲几十年来的支柱。美国和中国的这种“大交易”是一个老牌国家和一个崛起国家之间的交易。从根本上说,这种至今已持续逾40年的大交易,为全亚洲史无前例的进步提供了保障。

然而,如今有人担心,两国首都——事实上还包括整个亚洲——都有人在更加密切地审视这种战略安排。在华盛顿,有人担心美国正步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ean Trap,指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做出回应,从而使战争不可避免——译者注),而中国将公开寻求终结美国的全球领导者角色;与此相对应,在北京,也有人日益警告,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关系和前沿部署部队不再有利于中国登上全球舞台,而是正被用来阻碍中国的崛起。

此外,在整个亚洲还存在一种更响亮的呼声,呼吁各国重新评估长期的战略“站队”。比如,澳大利亚几位知名的战略家及评论家(包括不止一位前总理)声称,澳大利亚现在应当从根本上转向,降低对澳美政治关系与合作的强调,转而与中国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同样,新加坡也出现了引人注意的声音,这些声音日益清晰地传达出这样一个观点:这个面积狭小的岛国必须日趋尊重地理格局而非地缘战略,向中国靠拢,即使与美国关系疏远也无所谓。

当然,讽刺的是亚洲那些在政治上和商业上都明显成功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尼和韩国),也正是那些与美国保持强有力的政治和安全关系、同时又与中国建立稳健经贸联系的国家。还有一个事实是,虽然当代亚洲存在种种紧张关系,然而无论是中国政治体制内人士还是美国高层人士,都没有人真的呼吁各国做出这种战略选择。的确,如果各国开始正式从根本上选边站队,亚洲将迅速陷入新的冷战。人们对围绕美中关系的事关重大的外交有很多评述,但在现实中,一些最有稳定作用的外交活动实际上是由亚洲中等国家开展的,它们努力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取得平衡,与双方都维持良好关系。

摆在亚洲国家面前的战略分岔路,也许不是美国和中国间那种微妙的选择,而是日本和中国间那种差异鲜明的选择。随着日本逐渐摆脱二战后的种种限制,对中国采取怀疑立场,并拉拢一些对中国的强硬姿态日益不满的国家,中国政府可能寻求制衡日本日益活跃的政治动作。就目前来说,各国并没有受到在中美之间做出抉择的压力。然而,中日间日益尖锐的对峙可能令两国陷入旷日持久的竞争关系,在此过程中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

本文作者是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董事。2009年至2013年担任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