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ugust 25, 2012

文革前夕的“进步青年”(一)

这是同事从北京地摊上淘到的一本36开的日记本,由公私合营上海文化纸品厂生产,标价35元。150页的条纹本,主人写了三分之二,字数在十万字左右。日记始于1966年2月22日,终于同年10月23日,历时八个月。较长的停顿在3月2日至5月20日之间。作者给出的理由是“手太懒”。日记完整,无一页破损或撕扯。我猜测,这本日记以废纸出售,后被有心人拣出,最终流入收藏市场。

日记主人是北京化纤学院大一学生,一个有文艺爱好的青年,与中学同窗有过一段朦胧情愫,但越来越浓烈的革命氛围改变了一切。读这本详实的文革日记,可以看到中共建政后是如何通过洗脑,将渴望进步的青年变成革命暴民的。当下中国正由这样一代喝毒奶长大的人掌控,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们的权力人生词典里没有妥协、认错、宽容这些词。写日记的人若健在,正处于66岁左右的权力之巅。

若无意外,主人与及日记里出现的同龄人也当健在,故隐去日记主人的真实名字,仅以H代替。与其相关的人,也以其姓氏声母指代。若当事人凑巧看到这篇小文,请与作者联系。

阅读这本笔迹清晰的日记,我有重回历史语境的兴奋感。一个渴望上进的男性青年,在1966年这大半年里的所思所想所为,完整地描绘了时代的图景。一个非团员如何完成通过灵魂深处的思想改造,“进步”为一个狂热的革命造反派,外出串联,南下广州,西至新疆,寻找革命的路径。他时刻想着被组织认可,积极表现,最终进入主流。他加入“莽昆仑战斗队”,为的是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将矛头指向化纤学院文革工作组和红卫兵总部——因为他们“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即照搬苏联教育模式,大力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思想控制是其基本特征,每一个渴望在社会上立足以及有所作为的青年学生,都不得不进行自动洗脑。渴望尽早被组织接纳,成为“革命接班人”,几乎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本能。

日记中的主人公,天然地被革命所裹挟,立志做一个毛泽东的好战士。他几乎是自觉地阉割了独立思考的天性,无条件地服从领袖的指令,从中获得崇高感和人生价值。

身为大学生,他首先要表明自己的感恩之心:“我之所以上大学,完全是由于党的培养,自己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家庭中,上大学在过去又怎么可能呢?既然上了大学,就要好好为无产阶级争口气。”

按照那时的理论,毛泽东著作是改造世界观的武器,所以,对“毛选”应有的态度反复体现在日记里:开篇便是效忠——“雷锋、王杰、麦贤德、焦裕禄等英雄,他们之所以那样忠于革命忠于人民,以至于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都是由于他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不仅可以解决思想上的问题,而且可以解决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的问题,主席思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在“又得到一本毛选”后,H写道:“红色的皮里印着句句真理,自己看后爱不释手。”

他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学“毛选”的原则:“不图数量多,而要见效,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

接下来,便是活学活用的例子:

测定钢样中锰的含量,准确度差,他通过学习《关于重庆谈判》中毛的论述:“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去看。”找到三个原因:资料不充足,缺乏研究;耐心不够;时间掌握不准确。

食堂就餐,发现同学丢的菜和饭粒,他立即和班委会干部沟通,在黑板报上撰文批评,并“找了毛主席语录让大家对照着学”——“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然后反省自己的不节约行为:用水不注意,用纸不注意,用粉笔不注意等等。

H应该是体育委员的角色,他负责统计班里同学的长跑情况。那时候,长跑往往设定目的地,比如从出发地到首都北京、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什么的。他们班一天要跑28公里,当同学们问他距离目的地还有多远时,他随口答出:2000公里。后来,有人建议用尺子在地图上量,H量后发现仅有600公里。这样,再用两周时间,他们班就可到达目的地。要是不量,就会糊里糊涂跑下去,颇感惭愧的他找到了“毛选”:“胸中要有数,这就是说对情况对问题要注意它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

日记里的另一个主题是要求进步,加入共青团组织。

H有自觉地站队意识,他把自己看作革命队伍里的一员,时时刻刻为组织考虑。他对班里的体育锻炼现状不满,认为三分之一是随大流的,比较落后的“只限于早操锻炼二十来分钟,下午不锻炼,推一推动一动”,属于“落后分子”。他决心按照毛选的教导,“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在班内形成广泛的自觉的为革命而锻炼的高潮”。他如此表态:“我不是一个共青团员,但是我要以一个共青团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处处,事事,时时都要严格地要求自己,在任何工作中起骨干作用,起带头作用。”

在参加共青团员迎接“毛选”仪式时,他感觉自己也和他们一起宣了誓,他发誓:“只要争取组织帮助,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做好工作,朝高标准要求自己,为共产主义踏踏实实地干一下,一定会加入组织的。”接下来的表态,虔诚里有点儿悲壮色彩了:“思想改造是长期而艰苦的过程,自己一定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干到底,干到老,干到死。自己决定,以后把主席语录天天放在身边,随身带着有空儿就看,好好地利用这一武器改造主客观世界。”

时隔两个月后,他在5月20日的总结里这样表述自己在政治上的进步:

一、通过学习焦裕禄和他对比找出自己的差距;

二、对照学习毛选,有利于改正缺点,有利于进步;

三、通过十天的劳动,培养了自己不怕脏不怕累的劳动观点;

四、通过批判吴晗和“三家村”的文化大革命,对阶级斗争有了进一步认识,对欣赏文艺作品有了启发,应政治与艺术两条标准去衡量其好坏,明确了突出政治是一切的根本,明确了红与专的辩证关系;

五、要注意艰苦朴素,尽管自己没有有意识地追求穿什么,可给同学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在这份总结里,他特别谈到自己文艺生活的消失,唱歌,乐器,全生疏了,“我的文艺生活就这样渐渐地消失了吗?”他认为是环境造成的,“我相信毕业后还会在文艺上活跃起来”。

他用了很大篇幅讲述与一个女同学的思想斗争。本属中学同窗,因爱好文艺和各自的小资情调相互走近。按照当时的阶级分析法,她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虚伪,不愿跟大家交心。他们因为交换日记而发生冲突,一个渴望革命的男子与一个讲究生活格调的女子,因为同学朋友和组织的介入,两人的“私事”变成了公事,最终水火不相容,H看穿了“虚伪的小人”,但在组织的帮助下,决定好好帮助那个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女子“进步”。

中学同学相继入团甚至有的已经申请入党,H不免有点着急:“自己是落后了,不仅落在他的后面,而且落在许多人的后边,这样下去,不难设想会落到时代的后边,自己以后要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做个又红又专的学生。”

日记给出的时代场景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不由自主进入革命的搅拌机,渴望被新政权认可。出身革命阶级的人,天然地对这个制度感恩,并跃跃欲试想做时代的主人。被革命阉割的青年,丧失了反抗意愿,他们的热情都被用来烧开了革命大锅里的水,烫死了敌人,同时烫伤了自己。

一个高亢、枯燥的时代,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的交出了灵魂,把自己变成听话的玩偶,甘心情愿成为最高权力斗争的小卒子。

【作者专栏文集《在和风中假寐》已经出版,敬请关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Friday, August 24, 2012

靠“私利”驱动的户改

近日,有两则关于户籍的消息引起了中国公众的关注。一则是,公安部决定自9月1日起,北京、上海、广州等6个城市的非本市户籍就业人员和在读大学生可就地申请出入境证件。另一则消息是,据媒体报道,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

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反对,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户籍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户籍作为一项居民登记制度的本身,而在于与户籍相随附的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权利和福利,户籍成为获取这些好处的一种资格,而“户籍改革-城市人口增加-支付福利增加”的前景,无疑会给让已经承受巨大财政压力的地方政府更加紧张。户籍改革的关键也不是取消户籍本身,而是权利和福利分配的平等化。

相对而言,可以说就地办理出入境证件的新规得到了更多的欢迎。虽然也有批评,但也有人希望这能带来户籍改革的突破。这样的场景可以说已不鲜见,每当户籍政策方面出现一些细节性的改革的时候,媒体通常都会打出诸如“试水”、“悄然加速”、“大幕将启”这样的乐观标题,反映的愿望是好的,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不了了之,继续停滞,维持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格局,任由对户籍制度不满的民意火山继续蓄势。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动力和激励机制问题。由于中国政府权力无边无际,缺乏制约,政府本身也缺乏责任意识,且由于官员们基本没有受到过系统的法治和平等文化的熏陶,所以很难指望它们通过主动的改革去实现公民权利,例如自由迁徙权。所以在政府主动改革的时代过去后,通常出现大规模改革的情形只有两种,一是改革能给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带来现实可见的利益,二是不改革就会爆发迫在眉睫的危机,从而倒逼改革。除此之外,只有在社会百般推动下的枝节性的零星改革。

因为没有利益且有潜在的财政压力,所以市长反对户籍改革。因为回户籍地办护照除了给公民增加麻烦之外,并不能给本地行政部门带来什么实利,所以地方政府对这项纯粹的技术性改革没有抵制的必要。另外一点,就是有办理出境证件需求的大多是城市中较富裕的人群,他们虽然不能发挥民主社会中选民的制约作用,但也能通过舆论施压等方式促成政策的改变。

这就进一步体现了户籍制度的不平等性,以及户籍改革本身的不平等性。事实上受户籍政策影响最大的群体不是城市中的非本地籍居民,而是大量的农民工。户籍制度让大量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付出了青春和劳动,却不能享有平等的待遇。因为户籍的规定,他们缴纳的社保、养老基金经常落空,不能转化为保险和养老方面的福利。对于他们处在农村中的家庭来说,不仅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其基本受教育权得不到保障,出现大量“老无所养、幼无所依”的场景,加剧乡村的荒芜化。这加剧中国的城乡差距,对他们也是巨大的不公平,但因为农民工即使在舆论场上都基本没有任何话语权,更不用说对决策的影响,所以他们成了受中国户籍制度伤害最大的沉默群体,这方面出现变革的可能性也最小。

媒体札记:“妖魔化”一切

(2012年8月23日)

一、演戏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刘翔团队里难免有人要这样咒骂央视里的朋友。

今晨,网易头条是《央视早知刘翔伤情;媒体:观众等奇迹》,并配发作为对比的昔日链接《田管中心:刘翔受伤属意外,无人强迫其出赛》。搜狐、凤凰、腾讯也已将这个“央视赛前知道刘翔伤重,主播事先设计好哽咽解说”的标题重点推荐在新闻首页。

反而是最早刊出相关消息的新浪“做人厚道”,直至上午9时仍没把这则再掀波澜的奥运报道研讨会记录放在显要处。以“央视介绍刘翔退赛解说内情,赞韩乔生彰显中国形象”为题,新浪体育频道在昨天下午16时发布报道,称央视当天在内部会议中“揭露了本次奥运会的解说的一些台前幕后故事”。

那段有关刘翔的描述埋伏在倒数第二段:“解说组组长沙桐着重介绍了刘翔因伤退赛前后的解说幕后故事。据悉,解说员杨健赛前就拿到了刘翔伤情严重的消息,并汇报给了沙桐。沙桐汇报给了副总编辑李挺,再将领导指示面对面传达给了杨健。最终杨健做了伤退的四个解说预案,才有了最后哽咽动人的解说。”

但也只有这一段才被认为是新闻,有被微博摘录传播的价值。于是,对那位哽咽主播杨健、对刘翔及其团队“演戏”的斥责昨晚通通卷土重来,中国经济网记者刘江辛辣讽刺“哽咽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经济学家王福重可以自豪地向幡然醒悟的刘翔崇拜者说一句“我早说这伙人全是演戏,你们却兀自不信”。

这样的“重磅消息”,体育编辑们怎么会错过。南方都市报今天用《排练充分,所以震撼心灵》来嘲弄,为了说明网友为何直指杨健“演技出色”,这篇报道追忆了当初的场景:“伦敦奥运110米栏预赛上,当刘翔意外退赛之时,央视解说员杨健多次哽咽、感情丰富、甚至落泪的解说,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好评。‘明知道跑不到终点,他依然咬紧牙关朝着终点线冲去’、‘一个运动员如果脚不能跑,就像一个战士手里没了枪,用身躯去冲击敌人堡垒。刘翔再见,永远记忆的金色画面,只是今天这一下,太惨烈了!’一大段经典台词一气呵成,充满了感情,凸显了悲壮,被认为充满震撼之感。网友‘三只眼的咖啡猫’就感慨:‘听了杨健的解说后,我把刚点着的烟狠狠掐灭了,然后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流泪。那是震撼的话,听到心脏背后的残响。’”

根据这篇报道的说法,虽然“杨健本人最近所发的一条关于王治郅的微博也引来了3000多条评论,且多与该条微博本身无关,而是对于‘解说门’的质疑”,但这位正处风口浪尖上的体育主播未回应采访,“也许不想在这敏感时刻做出任何回应”。

不过,对那些要揭发刘翔真面目的网民来说,最热爱的恐怕还是东方卫报,这份南京报纸今天的编辑手法不仅在微博论坛上热传,也获得门户网站最多转载推荐。

头版头条,“刘翔知道、央视知道、领导知道,只有观众在傻等见证奇迹的时刻”——这样的排比讽刺怎不叫人解气。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今早转发之余,也要点评“诚信政府和诚信媒体”的道理:“既然事先都‘知道’,就应当让公众事先也‘知道’。”

“脱亚”的日本难“返亚”

日本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3年前上台时,曾承诺对外交政策进行大幅全面改革。

日本民主党希望减轻日本对美国的“过度依赖”,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由此重新平衡日美和日中关系。用当时的首相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的话来说:世界正在由美国单极时代迈向多极化,日本可能重新将亚洲定位为自己的“基本生存圈”。

这在当时是个宏大的愿景。如今,这个愿景已变得支离破碎。随着中日紧张关系的加剧,日本驻华大使本周换人,更加凸显了这一事实。中日围绕日本控制下的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为钓鱼岛)的新一轮争吵,已导致上周末中国许多城市爆发反日抗议。

日本民主党自上台以来,一直未能拉近与中国的关系。美国显然是民主党最重要的盟友,但多年来,民主党在美军军事基地协议方面的拖拉态度令美国深感失望,如今民主党与美国的关系也已接近谷底。日本不仅撤换了驻华大使,还撤换了驻美大使和驻韩大使。日本撤换驻韩大使,也是在日韩发生领土争端(与钓鱼岛争端几乎同时)之后。

70年前,日本侵略过亚洲大部分国家,因此如今的日本政府一直无法与亚洲其他国家搞好关系,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领土争端、历史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参拜、捕鱼权、石油勘探——这仅是其中的几个。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在战争期间的行为,也在于日本没有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现出应有的忏悔(至少在其各邻国看来是这样)。

然而,日本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之间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二战前。这令人遗憾,因为考虑到这些问题,事情就更棘手了。1885年,日本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脱亚论》(Leaving Asia)的匿名社论。这篇社论的作者据说是福泽谕吉(Yukichi Fukuzawa),一位主张现代化的前武士,也是印在1万日元纸币上的人物。这篇社论主张,抛弃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东方世界,拥抱西学。这正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基础。明治维新是一场全面的现代化运动,旨在避免日本遭到西方列强入侵而沦为殖民地。日本照搬西方的一切做法,包括对外侵略。日本的侵略对亚洲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二战后,日本仍然留在西方阵营内。二战后初期,日本曾被美国占领,自那以后,日本一直无法摆脱对美国的附庸关系,无权保有军队,也无权推行适当独立的外交政策。

无数日本人对日本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非常清楚。许多日本军人勇敢地揭露了日军犯下的暴行。日本已经无数次为自己的行为道歉。然而,日本一直未能像德国那样彻底地解决“历史问题”,原因有几点。其一,日本的侵略战争当初是以日本天皇的名义发动的,而如今仍有天皇在位。其二,亚洲战后陷入了冷战。分属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国家,没有多少机会能实现和解。随着冷战的结束,尴尬的历史问题一个个冒了出来。

钓鱼岛争端可追溯到日本殖民主义刚刚兴起时。1885年,几乎与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同时,日本对钓鱼岛进行了勘察。日本声称,当时没有迹象显示该群岛在任何人治下,于是在1895年,日本将该群岛纳入了本国版图。中国政府表示,自16世纪起,该群岛在地图上一直被标记为中国领土。在中国政府看来,日本在受西方启发开始对外侵略扩张的初始阶段侵占了该群岛。二战后,该群岛被美国控制,但在1972年,美国将该群岛作为冲绳群岛的一部分将控制权交还给了日本。中国政府表示,美国没有权利“交还”该群岛,因为它们根本不属于美国。

中兴通讯:难逃“华为困境”?

中兴通讯(ZTE Corp)昨日公布了自六年前上市以来的最大净利润降幅。按出货量计算,该公司是全球第五大电信设备生产商。

导致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包括全球电信基础设备采购进度迟缓、手机价格战以及在西方国家市场的发展受挫。

中兴通讯第二季度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滑85%,至9400万元(合1480万美元)。今年上半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68%,为2.45亿元,与该公司上月发布的盈利预警一致。

此前其他主要电信设备生产商公布的一连串中报业绩同样疲软。华为(Huawei)今年上半年营业利润同比下滑22%,该公司是中兴通讯在中国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爱立信(Ericsson)上半年净利润则为12亿瑞典克朗(合1.7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3%。

中兴通讯将业绩疲软归咎于来自电信运营商的订单延期以及欧元区危机导致的汇兑损失,但一些分析师指出,该公司面临更多问题。

来自中银国际(BOCI)研究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的资本支出规模仅占其全年计划的三分之一。分析师们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可能转化为中兴通讯新订单的运营商资本开支规模不会显著增长,因为预计在2014年以前,运营商不会获得第四代移动服务牌照。

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分析师顾永贤(Jones Ku)表示:“我们依然认为明年全球电信领域的资本支出只会出现个位数的增长,因此未来电信设备制造行业的形势仍很严峻。”

手机行业分析师们预计,一旦全球低成本智能手机市场稳定成型,中兴通讯将从中长期受益。不过虽然该公司手机产量快速增长,现已成为按出货量计算全球第四大手机生产商,但手机业务压制了该公司利润水平。

中兴通讯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在欧盟,该公司和华为一道正在受到调查,它们被指控获得了来自中国政府的不公平补贴。

在美国,该公司因为违反贸易制裁向伊朗出售设备的指控,正在受到美国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以及联邦调查局(FBI)的调查。

顾永贤表示:“美国和欧盟的监管当局似乎是在保护本国的电信设备厂商,这使中兴通讯要想打入美国市场难度极大,和华为当年颇为相似。”

华为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拿到来自美国最大几家运营商的订单,但未获成功。华为在海外电信基础设备市场所占份额高于中兴通讯。华为开展了游说和公关活动,并在过去三年中为自身客户建立起了全面安全保障,但这些举措未能打消美国疑虑,美国担心该公司设备存在可被中国军方用于对美间谍活动的安全漏洞。

美国的担忧源自一个事实,即华为创始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军官。但华为无论与中国政府还是中国武装部队均无正式关联。而中兴通讯虽然在香港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挂牌上市,控股方却是中国国有实体。

今年美国对中兴通讯的调查,对这家公司在美国市场发展前景的影响程度,甚至超过了华为当年。

The Smoking Gun网站上周在网上发布的一份证词片段显示,为中兴通讯工作的德克萨斯州律师阿什利•亚布隆(Ashley Yablon)对联邦调查局表示,公司管理层曾讨论向美国政府说谎并毁灭证据。昨日中兴通讯拒绝就相关调查发表评论。

调查产生的影响之一是,前共和党众议员乔恩•克里斯坦森(Jon Christensen)于上月终止了为中兴通讯提供游说服务。多位美国立法者也呼吁美国财政部(Treasury)对中兴通讯进行调查。

译者/马拉

被夸大的中国投资数字

关注中国官方消息的投资者很可能以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启动了规模巨大的刺激方案,以提振正在快速降温的经济增长。这样想是情有可原的。

仅在本周,天津和重庆就分别宣布计划,都表示将在未来几年向石化、汽车、电子及先进设备等大产业投资1.5万亿元人民币(合2360亿美元)。中央政府也没闲着,周二宣布一项到2015年向节能减排领域投资2.4万亿元人民币的计划。过去两周里,中国地方政府还宣布了10多项规模较小的投资计划。但是,若按表面数字计算,仅仅是上述三项举措,就已经超出了北京方面在2008年11月全球金融危机最严峻时期出台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方案。

那么,为什么独立分析师和经济学家对这样的说法不以为然,即中国将迎来又一轮基建支出激增的热潮,就像2009年和2010年的情况那样?

首先,重庆、天津和一些较小城市的地方政府在谈论他们有意向战略产业作出巨额投资时,都有点不真诚。

熟悉相关规划的分析师、官员和经济学家表示,省级官员嘴里吐出的巨大数字,其实是对他们希望从境外、国有及民营企业乃至中央政府吸引到的投资所作的乐观预测,而不是地方政府本身在未来几年计划支出的金额。

“你不能对这些表面数字太当真,因为它们都被地方政府夸大了,这些地方政府正在竞相宣布更大的数字,以吸引外资和中央政府投资,”野村证券(Nomura)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表示。

实际上,希望提振当地经济增长的省级和地方政府,正面临着财力下降和2008年上一轮刺激留下的巨大债务。

周三,一名高级政府顾问对上述巨额投资计划以及刺激经济的负担落在地方政府身上这一点表示担忧。

顶级官方智库之一中国社科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的副院长李扬表示:“这些资金将从何而来?目前一切都处于无序状态。”

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的相当大一块财政收入,是依靠向商业房地产开发商出售土地来解决的。但是,2012年前7个月中国各地土地出售同比下降近四分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遏制房地产价格飞涨的结果)。

除了土地出售不振以外,企业税收入也在下降,这既是因为许多企业盈利大幅下降,也是因为中央政府为了提振经济而取消了某些税种。

大型国企的大部分税收是向中央政府上交的,因此地方政府往往依赖来自中小企业的税收,这些企业有很多经营出口业务。

汇丰(HSBC)昨日发布的采购经理指数预览值(flash PMI)显示,本月出口订单出现2009年首季(全球金融危机高峰时期)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

8月整体PMI预览值为47.8,低于7月的49.3,这是中国经济正在恶化的进一步证据。读数低于50表明经济活动收缩。

不过,由中国各省带动一轮大规模经济刺激的最大障碍,也许是很多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这一点。

在上一轮经济刺激期间,为了筹措资金,多数地方政府建立了投资工具,以规避禁止地方政府直接在信贷市场融资的规定。

这些地方政府投资工具向国有银行借入逾10万亿元人民币资金,将其投入道路、住宅楼、公园和其它基础设施,其中有很多项目不符合经济规律,不会产生足够的回报以偿还最初的贷款。

这一次,地方政府宣布庞大投资计划以求打动投资者并振奋信心的企图,似乎正开始产生反效果。

高盛(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宋玉表示:“我们仍对短期宏观前景持谨慎看法,因为不清楚官方会出台多少以内需为导向的放松政策,以及何时出台,而且在这些政策出台后,不清楚它们是否足以抵消出口转弱和房地产市场收紧的影响。”

译者/和风

3D打印改变制造业?

3D打印是一种新技术,可以以个性化的方式,生产造型复杂的物件,这一科技有望改变诸多制造业的格局。

Thursday, August 23, 2012

媒体札记:保钓,保沪

(2012年8月22日)

一、夺岛

各地知名都市报今晨国际版上大概都有这条消息:《美日首次举行护岛军演,模拟攻夺钓鱼岛》。《辽沈晚报》用“火上浇油”形容这场演习,并以“人民日报:美日意在激怒中国”转载那篇评论;《现代快报》选用的是来自央视的六幅截屏图,预告正式“夺岛”将发生在数日之后。

时不我待。昨晚央视新闻1+1已经开问《美日军演,演给谁看》,驻日记者先行介绍“在日本媒体的眼中这一次演习就是一次常规性的演习,虽然有很多影射的意义”,而后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王帆出面分析美国心态:“我们更要看军事背后的一种政治,政治心态,那就是美国的恐惧感……美国实际上恐惧自身实力的不断下降,从经济实力本身而言它下降也许并不是非常大,但是它的全球引导力,全球的影响力,确确实实在下降,因为世界更加复杂了,世界的事务更加复杂,所以美国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下降。而其他的国家的实力又在不断上升,因此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它享受的种种的特权,它特别不希望失去它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位。”

人民网“夺岛”专题左右开弓,今日套红头条正是来自《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日美“夺岛”军演是瞎壮胆》:“我们奉劝一些人,不要幻想拉虎皮当大旗。企图拉盟友壮威获得对华优势,在分歧和矛盾中捞好处,这种心态小心被人利用,最终反而吃亏。我们也奉劝另一些人,时代不同了,该换一换脑筋了。指望通过“火上浇油”来“火中取栗”,既不光彩,也不道德,有损国家形象。”

其实,有关军演的诸多信息昨天就已经出现在《环球时报》的封面文章中,今日该报再升音调,社评直言《做好对日斗争尖锐升级的准备》:“中国政府必须对中日钓鱼岛冲突的不可控发展做好准备,包括必要的军事准备。钓鱼岛危机已经在日本右翼的带头冲击下上升为中日当前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日政府之前不扩大冲突的默契已经瓦解。两国政府至少在目前情况下都没有退路,两国社会彼此的高度对立和敌视在推着局势往前走。”

如此厉声危言,自然得到新浪腾讯一致推荐为评论头条。根据文章所述,“中国政府单方面采取控制措施已无可能,这将意味着中国内部团结的巨大损失,对政府的威信将是灾难性的……这个风险是政府在民主化不断深入时必须面对并驾驭的。”在总编辑胡锡进的判断中,“公众不接受日本在钓鱼岛冲突中的对华嚣张,中国人的确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他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在做一个艰难的选择时,要更多考虑中国国内主流社会的愿望,它比外国的反应更重要。”

这篇社评提到一个具体目标:“中国的执法力量要挺进钓鱼岛12海里的所谓‘日本领海’,要有能力抓日本的登岛者。”事实上,这只是这家报纸周日所开“保卫钓鱼岛两岸四地学者研讨会”中的一个谋略,除了胡锡进自己当天微博直播摘录外,五大门户在昨天下午也等来了环球网的发稿,广为展示是国防大学教授戴旭大校的那句:“民间保钓没用,再买新保钓船让日本船撞吗?下一步要把日本船抓两条过来。中国渔船和执法船都比日本多得多。谁说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了?我们去抓他们的船,就是我们实际控制了。日本自卫队赶来,我们的军舰就上。它敢动手就干它。”

中国“抵制日货”有底气吗?

中日民间矛盾因钓鱼岛主权纷争而升级,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也渐渐高涨了起来,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抵制日货”运动再次风生水起。

就在8月19日“抵制日货”最盛的那天,笔者在微博上写道,“抵制日货者的‘爱国’之情或可理解,但忽视了中日经济是‘相互依存’,而非单向依存。日本需依赖中国的市场和劳动力,中国也高度依赖日本的技术和资本,今后20年内,中国最关键的就是要实现产业升级转型,对奉行‘产业立国’路线的日本的依赖程度只会越来越高。抵制日货大多数情况下会异化为抵制同胞,下场只有一个: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这一发言,可谓毁誉参半。赞成者认为,“无脑上街抵制活动有几次改变了历史?”、“抵制日货者应该回去检查下墙上刷的是不是立邦漆,‘立邦’正是日本的音译,建议刮掉,换成‘都乐士’什么的”;反对者则认为,“日本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别给小日本提气了,日本只是个小岛国”、“胡扯,有什么日货是中国不能自己生产的?”。

对于这些评论,我以往都会不置可否。但到了晚上,有好几位百万粉丝级的“大号”微博名人转了一条私信过来,私信内容是网上盛传已久的“呼吁书”:“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现排最前,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若中国人1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若6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一半人失业,若1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将彻底瓦解!”

有的大牛还很客气,不忘在私信末尾加上一句“供您参考”,但“参考”完之后,剩下的只有两个字:无语。原来,在“爱国”这件当前中国最不需要付任何成本和代价就能赚尽眼球和吆喝的事情面前,不管大V还是小号,很多人的态度真的都像极了战前的日媒,“对内或许尚能争争民权,对外就彻底地只剩下一个声音了”。

其实,中国所谓的“抵制日货”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早在1908年中国水师在澳门扣留涉嫌走私武器的日本船只而引发“二辰丸”案,随即广东地区出现近代第一次抵制日货的浪潮。1915年日本提出“对华21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都曾引发中国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到了1930年代,中日进入战争状态,“抵制日货”则更为兴盛,茅盾著名的小说《林家铺子》(原名《倒闭》)正是通过取景于江南一小镇,来描写这一时期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小说中,林老板女儿因爱穿“东洋货”而受人耻笑,“抵制日货”者警告她不得穿日式衣服上学,否则就剥光烧掉。林老板抱怨道:“哪一个人身上没点儿东洋货!哪一家洋广货铺子里不是堆足了东洋货!”。但牢骚归牢骚,他还是不得不花四百大洋贿赂“党部”,并撕掉商标当国货贱售。林家铺子最终倒闭了,原因不尽是“抵制日货”所致,但这种抵制对中小资产者的打击、当权者借此横征暴敛的嘴脸,在茅盾的笔下尽露无遗。

这一百多年来,如何看待“抵制日货”,中国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时至今日亦是如此。

原外交官吴建民此前表示,“有些人主张抵制日货,但全球化进行到今天,索尼产品95%是中国制造,抵制日货岂不很愚蠢吗?”这恐怕代表了很多反对“抵制日货”者的意见。

如果我是90后

从蒋方舟大学一毕业就进了一家杂志当副主编所引发的网络话题热来看,90后就业的竞争压力比70后大了很多。这让我不禁暗想,如果我是90后,职业与生活轨迹会是什么样?

首先,我不可能在30岁之前任职什么“制作人”或者“总监”。70后遇到的“人才空窗期”不会重来了。90后的升职空间比20年前小了,因为有太多资深80后还没有升为“资深”呢,而经理与总监级的70后们,都还壮志未酬身未老。我可能得做好在初级岗位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不甘心,就得付出比我当年更多的努力。而在我大学毕业两三年的时候,别说像蒋方舟这样具有全国知名度的人当副主编了,默默无闻的小伙子,也许只因为有个海外学历,就可以拿到总经理的头衔。而现在,沃顿商学院的也不一定能找到像样的工作。

但我应该还是会选择在一二线城市试水,尤其是大学所在地的城市,这可以节约房租与路费的成本。我应该还是会像当年一样,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出去实习,主要目的是获取社会经验,观察公司运作,同时学会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对面试官说:“我希望给你们带来帮助。”我不会指望实习的公司会给我工资,但我会努力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如今体制外的就业空间比20年前广阔太多了。拿我所在的媒体业来说,当年我毕业的时候,媒体业基本上都是事业单位,不对外招聘,而如今的主流媒体至少在招聘方面绝大部分是市场化的。而因为市场化运作的公司越来越多,我想我很可能会转行。如果碰巧有一家名气大、规模大的公司看上了我,留我实习,要我做一个与专业不符的工作,出于谋生与发展的本能,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我的日子会过得比我当年清贫。如果毕业后我不接受父母的任何支援,在最初的一两年如果不勒紧腰带的话,很可能不仅成为月光族,甚至成为卡奴。当年我的第一份工作虽然工资很低,但工作单位提供宿舍与每顿3元的早中晚三餐,并且因为住在单位宿舍,上下班没有成本,但我很怀疑现在还有找到这样工作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过硬的后台关系的话。而且我在30岁前基本没可能买房子。根本买不起。

家人很可能会在生活费和买房的首付款上给我资助。如果我很勇敢地拒绝了他们的援助,应该会加入“裸婚”族,选择用不多的存款在临近相对小一点的城市买房做投资。我的孩子则会在“民办”学校一路读下去。唯一让我庆幸的是,现在民办学校的教学质量也不差,我所要做的就是赚钱支付比公立学校高昂得多的学费。

但我最后也很可能因为受不了苦,或者对付出的回报要求过高,最后离开了一二线城市,回到小城市。毕竟,作为从出生起衣食无忧的90后,我可能比70后更关注自己的感受与付出,更在意分配的公平与否,对是否被人性化地平等对待更敏感。70后在实习的时候,会帮实习的老师跑腿拿资料,帮实习老师端茶倒水,帮办公室扫地。但我是90后,没有哪位老师有这个胆子支使我们做这样的事。我对职业与生活的期望值比70后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生存不是我的目标,我要的是发展。这在一点上,当70后向我诉说他们的奋斗史时,我也许只会用怜悯的目光看着他们,就像70后用怜悯的目光看着对他们诉说当年大饥荒的日子的父母时一样。

不管做什么行业,我应该还是会写个专栏,目的是为了满足兴趣。闲暇时,也会和大学同学一起抱怨一下富二代与官二代。这是我们70后很少谈及的话题。20年前,财富和权力导致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远没有现在这么大。

(作者电子邮箱:from9to5@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