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仍然躲藏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过境区。世界的各个角落几乎都对他重重地关上了大门。美国希望将这位前美国安全合同工引渡回国受审。世界其他国家——我猜测包括他现在所在的俄罗斯——则希望此事能够早些收场。
诸多相信美国动用和滥用权力的成见已被斯诺登证实。但事实是，我们已经对秘密感到厌烦。在不久以前，假如美国情报机构开展非法监控一事被曝光，还会引起世界一片哗然。但现在，此事就像一块投进池塘的鹅卵石，只是激起了小小的外交波澜。
确实，西方多国政府纷纷抱怨美国对盟国频繁实施间谍活动。不出所料，法国一直在打头阵，它警告称此次曝光可能将破坏欧美贸易谈判。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也提出抗议——不过人们猜测，当发现自己在美国的眼里还有监听价值时，欧盟委员会或许会兴奋不已。
但没有哪个欧洲国家会接纳斯诺登。易发“奥威尔式噩梦”的人们声称，爆料事件让他们怵目惊心。但除他们之外，差不多所有人都知道，美国的监听几乎无孔不入。为何要为一个自诩的“揭发者”而与美国作对？当然，在本周玻利维亚总统飞离莫斯科的专机被迫绕道后，玻利维亚满腔怒火。但即便是将维基解密(WikiLeaks)的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藏匿在驻伦敦大使馆的厄瓜多尔，似乎也不愿意欢迎斯诺登。
对美国而言，大规模监控源自丰富的资源。作为拥有庞大国家情报网络、电子窃听技术无比先进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很难不利用其手头资源。既然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监听塔利班领导人对话之余，还能够窃听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与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交谈，何乐而不为？
而且，并非只有美国在暗中调查盟友。欧洲人在监听美国人时总是畏畏缩缩，但有机会时一定不会错过。毫无疑问，他们也互相监听对方。法国人窃取德国人的商业机密，英国人监控南非和印度等英联邦国家。以色列则监听所有国家。
至于中国和俄罗斯，美国的尴尬虽让两国幸灾乐祸，但它们在网络间谍领域也绝非新手。
各国反应冷淡的背后还有其他原因。其中一点是，公民不再像以前那样在乎个人隐私。人们愿意把大量个人数据（往往是私密信息）提交给互联网提供商、社交媒体网站和商业公司，在这样的社会，政府的监视不会引起太大的担忧。
还有人怀疑那些自称“揭密者”的动机。阿桑奇给人的印象是极端自我主义者，而非公正无私的追求真理者。斯诺登选择向多个威权国家申请避难，这表明他本性并不尊重法治。
公众意识到，数字网络为跨国恐怖主义提供了补给路线。如果那些一心想要炸毁民航飞机或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引爆炸弹的恐怖分子能在网上策划暴力行动，情报机构似乎也有充分的理由实施监视——正如它们从前监听电话、私拆信件一样。它们为何要收集如此多的数据？原因是：数据太多了。
上述几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假如人们讨论斯诺登的动机和目前困境所引起的喧哗掩盖了斯诺登事件的核心启示，那就太可惜了。
我们确实应该汲取一个教训：对圣战恐怖主义的恐惧和数字创新的发展，令我们将民主责任和对情报机构的监督抛诸脑后。没有明显迹象表明美国国会——还有其他成熟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跟上了隐秘的情报世界发展实力、扩大业务的步伐。公民和政治家也未能正确地认识到，商业公司收集的数据可为美国政府所用。
从这方面看，无论斯诺登动机如何，他都帮了我们的忙。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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