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ne 19, 2015

乙未年夏至造句

【盛夏】落在地上的阴影都裂开了嘴巴。

【十四岁】网上流传的一份文件称,东南沿海某省共青团招募的十五万余人网络志愿者中,十四至十八岁的高达九万之众,其中十四岁以下的竟然有近四千名。十四岁,正值豆蔻年华,他们却要学会攻击正当的思想者,以颠倒黑白的政治标语覆盖公共空间。因为参与谋杀村长而被腰斩的烈士刘胡兰,也恰恰是这个年龄。

【二】主子二,奴才装二。周小平之类的弄潮儿,羞辱不了知识分子,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奴役】一场思想绞杀运动正在进行中,他们试图将人变成强权的奴隶,不经由脑袋进行思考,而只接受专制者灌输的正确结论。依照毛泽东时代的菜单和流程,重新统治每一个人的灵魂,成为了网络时代“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标。通过渲染严刑峻法,让人们因畏惧而屈服进而趋附;孤立异议发声者,使其因恐慌而退缩。人们不敢公开宣示反党的心理禁忌被利用——因为那等于你站出来成为“国家敌人”,逼迫人们止步于政治制度变革的话题前。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严酷的斗争,同时,也是滑稽的闹剧。

【专车与政府】坐一次优步专车,你就能直觉地感受到互联网的力量。明晰、高效、文明,他们通过一款软件迅疾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解决了供需矛盾,“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在无形之手的掌控下,社会有序、优雅地运转。乘车、结算,借助移动手机端便捷完成。我觉得,政府严厉把控的出租车行业,已经进入自行消亡倒计时。

不论他们是否真心改革,那个僵化、低效、腐败的行业行将被新技术革命所颠覆。摧枯拉朽的“优步革命”表明,一个政府必须证明自己有存在的必要理由;背离市场和人心的政府,若不思进取,将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对专车的疯狂打击,可以看作极权势力最后的挣扎。新技术带来的制度文明,将重塑人心和秩序,即使政府瘫痪,社会依旧可以有条不紊地运转。人,并不是因政府的存在而过上幸福生活,也不会因其消亡而丧失更多的幸福。由无数自组织结构的公民社会,才是人类最后的归宿。

作为垄断制度受害者的出租车司机,怯于向吸血鬼争取权利和利益,反而参与迫害专车司机,这是极权国家才有的绝妙讽刺剧。这就像是一场奴隶对自由人的战斗,唆使者获利者皆是奴隶主。只有当更多的出租车司机弃暗投明,转身作专车司机,才能迅疾瓦解那该死的行业,进而获得真正的解放。

【寿数】张充和女士于睡眠中无疾而终,享年一百零二岁;乔石前委员长因病医治无效终年九十一岁。前者系逝者家人发布,用“无疾而终”,何其恰切!这就是寿终:花开花落,一个高贵的生命干净、自然地走了。后者出自官方,尽管大多数中共高官得享高寿,仍按惯例冠之以“因病医治无效”的幌子,令人不悦。若医治有效,一个党国要人是否要万寿无疆?人们或许还会诘问,如果无病,人会不会不死呢?生老病死,人类必经的生命历程,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眼里,无病则不死?自从医疗界发明了癌症概念之后,人们几乎匍匐于癌上帝的脚下,每个人的生命的终结,都被各种癌盖棺论定,不是死于此癌,便是死于彼癌,——自然的死亡好像消失了。

Thursday, June 18, 2015

股市繁荣难当“稳增长”重任

经过前期持续大幅上涨后,本周中国股市迎来“预期”中的调整,截至本周四收盘,上证综指下跌7.37%,这无疑给“疯牛”行情泼了一盆冷水。以股市促增长,在当前全社会干实业氛围不足的情况下,极易异化为创造概念、制造“泡沫”的投机行为。希冀以股市的自反馈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实则是一项危险的游戏。

转型和创新需要股市扩容

按照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份额差异,各国的金融体系通常被区分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前者中,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通常是该经济体融资的主要方式,如中国、日本、德国;而后者中,市场融资通过发行(公开、非公开)各种债务和权益类型的直接融资工具,等市场融资方式,是该经济体融资的主要方式,如美国、英国等。前者因其能够集中全社会金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因而比较适合“赶超型经济发展”;后者比较适合“创新型经济发展”。

间接融资体系发展的标志和表现,是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对经济转型的需求,自然有改造和完善传统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要求,加快发展间接融资,2008年和2014年的旧、新“国九条”的先后发布,正是体现了现阶段经济发展对金融体系变革需求的政策确认。简言之,中国经济要转型,发展要上台阶,股市在内的资本市场的发展,既是实现这一经济转变的基础,也是实现创新型经济目标的手段。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上世纪90年代美国科技股、网络股泡沫,没有NSDQ,美国领先全球的信息产业是难以发展起来的。

从微观角度,创新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众多企业在经营中竞赛,寻找合适的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变革,因而也是一项成本高昂的社会运动。创新过程的成本在整体上更多地表现为,泡沫破裂后众多投资者的血本无归。要使创新发展的社会成本最小化,平稳发展、适度泡沫的股市,将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当然,竞赛胜利者获利丰厚。成功后的丰厚回报预期让投资者愿意冒险,这就是股市泡沫对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宏观效应。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型金融体系,比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有“优越性”,更能促进经济进步。现有比较金融体系研究和理论的发展,也没有发现这一点。对此问题,世界银行早在2001年就有定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来实现的;银行主导体系和市场主导体系都可以提高TFP。

股市承当“稳增长”重任?

然而,承当“经济转型”重任的资本市场,却难以承当“稳增长”重任。因为股市是一个实现经济长期发展目标的有效工具,却并不是一个维护短期增长稳定的适合手段。

股市持续繁荣的宏观影响,除了上述长期性的积极效应,还会通过各种自反馈机制对当期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具体说,资本市场上股票价格的变动,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流动性效应、托宾“Q”效应、预期效应及资本流动效应等,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和消费支出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表现产生影响。但是,股票价格变动产生的“自反馈机制”,在很多情况下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现有的诸多实证研究和经济实践表明,股价变动产生的自反馈机制,更多地发生在个例层面上,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原因在于经济主体的行为,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并非单一因素影响结果,不同经济体系中因财产结构、市场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的不同,家庭和企业对股价变动的反应存在明显差异。

分析:香港泛民议员可能犯下战术错误

去年,中国一家国有出版社联系了波士顿的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希望取得吉恩•夏普(Gene Sharp)《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的中文版权。该书曾鼓舞世界各地的民主活动人士。

由一家最终受到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出版社提出这样的要求,似乎有点反常,尤其是在当时数万名拥护民主的抗议者走上香港街头的背景下。

1990年代初,身为爱因斯坦研究所创立者、非暴力社会运动专家的夏普教授写出了《从独裁到民主》。该书已被缅甸、塞尔维亚和叙利亚等众多国家的抗议组织者用作指南。

爱因斯坦研究所的执行主任贾米拉•拉基卜(Jamila Raqib)怀疑,这家中国出版社无意印行该书,而只是想通过“独占”版权来阻止其他出版社这么做。

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有很好的理由惧怕87岁的夏普教授。他曾是香港支持民主的“占中”运动的灵感源泉。“占中”领导者表示,他们认为夏普教授的书就像一种指导手册,指点着他们的行动。

他们昨日声称获得胜利,香港立法会的民主派议员投了足够多的反对票,否决了中央政府提出的一套有争议、无商量余地的政治改革方案。

如果政改方案获得通过,香港的500万名登记选民将于2017年首次选举产生该市的行政长官。问题在于,中央坚持其有权审查候选人——“占中”运动称,这个条件等同于“假民主”。

中国官方对投票结果表示失望。但即使在昨日的投票之后,北京方面仍认为,“占中”对其在香港的权威不构成任何威胁。

北京方面的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占中”运动或许崇拜《从独裁到民主》——粉丝们经常将该书称为FDTD——但这个运动已经偏离了该书开出的有效抗议“处方”。就像1989年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抗议一样,“占中”已被证明是一场混乱的社会运动,主要由缺乏有效领导结构和战略视野的学生们推动。

“学生们毫无计划可言,”夏普教授在谈到最终被解放军的血腥清场画上句号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时表示,“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即兴行事。那种以为你可以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而即兴行事将带来更大成功的态度是无稽之谈……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很可能陷入大麻烦。”

“占中”运动从来不会面对天安门广场抗议那样的结局。但就像26年前北京的学生一样,这场运动犯下了类似的战术错误。去年,他们封锁关键路段长达几个月,最终损毁了本应成为该运动一根重要支柱的力量——香港的中产阶层上班族、店主和出租车司机,他们对日常生活被扰乱感到了厌倦。

北京方面现在希望,明年香港选举新一届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时,民主派阵营将因否决政改方案而受到惩罚——该方案虽不完美,但起码体现了进步。如果民主派丢掉足够多的席位,昨日失败的改革方案仍有可能及时通过,赶上201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

但是,如果说北京方面对香港感到放心的话,那么它对夏普教授鼓舞的“公民不服从”在内地蔓延开来的风险是非常认真对待的。

今日,在香港立法会大楼以北仅180公里外的广州一家法院,将有三名鲜为人知的异见人士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受到审判——该罪名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控方声称,唐荆陵、袁新亭和王清营派发包括夏普教授的《从独裁到民主》在内的书籍,起诉书称,这些书包含“严重的政治错误”。

与该案类似的是,中国警方于3月8日国际妇女节时逮捕了5名女性活动人士,她们涉嫌策划反对公共交通上性骚扰的活动。她们后来被释放,但在获释前受到威胁,称如果继续公开发表言论,将被再次逮捕。

对于夏普教授来说,北京方面的狂热公诉很说明问题。“如果(中国的统治者)不害怕,”他问道,“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警觉地追查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呢?”

译者/何黎

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名与实

【编者按】随着中国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率市场化引发诸多关注,货币政策走势也日益牵动人心,FT中文网近期推出《利率市场化》专题,敬请关注,编辑事宜,可联系Jin.xu@ftmail.com。

5月10日中国央行在宣布降息的同时,也将存款基准利率的浮动区间上调到了1.5倍。此举预示着中国经过20多年的努力,极有可能在今年取消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在形式上完成利率市场化。对于中国的金融体系,这将无疑是惊险的一跃。在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中国央行对于货币政策的操控,流动性从金融体系到实体经济的传导,经济中融资成本的高低,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贷款的数量管制

首先从改革的起点谈起。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出于降低资金成本以支持投资的目的,中国的存款利率一直被政府大幅压低。另一方面,中国的银行业,由于行业的高壁垒以及主管部门的协调,多年以来成功的维持了一个类似卡特尔的结构:通过减少竞争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息差水平。

投资者都知道,如果拥有稳定的息差,最好的投资策略就是加杠杆。对于银行而言,加杠杆的办法就是通过大力吸储和放贷来做大资产负债表。为了避免银行贷款增速过快,中国政府不得不引入贷款额度以制约银行的放贷能力。换句话说,人为压低的利率,加上银行卡特尔所带来的稳定息差,其自然的结果就是对于贷款的数量管制。

正是因为信贷总量不是由市场而是由政府决定的,信贷市场长期供不应求,因此中国历来存在信贷配给的问题。之所以增加小微企业贷款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始终收效不大,就是因为银行在不愁放贷的情况下,出于利润和降低风险的考虑,更有动力向大企业特别是大型国企贷款。事实上,对于很多中国的企业来说,贷款不是成本高低的问题,而是有和无的问题。同时,在信贷配给的情况下,银行拥有很强的议价能力。所以在中国降息往往不能相应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因为即使贷款利率降下去了,银行仍然可以通过提高中间费用来获得补偿。

公开市场操作作用有限

对于中国的银行而言,从事贷款的回报远远比购买债券利润丰厚。因此,银行资金运用的首选总是贷款。而债券市场则成了贷款数量管制下银行摆放剩余资金的地方。对于企业而言,债券融资非常困难,虽然中国债券市场的整体规模已将近38万亿人民币,但其中70%左右都来自政府和银行,企业发行的债券只有10万亿,和60多万亿的企业贷款相比非常小。对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而言,债券市场更是可望而不可及。

贷款管制和债市门槛加在一起,就导致了中国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作用有限。因为在一开始,银行就已经在贷款额度内,尽可能多地放出了贷款。所以,即使中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使得债券收益率下降,银行并不会因此把资金从债券市场转移到贷款,所以贷款量并不能直接上升。而从企业的角度,即使债券的收益率下降,很多企业却发债无门,因此债券融资上升也有限。正是因为贷款和债券这两条渠道是不太通畅的,所以即使公开市场操作导致银行间利率大幅下降,也很难传导到实体经济。

京东蚕食阿里巴巴优势

在规模达2.8万亿人民币(合4510亿美元)的中国在线零售市场上,阿里巴巴(Alibaba)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目前有迹象表明,规模比它小的竞争对手——京东(JD.com)正在逐渐缩小与它的差距。

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研究服务“投资参考”(FT Confidential Research)的数据显示,京东的人气在近几个月升至历史新高。《中国投资参考》2015年第一季度对近2000名网购者的调查显示,接近4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在京东购物。在2013年第一季度的调查中,表示经常在京东购物的受访者还只有30%。

尽管阿里巴巴仍是当仁不让的市场领先者,其旗下两家消费电商网站——淘宝网(Taobao)和天猫(Tmall)——的人气在今年第一季度都有所下降,京东的人气则大幅上升。

京东人气蹿升,主要是因为其在中小城市迅速扩建物流体系,并且自2014年年中以来跟中国互联网集团腾讯(Tencent)结成了战略联盟。

尽管一线城市和东部沿海富裕城市的消费者很早就接受了电子商务,但中小城市和内地省份的消费者对网上购物有着更大的需求,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实体店不够发达。电商企业在中小城市的发货速度有多快、覆盖范围有多远,直接关系到自身在网购者中间的受欢迎程度。

近年来,京东已投下巨资向中小城市扩张,使其人气大为提升。到2015年第一季度末,京东在全国1961个县市拥有3539个配送站和自提点;2014年底在1862个县市有3210个配送站和自提点;2014年第二季度在1780个县市有2523个配送站和自提点。

另一方面,京东与腾讯建立合作之后,可以接触后者的庞大的用户基础——仅微信(Wechat)和QQ这两款移动应用便拥有约10亿用户。

春节期间京东在微信和QQ上的促销活动(比如发电子红包),深受对价格敏感的大众市场消费者的喜爱,这些消费者以前通常在阿里巴巴的C2C网站淘宝网上物色便宜货。

送货服务的质量也很重要。京东也投巨资建设自己的物流网络,尽管代价不菲,但这让京东得以保持严格管理,实现快速精准的送货。送货质量提高了京东在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当中的受欢迎程度。

对比之下,阿里巴巴平台的商户主要依赖第三方物流公司,为天南地北的买家送货。因此,这些商户的发货速度和服务质量比不上京东,降低了阿里巴巴旗下两个网站的人气。

(上图显示了中国消费者最常用的几家电商网站,根据颜色从上至下分别为:淘宝、京东、天猫、亚马逊、当当、一号店、唯品会、苏宁易购)

在《中国投资参考》的调查中,36%的受访者表示,阿里巴巴的B2C平台天猫是他们使用最多的两个电商网站之一,比前一季度低了0.7%。另外,尽管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仍是最受欢迎的电商网站,但其人气连续第2个季度出现下降:50.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最经常使用的是淘宝网,比去年同期下降4.2个百分点,比前一季度下降1.5个百分点。

淘宝人气下降,使得经常使用阿里巴巴旗下两家消费电商网站的受访者的百分比之和降至87%,低于2014年年中创下的最高值90%。

包括当当网(Dangdang)和亚马逊中国(Amazon China),几乎所有其他在线零售网站的人气在过去一年里都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得益于去年在美首次公开发行(IPO)融得的巨资,阿里巴巴和京东这两家市场领军公司都利用大笔投资巩固主导地位。

尽管阿里巴巴仍是显而易见的市场领先者,并在加大投资力度,但《中国投资参考》预计,在持续加大物流投资和用户基础扩大的帮助下,京东有望夺取更多地盘。

然而,持续的巨额投资和高成本的自营模式,意味着京东在近期仍不大可能实现盈利。

今年第一季度,京东的净亏损额从2014年第4季度的4.543亿元人民币扩大到了7.102亿元人民币。

在投资驱动模式下,京东得以慢慢缩小与阿里巴巴的差距,这一点从过去一年里其人气不断上升和股价的相对表现可以看出来。但是,投资者准备花多长时间等待这家“重资产型”在线零售商实现盈利,则需拭目以待。

译者/邢嵬

从工业革命历史看中国未来发展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工业革命已成为历史,但工业革命对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至今仍未停息,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及其规律,仍然值得现在的人们借鉴。处在经济转型之中的中国,尤其需要重温这段历史,以指导自己未来的发展之路。

实际上,“工业革命”一词经常受到历史学家的质疑。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中表示,工业革命用来描述的不是一个迅速、突然的变化,而是一个在18世纪以前已经开始进行,并由于各种实际目的而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持续过程。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后期,与商业革命带来的需求刺激有很大关系。利润丰厚的商业企业,以及同时发生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促成了18世纪晚期起飞的工业革命。

在19世纪期间,工业革命从英国逐渐传播到欧洲大陆。传播的方式取决于很多因素,如自然资源的供应和不受行会限制或封建义务妨碍的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依次在比利时、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传播,与此同时,非欧洲的美国、英国自治领和日本也出现了工业革命。在此过程中,英国逐渐失去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事实上,进入20世纪开始,英国工业就落后于美国和德国之后,至1980年代,英国工业早已不在世界经济第一集团之中。到1995年左右,美欧国家经济增长率在2.6%和3.0%之间,而亚洲则达到了8.7%,其中,中国1995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2%。

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化的产业分工导致工业革命继续演化,新兴市场国家开始成为全球工业生产新的增量推动力,中国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开始跻身“世界工厂”行列。自2001年加入WTO开始,中国经济从10万亿人民币增长到64万亿人民币(2014年)。可以认为,在工业革命发生100多年之后,中国开始享受到工业革命带来的阳光,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世界工厂”,同时也成为新时期工业革命和贸易开放的最大受益者。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革命影响全球各国经济的发展有其逻辑。在我们看来,工业革命产生的一些关键影响,对当前及未来的各国经济发展仍然会发挥同样的作用。换句话说,类似互联网的新经济形态的发展程度再高,世界经济发展的逻辑不变。让我们看看工业革命影响世界经济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一个影响是人口的增长。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并迅速转化为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效率的提高,经济因素成为人口爆炸的最大原因。同时,医学与卫生水平的提高,也对人口爆炸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现在,中国仍然享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以及劳动适龄人口,但未来的老龄化将削弱人口要素在低层次上推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工业革命的另一大影响是城市化。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工厂体系的建立,使得人口大量涌入工业中心城市。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况,先是在欧洲国家,然后是美国、日本,最后是新兴市场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及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目前,发达国家已完成工业化进程,城市化也已进入稳定的成熟阶段,而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世界工厂”,则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和城市化的下半场。不过,中国下半场的城市化必须走与上半场发展不同的路。

Q&A:香港政改方案投票时刻

香港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的议员们从周三开始讨论一份充满争议的选举改革方案,辩论结果预计在周四或周五的投票表决中才会水落石出。作为亚洲金融中心,香港的政治前景以及它和中国内地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将由这一结果决定。

香港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是什么?

香港政府希望,从2017年开始,赋予香港500万合法选民以普选方式选择其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利。

虽然香港政府提供的是“一人一票”的无记名投票方式,但是这一选举方案要求特首候选人必须由一个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提名。该委员会主要由香港商界人士和政界名人组成。

而在目前的选举制度下,负责选举特首的也是一个类似的1200人团体。正是这一团体,选出了支持率很低的现任特首梁振英(CY Leung)。

该政改方案的优势是什么?

忠于政府的人士表示,仅凭政改方案由北京方面提出这一事实,就足以构成香港应接受这一方案的理由。自1997年英国将香港归还给中国以来,香港一直在中国体制内享有一种半自治地位。

更加务实的支持者则敦促立法会议员,要他们眼下先“接纳”这一可能的最佳选项,之后再试图与北京方面谈判,争取未来实施更多民主改革。

这些支持者声称,否决这一方案,是对中国政府的打脸行为,这会令日益强硬的中国政府将来更不可能让步——而不是相反。

中国政府表示,北京提议的是“香港历史上最民主的制度安排”,并暗示可能愿意在今后做出进一步让步。

就在这周,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宋如安曾表示:“从法理上说,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法律制度。”

为何该方案遭遇了如此多的反对意见?

反对派议员和民运人士表示,这一改革方案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假”民主,因为支持当权者的提名委员会可能会把任何批评北京方面或香港上层精英圈的候选人排除在外。立法会中的这些反对派议员统称为泛民主派。

他们认为,接纳这一方案,等于是为一个不民主的体制打上合法性标签。

投票表决的可能结果是什么?

预计香港立法会议员会在周四或周五就该方案投票表决,具体投票时间要看辩论将持续多长时间。

不过,即使是政府官员也承认,他们可能会在投票中败北,原因是他们需要赢得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席位,而70名议员中的28名已表示反对这一方案。

不过,香港政府只需要说服5名反对派议员改变立场即可。目前,公开和幕后的游说活动一直在激烈进行中。

如果该方案被否决会怎样?

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已表示,如果他们的改革方案被立法会否决,香港政治改革将“停滞不前”。

他们坚称,不会与泛民主派启动新一轮谈判,而从2020年起为立法会选举引入普选的方案也会被放弃。

中国政府曾警告说,如果该方案不能取得成功,香港经济将会因不断内斗而蒙受损失。不过,中国官员私下承认,香港商业可能只会受极低程度的影响,香港政府将继续运转如常。

民运人士则表示将继续开展斗争。不过,他们担心在这次投票之后,由于没有明显的焦点可以凝聚共识,他们将很难把斗争势头维持下去。

如果该方案通过会怎样?

民运人士将会极为不满。香港市中心可能会再次出现群情激奋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不过,在去年“占中(Occupy)”运动引发暴力冲突和交通瘫痪之后,香港政府表示,目前他们对此的准备要充分得多。

如果政改方案得以通过,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将开始筹备2017年的香港特首选举,并就2020年立法会实行普选提出改革方案。

译者/何黎

香港政改方案遭否决

香港立法会议员否决了香港政府提出的全面改革选举制度的方案,令香港的政治前景充满变数。

大部分支持这一方案的议员在投票前最后一刻退场,似乎试图让投票延期而未果,令泛民主派在前者缺席的情况下展开投票。结果是,70人的立法会中,有28人投反对票,只有8人投赞成票。

香港政府提出的这一方案关乎香港如何在2017年选举特首。方案得到了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但在香港引发了巨大的民意分裂。尽管这个方案让香港500万居民第一次获得投票权,但要求特首候选人必须由一个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提名。

自1997年以来,被称为香港特首的香港最高领导人,一直是由一个1200人的团体选举产生。这个团体由商界和政界领袖组成。但泛民主派人士则希望采取“一人一票”的选举方式,而且候选人提名也能不受限。他们声称,政府方案中的提名程序是一种“假”民主。

香港律师团体法证汇思(Progressive Lawyers Group)表示,该组织对立法会的决定表示欢迎。“不过,我们虽然欢迎这一决定,却不为此感到高兴。香港人依然没有获得法律承诺的普选权,这一事实仍然存在。”

由于亲政府的建制派阵营始终未能争取到通过这一法案所需的5张反对派的选票,投票结果在人们的普遍意料之中。建制派需要再获得5张选票,才能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确保该法案通过。

香港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最近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51%的香港居民支持通过该方案,37%的人反对该方案。

译者/何黎

留学,揭开中国应试教育的硬伤

中国应试教育的无数场考试和单纯以分数论英雄的衡量尺度足以培养起一个孩子面对学习急功近利的心态。无数场考试设置的一个又一个几乎决定人生命运走向的门槛儿也足以毁掉一个孩子终身学习的兴趣和愿望。一旦挣扎出为考试而学习的泥沼,恨不得今生与学习绝缘。高考后撕书,让书页散作漫天雪片的纪念仪式便是最直接的折射。但出国后就会发现,以急功近利的心态面对国外这套教育体系是多么致命的硬伤。相对中国国内一考定终身的选拔模式,加拿大无论中学、大学打得都是持久战,它常常让一些身着硬伤的孩子在需要坚持的时候轻言放弃。

西方大学阶段,学习很有挑战性,淘汰率高达40%,尤其是刚开始过语言关,学习压力很大,课程非常密集。就温哥华一所学院Langara College来说,语言课程分为8个级别,一个级别的费用就是2800加元,合人民币15000元,实话说真的不便宜。参加入读测试后进入相应级别学习。每个级别7周学时,每天4个小时的上课时间,4个小时的作业量。但这个量不能单纯以时间来计算,如果想学好的话,其实投入的精力远远超过这个时间。加拿大的学习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靠突击彻底没戏。他考察你的不是一次考试成绩,而是你的出勤情况,作业完成情况,课堂参与情况,还有他们非常重视的Presentation(课堂展示),就是一个人站在那里面向全班和老师的学术演说,所有这些全部折算成分数,老师“记账”记得很清楚,然后结合各种课堂考试和最后课程结束时的一个考试给出总成绩。在Langara College,语言课平均达到70%算及格,一个级别首次通不过可以复读,当然钱也是要再交的。如果第二次还通不过就没有再读的资格了,也就是该退学了。曾经语言4级的一个班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只有两个人通过。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孩儿,已经是第二次没有通过,拿到成绩报告那天哭着离开了。后来,这个学校改革了现场取成绩报告的模式,改成发电子邮件给学生了,私下猜测是不是老师也不忍面对那些哭着离开的学生。但成绩的事情是严肃的,这里没有“同情分”。

为什么叫”过语言关“?就是因为语言课的学习很有挑战性,难度随着级别的提升也在增加。课堂上通过大量学术类听力的训练、以及记笔记、写论文的训练,来完成对学生学术学习的基本培训,以达到能真正开始专业课学习的要求。这和国内托福、雅思的产业链式的培训截然不同。那种应试化的培训能帮你拿到漂亮的分数,但动真格儿的,要听课、记笔记、写论文了,你会发现你的高分帮不了你。一节课下来,除了看到老师的嘴在动,几乎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时候的挫败感真让人恨不得立刻打道回府。

对语言的学习,很多人都有一个理解的误区,就是认为语言是需要环境的,到了英语语言环境,孩子的英语自然会很快提高。这个对于幼儿园或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来说可能比较适用,在游戏中就会说了、听懂了。但对于留学生来说,急需解决的肯定不是如何问个路、买点东西、做个游戏这种基础生活会话,进入高中或大学直接进入的就是学术类学习,语言一定是需要恶补的,补多少你都和当地的孩子有差距,但学校的衡量标准,对你和当地的孩子却是一致的。

蓝筹股未加入A股牛市行情

大公司在中国股市此轮涨势中被抛在后面,国内投资者瞄准较小盘的股票,以求从疯狂的交易中快速获利。

过去一年里,海量资金涌入中国股市,推动股价飙升,交易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上证综指上涨50%,而深圳成指翻了一倍多。

深圳上市公司目前平均市盈率达到72倍,远高于年初时的35倍。

此轮涨势的速度和规模,都使许多分析师担心2007年至2008年出现的中国股市泡沫和崩盘重演。上月,上海股市的交易量为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5倍多,同时中国投资者新开立了1200万股票交易账户,远高于去年5月的28.4万账户。

但是,随着市场狂热继续升温,多数蓝筹股(为大型境外机构投资者所青睐)涨幅仍相对有限。

在上证综指权重最大的10只成份股中,只有一只股票今年以来累计上涨逾25%。该指数的第三大成份股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仅上涨2.7%,而中国人寿(China Life)仅上涨1.5%。市值最大的公司中石油(PetroChina)上涨11%。

唯一的例外是上涨244%的中国中车(CRRC),但该公司作为中国两家最大列车制造商——中国北车(CNR)和中国南车(CSR)——合并的产物,合并后股票从6月8日起才开始交易。

在上证综指的前20大成份股中,5只股票今年以来上涨逾25%,还有2只股票的价格不涨反跌。在上证综指排名第15的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下跌9.9%,而排名第18的中国民生银行(China Minsheng Bank)下跌7%。

由内地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构成的指数——富时中国A50(FTSE China A50)叙述了类似的故事。该指数今年以来仅上涨16%,其市盈率为12.8倍,远低于上证综指的24倍。

对于通常只投资于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企业的全球投资者,富时中国A50指数是买卖中国股票的一种热门方式——无论是通过在新加坡上市的期货,还是通过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大型股的表现好坏不一,也反映在香港股市;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一般比其在内地上市的股票便宜28%。恒生中国企业指数(Hang Seng China Enterprises index)的市盈率为9.6倍,是全球大型股市中最低的。

但分析师们指出,较小盘的上市公司股票已出现泡沫迹象。印刷企业——中文在线(Beijing Chinese All Digital)今年以来已上涨逾2000%,而化工企业大庆华科(Daqing Huake)的市盈率高达约1300倍。

“(此轮涨势)基本上是由小盘股推动的,”瑞信(Credit Suisse)股票策略师陈昌华(Vincent Chan)表示。“当市场开始回调的时候,(它们)会崩盘。”

译者/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