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November 7, 2012

媒体札记:让鸽子飞

媒体札记:让鸽子飞

一、胡姓三人

不会有什么例外,中国所有时政报刊和网站均以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公报为最显要报道。

各地机关报向中央级老大哥看齐,摘要放大以下段落:“全会总结了党的十七大以来5年的工作。一致认为,这5年是不平凡的5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全面推进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除了沿用新华社“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在京举行”的标准标题外,一些市场化媒体选择公报中其它新闻点,例如晶报之《党章修正案讨论通过》、重庆时报之《增补范长龙、许其亮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南方都市报之《十八大定于8日召开》,以及现代金报之《确认开除薄熙来刘志军党籍》。

另有一篇必登通稿是《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在京举行》,新华社为此配发长篇通讯《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写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闭幕之际》。人民日报带头腾出近整版刊发全文,京华时报摘其精要为“十年查处薄熙来等十余大案要案”,广州日报则选取“反腐满意度8年升至72.7%”作为大标题。

十年一交接,只剩最后三天。互联网舆论十年来的兴盛,已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不能满足于官方通稿,微博论坛上的猜测已经到了大惊小怪的地步,以至于当发现全会公报中未出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字样时,就以为是风向大变——其实,往届早已如此。

而就是算暴雪倾城,看来也不能让北京居民和游客同声抱怨因十八大而起的各项社会管制措施。继出租车后窗摇柄被拆以防抛撒传单后,又“有图有真相”地传来经过长安街需签乘车协议的消息;紧接着是有人上传北京公交车窗被钉上螺丝的照片,并附上来自北京应急网的官方链接为证;周六晚间,人民网又根据北京交通运输管理局口径,发出《北京多个区所辖游船单位十八大期间停航》之稿。

这些管理措施在互联网空间受尽奚落。李承鹏的讽刺是“北京市长安街出入境管理局正式成立了”,慕容雪松转发“少了两个摇柄,多了一个笑柄”的网评,而针对游船停航之说,最受好评的挖苦是借由中共一大典故,来一句“我的成功你不能复制”。

不过,不仅这些网络非议被成功地拆除了通往正式媒体的窗口,连通稿照登也是件需要勇气的事——腾讯曾在新闻首页展示公交车封闭车窗以及游船停航之事,在五大门户中已属绝无仅有。

“如果大会期间出治安案子,比如有人用菜刀砍人,有人扔危险品,这很严重吗?我认为它们和平时一样严重,特别性不应很高。这应成为中国上下的共识。力劝负责社会治安的人们带头放松些,你们尽力了,不需再层层加码,把车窗打开,让鸽子去飞。留一点万一吧,这个世界就是由万一组成的。相信上下都会理解”——这段留言曾经让胡锡进在上周五受到广泛赞赏,但如今却显示为“此微博不适宜对外公开”。所以,这位环球时报当家人恐怕也不便继续宣讲“公众的平安感受应是大会安保的一部分的道理,而转向发表今日社评《中国发展快必分歧多,团结不能缺位》。

北京出租车,摇把哪儿去了?

北京,入了初冬。周末,雨中,好不容易打上一辆出租车。车内满是烟味,想打开后车窗,但车门两边怎么都找不到摇把,只好请的哥帮忙摇下前门车窗。正纳闷中,司机开口解惑了:您不知道吧?为保证“十八大”顺利召开,前几天公司传达文件,让把后车窗的摇把都卸下了。我问:这摇把与“十八大”有何关系? 师傅答:生怕坏人坐车到长安街天安门时往窗外撤传单,以防万一呗。问:摇把什么时候卸下的?答,好几天了。问:就你们公司这样做吗?答:大都一样吧。问:那您卸下的摇把呢?答:摇把倒没收走,就在车上放着。他还补充说,司机们都还签了安全保证书。

深夜,我找出那张出租车的发票,顺着上面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我说明了原委,说想投诉一下,后车窗的摇把为何没了? 值班人热情且耐心,声音中含着笑意:“是的。上个月底北京市出租车管理局下达了文件,规定‘十八大’期间不准打开后车窗,以防有人从车窗往外撒发传单。”这位值班人说,前面车窗,司机还能看着点,后窗就很难照看上,能够控制后车窗的只有摇把,就只能把摇把给卸了。

我说,这种做法很不安全,更不合情理。值班人很同情地劝我:“你觉得这种做法不人性,是吧?领导们想的事,和咱们普通人不一样。特殊时期,特殊对待吧!”我又问,北京私家车数百万辆,有人开私家车或租车撒传单,咋办? 值班人答:“根据法律,出租车内是公共场所,就可以管。私家车还管不上。”

看微博,发现这几天网上反映相似遭遇的乘客还不少。但也有网友指责这是纯粹“造谣”。放心不下,我又给另一位的哥师傅拨了电话,继续了解京城车窗摇把的事。他倒是爽快:“是的,咱车上的摇把也卸了!上级部门是有文件,让我们把手动车的摇把给卸了;若是电动车,就把后窗的开关钮给锁死,不让开。”我问他,对卸下摇把,他怎么想?他说:“上级说了,这是为防止不法分子‘十八大’期间开车窗往外撒反动传单。那是的领导旨意,咱一个普通司机,能说什么?”

离“十八大”开幕还有四天。今天上午,我去央视大楼梅地亚中心“十八大新闻中心”取采访证。回程,在中华世纪坛附近拦下一辆车。上车发现,后排车窗一左一右的摇把都还健在。我问年轻的哥,不是说有文件指示把摇把都给卸了? 的哥答:“有文件,也传达了。但我们是个小公司,才二百来辆车,公司查得不严。反正我不拉客人上长安街天安门那地就是。”我问,以前开重要会议,有这样吗?答:以前开会,比如“两会”,也挺紧张,但从没让卸摇把,不让开后车窗的。他说:“前两天,我正好休息。今晚上,我也得把摇把卸了。万一受罚冤不冤!”

我在微博上留言,请北京出租车管理局回应一下,或给公众公示一下文件。目前尚未答复。

据官方的人民网消息,北京方面为迎“十八大”,采取了多项措施以“营造安全、稳定、有序、和谐”的环境。根据“一丝不苟,滴水不漏,准确无误,万无一失”十六字方针,有关部门要求所辖的游船单位在“十八大”期间“停航”。其他坊间流传的措施,还包括玩具模型飞机停飞等。

附记:今晚,继续打车。这两天,已形成条件反射,上车就直奔后车窗摇把。这辆车,两摇把,好的,都在。问司机,为何没按上级规定卸下摇把。司机礼貌地反问:“您没看见这是电动窗吗?! 如果我开到长安街上,就得锁住后窗。真TMD扯淡,要是车上是手动窗, 上来个晕车的,我都来不及,你说,你让他往哪儿吐啊!”

(图片来源:globaltimes lihao;张力奋)

中国改革再次走到转折点

随着11月8日的临近,社会各界期盼重启改革的呼声骤然高涨。

7月23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中,以相当篇幅论述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其具有“重要位置”,“坚定不移加以推进”;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9月29日国庆招待会上,温家宝也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10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秋实”的署名文章《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11月3日,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撰文呼吁:“改革不可废,承诺不可弃”。被誉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的吴敬琏先生在9月初也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忠言逆耳利于行。新一届政府能否对形势做出准确判断,并重启改革进程,攸关下一个十年的社会稳定。

回顾中国1949年建国以来走过的历程,中国经历了三次关键的历史性转折,但每次都幸运地通过改革化险为夷。

第一次历史转折点:建国前三十年,中国以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取代经济建设,并在经济领域实行浪漫主义路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50年代的“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到60-70年代的上山下乡、文革浩劫,最终把中国经济与社会推向了崩溃边缘。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大胆提出“改革开放”战略,“拨乱反正”,使中国迅速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在80年代,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承包制与股份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商品价格市场化、引进外资,都极大激发了市场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中国经济迎来了第一次高速增长。

第二次历史转折点:由于国企改革的局限性,以及计划经济政策与萌动的市场力量的巨大不适应,80年代末中国经济再度陷入困境。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88岁高龄的邓小平发动“南巡”,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羁绊,促使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由此,市场经济的洪流终于冲突意识形态的堤坝而一发不可阻遏。随即,中国经济爆发了第二次高速增长。

第三次历史转折点:90年代中期,刚战胜20%以上通货膨胀率的中国经济,又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由于国有企业和银行体系普遍的“软约束”,亏损面不断扩大,“三角债”愈演愈烈。到90年代末,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超过30%,事实上已经“技术性破产”。华裔学者章家敦2001年所著《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代表了当时弥漫的“中国悲观论”。面对巨大的压力,朱镕基启动了国企“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股份制改造、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并全面转向“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同时,实行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国退民进”,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企业在跨国公司面前不堪一击的”悲观心理,中央政府仍拍板决定加入WTO(俄罗斯2012年才加入WTO,比中国晚了十年)。事后看,这“放手一搏”完成了中国经济的关键一跃:入世的巨大压力转化成了推进国内各项改革的强大动力。中国企业不仅没有在入世后被打垮,反而抓住“与高手过招”的机会通过学习与变革实现了涅槃。可以说,90年代的全方位经济改革和2001年入世,成就了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黄金十年。

Sunday, November 4, 2012

大学教育方式亟需变革

人才,在中国全球化进程中意义非同寻常,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中国的人才困境又在哪里?11月2日,在FT中文网主办的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度高峰论坛上,与会嘉宾就“中国的人才和品牌困境”各抒己见。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指出,现在中国的大学大多以学科建设为中心,比的是课题与论文,而没有以育人为中心。但教育的本质,应该是为学生服务的,这一点似乎被忽视了。此外,中国大学教育还没有逃脱把人的培养变得工具化的窠臼,注重教授专业知识,属于工具性教育。以后大学应该从传授知识转变成传授全面的素质上来。此外,龚克认为,在大学去行政化的过程中,光强调大学是个学术单位是不够的,而是要把育人的使命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中国大学教育习惯性地把大学生放在“受教育者”的被动地位上,这对大学生的发展是不利的。龚克说:“我有位同行说,大学教育‘不是灌溉一棵树,而是应该点燃一团火’,我很认同这句话。”

环球雅思创始人张永琪补充说,过去十年,中国出国留学生的趋势呈现年龄越来越小,数量越来越多的趋势,每年人数增幅在35%以上。而且中国留学生对西方学校越来越挑剔,从对澳洲的学校也感兴趣转到只对美国、英国的大学,而且是名校感兴趣。张永琪指出,中国对人才的诠释和定义需要扩展,不能再只盯着第一名,而是应该对有各种特长和潜力的人都重视起来。

思睿高品牌战略咨询公司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王鲁生强调说,中国应该提供公平的游戏规则和竞争环境,让每个有才能的人都有晋升的机会。他指出,比如中国的奥运人才机制,这是一种牺牲公共资源,牺牲公共健康,通过不公平的手段来进行选拔的一种体育机制。他指出:“如果几十年前中国体育‘举国体制’有其积极作用的话,现在的中国是否还需要这样的体制,我觉得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媒体札记:会前寻改革

一、改革概念

进入秋天以来,中国市场化媒体的一个重要基本功就是从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以及求是杂志、学习时报等中央级官办媒体上发掘“改革”字眼,哪怕这只是长篇大论中的只言片语。气氛之热烈,仿佛万众一心。

胡锡进当然知道以胡舒立为代表的同行们想要做什么样的议题设置。所以,他也要主动切入,继昨天宣布“历史会记住互联网时代的党代会”后,今天又定义党代会前谈改革是“中国社会的好习惯”:“近来媒体上谈论改革的声音不断喷涌,这是中国社会自强不息的写照,也是我们迎接党代会的好习惯。改革的含义经过30多年的实践后,已远远超过它的字面……热衷改革的国家决不会原地踏步,而中国改革观念的丰富和成熟,又在长时间里帮助这个国家不断摸索分寸。中国是当今世界改革最成就斐然的国家,中国的改革体量大,但一点也不笨重,反而留下相当漂亮的轨迹。这个国家没有不继续改革下去的理由。”

环球时报所谓的“丰富和成熟”,文中有解,即“中国的主流表述常把改革、发展、稳定3个概念并列使用,久而久之,这3个概念彼此有了很大兼容性。很多人单独谈论改革时,其实也把发展和稳定装了进去。而人们谈论稳定时,对用改革和发展来确保稳定的实现,也往往高度认同”。这段表述在昨晚胡总编通过微博摘要预告后,又让一些人抱怨他“逻辑混乱”、“不知所云”,但他这显然是要寻求左中右“最大公约数”——维稳。因为,在一些激进派看来,在现行体制下谈“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顶层设计”吁求者更被讥作“上折子派”,虽然他们哪怕是在微博论坛上的发言渠道都被严格控制,但这种“革命”主张还是获得了一批社会草根的拥护。

尽管也通过个人微博承认“不卖菜刀、不让公交车开车窗有些做过头”,但胡总编还是要劝告抱怨者——“大会的内容更值得期待”。为了增加说服力,更是允许这篇社评踩上美国一脚,不仅宣称“美国的大选无疑更热闹,但中国换届吸引的真实关注更高。原因是美国政治制度相对于该国历史来说已经定型、固化,国家难有真正变革……中国人心中的改革,比奥巴马上一次竞选时大谈的‘改变’,要丰富得多”,更是在结语时表露百倍信心:“中国和美国的换届哪个更成功,几年后可见分晓”。

作为旨在关注国际新闻的媒体,一篇文章当然还不够,还可以配上《美国大选:煽动反华≠日后政策》的美籍作者揭发,而昨天所刊张维为那篇《西方政治体制陷入六大困境》更是在今晨仍高居新浪评论频道微评排行榜首。

二、北京之冤

在一些更信任中国模式的左派意见领袖看来,“困境”有活生生的现实投射,就是桑迪飓风下的美国,身居海外的李牧就已经在微博中嘲笑,面对“美国4岁女童不堪奥巴马和罗姆尼的‘轰炸式’竞选宣传而号啕大哭”以及“风灾死亡人数从最初的30多已上升到80”,中国公知却“迄今尚未批评,充分体现出对民主国家的宽容”。

腾讯觉得有义务再次用常识解读新闻。《纽约也内涝,城市防不住水?》的首页专题里,正是要强调“事实并非这么简单,深入的分析对比两个城市面对暴雨的反应。可以发现面对‘7.21’暴雨,北京有冤也有错”。

中国房地产调控驶向何方?

近两年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从普通老百姓角度出发当然希望房价下降,而从政府角度看,房价上涨过快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但是如果房价真的下降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势必下滑,同时地方政府的收入也会锐减,可见房地产行业成为当前中国一块 “烫手山芋”。

11月2日,在FT中文网主办的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度中国高峰论坛上,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针对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现状进行了深度分析。

韦森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从五粮液和茅台白酒过去十年的数据分析发现,这两种酒的复合价格增长速度是15%,远远高于同期CPI,那么白酒显然是有泡沫的,这个泡沫是不是采取限价、限购和限贷的方法呢?如果采取这样政策的话,很多国企的领导肯定会有意见,不让他们喝五粮液、喝茅台还是令人很郁闷的事情。

乍一看,上述白酒过去十年15%的复合增长率是不是有些高,但是如果比较过去十年的M2,也就是广义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是18%,似乎也不太高。由此韦森用同样的角度来分析当前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韦森认为,房地产过去十年应该是当之无愧是中国经济发展重要的火车头,但是这个火车头是蒸汽火车头,噪音非常大,而且及其污染,所以谈起房地产行业整个社会的话,往往群情振奋,很难坐下来很理性的谈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如果从04年开始进行调控的话,把各种各样的政策归纳起来,除了2010年这次调控比较着重于需求,以前的调控基本是着重于供给。几乎每次调控都会让投资的门槛越来越高,而且土地越来越贵,各种审批的手续也越来越复杂,也会使得资金成本越来越高,用限制供给的方法来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上升,这是很难理解的。

韦森表示,可以考虑改换一下思维方式,他认为短期所谓的需求限制是必要的,但是从长远来说,房地产市场形成有效的、理性的市场经济机制是非常必要的,通过用增加供给的方式来解决价格上升过快的问题。

通过增加土地供应的方法打破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垄断,换句话说,使得私有土地各方能够比较自由来增加土地的供应,从而提高土地的使用率。另外,目前在一线城市周边经常能够看到小产权房的价格只有商品房价格的1/10,甚至更低。通过对郊区的小产权房给予一个比较合法的地位来达到增加供给的目的。

此外,从市场的角度看,政府拉动投资是对土地供应包括对土地价格推动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时高广义货币供应量产生了所谓通胀预期,也产生了投资的需求,同时低存款利率也间接刺激这种投资需求。政府对待弱势群体,除了采用廉租房的方式,还可以考虑用更直接的补贴方式,另外通过减税的方法来增加就业,增加老百姓收入等方法,这些都在政府考虑范畴内。

而另一位与会嘉宾—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谈到房地产行业在经济当中的影响时表示,房地产对经济拉动的影响主要是投资需求,一旦房地产行业没落,投资势必下降,最终结果导致经济增速下滑。房地产调控是结构性的,短期内势必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并不代表房地产前景黯淡。需求更多取决于经济政策、人口红利的变化,调控房地产不仅仅要从需求端考虑,还要从供给端考虑,房价、地租上升太快,对其他实体经济行业形成挤压,而在长远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来自供给端的思考更为重要,因为这决定了经济潜在的增长。

媒体札记:十八大预备

媒体札记:十八大预备

一、十八大时间

根据早前通报,作为十八大预备,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七中全会今天在京召开。东方早报头版头条再引述一遍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五大门户亦齐齐在首页最顶端展示,网易腾讯加上红色装饰,搜狐更在十八大系列策划之一《一中全会到七中全会都在做什么?》中写明:“按惯例,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分别讨论党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问题,三中通常要为本届中央和政府做一个‘大题目’,七中则担负着‘承上启下’的重任”。

人民日报无需这样预告,依惯例,它应该在会议结束后才刊发综述稿件。所以,在“满怀信心迎接党的十八大”喜庆标语下,先来一个新华社电稿——《十八大新闻中心网站今日开通》,并将其做成大红标题置于人民网头条。

但多情的商业新闻网站总能从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上找到想要的内容,哪怕是藏在十八大特刊的规定动作里。在《中国民主, 政治文明踏新程》里,新浪搜狐和腾讯的编辑发掘出“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作为标题,示以众人。

请环球时报出来说话。社评庄严宣告,“历史会记住互联网时代的十八大”:“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大将在整整一周后的星期四开幕,中国上下为迎接这次大会所做的各种准备进入高潮。重视这次大会,准备就很细致,北京等多地警方誓师确保大会期间治安安全,北京市的100多万志愿者也将参与对治安的保障工作”。

“一些人在网上对如此细致的准备提出异议,如今这样的不同声音已经很容易听到,但准备工作仍会按原有计划继续布置推行。至于是否应‘更加放松些’,不准备那么细,那更多是中国社会治理的问题,而与十八大的核心内容无关……为十八大营造良好氛围,确保它的顺利召开,比潦草筹备这次大会,在当下中国大概是相对更自然的事情。这是中国政治传统甚至社会及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还是大会的内容更重要,历史未来记住的也必将是它的内容,而围绕大会的准备细节将很快被忘却。”——文章中这些话,正是要回应异议者们的抱怨与讥笑。

代表人物是@作业本。他在昨晚集合各式微博传言,汇成一条:“坐火车禁止携带菜刀与剪刀,机场安检摸裤裆,打出租去长安街要填表,封死出租车后窗,大型演唱会活动延期,菜刀暂时下架,大场面电影拍摄延期,禁放气球,禁娱乐性飞行,五环内外地禁行货车,购买遥控飞机要实名,学校不得组织秋游,足底店单间不准关门……求良民证”。

所谓“菜刀暂时下架”、“打出租去长安街要填表”、“封死出租车后窗”的十八大管控措施,在被以“有图有真相”的方式证实后,均已成为异议者嘲笑中共“心虚”的最佳证据。而@西门不暗那句“白云机场新增了一个安检项目,摸裤裆”则是引发广州日报刊文跟进——“昨晚,白云机场安检部门回应称:白云机场并没有新增安检项目,发现可疑情况时,对旅客胸部、裆部等重点位置进行检查,长期一直都在执行”。

淡定。这句话不该只是南都周刊官方微博要送给自家抱怨被摸裤裆的执行主编,正如此刻新华网首页大红头条——《本网推出‘党的十八大’大型专题》——所言,现在,就让揶揄都留在新闻跟帖里,从机关报、都市报,到电视台、门户网站,全体进入十八大时间,编辑们的智慧可以用来设置新的议程,比如《俞正声、张宝顺、张庆黎向新浪微博网友表达执政心声》。

陈丹青:人才是个伪命题

画家、文化评论家陈丹青在FT中文网2012年度高峰论坛上谈了自己对人才的独特看法。他指出,中国遍地是人才,更重要的课题是怎么选拔人才?过去的六十年,是中国对人才高度控制的六十年,三十年前,很多人才被摧毁。这三十年来,情况有所改变,不少人才出现了,走到世界上去了。但89年后的23年来,中国大学做的最主要工作是控制学生,而且非常成功地控制住了。他指出,现在你再让大学生们像89年前那样畅所欲言,已经很少有大学生感兴趣了。而这些大学生本来就是人才。

陈丹青提到自己曾经想招一名他以为最好的艺术专业的大学生入清华大学,但只是因为政治和英语各差一分而无法入学。后来这名同学轻松考入英国一家大学艺术专业的研究生,而且并没有因为英语问题受到任何阻碍。如今她的画已经被英国肖像博物馆收藏了。陈丹青认为,她的经历很能反映中国人才面临的问题。

“人才就是一个国家的品牌,就像莎士比亚之于英国,达芬奇之于意大利一样,”陈丹青说。但在他接触的西方人眼里,中国被分割成两个时代,一个是古典中国,有许多为世界所熟知的人才名片。但现代中国,只有毛泽东一张。他遗憾地提到:“我在清华任教的时候,发现校园里很少有赵元任、陈寅恪、王国维等人的痕迹。当时我跑遍了清华园,注意到很少有学生注意到这些人跟清华的关系,也没有人真正在意。只有在谈到清华的历史时,这些人才被当作点缀被提及。”

陈丹青说:“中国的情况是,出不了人才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不要出事。在这个前提下,谈人才是个伪命题。”

林毅夫:超越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常态”

【编者按】2012年11月2日,中国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林毅夫在FT中文网2012年度高峰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全球经济大衰退:超越凯恩斯主义和“新新常态”》的主题演讲。此演讲稿根据论坛文字记录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突然倒台,触发全球经济进入从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2008年9月份突然爆发的危机,马上引起全球股票市场普遍下滑超过40%。在不少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崩溃的程度超过50%,而且国际贸易急剧萎缩,贸易量下降差不多达到50%,全球出现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全球的经济负增长。在那个过程当中,各个国家的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且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著名公司也申请了破产保护,包括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等。在这样的危机当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自然也受到相当大的冲击。2008年年底-2009年年初,中国沿海地区有2000多万农民工失掉就业机会。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各国政府吸取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经验教训,在2008年年底的20国峰会上,一致决定采取一些应对措施。首先是发达国家出手援救它们的金融机构,避免银行大面积崩溃垮台。第二,20国集团会议一致决议,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来启动它们的消费。第三,20国集团一致决议,即使国内的失业率增加,就业减少,但是不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继续保持自由贸易的原则。

在这三项措施的共同作用之下,全球避免了最糟状况的发生,尤其是中国,从2008年底开始,推行了4万亿元人民币积极财政政策,启动了需求,启动了消费,启动了就业,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时候就开始恢复增长。整个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2%,2010年达到10.4%,2011年增长率仍然高达9.6%。巴西、印度等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在2009年第二季度恢复增长,发达国家在2009年的下半年的第三和第四季度也恢复了增长,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根基还是不稳定。

我们知道,发达国家普遍失业率还是非常高,美国还是在8%左右,欧洲国家普遍超过10%。不仅失业率高,经济增长非常疲软,政府的债务很高,尤其是欧元区债务危机不断此起彼伏。在欧元区内,出现了第二次探底。而中国经济也同样出现从2011年年初开始到现在连续七个季度增长率的下滑。在今年第二季度的时候,就跌破8%,第三季度增长率只达到7.10%。在这种状况之下,全球经济将会何去何从?出路在什么地方?我想跟各位共同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对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用《全球经济大衰退》作为主标题的第一点原因。现在国际上关注的焦点是欧债危机,像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这些国家,能不能及时从欧洲中央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短期的援助来解决他的债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南欧国家如果不进行能提高生产力、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任何短期的援助措施就像吃止痛药一样,能够缓解一段时间,但是三个月、六个月,顶多九个月以后,同样的问题会再来,而且来的时候严重的程度可能比上一轮严重程度还高。

中国“救火队长”王岐山

当中国遭遇当代规模最大的破产事件时,眼看着将要亏损40亿美元的外国债权人找到身为共产党官员的王岐山,请求政府出面纾困。可是,他们被上了一堂自由放任经济学的课。

王岐山对他们表示,一个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就是让赢家赢,让输家输。

王岐山在1999年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GITIC)破产后采取的强硬立场,为他赢得了中国官员中罕见人才的声誉:说话开门见山,但在应对媒体方面有很好的悟性;对金融事务相当内行;而且愿意处理棘手的问题。

这些素质使现年64岁的王岐山肯定能够进入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将在本月让新一代领导层亮相。

直到6个月前还有传言称,出身历史学家的王岐山,甚至可能会取代李克强,接替温家宝出任总理。现在,李克强出任总理被视为板上钉钉的安排,但王岐山预期仍将在10年一度的领导层换届中获得更大的权力。

最大的未知因素是,这些权力将落在他近年分管的经济领域,还是他将担负范围更广的政治职务?长期被视为支持市场机制的改革派的王岐山,近几个月在一系列讲话中谈到法治的重要性,这些诱人的迹象似乎暗示,他也许会推动政治改革。

不过,就目前而言,王岐山在更大程度上以务实(而非意识形态倾向)被外人所知,尤其是他善于清理别人留下的烂摊子。正因如此,他得到“救火队长”的外号。

他在这方面取得第一次成功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广东。当时这个自由放任的南方省份积累了巨额债务。王岐山受命出任广东省副省长。他与外国债权人展开谈判,在迫使对方接受巨额亏损的同时争取到他们的配合,并监督国有资产整合,为广东省恢复强劲增长创造条件。

2003年非典(Sars)爆发时,他领导抗击这场更加凶险的危机。当时致命的病毒已开始在北京传播,而市政府隐瞒疫情的行为引起人们惊恐。高层解除了北京市长的职务,让王岐山临危受命,出任北京市长。

王岐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保死亡和发病人数得到准确报告。“一是一,二是二。军中无戏言,”他以自己特有的直率对当地官员强调。

2008年,王岐山获得提拔,出任中国四名副总理之一,他的职责范围包括经济事务。这使他在中国政府对全球金融危机作出的激进回应中成为主要设计师之一,当时中国的刺激方案使国内经济保持增长,即便世界其它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批评人士担心,中国那时在刺激方面做得过头,导致债务积压,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经济按国际标准衡量仍处于很好的状态。

王岐山的岳父是1989年赞成出动军队平息学生抗议的高级领导人姚依林,这一层关系使他被视为太子党(共产党的贵族阶层)。

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常常言语谨慎,照本宣科,但王岐山具有扔掉稿子即兴发言的自信。他爱讲笑话的特点,是外国谈判者认为他比多数中国官员更容易接近的一大原因。

但是,这种外向风格在北京可能成为一个不利因素。虽然他在党对高级官员的内部摸底调查中人气颇高,但批评者称他傲慢,甚至专横。一些观察人士相信,他可能被排挤,比如让他出任中国政协主席。政协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顾问机构。

另一个传言是,他可能被任命为全国人大(中国的议会)主席;王岐山本人可能更喜欢这个安排。这个职位理论上在共产党内排名第二,但人大被视为比橡皮图章强不了多少。

“他的才能不只限于金融。他知道法治也是很重要的,他真的能够在全国人大打开局面,提高人大的重要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的中国政治专家李成表示。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