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万示威者昨日在台北市中心聚集，声援已占领台湾立法院两周、抗议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一项贸易协议的学生们。
据组织者及媒体估计，多达50万人参加了集会，举行岛上自2008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许多人身着黑色衬衫，并拿着向日葵——占领立法院的学生所选择的标志。台北有关部门表示，截至午后，集会吸引的人数是上述数字的大约一半。
示威人数之多有力地表明，许多台湾人对实行威权体制的对岸抱有深层次的反感。中国大陆宣称台湾是其领土。
“中共的‘统战’政策注重使用金钱收买忠诚度，”知名的中国政治评论人士安替(Michael Anti)表示。“事实上，拟议的两岸贸易协议与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没有太大差异。”
“问题是，台湾对大陆的敌意反而越来越强，显然这项政策正在失败。”
数百名学运人士在3月18日占领台湾立法院，并在立法院议场安营扎寨，此前马英九(Ma Ying-jeou)总统的政府试图通过快速立法程序批准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学生们要求政府撤销该协议，并建立监督机制，以监督台湾未来与中国大陆达成的政治协定。
谷禹(Gu Yu)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上周末，当阳光照耀在欧洲的滑雪坡道上之时，我前往瑞士度假，探访居住在瑞士格劳宾登州米施泰尔山谷(Val Müstair)的亲戚。米施泰尔山谷偏居欧洲一隅，如果你是地图制图师或语言学家，它恐怕会让你犯晕——而如果你还在天真地珍视“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概念，可能也会如此。
我表亲的母语是罗曼什语，但我的舅舅和舅妈说法语，此外所有人都流利掌握德语和意大利语（它们与罗曼什语一样，都是地区的通用语言）。虽然表亲理论上生活在瑞士，但他们所在的地区被瑞士与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国境线包围，边境之蜿蜒令人难以想象。比如，沿着路一直走下去可以到达一个名叫利维尼奥(Livigno)的区，它属于意大利，但出奇的是，它在一年中的某些时节与意大利是“断开”的，如果想从意大利到达这里，只能走瑞士的隧道。
不出意外，复杂的民族大杂烩过去引发过不少战争。但如今，这里一片祥和。一定程度上，原因在于瑞士生活富裕、面积狭小，是商业的十字路口。但另一项原因也至关重要：在这个地区，没人觉得“国家”(state)需要与民族认同或语言遗产相对应。“瑞士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利益的联合体，”我的舅舅马可(Marco)在晚餐时打趣道，“这可能是件好事儿！”
世界各地的政界人士或许都能从这个概念中学到些什么，甚至是（或者说尤其是）乌克兰的政界人士。大部分国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以民族国家的方式存在是必然的——以至于当今最主要的全球性组织以“联合国”(United Nations)而不是“联合民族”(United Peoples)为名。
但事实上，“民族国家”理念是世界舞台的迟来者，是历史偏离走向的产物。在过去数个世纪，欧洲有时候是团结在一起的庞大政治单元，其他一些地区也一样。例如上周末，Origen基金会在表亲家附近的一座山谷举行了一场精彩的舞蹈表演，纪念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逝世1200周年。查理曼是最先建立起泛欧洲统治的人之一，曾经控制阿尔卑斯山脉。
但查理曼从未想过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18世纪前欧亚大陆的其他统治者也不曾想过。相反，人们生活在多民族帝国、城邦（如君士坦丁堡或不花剌(Bukhara)）或小小的地方王国，或以部落形式散居（例如在中亚等地）。虽然民族忠诚感强烈，民族间冲突激烈，但民族问题不总是与政治疆界划等号。
但在19世纪，“国家”应以“民族”为界的概念流传开来。这常常被描述为“自然”的趋势，因为人们认定“民族”需要自己的国家。但正如社会科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其影响重大的著作《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里所指出的那样：“民族和国家一样，同是偶然的产物，不是普遍存在的必要……民族和国家不是相同的偶然产物。”即使是在被视为典型民族国家的法国，情况也是如此。已故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是法兰西国家孕育了法兰西民族的观念，而不是相反。
当然，民族国家的概念如今似乎根深蒂固，以至于它很少在法国等地受到质疑。但只要看看世界地图，便知将这一概念应用到世界某些地区是有多么不恰当（如果不是头脑糊涂的话）。例如，民族国家的概念不太适合现代阿富汗，或是乌兹别克斯坦（它是斯大林(Stalin)生造出来的国家）等地。它与非洲大部分地区也格格不入——殖民统治者随心所欲地划定了奇怪的边界。即便是西欧的一些地区也不安于这个概念（看看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或苏格兰便知）。毫无疑问，这种民族国家的理想现在还在乌克兰、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制造着烦恼。
笼罩中国不少城市的浓重雾霾给新兴市场的天然气供应商带来了巨大的商业机遇。天然气是一种清洁燃料。
随着去年冬季的空气污染逼近令人窒息的程度，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猛增了38%。分析师指出，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人们的环境意识加强，还有部分原因是去年冬季的气温降至近28年来的最低水平。
咨询公司汤森路透碳点(Thomson Reuters Point Carbon)指出，过去四年间，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的年均增幅高达25%，如今增幅显著扩大，表明中国的液化天然气需求可能即将迎来转折点。汤森路透碳点补充称，未来四年中国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量可能增长三倍。去年中国进口液化形态的天然气247亿立方米，占中国天然气进口总量的15%。
中国主要依靠燃煤发电，但这种发电方式所导致的污染已经成为了一大社会问题。中国污染最严重时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颁布的污染物浓度安全上限的40倍。国际广告业巨头WPP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85%的中国人对环境问题深感担忧。中国政府面临调整能源结构的沉重压力。汤森路透碳点的天然气研究和预测主管比约恩•布罗克曼(Bjorn Brochmann)表示：“到2020年，中国有很大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
阿尔及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新建的一批液化天然气站点预计今年都将投入使用，这将增大市场中的供给量。中国已经通过长期合同的形式预定了这批供给中的一部分。卡塔尔是中国第一大液化天然气来源，中国进口总量中有三分之一来自该国，排在其后的是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未来五年中，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美国以及俄罗斯等国将有更多的液化天然气站点投入使用。这些新项目的开发商不太可能为了寻找买家而大费周章，而对于乐于看到液化天然气价格保持高位的出口商来说，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上升是一个好消息。
成为全球主要天然气购买方使中国具有了很强的市场影响力，特别是如果中国能与亚洲其他主要液化天然气买方展开协作，共同影响天然气价格。但这种市场地位也将中国与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使中国很大一部分能源供给要承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
液化天然气价格的变化很大。根据几年前签署的供给协议，中国从马来西亚购买液化天然气的价格为每100万英热单位3至4美元。而在中国与卡塔尔最近签署的采购协议中，每100万英热单位的价格为18美元。
除此之外，液化工程造价昂贵，并且很容易出现延期，这使得中国有可能陷入天然气供给短缺的局面。
中国已经选择接受这种风险。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员邓丽嘉(Erica
Downs)表示：“多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谈提升天然气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地位。”先从中国电力行业开刀是合理的。中国约有47%的二氧化硫排放以及69%的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排放来自发电过程。
虽然中国显著扩大了液化天然气的进口规模，但它们仅满足了中国15%的天然气进口需求。中国通过管道从土库曼斯坦输入了大量天然气，并正在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就自2018年起输入俄罗斯的天然气展开谈判。
德国和英国经济表现良好，预计今年两国均将增长2%左右。我们两个国家在就业方面走在欧洲前列——两国的就业率均在2013年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这证明，我们做出的整固公共财政和改革经济的艰难决定是正确的。自本次危机爆发以来，两国均采取措施确保金融部门永远不再危及我们的公共财政。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风险依然存在。英国等一些国家仍需实施重大的财政调整，以确保未来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另外一些国家必须继续推进结构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和供养本国日益老龄化的人口。德国已经实施了重大改革，但我们没理由感到自满。
另外还存在一些外部风险。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新兴市场正面临困难。此外，我们必须直面乌克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显然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不能允许一个欧洲国家的主权领土受到侵蚀。我们两国都清楚，表明立场不会没有代价——对俄罗斯来说是如此，对欧盟(EU)和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说也是如此。欧盟和七国集团(G7)的财长们正以一种平衡而适当的方式来筹备和实施一些措施，让俄罗斯明白实实在在的经济后果。我们希望，俄罗斯能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回到对话、缓和冲突和合作的道路上来。我们愿意通过这种途径来解决问题。
欧洲的复苏至关重要。但欧洲大陆正逐渐落在别人的后面。过去六年，欧洲经济停滞不前。而同期，印度经济增长了逾三分之一，中国经济增长了近70%。欧洲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的比例在过去十年里几乎下降了一半。在找工作的年轻人当中，有四分之一找不到任何工作。欧洲人口只占全球的7%多一点，但社会福利支出却占全球的50%。改革是关键。
欧洲各国都需在国家层面上实施改革。对许多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整固公共财政、支持企业和投资基础设施、以及放开劳动力市场以创造就业。但我们还需在欧洲层面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建成欧盟单一市场（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向国际市场开放以及完成对欧元区的改革。
欧元区已经实现了重大改变：创建了欧洲稳定机制(ESM)来支持陷入困境的国家；出台了单一监管机制(Single Supervisory Mechanism)来监管主要银行；拟议中的单一处置机制(Single Resolution Mechanism)将明确，如何在让纳税人承担最小成本的前提下处置陷入困境的银行。
欧元稳定有利于全球经济，尤其有利于欧洲。此次危机已经表明，欧元区需要一个共同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同时相应提高治理水平。英国充分认识到迄今为应对危机而取得的进展，同意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在欧元区不断推进一体化的同时，重要的是不让非欧元区国家在欧盟内部陷于系统性的不利地位。因此，未来的欧盟改革和条约修订必须包括治理框架的改革，以使欧元区一体化建立在健全的法律基础上，保证公平对待那些在单一市场内但不使用欧元的欧盟国家。
一些人认为，改革欧盟是不可行的。我们已经证明了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去年，欧盟有史以来首次削减了预算中的实际项目支出。我们两国正携手提出一个简化欧洲内部官僚程序的计划，该计划已经获得了另外12个成员国和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支持。
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之后，荷兰海牙的核安全峰会也已落幕，海牙宣言上并非所有与会国都签了字。作为奥巴马政治遗产的核安全峰会，从2009年起为奥巴马搭建了一个新的国际交往舞台。遗憾的是，这次核安全峰会似乎已经跑题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制裁俄罗斯等议题抢尽了风头，甚至连奥巴马本人也将这次峰会视为建立制裁俄罗斯统一战线的契机，最后的结果是，欧盟准备扩大制裁俄罗斯的范围，美国为主导的北约为俄罗斯划清了新的“红线”；中国一如既往地保持战略克制；俄罗斯则对西方的制裁嗤之以鼻，G8已经以“暂停”的方式解体。欧亚大陆成为中美欧俄四方演义的舞台，其中的精彩程度可以让后世的历史学家写出一部精妙绝伦的畅销书。
基辅，显然成为撬动世界政治的支点，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落后、低效和腐败的乌克兰成为新一轮大国博弈的起点。欧亚大陆的热点从阿富汗、叙利亚、伊朗和朝鲜一下子被吸引到了黑海边上的克里米亚半岛。更令人慨叹的是，这次危机使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权力结构更加清晰地显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克里米亚危机是可以进入国际关系史的。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巴尔干半岛、普林西普成为人们无法忘却的历史角色一样，克里米亚、普京也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一战并非因普林西普刺杀费迪南大公而起，而是欧洲国际体系失衡引起的，萨拉热窝的枪声不过是给各国赤膊上阵提供了一个借口而已。围绕着克里米亚，各方进行了越来越“精彩”的对弈，当然也付出了价值不菲的外交资源，在这样的棋局之下，相对收益压倒了绝对收益，一方所得为一方所失，而长远的战略收益还需要仔细思量，战术的胜利可能会带来战略的失败。
克里米亚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代国际关系的窗口，冷战之后的大国博弈多半是小国充当“代理人”，而这次则是大国之间的对弈，考验的不仅是实力，还有地缘智慧。当下的世界再次确认了罗伯特·卡根的判断：世界并没有改变，在大多数地方，民族国家依旧强大，同样强大的还有民族主义野心、激情以及塑造历史进程的国家间竞争。
合并克里米亚让世界对普京的“底线”失去判断
苏联解体之后，地缘政治以“报复”的方式回归俄罗斯，俄罗斯的领土面积大幅度缩水，2010年普京说苏联解体是一场政治灾难，这其实也代表着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已经进入政策领域。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认为要将高加索、伊朗甚至土耳其纳入俄罗斯的统治之下，这一普京兵不血刃（当然是刺刀下的和平）把克里米亚拿回来，一扫俄罗斯近20年来的隐忍，国内的爱国主义情绪被激发起来，普京的支持率也飙升到新高。从黑海地区来说，普京的这步棋并不差，将克里米亚收入囊中，给黑海舰队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基地，对于稳定中亚局势也有帮助，中亚与黑海只有几百公里，切断了欧洲向中亚渗透的一条通路。
从收益来看，普京的硬汉形象进一步得到印证，获得了更大的民意支持率，同时给世界以“惊艳”，可以说普京“疯狂”的行为已经成为俄罗斯威慑战略的一部分。毫无疑问，现在世界已经对普京的“底线”失去了判断，不知道他明天会做出什么事情。奥巴马和欧盟已经为普京进攻乌克兰做准备了，此举已经暗示欧美已经默认俄罗斯“吞下”了克里米亚。普京将国际政治的游戏带回到了马基雅维利时代，就像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一样，胆小鬼是要首先出局的，这一次，普京似乎不会重蹈赫鲁晓夫的覆辙。
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在《故事开始了》一书中说，开始讲一个故事，就像是在餐馆里跟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调情。他提到了契诃夫的小说《带狗的女人》。故事里的男主人公古罗夫想跟一位刚到当地的女人搭讪。他正在公园里吃饭，那个女人带着一条狮子狗坐在旁边的一桌。他亲切地招呼那条小狗，但到小狗凑近之后又摇着手指吓唬它。直到那个女人脸一红：“它不咬人”。古罗夫趁机请求她，允许他给那条狗一根骨头。于是，两个人就搭上了话。
故事就是这样开头的。奥兹说，几乎每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根骨头，用这根骨头去逗引小狗，再通过小狗接近那个女人。
这个比喻真是新奇而又香艳。但每个写作者都知道，想要找到一个好的开头，真是要绞尽脑汁，一点浪漫的感觉都没有。
奥兹拿十篇小说的开头为例，讲述了他的“开头观”。他说，开头就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合同”。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看就知道，作者要一本正经地讲人生的大道理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叙述冗长而繁琐，似乎摆明了就是要告诉你，此处票价很贵，而且决不讨价还价，如果你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最好不要打算进场。
尽管奥兹谈的是开头，但他实际上关注的是整个故事的结构。在他举的例子中，有很多开头都是要读完整个故事，再回头读开头，才会恍然大悟的。比如契诃夫的《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从一开始就让你摸不着头脑。故事的主人公不是罗特希尔德，那个小提琴一开始也不是他的，而是另外一个绰号叫“青铜”的老犹太人的。这个老犹太人看起来粗俗猥琐，没心没肺，他是开棺材铺的，天天算计别人怎么还不死掉。他不愿意接受小孩子棺材的订单，因为小棺材利薄。到最后，我们才知道，“青铜”原本有个不幸夭折的小女孩，他硬起一副铁石心肠，为的是不再撕开心灵的伤口。“青铜”去世之后，把小提琴赠送给了年轻人罗特希尔德。罗特希尔德用这把小提琴，拉出了哀伤得不可言喻的旋律。
奥兹最后讲到，他的这本书其实是让读者领会，如何慢慢品味文学作品。他回忆自己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一位护士给班上的男生讲生理卫生课。那个护士在黑板上画出了生殖系统的示意图，描述了各个器官，讲解了精子和卵子，而且把性病是什么都讲得一清二楚。奥茨说，她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了，唯独没有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美妙的乐趣。糟糕的文学评论家也是一样，他们把一切知识和细节都告诉我们了：主题、技巧、结构、隐喻、社会背景等等，唯独没有告诉我们，阅读过程中那美妙的乐趣。
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说，作者已经死了。他的意思是说，作者并不独占对文本的解释，一旦被写了出来，文本便是独立的，读者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参与和体会。奥兹也说，阅读就是一种游戏，有时是捉迷藏，有时是扑克牌，有时是恶作剧。有时候是捉弄人的求爱，承诺了却不兑现，有时候兑现的是从未承诺的东西。有时候，作者会在“合同”里留下小字的附属细则，如果不仔细看就会上当受骗。有时候，如果你过分地陷入这些小字的细则，又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地方选举顾名思义应该是关于地方领导人的选举。不过本周末土耳其举行的地方选举，代表的意义会丰富得多。这次选举势必成为一场两种民主愿景的竞赛，选举结果也将对这个西方关键盟友的民主自由前途产生深远影响。
对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领导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y)而言，去年在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加济公园(Gezi Park)爆发的抗议，为第一个相对平静的十年划上了句号。爆发于加济公园的抗议后来演变成一场全国性抗议，针对的是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极化、家长式的执政风格。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几乎每天都有指控土耳其官员腐败的新材料爆出，让土耳其政府面临新的压力。
面对这些挑战，土耳其总理的应对方式一直是，强调本届土耳其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回避批评者提出的问题，此外，他还封杀了Twitter和YouTube。在为本党地方候选人助选时，埃尔多安一直强调国家意志的重要性，再三重申他认为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是选举。他之所以选择将这次地方选举变成对他本人以及正义与发展党的公投，原因也在于此。
不过，地方选举真正重要的意义其实在于，它会决定埃尔多安如何设计下一阶段的政治策略，从而决定土耳其短期内的政治轨迹。地方选举结果会决定埃尔多安是否会决定以候选人身份参加定于8月举行的总统选举。而他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需接近50%的得票率，埃尔多安才能严肃考虑这一选项，50%是2011年的选举中该党的得票率。否则，他可能会希望领导正义与发展党参加定于2015年举行的议会选举。
他可以通过修改正义与发展党章程中有关领导人最多只能连任3次的规定，来继续自己的政治生涯。当然也不能排除第三种情况，即正义与发展党支持率大幅下滑，比如下滑至35%。这会迫使埃尔多安短期内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确保本党团结，以应对日益凸显的党内分歧风险。
对埃尔多安而言，合法性的第二个支柱是其政府的政绩。正因如此，他在为本党地方候选人造势时，不断强调在他执政期间，政府修建了多少公路、推出了多少社会保障项目、福利水平攀升多么快。但他未考虑“程序合法性”，而这恰好是土耳其近期动荡的根源。
埃尔多安评判民主合法性的标准是物质上的，而程序合法性是基于行为过程本身。程序合法性关注的是法治如何实施，决策过程的透明如何确保，媒体自由如何保护，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众参与度如何保证。程序合法性也与政治体系容忍和应对异见的能力存在内在联系。对自由民主政体而言，程序合法性与民主合法性的其他支柱同等重要。它是自由民主政体与非自由民主政体的本质区别所在。
在去年的加济公园抗议和最近抗议官员腐败事件上，埃尔多安之所以拒绝采取更倾向和解的姿态，与他真心相信的一个信念有关——选举的胜利加上漂亮的经济表现，对于维持他的执政地位而言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但他错了。
土耳其民主的成熟度已经超越这样一种浅薄民主的契约程度。埃尔多安或许仍是土耳其最受欢迎的政客，但他只要仍拒绝完全实施法治、并实现政策制定透明化，他的政府就在一天天丧失合法性。正因如此，仅凭赢得选举已无法平息土耳其的政治动荡了。即便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赢得下一次选举，并且高票胜出，民众普遍的不满情绪仍不会消失。
土耳其政府前进的唯一道路，就是承认其对民主合法性的解读存在关键缺陷，并着手解决这种缺陷。欧盟(EU)可以就一些基本自由权开始与土耳其谈判，并将其作为土耳其加入欧盟谈判的一部分，从而在推动土耳其政府迈向更具抱负、更全面的民主改革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乌克兰危机体现了社会和政治极化蕴含的内在风险。土耳其面临类似的挑战，只有不再信奉选票为王，对民主合法性作出更全面的解读，才能解决这一挑战。只有到那个时候，土耳其才能走出“半吊子”民主制的炼狱，成为货真价实的自由民主制的应许之地。
本文作者是伊斯坦布尔智库伊达姆(Edam)主席、布鲁塞尔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研究所(Carnegie Europe)访问学者
译者/阑天
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以及大量吸引外资的事实，都令经济学家认为，长期来看人民币将会升值。然而中国央行(PBoC)依然在努力将人民币汇率向另一个方向引导。
中国央行每天早上会设定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再对全天的人民币交易进行引导。今天，该行将人民币参考汇率下调了0.04%，定为1美元兑6.149元人民币。
根据彭博(Bloomberg)的数据，这是6个月内的最低参考汇率。
人民币汇率随后进一步下跌，跌至1美元兑6.215元人民币。
中国央行正在为人民币汇率制造一定的波动性，以阻止投机者的投机行为。这些投机者中许多都是中国人，他们不顾中国严格的资本控制将资金导入中国，以便从不断攀升的资产价格及人民币汇率的强劲增长中获利。
这一现象并不是头一次出现。2012年中国遭遇严重资金流入时，中国央行也曾开展过同样的操作。
不过，这一操作可能导致数十亿美元的真实财政损失。中国内地和台湾许多企业都曾购买过押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对冲基金产品。许多这类名为“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target redemption forward)的产品当人民币离岸汇率跌破1美元兑6.2元人民币时会出现巨额亏损，而人民币离岸汇率则是紧跟人民币国内市场汇率的。
目前，人民币离岸汇率正处于1美元兑6.2元人民币的水平。
译者/何黎
法国电信设备制造商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的股价飙升。此前该公司宣布与中国移动(China Mobile)签署了一项价值高达7.5亿欧元的一年期协议。
中国移动是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服务提供商。该公司正在迅速扩大其4G移动网络，雄心勃勃地希望在今后几年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这为设备制造商带来了利润丰厚的合同。
尽管华为(Huawei)和中兴通讯(ZTE)等中国供应商得到超出比例的受益，但阿尔卡特、诺基亚西门子通信(NSN)和爱立信(Ericsson)等欧洲竞争对手全都承接了相关业务，为中国移动升级并提供设备和软件。
阿尔卡特-朗讯昨日表示，中国移动已选择该公司为其提供相关技术，使这家中国的移动运营商过渡到基于互联网的4G移动服务，让中国移动能够推出基于云的服务，并更容易地控制网络。
阿尔卡特-朗讯股价因该协议上涨逾5%。双方签署协议之际，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纪念法中建交50周年。阿尔卡特-朗讯在中国开展经营已有30年。
译者/邹策
过去几个月里，在北京的交通高峰时段很难打到出租车。司机不愿为招手的乘客停车，他们要追求更大的奖励——那些下载了打车应用(app)到智能手机上的乘客，因为这些应用会为每一单向司机和乘客双方都提供奖励。
打车应用给予乘客车费返款，并给司机发放补贴。这对出租车司机有帮助，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抱怨车费被行政命令人为压低了。许多司机在高峰时段根本不载客，除非乘客是在网上订车。有了打车软件之后，用户可以预先选择向司机支付额外小费，由此形成前所未有的出租车市场价格。
嘀嘀打车(Didi Dache)和快的打车(Kuadi Dache)是两款彼此竞争的打车应用，分别得到两家互为对手的中国互联网集团的支持，目前乘客和司机都从中尝到了甜头。这两款应用已花掉了投资人的数百万资金。
低价出租车只是中国互联网三巨头（合称“BAT”）之间一场新战争带来的好处之一。在三巨头中，百度(Baidu)是占主导地位的搜索引擎，阿里巴巴(Alibaba)控制了中国电子商务市场80%的份额，腾讯(Tencent)是市值为1320亿美元的游戏和社交媒体巨擘。在投资银行易凯资本(China eCapital)的创始人、知名博主王冉看来，腾讯嘀嘀打车与阿里巴巴快的打车之争，可谓“中国互联网的第一次大战”的第一场战役。
近几年来，这几家互联网集团都满意于和平地培育各自的自然垄断体系。它们都轻松地保持了全球互联网公司前10强的地位。但过去6个月里，它们发起了疯狂的收购攻势，在所有能想象得到的市场上展开角逐。
它们的扩张凸显了中国互联网市场的快速演化，这个市场造就的财富与实力已挑战了中国传统的国有经济。
有两个因素搅动了中国互联网行业安逸的氛围。其一，互联网公司已成为中国市值与营收最高的民营公司，手握巨额现金。其二，移动互联网的到来，让互联网公司有了争斗的领域。将近5亿中国人用智能手机上网，他们的手机有的只要50美元。
研究集团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葛艺豪(Arthur Kroeber)说：“以前，这几家公司都有各自独特的势力范围，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到来，它们越来越向同一个模式靠拢，业务领域的重叠也越来越多。而它们竞争的战线就在这些方面。”
它们近期的收购举动大多出于发展移动互联网业务的考量。百度去年7月斥资19亿美元收购了应用商店91无线(91 Wireless)，旨在让百度在移动用户那里赢得优势。阿里巴巴购入了中国头号手机浏览器——UC浏览器(UC Web)的股权，具体股权份额未对外披露。上月，阿里巴巴提出收购地图应用提供商高德软件(AutoNavi Holdings)，对高德的估值达到16亿美元，此交易将使高德能与百度的手机地图应用展开针锋相对的争夺。
9天之后，腾讯表示将收购国内最知名餐馆评分点评类网站——大众点评网(Dianping) 20%的股份。3月10日，腾讯收购京东商城(JD.com) 15%的股份，京东是除阿里巴巴外中国最大的电商公司。随后一直有媒体报道称，腾讯正在与中国第三大视频平台搜狐(Sohu)商谈，希望合并双方在线视频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