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October 14, 2012
Friday, October 12, 2012
Monday, October 8, 2012
从钓鱼岛争端看中国对外政策
近一段时间，中国一些城市掀起了一波反日浪潮。这些披着“爱国”外衣的街头抗议很快变了味，出现了打砸抢烧等暴力活动。表面上看，这些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是由于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引起，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
冷静地反思一下，中日关系最近的直转其下以及各地的暴力事件可以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此次外交挫折表明中国的对外政策出了问题，反映出我们解决领土争端思维模式的失灵。因为，如果中国事先制订出有效的对外政策，那么，不仅可遏制日本的购岛闹剧，而且国内也不会出现由此引发的抗议活动。二是，暴力事件揭示出中国国民素质存在的缺陷，我们品尝到了官方宣传机器酿制的苦果，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发作了，原本是对外的抗议到头来演变成自己人伤害自己人的又一出闹剧。可以说，无论是此次外交失利，还是打砸抢烧，大都可归结为内部政策的失败。
上述一系列事件让人们想到几十年前国共两党围绕“攘外安内”的争论。从很大程度上看，“攘外”和“安内”好比鸡与鸡蛋哪个更重要一样，难以达成共识。不过，对于这一次的反日风潮，我们可以做如此推理：街头抗议和打砸抢烧表明“内”不安，如果事先把“攘外”这件事情做到位，那么，内部能不安吗？换句话说，此次抗议活动以及随后暴力事件的导火索均源于内部政策措施的不当。
凡事可从好处努力，从坏处着想，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外交场合。从最近媒体披露的公开信息看，此次外交失利不仅反映出中国相关政策的制订者没有从好处努力的初衷，未展示出国民期待的外交努力，甚至有关部门没有预料到最坏的结果。例如，当日本政府宣布“购岛”时，中国官方的对外宣传口径竟然不一，大有手足无措之感。或许是此事涉及多个部门难以协调的缘故，但公众在第一时间没有从政府部门获得统一的权威说法，却是事实。
这不过是事后评论，事前功课做得怎样呢？事实是，钓鱼岛及其海域长期被日本人实际控制，这种实际控制如同事实婚姻一般，尽管没什么法定仪式，但当事人却能实际受益。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中国奉行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的有效性。因为现实情形往往是，中国搁置了争议，外方却在开发和利用，中国未实际控制争议岛屿，就不可能有什么开发。这多少反映出中国涉外部门的长期不作为和僵化思维。最近中国设立三沙市的举动就说明了这一点，共和国建立60多年，长期未在这块中方认定的主权领土上设立行政部门，表明政府缺乏控制这块领土的意愿。是中国自身的不作为才导致目前外交的被动。
再看看日本国内的情形：无论是目前正在执政的、出手“购岛”的野田政府，还是有可能卷土重来、更加右倾的安倍晋三，都是日本民众选举上来的，他们是多数民意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在中国看来是咄咄怪事的“闹剧”，在日本却得到民众的支持。依此逻辑，除非日本的民意发生改变，否则类似的让中国不舒服的事件短期内就不大可能停止。
日本对钓鱼岛预谋已久，这次“购岛”不过是想取得“落袋为安”的效果。最近媒体也披露，日本针对中国政府的各种反应已制订出多套缜密的应对方案。这些发生在中国周边的，几乎是中国眼皮底下的举动，中国情报部门应该不会全然不知，那么是否采取了及时有效的反制措施呢？
缅甸大亨潘继泽的艰辛奋斗史
与潘继泽(Serge Pun)在他位于仰光市中心的办公室会面之前，我很难想象缅甸最成功的商业大亨之一是曾经不名一文的香港移民，靠用小舢板给轮船运送补给品以及销售空气消毒剂以赚取微薄的佣金为生。潘继泽穿着由无领白衬衣和腰布（又称莎笼）组成的传统服装，吸了一口雪茄回忆道：“1973年当我来到香港时，身上只有5港元，这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财产。当时我20岁，身体很好，我知道我必须生存下来。”
作为一名生于缅甸的少数华裔，克服困境是潘继泽这辈子一直在做的事。在到达香港八年前，1962年的社会主义政变迫使潘继泽离开了在仰光舒适的中产生活。受缅甸排挤抵制外国居民和企业影响，潘继泽的一家移居至北京，但此后仅九个月中国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当时年仅12岁的潘继泽被和自己的双亲以及四个兄弟姐妹拆散，关入一个红卫兵工作队，和其他1500名青少年一起送至边远的云南省接受“再教育”。他回忆道：“我们花了四年时间仅凭双手建起了一座水坝。我们住在自己用竹子搭建的茅屋里，用树枝搭床。我们没有电，即使是冬天也在一条小溪中洗澡。上面仅仅发给我们基本的主食和大米，其他的都得靠我们自己。如果你所在的生产队条件较好，既种蔬菜又养猪，那你就有可能吃上肉。除此之外我们只能吃蔬菜干——味道很糟。”
现如今，潘继泽经营着一个规模庞大的商业帝国——恒泽集团(Serge Pun & Associates)，旗下拥有32家公司，业务领域包括银行、房地产开发、农业综合经营、医疗服务以及汽车分销等等。潘继泽还经营着缅甸唯一一家国际上市公司：在新加坡上市的祐玛战略控股有限公司(Yoma Strategic Holdings)，当前市值约为3.8亿新加坡元。他最新的一项商业冒险于上周启动，是在仰光与缅甸新首都奈比多之间的往来航空运输服务。
潘继泽表示，自己集团的真实价值很难估算，因为缅甸国内企业缺乏国际参照物。恒泽集团的大部分财富是对仰光市内1600英亩土地盈利前景诱人的房地产开发权。随着投资者对缅甸的兴趣上升以及该国采取措施改革与房产所有权有关法律，仰光市内土地的开发价值快速上升。潘继泽表示：“不管怎样，我希望人们不要仅凭我的资产规模来评价我——在这种情况下，资产规模的相关度过高以至于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或许，更重要的是他正越来越多地被树立为缅甸的“清白先生”，在一个经历了数十年严厉军事统治、以腐败而闻名的国家中少见的兼具成功与国际化的榜样。在目前的改革派政府治下，官方会定期征询潘继泽对商业相关事务的意见，来缅甸访问的外国企业高管也会向他寻求建议或者讨论合作。
潘继泽很少谈论自己的个人生活，不过当他真的打开话匣子的时候，他会坦率地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旅程。潘继泽说：“我没有受过教育，没写过论文，也没有学历。我会说普通话、缅甸语，但不太会说英语——除了当时一起生活的远房亲戚以外，我几乎谁也不认识。我觉得自己唯一能做好的事情就是成为一名销售员。在再教育营里我担任生产队长，我觉得自己在传播官方意识形态方面做得很好。”
媒体札记：莫言幸福
一、黄金周
从9月30日到10月7日，这是一个悠长假期。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得以享受中秋连上国庆后的闲暇时光——在这个带薪分散休假尚未普及的国度里，由政府通告保障的这8天是实实在在的奢侈品。
只不过，永远都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喝”，比起张贴海岛游记，总还是抱怨的分贝最大声。所以，在央视“你幸福吗”的记者追问中，来自拥堵高速公路和热门景区的“不幸福”喧宾夺主，甚至有血光闪过。
长假最后一日到来前的子夜，中新社迫不及待地预报《黄金周长假今结束，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考验》，这是对7天之前教训的总结。9月29日深夜，接近中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实行的起始点，微博论坛上已经看到了成千上万辆汽车拥塞在收费口前等待0点到来的壮观景象。紧接着，从这个长假的第一分钟开始，对高速公路变成停车场，然后又变成垃圾场的抱怨就不绝于耳，太多人的旅程没能开一个好头。
其实，这不出乎一些观察者的预料。在放假前一天早晨，央视财经频道评论员刘戈就提问：《假期高速免费会导致狂堵吗》。可惜，这份对“专业人士已经做好足够准备”的信心确实有点过于乐观了。国庆日，东方早报已用硕大的黑体标题“16省市24条高速昨现拥堵”告诫出游同胞；新京报头版推出的便是那幅密密麻麻的大塞车图片，加添“今天会更堵”的预警......
深圳广电集团制片人闻正兵此时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黑暗旅程：以“全程780公里，开车一天两夜，30个小时，约时速26公里”到达目的地后，他用微博发布感受：“很难想像这是在中国全程高速上完成的旅程。这也是一次一厢情愿、两败俱伤的试验：政府政策失败，民众尊严尽失。”
两败俱伤，怎么办？经济学家要长叹一声“我早就说过嘛”。李稻葵嘲讽“这是世界愚蠢政策的新纪录”：“真为了民生，为何不宣布长假高速涨价50%，所有增加收费分给100个贫困县，扶贫办学？建航母也行。实在想不出比免费更馊的主意了？太有才了！”
和他一起普及“高速定价的经济学原则”、高呼“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还有毛寿龙、薛兆丰、李子暘等，除了强调“价格管制无助公平”外，他们还从高速公路上市公司产权保护的角度批评吁求免费者：“欧美等国用于支付高速公路建设的经费是来自于现有的财政支出，而中国的绝大多数建设费用则是来自于银行的借款，甚至有一部分是来自资本市场的融资，因此中国的用车者需要在纳税的同时，为高速公路的通行费埋单。”
曹林听不进去。他以中国青年报10月2日头版评论《免费不是错，人为添堵才是祸》来反击：“一直反对高速免费政策的评论家，带着幸灾乐祸的快感炫耀着自己的‘英明’，以‘有先见之明’的优越感坐看遇堵者的笑话；公路管理者更假扮成无辜者，‘乐见’公路堵成一锅粥，坐等舆论得出‘免费是罪魁祸首’、‘还是收费好’的结论。问题真的是出在免费上吗？真的是因为贪小便宜者、贪图免费者的扎堆儿导致了高速公路不堪重负吗？当然不是！免费无错，堵车的罪魁祸首在人为。”
根据此文分析，“应该得出的结论不是‘不该免费’，而恰恰应该是‘更多地免费’。如果平常高速公路就有更多的免费，而不是仅仅是节假日这几天，就不会发生赶集般的扎堆儿；如果更多的公路能免费，而不是仅仅几条，自然会产生分流效果......高速集团本就是行政垄断的产物，无法用纯市场的逻辑去度量。免费不是恩赐，纳税人本就应享受到免费的高速福利，‘收费还贷’是推卸责任的行为，收费站是强盗。”
钓鱼岛：中日四十而惑
中日在钓鱼岛上的纠纷还在继续发酵。这一纠纷不仅集历史、民族情感与领土主权的敏感性于一身，而且不排除有突发转成军事摩擦的可能。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望月(Mike Mochizuki)、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理查德•萨缪尔斯(Richard Samuels)和卡内基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三位东亚安全与日本问题专家，解读了此次中日钓鱼岛风波背后的日本政治、对中日关系及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影响。
“购岛”背后的日本政治
日本野田政府称日本政府“购岛”是为了避免中日关系出现更糟的情形——即由“对华强硬派”东京知事石原慎太郎购岛。中国朝野上下却并不买账，认为日本“购岛”为蓄谋已久、精心策划，是野田与石原共同上演的一场政治秀。
暂不看“购岛”的后果，先就野田政府的意图来看，与石原“同谋购岛”之说在政治动机和政治可能性上缺乏逻辑支持。“在日本的政治光谱上，野田与石原分处非常不同的位置——野田中偏左，石原极偏右，”萨缪尔斯分析道，“此外，石原热切希望他的儿子石原伸晃能够赢得日本在野党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在日本党魁选举之际，石原不顾儿子的政治前途，与当时同样面临党内选举的野田共同抛开党派、意识形态的分歧在钓鱼岛上进行合作——这实在是难合逻辑。”此外，“同谋购岛”之说也似乎高估了日本政府的决策协调能力与对外一致性。萨缪尔斯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政府都未能采取战略性的行动了。”史文也说：“基于我对日本政府运作与日本政治体系的了解，我相信野田的本意确实是避免更坏的情形，与石原‘共谋’的可能性极低。”
然而，野田好的本意并不代表其政策选择便是最佳选择；眼看中国的抗议声一浪高过一浪，他也不得不承认：虽有预见中国不满，但不满之程度却为他始料未及。除由政府“购岛”外，野田政府要稳定中日关系还有其他几个选择：1）先默认石原“购岛”，然后对石原可能的挑衅行为一一加以控制。2）说服私人“岛主”放弃“卖岛”，而选择与政府续订租赁契约。3）以政治压力迫使石原放弃“购岛”。这些选择要么存在风险，要么政治上实现的可能不大。野田在决定由政府出面“购岛”前有没有对这些选择一一做考虑，我们也不得而知。望月评价道：“野田政府在胡锦涛主席的严重警告下仍决定‘购岛’，实在不幸。日本政府对九一八事变和中国的政治过渡缺乏足够的敏感，反而被日本政府的预算时间表与日本国内的政治挑战所一叶障目，草率地做出决定。”“此外，日本政府虽成功地阻止了东京考察团登岛及石原主张的开发计划，但中央政府并没有刻意与石原的目标划清界限。比如，原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明确反对东京都“购岛”，却受到日本外相批评，并被召回，也难怪中国会有‘同谋购岛’之说。”可见，野田即使出于好意，也是带了侥幸心理的。史文认为，这件事的前后都贯穿着民主社会的一个通病，即中央政府在私人或地方未违法之前并不能予以羁束。日本地方能如此背离日本国家利益而行动，恐怕也是中国人所不能理解的。
美共和党议员：勿与华为做生意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麦克•罗杰斯(Mike Rogers)表示，美国企业若想保护自己、保护国家，就不应与中国大型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开展业务往来。
“我会另找一家供应商——如果你关心自己的知识产权、关心消费者的隐私、关心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安全，”罗杰斯在定于周日晚间播放的一个电视节目中表示。
罗杰斯在《60分钟》(60 Minutes)节目发表此番言论之际，他领导的委员会将在今日发布一项调查的结果，这项持续一年的调查旨在评估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试图打入美国市场所构成的安全风险。
从罗杰斯和该委员会其他成员发表的公开言论看，这项针对全球营收最高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及其规模较小的中国同行中兴(ZTE)的调查，很可能得出严厉批评性质的结果，强化华盛顿方面把它们挡在美国市场门外的决心。
该委员会担忧，如果华为和中兴控制美国相当大部分的电信基础设施，那么北京方面就能轻易对美国政府展开间谍活动，并窃取美国企业的商业和技术机密。
罗杰斯是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议员，曾担任联邦调查局(FBI)特工。针对他的言论，华为表示，该公司是一家“在全球得到信任和尊重的企业”，在世界各地近150个市场开展业务。
华为和中兴因股权和所有权结构不透明在美国受到严厉批评。两家公司均坚称自己为私人所有企业，大部分股票由雇员持有。
华为今年上半年的销售收入达到1027亿元人民币（合162亿美元），这使其超越瑞典的爱立信(Ericsson)，成为全球销售额最高的电信设备制造商。
华为大约70%的营收来自中国境外，该公司在许多国家（包括英国）拥有规模可观的业务。就在最近，该公司宣布拟在英国投资20亿美元，并将在今后五年里把英国员工人数大致增加一倍，至1500人。
华为在美国已经开辟了较小的业务地盘，去年美国业务的营收达到大约13亿美元，而2010年为7.60亿美元。但是，尽管该公司在今年上半年支出大约82万美元进行政治游说（2011年同期支出20万美元），但华为迄今仍难以让人们相信它不是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及其权势极大的军队的一个门面。
2008年，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提出反对意见后，华为被迫放弃与贝恩资本(Bain Capital)联手竞购美国网络设备制造商3Com。去年，该公司还被迫放弃收购IT初创企业3Leaf Systems资产的计划。
上月，华为和中兴高管出席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据中国政府表示，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参加美国国会的听证会。
这些高管通过翻译否认他们的企业对美国构成安全风险。但该委员会成员事后表示，他们的证词不能让人信服。
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出于类似的安全担忧，阻止华为投标参与建设该国一个新的全国宽带网。
译者/何黎
一出有关幸福的情景喜剧
黄金周这些天，央视在“新闻联播”里播出自己的系列节目：你幸福了吗？
在浙江海宁钱塘江观潮现场采访，一位埋头捡垃圾的老汉进入采样视域。年轻男记者手拿话筒上前搭讪：大爷，打扰一下，您在收瓶子是吧，您今天上午收了多少瓶子了？
老汉看见话筒，同时看到了镜头，他朝摄像师点点头，清晰地吐出几个汉字：“七十三岁。”答非所问，观众一头雾水。其实，他是自动进入了央视新闻模式：多大岁数？家里几口人？几亩地？收入多少？记者一摁开关，便一股脑儿喷出来，这是一桩国民的无偿义务劳动。
记者顺着老人的话念叨了一句：七十三岁了是吗？
老人以为在问自己的收入，赶忙回答：一瓶一角钱。
记者继续沿着自己的既定程序发问：您收了多少个瓶子了？
他以为老人很乐意回答这个问题，可等到的答案却出乎意料：“我现在是吃着政府啊，吃了政府的低保，六百五十块一个月，政府好。”老人一口气把记者想要的都端出来了，他以为这样便可交差，可以继续捡拾瓶子了，那才是正经营生啊。
记者显然被弄晕了，对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年轻的他似乎难以驾驭，但他觉得老人如此夸奖政府，就顺理成章直奔主题：您觉得您幸福吗？
“我耳朵不好。”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回答！以常情揣摩，如此高龄的老人，大都耳背，在海潮声和人声的喧哗里，恐怕很难听清记者在说什么。所以，这个回答可谓“实话实说”，无一丝机锋。若把老人理解为一个有趣的反抗者，就太有意味了——他故意不正面回答提问，把难堪甩给记者：我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你问的太可笑了。
我相信这是采访实录，央视如此播放，说明他们认可老头是“实话实说”，觉得真实，会打动人，而且认为自己已经圆满完成“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任务，采访对象不是清晰准确地说出了采访者要套出来的答案吗？——“政府好。”
播出来后的反响是他们难以理解的。稍有智商的都把这看成了一出喜剧，大家肆意发挥，越咀嚼越有味道，一股滑稽的后现代感油然而生：一个逼人幸福的传媒，巧遇不幸福的人民，上演了一幕机智的反讽剧。极权主义的维护者往往看不出平淡话语里的机锋，他们以自己高傲的智商面对貌似憨厚无趣的民众，他们被嘲讽而浑然不觉，这才是真正的喜剧。
《幸福了吗？》是央视名主持白岩松一本自传的名字，本身含有白氏自我讥讽的味道，如今被发展成一个每日一问的常规栏目。一个事关个人隐秘感受的话题，在青天白日下做成色诱炮弹，打向一个个弱势个体，本身便有几分滑稽意味，从“我姓曾”到“我耳朵不好”的几则“问与答”，构成黄金周期间吊诡的风景，在蝗虫般聚集的诸多旅游场景面前，生发出别样的意思来。
你幸福吗？
观看“风景”的人，哪个又能说自己不幸福呢？
【作者专栏文集《在和风中假寐》已经出版，敬请关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霸业何为?
2005年，正当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著名的尼尔•弗格森出版了他的作品《巨人：美国大帝国的代价》（Colossus: the Price of America's Empire）。当年，批评美国战争外交的喧嚣声此起彼落。但毕竟，这是弗格森啊，哈佛大学历史学与金融学的双料教授，罗思柴尔德家族的研究权威，英国帝国主义衰亡的专家。于是，一股在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后一度湮灭的帝国衰亡论，又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之中。而在当时的语境之下，几乎无人否认，美国俨然已是意图统治世界的帝国。
短短数年之间，随着美国总统权力从共和党的布什交到民主党的奥巴马，政策从兵临阿富汗和伊拉克，到全面的退缩回撤，美国帝国论一下子又玉宇澄清，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
同为美国教授的许倬云（在匹兹堡大学历史系任教），所处理的是同一个话题，主题却闪回中国。《大国霸业的兴废》，用了整整2/3的篇幅，讲中国历朝历代如何从草莽之中崛起，又如何归于尘土，轮回往生。其后的1/3内容，用来处理的是西方强盛悠久的罗马帝国，又是如何从横跨欧亚，称霸千年，一朝陨落，分崩离析的。与其说，许倬云意在通过简述数千年中华帝国的衰亡史，不如说，这是一本小小的现代版《资治通鉴》，其中所缕析的，恰恰是这数千年兴废的个中镜鉴。
这是一本极其好读的小书，其实是许先生的一本口述作品，并无枝叶繁多的考证与细节，毋宁是提纲挈领式的历史评论。然则，读完之后，我却产生了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霸业何为？
先看许先生的兴废评论。他在引章之中，即提出了决定帝国霸业兴废的几个重要因素：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否能够有效地掌握分布在不同地区和地理之中的资源问题。
人才的选拔机制是否合理。中国这么巨大的一个国家，帝国的存亡自然与管理效率有必然联系。而管理人员的来源，以及他们与帝国政权核心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往往也是对帝国兴废的关键因素。
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如果中央的权力团队和社会力量之间没有足够的沟通，公权力的行使往往就不是以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正常运作为目的，而是以公权力压制社会；社会力不能够影响政治力的时候，社会力必定像决堤一样，冲破约束，颠覆政权。”
政权的核心应该开放。政权对社会开放，则能够保持其与民间的互动与沟通，使政权常新；不开放的政权使统治阶层固化，利益侵吞成为日常，腐败与无能交叉，颓势便现。
强人政治的不稳定性。简单地说就是强人在，国家兴；强人亡，国家灭。
在罗马部分，许先生则主要以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为参照，指出罗马帝国死于精神衰亡。罗马乃是一个公民社会，并仰赖公民精神凝聚国家。由于占地广袤，将军征战后滞留地方，以致罗马公民不断稀释，依靠解放奴隶来补充，遂导致基督教乘虚而入。
无论是中华帝国，还是罗马帝国，包括其后一波波崛起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兰西和英吉利帝国，都是在传统世界之中兴废。在那样的世界中，土地、人口与资源不仅仅是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因素，也因此是一个国家存亡的因素。在近代的历次帝国战争中，无不以殖民地的归属大开杀戒，以致引发两次世界大战，无非仍然是以土地与资源作为战争赌注。
Thursday, October 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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