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February 4, 2013

日元贬值为人民币带来机遇

日元在2013年的大幅贬值,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市场关注的焦点事件。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78大幅走贬至91附近,贬值的幅度已经超过了15%。而在安倍晋三就任日本首相后,日本央行再度的大幅量化宽松也已经开闸,市场也开始预期,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将进一步贬值。

同时,日本多位高官在不同场合表示,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即使到了100-110,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似乎意味着日元的贬值之路仍将持续较长的时间。

当然,全球金融市场内的风险偏好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元的大幅走软。作为避险货币之一,日元伴随着全球经济的走强被大面积抛售,并不让人意外,但日本政府和央行在这个时候“火上浇油”,才助推了日元的贬值大潮。如果日元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过度弱势,但却无法有效在短期内提振日本经济,那么对于全球尤其是亚洲经济来说,将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

简单的经济学道理可以推出,日本国内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强企业的投资信心,带动整体经济的成长;同时,日元的大幅度贬值有利于增强日本的出口竞争力,并通过贸易顺差的增加来实现日本经济的复苏。但事实并不是想像中如此简单和美好。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量化宽松对于日本经济存在明显的刺激作用的话,那么该政策早就应该见效了,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以来,日本央行已经进行了不下20次的量化宽松政策,且规模越来越庞大。日本经济停滞的痼疾在于其扭曲的经济结构和老龄化的人口结构,而非货币政策,这也已经成为共识。而日本政治家们为了寻求国内的政治支持,对于结构性改革往往知难而退,而将量化宽松奉为良药,结果造成了日本国内的资金泛滥,没有效益的财政政策造成政府债台高筑,而经济增速和通胀却没有任何上升迹象。这已经表明日本经济已经病入膏肓,通过传统的货币刺激手段已经无力支撑经济发展。因此,安倍推崇的再度大规模量化宽松,其未来也必将无功而返,甚至可能提早引爆日本的国债违约的定时炸弹。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贸易,但贸易占GDP的比重并不大。同时,由于日本的出口也依赖进口,因此贸易顺差并不大,对于整体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已远远比不上其经济起飞时的水平。事实上,日本的贸易逆差也是在近年才出现,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日本也基本保持着一定规模的贸易顺差,而当时的日元却在不断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表明汇率可能并不是决定日本出口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综合这些因素来看,日元的大幅度贬值并不能拯救日本经济,但却可能为新一轮“货币战争”推波助澜,对于同处于亚洲的中国和其他经济体来说,日本和日元的一举一动也将牵动人心。

尽管日元贬值可能无法解救日本出口,但却可能引发周边经济体的恐慌性货币贬值,与日本产品同质性最强的韩国和台湾将首当其冲。这对于受到升值压力的人民币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那么中国的出口行业将面临困难,而如果过度干预汇率,可能会导致国内流动性的大幅宽松,引发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压力。在中国经济重新开始上升周期的当口,美欧仍在高举量化宽松大旗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资产泡沫可能被进一步吹大。

中国农民政治观的代际差异

笔者曾在《中国农民“幸福感”之实证调查》(2012年10月12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中指出,中国农民对过去十年的评价,较之城市居民,要高出很多。这十年的执政者胡锦涛、温家宝在农民心中享有很高威望。但是,笔者同时发现,中国年轻农民(1980年后出生)与父辈们的政治观差异明显。

具体来说,他们在腐败认知、个人权利以及执政党合法性方面,与父辈们存在近乎完全相反的观点。了解农村政情民意的变化,确切判断人民在想什么,对于中国以及新一代领导人来说,意义特殊。

首先,与中国中老年农民相信“中国的腐败是地方的、上面是好的”的观念相比,中国80后、90后农民认为中国的腐败是自上而下的,“上面、下面都腐败”。无论是全国性的正常上访,还是发生在乌坎等地的群体性事件,都向人们强化了学术界流行的一种假设,即中国农民对中央较信任,对地方不信任,政府信任呈现递减态势。在笔者的总体访谈调查中,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是,这样的腐败认知在中老年农民间流行,年轻农民却不以为然。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央和地方一样腐败。在与这些年轻农民的的访谈中,笔者发现,他们在获取信息方面显示出完全不同于父辈的渠道和方式。无论是经常在外务工的,还是长年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都令人惊讶地显示出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在访谈中,数位年轻村民对笔者谈起“薄熙来案”,相反,父辈村民无一人提起。如此,便不难理解年轻农民的腐败认知观了。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执政党这十年重视“三农”发展的副产品: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也趋向现代化,给执政党的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毋庸置疑,这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经济水平与村民可支配收入都呈现剧增态势,村民生活方式逐渐趋向现代。笔者调查的农村,粗略估计,安装宽带上网的农户近五成。在农村,互联网使用者主要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不同于父辈们单纯依靠广播、电视等获取信息的传统渠道,互联网成为年轻村民获取信息的主要载体。对于海量的互联网信息,官方审查机制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这就使年轻农民获得了更多官方不希望看到他们看到的信息,自然而然地,他们就形成了与父辈不同的腐败认知观。欣喜的是,迹象显示,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的反腐决心是要“动真格”的。他声称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可谓顺应了民意。

其次,不同于中老年农民更在乎经济发展权,中国年轻农民显示出对政治权利的期望和偏好。在笔者的访谈调查中,几乎所有父辈村民都声称他们不在意政府领导人是不是投票选举出来的,他们更在乎自己的经济收入,“领导人能不能带来更多实惠”。然而在 “您觉得投票选举领导人更重要,还是经济收入不断增多更重要?”问题回应中,65%的年轻村民回答说“投票权重要”、“经济收入增多重要,投票选举领导人也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新变化。学术界流行的“中国农民更在乎经济发展权,政治权利冷漠”的假说,随着年轻农民观念的变化,开始受到挑战。在笔者的访谈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提出这样的说法,“当官的不是投票选出来的,他们就不可能真心对你好,经济发展也不会好”。换言之,年轻村民相信,没有政治权利的保障,经济权利也无从谈起。坦白来讲,笔者惊讶于他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尤其当了解到他们多数只有初中学历。其实,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多次公开提及“权为民所赋”的权力观,这与年轻村民的权利观形成一种颇为耐人寻味的对应。

如何消灭“官场情妇现象”?

中国官场的“情妇现象”由来已久,本不是新闻。然而最近常艳关于衣俊卿的纪实文字,以及十数位重庆官员的不雅视频的曝光,又使这一话题变得直观、生动和逼真。环顾全球,官员有情妇并不罕见;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官员情妇现象显然更为普遍,“人均情妇”也显著高于其它国家,且有情妇的官员级别的起点又相对较低。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而言,撇去道德因素,一个男人有情妇,是因为他有男人魅力。关于男人魅力,进化心理学有不少研究。经过几十万年的演进,女性对男性魅力的判断依据,除了相貌、身材、性格和品德外,最重要的就是对资源的占有情况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官员意味着有着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薪水;同时也间接地表明,他也有其它方面,如相貌、身材、才干和品格等方面的优点,否则他也不会获得如此职位。

然而,在一个宪政社会中,由于对官员的权力有着明确和有效的限制,他的职位所包含的信息也就告诉追求他的女人,这个官员充其量是一个优秀的个人。她更多地,是追求他这个个人,而不是他身后的巨大财富。例如,美国总统的薪水只相当于中产阶层上层的水平;莱文斯基与克林顿有情,并没有要挟他动用公权力回报她。最近发生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的情妇事件,也没听说涉及对公权力的滥用。

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因为中国缺少对官员的明确和有效的约束,他们经常滥用公权力,且在事情败露后,还继续动用公权力压制对他们丑闻的揭露。所以滥用公权力是一种常态。当一个女孩看到一个官员时,他的职位所透露的信息,就不仅包含了他的合法薪水以及他受人尊敬,而且还包含了他不受约束滥用公权力所能支配的资源。例如女商人丁书苗通过提供情妇,从前铁道部长刘志军那里获得的好处,不下几十亿元。一旦一个人能够实际支配数千数万倍于自己合法收入的公共资源,在一个女孩的眼睛中,他就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个人,简直是一个身材伟岸、三头六臂的巨人。他的男人魅力已非一个个人能比。

康芒斯说,制度可以扩张个人的能力。意思是说,由于人的规则和组织,众多的人可以把资源放在一起,并实行集体行动,就可以做到众多个人分别去做的总和做不到的事情。例如军长一声令下,就会万炮齐鸣。这在部落时代就开始了。所以张岩在《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一书中说,图腾就是一个部落整合的文化标志,它本身就有了某种“神力”。部落之间的战争或联合的故事就是“神话”。然而,如果人们在长久的社会发展中对制度生成的这种神话还有惯性的记忆的话,就会把对制度神力的崇拜转移到僭越权力、劫持制度力量的人身上。他们似乎有了神力。

不过,僭越的权力究竟是不合法的,劫持的制度力量也不是这个男人本身的力量。所以这个冒充的巨人的影像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但这足已给一个普通女孩带来错觉。对她来说,男人魅力不仅是占有资源多少的外在信号,也有独立的价值。前者会诱发她的经济人计算,后者则会诱发她的纯粹的情感。然而,几十万年的历史还没来得及演化出分辨什么是本真的男人魅力,什么是假借公权力的男人魅力的心理本能。所以一般而言,女孩们多半会被某个官员周身的光环晃了眼睛。只不过有的人比较务实,有的人看重感情。重庆不雅视频的女主角赵红霞显然是前一种人,而常艳很有可能是后一种人。

Sunday, February 3, 2013

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向钢企提前征税

中国一些资金紧张的地方政府开始要求钢铁企业预缴未来至多两年的税收,这一不同寻常的举措突显出它们资金吃紧的程度。

钢铁企业传统上一直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摇钱树”。中国钢厂的产量占全球钢材总产量近一半。

但中国钢铁工业协会(China Iron and Steel 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大型钢厂去年的利润同比下降了98%。

亏损钢厂的亏损额增长了逾7倍。

然而,中钢协秘书长张长富表示,这一切没有阻止中国北部和东北部的一些地方政府强迫某些钢企预缴至多两年的税收。这些地方政府也感受到了经济增长下滑带来的影响。

一些不合作企业成了审计和调查的对象,而且往往被处以巨额罚款。

中钢协高级会计师兼副秘书长屈秀丽表示,一些难以完成税收目标的城市向钢厂额外征税、以获得更多资金。

屈秀丽说,如果一家钢厂在2012年没有实现应税利润,地方政府可能会要求它提前缴纳2013年的税收。

如果该市仍未完成财政收入目标,它也可能还会要求钢厂提前缴纳2014年的税款。

中国地方政府有多种方式从企业攫取额外财政收入,要求钢厂预缴税款是其中之一。

分析师去年表示,部分城市没有兑现优惠税率的承诺。

中国媒体也报道称,有官员威胁,要对不愿超标缴税的企业处以罚款。

去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率降至12.8%,比过去5年21.9%的平均增速低近一半。

张长富昨日表示:“不合理收费项目,加重了企业负担。”

中国人民大学(People’s University)的中国财政体系专家陶然表示:“政府说,我们需要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但它没有真正做到。

“地方政府在过去累积了大量的债务,现在它们要偿还债务,因此必须提前征税。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可持续的。”

张长富预测,2013年钢铁行业前景黯淡。他表示:“预计2013年(钢材)需求将有一定增长,但今年的困难和挑战也不容低估。“下游行业需求不足。”

陈晓敏(Gwen Chen)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邹策

通向全面复苏的危险之旅

“我们阻止了严重衰退,但我们需要避免‘旧病复发’。今年将是决定成败的一年。”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最近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说的话。她这样说是对的。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商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和专家都松了一口气。这是自2007年以来金融灾难第一次没有成为论坛的焦点。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没有跌下摇摇晃晃的大桥,但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经济会快速回归增长。这很有可能出现。但目前还不确定。

信心已有所改善。一个指标是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Libor)与隔夜指数掉期利率(OIS)之间的利差,它衡量的是银行间贷款的违约风险。以欧元和美元计,两者之间的利差分别下滑至仅仅10个基点和16个基点。此外,股市已从2009年3月的波谷中强劲复苏,尤其是在美国。脆弱的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债券收益率与德国公债的利差大幅缩窄:在意大利,这一利差从2012年7月末的5.3个百分点下滑至2013年1月25日的2.6个百分点;在西班牙,这一利差从6.4个百分点降至3.4个百分点。随着投资者对主权国家的信心得到改善,他们对银行的信心也有所增强。(见图表)

信心改善并不限于高收入国家。在1月的《全球经济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中,世界银行(World Bank)指出,“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触及新高”;“自(2012年)6月以来,发展中国家债券利差……下滑127个基点”;“自去年6月以来,发展中国家股市上涨12.6%”。所以,这是一种全球性变化。

如何解释乐观情绪的日益升温呢?一个原因是人们担心的灾难——欧元区解体或者美国跌落财政悬崖——得以避免。另外一个原因是危机之后出现了重大调整,尤其是美国,在那里,私营部门杠杆率和房价经历了大规模再调整;例如,美国私营部门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回落到了2003年的水平。还有一种解释则是人们对政策制定者能力的信任日益增强。最重要的是,较长时间以来,各国央行一直利用超级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拉动各自的经济。4年多来,美联储(Fed)的联邦基金利率一直保持在0.25%,未来还会继续如此。即便是大型央行中最为谨慎的欧洲央行(ECB)也采取了这样的宽松政策,在此前任何一个时期,这种政策似乎都是不负责任的,自去年7月以来,利率一直维持在0.75%。

即便如此,未来也绝非一片光明。在最新《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预测中,IMF描绘了一副远非绚丽的图景:美国今年将增长2%,日本为1.2%,英国为1.0%,欧元区为-0.2%,不过IMF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预测要乐观得多,预计增速为5.5%。全球经济的这种双速现象仍将存在。

信心增强迟早应会推动经济增长,但只有在信心能够保持下去的情况下才会如此。问题是信心是否会保持下去。关于这一点,我们既有理由悲观,也有理由乐观。

令人感到悲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收入国家仍陷于“抑制型萧条”(contained depression)。长期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既包括处于异常低位的利率,也包括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大规模扩张)就反映了这点。另一个原因是许多高收入国家都背负着大规模财政赤字。还有一个原因是尽管政策扶持力度很大,但经济仍显疲弱。

在前六大高收入国家中,只有美国和德国去年第三季度的产出超出危机前的峰值水平,即便在那时,经济增速也很低,美国和德国分别为2.5%和2%。法国、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产出均低于危机前的峰值水平。法国和英国的产出停滞不前,日本产出不稳定,意大利则是急速下滑。这真是一幅惨淡的画面。

在欧元区,通过争取德国对主权债券购买计划的支持,欧洲央行成功消除了欧元区解体的尾部风险。欧洲央行未开一枪,就取得了胜利。但如果它不得不开枪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得而知。欧洲央行可能会被迫履行其购买主权债券的承诺。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尤其是在预计各国不会遵守获得支持的相关条件的情况下。

此外,人们也可能会设想,财政和货币政策管理方面会出现哪些大问题。危险在于过早或过晚采取紧缩政策:过快紧缩,复苏就可能会夭折;过晚紧缩,通胀预期可能再次出现。

一些人辩称,通胀飙升的风险已近在眼前。如今,藉着“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日本已加入这场聚会,因此这种风险似乎更大了。这些目前看来错误的预言是否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呢?对此我感到怀疑,我更担心过早紧缩。但其中存在着巨大不确定性。政策制定者成功管理这些风险的能力值得怀疑,针对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下任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达沃斯小组讨论会发表的意见,加文•戴维斯(Gavyn Davies)就指出了这一点。

但我们也有理由对未来感到乐观。新兴经济体尽管存在一些令人失望的地方,但也显示出了持久的活力。随着再平衡过程的出现以及能源革命的掀起,美国的经济表现可能给人们带来惊喜。日本或许有望摆脱通缩加停滞的困境。最后,私人资本回归欧元区外围国家可能启动信心和支出相互促进的良性上行螺旋。对所有国家来说,成功的关键将是退出非常规政策的时机选择。

政策制定者做出了成功的回应。就欧元区来说,他们的回应差一点就过迟了。但最终,欧洲央行做出了采取行动的承诺。事实证明,迄今为止,这一承诺非常有效。使经济回归持续增长的机会正在浮现,尤其是在欧洲。从财政和货币政策上为经济提供强大支持仍至关重要。如果政策制定者继续努力,一年后,全球距离全面复苏可能会近得多。

译者/梁艳裳

习近平节约号召影响中国年会消费

没有什么比取消新春年会更能惹恼中国员工了,这样的场合让员工们有难得的机会吃喝,还有机会中奖,得到一台免费的iPad或iPhone,一切由老板买单。

但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领导层发起的厉行节约行动,加上经济放缓,已导致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取消或大幅缩减新春庆祝活动——此类活动相当于西方在办公室举行的圣诞派对,但往往奢侈得多。今年的农历新年初一是在2月10日,但庆祝活动通常在2周前就全面展开了。

一些跨国公司表示,他们难以找到任何愿意接受宴请的政府官员,因为这些官员都急于响应中央发出的节约的新号召,这一号召是领导层反腐败努力的一部分。

就连民营企业也来凑节约的热闹,一些企业决定在快餐厅(而非高级餐厅)举行新春年会,引发员工在社交网络上泄愤。从餐饮企业到花店业主以及销售中国名酒和名表的商家,各类企业都报告称,它们的营收受到这股节约风气的影响。

中国规模达5000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CIC)决定今年不办新春年会。一名员工称:“我们的年会本来就从不奢侈,而且去年实际上业绩不错。如果他们要搞一个规模较小的年会,那我还可以理解,但是根本不办年会就太过分了。”

国有的中石油(PetroChina)表示,取消或缩减了一些庆祝活动。中国最大炼油企业中石化(Sinopec)表示,集团总部和一些子公司的年度庆祝活动已被取消。中石化曾在两年前宣称,其年终派对(内容包括员工的喜剧小品和歌舞表演)意在丰富员工的“精神生活”。

在上海,中国农业银行(AgBank)和浦东发展银行(Pudong Development Bank)一些分行的员工表示,他们单位没有举行年终庆祝活动。

上海Chengzhuang花卉公司向酒店和餐厅供应鲜花,正常情况下年末派对会提振酒店和餐厅的业务。该公司的一名花草商人表示,他们受到取消年会行动的严重影响,业务与去年相比减半。

新浪微博(Sina Weibo)网站上,一名员工贴出她所在公司在必胜客(Pizza Hut)举行年终派对的照片,而另一人抱怨称,她所在公司上午9时至11时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举行派对,其间招待寒酸:“没有礼物,没有午餐,没有套餐……不提供茶和咖啡。每人只拿到一小瓶矿泉水。”

欧阳德(Simon Rabinovitch)、何丽(Leslie Hook)和吉米欧(Jamil Anderlini)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缅甸将成中国“西海岸”

今年5月,中国在地理上将发生一件怪事。几乎占据整个大陆、经济高速发展一直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的中国,将获得前所未有的东西:西海岸。一条800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将贯穿缅甸,连接云南省省会昆明和孟加拉湾。明年沿着同一路线将开通一条石油管道。之后还会有公路和铁路。

当然,中国不会真的像眺望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美国那样,获得第二条海岸线。但中国将得到不错的替代品。作者、缅甸政府顾问吴丹敏(Thant Myint-U)表示:“中国缺少类似美国加州的地方,即另一条海岸线,为其偏僻的内陆省份找到出海口。”他在其关于缅甸地缘政治重要性的《中印相会之地》(Where China Meets India)一书中表示,管道将是中国“两个海洋”政策的里程碑。同样,颇具影响的美国作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提出,中国能否在世界第三大水域印度洋立足,将决定它成为全球军事大国还是局限于太平洋的区域大国。

多年来,西方一直透过人权和民主的棱镜来看待缅甸。按照这种叙述,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努力推动缅甸摆脱军事独裁。这样的叙述很重要,尤其是对6000万不幸的缅甸人而言。但它掩盖了一些可以说同样重要的事实:各国围绕亚洲最具战略意义的国家之一展开的角逐。

这里值得回忆一下,这条连接印度洋与中国的管道是如何诞生的。20世纪90年代,缅甸开始通过法国道达尔(Total)建设的一条管道,向泰国输送海上天然气。印度、韩国和中国则争抢另一处更大的油气田的权益。2006年,北京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一项谴责缅甸人权记录的决议。不久后,中国就敲定了云南管道协议。这条通往印度洋的管线,将开始解决即将卸任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所称的“马六甲困境”(Malacca Dilemma)问题。目前中国进口的石油中,约有80%需要经过马来西亚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狭窄海峡,这是一个实际上仍由美国海军掌控的咽喉。新的输油管道将把中东的石油输送到中国,使中国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降低三分之一。输气管道每年可以输送120亿立方米天然气,占中国目前天然气进口量的28%。

中国对缅甸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已有数百万中国人移民到缅甸,以至于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就像中国的一个边陲。缅甸少数族裔佤族(Wa)与中国之间没有有效边界,从缅甸一方必须通过军事关卡才可进入。多年来,中国企业对缅甸的矿山和大坝投入巨资。北京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2010年时任美国参议员的吉姆•韦布(Jim Webb)警告称,曾隶属英属印度的缅甸,有可能成为一个“中国行省”。

对中国主宰缅甸的担心,促使缅甸军政府的将领们与美国达成妥协。2011年,缅甸在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之际戏剧性对外开放。事实可能表明,在这一突如其来的突破中,地缘政治考量比民主化意识起到了更加决定性的作用。缅甸军政府表明自己乐意打交道的首个重大信号不是释放政治犯,而是叫停耗资36亿美元、由中国投资的密松(Myitsone)大坝。

自此以后,缅甸争夺战拉开帷幕。美国和欧洲都加强了在缅甸的存在,迄今主要是通过援助机构以及由多边机构提供技术援助。在缅甸受到制裁期间从未离开的日本,很快加强了接触,单方面减记了63亿美元的债务,很多人认为此举是一波投资的前奏。最近,西方债权国组成的巴黎俱乐部(Paris Club)也达成一项债务减免协议,为新的资金流入铺平道路。目前西方和日本企业都没有承诺展开新一轮大规模投资。但日本可能对缅甸南部宽阔的土瓦(Dawei)海港和工业区感兴趣。在外交领域,美国将允许缅甸观察今年初举行的美泰联合军事演习。

在这场争夺中,中国处于守势。中资的缅甸最大铜矿蒙育瓦(Monywa)被指抢占土地,破坏环境,缅甸对此发起了一项调查。在最近炮击克钦(Kachin)独立军期间,缅甸政府军发射的炮弹落到中国境内,这也有可能惹恼中国政府。

然而,缅甸政府不会抛弃北京。缅甸周旋于东西方之间,能够获得太多的利益。就连昂山素季也深谙其中的战略意义。她曾以自己朴实的方式说:“你不能忘记,中国是缅甸邻国,而美国相当遥远。”如果昂山素季能够当选缅甸总统,观察她是不是会打地缘政治与民主两方面的棋牌,将很有意思。

译者/倪卫国

上海比北京强在哪儿?

京沪争雄,相持百年。

上海被称为“中国第一大城市”,从经济上而言,上海确为中国内地最大城市。不过,从传统上讲,作为首都,北京一直是中国人心中的天命之城。

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海和北京分别称为中国人口第一和第二大城市。2012年末,北京常住人口为 2069万。上海常住人口是2347万。就面积而言,北京市总面积比上海大一倍有余,人口比上海稍少,但是,说到首都,风传为“首堵”,为何同为大城市,上海的堵车情况,要远远好于北京?

一叶落而直天下秋,堵车背后,是两个城市不同的发展模式。

北京堵车的根源,并非仅仅在于道路规划,而在于发展的不均衡。

2011年(2012年数据还不全面,暂以2011年统计),北京总产值约16000亿。北京各个区中,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六区的产值超过11000亿,占北京总产值的四分之三左右,而其面积,却不到全市面积的8%,也就是说,北京的城区经济产出效率,大约是郊区的30倍。其中,产值最大的朝阳区,其产值超过3000亿,而产出效率最高的西城区,总产值达到2100亿,是延庆的大约30倍,而其面积只有延庆的约四十分之一,单位土地面积产出效率足足高出1000倍左右。

城区与郊区差别的过大,固然使中心城区产生了聚焦效应,但是,也造成了郊区的塌陷。由于城市中心经济力量的集中,北京的资源基本被城区掌握,如此,人口亦主要被城区吸附。目前,北京市区总人口超过郊区总人口。城区的人口密度,十倍于郊区。

在此情况下,工作机会都集中在城区,北京成为一个分裂的城市。大量的人口,拥挤在中心城区的弹丸之地,各种人均资源,都非常低下。此外,还有大部分人是在城区上班,而散居在通州、昌平、房山、大兴、顺义等郊区,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睡城”。而这些散居在郊区的人口,其白天的活动,仍然需要占用城区的资源,道路交通,亦是如此,在北京,每天下班时间,往通州方向的车辆,从来都是黑压压一片,连绵数十里。

不仅交通拥堵根源于此,北京的房价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核心城区发达,而郊区落后,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市区,自然人口也向中心城区集中,导致中心城区土地压力增大。中心城区房价自然居高不下。

中国的大城市,基本都堵车厉害,但是,论其程度,上海却较北京稍轻,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上海发展相对均衡。

相对而言,上海主城区产值,大约占总产值的40%强,而且比较分散,浦东新区是上海产值最大的区,俨然新城区,分流了上海的很大部分人口,郊区如青浦、闵行等区,产值与核心区基本持平,可谓是郊区强镇。这些郊区强镇,容纳了大量的工业人口。而上海主城区人口,不过700万左右,不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就发展阶段而言,北京已经完成了从分散到集中的阶段,在城市总产值、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发达程度等方面的进步,使北京初步具备了现代化大都市的基础。从集中,到分散,从规模化发展,到功能化发展,实行扁平化的管理模式,进行精耕细作,将是北京未来的趋势。

媒体札记:神木神话

瞠目结舌,这是很多人乍见北京警方有关“房姐”通报时的第一感受。

昨天下午15时许,@平安北京声称,“目前发现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在京拥有41套房产共计9666.6平米,及奥迪轿车一辆。北京警方已依法对龚爱爱利用其违法办理的北京户口及身份证所购买的10套房产及奥迪车予以查封。截至发稿前,北京警方合计查封龚爱爱名下房产1945.02平米。其中办公用房1562.19平米,商业用房166.36平米,车位80.14平米,住宅136.33平米。”

在房价寸土寸金且严格限购的北京,41套房,将近1万平方米,这是个什么概念?@老徐时评承认“虽然对陕西神木房姐龚爱爱的能量已经有所思想准备,但还是被她的牛逼程度惊呆了”;@郑渊洁这个写童话的对此“感到想象力枯竭”;@薛蛮子总算富甲一方了吧,也宣布“骇人听闻”;至于穷光蛋@作业本,只好调侃他混在北京的朋友,“如果没有41套房产笔者认为不配加V”......

来自@新华视点的微评,因为咄咄逼问警方,而在昨天下午被凤凰网一举推上首页:“从四重户口,到近万平米房产,房姐牵扯出来的黑洞越来越大,越来越让围观者愕然。但主角本人至今杳无音讯,她的神秘消失让事情更加扑朔迷离。难道房姐从此蒸发?还是有人在隐瞒什么、藏匿什么?按警方侦查能力查清此事应不难。”

晚间21时许,眼见“微博大V纷纷评论‘我的天啊!’”,新华社再来一段,明确逼问对象:“警方为何找她不着?陕西方面会有何进展?人们期待这出连续剧有个客观、公正的大结局。”

此时,@人民日报也已发布《“房姐”空房伤民心》:“京城房价高企、寸土寸金,‘房姐’41套房产近万平米,一招刺穿蜗居心结。遥望陕北煤乡,‘黑金’中隐约富婆金钱游戏。批贷款换干股,基层权钱交易令人眼界大开;有权限就兑现,步步惊心中藏匿多少‘黑灯’空房?住有所居承载草根公平梦想,狠打老虎方能点亮万家灯火。”

“富婆金钱游戏”,说的正是“房姐”的人生历练。比起“房氏家族”其它成员的贪腐路径,她实在是个有故事的人。

继法治周末报道“陕西房姐用行长身份经商,4家公司投资逾10亿”之后,昨天,又有南方周末《“房姐”龚爱爱背后的神木金钱游戏》广受门户青睐,纷纷以“房姐被称神木四大富婆之一”、“靠煤炭发迹”等标题在首页推荐。

“神木过去六年来的煤炭财富神话是房姐龚爱爱的发迹背景。神木煤炭行业起步之初,兴城支行主任任上的龚爱爱是煤矿老板们的重点公关对象。神木最受信赖的集资大户有新世纪黄金珠宝城的老板张孝昌,龚爱爱,商人乔秀峰、王文明等。升职为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后,龚爱爱跻身神木地下融资行业,并开始囤积房产、投资高档娱乐项目。龚爱爱的一夜成名,和神木2012年年底以来的民间集资潮崩盘有关。龚曾因此自杀未遂,她原本是集资泡沫破灭后、司空见惯的死亡链条上的一环”——以此三段导语开头,南方周末开始了对这位“房姐”,或者说神木“富得伤脑筋”的有钱人群体的描述。

根据报道,龚爱爱的财富,是伴随着神木这座城市的财富一起扩张的。从2005年起,因为煤价上涨和铁路开通,煤炭储量超过500亿吨的这个黄土高原小县城,一夜之间富人数量和资产激增,“走在神木的街道上,随处可见保时捷、宾利、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据2011年5月出炉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报告》显示,神木县资产过亿的富豪超过2000人。”

Friday, February 1, 2013

【有色眼镜】闾丘露薇对话林洸耀:莫言

2012年岁末,“有色眼镜”栏目邀请资深中国媒体人闾丘露薇担任客座主持人,对话路透社北亚首席记者林洸耀。林洸耀先生报道中国近二十载,以大量关于中国时政的独家报道为在华外国媒体圈所熟知。两位记者回顾了2012年几件影响中国的重要事件。以下是完整视频的第五部分,谈论莫言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