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October 27, 2014

中国房市“双限”的经验教训

中国国庆长假前夕,中国央行发文宣布退出早先房贷数量限制政策。此前,绝大部分曾实施限制居民购房数量城市已纷纷退出限购。目前虽仍有少数城市维持购房数量管制,中国房市“双限”政策已大体宣告淡出。

中国房地产政策在新世纪初年频繁调整,2011年前后引入“双限”管制,更是引发热烈讨论。房地产为何成为中国宏调政策焦点对象?当初为何需要推出“双限”超常举措?探讨这些问题是反思中国十年宏调史的必要功课,对观察中国房地产市场目前走势也有助益。一项争议政策退出之际提供理解其真实含义的好机会。

前文讨论过,通胀环境下不同商品与资产价格涨幅与各自供给弹性大小成反比。与这一规律相联系,新世纪初年中国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大幅飙升,成为通胀冲击下物价动态有别于改革较早时期的突出特点。中国宽泛化宏调政策在搞对价格、管好货币方面着力不足,使得通胀失衡难以根治,房地产调控成效不彰折射宏调困境,“双限”是这个时期房地产政策变奏曲的高潮内容。

新世纪初年中国房地产调控跌宕起伏。初期政策以鼓励呵护为主,世纪之交促进内需政策环境下房地产业“野蛮生长”;针对新一轮信贷扩张导致房地产偏热苗头,2003年6月央行发布121文件加码房贷监管,然而受到业内人士质疑与“舆论狂轰滥炸”;两个月后中国国务院出台18号房地产政策文件,强调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要求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项目继续加大信贷。文件指出房地产存在一些问题,不过总体仍侧重鼓励呵护。

第二阶段频繁抑制房地产过热。随通胀压力加大与房价快速增长,2004年4月中国政府将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比例由20%及以上提高到35%及以上,标志房地产调控取向悄然转变。2005年3月和4月颁发“前国八条”和“后国八条”,部署“稳定住房价格”、“土地供应调控”、调节房地产交易等政策。2006年5月“国六条”“制止擅自变更项目、囤积房源和哄抬房价”。同年出台著名“双70%标准”管制,对购房5年内转手交易住房按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征收二手房转让个人所得税。

2007年加大房地产调控力度。9月27日中国央行和银监会推出差异性房贷政策,购房首付比例和利率水平随购房套数增加大幅提高。具体而言,对购买首套自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下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20%;首套面积90平方米以上,首付款比例不低于30%;二套(含)以上住房贷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4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1.1倍。

第三阶段又转而重手刺激。作为“四万亿”计划一部分,2008年12月底官方新文件要求“落实和出台有关信贷政策措施,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的融资需求”。同时放松房贷管制,实际上取消一年多前引入的差异性房贷管制。

刺激政策另一重要举措,是2009年5月底把普通住房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从35%下调至20%,其他房地产开发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从35%下调到30%。中国官方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视为“宏观调控手段”,上述政策显然意在进一步刺激。然而考虑“四万亿”计划刺激房价应声而起,从2008年11月到2009年5月半年间全国平均房价飙升28.2%,这时降低资本金比例着实令人费解。

不应简单回避“阶级斗争论”

我最大的一个忧虑是担心中国人会忘记“文革”、忘记导致“文革”这一人间悲剧的原因。

所以,当我看到有学者禁提“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看到线上线下在争辩这个“学术问题”演化成为一种感情宣泄,甚至谩骂时,更加重了我的忧虑。

最近参加一个学术机构的沙龙,会上涉及如何评价重提”阶级斗争论”的话题。但一位平时以自由主义理论见长的教授朋友,却只是表达出愤怒,认为重提“阶级斗争论”就是犯罪,鼓吹“阶级斗争论”就是杀人!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批评没有错,但仅仅停留于阶级斗争不能“讲”,不能讨论,而简单定性为历史错误是远远不够的。既然有人在当下提出了阶级斗争理论,就应该从学术和历史现实上好好讨论清楚阶级斗争理论及其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这也是中国官方和学术届多年都缺位的。

首先,这并不是套用所谓“拼命保护你的表达权力”之说为提出“阶级斗争论”者辩解,而是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不许,那么人们就有自由表达其观点的权利。认为“坚持阶级斗争不输理”也是他们的权利。这与德国禁止举行带有纳粹标志的聚会不同,因为后者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这也与在剧院演出时有人乱喊“着火了”不同,因为这混淆了“言论自由表达”与“特定情景中煽动性或威胁性口号”的概念。

其次,“阶级斗争论”是否直接等同于“杀人”或“犯罪”,面对几乎不知“文革“和阶级斗争为何物的“移动互联网一代”,我们这些过来人不能简单定义,不能只是举起道德大棒,而需要通过严密的考证历史,通过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还原这个中国历史的禁忌。如果我们认为某一观点严重误导了社会并危害社会,那么就要像哈耶克那样去认真地写出自己的观点。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本应该严肃讨论的“阶级斗争”问题,在理论上仍然没有相对客观的结论,更没有法律的限定。本以为这个话题在邓小平以后再没有机会讨论,但现在,有人重提该理论,这使我们有了进一步反思以及评估这一理论是如何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平台。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者们应该重视这一辩论的平台,应该表现出理性和责任,反之,不屑和简单的批评,或是感情的宣泄都于事无补。

60岁左右的人应该会记得,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观念指导下,中国社会进入了可怕的时代,上至共和国主席,下至普通民众,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恐怖之中,人人忐忑,不知何时自己就成为了“阶级敌人”,而被“人民”专政。我相信,在文革前期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那些“造反二代”,他们也一定不会忘记自己的“红黑转换”经历。

1966年“红八月”的最后3天,一群带着红卫兵臂章的青年闯进我家,记得一个红卫兵头头大声喝道“把这几个孩子带出去!”,不到9岁的我和年仅4岁的弟弟被带到院外的墙跟下蹲着,听到的是院子里红卫兵们一阵接一阵的口号声和皮带落在亲人身上的声音。就在这一天,我们失去了爷爷和父亲,我们的姥姥、母亲和三个姑姑均受到了人身伤害和精神摧残,其中一个姑姑正怀有身孕,孩子出生后留下了后遗症。在国家和平时期的这一天,两个普通中国人的生命就这样被夺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庭生活被永远地踏碎了!还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甚至没有人说一句道歉的话。因为这个“阶级斗争”理论,使得曾经的邻居、同事和朋友幻想我们是“阶级敌人”而欲置之于死地,以求自保。这个悲剧永远地印在我的内心深处,使我长时间地生活在痛苦之中。

新兴市场股市遭遇大规模资金外流

全球市场动荡导致了新兴市场股市一年多以来规模最大的资金外流。

位于华盛顿的国际金融协会(IIF)的数据显示,10月投资者从非洲、拉美、东欧和亚洲的股市撤出的资金达90亿美元。该协会追踪非居民对发展中国家的全部跨境投资。

中国增长放缓以及美国退出货币刺政策激引发新兴市场降温,全球增长不平衡导致的普遍不安则加剧了新兴市场的状况。

自9月初以来,涵盖中国、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富时新兴市场指数(FTSE Emerging markets index)已下跌逾10%。

“总体上看,新兴市场的资金流入已趋于停滞,”国际金融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查尔斯•科林斯(Charles Collyns)说。“近期虽然资金流入已经趋稳,但预计避险模式及对美联储(Fed)利率变化的预期状况将延续。”

信用评级机构穆迪(Moody's)表示,资金外流在欧洲新兴市场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西方不放松制裁措施,俄乌冲突会导致俄罗斯企业面临一种可能的信贷紧缩。

然而,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显示,包括拉美和亚洲新兴市场在内,所有新兴市场的资金流动都在减弱。在新兴亚洲市场,中国电商企业阿里巴巴(Alibaba)成为9月份全球规模最大的一起首次公开发行。

“当市场平静下来,投资者更倾向于区别对待不同的国家,”环球资产管理公司(GAM)的基金经理保罗•麦克纳马拉(Paul McNamara)说。“但目前,所有新兴市场引发的反应是一致的。俄罗斯、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国家存在一些国内问题,但其当前趋势实际上是由发达世界推动的。”

译者/邢嵬

地缘政治阴影下的“新丝路”

今年3月,在莱茵河畔的德国港口城市杜伊斯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三声锣响中迎接一趟货运列车到站。他发表讲话,呼吁德国和中国共同建设一条连接两国经济的“新丝绸之路”。

习近平此举意在邀请德国参与一个战略性的重点项目。自2013年上台以来,习近平多次在出访中阐述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新丝绸之路的构想。上月访问斯里兰卡并出席一个投资额15亿美元的港口项目开工仪式时,他倡议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习近平提出这些雄伟构想的一个动机在于,他希望加强中国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与欧洲的联系。假如这些倡议成真,那或许将相当于自中国20年前开始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以来,全球贸易路线的一次最大洗牌。

然而,那趟驶往杜伊斯堡的列车也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显示地缘政治正在如何给全球化投下阴影。“渝新欧”铁路总长1.1万公里,起点为中国西部城市重庆,中间有一段经过附近的俄罗斯,这段线路由德国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和俄罗斯铁路公司(Russian Railways)的合资公司——跨欧亚物流公司(Trans-Eurasia Logistics)控制。在俄罗斯与欧盟(EU)贸易关系因为乌克兰冲突而日益紧张之际,这使得该铁路成为全球供应链中一条脆弱的运输线路。

“渝新欧”铁路日益受到惠普(HP)等西方科技公司、宝马(BMW)和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等德国汽车制造商的欢迎,这些公司认为通过该铁路在中国和欧洲之间运输高价值的商品比传统海运更高效。惠普表示,该公司在重庆附近生产的商品,近三分之二通过铁路运往欧洲。9月,首趟运载德国制造的汽车整车的列车抵达了中国。

各段铁路的运营商和使用这一运输线路的企业表示,还未有迹象显示乌克兰冲突对这一线路的运输产生了任何影响。

德国铁路公司旗下的货运企业德铁信可(DB Schenker Rail)坚称:“没有发生过延误现象。”

然而企业界意识到,这条线路的未来不仅倚赖于习近平的重商主义雄心,也同样倚赖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善意,为此惠普等企业也在准备应急方案。

惠普欧盟物流负责人罗纳德•克莱吉维特(Ronald Kleijwegt)认为,这条线路运输中断的可能性,跟苏伊士运河因中东动乱关闭的可能性差不多大。“如今,风险总是存在的,我们始终有B计划。”

中国与欧盟贸易的主要运输渠道仍然是海运。每周有四、五趟列车从中国抵达杜伊斯堡,每趟列车装载40至50个40尺集装箱,而这样大小的集装箱现代货船每艘能装数千个。

但欧洲和中国之间的铁路运输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其规模已不容小觑。德铁信可表示,过去两年中,其运营的列车在欧洲和中国之间运送的货物相当于4万个20尺集装箱,而德铁信可的这项业务是2011年才推出的。

这条线路之所以有吸引力,原因很简单:它提供的服务在一些企业看来是一种高效得多的全球化方式。克莱吉维特表示,将惠普的产品从中国运到杜伊斯堡门对门的运输时间平均为22天,是海运时间的一半,而费用只比后者高出20%至25%。通过铁路,惠普能够更直接地控制运输计划,而在海运中,变幻莫测的航运计划有时可能会让大企业也奈何不得,这使得铁路运输比海运更可靠。

Lex专栏:苹果在华遭遇“谷歌时刻”

当谷歌(Google)决定不再配合中国审查制度时,该公司提到源自中国的一起网络攻击。“起初看似单纯的安全事件……到头来却是相当不同的情况,”谷歌写道。5年后,多数谷歌服务仍受到中国屏蔽。

苹果(Apple)最近在中国遭遇重大网络攻击——时机很糟糕,因为iPhone 6恰好在中国发售。苹果披露的细节很少。这次攻击如此严重,以至于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上周三会晤了中国副总理马凯(那天库克甚至戴上了一条领带)。官方通讯社称,双方讨论了“保护用户信息安全”问题。这是众多挫折(包括官方媒体协同声讨苹果,以及iPhone 6发售延迟)中的最新挫折。中国对苹果至关重要:在上一财年的营收增长中,中国市场的贡献超过三分之一。若没有中国,过去六个季度中有五个季度的销售增长将不到5%。

在中国被屏蔽的多数企业从事信息共享业务(如Twitter和Facebook)。苹果的情况也许看上去更简单,因为它主要做的是硬件。举例而言,向中国销售光缆的卖家不会被指控助长侵犯隐私行为,即便通过光缆传输的通话和电子邮件受到监听。

不过,苹果也是一家软件公司。它的隐私政策适用于存储在iCloud云服务中的所有内容,如用户的照片、通讯录和短信。苹果操作系统的加密设置变化意味着,警方将不再能够访问存储在苹果iCloud上的数据,这使中国和美国的执法部门都感到不快。最近,苹果开始将一部分iCloud数据存储于中国境内的服务器。这些数据是加密的,但也受到中国法律的管辖。谷歌得出结论,在中国运营搜索业务与该公司的原则不相容。最近的攻击表明,苹果也无法避免作出有关中国的艰难抉择。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员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和风

“中国未来十年对英投资将超千亿英镑”

综合研究显示,中国将在2025年之前向英国基础设施投资1050亿英镑,能源、房地产和运输将是最大投资对象。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05年至2013年已经在英国投资117亿英镑,包括英国最大水务公司“泰晤士水务”(Thames Water)的10%股份,这些股份由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CIC)持有。

但是,根据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Research)和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Pinsent Masons)编制的一份报告,随着中国资本寻觅安全的海外投资避风港,预计中国对英投资将快速增长。这份报告将在下月由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China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s Association)在北京正式发表。品诚梅森合伙人理查德•劳迪(Richard Laudy)称,这个前景对英国而言是一件“改变游戏规则的大事”。“我们预计这是一个重大趋势的开端,中国投资的涓涓细流将在未来10年变成一股洪流,”他说。

该报告预计,就吸引中国海外投资而言,英国在144个国家中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报告发现,从中国到英国的投资流量在2014年上半年迅速攀升,其中有20亿英镑投入基础设施,包括房地产。这包括三胞(Sanpower)在4月份以7.90亿美元投资英国百货商店集团House of Fraser,以及中国建设银行(CCB)斥资1.87亿美元买下伦敦金融城111 Old Broad Street的写字楼。预计中国广核集团(China General Nuclear Power Group)也将购入萨默塞特郡欣克利角(Hinkley Point)法国电力(EDF)核电站项目的少数股份,尽管最终协议尚未签署。

但是,尽管英国政府屡次鼓励中方投资于英国的新建基础设施,但迄今几乎所有投资都流向房地产或者已经投入运行、提供安全回报的资产,如中投买下的伦敦希思罗机场10%股份。欣克利角项目将打破这种模式。

中国对英投资迄今面临的主要障碍是英国缺乏随时可以上马的新项目,因为英国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冻结或砍掉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中国资本的竞争对手包括加拿大和远东的养老基金,以及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这些基金也在等待机会,准备向合适的基础设施项目投入巨额资金。

然而,劳迪表示,中国投资方往往脱颖而出,因为他们愿意承担建设风险。作为例证,他指出中国已向非洲和东欧的基础设施项目投入巨资,同时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中国集团得以销售设备,并赢得建筑和工程机遇。

报告发现,尽管中国投资方愿意在英国利用自己的强大工程和施工实力,但他们也面临障碍。例如,中国风电技术由于记录较短,因此尚未吸引到英国的金融支持。还有人担忧,中国工程资格可能在英国得不到承认。

其结果是,中国企业更有可能与英国公司结成合作伙伴关系,作为进入欧洲市场的途径。北京建工集团(Beij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Group)已与英国建筑公司Carillion合作承建8亿英镑的曼彻斯特空港城项目,这是中国在英最大投资项目之一。

中国工商银行(ICBC)同意这一观点。“由于中国对英国基础设施的投资才刚刚开始,中国企业可能看好组建合资企业,因为它们有望提供许多潜在好处,”一位发言人表示。

“不过,在从国际经历中汲取教训、积累经验之后,战略联盟将逐渐转变为独立的投资。”

译者/和风

Lex专栏:中国北车来了

上世纪80年代,英国铁路(British Rail)有一个脍炙人口的广告语:我们到了(We’re getting there)。英国铁路一度很有成功的希望,但却以失败告终。这家英国国有铁路运营商在上世纪90年代被分拆和私有化。

中国铁路业现在可能用得上这个广告语。上周四,中国国有机车制造商——中国北车(CNR)证实称,该公司赢得了为波士顿地铁系统(“T”地铁)建造地铁车辆的订单,合同价值5.67亿美元。该笔交易是中国公司在北美赢得的首个重大的基础设施合同。

按收入计算,中国北车是中国最大的在香港上市机车设备制造商,去年以157亿美元的收入额勉强超过中国南车(CSR)。波士顿订单仅为该数字的3.6%,而且机车在2018年才开始交付,所以需要多年才能实现收入。因此,作为进军北美市场的第一步,这种重大胜利更多是精神上的,而非财务上的。

但细节非常重要。中国北车提交的报价是所有竞标者中最低的:大约只有提出较高报价的庞巴迪(Bombardier)的一半。中国早先曾对外资制定过在华建设产能的前提条件,与之相呼应,中国北车承诺在美国建设一个机车组装工厂,而且本地化率要达到60%。

中国北车的低报价重新引发了该公司与中国南车合并的讨论。有报道称,中国国务院担心这两家公司在海外展开竞争。而波士顿地铁的竞标细节甚至更耐人寻味。尽管质量上存在一些问题,但在技术标准上,中国北车击败了所有的对手。中国南车却在质量、技术和制造这三点上“不可接受”——在所有投标者当中,只有中国南车受到如此不利的认定。这令人担忧。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邹策

Sunday, October 26, 2014

中国经济“硬着陆”警报未解除

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西方评论人士和投资者对源自中国经济领域的任何好消息都已变得极端怀疑。比如,就在上周,中国官方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季度年化增长率在8%左右,9月份工业产值相对8月份的疲弱态势也出现了反弹。然而市场却对此却并不买账。

尽管在房地产业急剧调整之际,这一最新消息明显降低了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许多媒体还是在头条位置宣称,中国经济出现了上次衰退以来的最缓慢增速——这么说确实没错。那么,中国到底是在从短期的增长疲弱中反弹,还是在陷入将持续多年的长期放缓?

事实上,两种说法可能都是对的。中国经济正围绕着显著的长期放缓趋势,做周期性的上下波动。这种现象导致人们不能用简单的好消息或坏消息来解释当前的中国经济。尽管目前的中国楼市正面临崩盘,而最新一次的周期性放缓似乎正在得到控制。

首先,让我们看看短周期范围的最新一轮波动。根据官方数据,中国GDP实际增长率已从年初的疲弱态势中反弹,连续两个季度的季度年化增长率都是略高于8%。不过,由于2014年第一季度的增长太过疲弱,中国12个月的增长率被拖累至7.3%左右,略低于过去几年的数据。

悲观主义者主要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7.3%的同比增长率,还有一个则是工业产值增长放缓幅度大于GDP实际增长的放缓幅度。和往常一样,考虑到水泥、钢铁和发电量的大幅下滑,市场中还存在着对中国官方数据准确性的普遍怀疑。

对于所有这些状况,较为乐观的解释是:与楼市联系最为密切的产业确实在经历硬着陆,然而实际零售额(尤其是网络零售产业的实际零售额)的坚实增长却正在补偿这一硬着陆的影响。目前,中国网购产业的实际零售额比去年增长了50%。在这种解释中,“新中国模式”的增长正在弥补“旧中国模式”的放缓。此外,还有一个利好因素是中国的出口十分坚挺。目前,人们对全球经济活动的悲观主义情绪日趋严重。中国坚挺的出口数据却令人为之一振,甚至有些让人震惊。

今后几个月的形势将会十分关键。根据高盛(Goldman Sachs)的说法,中国房地产业还会继续洗牌。在这种洗牌过程的影响下,房地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可能会从2013年的1.8%降至明年的0.3%。不过,这一过程对经济增长的打击,正赶上货币状况的大幅度放宽。这次宽松政策始于今年2月,目前仍在继续开展。此外,中国也在精心调整财政政策,以确保房地产业泡沫的破裂不会导致经济整体硬着陆。

那么对最近这个周期而言,到目前为止,还一切都说得过去。不过,对于更长时期而言,情况会是如何呢?

直到2011年,主流经济预测者(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始终认为,中国趋势增长率在可见时期内都会保持在9%到10%的区间。如今却几乎没人会这么想。目前,IMF似乎认为,中国的趋势增长率会逐步下滑,到2019年左右会降至只有约6.3%的水平。其他机构则对此更加悲观。就在本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预计,中国的趋势增长率到2020年以后可能只有每年增长4%的水平。并警告说,在这种增长率“漫长而温和的下滑过程”中,可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痛苦的短时期震荡。

预测者们如此大幅地下调中国中期增长前景预期,其理由看起来也似曾相识:

•中国必须降低信贷占GDP比重的增速,然而这么做却会减缓投资的增长;

•随着投资放缓,工业产能的增速将会下滑,而工业产能一直是供应方增长的主要来源;

•虽然城镇化所需的运输和住房基础建设却已经到位,但城镇化进程将会放缓,甚至会完全陷入停顿;

•金融产业的改革将导致利率升高,并大幅减缓从影子银行流向地方政府及其他国有机构的贷款——直到最近,这种贷款还一直是增长的主要来源;

以上一系列强有力因素,促使分析师们在预测中采取了谨慎得多的态度。这种更加谨慎的预测如今已成为中国中期增长率预测的常态。对GDP的爆炸式增长做过分乐观的外推,结果却未能达到预期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这些例子中既包括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也包括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甚至还包括一个世纪以前的阿根廷。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曾对中期增长率均值回归的强大特性开展过十分有趣的研究。他们刚刚发表了这一研究的最新成果。这篇研究报告中充满了有关经济增长率的历史数据。(读者们可以看看戴维•基奥恩(David Keohane)发表在FT Alphaville博客上的精彩评论。)

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在刚过去一段时间的高增长率,并不表示人们就有理由相信,中期未来的增长率会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升必有降。对于新兴市场的爆炸式增长,对于正在摆脱独裁局面的国家来说,这一点尤为适用。

他们声称,对中国来说,整个统计过程的“表象”是,趋势增长率会在今后10年内下滑至只有5%,并在今后20年内下滑至平均3.9%的水平。如今,对于中国的中期增长率,IMF和市场的最新预期已开始愈发接近萨默斯和普利切特的预测,不过还未达到足够接近的程度。

因此,在评估中国增长率数据时,投资者需要把握好两种趋势的平衡。第一个趋势是,截至2020年,长期趋势增长率可能会从目前的大约7.5%放缓至最多6%(不过这其中还蕴含着许多不确定性)。第二个趋势则是,围绕这一趋势还存在着周期性波动,而中国当局则会试图通过政策调整,抹平这些波动。

金融市场容易感觉到的,并不是长期衰退趋势,而是隐藏在这种趋势之下的巨大周期性波动——也就是所谓“硬着陆”。目前,最新数据并未显示出硬着陆的迹象。

译者/何黎

中国将决定世界第三次能源转型进程

历史对人的诱惑在于,它总是不动声色地把一些玄机和关节隐藏在草蛇灰线的痕迹中,需要时过境迁之后才能发觉其间隐秘的关联。

18世纪后半叶,煤炭的大规模利用带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石油催生了汽车时代和电气时代,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人们一向认为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但深究会发现,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量其实是能源转型。

每一次重大能源转型都伴随着一波工业革命,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所说:“每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都是以新型能源机制的引入为标志”。每次能源转型都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经济模式的巨大转变,还会引发整个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与观念的变革,影响国际关系及政治格局。

纵观历史,人类至今已经历两次大的能源转型。第一次是煤炭取代薪柴成为主要燃料,使蒸汽机得到广泛应用,推动了纺织、钢铁、机械、铁路运输等近代工业的建立和大发展,造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化。英国率先在世界上建立近代工业体系,崛起成为“日不落帝国”。

第二次是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导能源,电力被发明并得到广泛应用,推动了现代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催生了电力、石油、化工、汽车、通信等新的工业部门,还推动了纺织、钢铁、机械、铁路运输等旧的工业部门升级,出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在这次变革中抢占先机,率先在世界上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石油的广泛利用带来了汽车时代的发展,推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成为时尚,并直接影响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奠定了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

新一场能源革命:去碳化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石油成为这个世界的重要主宰力量。依靠大部分时间都充足且廉价的石油,人类创造了辉煌的经济发展奇迹,但围绕石油霸权和利益的争夺也一刻没有停止,国际局势因此动荡不安。不加节制的使用,使得石油即将枯竭等“灾变论”不时在耳边响起,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议题。随着新兴经济体开启工业化进程,全球的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压力日益突出。一个更加高效、清洁、稳定的全球能源体系至今没有真正建立,工业文明却在一步步走入困境,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越发晦暗不明。

在此情势下,一场新的能源转型已呼之欲出,它既来自于工业化蓬勃发展导致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的现实约束,更是人类主动追求能源效率的结果。人类一直渴望得到更丰富、更密集的能源,这是人适应自身环境和追求物质进步的本能使然,从深层次上支配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对能源的理性选择。

前两次能源转型,其实也是人类在能源利用上从效率低、清洁度低的“高碳能源”向效率高、清洁度高的“低碳能源”演进的过程。哪一种能源能被人类所选择,也是一种“适者生存”的结果。一种能源要成为主导的能源品种,需要满足几个基本条件:规模供应,技术过关,具有经济性,具备配套的设备设施;在低碳成为潮流的当下,还必须满足一点:具有较少的环境负外部性。

民主遏制不了贫富分化?

收入分配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激动的话题。支持一方的观点,或是反对一方的观点,都可能会掺杂着强烈的情感因素。就拿今年最火的一本书,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来说,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说它好的人给它打五颗星,说它不好的人恨不得倒扣它几颗星。

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真相往往是在两个极端中间的地带。平心而论,皮凯蒂并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家;他没有雄心想打碎旧世界,迎来新天地;他的观点是很独特,但并不离谱;他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不是为了要迎合哪种政治立场。说到底,他只是一个比较轴、比较另类、比较欧洲的青年学者而已。同样,平心而论,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光环都加在皮凯蒂一个人身上,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杰出学者还有很多;皮凯蒂也未必真的找到了颠扑不灭的资本主义基本规律,他的理论基础漏洞百出,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政策建议也很天真;收入分配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但皮凯蒂说来说去,只是他知道的那一点点事情。说到底,他只是一个比较轴、比较另类、比较欧洲的青年学者而已。

我们姑且不论皮凯蒂说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他的一个担心值得我们关注。皮凯蒂不是说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不好。如果你的收入都是自己努力挣来的,那么,适度的收入差距反而能提供正向的激励机制,这对经济增长当然是件好事。即使你的收入来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但是,如果你能够让别人相信,你就是应该拿这么多钱,那么,就算是极度的收入差距,也不一定会对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冲击。想象一下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如果生在下等阶层,你只能听天由命,根本不会有改变命运的奢望。皮凯蒂真正担心的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如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后该怎么收场。民主政治要求一人一票,纽约街头的流浪汉和巴菲特一样,都是一张选票,但经济现实却是贫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带来了一个严峻的两难选择:你是要经济自由呢,还是要民主制度呢?一个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最终会不得不放弃民主制度,但皮凯蒂认为,民主制度比经济自由更重要,所以他选择节制资本。

可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是民主制度,99%的平民大众,人数远远超过了顶级的1%超级富豪,按道理讲,民主制度要听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当人人厌恶贫富差距的时候,自然会通过一系列收入再分配政策,遏制收入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为什么民主制度没有遏制收入不平等趋势呢?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出了一本新书《不平等的代价》,说的就是财富如何破坏了民主政治。说实话,我真心希望斯蒂格利茨教授写这本书的时候能再认真一些。这是一本让人有很高期望,但又很容易失望的书。斯蒂格利茨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重大问题,但在论述的细节上却过分粗糙。

同样是论述不平等,皮凯蒂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会自发地带来贫富分化,因为从长期看,资本的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大资本的收益率高于小资本的收益率,人赚钱很难,钱赚钱很容易,所以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资本收入,尤其是大资本的收入。斯蒂格利茨则说,之所以会有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因为市场经济受到了财富的操纵。财富阶层通过影响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把好好的市场变成了“寻租”的乐园。借用著名金融学家拉古拉迈·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的话说,“pro-business”不一定是“pro-market”,有实权的大资本反而会要求政府干预,以便限制竞争对手,巩固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呼吁,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