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26, 2014

中国查明100亿美元虚假跨境贸易

中国外汇监管部门自去年4月以来已查明100亿美元的虚假跨境贸易,并已将15起案件移送警方。这项打击行动旨在遏制热钱流动。

投机者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有水分的贸易发票,来规避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目的在于从货币升值和较高的利率中获利。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去年4月对这种做法展开调查,之前几个月,官方出口数据似乎因虚假发票而严重虚增。

人民币对于外贸等经常账户交易是自由兑换的,但对投资流动有严格限制。过去10年里,旨在规避这些资本管制的投机者夸大了出口发票的价值,以便将投机资本伪装为商品和服务销售所得。

为客户买卖外汇的银行理应核实贸易文书的真实性,但在实践中执行力度往往不严。投机者通常使用难以估值的物品(如电子电路)作为发票的依据,使外人难以察觉货物价值被夸大。

据中国媒体报道,外管局管理检查司副司长武瑞林在北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大量企业利用伪造、变造商业单据、重复使用物权单证或者套用已报关进口的一般货物贸易单证等手法构造虚假贸易。”

武瑞林表示,这种做法“使得转口贸易成为投机套利的工具,甚至演变为热钱乃至违法犯罪跨境资金流动的通道。”他指的是出口一批货物,然后(往往通过邻近的港口)重新进口该批货物的做法。两次报关货值之差就构成了非法资金流动。

外管局在过去10年期间多次打击热钱流动,尤其是在热钱流动可能破坏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遏制房地产或其他资产泡沫的努力的情况下。

不过,今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人民币看起来也不像以往那样铁定升值,投资者将热钱引入中国的胃口似乎有所减弱。

去年3月,中国海关报告的对香港出口数据与香港海关报告的从中国内地进口数据之间的差值,达到创纪录的280亿美元。但到今年7月,这一差值已降至90亿美元。

外管局表示,正加大利用“数据分析”(依托电子外汇检查系统)来发现明显的欺诈案件。这种分析导致今年头八个月发现353起涉嫌诈骗,引发1.18亿元人民币(合1920万美元)的罚款。

译者/和风

Thursday, September 25, 2014

首富马云冒犯了谁?

“梦想还是要有的”,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上市之后,内部人手一件的T恤正面标语如是写道,反面是“万一实现了呢”。据说马云也是穿着了类似T恤开启了阿里美国上市之旅,他就是那个“实现了”的“万一”,随着阿里巴巴完成历史上最大首次公开发行(IPO),融资规模达到250亿美元,上市当天股价上涨逾三分之一。

马云,阿里巴巴的董事会主席,成为最新一任中国首富,此时此刻中国梦和美国梦似乎合二为一,一个普通甚至被渲染得过于普通的英语老师在科技时代的逆袭故事,堪称中国合伙人的现实版,满满正能量,的确适合传播。

马云的成功是小概率,但并非偶然,有三大原因。

首先是中国的崛起,体量决定了规模,而规模最终决定商业。阿里巴巴之前的IPO纪录保持者其实也是来自中国,这带来了极大财富想象空间。胡润财富排行榜当家人胡润对此也表示难以想象,“中国1000多位上榜企业家的财富总和都超过了西班牙或韩国整个国家的GDP。十年前中国只有1个百亿富豪,今天都有176个了,其中6个都是上千亿的。”

马云在香港路演期间,曾表示阿里巴巴不是一家来自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而是恰巧生在这里”。事实上,人很难超越自己的时代,大时代前,无论顺势还是逆势,幸运还是背时,其实个人很多努力都只是布朗运动。如果没有中国的广袤市场以及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背景,很难想象在别处能够有相同的机遇。阿里上市之后,长江商学院教授陈龙无不抒情地记录昔日同事好友后来加入阿里的曾鸣,多年前一次喝酒席间,曾说“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是做中国最好的教授,还是去企业里做一番大事业”。这席话让当时还在美国兢兢业业追求终身教职的陈龙“雷倒”,如今陈龙感叹这就是时代的机遇,“因为在美国既不可能做全美最好的教授,也不可能去企业里做一番大事业”。

阿里巴巴之前IPO记录保持者是中国农业银行,从国有企业到民间企业的IPO桂冠接棒,分别映射了“中国奇迹”的两副面孔:一方面是国有资本重组兴起,昔日不被待见的中国银行业如今体量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另一方面则是民间资本在管制最少的领域勃然兴起,正如互联网领域中的阿里巴巴。

其次,新技术的各样革新给予后发国家弯道超车的可能。阿里巴巴打败Ebay正是后进者的一次赶超。中国互联网受益于广大国内人群以及国外竞争对手的备受束缚,加上后发优势与自我创新,终于超越房地产行业,为本土富豪成长提供了空间。根据胡润中国百富榜,涉足互联网的富豪在该榜前十名中已有五席,占据半壁江山,去年上榜的6位房地产大亨中,4位已经不再出现。

最后,马云本人的特质,自然也权重不轻。网间流行的各类真假励志段子背后,不难看到马云的坚持,就像他自己对创业艰辛的解读与自况,“创业其实是很艰辛的。我一方面鼓励大家创业,另一方面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100个人创业,95个人死掉,你连声音都没听见,你根本不知道这95个人存在过。还有4个人,你是看着他们死的。剩下这1个人,这个人很勤奋但未必是最勤奋的,这个人很努力很聪明,但未必是最聪明的。有很多的机缘、有很多的因素使得他成功。”

梦一样的IPO,正如马云已经让国人耳熟能详的创业史,而他对于中国商业生态的改变,典型体现为阿里巴巴上市时延请的八位敲钟人:奥运冠军兼淘宝店主劳丽诗、阿里巴巴90后客服黄碧姬、淘宝模特兼自闭症儿童教师何宁宁、农民店主王志强、海归创业者王淑娟、拥有“淘宝博物馆”的十年用户乔丽、为贫困地区建立图书馆的快递员窦立国、将加州车厘子卖到中国的农场主Peter Verbrugg。

这一精心选择的阿里用户群像,除了展示公司形象,更展示了电子商务如何改变了日常中国人的生活,从衣食住行到身份存在。市场在网络上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示,无数不认识的人彼此进行陌生人的合作,而无数闲置的劳动力及其创造力被激发,无数被禁锢在中国“单位”之中的个体获得新的身份:“网店店主”。这不仅是经济上的解放,也是社会组织上的解放,原本灰色的人群行走在阳光之下,实质上是推动中国向法无禁止便可行的正常社会转型的一大步,给予人人创业的想象空间,背后影响超出表面想象,正如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一次座谈会中对马云所言:“坦率的讲,马云同志,你的那些公司,要是按照规定实际上都不合法,就到你网站注册一下就成公司了?现在合法了,我们已经规定了,取消门槛了。”

然而,金钱不能买到一切,成为首富并不能意味着人人都喜欢,即使阿里巴巴确实在极大地改善中国商业生态,甚至是社会生态。马云登顶首富之后,表示对此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连小区首富都不愿做,他最快乐的日子是一个月拿90块人民币的时候。他还回忆起14年与太太的一次对话,他问太太:“你希望你老公成为一个有钱的富豪,还是成为一个受尊重的企业人?”对方回答:“希望你受人尊重”。在这里,我不怀疑马云表态的真诚,也不得不佩服马云的远见,在中国,受人尊重和成为富豪确实不是一件事情,成功并不总能自证。

更大的权力与名声,其实也意味着更大的担当甚至忍耐。万众关注之中,自然不乏争议。商业模式前景、盈利空间上限甚至上市之后管理风险等等话题,已经有很多提到,FT中文网也有专题讨论。笔者倒是认为,阿里的商业模式会随着环境而进化,而“马云现象”的耐人寻味之处其实在商业之外,例如马云在海外收获至高殊荣之际,国内评价尤其是部分精英阶层的评价则并不一致,至少在社交媒体以及私下场合。

马云是2013年FT的年度人物,FT相关人物报道中表示“除了中国政府以外,马云似乎愿意与几乎所有人公开作对”。作为商人,马云的工作足够优秀,而他的工作事实上也促进了大多数的人福利,但是要人人喜欢似乎还有距离。无不吊诡的是,随着淘宝等电商日益改变中国大众生活之际,对于马云的评价却矛盾起来。我的个人感触是,舆论风向在近年、尤其是2011年之后开始出现分化,支付宝事件、李一事件、猎鹿门、移民传言等等自不待言,即使上市成功登顶之日,一众喜庆之中也不乏质疑之声。

个中原因也少不了中国特色,一个原因可能是文化的冲突,互联网本身有去中心趋势,而目前商业模式多是得屌丝者得天下,中国互联网公司不少有着毛氏管理风格,这种风格其实与精英文化有着内在冲突,而高调的理想主义宣言与极度的现实主义举措之间的反差,往往也令旁观者心生警惕。另一个原因不那么明显却也很重要,这涉及价值观,尤其涉及敏感的政商言论。马云一贯是以生意人形象出现,号召“和政府谈恋爱而不是结婚”,同时多次表示用户第一,这其实已经足够聪明,但是这种两边讨好的模式能持续多久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马云对25年前那次政治事件的表态,虽然事后阿里巴巴与当事媒体对于录音各有不同认定与表述,但对部分已经认定马云表态有所指的文化精英而言,其实对那次事件采用理性式的态度已经构成某种冒犯。中国政商关系以往总以暧昧态度隐而不见,如今则开始有摆上台面的趋势,很多分歧性的话题重新成为立场考量的标准,比如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等一类话题今后可能会反复出现。

套用中国互联网一句流行语,毛主席说不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就是耍流氓,而马主席的策略可能也会面临挑战,这其实映射当下中国舆论的分歧。反观西方民主社会,企业家也会避免讨论争议性话题,避免冒犯任何一方公众,这也许出于组织生存考虑,例如苏格兰公投,从各大企业在政府督促之后才逐渐表态便可见一斑。耐人寻味的是,一方面不少人认为中国舆论环境缺乏基本共识、盲目膜拜成功,另一方面公众对企业家等公众人物的评价标准其实并不低,越高的知名度,便意味着大众期待更高,要求更严。更进一步,正是因转型路口价值观存在分歧,尤其在“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之下,各个阶层的割裂,使得不同阵营都在寻求代言人,争取话语权,对于明确的立场表态的需求也会急剧。

回头来看,阿里的成功对于思想界也是一次颠覆。近期中国国内一位杂志主编在做阿里封面报道之时,就对思想界与企业界的隔阂做了如下的表示:“我们希望讨论阿里模式,但在采访了众多学者、专家后,真的感觉思想界的认识远远落后于在中国特色市场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企业。现在是急需思想界跟上的时代”。事实上,企业界对于自身的成长也颇多困惑,任何一个行业成为一个超级巨大的商业生态之后,也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和路径,这对于管理者、研究者、投资者、监管者、甚至使用者都是空前的遭遇,可借用的组织资源、思想资源非常稀缺,系统分分钟在进化,人人都得学习。

当中国经济不再保八,甚至年度GDP7.5也不是目标之后,规模不再是中国目标,转型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必然走向多元,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转型之中的作用也日趋重大,此时重建最小共识意义重大。对于阿里巴巴之类的公司,大并不总意味着美,上市只是开始,挑战还在后面。对于马云本人,社会各界也应该让他继续做好他的生意,这是他服务大众的最佳方式——让马云只作马云。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近期将出版《凯恩斯的中国聚会》,邮箱xujin1900@gmail.com,@徐瑾微博

黄河之水天下争

张柏山做的是中国最难的工作之一。

他一身中国官员标准着装——黑色休闲皮鞋、黑色长裤、黑色夹克,但他的工作可不只是批复文件。现年56岁的张柏山负责确保黄河沿岸省份严格遵守分水协议。随着中国工业发展速度超过其资源承受力,这项任务正变得越来越艰难。

在尽力治理黄河这件事上,张柏山继承了大禹治水的衣钵,4000年前,这位神话中的工程师首次驯服了黄河。但大禹是奋力抗洪,而张柏山作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水资源管理与调度局局长,他的挑战在于防止这条世界第六长的河流干涸。

千百年来,中国腹地一直依赖着这条浑浊的河流,由于它时常泛滥,所以又被称作“中国之痛”(China’s sorrow)。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宁夏、内蒙古的富煤荒漠,在横跨华北平原后抵达山东海岸。它全长5400多公里,几乎与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一样长。

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黄河的负担也越来越重:重工业、用水密集型农业以及城市化压力全都是这条河的沉重负担。城市发展需要更多电力,也就意味着要烧更多煤。城市居民的用水量是农村居民的5倍。

1997年,由于对黄河水需求增长过快,河水曾断流长达8个月,以致流不到入海口。这场危机迫使为水资源争吵不休的各省达成一项政治协议,这才确保黄河在接下来的17年里没再断流。

然而上述协议正在瓦解,因为西北地区新兴工业向黄河施加了更大压力。但“没人愿意让步”,张柏山坐在自己位于中国古都郑州的办公室里说,“他们知道这块蛋糕正越来越小。”

因此黄委会正尝试别的方法:用经济激励措施控制用水需求,防止出现上游抢水的危险现象。他们的想法是,让新工业用水户出钱,改良取代传统农业用水户,以控制需水总量。

全球其他地区也有河流再也不能汇入大海,其中包括经美国西南部流向墨西哥西北部、雄壮的科罗拉多河。但中国政府承受不起黄河发生这种事,每12个中国人里就有1个人要靠黄河养育,也就是大约1亿人。

大禹时代之后,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又一个朝代,谨记这一点的中国共产党不能简单切断农民供水,虽然他们占了用水总量的70%,当然也不能剥夺耀眼的新兴城市的饮用水。

黄委会的解决方案是让新工业用户出钱改良灌溉技术,以保证用水量维持在黄河的承受范围内。或许有一日,同样的方案可用在全中国的用水需求管理上,这样水资源竞争就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伤害。

产业咨询公司Urandaline Investments的迈克尔•科梅萨罗夫(Michael Komesaroff)说:“唯一能阻止中国奇迹的就是水。”

郑州:控制中心

郑州黄委会办公地的入口处立着一尊大禹雕像,看上去就像位守护圣徒,郑州城便是建于这位古代工程师漫步在黄河两岸之时。大楼一层有间控制室,它监控着黄河上的大坝和排水管道。在张柏山的密切注视下,黄河水从这儿被分配给各个工厂和农场。

11个省份地区的代表一年到头不断游说他增加用水配额。有代表团飞到郑州乞求他允许他们不遵守计划,一些遭到拒绝的还会向中央政府去申请。

张柏山坦承:“我不可能让每个省都满意。”

1987年,用水权首次在各省之间分配,以确保内蒙古等上游省份不会用掉所有水资源。但这份协议没有考虑到每年的黄河水量波动,因此1997年大旱时,所有省份都用光了配额。黄河在此次旱灾中干涸了226天。

那场危机提高了人们的警惕。但全中国用水需求都在上升,对于长久的政治解决方案却还没有形成共识。于是黄委会正尝试从经济激励入手。

理论上,黄委会拥有绝对权力。按照计划经济传统,各省水利厅在每年的冬季会议上制定年度用水配额。但不管是河流还是人们用水都不会遵守年度计划,所以黄委会大概每十天要调整一次配额。而在现实中,黄委会的权力是有限的:它不能否决建大坝,尽管这条河流上已有74座大坝。

而且黄委会对这个国家的发展议程几乎没有影响力。中国的政治体制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它鼓励华北平原发展工业,尽管那里水资源并不丰沛。由于河流用水存在限制,农村和城市就从地下蓄水层抽水,导致地下水位年均下降数英尺。

环境经济学家里奥•霍恩-帕他诺泰(Leo Horn-Phathanothai)说:“中国正碰到全国性用水短缺问题。黄河是这一问题的缩影。”他是《气候变化与发展》(Climate Change and Development)一书的作者之一。

黄委会保持了黄河的流淌,但没能成功限制污染。黄河大约只有一半水流的水质符合国家标准,部分支流污染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不适合人类接触的地步。

2012年中国表示,所估计的水储量比之前认为的低。在刨去冲洗沉积物需用水量后,黄河年度可用供水量从1987年的370亿立方米,减到340亿立方米。过去14年里,实际可用水量在370亿立方米和240亿立方米间波动。

但对黄河水的需求却在不断上升,尤其是中国西北的绿洲地带,那里煤炭资源丰富,但几乎不下雨——比如宁夏。

宁夏:经济繁荣期

沿着国家高速G20青银高速,一离开黄河流域的绿色田野,进入平坦、尘土飞扬的鄂尔多斯沙漠区域,路两边就出现了大片煤田。一座又一座发电厂和石化炼油厂从眼前闪过,然后随着地平线消失在薄雾中。

宁夏正处于经济繁荣期,其面积不及爱尔兰大,北部三面环着戈壁沙漠。

两千年来,黄河从人造河口涌进这片平原,支撑起一个由稻田和湿地组成的翠绿三角,边上一圈黄色沙漠和长城的断壁残垣。

千万年前,宁夏和其邻省内蒙古区域的黄河湿地形成了巨大的煤层。

黄河将这片戈壁沙漠切割成一块块绿地,如今那些煤矿和农场正在争夺这些绿地上的水资源。宁夏只有650万人,明年的产煤计划却为1.2亿吨,足够大伦敦地区用19年。

当年各省制定黄河分水协议时,宁夏经济规模还很小。其7%的配额连它今天的农业需求都无法满足,更遑论它的电力、化学品和燃料生产计划。据专家说,干旱的内蒙古也已超出其用水配额。

因此黄委会为这些地区制定了水权转让计划。新工业用户要向宁夏水利厅支付数百万人民币购买用水权。这笔款项将用于资助一些项目,比如给灌溉渠道添加混凝土内衬以阻止渗漏。

曾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深造的工程师司继涛说:“黄委会告诉我们,不可能为我们的工业发展额外分配用水,所以水从哪来?只能从农业方面省了。”他正努力吸引投资者来宁夏国营工业园投资。

该计划定出了水的市场价值,迫使工业和农业提高效率。中国的水价几十年来都保持在低位,以避免农村骚乱,结果导致人们缺乏节约用水的动力。

自从该计划开始实施以来,水权转让价格已翻了一番,达到每立方米近25元人民币(4美元),而且总用水量一直保持稳定。张柏山说:“我们比较满意。”

在绿色三角洲的村庄里,随着水价上涨,农民已不再种植水稻。一位改种花的农民说:“今年政府的态度很坚决。谁都不要再种水稻了,现在缺水啊。”

许多灌溉沟渠的供水量急剧下降。一些村庄正向地下蓄水层打井。

“内蒙古需要水。”一位外套上印着“US Army”(美国陆军)的农民说道,他正侍弄着一种不常见的观赏树木。他不是在抱怨,花木的售价比大米高。

面对高额水费,宁夏的发电厂、炼油厂成了全世界同业的省水冠军,也为中国其他地区同业作了榜样。但限制农民用水可能会危及中国粮食安全。而且该计划在解决水污染和地下水枯竭问题上收效甚微。

宁夏试点即将推广开来。下游的内蒙古煤炭重镇鄂尔多斯已打算实行水权转让,这样当地煤炭集团神华(Shenhua)就能获得更多河水资源。

东营:干渴的石油重镇

在位于黄河入海口的东营,座落着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上游争抢水资源对它造成的损失最大。

中国的石油一半靠进口。开发荒漠煤田的原因之一就是能源安全,即使会对脆弱的绿洲形成负担。这也意味着黄河必须要维持胜利油田的运转。

东营证明了中国在必要时能够提高用水效率。1997年的黄河断流危机惊得国有石油公司中石化(Sinopec)开始寻找省水办法。此前工程师都是直接将河水泵入地下维持油压和输送。

胜利油田提高采收率办公室主任李振泉说:“我们意识到这是种浪费。”

中石化旗下胜利油田的用水量已比1997年的峰值减少了一半。该公司投入数百万美元处理黄河污水,净化过的河水不但可用于它的炼油厂,也可为东营市民饮用。中石化在宁夏煤炭项目上也有投资,因此成为在黄河沿岸保障工业用水的大力支持者。

随着越来越多力量和资金支持工业,即使是节水型工业,中国的农业也将不得不让步,宁夏和东营就是这样。

在黄河入海口,原先的稻农现已改养羊或种棉花,但据当地一位农民说,他们仍在争夺水资源。

这位农民说:“我们今年水不够用,所以村民们把灌溉闸门关了,切断了下游村庄供水。”

如果张柏山的计划奏效,将阻止这类小型冲突演变成灾难性的抢水大战。

延伸阅读:南水北调工程

中国在解决北方缺水问题上,最宏伟的方案莫过于直接另造一条黄河。

南水北调工程为全球规模最大、造价最高、最具争议性的工程项目之一,目前中线工程进入最后阶段。南水北调工程每年将从浩浩长江引出320亿立方米河水,以增加对北京和工业化的华北平原的供水。这几乎相当于黄河的可用水量。

这个想法源于毛泽东的一句话:“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随着北京即将迎来秋季降雨,有关中国北方用水密集型工程的若干提案正在起草中。环境经济学家里奥•霍恩-帕他诺泰说:“对短缺的第一反应总是供应。不去解决谁得到什么的问题,只从南方借水来把蛋糕做大。”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投入为600亿美元,包括扩大长江支流汉江的丹江口水库,完工后每年将从丹江口水库引水130亿立方米,经1200公里长的运河和渠道输到北方。约33万人因丹江口水库扩建而迁移。长江沿岸各省官员担心长江流量减少将增加污染,对包括上海在内的长三角城市造成损害。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已经完工,其中涉及利用有1400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引长江水北送。

南水北调工程中最受争议的计划,是要在硬质岩石中钻出3条长达数百英里的隧道,将长江的3条支流和黄河在它们的青藏高原源头附近连接起来。该计划遭到环保人士坚决反对。政界也犹豫不决,因此许多人认为该计划已被搁置。

由于西北地区需求增长,对该计划的支持又开始增多。张柏山说:“以前大家的意见存在分歧。现在从整体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它是有利的。”

郭晨(Owen Guo)补充报道

译者/曲雯雯

中国式协商民主能否不再是装饰

中国最高领导人近期在全国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用很大篇幅谈论民主问题,系统阐述了执政党的民主观。民主是一个好词汇,在现代社会,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天然的正当性,所以,执政党的几代领导人,从不避谈民主,但过去对民主只是一种零星的表态,而此次对中国特色的民主所进行的阐述,在执政党的历史上,至少是建政以来的历史,是没有过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一讲话可以成为执政党关于民主问题的重要文献。

概括来说,习近平对民主问题的阐述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人民既要有选举民主,还要有协商民主,它们同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但后者被执政党赋予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二是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执政党在此把民主看作一种工具而非目标;三是协商要真协商,而不是假协商,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要制度化;四是协商的形式就是“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民主从权力的分配与行使角度来看,有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选举民主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协商民主无论从学理还是西方的实践来看,它更多体现的是在行政或者国家治理领域大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和协商,是针对大众在这一领域中的民主不足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是对选举民主或代议制民主的一个补充,两者在位阶上不一样,选举民主或代议制民主具有人民主权的本质属性,而协商民主从属于选举民主。

从目前中国领导人对民主问题的讲话来看,他似乎把选举民主看作一个在中国已然存在的东西,是一个已经实现的前提,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的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最能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质和优势,执政党将着重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和多层次发展。

然而,前提错了,结果也会错。现实中当然有歪打正着的情况,但概率少之又少。执政党借用西方民主理论中的协商民主概念,把它改造成适合中国的一种主要的民主形式,不是不可以,但从上述分析可见,是先有选举民主,才有协商民主,而不是相反,或者用协商民主来代替选举民主。

中国的问题不是两者不足,而是两者都接近没有。但相对来说,选举民主更稀缺。尽管从国家的宪法和选举法来看,人民似乎具有了民主选举的权力,中国似乎具有了选举民主,可实际上人民的选举权是缺乏真正的兑现形式的,所以中国目前还在不断地强调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

进一步说,选举权关键不在于人人都投票权——当然这也非常重要——而在于每个人或团体都有提名权,即提名代表和国家领导人候选人的权力。如果候选人只能由某个党派或大人物来“钦定”,人民只能在某个或某几个“钦定”的候选人中间选择,那这样的投票权就没有多大意义。而中国当下的问题是,连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基本上都由执政党的组织部门来指定,如此选举是真是假,具有几分民主性,或者说,是否能冠之以选举民主,不言自明。

所以,结论很简单,中国两种民主都要大力发展,但若不能同时推进,发展选举民主更具紧迫性。当然,鉴于中国国情,不是要一步到位实施普选,这不现实,然而至少应该在广大的县乡基层推开,有可能的话,还应该在市一级进行民主选举试点。这是真正的还权于民。

三星抢在苹果前在华发售新机

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最新款的高端智能手机下周初起将在中国发售。该款手机将在韩国首发,紧接着便来到中国,早于其他任何一个海外市场。三星此举的用意是抢在苹果(Apple)新款iPhone之前进入中国市场,同时终止自身在这个全球最大手机市场份额不断下滑的态势。

按销量计算,三星是全球第一大智能手机生产商。然而根据主要研究公司的数据,最近两年来,三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被更为廉价的中国本土厂商不断蚕食,今年第二季度甚至丢掉了市场老大的宝座。

Galaxy Note 4是三星大屏“平板手机”的升级版。三星于周三表示,该款手机将于周五在韩国发售,并将于本月底以前在中国发售。这标志着,三星在推出旗舰Galaxy系列的最新款机型时,首次把中国市场摆在了其他出口市场之前。

三星在9月4日发布Note 4,五天后,苹果发布了iPhone 6和iPhone 6 Plus。iPhone 6 Plus是苹果首次推出的平板手机产品,而三星自2011年推出首部Galaxy Note以来,一直在这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苹果表示,新款iPhone在9月19日上市后,三天里销售了1000万部。由于中国相关主管部门仍未最终批准这两款手机在中国上市,新款iPhone并未在华出售。尽管如此,苹果公司这次还是创下了iPhone的最佳销售纪录。

三星抢先在华推出Note 4,可能会有助于减轻苹果对其平板手机市场份额的威胁。然而分析师表示,对三星来说,更严重的问题是成本较低的中国竞争对手所取得的成功。

手机中国联盟(Mobile Phone China Alliance)秘书长王艳辉表示:“与同样功能的三星手机相比,国产手机的价格可能只有3500元人民币(合570美元),而三星手机的价格却高达5300元人民币。”他警告说,许多中国消费者认为三星手机不值那么多钱,因为尽管三星手机的技术规格令人印象深刻,却配了乏味的塑料外壳。

王艳辉表示:“如果三星不降价,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将很快被中国竞争对手抢光。”

根据研究机构Canalys的数据,2011年末,三星占了中国手机销量近四分之一的份额,但今年第三季度却下滑到12%,其市场地位被中国小米(Xiaomi)超过。由IDC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也表示,三星在今年第三季度失去了市场领导地位,不过该报告表示新的销量冠军是联想(Lenovo)。

在中国遭遇的问题导致了三星整体业绩的放缓,其营业利润连续三个季度出现下滑,在今年第二季度下降幅度达到24%。

然而,三星手机部门战略营销总裁李唐珠(Lee Don-joo)却表示,三星手机业务状况只是遭遇了“暂时的困难”,并预言Note 4“销量将远超上个版本”。

Note 3于去年上市,在头两个月里,三星向经销商交付了1000万部该款手机。

李唐珠表示:“考虑到我们的技术创新及坚实基础,我们预计盈利将很快恢复。”

马芳婧 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简易

印度成为第四个实施火星探测的国家

印度周三将一枚卫星送入火星轨道,证实了该国已经是高效率的外太空探测者,并成为全球第四个成功在火星上实施科学探测的国家。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任务控制中心宣布:“印度已成功抵达火星。”现场的科学家们欢欣鼓舞。

这颗卫星,即火星探测器,名为“曼加里安”(Mangalyaan),去年11月从印度发射,航行逾9个月才抵达目的地。

根据全球标准,印度首次星际间任务的成本极其低廉,预算仅为7200万美元,正如莫迪所夸耀的那样,这都赶不上桑德拉•布洛克(Sandra Bullock)和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主演的电影《地心引力》(Gravity)的制作成本(1亿美元)。

这颗卫星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帮助下,其主要任务是,测试印度在深度空间交流及航行的技术,还将考察火星的甲烷大气并研究火星表面。这颗卫星的科学探测载荷总共只有15公斤重。

无线信号穿越火星与地球之间1亿公里的行程需要12分钟,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科学家们周三早晨紧张地等待着观看他们发出的点燃主引擎的指令是否完成。这一指令将令火星探测器减速,并将其送入预定火星轨道。

此次发射任务的成功让多数反对者缄默并激发了印度的国民自豪感。新闻网站Firstpost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曼加里安成功启动火星轨道,在中国和日本都失败的领域印度成功了”。

译者/梁艳裳

美国无法毁灭ISIS

如果美国人应该从最近的战争中学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没有控制政治结果所需的智慧、资源或者持久力。不久前,华盛顿方面希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建立繁荣的民主国家。现在,只要这两个国家还能保持统一,美国就很满意了。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说,美国应该认识到世界是“混乱”的,他的策略就是避免做“愚蠢的事情”。

然而,奥巴马又一次试图以更雄心万丈的态度制定美国政策。本月,奥巴马宣称美国将“削弱并最终毁灭”基地(al-Qaeda)组织的分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简称ISIS)。随后美国迅速进行了空袭。

然而奥巴马做出的是一个无法履行的诺言。美国需要的是更切实可行的战略。奥巴马可以学习数个世纪以来英格兰和此后的英国对欧洲大陆事务实行的政策。伦敦没有永远的朋友。但每当有国家看起来即将控制欧洲,英国就会依托一个反对者同盟发挥其影响力,这种战略被称为“离岸制衡”。英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陆军强国,但其海军力量和经济实力能够逆转即将成为欧洲霸主的国家享有的优势。

这个角色十分适合美国。美国没有立场终结蔓延大中东地区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争斗。华盛顿方面也缺乏实现政治解决方案的手段,以逐步让叙利亚实现真正的民主,让伊拉克实现善治。美国只能希望这场战斗不要像17世纪的欧洲发生的新教与天主教之战那样持续30年之久。然而,美国能做的是防止真正邪恶的参与者,比如ISIS和阿萨德政权,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IS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过度扩张自己的地盘,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有限。在空袭和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进行的地面反攻面前,ISIS是脆弱的。这些盟国必须完成绝大部分的攻击任务,它们的死伤也将最为惨重,但它们有很强的动力采取行动,因为ISIS的意在杀戮。华盛顿需要改变缩减国防预算的政策,考虑到俄罗斯和中国给美国带来的威胁,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在这场宗派战争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美国的确有要保护的群体,比如库尔德人和经过选举上台的脆弱的巴格达政府。海湾地区的石油出产国与美国拥有相同的利益,其中一些国家还参与了周一夜晚以美国为首的多国对叙利亚境内发动的空袭。但这些国家中很少有真正的民主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是造成今天这种严峻局面的原因之一,都曾在某个时刻支持过暴力极端分子。反过来说,尽管美国将伊朗视为主要的敌人,打败ISIS却是华盛顿和德黑兰共同的目标。

做一个离岸制衡者意味着避免制定诸如“毁灭ISIS”这样的目标。即使经过了13年的努力,美国也远未能彻底铲除基地组织。ISIS也不大可能比基地组织更容易打败。我们也不一定想要消灭ISIS,如果这将使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重新收回叙利亚全部国土的话。

美国更喜欢确定无疑的结果:比如日本人在“密苏里号”战舰的甲板上投降;前苏联解体。仅仅设定控制漫长和可怕的内战的目标,而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内战问题,对美国来说没有吸引力,更不要说显得自私了。但认为美国能够理解这场民族-宗派之战的根本原因就太过自负了。事实证明,美国试图在伊拉克动用硬实力的结果是让问题比原来更糟。但美国可以勉强从正滑向不可控制的境地的世界抽身。离岸制衡是一种可持续的姿态,是美国能够履行的承诺。

作者分别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研究员和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

译者/何黎

减排可以与增长共存

围绕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辩论陷入了僵局。尽管各方发表了很多言论,还举行了多次国际会议——包括本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UN)峰会,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依然保持上升势头。这种局面能改变么?我们至少可以分析一下各项必要条件。领导力就是其中之一。但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有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繁荣并不抵触的证据。遏止气候变化失控与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相结合的可能性,可能有助于转变这场辩论。

除了最顽固的怀疑主义者以外,所有人都必须认识到,不可逆气候变化的发生几率远远大于零。不过,防范这一风险的“保险”成本也不可忽视。幸运的是,此类成本可能很低,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是负成本:比如,消除对燃煤发电的依赖会带来健康上的好处;打造更为紧凑的城市也会起到同样效果。

这两个例子都来自高级别的全球经济与气候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y and Climate)最近发表的一份重要报告。该报告表达了五个基本观点。首先,今后15年左右我们打造的基础设施将决定我们能否将全球平均升温幅度限制在2摄氏度以内——许多科学家认为超过2摄氏度的升温将引发灾难性后果。其次,为此,世界必须从现在起改变行为模式。第三,在这段时期内,人们将大举投资于基础设施,重塑城市发展、土地使用和能源系统。第四,通过正确的投资决策,到2030年全球至少能完成必要减排任务的一半。最后,投资模式的转变,以及在可取方向上的创新,并不会增加多少经济上的成本,却能带来许多益处。

这份报告传递出了鼓舞人心的信号。其中部分观点显然很有道理。该报告估计,每年对化石燃料的补贴为6000亿美元,而对清洁能源的补贴则只有900亿美元,这种状况完全不合理。同样,我们还要考虑到排放造成的损害。在中国,对煤炭的依赖令该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这除了影响气候之外,还导致了严重的国内污染。这样的局面可能催生一种双赢的结果: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减轻国内乃至国际污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项研究声称,即使忽略所有全球效益,对碳排放定价的机制也会让许多国家受益。该报告提出,按照排放量最大的20个国家的国内情况,合理的碳排放价格应该是每吨57美元,远高于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近期价位。征收此类税收,并把征税所得用于降低更具损害力的税种,是十分合理的方案。与此类似,许多石油出口国对消费的补贴也是极大的浪费,应该马上取消。(参见图表。)

此外,城市地区消耗的能源占总能耗的70%。在新兴经济体,城市正在快速发展壮大。全球经济与气候委员会的报告将美国亚特兰大和西班牙巴塞罗那进行了对比,这2个繁荣的城市人口数量相近。但亚特兰大源自交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巴塞罗那的10倍。未来的城市应该效仿巴塞罗那。

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可以大幅改进土地使用。比如,不受管理的森林砍伐不但不能带来效益,还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环境浪费。

最后,能源方面,我们已看到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降低(尤其是太阳能发电),同时对间歇性电源的管理能力提升了。报告认为,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碳能源(包括核能)有望在未来15年占新增发电能力的一半以上。

要实现这些转变,就要从定价、投资、推广创新成果和规划(没错,城市发展需要规划)方面多管齐下。这就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采取行动。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公共部门一直在提供基础设施和支持创新方面发挥作用。

这样做的成本是多少?报告提出,相对于当前的高碳世界,投资于低碳未来的成本增量非常小。比如,报告表示,交通、能源、给排水系统和城市所需的基础设施每年需要投资约60亿美元。低碳基础设施的成本增量为每年大约2700亿美元。可信的经济模型似乎表明,如果选择低碳发展道路,到2030年,全球产出的累计损失相当于损失一年的经济增长,远低于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

报告还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建议,以保证其所寻求的转变能够实现。这些建议包括合理的碳排放定价、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和对城市蔓延的激励,发展低碳投资的资本市场,鼓励低排放技术领域的创新,停止砍伐森林以及加速摆脱污染严重的燃煤发电。

然而,最关键的要点是,低碳未来不需要是永远苦难的未来。通过政府的正确支持,市场能够在带来更大繁荣的同时,大幅降低气候失控的风险。没有必要像当前这样,在气候“赌场”上继续押下未经对冲的巨额赌注。相反,有可能把增长和环境风险更小的未来结合起来。一成不变是不理智的。然而,我们现在就应该启动必要的改变,推迟行动将错失良机。

译者/何黎

黑莓发布方屏智能手机

黑莓(BlackBerry)发布了一款外形独特的方屏智能手机,该手机专为读取电子表格和文档而设计,这是黑莓重获商业用户信赖的最新尝试。

黑莓Passport昨日在多伦多、伦敦和迪拜的发布会上亮相,这是自程守宗(John Chen)去年11月接任黑莓首席执行官以来,该公司首次举行全球手机发布会。

该公司希望凭借4.5英寸的方形大屏幕,赢回上班族的认可,这款屏幕适于查看和创建电子邮件及业务文档等内容。

Passport重新启用了倍受欢迎的实体键盘,但这次的按键还带有触控功能,它还搭载了数字助理,可以帮助组织会议和管理应用。Passport的宽屏可为办公室职员显示微软(Microsoft) Excel文件的详细信息,或为医生显示X射线图像。

黑莓表示,它希望“为流动性专业人群提供工具,让他们更有效率”。

程守宗明确表示,该设备不针对消费市场,黑莓在该市场的份额已在过去几年里缩水至微不足道的水平。这家加拿大公司试图在苹果(Apple)、三星(Samsung)等竞争对手主导的市场上夺回销量之际,Passport的成功与否将受到投资者密切关注。

Passport发布后获得广泛好评,即使一些分析师警告称,它最终可能只能在金融、医疗和政府等“受监管产业”的目标市场取得少量份额。

译者/曲雯雯

Wednesday, September 24, 2014

被囚禁的上帝

——《新华字典》的宗教问题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圣经 创世记》

研究《新华字典》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表述,其态度起始便不善,其后几版更是趋于严苛,至1971年的文革版达到严酷的程度。自1979年版起,开始释放一丝善意,或删或改,到2011年的第十一版,总算露出价值中立的迹象,但纵观其对全部词语的释义,依然是真理在握的无神论者的腔调:他们仍然以真理垄断者自居,仍然在用已经被人们唾弃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解释一切;他们回避灵魂和精神生活的存在,否定人类信仰的价值,刻意遮蔽相关宗教名物,以之达到矮化宗教信仰的效果。

在中共文化官员叶圣陶主持的初始版本里(1953年版),并无“宗教”一词,对“神”的解释是:“迷信的人称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紧随其后的例举为“无神论、不信鬼神”。

该版设有“耶稣”词头,编者这样介绍道:“犹太人,生于伯利恒。他所创立的宗教盛行于欧洲各国。后世用他出生的那年作为公历的纪元。”另创立“基督教”一词:“宗教名,创于耶稣基督。十一世纪分为罗马教会(天主教)和希腊教会(东正教)两派;十六世纪罗马教会又分新旧两派。现在一般称新派为基督教。”还设有“圣”的字头,何为圣?——“信宗教的尊称他们的教主或和宗教有关的。”并举“圣经”“圣地”二词为例。

在“天”的释义里,例举有“天堂”一词:“宗教家指神佛所住的地方,迷信的人指神或关于神的。”随后设有“天主教”一词:“基督教的旧派,它的最高领导者为罗马教宗(旧称教皇),教宗的办事机关为梵蒂冈教廷。梵蒂冈教廷常和世界上最反动的政治势力结合在一起。”

在“拜”字下有“礼拜”:“祈祷;星期的别称。”

“祷”:“教徒或迷信的人向天、神求助。”

无“上帝”、“圣诞”、“十字架”、“伊甸园”“亚当”“夏娃”“橄榄枝”。

该版本出版的背景是,中共于1949年建政当年,就将梵蒂冈驻华公使黎培理总主教驱逐出境。紧接着,中共通过强力手段,割断了基督教天主教与“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将中国大陆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组织,改造为听其指挥的“三自爱国教会”。这些标榜“自立、自养、自传”的“爱国教会组织”接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管辖。“现代派”教会领袖、“三自教会”倡导者吴耀宗,发表《共产党教育了我》一文,表明追随新政权的殷殷心迹:“在过去三十年中,我的思想经过两次巨大转变,第一次接受基督教——从怀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了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把唯物论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而在“基要派”教会领袖看来,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完全违背了教会以基督为元首的基本原则。王明道在《顺从人呢?顺从神呢?》一文中说:“第一,我们应当顺服神,第二,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权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由此,中国大陆出现了民间教会与官办教会并存的格局,而后者一直处于被政府监控和取缔的非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