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证综指今日上涨3.04%，收盘至4527.40点，今年涨幅已超过39%。过去12个月，上证综指已累计上涨逾120%，目前为7年高点。
此际，投资者认为，在更多疲弱经济数据出炉之后，政府可能会出台经济刺激举措，汇丰银行(HSBC)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触及12个月低点。
此时中国公布了一些疲弱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NBS)的数据，今年3月工业利润同比下降0.4%。
在股市上涨期间，交易员感到有些担心，因为上证指数14天相对强弱指标(RSI)已超过代表股市处于“超买”区域的70关口。
该指标读数越高，股市回落的几率就越大，不过是短暂的。14日RSI指标已连续5周多远远超过70了。目前为82。
译者/梁艳裳
尼泊尔向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邻国以及国际社会其余成员求援，以展开上周末强地震过后的救灾工作，这场灾难的死亡人数已升至3200人。
尼泊尔当局昨日奋力到达受到此次地震打击的偏远山村，并撤离被困在珠穆朗玛峰的外国登山者及其尼泊尔向导——在那里，地震引发的一场巨大雪崩已导致22人死亡。
搭载尼泊尔士兵的印度空军直升机在受灾最严重的山区多次执行侦察任务、以评估灾害情况，并制定计划向被困的幸存者分发救援物资。
“我们的计划是在无法降落的情况下，向受灾最严重的山谷空投救援物资，”印度国防部一名发言人在Twitter上发贴称。
但是，出动直升机营救珠峰登山者的努力，因余震引发更多雪崩而受阻。这些身心遭受巨大创伤的登山者形容雪崩是“冰的海啸”。谷歌(Google)高管丹•弗雷丁堡(Dan Fredinburg)也在珠峰遇难者之列。
加德满都的很多市民不敢返回在地震中受损的居所，昨日他们又受到暴雨侵袭。
这场7.8级的地震是尼泊尔80年来遭遇的最严重地震，震中距首都加德满都大约80公里，靠近旅游城市博克拉(Pokhara)。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估计，尼泊尔超过40%的地方受到地震及随后的余震影响。据信大约660万人居住在灾区。最大的余震在昨日下午发生，震级达到6.7级，再度引发恐慌，促使加德满都机场再次关闭。
联合国警告称，遭受多年内战和政治动荡、经济严重依赖旅游业的尼泊尔，将需要大量国际援助，尽管目前对受灾损失尚无准确估算。
尼泊尔呼吁国际社会给予广泛的国际援助，包括搜救队、医疗队、清除瓦砾的重型工程机械，以及用于运输和进入交通受阻灾区的直升机。
美国宣布将派遣救灾队，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已包租一架货机，定于明日装满救灾物资从迪拜飞往加德满都。
印度军方在灾害发生后不久就向尼泊尔运送了救灾物资，并已派出300多名救灾人员协助搜救工作，正在珠峰的一个印度陆军小组也在一些撤离行动中给予帮助。
中国已派出一支62人的搜救队，他们带有一些搜救犬。这支搜救队将帮助定位和救援可能被困在瓦砾中的地震幸存者。
但是，搜救工作受到多次余震、基础设施和通信受损程度以及恶劣天气的妨碍。
国际援助机构呼吁公众捐款以筹集资金购买紧急救援物资，帮助幸存者。这些幸存者需要从清洁饮用水、食品到医护的全方位援助。
译者/和风
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曾经说，当一个社会进入持续稳定的时期之后，就会逐渐出现“制度僵化症”，原来灵活高效的制度，逐渐变得扭曲迟钝。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这样的假说太过空洞，太过宿命论，听起来就像九斤老太的絮叨抱怨一样不中听。尼尔·弗格森（Niall Freguson）是个历史学家，在他耳里，奥尔森说的才是真理。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这本书思想深邃、文笔优美，时时流露出一个思想者对历史的沉思。斯密谈到，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出了问题，就有可能陷入“静止状态”（the stationary state）。斯密当时说的是中国，他惋惜地谈到，中国曾经是一个伟大而朝气蓬勃的文明，但由于官僚主义，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弗格森认同斯密的观点，但他看到的是风水轮流转，如今，有可能陷入长期停滞的不再是中国，而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弗格森谈到，西方世界正面临着“大退化”（the Great Degeneration）。西方世界的四个支柱，即民主、资本主义、法律和公民社会，都显出了破败之相。
首先，民主制度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在弗格森看来，民主的本质并非单纯是投票选举，而是在民众和政府之间签订的“社会契约”，这一契约约束了政府的行为，释放了市场的活力。这一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并不像经济学家们想象的那样，顺理就能成章。就算是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治仍然出奇地腐败，法律体系混乱而黑暗。曾经做过法律文员的狄更斯对他那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有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是，民主制度还有一个易于被人们忽视的地方，那就是在不同世代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契约”，只有当这样一种相对公平的“社会契约”建立起来之后，才能保证稳定的长期经济增长。
这就是英国哲学家伯克（Edmund Burke）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书中强调的不同世代之间的合作。伯克写到：“社会是一个契约，一种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不仅存在于那些在世者之间，也存在于那些已经逝世、正在世间和即将问世的不同世代之间。”遗憾的是，这种世代之间的“社会契约”已经遭到破坏。如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债台高筑，这种债务危机的实质是在世的人群透支了后代的利益。据估计，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现值和其未来收入的现值之间的差距高达200万亿美元，要想尽快还清这笔债务，需要美国政府将所有的联邦税收提高64%，或是将所有的联邦支出减少40%。考虑到未来的选民还没有出生，即使已经出生，年轻人在投票的时候也没有老年人积极，指望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采取更严格的平衡预算制度解决债务问题，几乎是不可能想象的。最终，债台高筑的发达国家要么欠债不还，要么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或是两者同时发生。它们都将变成阿根廷。
其次，资本主义已经步入歧途。有些经济学家，比如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认为，里根时代对金融业的放松监管，种下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祸根。弗格森是英国人，所以他看到的是不同的历史教训。二战之后，英国的银行监管不断强化，不仅对银行的各项业务严加限制，还要求银行保持28%的流动比率，这意味着银行不得不持有大量低收益的政府债券，但这一时期不仅没有看到经济快速增长，恰恰相反，这是19世纪20年代以来英国金融业最动荡的时候，爆发了一次严重的银行危机、一次股灾、一次楼市崩盘，而且通货膨胀率高达10%以上。
丹麦流传着一种说法，一户人家屋檐上的鹳巢数量与这家人所生孩子的数量存在着相关性。婴儿是鹳鸟送来的古老传说是真的吗？当然不是。相关性跟因果关系不是一回事。鹳不会送来孩子，但大房子有更大的空间为孩子和鹳所用。
这是一则人们喜闻乐见的统计趣闻，但如果你知道1965年在美国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上它是如何被用到的，你就不会觉得那么有趣了。那位做听证发言的专家证人辩称，尽管吸烟或许跟肺癌相关，但两者之间不存在已证明的、令人信服的因果关系。当被问及为何把鹳和孩子的关系与香烟和肺癌的关系进行类比，他回答说，两者“在我看来是一样的”。
这位证人的名字叫达莱尔•哈夫(Darrell Huff)，是一名自由记者，因其1954年出版的那本精彩、大为畅销的《统计数字会撒谎》(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而深受数代极客的爱戴。如果该书续集付印的话，他今天的名声或许会完全不同。《吸烟统计数字会撒谎》(How to Lie with Smoking Statistics)使用了各种鹳式论点来对吸烟与癌症的相关性提出质疑。该书得到了美国的烟草研究所(Tobacco Institute)资助，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出版。（2012年安德鲁•格尔曼(Andrew Gelman)在《Chance》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2014年亚历克斯•莱因哈特(Alex Reinhart)在《Significance》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使哈夫担任烟草业顾问的经历引起统计学家们的注意。）
毋庸置疑，吸烟会导致肺癌和其他多种致命疾病。但广泛意义上的相关性与因果之间的尚存疑问的关系，仍是当前一个极易引起争议和混淆的领域。哈佛大学(Harvard)法学院学生泰勒•维根(Tyler Vige)编撰并发布在其网站(tylervigen.com)上的“伪相关”应算是一种警告。你知道缅因州人造奶油的消费量与离婚率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吗？
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相关性。但是，坚持为因果关系提供绝对证据就过于苛刻了（甚至是一种不可能达到的标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如何在相信相关性与寻找因果证据之间达到合理的平衡呢？
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倾向于要求为他们看到的现象提出因果解释。知道大学毕业生能赚更多钱还不够，我们想知道，大学教育是否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或者他们本来就是聪明人、不管接受大学教育与否都能赚更多钱。仅仅寻找相关性并非严格科学的做法。
但随着“大数据”的到来，这场争论开始发生变化。海量数据集可以产生一些有趣的相关性，在某些用途上它们就足够好用了（谁关心为何周二降价效果最好呢？如果确是这样，那就选这一天降价。）英国央行(BoE)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尔丹(Andy Haldane)不久前表示，经济学家们或许想更认真地看待纯粹相关性(mere correlation)。他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大数据热衷者。
我们回头来讲抽烟与癌症之间的关系。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多尔(Richard Doll)最早开始怀疑二者之间的联系。当时他的分析基于纯粹相关性，他不清楚因果机制，因为当时还没确定烟草中的大多数致癌物。多尔本人怀疑肺癌的致病原因是柏油公路的烟气，或者可能就是汽车本身。
多尔与奥斯汀•布拉德福德•希尔(Austin Bradford Hill)在1950年发表了他们关于吸烟与癌症关系的早期研究结果，由于俩人的研究基于纯粹相关性，在当时果不其然遭到了批评。伟大的统计学家罗纳德•费雪(Ronald Fisher)在20世纪50年代多次加入论战，指出很可能是癌症引起吸烟，毕竟癌前期病变会对肺部造成刺激，人们可能会通过吸烟来缓解这一刺激。费雪还认为有些遗传特征可能既会引发肺癌，还会引起吸烟倾向。（另一位统计学家约瑟夫•伯克森(Joseph Berkson)提出，假如一个人强悍到足以抵制广告的诱惑和同龄人的压力，那么他也强悍到足以抵抗肺癌。）
安倍晋三(Shinzo Abe)今日对美国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之际，华盛顿将把他当作朋友。除了得到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国宴款待外，这位日本首相还将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
尽管华盛顿对安倍的民族主义倾向有所保留，但从总体上说，美方赞赏他是日本一代人以来思路最连贯的领导人。他不仅推出了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一套重振日本经济的计划，其成败仍然难以看清，吊足了众人的胃口），还让日本走上迈向更强大国防政策的道路（这是华盛顿方面敦促了几十年、而东京方面此前一直不情愿做的事情）。
热情接待是正确的做法。尽管安倍有种种缺点，但是总的来说，他担任首相对日本是件好事；这个国家在一连串任期短暂且平平淡淡的领导人治下蹉跎了太久。然而，华盛顿不应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安倍，尤其是在对华关系问题上。最重要的是，华盛顿不要给别人留下它想把日本用作一件遏制工具的印象。如果美国和日本看上去是在联手对付中国，北京方面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没有和平的路径可以实现中国的正当抱负。在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这件事上受挫（美日均予以抵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安倍访美期间，日美两国对中国的态度将在三大领域受到考验。首先是历史。在对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中，安倍将反思日本在70年前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安倍所属的日本右翼认为，日本已经进行了足够的道歉。安倍已暗示，他想摒弃日本官方以前道歉时所提的“殖民统治”、“侵略”和“懊悔”。这种“安倍健忘症”(Abenesia)的任何表现都将是一个巨大错误。当然，在真实还原历史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上，日本难免对粉饰了本国很大一部分近代史的中国的说教不服气。但是，身为二战中的侵略者，决定道歉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的特权不在日本手里。如果安倍要说服世界相信日本是可以信任的“正常”国家，那么他就应该咬住嘴唇、重复以往的道歉措辞。
其次是相关的国防领域。安倍希望重新解释日本的和平宪法，使日本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五角大楼完全支持这一点。担心中国军力日益增强的一些日本的邻国也暗中叫好。本周，美国和日本将发布新的防卫合作指针，旨在更新应急规划。这么做没有危害——只要它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反华协定。
有足够空间让中国参与地区军事行动，例如针对自然灾害的紧急规划。
最后是贸易领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不包括中国的12国贸易协定——近日获得推动，因为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批准了授予奥巴马其所需的“快车道”谈判权力的法案。同样，TPP就事论事是好的。然而，必须明确的是，这是一个贸易协定，而不是伪装的地缘政治协定。应当鼓励中国一旦具备条件就尽早加入。这将让中国更紧密地融入美国始终不渝推崇的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
安倍访美期间，潜台词应该是美日两国都希望争取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而不是将其拒之门外。
译者/和风
印度实业家拉丹•塔塔(Ratan Tata)向中国最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Xiaomi)进行了一笔金额不详的投资，此举对小米的印度扩张计划是个提振。
小米联合创始人、总裁林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印度是我们在中国内地以外最大的市场，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市场。我们的目标是在未来3至5年中成为老大，我们热衷于在那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2012年塔塔从综合产业集团塔塔集团(Tata Group)董事长职位退休以后，成为了一名风险投资者，积极投资于印度的电商初创企业。他现在的头衔是塔塔集团荣誉董事长，他对小米的投资用的是私人财富，所购得的股份将独立于塔塔集团持有。
上述消息于上周六宣布，在那之前，小米上周访问了印度。在那次访问中，谷歌(Google)前高管、现任小米国际业务副总裁的雨果•巴拉(Hugo Barra)，发布了该公司最新款手机Mi 4i，预定售价为12999印度卢比（合204美元）。
这是小米在海外发布的首款手机。下个月，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也将开售本地化版本的Mi 4i。
市场研究公司IDC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小米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占有4%的份额。印度市场领导者三星(Samsung)占有22%的份额，之后是印度供应商Micromax、Intex和Lava。印度的智能手机普及率低于中国，这为快速增长留下了空间。
小米去年晚些时候在一轮风投融资中筹得11亿美元，使该公司的估值达到450亿美元。该公司一直使用病毒式营销来出售自己的高配置、低价格的智能手机，一跃超过一些更老牌的制造商，坐上了中国市场头号交椅。
该公司还将业务扩展至在线音乐和可取代有线电视的互联网机顶盒。
去年12月，小米在印度的扩张计划遇到了难题。当时德里高院(Delhi High Court)对小米智能手机下达了禁售令，等待其就有关小米侵犯瑞典科技公司爱立信(Ericsson)专利的指控进行进一步庭审。该禁令后来被撤销。
译者/阑天
如果美国人和日本人说话也那么生动有趣，他们也许会称彼此之间亲密如唇齿相依。事实上，中国和朝鲜传统上一直这么形容彼此间的关系。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则宁愿严肃地谈论同为民主国家和市场经济的“共同价值观”。不过，虽然缺乏生动的语言描绘，日美两国间的关系却已成为战后最密切、最持久的关系之一。从反恐到知识产权，大多数问题上两国都是并肩战斗。
这种密切关系是在二战的灰烬中打造出来的，它超越了意识形态。日美两国严重依赖彼此，这一点有目共睹。美国将日本视为它在亚洲的代言人。它依赖日本购买其国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尽管这事只是刚刚发生。日本支持了美国政府的军事干预行动，既包括资金支持，也包括越来越多的后勤支持。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则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还依赖美国在日本领土上驻扎的3.5万人部队提供保护。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这样坦率地描述两国关系——他称日本是美国在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
安倍晋三(Shinzo Abe)或许是中曾根康弘以来日本最强硬的领导人。本周，安倍将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一场罕见的演讲，庆祝日美关系的70年历程。在这场演讲中，他将强调日本齐心协力复苏经济的努力。他将敦促美国国会给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他所需的“快车道”授权，以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他还会对那场战争表达一定程度的悔恨，不过可能不足以令美国国会的部分人满意。他还会勾勒这样的一个未来：日本在摆脱战后宪法束缚之后，能够在帮助美国确保全球安全和守法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不太可能提到中国，但所有人都会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安倍大体上会受到热情的接待。美国政府希望安倍经济学(Abenomics)能够奏效，也已准备好容忍一点“安倍健忘症”（Abenesia，指安倍对日本战争历史的淡化处理）——如果这是支持一位强势领导人的代价。事实上，在华盛顿许多人眼中，安倍是日本二三十年来最好的首相。
从某些方面来说，所有这一切就应该从表面上解读。考虑到两国在70年前交战之惨烈，双方间的友好关系不同寻常。然而，从其他方面来说，这种关系建立的基础比任何一方表现出来的样子都要脆弱。最近，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两国民众在部分问题上的态度相去甚远。
没错，双方对彼此都怀有极大程度的信任，而且双方都不信任中国——30%的美国人和仅仅7%的日本人表达了对中国政府的信心。不过，两国也存在巨大分歧。比如，只有14%的日本人认为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是合理的，而美国这一比例则是56%。今年具有历史意义，但安倍在今年访问珍珠港和奥巴马在今年访问广岛的希望已宣告泡汤，原因是在两件事的意义上，双方都不能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虽然对战争的记忆依然存在，47%的美国人却表示日本应该在区域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军事角色。然而，对于想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安倍来说，调查结果将令他失望，因为只有23%的日本人接受日本政府应加强军事外交的想法。
【编者的话】本文系作者“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转型”系列评论之五。
南海问题观察家都比较清楚，由于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两方面的原因，每年二、三季度为南海争端的高发期。今年特别之处在于，印度、美国、日本等南海区域外大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南海争端当事国反而没怎么发声。中国在南沙的吹沙造地正成为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展示身手的主要籍口。
这是否意味着南海问题将进入“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新阶段？或者说，从“东盟声索国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变为“美日印等大国与中国之间的博弈”？中国在南沙多个岛礁吹沙造地已经引发区域外大国越来越多的反应，这样下去是否会引发中美在这里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吹沙造地是否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冲突？
这些都要从南海地区利益相关方的行为模式说起。
南海地区相关方的行为模式在发生变化
中国和东南亚声索国之间的互动模式，中国方面的做法一直是：强调发展经贸关系，被动应对南海发生的各种事件。最近两年情况有所变化，中国开始强力反击乃至主动调控。总体上，中国一直相信“时间在自己一边”。
而今，中国在南沙几个岛礁进行大规模的吹沙造地，以及修建房屋、港口、机场等设施，东盟当事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中国的这些行为，不过是在重复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已经做过的事情，规模大一些、进度快一些而已；中国处理得非常低调，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这些国家都知道中国强力反击的厉害。与此同时，中国又在实实在在地强化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如与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关系，又在南海行为准则（COC）制定等方面展示出灵活性。因此，东盟国家并没有太多的发挥空间。他们在安全问题上对境外大国的依赖性确实在增加，也乐得让区域外大国出面替自己发声。
而区域外大国对中国的崛起，则是另一种态度。美国问题专家通常会同意，亚太再平衡战略并不试图遏制或围堵（contain）中国，这是一种两面下注（hedging strategy）战略，旨在“恢复”南海地区的力量平衡，以便美国继续发挥“离岸平衡手”的作用。这一战略包括接触与防范两个方面。美国的“保持接触、强化防范”正在成为美欧日乃至印奥加韩等国的共识，但中等强国们的动作比较隐晦与间接。
于是出现了“东盟声索国在幕后、区域外大国站前台”的反转剧：1月份，奥巴马访问印度时美印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强调“确保南中国海航行自由，以及通过国际法和平解决海洋主权争端，对于区域繁荣安全至关重要”，这对印度是罕见之举。4月，日本促成七国集团发表声明，“我们继续关注东海和南海局势，对类似大规模填海造地等改变现状及增加紧张局势的任何单方面行为表示关切。我们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威胁、强迫或武力手段伸张领土或海洋主张的做法”。此外，日本还表示可能会把海上巡逻扩展到南海。美国动作最多，除了美印联合声明外，国防部长卡特在3月的亚洲之行中多次就南海问题表态并辅之以一些实际动作：在马尼拉表示支持菲律宾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却又表示将加大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与支持，并为菲律宾培训士兵，双方4月下旬还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在韩国指责中国在军事化南海，却又表示要把最尖端武器放在亚洲；在日本表示反对南海军事化，却与日本达成联合监控南海的共识。4月奥巴马讲话称“对中国可能利用自身‘块头和肌肉’在南海地区向小国施压表示关切”。
融资爆仓是股市投资者的噩梦，目前中国股市最大的风险不是上涨过快，而是杠杆过高。以负债推动A股市场上涨是不合适的，相当于企业去杠杆，投资者加杠杆，是对投资者智商的嘲弄。
中国股票市场融资余额屡创新高，4月16日，沪深两市融资融券余额达到17461.93亿元的历史峰值，20日、21日、22日A股融资余额买入额分别达到2448.31亿元、2115.78亿元、2483.11亿元，其中22日单日融资买入额创出了年内新高，并拉动市场融资余额创出1.75万亿元的天量，融资借钱炒股热度空前。
官方媒体鼓吹大牛市很不合适，控制市场整体风险，发挥市场定价的作用才是根本。中国股票市场从来没有出过大乱子，是因为从来没有大规模利用杠杆进行过股市投资。A股市场熊长牛短，熊市到来时，普通投资者手握一把股票熬过寒冬，等待下一个股市春天的到来。他们心平气和，因为没有负债、不会破产，最多生活品质稍有下降。整体金融体系也没有因为熊市受严重侵蚀，没有高杠杆全面崩溃，不会波及到其他金融机构。
杠杆率升高、借钱炒股，一旦股市下行，就会发生可怕的踩踏事件，甚至金融危机。
A股市场融资从无到有，发展非常疯狂。近日，麦格理银行发布报告指出，表面上，A股杠杆率为温和的3.3%，若只按流通盘计算，这个比例就一下子升至8.3%。台湾地区股市杠杆率是1.4%、美国2.5%，日本0.8%。即使在过去30年的时间范围中，最高也只有台湾创下过6%的杠杆率。A股这个大赌场中的赌徒们甘冒最大的风险火中取栗。
彭博数据显示，中国股市流通市值仅占总市值的40%，在全球排位靠后，远远低于台湾股市的65%、日本股市的75%以及美国股市的94%。彭博对流通盘的定义是：基于可公开交易的自由流通股的市值。自由流通股数通过从总股数中减去内部人员与非活跃持有人所持股份计算得出。
卷入融资的资金在增加，杠杆也在加长。根据《华尔街见闻》的数据，2015年债券回购可以放大到5-10倍杠杆；P2P配资的杠杆率是5-10倍，极端的15倍；融资融券是1.5倍杠杆。根据国金证券分析师李立峰的估算，伞形信托、增资配股总的规模大约4000亿左右。民间配资和P2P配资的平台规模较为隐蔽，无从统计，但据网贷之家的报道，P2P股票配资交易规模可能达1000亿。李大霄认为：伞形信托5000亿，但融资融券和伞形信托配资加起来的杠杆资金规模超过2万亿，已经占A股有效流通市值的10%左右。
券商谋求扩大融资规模，不断补充资本金。4月22日，《证券时报》报道，国信证券上市3个月宣布筹划再融资事项，广发H股上市，海通、中信拟H股再融资，华泰证券及光大证券拟发行H股，53家券商排队准备上市。
融资类业务已成券商增长最快业务，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证券行业融资融券业务利息及佣金收入合计592.74亿元，占总营业收入比重达到22.77%，其中利息收入446.24亿元，佣金收入146.5亿元。今年一季度不少券商的两融业务总收入占比已超过30%，个别甚至接近40%，超过去年上半年收入占比。获得或者拆借便宜钱向投资者拆出资金将成为主要赢利方式，银行、民间配资公司、信托等一齐狂欢。
担心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窃窃私语最早出现在2009年末。自那以来，地方房地产市场随着中国政府或助推或冷却市场的措施而上下起伏，但从未出现过崩盘。尽管如此，一些市场观察人士坚持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终有一天会破裂。最近行业疲软给了他们进一步的支撑，比如深圳中型开发商兆佳业(Kaisa)就差一点崩溃。
直到2014年12月，人们一直认为兆佳业的财务状况稳固、销售额仍在增长。如今该公司的存续与否掌握在贷款方及竞争对手的手里。兆佳业的灾难始于去年12月，政府在未给明原由的情况下暂停了该公司在深圳的一些房地产项目。兆佳业董事局主席突然辞职，如今又未能向银行和债券持有人偿还债务，该公司正处于被竞争对手收购的过程中。兆佳业尚未与其债权人达成一致性解决方案。
兆佳业的神秘内爆似乎源于中国两年来史无前例的反腐行动。当局对此事基本上保持沉默，但事发以来一直有说法称，兆佳业是因为与一名被控腐败的地方官员有关联而被调查的。
中国不太可能再发生同等规模的违约事件。政府几乎无法承受削弱投资者信心的后果——那可能会导致开发商失去离岸融资渠道。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房地产企业的美元债券发行规模已然大幅削减，而往年同期的发债通常更为活跃。
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房地产企业发行了总值36亿美元的新债券，较2014年同期减少了48%，较2013年同期降低了57%。
与此同时，接近崩溃的兆佳业重新点燃了人们对房地产行业硬着陆的恐惧，尽管这与房地产低迷几乎没有关系。自2013年年中开始，房地产活动指标日趋下滑，最近一次数据依旧低迷。今年1至2月房地产销售额同比下滑近16%。2月，新建住宅平均价格进一步下滑，意味着价格已经连续6个月下滑。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些数据仿佛是末日魔咒。但是我们不能低估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整体经济的关键所在）的重视。如果中国想要达到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的目标，房地产市场必须保持健康。
我们也不能忘记北京当局拥有的一系列工具。在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政府成功地策划了房地产繁荣以弥补海外需求疲软，之后又在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需要冷却之时，实施了收紧措施。
在去年第四季度，中国决策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央行于9月放松了抵押贷款要求并于11月降息，随后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均直线上升。自那之后，央行再次降息并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了更多资金用于放贷。
抵押贷款规则也得到了松绑；如今房主在购买二套房时的首付比例降低，而且房屋满两年（此前为满5年）交易免征营业税。预计今年政府将推出更多措施提振经济，包括出台更宽松的住宅市场法规及更广泛的货币宽松政策。
长期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需求仍未受损。过去30年，农村人口迁徙助推城市人口增加了5亿。如今中国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国政府计划到202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至60%。作为一个资产类别，房地产自然也吸引着本地人，因为其他投资渠道很有限。
这并不是说房地产行业非常健康。短期来看，在兆佳业事件之后，离岸债权人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中国的房地产债券很可能会继续波动。不过，眼下的估值看起来颇具吸引力。
3月底，高收益的中国房地产企业债券的平均收益率由2014年年中的9%攀升至10%。相比之下，3月底整体亚洲高收益房地产企业债券的收益率为7.5%，而美国为6.4%。
以经济基本面来看，住宅市场可能会随时间而逐渐降温，走出一条更可持续的增长轨迹。但是，透过消极迷雾看到真相，并且意识到政策制定者不会允许灾难（将会对整个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发生，这一点也十分重要。事实也已证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很善于掌舵经济。有些人反反复复、不辞辛苦地声称泡沫将要破裂，他们最终将会一无所获。
本文作者是NN投资伙伴（NN Investment Partners，原荷兰国际集团投资管理公司(ING Investment Management)）亚洲债券部(Asian Debt)主管
译者/马柯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