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特首在抗议声中就职

昨日，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香港新任特首梁振英就职典礼之际，多达40万香港民众走上街头游行，表达对许多问题的不满。

胡锦涛在梁振英的就职典礼上强调了香港加强合作和团结的重要性。胡锦涛的讲话一度被一位抗议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诘问者打断。胡锦涛呼吁以梁振英为首的特区政府要看到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显示出北京方面日益担忧香港的紧张局势。

在香港回归中国15周年纪念日举行的游行活动，是自2003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2003年，香港50万民众上街游行，反对一项存在争议的反分裂法和房价崩盘。香港首任特首因此下台。

今年3月，梁振英由一个仅有1200名成员的委员会选举为新一届香港特首。他面临着将民众和亲民主的议员团结在本届政府周围的艰巨挑战。

昨日，抗议者对许多问题表达了不满，但中心点在于他们对梁振英本人、以及他保留“一国两制”政策的承诺缺乏信任。“一国两制”政策让香港拥有中国其它地区没有的权利和自由。

一位参加游行活动的退休教师Evelyn Chan表示：“梁振英会将中共的利益置于香港人民的利益之上。他受到中央政府的操纵。”

测量师出身的梁振英数十年来一直担任内地官员的顾问，外界经常指责他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按照法律规定，香港特首一职须由无党派人士担任，如果是党员身份就没有资格出任特首。梁振英将扶贫作为本届特区政府的重点工作。

抗议者担心，在2017年到来之前，中央政府将向梁振英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压制异见者的声音。北京方面承诺，2017年香港举行下届特首选举时，将首次举行直选。

周六，一名香港记者在媒体受邀报道的一个官方活动上，向胡锦涛提及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问题，随后，这名记者被警方带走。

抗议者还怀疑，北京方面是否会在五年时间中赋予香港充分的民主。许多当地民众都觉得，虽然香港与内地经济的融合程度日益加深，但他们并没有从中获得好处。他们还提到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让他们对特区政府的廉正感到担心。

现已卸任的特首曾荫权(Donald Tsang)在3月份时曾就接受富商提供的不当好处向公众致歉。此外，一位前高级官员因涉嫌从新鸿基地产(Sun Hung Kai Properties)收受贿赂，目前正在接受调查。新鸿基地产由亿万富豪郭氏兄弟所掌控。对于上述指控，接受调查的各方均予以了否认。

昨日，许多抗议者纷纷要求梁振英辞职，因为他的豪宅被发现存有僭建之处——这一点他本人已经承认——在香港，僭建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因为梁振英当初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就是在有媒体报道他的地下室属于僭建建筑之后，才被迫退出了角逐香港特首的竞争。

内地记者长平因发表反对中央政府的言论而流亡海外，在他看来，香港对北京当局的反抗不仅仅是一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

他说：“香港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实现普选和直选的地方。对内地的许多人来说，香港的变化能够让他们看到希望。”

Zhou Pingin香港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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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又见“九五至尊”

（2012年7月2日）

一、一国两制

今晨，在通栏红色头条标题与胡锦涛监誓梁振英画面的下方，中共中央机关报头版导读《香港各界庆祝回归祖国15周年》。而在通过互联网渠道看到那些发生在境外的抗议后，一位媒体人则通过微博总结“一句话新闻”：“近日，香港各界人士以不同方式纪念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

当然，在需要通过审核才能发表的正式媒体平台上，总还是《歌唱祖国》的合声更加嘹亮。新华网首页上，是红色的“东方神话”、“新奇迹”“香港家书”，周六更提前播发了来自《人民日报》的7月1日社论，《继往开来，续写华章》：“十五年的经验深刻地昭示：必须坚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才能开创香港更加美好的未来。”

胡锦涛在香港的重要举动通过央视向全国民众直播，从检阅驻港部队，到出席庆祝晚会登台高唱，到昨天上午与包括梁振英在内的新一特区政府主要官员握手。“坚持‘一国’和尊重‘两制’不能偏废”，《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编辑们将国家主席三天行程的表态重点概括为这一句。

虽然不需要像党报那样引吭高歌，但面对若即若离的特区，市场化媒体的主编们也知道这不仅是个宣传任务，也确实是全民焦点。网易除了展示两任特首的成绩单，五个专题分别命名为“融入共生”“北漂南下”“‘香港’北上”“内地协力”以及“中国之窗”；《中国新闻周刊》请来97一代谈回归；《新闻晨报》在星期天也为香港同胞们留足五个版，除了引用胡锦涛那句“望以国家和香港整体利益为重”外，还在头版写下歌词，“曾经这么远如今那么近”：“曾经，河岸两边的人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曾不断隔岸爆出‘英国走狗’和‘北姑’的怒吼；如今，理性共存已然潜移默化，理性的人永远会看到对方的好处，共赢、互惠、相融……15载狮子山下相随共济，就像张国荣和黄耀明的那首经典合作《这么远那么近》里的吟唱：是谁在对岸，互传着渴望，曾经这么远，如今那么近。”

搜狐在纪念日一早就推荐来自《新京报》的请求，《珍惜“中国香港”的宝贵财富》：“15年的时间让香港变得越来越‘中国’，也让中国许多城市在‘硬环境’上越来越‘香港’，内地和香港间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接近，‘大中国经济圈’也正焕发出独特的魅力。”而后，这位社论作者总结“中国香港”在回归15年后的今天还有哪些财富：“良好的法治环境；有序的市场化商业竞争氛围；对腐败零容忍，运作良好的廉政体系；周到的社会保障体系。”

过去一周内，那些努力寻找报道视角的报纸杂志们，也正是围绕这四点展开对比与论述。自我响应，搜狐昨天的策划对象正是廉政公署，重点是其“365天接举报，从未出现领导‘递条子’”；新浪用头条展示国家最高领导人对香港新一届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希望，即“要更注重机会公平关注弱势群体”——在这个标题下面，编辑强调新任特首就职演说中那句“香港将妥善处理人口问题”，在这个标题左面，是“看见”专题《香港“双非儿童”成长的烦恼》；在经济特区深圳，《晶报》认定本城最需要向邻居学习的就是“香港社会所蕴含的法治理念和公民精神”，并由作者魏英杰旁敲侧记一番：“香港是一座有尊严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努力上进、遵守法规、讲求公德、坚持正义。在这座城市里，人们追求个人成功而不怨天尤人，追求个人利益而不忘社会公益，追求个人享受而不损人利己。城市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个人活得有尊严，城市才有活力；城市为个人提供了自由空气，这座城市也才显得有魅力。”

《南方都市报》主编今天在封面展示胡锦涛那句“要以大局为重，在爱国爱港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想来也是有所关切。来自北方的胡锡进总编有底气把话挑得更明，所针对的正是那些民间异议者乐于传播的抗议场面：“这很正常。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中央无权干涉，大概也没想干涉。”

这段微博也化作今天《环球时报》社评，《内地是香港拉拉队和风雨同舟者》：“西方舆论昨天说了不少‘香港的困难和问题’，但大一点的媒体没有一家敢公开说香港回归‘错了’...香港的发展没有内地大城市快，这显然不是回归的错...有人‘担心’香港的言论自由受限，但现实是这种担心从未成为现实，而且大陆的言论自由这15年呈快速成长之势，香港更不会反着来。”在强调对“‘一国两制’没有真正落实”的指责“不值得认真回应”后，这份《人民日报》子报开始回应那些街头抗议者的标语：“香港与内地这15年的摩擦无论频率还是强度，都大大低于回归前世界媒体的平均预期，今天香港社会的一些抱怨，绝大多数都与香港回归无关，而是世界金融危机以及亚太变局带给香港的，或者是发达社会的治理瓶颈造成的。”

胡总编决定高举基本法原则：“比如香港人反应比较强烈的贫富差距问题……由于回归，香港人对中央政府帮助解决这个难题有了一定期待，但中央政府能帮多少忙，也要遵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大规矩。”

二、九五至尊

这本来只是中国基层官员贪腐的又一个例子而已，在类似“山东原副省长黄胜贪污90亿美元”之类层出不穷的纪录面前，或许并不能吸引多少媒体持续追击——但，宣传官员们帮了个“倒忙”。

上周三，主攻陕西省会市场的《西安晚报》针对一则网络热点刊发报道：“昨天，大荔县人民政府网一张照片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该县领导深入包联村慰问贫困老党员时，会场出现一盒‘九五至尊’香烟，随同的县领导讲，这是村支书拿的，里面只有两三根，县领导已经严厉批评了村支书。”在说明这幅照片已经被大荔县人民政府网删除后，报道者石俊荣声称自己已向那位在场县委书记发出短信，“随同的宣传部长孙永莉给记者回电话解释说，这盒烟是村支部书记拿的，里面只有两三根。村支书说是自己战友给的，不知道什么烟，拿来让领导们品尝一下。县领导发现是‘九五至尊’香烟后，对村支书进行了批评。”

“九五至尊”，对关心中国时事的人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陌生品牌。为了唤醒记忆，门户编辑们在推荐此稿时，已经在下方附上了《“天价烟”局长周久耕被南京市纪委正式双规》之类的链接。2008年底，那些网络反腐者正是根据会议留影中桌上那包售价150元的“九五至尊”，令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成为“网络红人”，并迫使当地纪委在舆论压力下介入调查。

周六，实名认证的《新快报》调查新闻中心记者刘虎发布微博，称“因为报道‘县委书记慰问贫困老党员会场出现九五至尊香烟的新闻’引领导震怒，《西安晚报》记者石俊荣6月29日深夜被按照上级要求停职，《西安晚报》同时被要求从即日起禁止出现任何监督或者涉及政府的负面新闻”——这条消息迅速成为热门话题，特别是那些活跃的媒体从业人员，纷纷表达强烈抗议，其中甚至又有胡锡进的“丑闻升级”论：“别以为权力能抵挡舆论监督，网络时代，它早晚会来敲门。”

刘虎在晚间又转发“总署官员就记者石俊荣事件表态”。那是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新闻业务处处长农涛通过腾讯微博针对此事发表的两句话：“报道没有不当，地方滥用职权。”作为总署机关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的社长，姜军也出面打抱不平：“这是对正当舆论监督的一次公然挑衅……可以预言，记者因报道天价香烟新闻被停职这事要是没个正当说法，以后各种会议桌上将堂而皇之摆满九五之尊。”

比起任志强潘石屹这些网络红人的声援，这些来自新闻出版总署大院内的声音无疑更加难得。昨晚，《重庆晨报》下属网站正据此汇总报道，并在今晨得到五大门户集体在新闻首页推荐。《中国青年报》也在今天刊出人民网舆情分析师祝华新的概括，引用的网络反问是，“为什么同样是抽‘九五至尊’，在江苏是官员丢了乌纱，在陕西却是记者丢了饭碗？”

《大河报》亦允许作者就此感叹“某些地方权力的病态张狂”以及“时下媒体监督报道的艰难及媒体从业人员的生存窘境”：“时下某些地方官员，还沉湎于那个没有网络乃至没有记者‘制造矛盾’的年代。这显然是一种自欺欺人和旧时遗梦。这种愚不可及的倒行逆施，终将被无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筒。”

《钱江晚报》则祭出温家宝“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的训示，头条评论在强调石俊荣报道中已引用大荔宣传部长解释“表明县领导是讲原则的，提升了县领导形象”的同时，决定“妄猜一下”：“是此事另有隐情，有关人员的解释根本站不住脚，担心被挖出什么新的东东来？”

腾讯编辑们固然承认“会场现天价香烟”报道有瑕疵，比如“没有采访到全部的当事人”，但更强调“在事实判断上，没有可指摘的地方”：“记者石俊荣令领导‘震怒’被停职的主要原因是‘报道失实’，这种说辞实在滑稽。新闻的真实，是一个过程的真实，那张出现在县政府网站上的会议照片及引发的议论，在民众厌恶腐败猖獗的现实土壤下，在天价香烟频频拉官员下马的种种案例下，足以成为一个新闻。这篇报道的基本事实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报道中也引用了当事领导方的解释。而当事人作为县领导干部，如认为这样温和的报道还不够和谐，完全有能力通过媒体再一步澄清。”

被这则专题反驳的县政府解释来自新华网陕西频道。上周四，在发觉部分网站报道转载“陕西大荔县领导慰问贫困老党员会场现天价香烟”后，大荔县发布官方通报，强调“县委书记在基层调研座谈会上，村支书拿出半包亲戚给的‘天价烟’，既非书记自带也非村上招待。”根据那位村支书杨建臣在稿件中的说法，这包“九五至尊”来自自己的妻哥，“妻哥的女儿、女婿在西安做房地产生意，我也不知道烟的好坏，只知道是好烟！没想到闹出了这么大乱子！”

在这篇试图缓和质疑的稿件中，下面一段话却引来了更多的民间狐疑：“据当时参加座谈会的县镇村干部回忆说，座谈会上，杨建臣从自己口袋里拿出烟给大家发，孙书记接到烟后，发现是高档香烟，就问杨支书，你这烟是从哪来的？杨支书随口答道：‘是老战友给的’。孙书记说：‘你知道不知道，这烟很贵，这个烟曾让几个官员掉了乌纱帽，我们作为干部在这方面要多加注意，多加自律，注意干部形象’”——针对这一说法，腾讯直接宣布“稍作分析，即知当地官员可能说谎”，因为“一包香烟还剩两三根，用官场常识想一想，一个村支书还会把这包烟发给县委书记吗？”而后，本期“今日话题”更为《西安晚报》的遭遇鸣冤，“这么赤裸裸的连坐禁令还真是少见，一个晚报不能发挥监督的作用也不能出现任何政府负面新闻，那还办它做甚啊。”

面对孙书记“现场批评”的细节，“大多数网友选择了不相信”——评论员王石川同样观察到了这一舆情，在这篇得到新浪头条推荐的《舆论监督权力何以不敌权力钳制舆论》中，他认为，“为了打消人们的疑惑，相关部门就应该进行调查，彻底弄清楚天价烟的来历，弄清楚县委书记平时抽什么烟，弄清楚记者在采访中是否存在不妥行为，而不是先将记者停职再说。”

这篇《珠江晚报》稿件中那句“即便记者存在缺失之处，也应该拿到台面上进行公允理论”确有所指。自媒体平台在向弱势群体提供更便利鸣冤渠道的同时，也使得针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口径可以更直接地互相指控，对千里之外、屏幕之前的互联网围观者来说，有时确实真假莫辨。作为石俊荣的支持者，刘虎就需要在继续强调“陕西大荔政府网再现领导戴名表”的同时，反击那些声称石俊荣“敲诈不成于是曝光”的说法。

不过，总体而言，在微博中自称“稿件采写中有不周全的地方，给当地造成负面影响，以后我汲取教训，履行好职责”的石俊荣收获的绝大多数是慰问，与他相比，同样遭遇处罚的《西安晚报》却被频频指责。

删除了那一期报纸电子版上的相关内容被批评为“脆弱”，不能保护自家记者就更加受到鄙夷。作为主管领导，《西安日报》社社长郝小奇通过微博承认“心情复杂”，但同时坚称“报道出发点有些问题，传播效果负面，影响陕西形象，网上扒稿，异地监督，被上级通报批评，责令要撤站。而各级把关不严，影响大局。”

虽然《西安晚报》此后也强调“从没有不能开展舆论监督之说”，但郝社长作为市委机关报社长的思维立场显然不会得到民间意见领袖们的认同，那些“传播效果负面，影响陕西形象”的字眼与“新闻专业主义”简直格格不入。至于“未到现场实地采访”的处罚理由，更是被那些记者们视作荒谬：“网络扒搞是指从网上直接拷贝一篇稿子，不加核实，直接发到版面上。但看到大荔县政府网站一幅照片，又听到百姓议论纷纷，记者还专门采访了县领导和宣传部人员，这样的过程，怎么会是‘网上扒稿’呢？”“如果未到现场，贵报就要停职总结，那好，以后凡是贵报见报的电话采访，网友有理由视为假新闻。”

三、重庆插曲

欧洲杯决战、神九返航，在中国媒体每天层出不穷的主旋律中，重庆故事总是像一首插曲，突然就幽幽响起，把听众的注意力又拉了回来。

周五下午，正如那些辩护律师所预告，新华社发稿，通报重庆法院认定“劳教讽王立军网民决定”违法的决定。这是一桩被广泛视作薄熙来执政期间打压异议者的标志性案件，根据稿件记录：2011年4月22日，重庆市涪陵区林业局职工方洪在腾讯微博上以网名“方竹笋”发表了一则内容为“这次就是勃起来屙了一坨屎叫王立军吃，王立军端给检察院，检察院端给法院，法院叫李庄吃，李庄原律师说他不饿，谁屙的谁吃，这不退给王博士了，他主子屙的他不吃谁吃”的言论。此后，他被送进重庆市涪陵劳动教养戒毒所执行劳动教养一年。

如今，张德江副总理亲督之下的重庆法官们改变口径，宣布“一坨屎”论“虽然言辞不雅，但不属于散布谣言，也未造成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严重后果，更不具备‘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这一基本要件。被告以原告方洪虚构事实扰乱社会治安秩序作出劳动教养一年的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院同时认为，国家公务人员对公民基于其职务行为的批评，应当保持克制、包容、谦恭的态度。”

而到了周六早晨，人们又已经从重庆媒体的《重庆市选举产生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附录名单中发现新闻，因为那位曾经的明星检察官么宁最终没能入选。当年，正是这位年轻女子“带领办案组办了谢才萍等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李庄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文强等人受贿、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当然，这一天更重要的明确宣布还是来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2年6月26日接受了王立军辞去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立军的代表资格终止。”

按部就班，步步推进。及至7月1日党庆，门户网站的编辑们再向全国民众转达重庆官员的最新宣誓：《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决不允许任何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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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调控步入误区

【编者按】伴随中国经济步入下调周期，房地产再度引发关注。这场外界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已过两年，效果与手段争议依旧，各个地方政府“放松”与“从严”政策风声此起彼伏，个别城市甚至近期出台“外地单身人士限购”政策。中国楼市是否回暖？调控政策是否应该继续？经济增长是否维系于刺激房地产？中国房地产应该如何回归常态化？FT中文网从今日推出相关专题，敬请关注。

本轮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已持续两年有余，其严厉程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属罕见，限购又限贷的政策可谓绝无仅有。但时隔两年，回看调控效果，可谓平平。房价似乎远未达到“理性回归”的程度，但相关销售与房地产新开工却大幅回落，加之海外经济动荡，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正在加大。因此，此时有必要反思一下调控政策，认清政策中存在的误区，以促进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调控目标是否清楚？

一直以来，房价是否过高颇具争议。不同人由于所处的收入水平不同，对房地产泡沫的判断也差异较大。本轮房地产调控旨在打压投资投机性需求，促进房价回归合理价位。那么何为房价的合理水平自然值得探讨。若非如此，房地产调控怎能做到有的放矢？

笔者认为，房价是否过高的讨论首先必须面对两个问题。一是灰色收入的问题。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差别扩大，且统计存在着低估现象，特别是收入越高的群体收入统计低估的现象越加明显；二是应认识到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群购买不同价位和大小的房屋的事实，一概用平均房价与平均收入水平衡量房价是否过高与现实相悖。

考虑到这两点，笔者认为房价泡沫对中等和以下收入家庭确实存在，但豪宅市场反而泡沫较小。若真如此，一刀切的调控政策很难收到的理想效果。一方面，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由于中国投资渠道较少且豪宅不贵，自然加大了高收入群体投资房产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讲房价极高，陋室难求，即便房价下降，也很难有购房能力。

这样在执行房地产政策之时，更应该注重其他政策的配套实施，如加快落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中低端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加快金融市场改革、规范资本市场以提振投资者信心、拓宽投资渠道等等。

调控依据是否清晰？

判断房价是否合理自然需要准确的房价统计数据。不过十分遗憾，自1998年房改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就缺乏完善的统计体系。例如，为应对金融危机，2009年国内货币政策和针对房地产业的抑制性政策已全面放松。其后房价上涨很快，在很多人眼中代表着新一轮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但国家统计局年底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却显示2009年房价仅上涨1.5%，明显偏离直观感受。

为避免争议，去年统计局取消了公布房屋均价涨幅平均数，使得市场失去了对房价涨幅的最直观感受，也导致研究者多年跟踪的房价历史数据出现中断。

对比美国可以追溯200年来各州的房价数据，中国房地产数据统计确实混乱。笔者认为，房价数据不仅是居民购买行为的参考，更是决策层推出政策的主要依据。依据尚不清楚，如何让房价“合理回归”？

政策应建立长效机制

调控两年有余，房地产价格确有所回落趋势，但交易量与投资的大幅下降值得警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5月，住宅开工面积同比下降8.2%，销售面积同比下滑13.5%，需求面受到压制，且供给面出现萎缩，这样不仅很难支持投资，也会造成供求失衡，反而构成了政策常态化以后，房价反弹的潜在压力。

另外，房地产投资下滑导致相关消费与固定资产投资的迅速回落，加之海外经济疲软，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正在加大。1-5月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至18.5%，也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受此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家具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消费持续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亦回落至20.1%，为近十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回顾近几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可以看出房地产政策变化频繁，且时而过紧、时而过松。金融危机之前，房地产市场基本属于调控状态，国家出台一系列调整政策，以期抑制过热的投资和房价的过快上涨。而金融危机出现以后，因“信心重于黄金”，为保内需，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但最终投入更接近“十万亿”，导致房地产泡沫的积聚与地方政府投资平台风险的加大。

为防范投融资平台风险与打压房地产泡沫，去年大部分时间决策层一直保持着紧缩的货币政策。即便自去年年底以来货币政策有所放松，但对于房地产调控与地方政府投资平台仍保持严格控制，目前中长期贷款总占比不到30%，远低于以往近50%的比例，便是佐证。

考虑到当前经济硬着陆风险加大，对地方政府投资平台与房地产政策有所松绑。地方政府出台一些变相的房地产放松政策被默许：如近期媒体有传河南省6部门联合对房地产相关政策进行微调，鼓励首套房利率打七折；银监会推动商业银行加大对“铁公基”和保障房等领域的信贷支持，也是恢复对融资平台信贷支持的表现。

近几年政策变化幅度过大，缺少长效机制，多变甚至几近反转的政策对企业与银行是极为不利，也值得重点反思。总的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的风险正在加大。认清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作用，避免政策时而过紧、时而过松，建立长效的机制，并配合以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加大金融市场改革、拓宽投资渠道，都至关重要。唯有如此，才能引导中国房地产市场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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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不明真相”

（2012年7月3日）

一、什邡有难

什邡有难，十方刷屏——从昨天傍晚开始，来自这个曾经的灾区城市里的警民冲突、血迹斑斑的画面在微博论坛热传。夹杂在那些爆料图文的间隙里，有来自当地官方网站的公开信，连新浪网总编辑“老沉”也在子夜3时参与了对《四川什邡民众反对建设钼铜项目冲击市委被驱散》通稿的转发——截至目前，监管者给予了相对宽松的发言尺度，使得那些类似“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网络声援得以暂时存活。

一夜难眠的民间意见领袖们振臂高呼，为围观者的愤怒之火加油添柴。高产时评作者五岳散人在0时29分网络留言，以“色厉内荏、心虚”定义什邡官方，斥其“一边是动用军警暴力镇压，一边是承诺顺应民意停止建设，然后再次把事件定性为一小撮、境外势力等”；长期研究“底层立场”的于建嵘在凌晨5时长叹一声“时隔四年啊！”，是因为他看到了那幅对比图：2008年8月，一位“5.12”震后余生的女孩高举“解放军我爱你”的标语，而2012年的这个夏天，却是一个跪下的背影在与警察盾牌对峙；甚至，著名的“五毛党”骨干“点子正”也在子夜3时许向什邡官方公开三问：“一，说百姓不理解不支持，为何此前解释功课不做足？党的三大法宝群众路线丢了吗？二，宏达背景讲清了吗？只讲钼铜重要没用，挪用汶川援建九千万给宏达谁批准的？宏达有何宏大背景？三，百姓是衣食父母，为人民服务是宗旨，你有向人民发催泪弹吗？”

这种汹涌奔腾的怒火中烧感染了五大门户的编辑们，使他们可以在今晨9时前在新闻首页推荐来自四川新闻网或人民网的稿件，在“四川什邡群众担心钼铜项目影响环境引群体事件”的标题下，得到突出展示的关键词正是“特警”、“震爆弹”、“催泪瓦斯”。

这种编辑技巧一定为什邡官员所不喜。根据官方认证微博账号“活力什邡”上的记录，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也是奔忙到子夜，在23时40分转发《中共什邡市委什邡市人民政府关于宏达钼铜项目有关问题的意见》，分列三点：“一、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鉴于部分群众对宏达钼铜项目不了解、不理解、不支持，反映强烈，决定停止宏达钼铜项目建设。二、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希望广大群众不信谣、不传谣，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防止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三、希望广大群众保持理性克制，通过依法合规渠道反映诉求和意见。市委、市政府有信心、有能力妥善处理好宏达钼铜项目有关问题。”

想来，6月29日上午10时28分，这些宣传官员还没完全意识到接下来的抗争风暴有多么猛烈，当时，被用微博在第一时间欣喜公告的是在28分钟前刚刚开始的四川宏达集团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项目开工典礼，编辑特别注明了这对重灾区什邡有多么重要和难得：“首个百亿级投资项目”、“中国六个一流”、“以‘三新’实现‘零排放’”、“将成为国内同行业新标杆”、“一个技术创新的典范工程”、“生产装置全球‘四最’”……

然而，7月2日0时刚过，“活力什邡”就需要从自豪的语气中切换，宣布“昨晚，一些群众聚集在市委门口，询问宏达钼铜项目有关环保的情况。相关市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作了解释。宏达钼铜项目具体情况什邡市级新闻媒体将进行详细介绍。对广大市民的疑问，我们将即时联系有关部门进行解答。”

解答其实在不到4个小时后就已发布。在强调“宏达钼铜项目是国家灾后重建产业发展振兴重大支撑性项目，采用了目前全世界最先进最成熟的技术和装备”后，什邡市人民政府承诺“严格履行监管执法职责，并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同时要求“广大群众不信谣、不传谣，通过合法的方式反映情况。”

但即使是转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和“如果环保问题不过关，绝不允许投产”的市长承诺，“活力什邡”也并没能在跟帖中收获多少认同，在这种一边倒的“不相信”中，昨天下午14时许，这个城市的主管者终于宣布，因“我市部分群众对该项目环境保护有不同意见，为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责成企业从即日起停止施工。”晚间，更承诺“鉴于部分群众对宏达钼铜项目不了解、不理解、不支持，反映强烈，决定停止宏达钼铜项目建设”，并再次向民众喊话：“希望广大群众保持理性克制，通过依法合规渠道反映诉求和意见。市委、市政府有信心、有能力妥善处理好宏达钼铜项目有关问题。”

除了发布这些安民告示，宣传官员们此时也终于发现，之前那封配套发表的“公开信”原来不仅没有起到平息事态的作用，反而在这个当口成为围观者争相嘲讽的罪证。

这篇于7月2日午后发表的公开信，以“冷静——是我们幸福的需要”为题，发表在当地官方网站“什邡之窗”上。署名者是九三学社什邡市首任主任委员徐永才以及3位水质检验相关人员，在强调“任何元素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科学的工艺就是综合开采利用，变废为宝，只取其益”后，文章重申宏达钼铜项目“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这样一个科学的、工艺流程一流的项目，什邡人民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且早在2011年5月，该项目就向社会公示，征求公众意见。”

接下来的几段话引发了最多网络抗议：“7月1日，是党的生日。别有用心的人包藏祸心、捕风捉影地宣传该项目，鼓动不明真相的学生集访中共什邡市委，引来群众围观……穷则思变，落后就要挨打！不要迷信纸老虎，他们心狠手辣只会输送动乱，给第三国反人类的‘法轮功’、达赖分裂集团等提供资金。”从近年来在中国各地发生的类似抗议游行来看，只要官方通报中出现“别有用心”、“不明真相”的关键字眼，就必然会招致民间意见领袖的“天然厌恶”——显然，这位民主党派人士虽然牢记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但至少没领会网络舆论战场上的斗争法则。

“真相大白后，我们不能做一意孤行的错事，学生就好好学习功课、孝敬父母，成人就认真工作经营，享受幸福生活吧！因为我们正走在康庄大道上”——这些语重心长的劝诫如今已从什邡官方网站上删除，获得保留的是当地对整个事件的过程描述：“什邡市宏达钼铜项目开工典礼前后，少数市民在百度贴吧、QQ群上，对项目环保问题进行议论，并从围观、发牢骚、言语攻击逐渐发展到网上串联、组织抗议活动等。6月30日上午，十几名市民到什邡市委集中上访，在工作人员劝解释疑后离开。7月1日晚，有近百名学生和百余名市民分别聚集在什邡市委门口和宏达广场两地上访示威，要求停建项目，聚集群众还在横幅标语上签名。7月2日上午，部分市民陆续在什邡市委、市政府门口聚集，示威反对钼铜项目建设，有部分市民不听劝阻强行冲破警戒进入市委机关，砸毁一楼大厅8扇橱窗玻璃、3个宣传栏，4个宣传展板。”

在强调昨天中午即由市长徐光勇、常务副市长张道彬“当面向聚集群众就宏达钼铜项目相关建设问题作出明确答复”后，这篇通稿称，“在市领导答复后，市政府聚集市民陆续离开，但在市委门口仍有市民不听劝阻，继续聚集拥堵。下午13:30，聚集市民越来越多，在部分人的怂恿、煽动下，聚集市民情绪愈加激动，开始强行冲击市委机关大门，并用花盆、矿泉水瓶、杂物等砸向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民警和机关工作人员，当场造成多名民警受伤，近十辆公务用车不同程度受损，机关大门被推倒，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机关正常办公秩序。在此期间，执勤民警和工作人员始终保持了克制态度，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直到下午2时许，事态进一步恶化，为防止引起更加严重的后果，执行警戒任务的特警被迫采用催泪瓦斯和震爆弹对过激人群予以驱散。在驱散过程中，有13名群众受轻伤，所有伤员均及时安排120救护车送医院救治。”

人民网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在什邡政府新闻办连发九帖之后，曾针对“网民占中国总人口不足4成，上网发帖的仅占总人口1成”的现实，跟帖建议“政府和上街人群应有更多对话通道”。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尝试这么做，在容易激动的网民之外找到更多理解者，除了通报中标明的“邀请有关专家进行电视访谈”外，根据网络图片显示，就连当地移动通信公司，也已通过10086群发短信，劝告市民“不信谣不传谣”。

不过，这些声明虽然忠实传达了什邡官方的态度，但同时也证实了那些“军警林立戒备，催泪弹硝烟弥漫，头破血流苦不堪言”的网络指控并非伪造。在那些现场图片中，当地民众已将“中国共产党什邡市委员会”的招牌摘扔在地，打出“还我家园”、“抵制钼铜厂”的标语，在催泪烟雾中四处躲避。

看到此情此景，那些寄望于官民互动的人们想起了当年厦门和大连的PX项目抗争事件，感叹那些“理性”在四川却荡然无存，担心官方如今宣布停工只不过是“缓兵之计”。韩寒也按捺不住，在这个早晨到来前更新博客，以自己的家乡为例说明工业项目污染环境的可怕：“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什邡政府难道不知道，人们的情绪积累的越多，释放的越多？当人们释放愤怒，哪怕是被夸大或者煽动的愤怒的时候，你不选择释放诚意，反而选择释放辣椒水？这就是真正的警民打成一片，群众泪流满面？”

不过，这些“推倒了政府大门”的画面毕竟超越了中国各地官员允许正式媒体刊登的底线。四川本省媒体今天绝口不提此事自是常态，但即便是那些整夜微博转发动态的外地市民报纸编辑记者们，也只能引用什邡市委宣传部发布的统一解说词。《东方早报》内版那篇《什邡钼铜项目遭环保质疑停工》已经比《南方都市报》、《新快报》说得更多，除了汇总各份通报口径外，加添了7月1日四川日报上对这一“灾后重建重点项目”的介绍，并称其“数月前已引发污染担忧”，例如今年2月21日，“什邡之窗”在网上信访栏目中，即发布了该市信访局“关于对宏达集团钼铜‘污染问题’来信的回复”。

也只有《环球时报》，可以超越这些非官方网站不可的信源。人大教授毛寿龙出面宣讲《什邡事件的启示》：“一些地方政府优先关心增加当地经济总量，对企业环评放低标准，就这些项目给人民生活以及心理的影响没有足够考量，对一些涉及生态威胁的项目提前许诺，甚至‘帮助’企业在审批时过关。这些粗放型招商项目一开始就埋下了社会危机的伏笔。”

根据这位曾频入基层实地调研的学者所言，“地方政府应早一些拿出具体的工作数据分析，请相关权威专家向百姓阐明原委，解释清楚，让老百姓去权衡、选择与理解……只要政府做得对，老百姓肯定是支持政府的，多做一些沟通，效果就会很明显。”

想来，搜狐主编们对这份《人民日报》子报实在是“又爱又恨”，在发现这篇只有《环球时报》能够刊登的“独家”后，他们决定连荐两次：头条评论位置保留原题，而在要闻区下方的区域里，则选定那句“一些舆论大可不必将此次什邡事件上纲上线”作为标题展示——不过，这种辩证法到了今天上午10时许也都已失效，五大门户集体将相关消息撤出新闻首页。此时，“活力什邡”已经针对“因群众聚集发生人员死亡”辟谣，并高呼口号“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坚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

二、劫机勇士

即使是那些每天嘲笑胡锡进只不过是“党中央的一条狗”的人，或许也得承认面对环。《环球时报》时有一些矛盾：从王立军到陈光诚，这份《人民日报》子报总是能针对“最敏感”的议题率先发表报道或评论，这种领头作用为一些同行的跟进在客观上打开了缺口、实现了掩护；但与此同时，当那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读完全文，特别是看到那些与“普世价值”格格不入的阐述视角时，却也总是生了一肚子气，乃至要拍案而起破口大骂。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昨晚用微博预告自己今天发表的《记者无力，则国民无力国家无力》，并“欢迎媒体同行环球时报发社论跟进，欢迎胡锡进总编也继续跟进”——作为“道不同不相与谋”的论战对手，胡总也算应邀，虽然把今日社评位置留给了《韩国不应助美日挤压中国》，但至少下属环球网转载推荐了那篇因“陕西曝光天价烟的记者在隐秘的官方压力下被停职”而发的感叹。

不过，就算是自许能够“一点点突破舆论禁忌，不断扩大话语空间”的胡总，也有需要删除的微博：因为“和田劫机”，他预言“如果中国政治大变故……必将从新疆乱起”，并警告“中国南方发达省份……有的会选择独立”的可能性。

其实，昨天，正是《环球时报》，带领中国媒体实现了在这桩劫机事件中的局部“脱敏”。

根据该报记者邱永峥的这篇《探访和田恐怖劫机事件真相》，发生在上周五的这幕空中惊险发生在从新疆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天津航空公司GS7554航班起飞仅6分钟后，“当时坐在经济舱第6至第8排的3名乘客突然站起来，其中一名‘残疾人’将手中的金属组合拐杖拧成几截，丢给同伙和在机舱中部就坐的另外3人，他们用民族语言高声呼喊，直冲驾驶舱门。”根据引述，在头等舱乘客刘会军的高喊和打掉爆燃物带动下，“反应过来的便衣空警和一些乘客也上前与暴徒搏斗……因公到乌鲁木齐出差的洛浦县4名警察和和田2名警察对制服暴徒起了很大作用”，因为这6名警察中除一两人是汉族外，其余全是维吾尔族干警，“正是这些维族警察听明白了暴徒们叫喊中所透露出的意图”。

对维族警察作用的赞扬也正是《环球时报》标题强调之处——“维汉警民联手制服暴徒”，而下一句“敌对势力胡说机上斗殴”则是对“一些外媒往往片面强调支持这些行动的境外势力的说法”的反驳。

的确，事发当日互联网上即开始流传见闻，在以汉语为主的中文论坛和微博上，“这是因为航班上的汉族与维族乘客抢座位引发的斗殴”、“中国当局会利用此事件对维族进行镇压”的“世维会”说法，其实也并没有得到多少认同，但的确出现了多个说法不一的事件过程，例如“飞机上正好有20多个特警，还以为这是个演习项目”等。财新网周五当晚发出的稿件甚至亦曾以“知情人士”为据引用这一说法，即“当时恰好约有20名来自当地公安的乘客搭乘此次航班外出培训。”

当然，包括动用头版头条的《齐鲁晚报》在内，几乎所有的正式媒体在次日出版时都只能引述来自新华社或者人民网、天山网的简短消息，以及所公布6名劫机场名字，但缺乏细节。于是，这个“最倒霉的劫机犯”之说迅速演变出以各地特警为英雄人物的版本，以至于要变成段子——直到一篇“亲历记”在周六晚间出现。

根据这篇记述，“机上并没有20多名公安，只有最多5、6名去和田视察，然后返回的公安领导与干警，而且他们一开始并没有亮明身份。所以，主要还是乘客的力量为主制服的歹徒，人民群众的力量才是最伟大的……坐在头等舱的几位旅客有新疆粮食局的领导，有年龄较大的法学博士等，都不是公安而是普通旅客，是他们首先与机组安保人员拼死抵抗住了劫匪冲驾驶舱。”

《环球时报》没有引用那句“和田的安检用的是维族人”的乘客指控，邱记者的重点在于说明“暴徒是想制造机毁人亡惨剧”，以阐述打破国际通行规则实行反抗的合理性：“当暴徒们发现无法冲进驾驶舱，引燃爆燃物企图也失败并遭集体制服后，他们居然选择了自残……面对如此丧心病狂的暴徒，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考虑到如此特殊的情况，国际上处置劫机的基本做法不适用。”

毕竟，这已是难得信源，于是，在凤凰网的带领下，新闻门户周一午前集体以显要位置推荐此稿。傍晚时分更增添了来自外交部的答问，“新疆方面已经在第一时间发布了信息。这是一起以劫持飞机为手段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目前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我想指出，劫持民航飞机的犯罪行径应遭到全世界的谴责。”

虽然一些民族关系观察者正在留言担忧此事对新疆局势的影响，敏感于公款消费的网民则质疑粮食局副局长何以乘坐头等舱，但作为自治区最高领导人，张春贤决定公开打气：“这次反劫机斗争的重大胜利，展示了团结的力量、正义的力量、群众的力量，是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保护我们大好局面的重大胜利，充分说明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新疆维护稳定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好，维护稳定的机制越来越有效，充分展现了各族人民群众思稳定、盼和谐、珍惜幸福生活，积极奋进向上的状态，他们是时代的英雄、社会的楷模，党和人民感谢他们！”

根据这篇刊发在新疆日报头条位置的通稿，区委书记向荣获“‘6•29’反劫机勇士”称号的机组成员和乘客颁发获奖证书，每位有功者10万元奖金的消息也在午前成为新浪搜狐网易的同步头条。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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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顿为何折戟中国？

安东尼•波顿(Anthony Bolton)或许是全球最娴熟的投资家之一，但要拿稳一双筷子依然有些吃力。这位“英国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把头埋进一碗冒着热气的面条里，试着把面条吸溜进嘴里，而不把面汤溅到白衬衫上。成功了！前一天吃的一顿饭在衬衣上留下了两点油渍，所以这次他小心翼翼。我们正在上海，身处味千拉面(Ajisen)700多家店铺中的一家。味千拉面是一家中国的日式面条餐厅连锁店，去年夏天之前生意一直很红火，但一场没有根据的食品恐慌导致味千拉面销售额急转直下。

波顿说：“味道好极了。”他现年62岁，午餐通常吃三明治。波顿正身处他新发现的投资宝地，周围是饥肠辘辘的中国消费者。在为期四天的行程中，我们要走访上海、天津和北京，访问部分他最青睐的企业。波顿对中国的崛起深信不疑，因此两年前他抛弃了自己的退休计划，从伦敦移居香港，成立了一只4.6亿英镑的基金，投资如味千拉面这类企业。但事情进展并不像计划的那样顺利。

波顿在西方世界工作了30多年，拥有无可比拟的成绩记录。当他转战中国时，人们对他寄予厚望，希望这位英国投资界的权威能够在全球增长最快的重要经济体中继续施展魔法。但是，他的“中国特殊情况基金”(China Special Situations fund)自2010年成立以来，资产净值已经损失了17%，远落后于竞争对手。几个月前，波顿“被迫”（《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的措辞）为他的业绩“发表屈辱性的道歉”。大量西方人为“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的经济增长前景所吸引，以为可以从中获利，结果却折戟沉沙，波顿也是这支大军中的一员。有消息称，他在中国的一系列投资——包括一些现在被控欺诈的企业——都成了“哑弹”，这使人们开始质疑，这位在英国28年间为投资者创造147倍回报率的大师是否已经江郎才尽。

为了他的名誉，也为了他的基金中8万名投资者的财富，这位性格温和的基金经理亟需打场翻身仗。他的经历突显出，在中国波谲云诡、你死我活的商业世界中，即便是最老练的外国投资者，也面临重重危险。未来几年，预计会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从英国、美国和欧洲涌入中国。这些资金大多由波顿之类的人士来打理。

我们乘着高铁从北京向天津疾驰。在这段33分钟的路程上，波顿坚持表示，他对中国的信念没有出现一丝动摇。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仍然认为，未来几年内人们可以在中国赚大钱。”火车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在绿色的田野中呼啸而过，波顿向我保证，我们不是行驶在去年两辆动车相撞的路段，那起事故导致至少38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尽管波顿表现得非常勇敢，但即便是在他进入中国两年后的今天，他旗下的基金依然表现不佳。仅仅是今年3月和4月，他的资产组合中就有两只股票因存在公司治理问题而被停牌。在香港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上市的时装零售商宝姿(Ports Design)未能及时提交年度财务报表。同时，在纳斯达克(Nasdaq)上市的高等教育培训集团双威教育(ChinaCast Education)指责其前首席执行官陈子昂(Ron Chan)拒绝交出公司“印章”。它们是一种复杂的印章，用以代替签名。在中国，没有这种印章就无法做生意。陈子昂于3月被开除，他否认自己带走公司财产，并称自己是西方投资者策划的阴谋的牺牲品。说得委婉些，这仅仅是他的投资中两起未能达到预期的案例。头脑冷静的波顿把投资于在美上市的中国股票的经历比作是“在雷区挖金子”。

四年前，这位伦敦的明星基金经理准备退休。厌倦了数十年来不停地寻找廉价股票，他计划投入到谱写古典音乐上（你可以在iTunes上下载波顿的竖琴和钢琴歌曲专辑《颂歌花环》(A Garland of Carols)）。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和他的妻子萨拉(Sarah)育有两子一女，打算在西苏塞克斯郡(West Sussex)一个小村庄的Old Rectory度过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光，冬天则住在安提瓜岛(Antigua)的度假屋。

同时，他的名声依然完美无瑕。《安东尼•波顿教你选股》(Investing With Anthony Bolton)一书的作者乔纳森•戴维斯(Jonathan Davis)不吝溢美之词：“波顿安静沉着，深思熟虑，毫不招摇，他是现代职业投资经理的楷模：敏锐、自律、努力、谨慎，他的所有基金都一直拥有卓越的业绩记录。”

波顿通常能精确地把握时机，在2007年牛市见顶之际，他退出富达(Fidelity)旗下的“英国特殊情况基金”(UK Special Situations)，并提出警告，股市很快会下跌。自1979年以来，在28年的时间里，他旗下的基金年复合回报率达19.5%，比基准的富时全股指数(FTSE All-Share)高出6个百分点。即便以多种标准来衡量，这也让他成为英国最成功的职业投资家。

除了辉煌的投资业绩以外，波顿相当平凡。他父亲是位诉讼律师，他毕业于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主攻工程学，通过家庭关系机缘巧合才偶然涉足金融业。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他都避开公众的注意。只在2003年，他带领股东驱逐了英国独立电视台(ITV)董事长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媒体才封他为“沉默的杀手”，不过他很讨厌这个绰号。

格林现在在伦敦梅费尔区(Mayfair)的一家诊所担任弗洛伊德心理治疗师，他表示，对于波顿在中国栽跟头他一点都不惊讶：“一个在英国度过其大部分职业生涯的基金经理，为什么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在中国人自己的地盘上斗得过中国人呢？这让我很迷惑。”

2009年末，就在他准备退休之前，波顿在富达香港办事处花了三个月培训初级同事选股的艺术。中国的崛起令他目眩神迷，波顿称之为“我们这一代人最宏大的经济发展和投资故事”。他得出结论，眼下的机会太好了，不容错失，他要在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上测试他的技巧。

……

富达积极支持波顿征服中国的计划。截至2010年4月，他的“中国特殊情况基金”已经从投资者手中募资4.6亿英镑，并在伦敦证交所(LSE)上市。波顿宣布，他计划把重点放在中国消费行业，主要投资于小型私营企业，而不是大型刻板的国有企业。

可以说，正是波顿对小企业（其中很多成立才几年）的热情毁掉了他的成就。他的基金成立后没几个月，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恐惧和对欺诈的担心导致中资股票下跌。小企业股票比大企业跌幅惨重得多，波顿通过债务为其资产组合融资的手法反而加重了他的损失。

波顿很快发现，他投资的100家左右的企业中，有一些要么存在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要么涉嫌欺诈。

西安宝润(China Integrated Energy)将是波顿最糟糕的投资之一。当时他不知道对冲基金已经派遣调查人员偷偷拍摄该公司的生物柴油工厂，以证明这些工厂是骗局。2011年西安宝润声称，它在陕西铜川产能10万吨的工厂正在开足马力运营，而要达到这一产能，每天得有十几辆油罐卡车往返，运来原材料，运走生产出来的生物柴油，但调查人员连续监控四个月，期间只看到6辆卡车抵达工厂。有趣的是，其中5辆卡车在同一天到达：2011年3月10日，当天一组外国投资者出现在铜川，要去参观该工厂。去年夏天，在其审计师毕马威(KPMG)因“质疑”管理层提供的信息而辞职后，西安宝润被纳斯达克摘牌。

随着我们的小型客车在上海拥挤的交通中缓慢爬行，波顿以学者般的口吻说道：“甄别他人告诉你的话是对是错是一项挑战。”车窗外，空气污染使天空变得灰蒙蒙的。由于无法再原原本本地相信财务报告，波顿雇佣了五家企业情报公司对他资产组合中的企业展开“深度尽职调查”。这些调查人员联系每家公司的供应商、顾客和竞争对手，寻找异常之处。目前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波顿投资的一家公司拥有的店铺不足其声称数量的一半，而另一家公司所谓的四家最大的客户中，有三家不知道该公司。波顿表示：“在这里，如果人们想要相互欺骗，真是创意十足。”他的话中透着一丝“钦佩”。

……

波顿不是唯一一位损失数百万的西方大投资者。因押注次级抵押贷款崩溃而名声大噪的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在嘉汉林业(Sino-Forest)的投资中损失4.6亿美元。嘉汉林业是一家中国林业集团，在受到欺诈指控后，该公司在3月申请破产保护。

在另一起臭名昭著的案例中，中国软件集团东南融通(Longtop)去年被审计师德勤(Deloitte)指责存在“严重缺陷”，包括伪造银行对账单等，随后该公司被纳斯达克摘牌。这起事件更令人震惊之处在于，2007年东南融通通过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和高盛(Goldman Sachs)组织的一次股票发售募集了2.1亿美元资金，而其股东包括一些大名鼎鼎的名字，例如美国加州公务员养老基金（CalPERS）等。

波顿转战中国之前，批评人士警告称，波顿不能讲汉语，这是他的软肋。波顿则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辩称，自己不懂挪威语、波兰语和葡萄牙语，也没有妨碍他在欧洲赚钱。生于上海的王文莹(Martha Wang)运作着富达一只40亿美元的基金，她坚持认为波顿不会讲汉语并不重要。不过，她补充道，像她这样的本地投资者在理解当地企业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意图时，“或许有些优势”。

尽管富达12人的中国分析师团队向波顿提供了关键帮助，但他们对吸引波顿的众多小公司大多不熟悉。为了研究这些默默无名的企业，波顿转而求助于他的助理Doris Yang，她于2007年以毕业实习生的身份加入富达。波顿说：“她非常多才多艺。我几乎能把任何公司交给她研究，而她都能给我提供有价值的评估。”对于一个只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言，这可是一份重大的责任。

英国商人祈立天(Tim Clissold)在畅销书《中国通》(Mr China)中叙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在中国投资4亿美元的痛苦经历。他指出，这个国家现在和20年前一样危险。他承认：“有些事已经发生变化。谈判桌另一端的人不知比过去老练多少。他们是一群在哈佛接受过教育的聪明的中国年轻人，英语熟练，而20年前的对手却是穿着中山装、步履缓慢的干部。但对外国投资者而言，背后的风险是，我们无法理解真正发生的事情、发现关联方交易或通过董事会实施公司治理……这些方面没有出现任何变化。”

正如伯纳德•马多夫(Bernard Madoff)案突显出的一样，欺诈是个全球性问题。马多夫650亿美元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毁掉了一些慈善团体，导致其长子自杀。但是，在中国，腐败猖獗，法治不健全，这意味着，一旦出事，则求助无门。讽刺的是，这些因素促使卡森•布洛克(Carson Block)之流大发横财。美国人布洛克曾指控嘉汉林业涉嫌欺诈，通过押注其股价暴跌而获益。布洛克说道：“你必须在中国吸取惨痛教训，才能明白如何在中国投资。”布洛克在上海的第一次冒险是一家叫Love Box Self Storage的私人仓储公司，这笔投资几乎使他破产。“我们来自西方，每个人都是在私人车道上泊着两部车、家里摆着好几台电视机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不明白身无分文的绝望感，不明白这种情况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这意味着，他们今天会为了一块钱出卖你，而不是在未来三年和你一起努力挣两块钱。”

波顿把自己的资金委托给一些企业家，但他和这些人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他持股的前十名企业中的一家是国美(Gome)，这是一家电器零售商，其创始人黄光裕靠在北京街头售卖电池起家，成长为中国最富有的人。2010年，黄光裕因行贿入狱，但他依然拥有国美30%股份，在监狱内施加影响。这与拥有166年历史的高端专有私人俱乐部香港会(Hong Kong Club)相隔万里，而波顿在这里和城市精英交往。

波顿还持有在上海上市的白酒生产商贵州茅台(Kweichow Moutai)的股份，茅台的味道被比作像吞下“液态刀片”。波顿很少喝酒。他说，“我尝过茅台”，这种记忆让他不快。他补充道：“晚上和中国商人喝得醉醺醺的，这可不是我的长项。”他指的是在中国做成大多数生意的方式。作为一个事无巨细地记笔记的人，波顿偏爱在办公室里冷静地开会。多年来，他写满了数百个笔记本，记录了每一场公司会议——没有一丝凌乱。

到了周末，波顿就和妻子驾驶汽艇掠过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在MacBook Air上谱曲是这位曾经的唱诗班少年的放松方式。最近他给八篇中国诗词（其中四篇为情诗）配上了钢琴曲。

音乐可以携带，但宠物不行。波顿回想起当初他和妻子就是否把家里的深褐色拉布拉多狗默林(Merlin)带到香港时产生了分歧。最后，波顿赢了。他解释道：“把它从英国乡间带出来，圈在香港公寓大楼17层装着空调的公寓里，这很不公平。”如果默林来了香港，它也比这座城市里大多数狗拥有的空间大。波顿在香港的公寓面积2900平方英尺，价值7280万港币（合580万英镑），坐落于梅道一号(The Mayfair)大厦，俯瞰香港维多利亚港(Victoria harbour)。

我们抵达北京几小时后，把车停在一家物美超市(Wumart)门前的街道上。这家超市里堆满了各种商品，从拖把到微波炉，应有尽有，几乎是清一色中国制造的产品。当我们走进店里，发现物美明显区别于乐购(Tesco)和沃尔玛(Walmart)。一堆堆生鸡腿在冰块上闪光，榴莲的味道在空中飘荡。物美的战略选择是“堆得高，价格低”，看起来这种战略奏效了。

我们走到洗发水货架前，看到一排排醒目地配有功夫明星成龙(Jackie Chan)图片的洗发水，生产商是一家叫“霸王(Bawang)”的企业。2011年波顿购买了霸王的股票，之前一年有报道称霸王洗发水含有致癌化学物质二恶烷。尽管政府检验表明，霸王洗发水对消费者无害，市场研究也表明其销量正在复苏，但霸王的表现依然不佳，波顿则亏本减持了该公司股份。他承认自己从未用过霸王洗发水，他更喜欢海飞丝(Head & Shoulders)去头屑洗发水。

如果说有一个主题驱动着波顿的股票组合，那就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随着中国13亿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人们认为，能够迎合这批人群需求的公司会赚大钱。

波顿在宝马(BMW)中国合资方华晨中国(Brilliance China Automotive)的投资回报颇丰，这归功于豪华汽车需求量30%的年增长率。他还对汉庭连锁酒店(China Loadging)、现代传播集团(Modern Media)等企业寄予厚望。汉庭是一家经济型连锁酒店，自2008年以来营收已经增长两倍；现代传播集团是一家杂志出版商，它在上海的总部拥有英国艺术家翠西•艾敏(Tracey Emin)和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的作品。

与波顿相反，安本资产管理公司(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亚洲地区董事总经理、该地区经验最丰富的基金经理之一杨修(Hugh Young)几乎不认为中国企业值得投资：“一国经济增长迅猛并不意味着你能在股市发财。”

……

分析人士认为，部分问题在于，中国市场竞争过于激烈，利润遭到挤压。以手机为例：媒体投资机构群邑(Group M)指出，除了诺基亚(Nokia)、三星(Samsung)和苹果(Apple)等国际品牌以外，中国还有840多个手机品牌。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型号达11000多个，买智能手机的价格不到20美元。即使是最聪明的投资者，在众多企业中挑出赢家也面临很大的困难。

波顿最长期的支持者之一是现年87岁、来自拉特兰郡(Rutland)奥克汉(Oakham)的哈罗德•基林巴克(Harold Killingback)，他认为波顿会重振雄风。1980年，在波顿的英国基金推出后仅几个月，基林巴克就向该基金做了3000英镑的初始投资。到2006年夏，基林巴克持有的基金价值29.9万英镑。尽管基林巴克对中国特殊情况基金目前的表现很失望，上个月他仍增持了该基金的份额——“只增加了一点点，但这是为了表示信心”。基林巴克回忆道，20世纪90年代业绩平平时，波顿依然保持冷静：“他说，‘保持胆量’，而我们这些确实保持了胆量的人非常高兴自己坚持住了。”

约克郡人克里斯•拉弗尔(Chris Ruffle)在中国居住、投资了数十年，最近在山东省建造了一座苏格兰风格的城堡。他也认为，波顿会证明他的批评者是错误的。拉弗尔在中国北方沙漠地区的宁夏通过电话说：“说他不能重振雄风是没有理由的。每个人来到中国都得付一笔学费。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波顿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说：“我的策略，不管对错，都相差不大。如果我对中国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就会有大量资金流入中国，在某个阶段，股票估值必将被推高。”

上个月，波顿在中国特殊情况基金的最短任职期延长了一年，至2014年4月，这样他就有了更多时间挽回损失。当我们乘车前往天津时，他一路陷入思索之中。天津是中国人口过百万的160多座城市之一。他告诉我，他觉得对投资者负有重大责任，如果在未来两年内他的基金没有好转，他会“异常压抑”。不过，他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遗憾。安东尼•波顿轻轻地说：“即便我毁掉了自己的声誉，也不代表世界走到了尽头。”

罗伯特•库克森是英国《金融时报》亚洲市场记者

译者/倪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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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Surface挑战iPad

微软发布了它的平板电脑Surface。虽然受到业界好评，但这会不会是另一款叫好不叫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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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出台新刺激措施？

预计中国将加大力度刺激日益趋弱的经济。此前一项官方调查显示，6月份的制造业扩张速度是七个月来最慢的。

中国政府昨天（7月1日）宣布，今年6月的官方采购经理指数(PMI)跌至50.2，低于5月的50.4。订单减少和出口疲弱正导致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继续放缓。

疲弱的PMI数据似乎表明，中国经济增幅将在第二季度跌破具有象征意义的8%这个水平。此前，中国经济在今年首季度同比增长了8.1%。中国官方一名研究人员上周日在一个学术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很可能在上半年实现7.5%或7.6%的同比增长，这意味着第二季度将出现大幅减速。

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持续疲弱，增加了北京方面出台新措施提振增长的几率。而最新数据出炉之际，中国政策制定圈子里的一些人已经在呼吁采取行动。

中国国家发改委(NDRC)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上周日呼吁政府推出更多的积极政策，如减税、货币政策刺激措施以及新的基础设施投资，以支撑不断放缓的增长。

一些经济学家也相信，中国官方很可能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我们预期政府将进一步放松政策，以确保经济增长在第三季度出现反弹，”日本投行野村证券(Nomura)的经济学家张智威表示。他预计，本月中国官方将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

6月份，中国央行在三年多来首次降息。另一方面，自去年11月以来，中国央行已三次下调存准率。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上周五表示，政府将“适时适度”微调经济政策，并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多数经济学家和分析师目前预计，在连续六个季度增长减速之后，货币政策放松和新的刺激措施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在第三季度实现反弹。但有些人士，包括不少中国政府附属机构中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

“从（PMI数据中的）新订单分类指数看，没有很多迹象显示经济形势出现起色，”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表示。“前一阵大家都在说局面会在第二季度反弹，现在多数全球性银行则在预计第三季度将出现反弹，但我对这种情形的发生几率信心不大。”

拉迪表示，中国过热的房地产市场的显著放缓，尚未影响到整体经济，但当这种影响最终传递到整体经济时，中国经济很可能会进一步放缓——尽管政府采取种种刺激措施。

北京方面已发出信号表明，它有意增加有针对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比如对公用事业和铁路系统扩建的投入，但政府不愿像2008年时那样推出又一轮大规模刺激。

2008年刺激措施所产生的流动性洪流和建设热潮，在全国各地留下无数效率低下的投资，尤其是住宅房地产和宏伟的基建项目，这些项目如今正在拖累地方政府财政和国有控股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上周日发布的官方PMI显示，中国制造业整体上仍有微幅扩张，因为高于50的PMI表明扩张，低于50则表明收缩。

但从分类指数来看，新订单指数及进出口指数均指向收缩，显示在过去15年已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将迎来更艰难的时期。

在6月份的PMI中，新出口订单分类指数为47.5，低于5月份的50.4；而整体的新订单分类指数为49.2，低于5月份的49.8。

6月份的进口分类指数也降至46.5，低于5月份的48.1。

译者/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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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郎才尽的默多克

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今年都是81岁，都热爱报纸，目前他们掌管的上市公司都以他们过往最糟糕的投资命名。巴菲特的是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一家位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企业；默多克的则是新闻集团(News Corp)。

两人的区别则在于，在股东眼中，巴菲特仍然值得信赖。这使他能够凭借一股现已少见的热情和发掘价值投资机会的眼光，接连不断地收购报纸。默多克则没能得到股东的充分信任，重组新闻集团，便是对这一失败的承认。

如果媒体大亨雷石东(Sumner Redstone)或约翰•马隆(John Malone)处在默多克的位置——这两人面对有助提升自身股权价值的资产重组方案一秒钟都不会犹豫——对新闻集团进行拆分将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对默多克来说，分拆新闻集团就如同割裂理智与情感一样痛苦。默多克经营娱乐业务是出于商业理智，经营报纸业务则是出于对报业的热爱。

对于整个新闻行业来说，这也是一个令人心情沉重的时刻。如果默多克尚不能在自己的媒体帝国中保全报纸业务，那么除了那些对办报特别积极的亿万富翁之外，还有谁能做到呢？

新闻集团的其他成员多年来一直在劝说默多克进行分拆，但他一直没有被说服。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支撑新闻集团发展的报业资产有特殊感情，例如《太阳报》(The Sun)和《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等；另一个原因是，经营一家统一的大型联合企业，一直是他的核心经营理念。

一直以来，默多克既无意关注、也无需重视无投票权股东的意见，因为他的家族拥有新闻集团控股权。默多克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精通如何承担风险和承受损失——从他的整个职业历程来看，这种想法是有道理的。

一年前爆出的《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窃听丑闻，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这种局面。股东们通过这件事意识到，报纸业务绝不止是他们不得不忍受的一个小麻烦，它还对他们喜欢的公司其他业务构成了损害。新闻集团收购英国天空广播公司(British Sky Broadcasting)剩余61%股份的交易失败，彻底逆转了报纸业务与娱乐业务相互协助与强化的关系。

一些美国股东相信，新闻集团完成分拆后，收购英国天空广播公司剩余股份的交易有可能重新提上日程。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将现有资产分拆为两个仍由默多克家族控股的公司，并不会改变现状，至少在英国对媒体职业道德进行调查的声势减弱以前不会。一位伦敦金融家表示：“这种分拆不过是个商业幌子，经不起现实考验。”

分拆旨在解决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目前地位已被削弱的默多克无法就报纸业务下滑的速度给出令股东信服的解释。相对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报纸，《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在适应数字技术方面表现得更好，英、澳报纸因自身在印刷和数字广告方面的不足而受到严重影响。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证明默多克2007年斥资56亿美元收购道琼斯(Dow Jones)的合理性。

面对股东的不满情绪，新闻集团给出的对策是“股东置换”。当新闻集团分拆成两个公司后，成长型投资者将把自己持有的报纸业务股份转售给价值型投资者，后者喜欢收购低价资产、期望这些资产的状况未来能得到改善。

但自分拆设想几年前首次提出（并被默多克否决）以来，形势已经严重恶化。分拆方案A是让报纸业务部门以自身的现金流为支撑发债，同时将大块权益划给娱乐业务部门——类似于在公开市场进行的一笔私募股权交易。

我们现在即将看到的是方案B。受周二默多克态度转变激起的兴奋情绪影响，股东们忽略了一个事实：报纸业务的稳健程度不足以支撑其为自身投资需求融资。一位高管表示：“我们必须驶过一些变幻莫测的浅滩。”

因此，大块权益的划拨方向必须掉转——要划给报业公司，而不是娱乐业务公司。新闻集团不仅需要拨出数亿资金来偿付英国电话窃听案的剩余司法赔偿，还需从10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中划出一部分给报纸业务，用于后者的数字出版投资。

就像一场代价高昂、但不离感觉更糟的离婚，如果能最终摆脱自己不感兴趣的报纸业务，新闻集团的成长型投资者应该会容忍上述方案。实际上，鉴于默多克仍拥有新闻集团的控股权，股东们并没有选择的余地。

不过，报纸业务的投资者能获得某种回报——他们对业务经营的影响力会增强。从理论上讲，默多克家族未来对报纸业务公司的掌控，将和目前他们对新闻集团的掌控一样牢固，因为默多克将担任报纸业务公司的执行董事长。但是，在实际运作中，报纸业务好与坏的方面都将更明显地暴露出来。

默多克不是傻子，他当然了解这一点。这或许是他一直以来拒绝改变公司结构的原因之一。投资者忍受《纽约邮报》等报纸业务的亏损，是因为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 Channel)等成长型业务对其有所弥补。当股东们看到分拆之后报纸业务公司资产规模缩小、稳健性下降、营收以两位数速度下滑的财务数据时，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乐观了。

相比之下，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规模足够大，巴菲特又是一位足够专注并值得信赖的东家，这使得他旗下的报纸有希望在数字化大潮冲击下存活下来。巴菲特在今年5月给伯克希尔旗下报纸的出版人和编辑的信中写道：“伯克希尔将始终把保持资本充足性和流动性放在第一位……你们报纸的命运将由你们自己决定；决不允许外部力量发挥主导影响。”

放在一年前，默多克可以给自己手下的编辑写同样的话，并赢得信任。现在他已经不行了。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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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小鸟”能飞多久？

互联网是个喜新厌旧的世界。“愤怒的小鸟”已经非常成功，但“小鸟”还能飞多久？游戏开发者，Rovio公司的CEO对此抱有信心。

http://www.ftchinese.com/video/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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