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27, 2013

中日岛争升至战略博弈

2012年日本共同社的“2012年中日关系十大新闻”中,位居第一的新闻是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2013年评选尚未揭晓,但与钓鱼岛相关的新闻能否蝉联“榜首”之位,似无悬念。不仅如此,从年初的军机对峙到年末防空识别圈对垒,中日“岛争”不仅未见缓和,而且到了12月26日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之际,中日之间的对峙已经演化为包含复杂内外因素的战略之争。

须知道,12月20日,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与岸田文雄在日本外务省举行了会谈。双方确认了各自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同时就为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而努力保持对话,达成了一致。而在12月26日,安倍却以首相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虽然安倍表示,“我无意伤害中国和韩国人民”,并同时参拜了镇灵社——那里供奉着在战争中牺牲的其他国家的国民,但中国政府当即表示强烈抗议,中国媒体也严词声讨。是安倍说一套,做一套,依然刺激中国的民族感情,挑衅中国,对历史缺乏反思,还是另有其他目的?

岛屿之争依旧是中日冲突的焦点

回到一年前,2012年12月17日,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在众议院大选中获胜。当天,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的评论员文章,“希望日方新领导人能从大局出发,从亚洲的长远发展出发,避免争端升级,共同而有效地管控危机。”

但是,2013年的同一天,安倍内阁通过了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三份有关安保政策的重要文件。12月4日,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首次会议上,安倍强调:“必须弄清楚我们的防卫能力和中国的差距”。同一天,在回答关于《特定秘密保护法案》的质询时,安倍强调:“我们需要讨论和中国的防卫能力有何差距,能否做出恰当的应对。关于我国战斗力的讨论,当然包含很多机密信息。”舆论一致认为,上述防卫措施均指向中国。

中国果真会武力夺岛?2012年9月10日,中国公布“领海基线”,强调“钓鱼岛及周边海域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敦促日方立即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回到双方达成的共识谅解和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时隔一年,2013年9月20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华盛顿表示,“中国政府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尽管如此,我们仍准备好坐下来与日本对话,共同找到控制当前局势的方法。但日本首先需要承认存在争议,全世界都知道存在争议。”

不难发现,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贯明确,即在声索主权的同时,呼吁“搁置争议”。无论2012年9月14日后,中国海监船开始在钓鱼岛海域进行例行巡航,12月13日海监Y12飞机与四艘海监船在钓鱼岛海域实行“立体巡航”,还是2013年11月23日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都是为了宣示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主权,并显示争议的存在,敦促日本正视现实。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强调“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即表明中国不会率先诉诸武力。

值得注意的是,安倍虽然坚称“与中国不存在需要解决的领土主权问题,也不存在应该搁置的问题”,但是,他在执政前后对中国是否会诉诸武力的言辞却截然相反。2012年9月6日,安倍公开表示:“中国不会因为钓鱼岛对日本动武。”2013年10月7日,安倍却声称:“非常担心中国通过武力改变钓鱼岛和南海的现状。”

Thursday, December 26, 2013

中国基层司法机构的改革现实

【编者按】:2013年是改革之年,伴随诸多经济领域改革启动的,还有司法改革。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被视为推动中国司法改革,实现独立司法的重要一步。但中国基层的法院、检察院和司法工作人员对这一改革举措如何看?现实何在? FT中文网邀请与基层的司法人员有诸多交流的中国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沈海平撰文,希望能够在众多或理论、或宏观的讨论中提供一个现实问题的观察视角,本文作为FT中文网中国年度报告的一篇,希望能够为公众提供更多的2013中国观察视角。

近年来,有关司法改革的话题一直占据中国社会舆论场的中心。特别是随着官方和民间对于“法治”形成日益广泛的共识和诉求,而作为实现法治的桥梁和基石的司法却因有欠公正与公信而招致人们越来越多的不满,由此对于改革现行司法体制、制度的呼声也日趋强烈。

即使是身处这一体制中的司法官员也觉得沉疴日深,非改不可,因此由“两高”主导的对审判制度、检察制度进行的自我改革一直在不间断的进行。但是这类改革基本是在不触及体制的情况下对具体工作机制和程序的修修补补,因而一直成效不彰,问题依然如故。

这一切终于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迎来重大转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历史性突破,包括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各方面,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这一改革正面回应了多年来学界及社会舆论要求司法“去地方化”的呼声,获得一致的赞誉和好评。

《决定》出台后,就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容,各界人士纷纷进行了解读。在一片“喝彩”过后,更多理性思考也开始浮出水面。人们关注的是: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的物质条件、人员素质、思想观念、社会环境等是否有足够的准备来适应司法体制的重大调整和转变?还有多少支撑新体制运行的微观机制、制度问题需要我们去破解和设计?

司法独立:地方两院尚未做好准备

司法权最基本的性格(也是其本质要求)就是独立性,没有独立就不可能有公正和公信。因此,多年来司法改革的总方向就是加强司法权行使的独立性,只是此前一直未获实质性突破。

在中国的语境下,制约司法权独立性的主要是两大因素:一是司法地方化,一是司法行政化,其中犹以地方化为甚。因为地方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一直受控于地方党政部门,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在观念上将其视为地方党政机关统辖的一个下属部门,与其它政府组成部门无异。在办案过程中,遵从地方党政领导的意志成为法官、检察官几乎唯一的选择。即使地方党政领导并不刻意干预法院、检察院办案,制度上的利益共同体也使法院、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本能地偏袒和维护地方利益。这不仅有违司法公正,也使国家统一的法制遭到阉割。

东南亚私人银行竞逐亚洲神秘富豪

东南亚的银行正摩拳擦掌,准备和瑞士、美国的竞争对手展开一场持久战,从本地区不断发展的财富市场中分得一杯羹。管理咨询公司奥纬(Oliver Wyman)表示,本土主要参与者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包括新加坡的星展银行(DBS)、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和华侨银行(OCBC),马来西亚的联昌国际银行(CIMB)和马来亚银行(Maybank),以及总部位于香港的汇丰银行(HSBC)。

实际上,许多银行都在开展财富管理服务,渴望从这个快速扩张的市场中获益。东盟各国政府密切注意这一趋势,希望将财富牢牢锁在本国境内。目前,亚洲各银行只把目光对准自家门口富裕的家族企业,而不是中国这块肥美的私人银行市场。

奥纬亚太金融服务业务主管托比•皮特韦(Toby Pittaway)说:“虽然亚洲35%以上的在岸财富都在中国,且这一数字仍在增长,但国际参与者进入东南亚市场要容易得多。”

“东南亚绝对是一个活跃地方,”新加坡研究机构Wealth-X的热•雅韦里(Jay Jhaveri)补充道,他曾是渣打和顾资(Coutts)的私人银行家。“但开展私人银行业务需要适应当地的情况。必须要通过有效的投资管理使资产增值,像‘你们不说,我们不说,没有人会知道你们完成了这些交易’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

当然,吸引富有的亚洲客户把他们的业务、家族资金和投资组合带到地区银行,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事。快速发展的东盟国家普遍实施了愈发严格的监管措施,私人银行业务的复杂性和成本都大为提高。“过去,只要你不是在进行血钱交易,那就没事。但亚洲私人银行业务的黄金时代(那时“了解顾客”就是句空话)已离我们远去。”雅韦里说。

2013年的年中,新加坡对相关法律做出了重大修改,利用该国作为避税地的做法被定为刑事犯罪。邻国马来西亚则继续实施资本管制。银行唯一可行的做法是设立在岸分支机构,开展本地财富管理业务,但这可能因当地多缺乏专业的投资组合管理人才而受阻。

The Partners是一家提供品牌相关服务的机构,已经协助多家银行重启了财富管理业务。该公司的阿南•德波(Anant Deboor)表示,与周边市场相比,马来西亚的银行家需要为更加精明的顶级投资者提供服务。他说:“这些银行正着手开展对冲基金业务,开发更为前沿的投资产品,而这些产品在香港几乎没有人说起过。”但大多数私人银行未能明确它们所提供服务的性质。“它们是1720年就出现的一种奢侈产品,还是一种提供专业投资技术的现代金融特许服务?多数银行两者皆非。”

德波进一步指出,改善这种形象的唯一办法是与客户对话,真正关注和理解他们的财富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

联昌国际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主管凌珠英(Carolyn Leng)在12年前设立了该行的财富管理部门。她说,在深入挖掘马来西亚这块居住着许多富人的市场后可以清楚地发现,这里的商界人士倾向于跟本土银行开展业务。

“他们可能在巴株巴辖(马来西亚柔佛州第二大城市)坐拥巨额财富,外出时却穿T恤衫、旧鞋,”凌珠英说。“他们每一笔生意都上百万美元,但没有一家银行注意到这些人,因为他们不穿西装,也不讲英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

为纪念执政一周年,安倍晋三(Shinzo Abe)周四参拜了靖国神社(Yasukuni shrine),此举引发中国的愤怒。安倍是7年来首位参拜靖国神社(Yasukuni shrine)的日本在任首相。为纪念战争而建的靖国神社备受争议。在中国,它被斥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安倍内阁成员已经在今年的一些重要日子参拜过靖国神社,但首相本人此前一直避免参拜,分析人士和政府官员此前称,他之所以没有参拜,是出于对亚洲邻邦的尊重。

靖国神社供奉着在不同战役中战死的250万名日本士兵,以及14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罪的甲级战犯。

路透社(Reuters)援引了中国外交部周四的说法。中国外交部表示:“我们严正敦促日方信守反省侵略历史的承诺,采取措施纠正错误,消除恶劣影响,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在许多人看来,安倍日益专注于他的右翼运动,而周四的参拜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在任期首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安倍的工作重点是推行“安倍经济学”计划,以重振日本经济。

安倍近期推动国会通过了一项不受民众欢迎的《特定秘密保护法》,并正采取措施增强军事力量、以及放宽对日本介入海外冲突的限制。

上一次日本首相在任内参拜靖国神社是在2006年。当时,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参拜了靖国神社。小泉纯一郎后来又屡次参拜靖国神社,这激怒了中国,并导致中日两国政府间高层往来长期中断。

讽刺的是,弥补那次过失的正是安倍本人,他在2006-2007年首次担任首相期间没有参拜靖国神社。但在安倍的这次首相任期内,中日两国就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其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控制权发生严重对峙,双方关系反而进一步恶化。日本眼下对尖阁诸岛实施管辖,但中国宣称对该群岛拥有主权。

日本媒体表示,由于中日和解的希望渺茫,安倍可能觉得参拜靖国神社不会“造成多少损失”。一年前就任首相时,安倍晋三曾表示,自己对首次担任首相期间没有参拜靖国神社“深感后悔”,而他的许多保守派支持者也期待他参拜靖国神社,这在他们眼中是向日本战争死难者致敬的爱国之举。

安倍表示:“作为领导人,我有责任与那些抛家舍业、在战场上牺牲的人站在一起。”

译者/何黎

遗民与蝗虫(一)

石碑有四米长、两米高,厚度也有一米多,"宋王台"三个字规矩却缺乏力度。那是清代嘉庆年间的手迹,专为纪念两位宋朝的末代君主在此的短暂停留。十岁的赵昰与三岁的赵昺,因元朝军队追捕流落到这蛮荒的海滩。

在九龙怀古,多少显得不合时宜。暂时的行宫早已踪影全无,连石碑也非本来面目,手迹本刻在海边一座小山上的大石上,日本人统治时,巨石被炸开,用来铺设启德机场的跑道。英国人再度回来后,小山都被彻底清平了,刻上字的部分削成方碑,树立在公园中,算是凭吊。

我坐在公园长椅上,想象两个小皇帝的感受。他们年纪幼小,承担着不可理解的使命,只要他们的血脉在,边陲也能变成权力与文化的中心。但此地终不可久留,他们在半年后再度逃亡。最终,哥哥在途中病逝,弟弟由陆秀夫背负,在新会崖山跳海。这是中国历史最悲壮与动人的时刻之一,倘若按日本人的说法,那个让他们景仰的中国就此消失了。宋代的精致与风雅被蒙古人的铁蹄践踏了,中国文化迅速地野蛮化。

他们必定难以想象,这亡命天涯式的短暂停留,会在一千年后激起意外的回响。

因为一位名叫陈云的本地作家,我才来到这个少人光故之地。多年来,香港位居亚洲最佳观光城市之列,人们着迷于它的维港夜景、购物天堂,所谓历史遗迹,最多上溯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风格的建筑……

但在陈云的笔下,香港的前世要复杂得多。九龙的宋王台、新界的邓家祠堂,都令这城市续接上了漫长的中国传统,它们与英国殖民地的制度与风俗混杂,构造出一个独特的香港传统。由于这传统,香港人面对疆域辽阔、历史悠久的中国时,不仅无需自卑,而且应有一种自信。

这些论点来自于2011年末出版的《香港城邦论》。它一出版即进入畅销书榜,还激起了一阵舆论风暴。一些人欢呼他为香港指明了方向,为本土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些人则相信这是狭隘的地方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用"族群政治"这一简单方案来回应香港社会复杂的挑战。

这截然相反的看法,随着一连串事件而更为鲜明。在2012年初,先是内地游客与香港人在地铁里的争吵,然后是北大教授孔庆东"香港人是狗"的谩骂,接着是在广东道上的D&G店的拍照争议,"蝗虫论"四起,郁积了几年的"中港矛盾"以一种极为粗鄙的方式爆发出来。这本《城邦论》变成了纲领式的著述,陈云扮演起"教主"的角色,在网络上,他的语言放肆,把中国大陆人视作一种要抵御的"异族",公然散布一种仇恨文化。

我还记得2012年初读《香港城邦论》的感受,它未激起我的反感,反而有一种意外之喜。陈云广博又杂乱的知识让我吃了一惊,从希腊的城邦理论、英帝国的殖民方式、中国的传统民俗,都能洋洋洒洒上地谈上一段,还能把它们串联到一起。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诅咒,也深得我心,他把共产党中国比作元蒙古与满清,它是一种异族入侵,标志着正统中国的灭亡;在他刻薄地批评中国人的野蛮与粗鄙时,我也没有太多不安,很多时刻,我们的确如此。在一些段落,他还充满了政治不正确的洞见,他讥讽民主派把香港的未来寄往于中国的民主化上,却不知道民主化的中国更可能陷于一种狭隘的民族狂热,威胁到香港的生存……

一个80后媒体人眼中的毛泽东与中国

【编者按】:12月26日为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中国官方和民间对这一颇具争议的中国开国领袖的评价多有对立。文革、伟人、旧时代、口号、集权等复杂的符号都集于一身,那么毛泽东、毛泽东主义在当下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何有人怀念毛泽东而有人完全否定,在这一问题上,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都有发言权。本文为一名曾经在少年时代接受系统教育,萌生对毛的无比崇拜而后深刻反思的八零后媒体人所撰写,FT中文网刊发希望能推动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毛主席就要回来了!”

“毛主席就要回来了!”

大约一年前,我在济南英雄山“胜利”纪念雕塑旁,听到采访对象杨建国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伴着寒冬飘落的雪花,几个衣衫破旧的中老年听众大声笑着,他们胸前佩戴着毛泽东像章,却对这样的结论十分不屑。

翻过埋葬着中共内战阵亡将士的小丘,在英雄山南麓赤霞广场,毛的塑像于1997年被当局由倒闭了的国营工厂搬迁至此,继而成了在改革中失势的一代济南市民怀念过去的“哭墙”。

当局对这里的管制若即若离,每一年毛的冥诞,塑像所在的广场上总会聚集大量来自全省各地拥护毛泽东主义的人,他们在这里聚会,欢唱,悼念,有时亦会愤懑、咒骂甚至歇斯底里的哭号。警察混迹在集会的人群中,他们与这些普通市民有着部分契合的情感基础,尽管如此,某些行为仍然受到禁止,比如散发集资印刷的毛主义宣传品,这代表着官方意志——一切映射当下问题的行为无论左右皆不可取。

在我加入的若干毛主义信仰QQ群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拥趸本想借120周年这一契机举办众多纪念活动,然而情况急转直下,当局在十二月初逐渐收紧尺度,很多精心准备的集会泡了汤。普通中国人并不缺乏参与政治的热情,即使在政治体制改革趋于停顿的年月。互联网成为愈发有效的交流工具,据信仰毛泽东主义的济南市民杨建国称,他的主要知识来源是毛选和互联网,在毛泽东主义日渐式微的今日中国,他仍坚持在自己的“论坛”中每天宣传毛泽东思想。

时至今日,毛的拥护者们仍然无处不在,在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社区、论坛甚至新闻评论版块,毛泽东的支持者们一直用激烈的表达维护着他们心中神圣的偶像——尽管他们被反对派嘲笑为被时代淘汰的渣滓。失意者怀念公有制,怀念“平等”的分配制度,怀念那时的社会保障体系,甚至怀念自己可以对领导“提意见”……在我去往济南采访之前的十一月,一位中央党校教授在接受我关于十八大话题的采访中掷地有声:“那些怀念过去、怀念文革的人都是‘王八蛋’!”面对镜头,他神情坚定,目光如炽。

毛泽东主义是否将回归这个国度,在十八大闭幕后的一年中,不同中国人的答案不尽相同。

2013年4月,我在河南省淮阳县采访当地“民主中小学”校长夏祖海——一位据信是坚定的毛主义信仰者时曾真切感受到他的迷惘,在学校教室的墙壁上,毛与老子、释迦穆尼的画像被他并列摆放,理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成了佛”。夏祖海校长回避我一切关于评价本届政府的话题,因为“斗争太激烈”,而他“不想失去这块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净土”。在夏祖海为数不多的囊括了智障、多动症、先心病患儿的学生书桌上,“乌有之乡”免费派发的歌谱引人注目,一本如毛泽东语录般大小的册子里,充满了赞扬薄熙来,抨击普世价值的儿歌以及改编歌曲。

徘徊的幽灵

2013年一个雾霾的冬日清晨,一个幽灵穿越位于北京市中心的陵寝,在中国上空徘徊。他生前对自身的历史地位极为焦虑,迫切地想知道人们如何评价自己。

他所参与创建的党仍在执政,他的头像依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广场上五星红旗照样朝升暮降,参观他遗体的人流络绎不绝。长期为失眠所苦的他,生前曾率领群臣在一份自愿实行火葬的文件上签名,死后却无法入土安眠,被封存在冰冷的水晶棺内,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旅游景观,长期忍受骚扰至今。自从走上神坛后他便不再摸钞票,理由是“那东西很脏”;如今他的头像印在从一元到百元的钞票上,每天被无数只脏手摸来摸去,成为国人膜拜并咒骂的流通工具。他生前利用并折腾所有的人,现在全国人民用同样的方式回报他。

一切变化源自三十七年前那个中秋月圆之夜:伟大领袖尸骨未寒,一场宫廷政变悄然袭来,令他的妻子、侄儿及其盟友成为阶下囚;“打不倒的矮个子”随即重返政坛,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邓小平迅速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将东方大国引上改革开放之路;并以党内决议的方式,彻底否定了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结论,成为日后试图为毛翻案者难以撼动的巨石。

考虑到本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过作了“三七开”的评价,并宣布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整个80年代,“非毛化”一直在静悄悄进行,没有爆发激烈的争论。朝野间都希望走出毛时代的阴影,并达成了改革开放的共识。光环褪去之后,毛成为一个时代符号,静静地躺在纪念堂里接受参拜,人们的心情半是好奇,半是敬畏。作为长期洗脑的后遗症,对毛的信仰日渐世俗化,他被民间奉为一尊气场很大的神祗,如此而已。

如果政治改革没有被1989年的重大政治事件所阻断,继续与经济改革齐头并进并使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受益,对于毛的争论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激烈。他可能像老对手蒋中正那样,只是作为一位历史人物,接受奉祀荣典并任人评说。问题恰恰在于,邓小平启动的改革,仅仅摒弃了毛氏阶级斗争路线,带领中国走出了苏联式计划经济,却没能走出斯大林主义,也不可能舍弃毛所建立的一党执政体制。

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恶果,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日见凸显:不受监督的公权力造成了体制内普遍的腐败,以往的腐败仅限于毛泽东及权力圈内的高官,如今当上村长就能成为一个土皇帝;以改革的名义产生的社会分配不公,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些权利受到侵害的边缘化人群,由于资讯有限,开始怀念绝对平均主义的毛泽东时代,成为拥毛派的分母,毛泽东的幽灵重返人间。

只有在失衡的社会中,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才会有市场。高举毛像的反日游行、砸日系车宣泄的仇富情绪,与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异曲同工。符号化的毛泽东,已经成为部分弱势群体合法表达对社会不满的工具。毛粉们看到“文革”中批斗、抄家的影像很是兴奋,希望官员和富豪也遭受同样的惩罚;和土改前的农民一样,更有人企盼出现一位毛版魅力型领袖,率领他们砸烂旧世界,来一次社会财富再分配。个别政治野心家和投机者,恰恰利用了这种情绪,成为毛左派系的首领。

中国式分权的代价

【编者按】:本文为FT中文网2013中国年度报告的一篇。

2013年的中国以官方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梦而始,以半个中国陷入雾霾的苦境而终。任何明白人都知道,中国的雾霾大爆发是过去三十年,特别是近十年经济发展模式累积的结果,而中国式地方分权恰恰在这个发展模式中居于核心地位,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必须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分权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但也需要集中谈谈中国式分权给中国造成的问题,包括席卷半个中国的雾霾难题。

中国式分权主要表现为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行政分权主要是各级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和发展,尤其在规制的设定和执行上,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例如,在过去的十年里进行的几轮房地产调控,都是中央给大政方针,地方政府制定用于本地的具体规则。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的规制也或多或少以类似的方式形成和执行。

财政分权则主要是中央财政所做的几乎完全限于国防外交并维持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如海关和国税)运转,而国内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几乎完全由地方财政承担。这一点,清晰地表现在财政数据上(图1)。

2012年,在全国预算内财政支出中,中央占14.9%,地方占85.1%。而且,如果把预算外支出、社保基金支出、国有土地财政支出等加进来考虑,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当接近90%。放眼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达到这般财政支出分权的水平。美国学者兰德里在他的《中国的分权型威权体制》(2008)一书中,把中国的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与世界其他50余国做了比较。仅次于中国列第二位的是联邦制国家美国,其地方(包括州和州以下政府)支出比重不到50%。按财政支出口径计量,中国是世界上最分权的国家,没有之一。

图1:中国预算内财政规模及其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布,1978-2012

中国行政集权与财政地方分权古而有之

中国为什么能在地方分权特别是财政支出(事权)分配上成为世界的例外?

原因之一是中国历来如此。在漫长的帝制社会中,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至少就其文官系统而言,规模非常之小,不过区区数千人而已。国内的一应公共和管制事务,从税收到教化(如科举考试),从驿站到河工,基本均由地方政府承担。甚至在军事财政也是如此。在朝代强盛之际,通常由地方政府在朝廷的统一调配递解下,供养所辖地区的军队;而在朝代衰落之时,则出现军阀控制地方行政,各自供养的局面。

如此分权,中国何以能够保持大一统数千年不倒?其奥妙之一在于秦朝形成并绵延不绝的皇权官僚体制。在正常情况下,所有县级以上文官和武将都由中央政府甚至皇帝任命,帝制中国的官僚政治集权为它的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础。

从这个观点看,民国近40年的历史,大半是在地方军政一体的境遇下渡过的。中央政府,无论是在北洋军阀时期,还是南京政府时期,都没有达到帝制中国中央政府(朝廷)强政治集权的状态。

Wednesday, December 25, 2013

退出量宽之年的风险

2014年将是退出量宽之年。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相信,全球最大经济体增长势头足够强劲,可以慢慢撤掉“生命支持系统”,因而提出了从明年1月起缩减第三轮货币刺激规模的时间表。

这一举措将影响全球。如果退出按计划执行,美国需求的增长将接过引领全球经济的接力棒,吸收全球各地的出口。

但这也会带来隐患。在一些新兴经济体,外资的回流会令改革的要求更为迫切。而这些国家在大选之年不愿实施改革。

更大的风险可能是自发的政治动荡。上月,在乌克兰、泰国和土耳其,反政府抗议都演化为街头运动。在许多国家里,中产阶层选民对物价上涨、收入增长停滞、政治压制或腐败的不满呼之欲出。

欧元区的复苏充其量可以用“脆弱”来形容。而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大型经济体,改革的步伐能否持续尚存疑。

在欧元区和美国,即便经济活动复苏,但工资增长停滞也带来了通缩压力。而北京方面将优先实施哪方面的改革,以及改革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这一切都意味着,2014年世界需要跨过的经济障碍非常多。

罗宾•哈丁(Robin Harding)华盛顿、克莱尔•琼斯(Claire Jones)伦敦、 欧阳德(Simon Rabinovitch)上海、本•麦克兰纳汗(Ben McLannahan)东京、德尔菲娜•施特劳斯(Delphine Strauss)伦敦报道

译者/邢嵬

中国资金紧缺或将触发货币政策调整

时近年末,有关中国未来货币政策走向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话题。

笔者曾在年初《中国央行已做好降准的准备》文章中做过一个大胆预测:“无论是从金融发展主观目标实现的需要,还是客观金融环境变化的需要,以及实体经济在金融支持的获得急迫性方面,均要求央行将特定环境下的,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暂时锁定的资金,还给市场(商业银行),而且还要实现有序的策略安排”。但是一年过去了,央行并未如笔者预测的那样,启用准备金率的货币调控工具,而是通过频繁的公开市场操作节奏来保持市场资金面的平稳。

今年6月份中国银行间市场出现罕见的“钱荒”,此后市场的资金面始终处于不宽松状态,至今银行间市场资金面的紧张已传导到实体经济层面。目前评级为AA的非金融企业1年期短期融资券的利率维持在7.04%左右,评级为A的非金融企业1年期短期融资券的利率在10.02%附近,均明显高出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6%),而就在一季度末,这两类企业一年期的发债利率仅分别为4.1%和7.1%,在短短的7个月不到的时间内,企业的融资利率就上升了近300个基点。

虽然本届政府一再强调货币政策取向上采取“不收紧、不放松”的态度,并且强调要“盘活存量”,但一旦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出现异常持续上升,无论是何种原因促成这种变化,有一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即实体经济的信用风险正在提高,显然这样的局面是不能被决策层所接受和容忍的,理由很简单——“防范系统性风险”是当前中国宏观调控的底线。

鉴于此,笔者重提年初的预测:中国央行究竟是否需要动用准备金率?

首先,今年一季度之后,监管机构对影子银行、同业业务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中国的金融环境实际上已经由此前极度宽松状态快速收敛。数据显示,以12个月滚动累计数据的口径计算,截至11月末,社会融资12个月滚动累计增量已经由4月末18.84万亿回落至17.67万亿;新增贷款12个月滚动累计增量已经由4月末9.9万亿回落至9.5万亿。这意味着,整体融资环境趋紧在实体经济层面有所反映,也是情理之中。

其次,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作为主要数量型货币工具,主要原因是在“外汇占款”因素下(由2005年人民币汇改之前,全部金融机构的外汇占款余额仅有5万亿,到2007年初就已经升至10万亿以上),中国的货币供给由外生性变为内生性,对此央行必须动用一些可能的手段来回笼资金,不然中国早就变成了资金的海洋。

如今,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未来存款准备金率将更多承载“对冲工具”的使命,尤其在美联储“量化宽松”退出启动下的全球货币环境的变化,中国人民银行必须有所准备。

观察2010年以来中美货币政策的走向,实际上较之前有了显著的变化:2008年危机爆发以来,中美货币政策基本是同向的,而2010年之后两者大体上变成了相反方向,所以美联储有序退出宽松,就要求中国也应有相应的反向预案。

再次,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银行间货币市场曾先后两次出现短暂的“钱荒”——货币市场隔夜回购利率6月20日曾触及30%,时隔半年后,12月20日该利率又触及10%。与中国这两次市场波动相对应,恰巧是美联储对于“量化宽松”的退出做出重要表态:5月中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发表证词时表示,美联储已经开始考虑“量化宽松”的退出;12月19日美联储正式宣布启动“量化宽松”的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