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une 16, 2015
流动性承压致中国A股大跌3.47%
周二，中国股市上证综指收跌3.47%，至4887.43点，继周一下跌2%后，连续第两个交易日出现较大幅度回调。各行业板块全线下挫，跌停股数超过百只，不过仍有近百只个股涨停。
从行业板块看，所有行业板块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跌，其中航空、船舶和电脑设备等行业板块跌幅居前，银行和非银金融行业板块跌幅较小，分别下跌了1.22%和1.27%，是仅有的两个跌幅未超过2%的行业板块。
分析师指出，A股经过前期的连续上涨后，短期存在较强的调整要求。周一股市下挫已引起投资者担忧。而在周二，前期爆炒的创业板和中小板股票抛压骤增，使得市场情绪呈现一边倒态势。
此外，短期资金面压力成为本周股市调整的另一主要动因。一方面，本周三至周五，年内第8批中的23只新股将集中申购，募集资金逾400亿元人民币，其中国泰君安单只募集资金就逾300亿元，是5年多来A股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另一方面，恰逢年中，企业结算和银行缴款等需求旺盛。同时，监管层降低杠杆决心坚决，这些都使得市场资金面面临较大的冲击。
对于后市走势，有分析师表示，A股经过连续调整后，短期市场恐慌情绪有望逐步缓解，当前牛市格局并没有发生改变，未来政策持续宽松、资本账户逐步放开等预期，以及政策推动家庭储蓄从房地产转移到金融资产，都成为支撑股市向好的关键因素。不过，企业盈利和经济数据还没有显著改善，A股持续创新高的“非理性繁荣”也值得警惕。
（作者邮箱：tao.feng@ftmail.com）
大宪章800年祭
6月15日，英国举行英女王和首相出席的《大宪章》800年庆典，首相卡梅伦在演讲中声称：《大宪章》“改变了世界”，永远“改变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平衡。”
卡梅伦还为政府拟取缔人权法案的计划辩护，此举立即引发反对党批评。英国工党影子内政大臣库珀指责卡梅伦 “试图劫持大宪章庆典”，工党影子司法大臣福克纳说：“如果首相确实有意维护《大宪章》遗产，他就不应利用这次庆典攻击基本人权。”
《大宪章》是在1215签署的一部文献，英国人将其视为治国法典，至今仍在英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英国人维护自由、保障权益的依据。
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明文规定各项对王权的限制，确定国王也在法律之下的原则，孕育英国现代议会的胎胚，并为世界多国宪法提供了楷模。
保障自由、财产和法律平等
800年前，6月15日，在位于古温莎城堡和伦敦城之间的兰尼米德草原上，英王约翰被迫与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贵族和教会签署一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协议，这就是著名的《大宪章》。
“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
这是《大宪章》第39款和40款，是两项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两项条款，与序言和其它61项条款，写在羊皮纸卷上，一条一款，与国王据理力争，以求限制国王权力，保障自由、财产权益和法律平等，为英国法治树立了一座最引人注目的里程碑。
一场征税引发的内战
在签署《大宪章》之前，约翰王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内战。这场内战的直接原因是约翰王对英格兰贵族肆意征税，导致贵族抗命，拥兵反叛。
通常，英格兰国王收入有三大来源，分别为领地进项，领主权进项及税收。领地进项为国王个人土地收入；税收为国王向臣民征税收入；领主权进项为国王凭其特权向臣民索取的收入，其中包括遗产税、免服兵役费、罚款、法庭费及皇家特许权出售收入等。
约翰王为筹集对法国战争军费，向贵族强征暴掠，搜刮财富。
例如，约翰王对贵族领地和城堡肆意征收遗产税，数额常常超出许多贵族家族的支付能力。
约翰王滥用免服兵役制，这是一种向国王交钱后不用从军的制度。约翰国王在统治英格兰七年期间，11次向臣民征收免服兵役费，其中多次无仗可打，他也向臣民强征免服兵役费。
就拖欠王室债务而言，约翰国王对受宠顺从的贵族予以豁免，对不顺从的贵族则强迫还债。
约翰国王还新立名目，如所得税、动产税、进出口税等，以各种方式向臣民征税，对无法支付税款或拒绝支付税款的贵族，则将其土地、城堡、财产没收，充公王室。
结果导致英格兰贵族不堪重负。
为捍卫财产和权益，英格兰贵族陈兵伦敦，与坐镇古温莎城堡的约翰王对峙。
从6月10日至6月15日，双方在兰尼米德草原反复谈判，最终于15日定城下之盟，约翰王签署《大宪章》。
网络言论的自由与边界
最近一段时间，大陆关于网络言论自由及其限度的争论颇为热闹。先有《炎黄春秋》杂志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与黄钟起诉梅新育、郭松民侵害名誉。《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刊登了洪振快的文章“‘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黄钟是其执行主编。文章刊发后，遭到被告指向明确的批评辱骂。事实上，孙立平、荣剑、章文等网络大V也不时遭到“五毛”的围攻辱骂，不堪其扰，正在考虑诉诸法律手段。
近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刘清平教授辱骂孔孟事件又引起了社会的激烈争论，已经演变为一起涉及教师责任和言论自由的宪法性争议。七位复旦毕业生发布了《敦请复旦大学严肃处理刘清平教授辱骂事件的公开信》，认为刘清平的辱骂言论使之失去了为人师表的资格，严重损害了复旦名誉，要求依据《教师法》第37条的规定，对于“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教师，“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 目前，复旦大学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个人也认为刘清平的辱骂言论显然不妥，有失作为一名教师和学者的身份，但是从宪法学的专业角度，我从来坚持一条基本底线：让言论自由，拒绝公权干预，除非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有人发表了一个错误观点，许多人不同意，大家尽可以自由辩论。最后，那个人成为众矢之的、孤家寡人，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根本没有国家插手的空间。无论这个观点错得如何离谱，都不需要国家干预；事实上，错得越离谱，就越不需要国家出面，因为凡是有正常理智的人都知道那是错的，所以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严重的有害影响。
国家要干预言论，前提一定是国家立场绝对正确，且干预绝对必要，否则无法防止或消除言论给社会带来严重伤害。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前提是不成立的。
首先，许多言论表达的是见仁见智的价值偏好，根本不存在衡量对错的客观标准。当代中国许多人是孔孟的信徒，但同时又有许多人激烈地抨击“孔教”。这类问题至少争论了一个多世纪，还没有争论清楚，恐怕永远不会有一个绝对的正确答案。我个人是尊孔派，尤其喜欢孟子的道德本体论，但我知道这只是我的个人选择；我会不遗余力地推行我认为正确的孔孟学说，但是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把自认为正确的思想强加给任何人，更不能借用国家的强制手段强迫所有人接受某些人认为正确的东西，否则就回到了道德与政治专制主义的老路。
其次，有些言论表达的是有争议的事实判断，而其之所以有争议，就是因为答案并非一目了然。尤其对于遥远的历史问题，大家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国家怎么知道正确答案？所以只有通过自由辩论，才能让真理越辩越明。如果强迫大家闭嘴，国家亲自裁决，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狼牙山五壮士”是小学课本上人尽皆知的故事，但是近年来遭到了社会质疑，有人甚至因为发表否定观点而遭到行政拘留。洪振快到狼牙山做了实地调查，基本上肯定了故事的真实性，但是对其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可能对，也可能错；我自己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不论支持教科书还是质疑教科书，都有发表言论的自由。谁对谁错，只能在自由辩论中由广大的围观者自己辨别。围观者好比法庭上的陪审团，他们才是检验控辩两造提出证据的最终裁判者。在这个比喻中，如果国家作为法庭不让其中一方提出相关证据，必然会误导公民陪审团的判断。
中国的小皇帝和拜金女
中国的年轻人名声很差。人们普遍认为，男孩太宠溺又肥胖，女孩则是轻浮的拜金女——而且不管男孩女孩都懒惰、自私、贪婪。我在中国生活了7年，但遇到过的符合这种表述的内地年轻人少得可怜（可能除了胖墩那部分）。
但是别轻信我的话：我都老得可以当他们的奶奶了。另一方面，耶米马•斯坦菲尔德(Jemimah Steinfeld)深入第一线，在近距离对中国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酒吧、性用品店、交友网站、相亲角，这些地方孕育着复杂、有争议、令人困惑的中国年轻人文化。
《小皇帝和拜金女：现代中国的性和年轻人》(Little Emperors and Material Girls: Sex and Youth in Modern China)基于斯坦菲尔德对中国年轻男女的大量实地调研。斯坦菲尔德是一名驻伦敦的记者，曾在上海和北京生活、工作，是一名“自己承认的中国粉、女权主义者以及历史迷”。
这一代人最终将统治这个国家——到那时，他们是谁、他们的思维习惯和成长环境将会很重要。而斯坦菲尔德也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并不像传说中那么糟糕。
也不容易对他们进行分类。斯坦菲尔德指出，中国30岁以下的人口与美国的总人口相当。并不奇怪的是，他们并非都完美符合各个类别的定义。
这本书调查严谨但可读性极高，让调查对象自己倾述（我很高兴她问了这些问题而不用我来问，因为性在中国仍然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她让十几个年轻人娓娓道来，其中既有“剩女”和“光棍”（大龄单身女人和单身汉），还有“二奶”、同性恋者、性反叛者、基督徒、甚至共产党员，这些人构成了年轻一代。她发现她能确定的一点是：这些年轻人与父辈截然不同。
事实上，她断言，中国有着世界最大的的代沟之一。“他们与我们有着根本上的区别，”她写道，“虽然西方也在持续改变，但步伐较慢。西方的改变是平缓而不是陡坡式的，因此年长者与年轻人之间的代沟远没那么明显。”
在她的研究对象中，很多人的父母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的，幼年时曾经历过饥荒。而他们的祖父母也许还记得女人裹小脚的时代。出生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年轻人——80后和90后——是在富裕条件下长大的第一代人。斯坦菲尔德写道，这就带来了他们最大的问题：父母及祖父母把希望全寄托在他们身上，指望自己唯一的后代弥补数十年的艰辛。
与西方不同，这些孩子中有很多人至少愿意付出努力。斯坦菲尔德指出，尽管21世纪的中国与20世纪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一条文化脉络依然存在：子女孝敬长辈的重大责任。而第一要务就是结婚生子。如今，子女的爱情和性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爸妈要操心的事。斯坦菲尔德甚至描述了一个浪子开着保时捷带上老妈去约会的事。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统计学问题。政府研究显示，独生子女政策加剧的重男轻女倾向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30岁以下的男性估计会比女性多出2000万。
而且，由于男性喜欢与不如自己的女性结婚，这导致“A档女人和B档男人”找不到伴侣。也许是因为这一点，婚外性行为呈上升趋势。斯坦菲尔德称，2010年，有过婚前性行为（在一代人之前，即中国改革开放前，甚至是开放以来，这都是一大禁忌）的城市人口比例达到60%，是1989年的四倍。不过，竟有80%的男性仍然称，他们希望娶一个处女。祝他们好运吧。
所以，想想中国那些可怜而又矛盾的年轻人吧：他们被夹在乡村和摩天大楼之间，一个千年和下一个千年之间。他们进行着性的探索，却仍然与老妈住在一起。他们也许是同性恋，却仍计划结婚来顾全面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生儿育女不感兴趣，但又必须生个孩子让爸妈满意。我原本还以为在上世纪60年代长大很艰难呢。
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驻上海记者
《小皇帝和拜金女：现代中国的性和年轻人》(Little Emperors and Material Girls: Sex and Youth in Modern China)，耶米马•斯坦菲尔德(Jemimah Steinfeld)著，I.B.Tauris出版社，建议零售价14.99英镑/19.95美元
译者/马柯斯
汉能谜团出现新波折
中国太阳能企业汉能集团(Hanergy)旗下公司之间错综复杂的往来昨日出现新的波折：其香港上市公司取消了一家子公司与内地母公司上月签署的一笔5.85亿美元的交易。
汉能在香港上市的股票自5月20日开盘不到一小时暴跌47%以来，一直处于停牌状态，并受到香港监管机构的调查。上市公司汉能薄膜发电(Hanergy Thin Film Power)的几乎所有业务都是与总部位于北京的母公司汉能集团开展的，营收也几乎全部来自母公司。
英国《金融时报》今年以来详尽指出了汉能的一些令人瞩目的做法，包括其股票不同寻常的交易规律。
5月5日，汉能薄膜发电在向香港交易所提交的一份声明中宣布，其子公司福建铂阳(Fujian Apollo)将向母公司销售1.755亿美元的设备（用于制造建筑物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和4.095亿美元的技术服务。
这份协议包括一份详细的支付时间表，在结构上类似于汉能旗下公司之间的其它交易（其中一些在宣布之后又被修订）。汉能薄膜发电昨日表示，经过“公平磋商”，双方同意取消交易。它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解释。
记者一时联系不上香港监管机构，请其评论这一取消是否与该机构对汉能薄膜发电的调查有任何关联。
在汉能创始人和董事长李河君否认监管机构正在调查他的公司之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FC)采取了宣布调查的不寻常步骤。
福建铂阳是一个业务部门，其在2010年达成的向当时尚无关联的汉能集团供应设备的29亿美元交易，使这家内地集团能够以折扣股价入股上市公司。当时，这笔交易令人瞩目的除了规模以外，还有它对非晶硅薄膜技术的拥抱；此前这种技术在中国以外基本上被放弃，因为它将太阳能转化为电力的比率太低。
本月，记者曾致电福建铂阳业务部门请其置评，但没有得到答复。但当地工业园区的一位官员表示，该公司仍在经营，业务是生产太阳能电池。
根据汉能薄膜发电报告的截至2014年12月底的全年业绩，其96亿港元的营收中，59亿港元来自向母公司的销售，另外33亿港元来自向第三方销售太阳能发电站。
郭晨(Owen Guo)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Monday, June 15, 2015
中国股市与楼市的关系
2014年底的“卖房炒股论”犹在耳边，转眼间过了半年,随着一线城市楼市的回暖，“卖股炒房”的说法又重现江湖。这两个说法孰对孰错暂且不论，但显然，股市和楼市，一个当前的热点和一个过去十年的热点，免不了会被大家联系到一起比较。这两者间到底是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还是互相促进共同进退？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把时间跨度拉长到10年，从历史数据中寻找答案。
首先定义一下数据指标。我们用中国股市上证综指代表股市涨幅，中原地产的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指数代表楼市。这里之所以用二手价格而不是新房的，一方面是因为一线城市二手住宅成交量早已超过新房，二手才是市场主力；另一方面，二手房价不受开发商定价和成交结构的影响，更能反映市场真实价格；同时，数据都采用指数形式，能做到同质可比；还有一点，中原二手价格指数有超过10年的历史，有足够长的历史数据，可以做长期比较。
不过，中原二手住宅价格指数都是以城市基础的，这里我们用“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的平均指数为房价涨幅依据。主要是考虑到一线城市市场化程度高，交易活跃且投资属性强，它能充分反映房价的变化趋势。其他城市并不具备上述特性，所以暂不列入比较范围。
我们以10年为界，先看两个指数的累计总涨幅。从2005年4月到2015年4月，两个指数的涨幅大致相当，上证综指涨了283%，而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涨了248%。
十年间房价和股价涨幅如此接近并不是巧合。从宏观上看，楼市和股市都是整体经济的反映。股市被称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而楼市则是社会总财富的反映。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过去十年股市、楼市增长的基础。同时，货币的流动性也对这两个市场有直接影响。当整体流动性提高时，社会投资意愿增强，对股市和楼市都有正面影响，反之亦然。
上证综指与“北上广深”二手住宅平均价格指数走势（2005.05-2015.04）
上证综指与“北上广深”二手住宅价格指数走势（2005.05-2015.04）
（注：中原二手住宅价格指数，是以中原地产的二手实际成交数据为基础，采用改进的重复交易法，修正价格影响因素而编制的。每个一线城市选取约200个样本楼盘，指数基期为2004年5月，基期指数为100点。数据来源：中原集团研究中心。）
对比房价指数和股指曲线可以发现，在过去十年的多数时间段内，股价和房价的上涨下跌周期都是同步的。首先，从2005年5月起到2010年10月，在这5年半时间里，A股和房价经历了5个基本同步的上升和下降的小周期。其次，从2010年11月起到2014年9月，在这将近4年的时间内，A股和房价走势相反。其中，2010年11月到2014年4月的3年半中，房价上涨了45%而上证指数跌了32%。而在2014年5月到9月之间，上证指数开始上涨，而房价则短暂下跌了5个月。最后，从2014年10月开始至今，A股和房价又进入同步上涨周期。
从以上历史数据的对比不难发现，在过去10年中，有超过6年的时间中房价和股价是同步变化的。而从两者之间的涨跌关系来看，每次股市上涨，都会带动房价上涨；而当房价下跌的时候，股市也常出现下跌。反过来则不成立，比如房价上涨时，股市不一定涨；而股市下跌时，房价也不一定下跌。
股价涨则房价必然上涨，这一规律基本贯穿于过去10年。唯一的例外发生在2014年5至9月的短短4个月之间。此时上证指数已开始触底回升，而房价仍有小幅下跌。考虑到当时股市刚从长期熊市中复苏，涨幅也有限，可以看作是股市对楼市影响的滞后。随后两市即进入了同步上升轨道，这一规律仍然有效。
之所以股市涨会带动房价上涨，除了前面提到宏观基本面因素外，财富效应是主要原因。股市大涨使得投资者资产增值，促进包括住房在内的各类消费增长。而房地产生产周期长，供应短期无法跟上。供不应求情况下房价自然随之上升。美国互联网泡沫期间，硅谷豪宅价格飞涨就是例证。
另一条规律是房价下跌股市也常出现下跌。过去十年中，房价下跌的时间很短，下跌的原因也分两种。一种是宏观基本面出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股市楼市都出现下跌，投资者对未来信心不足，因此影响买房意愿；另一种情况是政策影响，2010年5月北京宣布住宅限购，这是全国第一个限购城市。受此影响，一线城市二手房价出现3个月的短暂下跌。同时，受楼市调控和流动性收紧的影响，股市也出现短暂下调。不过相比经济基本面的影响，政策对楼市的影响时间要短得多，这轮调整仅维持了3个月就结束了。
当然，这一条规律也有反例，同样是出现在2014年5至9月间。当时一线城市房价出现回调，主要原因在于楼市供求格局的变化，购房需求分流而新房存量高企，同时又叠加了银行控制房地产行业信贷的负面影响。由于这是房地产市场本身的调整，所以除了地产股受影响外，并未引起股市整体的变化。
从历史数据中寻找规律，目的还是为了预测未来。目前股指和房价指数的走势与2007年非常接近。从2005年5月到2007年12月，上证综指涨了将近400%，带动同期一线城市房价上升了84%。而目前上证指数比一年前的低位已经上升了150%，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从去年9月回升起至今，平均涨幅还只有7%。从历史经验来看，在股市财富效应的影响下，年内一线城市房价上涨是没有悬念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股市毕竟不是影响房价的决定因素。市场基本供求关系和房地产政策对楼市的影响更直接。随着房地产黄金十年的结束，人均居住条件已有很大改善，未来成交量和价格大幅增长的空间比8年前小了很多。而一线以外的众多二三四线城市，供应压力依然较大，需求也远不如一线城市稳定，楼市的回升很难一蹴而就。而政策方面，虽然二套房贷、利率不断松动，“3·30新政”二手房营业税下调更是对一线城市利好，但同时限购仍在，只要确保执行不放松，仍将对一线城市房价的涨幅有所限制。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mail.com）
外资离场之忧
国际资本从来都是追逐春天的“候鸟”。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吸引外资的政策导向，使中国吸纳了巨量的国际资金，中国央行也因此拥有了位列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但当经济减速时，外资撤离趋势很难避免，这必然对国际收支和经济稳定带来影响。近来中国脱离经济基本面疯狂上涨的股市和逆市坚挺的人民币汇率，很可能就折射着中国央行对这一问题的隐忧。但是，人造的春天留得住“候鸟”振翅欲飞的翅膀吗？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不久前在上海的一个论坛指出，在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货币错配是中国决策层的一大风险。他同时还提出了流动性的问题：“一个深化的金融市场意味着人们随时可以把钱取出来。”
伯南克这话说得委婉但也直中要害。实际上，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的当下，中国可能已经面临着外汇资产流动性和货币错配的巨大挑战。
如果把中国央行看作一个国际性的商业银行的话，从一定程度上说，外汇储备实际上就是外国和中国企业、个人在这家国际性商业银行的“外汇存款”。当中外企业和个人把外汇通过商业银行存入央行时，央行把这些外汇纳入自己的外汇储备并给存款人开出“存款单据”，这个“存款单据”实际就是按当时汇率计算的等额的人民币；中国企业和个人支取外汇有一定的限制，但FDI的外资企业可以随时持“存单”（人民币）换回并汇出自己存入的外汇，同时还可将他们在中国投资所得的人民币换取外汇并汇出中国。正因此，当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动用外汇储备注资国有商业银行时，一些金融专家疑虑重重，在他们看来，外汇储备并非央行的资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企业暂时存放在央行的“外汇存款”，对央行来说是可能随时需要兑付的负债。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很多国家希望利用外资发展经济。但国家利用外资犹如企业借债，并非多多益善，至少有两个因素要考虑，一是要考虑自身使用外资的能力和效益，底线是总体算账不能赔本赚吆喝；二是要考虑经济下行时外资撤出可能对本国国际收支、经济稳定产生的冲击。因此，为保持经济健康稳定，符合经济规律的做法是保持国际收支大致平衡。
而中国却把外汇储备视为国家实力的表现，不计成本地追求外汇储备增加，忽视了自身利用外资的能力和效益，牺牲了国际收支平衡。具体而言，就是一面利用出口退税等政策鼓励出口，另一面用压制人民币汇率、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吸引FDI，使中国在自1994年至今的21年间，创记录地保持了19年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巨额双顺差，吸引了巨量外资，国际收支也因此长期严重失衡。
在经济上升期，上述情况不会立刻产生严重的问题，虽然经济泡沫不断集聚、房价暴涨，但外资大量流入，工业化迅速推进，双顺差给政府带来的最高近4万亿的外汇储备令一切看起来“莺歌燕舞”。
但是，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经济进入减速时，经济上升期堆积的问题就会显现。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已经降到7.4%，这是1990年来的最低水平；2015年一季度GDP进一步降到7%，IMF估计中国2015年全年的GDP是更低6.8%，2016年进一步下降为6.25%。出口下降的幅度几乎是令人目瞪口呆，2015年前4个月有三个月大幅下降。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出口的大幅下降和央行为刺激经济实行的宽松政策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预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自洽
普世价值的核心思想是平等、自由、人权、法治、宪政、民主。这些大家所追求的理想，看起来目标很多，各不相同，其实平等、自由、人权、法治等等互相有关联，它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或者说这些理想是互相没有矛盾的，把这些理想推行到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发生自相矛盾的情况。它不是一个随便堆起来的大杂烩，而是一个有逻辑结构的学说。
普世价值中最核心的基础是“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出自由、人权、法治等等。“平等”作为一个目标，应该没有人会质疑。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与人不平等，请问谁该在上，谁该在下？是不是有些人天生就是别人的领导，可以指挥别人以获得超过别人的额外自由？的确，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所以战乱不断，生灵涂炭。一个皇帝被别人推翻了，但是新皇帝坐不了多久又被别的皇帝所替代。抢皇位的战乱就是因为人跟人不平等。皇帝自称为天子，是老天爷生下的儿子，谁也没法比。当然，老天爷生儿子的谎言骗不了谁，后来比较聪明的说法，用于证明人跟人不平等是必要的，是把领导捧上天，是近乎神的一种人，谁也不可批评，甚至不可正视，只能膜拜。有了这么一位神，犯了错误谁也不能纠正，才会发生死亡几千万人的大饥荒。
只要有了不平等，社会总也稳定不下来，总会有人造反要求平等。所以一个平等的社会才有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因此平等成为能够稳定的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有了平等，也同时就有了自由。人感觉不自由，是因为有特权的人干涉了他。如果人与人平等，谁也无权干涉别人的自由，于是人人都有了自由。所以自由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不干涉别人拥有同样的自由。或者说每个人的自由是一样多的，其实就是平等。只有每个人都不干涉别人的自由，才能使每个人都生活在自由的环境中。自己不干涉别人的自由，反过来等于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
有了平等和自由，也就等于实现了人权。什么是人权，是人人一生下来就被赋予的权利，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人权包括生存权、人身不受侵犯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等。每个人拥有这样的权利不会影响别人拥有同样的权利，不会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相反特权是只能少数人拥有，是靠别人减少自己的权利才能维持的。有权拆别人的房、剥夺你的财产，这是特权。别人没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就是没有基本人权。如果有人有特权，别人就减少了人权。所以特权和人权是有冲突的。有了特权就没有了人权。所以说，人权不需要去争取，取消了特权人权自然就有了。也可以说，特权是人权的敌人，也是平等的敌人。
法治社会就是人人都得守法，没有例外。换句话讲也就是人人平等，没有特权。人治社会则不然，它不是没有法，只不过有些人有不守法的特权，而普通老百姓则必须守法。人治社会是一些人管另一些人的社会。如果人人平等了，就必定是一个法治社会。所以平等和法治是互为因果、互相支持的。
所谓宪政，就是把政府的权力关在笼子里，不让它侵犯百姓的权利。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有法治，取消特权。如果在一个社会里特权横行，百姓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政府可以为所欲为，那就没有宪政。人人平等，没有特权，就等于宪政。所以平等、自由、人权、法治，宪政是自相融洽的，互不矛盾的。
新兴市场之舟难载中国鲸
中国A股是目前世界上交易量最大的股票市场，但它与世界其他地区股市的走势毫无关联。它就像一头鲸鱼，在一小潭水里扑腾。
现在所有人都承认这种情况持续不了太久。上周一个主要话题就是，这条“中国鲸鱼”将如何以及多快被引入全球市场的大海？但这需要中国政府和投资者双方都彻底改变行为。
双方都很紧张，担心这条中国鲸鱼会排走大量的水——这种不安情有可原。还有，为了打开一条新的让境外资本进入的大通道，中国政府将不得不放宽对国内市场的管制。除了少数例外，A股仍然只有中国国内投资者可以投资。
A股问题也凸显了指数公司如今所起的主导性作用。它们不再扮演被动角色，而是不可避免地成了活跃的玩家，影响着数万亿美元资金的走向。
上周，国际市场上最大的指数公司MSCI明晟公布了对其新兴市场指数成员资格的年度评估结果。以该指数为基准的基金总共管理着1.7万亿美元资产。实际上不仅是指数型基金，任何名义上的主动型基金，只要是使用MSCI新兴市场指数作为基准的，都被迫依据MSCI明晟公司的评估结果调整资产配置。通过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中国在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占25%，如果A股被纳入，中国所占权重将提高到45%以上。
MSCI明晟就是否将A股纳入该指数征询了意见，计划只按其总体市值的5%给予权重，结果各方反应激烈。
显而易见，A股市场不但规模够大，流动性也够充足，问题在于境外投资者进入这个市场的难易程度。过去一年中，中国推出了一系列市场开放措施。“港沪通”使境外投资者更容易买卖上海市场上的股票，资本利得税规则得到了明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扩大了投资额度。中国希望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这将带来新的国际资本进入中国。
但是很多人游说反对。基金经理们抱怨，如果一个基准里包含不允许他们购买的股票，那么用这一基准来评判他们就是不公平的。此外，过去一年中国传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消息。进口持续下降，进口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而A股却在飞涨。
除了受投机资金推动，很难解释A股的这种涨势。而这意味着将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可能会进一步助长泡沫，而对于许多由于其基本面不佳而避开中国市场的投资者而言，用一个包含A股的指数去评判他们势必会令他们为难。
因此MSCI明晟做出折衷。中国需要做出更多改革。MSCI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与中国监管部门共同研究怎样改革——中国的监管部门显然也希望完成改革。A股将有望于2017年5月加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
与此同时，另一个大型国际指数公司富时指数(FTSE)公布了一项关于A股的计划。这两大指数公司都同意必须尽快纳入中国市场，但目前中国还没准备好。为此富时集团将设立一个包含A股的影子指数，其权重与外国投资者可通过配额制度持有A股的数量挂钩。这令基金得以避免置身中国内地市场之外的尴尬。基金公司中最大的指数提供商先锋(Vanguard)将提供追踪该影子指数的基金。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