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October 18, 2012

西哈努克:悲剧制造者与受害者

20世纪后半叶,一连串悲剧降临在柬埔寨头上。曾是柬埔寨最高统治者的诺罗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既是这些悲剧的制造者,也是这些悲剧的受害者。西哈努克不久前刚刚去世,享年89岁。

西哈努克是一个时而令人恼火时而讨人喜欢、时而荒诞时而精明的人。他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一生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却是在北京及朝鲜首都平壤度过的。周一,他在北京因心脏病去世。

西哈努克生前发布官方公告时,总是使用华丽的法语,而不是高棉语。他自称受到柬埔寨人民爱戴,但负责保护他的却是他的朋友、金日成(Kim Il-sung)在生前为他提供的朝鲜保镖。

2004年,西哈努克把王位传给了儿子西哈莫尼(Sihamoni)。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从柬埔寨的日常政治生活中悄然隐退,做起了“太皇”。尽管太皇是他的正式头衔,可人们还是更常称他为“Sâmdech Euv”,翻译过来的大致意思就是“国王父亲”。

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柬埔寨经历其最苦难的岁月时,西哈努克却未能为他的国家制定出一套条理清晰的战略愿景,而且还在越南战争把柬埔寨拖入泥潭之际躲起来去鼓捣业余爱情电影了。他自始至终称呼柬埔寨人民为他的“孩子”,这种家长式作风严重抑制了柬埔寨现代制度的发展。

西哈努克生于1922年10月31日,曾在金边与西贡的法语学校接受教育。那时的他未曾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日渐势微的王国的继承人。这个王国的源头可追溯到12世纪盘踞在东南亚的高棉帝国。1941年西哈努克的外祖父西索瓦•莫尼旺国王(King Sisowath Monivong)去世后,法国殖民政权挑选时年18岁的西哈努克继承王位,这么做的部分原因在于,法国人认为西哈努克比其他王子更容易摆布。

这位热情而虚荣的年轻国王陶醉于宫廷生活的快乐,他成为了一位音乐家、美食家,并且遵循王室传统做到了妻妾成群——他拥有至少6位妻子、多名小妾和约30个孩子。尽管如此,他却让那些想把他当作傀儡的人失望了。

到了1953年,西哈努克通过与法国谈判让柬埔寨获得了独立,同时他还采取措施让与他作对的柬埔寨独立运动人士闭上了嘴。1955年,意在从政的西哈努克把王位让给了父亲,自己担任首相,在金边独掌大权。1960年他父亲去世后,他成为“国家元首”。

冷战时期柬埔寨是“不结盟国家”,但西哈努克无法阻止他的国家被拖入越共与受美国支持的南越政府之间的冲突。越共所需的武器经由柬埔寨运送,南越军队也为打击越共游击队而越境侵入柬埔寨。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经济不断恶化以及社会动荡蔓延,柬埔寨出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游击队,将这支队伍称作“红色高棉”(Khmers Rouges)的正是西哈努克。西哈努克颇为残暴地对付自己的政敌,但这段不光彩历史差点就要被今天的人们遗忘了,因为当时红色高棉制造了更大的恐怖。

例如在1969年,几名涉嫌反对西哈努克政权的人士被活活抛下悬崖,后来,这几个人的头颅被放在贡布省(位于金边以南)的集市上示众。

1970年,西哈努克的首相郎诺(Lon Nol)发动政变,推翻了他的统治。西哈努克将此事归咎于美国,并一门心思想要雪耻然后夺回大权。他与之前曾试图镇压的共产主义反政府人士合作。或者换句话说,红色高棉领导人利用西哈努克以及他在农民中的王室权威,在1975年打败郎诺并夺取政权。

Wednesday, October 17, 2012

遥想郑和当年

郑和下西洋已经600多年了。全国不少地方整理和挖掘出不少与郑和有关的物件,与郑和攀亲带故的各类轶事也得到了弘扬,许多地方每年还会举办各式各样的纪念会、研讨会甚至经贸会。在全国许多城市,有数不清的以“郑和”命名的场所,如郑和大街、郑和广场及郑和公园等等。看得出,有关部门确实希望通过这种“消费”将郑和长久地植入广大民众的集体记忆之中。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围绕郑和展开的各种演绎坊间从未中断,今后还会出现新的版本。郑和当年究竟身处一个怎样的时代?当时的中国在外国人眼中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

郑和下西洋时,恰是整个欧洲最黑暗,也应该是由衰转盛的时候。英国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曾断言,是郑和给意大利带去了文艺复兴的火种,自此欧洲步入启蒙和繁荣之路,这股追求自由和科学的风气最后吹到了英国,诞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自此人类文明步入了新纪元。

在这本题为《1434: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1434: The Year a Magnificent Chinese Fleet Sailed to Italy and Ignited the Renaissance)的书中,孟席斯围绕1434年郑和舰队抵达意大利托斯卡纳展开论述。依其整理出的史料,郑和率领的代表团在佛罗伦萨得到了当时教皇尤金四世的接见,并呈上了从中国带来的稀罕物件,如陶瓷和地图。地图后来交给了哥伦布和麦哲伦,这引出后来新大陆的发现等故事。此外,郑和还向意大利人提供了天文、数学、印刷术、建筑、冶炼和武器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由于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再加上当时的佛罗伦萨是全球贸易的重要枢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因此,来自中国的知识“宝藏”很快便在欧洲传播开来,催生出文艺复兴时期一大批杰出的天才,如达芬奇、哥白尼以及伽利略等等。正是基于这种推演,孟席斯认为,1434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以后欧洲开始从中国的知识、创造和发明中吸取养分,并开花结果,进而改写了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文明版图。

孟席斯之前也曾有石破天惊,震惊世人的观点,10年前他在另一本书中就宣称,郑和是世界环球航行第一人,是他而不是哥伦布最先发现了美洲大陆。前后两书一脉相承,引用了大量古籍图鉴,充满了历史事实,两部看起来相当严肃、读起来相当轻松的跨界作品为长期弥漫在学术界的“欧洲中心论”再次敲响了丧钟,国内书评人也称孟席斯的书是“一本比《明朝那些事儿》更扎实、更有趣的著作”。

当国外学者细数郑和对西方的影响和贡献时,中国人是否也需要对郑和的历史功绩再做一番梳理,尝试一些别样的解读呢?既然郑和给西方文明带来如此大的影响,那么,郑和给中国人自己,给中华文明又带来了什么?琢磨这些问题不仅有趣而且必要,尤其是当我们将郑和与国富国穷、国家的兴衰等重大问题扯上边的时候。

追问上述问题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郑和的遗产,至少是看得见的那一部分,在其后的几百年间几乎遗失殆尽了。例如,郑和当时掌管着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这在当时许多国家看来都是令人羡慕甚至令人生畏的。然而,郑和恐怕难以想象,自己的国家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遭到一个自己也想不到的小国的欺凌,中国输在自己的舰队不够强大上了。当然,这些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事情并不仅仅是因为硬件方面的落后所致,中国在软件方面也落后了。这些不愉快的历史往往让我们联想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

宝马的中国盛宴

欧洲汽车行业的某些首席执行官夜不能寐,为销量停滞、工厂关闭以及资产负债表上赫然在目的赤字愁眉不展。但宝马(BMW)董事长诺伯特•雷瑟夫(Norbert Reithofer)似乎不用担心未来。

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不仅在全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额销量,还在扩建部分生产设施,以应对人们对奢华车型高涨的需求。

宝马成就的非凡之处不仅仅在于它让欧洲的大众市场生产商标致雪铁龙(PSA Peugeot Citroën)、菲亚特(Fiat)等望尘莫及,还表现在,即便是宝马强劲的德国对手大众汽车(Volkswagen)和戴姆勒(Daimler),在奢华车型市场上,也很难超过宝马。

周二,宝马报告称,今年前9个月已经售出133万辆汽车。这比2011年同期高出8.3%,创造了集团新纪录。宝马负责销售和营销的董事伊恩•罗伯逊(Ian Robertson)表示,2012年余下时间里宝马在全球的销量仍将保持强劲。

要理解宝马的成功之道,就要更加详细地审视这些业绩数据。在欧洲,由于受到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冲击,宝马卖出了约64万辆汽车,增长了0.8%。这一数据掩盖了宝马为支撑意大利和西班牙等疲软市场销量而提供价格折扣对盈利造成的压力。即便如此,其表现也值得称道。

在美洲,集团销量增长6.3%,售出逾29万辆汽车。今年上半年,在美国市场,宝马品牌略微逊色于戴姆勒的奔驰(Mercedes)。但宝马推出了3系轿车的四轮驱动版,预计将从中获利。

不过,即使是美国销量上涨,也不足以让宝马有信心报告称2012年全年将取得新一轮打破纪录的成绩。所以,我们必须看看宝马在亚洲的运营,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的表现。

原始数据显示,1月到9月期间,宝马在中国大陆卖出23.7万辆汽车,增长了33.5%。换句话说,中国汽车销量增长飞快,销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市场(今年迄今为止售出23.5万辆)。

中国实施推动其走出政治混乱、摆脱贫困的经济改革不过三十年,愿意撒钱购买宝马的富裕中国消费者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国家,这一事实非常惊人。在德国,今年前9个月宝马交付了21.2万辆汽车,销量实际上下降了。

伯恩斯坦研究公司(Bernstein Research)汽车分析师马克斯•沃伯顿(Max Warburton)指出,自2009年低潮以来,宝马的营收增加了180亿欧元,其中中国市场的繁荣贡献了近50%。他说:“从中国获得的营收全部都来自超级富豪群体,意味着超高额盈利。”

宝马是最早抓住中国市场潜力的西方汽车制造商之一,1994年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2003年与华晨汽车(Brilliance Automotive)成立合资公司。9年来,合作双方只在东北部城市沈阳建立了第二家汽车工厂。这座工厂将使双方在中国市场的总体年产量增加到40万辆。

宝马在中国的成功归功于德国企业有条不紊的长远眼光,以及这家汽车制造商产品杰出的技术品质。不过,宝马过去三年间令人印象深刻的盈利能力并没有体现在其股价上。宝马的股价一直徘徊在60欧元,与一年前相差无几。

投资者担心两个问题:一是欧洲汽车市场持续疲软,二是人们直觉认为宝马在中国的盛宴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无疑有些需要担心的理由。中国的车主们迟早会卖掉他们的豪华车,从而首次打造出一个庞大的二手高级车市场,这将冲击新车需求。中国豪华车经销商已经库存高企,并在提供大幅折扣。

鉴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有人可能会问,未来数年中国还会产生多少喜爱宝马的百万富翁?

不过,宝马是一家管理得当的企业,一直严格控制着成本,精心地规划未来。即使中国的高端市场冷却下来,宝马的这些优点将始终大有裨益。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欧洲编辑

译者/倪卫国

岛屿之争考验中国大国角色

最近一段时间,在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译者注)附近巡逻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每次眺望地平线,都很有可能看到中国的公务船。

过去两周期间,北京方面几乎天天派遣海监船进入这些争议岛屿附近的水域。

这个非常公开的举动展现了中方对日本国有化其中几个岛屿的愤怒,这些岛屿都在日本实际管辖之下,但中国宣称拥有其主权。

昨日,日本防卫省表示,7艘中国海军舰艇在冲绳附近海域航行,这里距离上述争议岛屿不远。

这场危险的猫捉老鼠游戏是中国与邻国乃至相距遥远的国家争吵的最新实例。这种情况表明,在11月召开的十八大之后掌权的新一届共产党领导人,将接手一个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感到不自在的国家。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与菲律宾围绕南海的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中国称为“黄岩岛”——译者注)陷入对峙,在那之前,中国还分别与越南和菲律宾围绕南海有争议海域的捕鱼和钻探权发生纠纷。

中国对美国也有意见。普遍预期将接替胡锦涛出任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9月份警告美国不要介入中日纠纷。

20多年前,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设计师邓小平曾发出“韬光养晦”的教诲。

邓小平的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奇迹,推动中国转变面貌,成为一个全球大国,这个角色经常与邓的格言发生抵触。

“我们是房间里的庞然大物,”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的安全及国际关系专家朱峰表示。“中国需要经过一个改变和应对这种现实的过程。我们正在学习做一个大国。”

中国的规模、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和军事实力,都引发了邻国的担心和疑虑。

中国国内表达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扩张主义观点,加剧了这种担心,削弱了北京方面有关中国崛起不会威胁到任何人的官方保证。官方言辞与官方媒体上常见的更为敌意的言论之间的脱节,导致许多外国观察人士怀疑,中国“温和”的文职领导层与更为“鹰派”的军方之间存在分歧。

不过,这种观点并未得到证据的支持。“即使在一个通常被视为拥有‘强硬’偏好的组织(如解放军)内部,也可以找到不同的观点,”麻省理工学院(MIT)中国外交政策及安全问题专家傅泰林(Taylor Fravel)表示。

“某个人是否鹰派,也许取决于具体问题。在主权问题上,我看不出文职和军方领导人之间有什么分歧,这是一个各方在战略层面具有广泛共识的问题。”

但是,执政的共产党尚未拿出一套取代邓小平方针的理论。

“高层正在进行一场辩论,”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表示。“一些领导人(尤其是在比较发达的沿海省份)主张,中国必须以更加直截了当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开采中国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源。

“其他人则表示,中国必须继续优先关注国内发展,解决内部的社会挑战。”

分析人士表示,无论习近平的个人倾向如何,他都必须摆平所有利益,因此中国外交政策不太可能出现重大变化。不过,党仍在寻找向外部世界解释这些目标的更好方式。

● 美军太平洋司令官淡化了中国与邻国南海领土纠纷所引发的紧张局势,并强调,美中需要确立长期军事合作。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USPACOM)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洛克利尔(Samuel Locklear)强调了与中国打造“较长期”安全合作关系的重要性,他指出,自今年上任以来,他已两次访问中国。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国内部的一个构想是,让预期将接替温家宝出任总理的李克强分管南海问题。另一个在讨论中的构想是设立一个负责外交政策的副总理职位。

译者/何黎

媒体札记:“燃犀之光”

一、伟大朋友

由外交部网站稿件示范,“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在辞世之后获得了新的名号——“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虽然在昨晚新闻联播中,“伟大朋友”只获得10秒钟一句话的口播待遇,但那是因为最高领导人的唁电还没有通过新华社到来。人民日报等到了,胡锦涛和江泽民的哀悼慰问从报眼处一路向下,连上温家宝和习近平的看望太后消息。

这样的报道规格符合西哈努克作为柬埔寨太皇的身份。这位与从毛泽东时代走来的中共座上宾,长期以北京为家,生活在许多国人的记忆中。继各新闻门户整日头条专题展示生平后,各地都市报今晨也就此集体怀旧——“别了,老朋友”、“老朋友,走好”。

放大西哈努克和毛泽东、周恩来的黑白合影,东方早报缅怀这位登上天安门城楼次数最多的外国元首;钱江晚报回忆起“他曾先后五次访问浙江,对西湖美景、丝绸茶叶赞不绝口”的故事;比起南方都市报“柬埔寨的卓越领袖”评论,深圳晶报头版更进一步,着力展现其“独立之父、宪政之父”的人生价值。

首都报纸理当心怀国事。京华时报和新京报双双发表送别评论,前者在《历史传奇、中国挚友》中声称,“一盏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一颗伟大的心停止了跳动,知情重义的中国人民将长久地怀念这位伟大的朋友”;后者则定义《西哈努克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虽然西哈努克具有不可复制性,但从这位伟人身上,也可以领悟到找到一个朋友,将给两国关系代代友好输送持久的正能量的深层次道理,尤其是‘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外交喧嚣尘上之时。”

不过,2012毕竟不是1972,中国互联网上已经有足够多的人要打破那些脉脉温情,要以纳税人的身份“利益至上”,奚落这位长期居留北京的“老朋友”是个“蹭饭达人”,批评中国政府数十年如一日的慷慨供养。

如此“刻薄”,谁来回应?唯有环球时报。社评标题开门见山,《中国应有更多西哈努克这样的朋友》:“中国互联网上有人质疑中国对西哈努克的‘投资’是‘亏本买卖’,这样的算计本身就是小商人气的,民粹的,所用公式与中国作为大国的根本利益格格不入。今天,柬埔寨在东盟内部反对越南与菲律宾将南海问题作为该组织与中国的整体谈判议题,恰是当年成果几十年后的兑现”。

向中国当年接纳西哈努克时的“担当和远见”表达钦佩,叹息“环顾今日世界,中国像西哈努克这样的朋友实在太少”,胡锡进显然有些怀念“放手表现中国价值观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道义原则”的锐气与棱角:“中国毕竟是大国,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利益冲突再怎么淡化也无法彻底消除……中国应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交朋友,而且要交真朋友,我们应当有新的西哈努克,有更多巴基斯坦这样的‘全天候朋友’,即使为此投入一些资源,承担一些西方的压力,也是值得的。”

“新的西哈努克”?那些从穆巴拉克嘲讽到卡扎菲的中国外交异议者恐怕要笑得更大声了。腾讯决定用专题《中国人民又失去一位“老朋友”》来系统总结一下那些一时风云人物的命运,由在半年前为南方周末写下《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方可成撰稿:“勿庸讳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一种由官方赐予的称号,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如果你俯身探入时代的洪流,去详细了解那些被称为老友的人物的命运,你会发现,他们当中有恋权者,有投机者,有争议人物,但也有不少值得尊敬的人。”

中美两国能否友好相处?

这很可能是个巧合——美国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之间做出选择的数日之后,中国也将向外界展示它的新一届最高领导层。之前看起来,中共“十八大”更可能于10月中旬召开,但该党需要先解决掉与名誉扫地的薄熙来有关的问题,在那之后,内定将接任国家主席职务的习近平又神秘消失了一段时间。

不论是否是巧合,美中两国领导人的换届时点都提醒人们,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将给未来数十年里的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美中两国能否友好相处具有重要意义,不夸张地说,它将决定我们要面对的是战争还是和平。这两个国家是将互为竞争对手还是彼此为敌?既有强权与崛起中强权交锋的历史先例很难让人感到鼓舞。

与我交谈过的每一位有长期驻华经历的西方官员都提醒我称,西方对中国的内在运作机制知之甚少。中国已向世界开放了自己的经济,但其政治的特点以及运作机制仍然很不透明。拿习近平来说,他与外国人士的多次会面迄今为止充分地展示出了什么叫做“神秘莫测”。

与胡锦涛这位的接班人有过数小时交谈的几个人事后坦言,他们对于习近平想把中国引向何方仅形成了最为粗略的认识。没错,习近平表现得很有自信。他认为所谓的“太子党”(中共革命英雄的后代)在管理国家方面理应获得一席之地。当话题转向体育运动时,他的神情会变得活跃起来。相对于胡锦涛来说,习近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人脉更广。

这就是西方对于习近平的所有印象。至于他的短暂失踪,从西方外交官、间谍和窃听者提供的各种信息中可以得出一些貌似合理的猜测。官方给出的背部拉伤的解释似乎缺乏说服力。最合理的猜测是,他接受了某种外科手术——虽不致威胁生命,但足以让他取消活动并退出公众视野长达数周之久。

如果问中国通们习近平在2023年离任前想把中国带至何方,他们给出的推测不会与纯粹的猜想有什么区别。中国崛起的事实让习近平这代领导人较他们的前任更加自信。但自信是否会发展为自大,果敢是否会发展为扩张主义?

在华盛顿,官员们在谈论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三派观点。第一派观点是邓小平所谓“中国应韬光养晦”的训诫——这条原则使得鸽派和鹰派达成了巧妙的妥协。鸽派得到了关于外交冲突不会妨碍国内发展的保证;鹰派则由此相信,当中国变得足够强大时,属于自己的时刻就会到来。邓小平的这一至理名言至今仍有不少拥护者。

第二派观点认为,即使中国实力变强大了,与美国发生冲突对中国也几乎没有任何好处:互相依存是中美两国政治与经济生活的现实。但是,第二派观点得到的支持现已有所减弱。第三派观点则指出,中国已经蒙受了足够多的屈辱,在国际事务中恢复自身应有身份和地位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派观点在解放军中拥有不少支持者。

习近平在外交政策上持何种观点至关重要。从他少有的几次公开讲话来看,他的观点更接近于鹰派。民族主义已经渗透进中共的血液中,所以,习近平不太可能在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采取温和立场。至于这是否等同于中国渴望与美国展开对抗,则仍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

Tuesday, October 16, 2012

华为美国受阻说明什么?

2011年2月,中国公司华为向美国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抱怨说,它被不公正地挡在美国市场门外,并请求对它在美国的经营活动进行正式调查。作为回应,2011年11月,负责管理国家安全和情报事务的政府美国机构国会情报委员会,就华为和另一个主要中国电信服务供应商中兴是否适合做美国全国通信网络的供应商,开始了调查。2012年10月8日,该委员会公布了《中国电信企业华为与中兴影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调查报告》。

该委员会的报告的结论包括:美国应该“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中国电信企业对美国市场的不断渗透;美国网络提供者应该寻找其他的、非中国的供货商;美国国会应该调查中国电信企业的不公正的贸易行为;中国企业应该变得更加开放和透明;对于那些在修建关键的基础设施时无法信任的外国公司,美国国会应该通过立法,限制其对美国通信系统的市场准入。

这个报告不仅打击了华为和中兴这两家中国最重要的电信设备生产商(它们分别是全球第二大和第四大电信设备供应商),而且打击了它们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商业伙伴。这两家巨大、成功的中国公司自20-30年前成立以来,已经深深嵌入了全球商业和电信的网络。华为为多家西方电信运营商提供设备,例如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m),同时也大量购买西方生产的设备,用于其在世界各国修建的电信系统之中。IBM是华为最重要的美国伙伴之一,自1997年以来一直和华为密切合作,购买华为的设备。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美世咨询公司(Mercer Group)和合益集团(Hay Group)等其他西方大公司,也在华为成为全球性企业的过程中,助了一臂之力。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加普(John Gapper)在10月10日就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报告评论道,“美国要排斥华为的话,已经为时过晚”(中文版为《美国应向华为敞开大门》)。根据他的观点,各个国家试图通过国有电信垄断企业控制本国通信系统(例如美国的AT&T、英国电信和法国电信France Telecom)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的推断反映了一种广泛的共识: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上,西方应该欢迎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者,尤其是中国这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它是在几十年前才重新踏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加普论称,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提出的指责,即华为和中兴违反专利法,并享受中国以软贷款形式提供的扶持,不应该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破坏性打击,而应由世界贸易组织和知识产权法律师进行国家性仲裁。

很明显,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毫不掩饰地评论称,它从这两家中国海外旗舰企业身上感受到了威胁。报告称:“中国有出于恶意目的利用电信企业的方法、机会和动机”;“情况似乎显示,根据中国法律,对于中兴和华为来说,如果中国政府提出任何利用它们系统的要求,或者以国家安全名义、出于恶意目的利用它们的要求,它们都将有义务合作”。该报告还指责,虽然国会情报委员会多次要求,但中兴和华为提供的信息太少。该委员会尤其担心的是,这两家中国企业都未向它提供充分的信息,解释它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党委在它们的组织中的角色。尤其是华为,并没有完整地向该委员会说明它的企业结构、历史、所有者状况、运营情况、管理状况和财务安排。

阅读古典的十八个理由

首先必须忏悔的是我并没有阅读足够的古典原典。没有阅读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缺乏兴趣,而是因为:一),我有着阅读的语言障碍。我们从小学开始就会拥有少量的古典阅读的材料,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那都只是升学的必要。而老师们也并没有告诉我们从古典之中应当汲取的养分与审美,而对他们而言更多地也只是完成任务。所以到了现在,只有那些受过专业的古典语言训练的人才能够流畅地阅读古典。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于是被剥夺了理解、欣赏或者鄙夷那些文字的能力和机会,这难道不是不公平吗?

可是话又说回来,既然我们已经生活在了现代,而那些文字以及它们所代表的生活已经远离了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去阅读古代?

基本上中国开始斩断与古代或者古典的关系,是从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那些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先贤们开始提倡白话文从而把古典都贬斥为封建落后的东西。可是,二),这些人多数是从私塾接受了古典教育之后,才逐渐转入了西学。也就是说,他们往往都具有深厚的古典背景,才能够在西学与中学之间进行分辨从而贬斥古典的。但是他们自己对于古典其实都有着深厚的情感,比如鲁迅乃是训诂大家,胡适的名著《中国古代哲学史》和《中国中古哲学长篇》都深刻得益于其私塾教育。研究历史的顾颉刚、傅斯年就更不必说了。就政治人物而言,曾国藩是蒋介石的偶像,王阳明的哲学依旧如今是台湾的显学。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哪个不写得一手好的古体诗?

因此,三),无论我们要赞成、反对、批判甚或打倒古典,都必须站在了解它的基础之上。而古典就成了必须的资料。

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四),我们已经完全不了解和失落了那些时代的真相。革命与现代化已经把古典的传承冲击得七零八落,我们甚至连一些古典中最基本的元素都已经无从知道。例如,很惭愧的是,我直到最近才了解到了《古诗十九首》。假如我们要认为白话文的确具有这古文更加具有容易理解的素质的话,那么这一组两千多年以前的诗几乎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的阅读障碍,而其实就是白话文的先声。其实,五),与现代相同的是,把文字搞复杂化的永远是知识分子。歌以咏志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诗歌与文学的原始冲动,因此早期的《诗经》、中期的《古诗十九首》和后期的《红楼梦》、《镜花缘》,不过都是民间的表达。

陈舜臣在《日本人与中国人》中说道:六),日本人与中国人很大的区别就在于,日本人的文化乃是一种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审美,所谓的“物哀”;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文艺即政治。中国历来最强大的文人,多数都是与政治之间有着强烈的纠葛。《离骚》当然是文艺经典,屈原是楚大夫;宋代最大的政争,发生在两个不朽的文人之间:王安石和苏东坡。

钱穆先生的《历代中国政治得失》,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探测是一个相当深厚的指南。而七),要真正了解中国的政治,就必须从阅读古典之中得到。中国多数的文学经典,其实都是政治论文,或者是政治思想。八),现代中国政治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古典之中得到答案。许倬云先生认为,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许多研究,其实已经在贾谊的《过秦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两者都是研究前代的经典。只不过中国政客们惯常以散文、骈体文等更加文学的形式来叙述,而西方更多地是以研究著作的方式而已。可惜的是,我们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老师们,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在阅读这些古典的时候,必须从古典那里获得思想上的进益,他们永远都只是文学或者语文教材而已。

Monday, October 15, 2012

Lex专栏:人民币为何走高?

别让人民币成为美国总统大选议程上的焦点。这是中国在近几周发出的信息,上周五,中国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至19年高点。中国显然明白,在美国,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是美国损失制造业及就业的现成替罪羊。

没有人确切知道美国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驱动中国的汇率管理。但上周人民币连续两天逼近其兑美元汇率每日浮动区间的上限。这显示出,在经济趋弱的大背景下,对人民币的需求反而相当强劲。事实上,如果说有任何压力的话,目前人民币承受着下行压力。中国8月份出口同比仅增长3%,按出口量计算仅增长1%;法国农业信贷银行(Crédit Agricole)指出,出口企业正在保留更多外汇款项。中国的通胀也仍处于可控范围,上月只有2%。正常情况下,这些指标将促使中国央行介入,阻止人民币走高。

即便如此,就在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国的汇率操纵之际,中国在出口方面正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世纪之交时,美国是中国近四分之一出口的目的地。如今美国仅占六分之一。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加起来也有这个比重。此外,尽管人民币在过去5年里相对于美元升值五分之一,但其在贸易加权基础上仅升值十分之一多一点。相对于日元,人民币贬值了五分之一。这有助于中国保持竞争力。

这种竞争力减轻了中国的压力,使其无需将贸易情况用作人民币汇率管理的依据。此外,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正在趋缓。这两个动态意味着,中国进一步推进汇率放开的条件已经成熟。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员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和风

媒体札记:莫言不幸福

一、老朋友

早晨6时刚过,凤凰网就紧急更换首页头条为《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凌晨在北京逝世》。伴随着新华社稿件的到来,新浪搜狐网易腾讯也陆续建立专题,聚焦这位“中国人民老朋友”的离去。

于是,这位耄耋老人昔时接待刘少奇亲自当司机、创作《万岁主席毛泽东》等歌曲、红色高棉执政时期流亡中国等历史故事均被网络编辑一一翻出,新华社也已播发出其黑白色调的历史照片。

二、莫言之忧

虽然已经过了一个周末,莫言仍被笼罩在聚光灯下。

被媒体最新发掘的亮点源自他接受《面对面》采访。央视已经有了足够强大的心理承受力,把自家在国庆期间毁誉两极的“你幸福吗”提问投向这位开创中国诺奖史的作家,且由新闻联播编导恰恰拮取此段作为推荐,在昨晚公开呈现在亿万观众面前:董倩问,“您幸福吗”,莫言答“我不知道”;而当董倩说“绝大多数人觉得您这个时候应该高兴,应该幸福”后,莫言则回应,“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任何压力才幸福。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忡忡,能幸福吗?但要我要说说不幸福,你就会说太装了吧,刚得了诺贝尔奖还不幸福。”

如果面对镜头时的微笑中确有一丝无奈,那么,这位中国作协副主席应该是为自己在得奖之后所面临的赞美与斥责而同步感到“压力很大,忧虑忡忡”。从上周四晚19时起,他就无法再按照自己由管谟业更名“莫言”时所期许的那样“不说话”,而是必须在各路记者面前讲述感受。

虽然仍有足够多的中共体制反对者在网络上不肯宽恕莫言的顺从,但反对“泛政治化”的声音也被激发出了更大能量,厌倦意识形态之争的文学爱好者更愿意守候这位作家隐秘的文学王国。比如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张闳就是在微博上针对莫言抄写毛泽东讲话一事鸣不平:“莫言把《讲话》抄在纸上,但他的文学写作跟《讲话》并不相干。而他的批评者则把《讲话》抄在心里,在评判文学的时候,始终贯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讲话》精神”;媒体人姜军则向批评莫言者提出三点规劝:“1、文学奖不是和平奖,别扯太多政治;2,作品与做人是两码事,任何人经不起求全责备;3,静下心来多看些书,提高文学素养,也顺便反省一下自己。”

何况,在那些体谅莫言难处的人们看来,这位山东农民的儿子其实只是选择了自己的方式来担当“社会良心”,比如他的作品《蛙》就控诉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残忍。更何况,根据周五在互联网上流传的记录,莫言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已经表态希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能够“尽快获得自由”。

当然,这段问答没有出现在中国任何一家正式出版的报章和门户网站上,但除此之外,有关“政治”的话题还是成为了市场化媒体聚焦重点。根据中新社被允许发布的记录,在周五下午这场见面会上,“有记者提问说,有人质疑莫言是官方作家,站在权力角度写中国,不应得奖。莫言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评价作家作品的,并不是一个政治奖,这种质疑并没有说服力……有记者提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莫言表示,抄写《延安文艺讲话》并不后悔,因为抄《延安文艺讲话》与自己的创作没有矛盾。而自己的创作,一直在突破《讲话》……在就出版自由的有关问题上,莫言表示,在很多海外国家,涉及到宗教问题也会受到限制,经常会有一本书引起整个族群强烈抗议的事件。中国的小说写作和出版自由,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已经放宽到令人惊讶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