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中国外贸数据

中国似乎成为全球经济低迷中的安全岛。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38667.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2%。其中出口20489.3亿美元，增长7.9%；进口18178.3亿美元，增长4.3%；贸易顺差2311亿美元，扩大48.1%。而12月份出口较上年同期上涨14.1%，高于11月2.9%的上涨；进口继前一个月零增长后本月实现增长6%。高盛中国研究部门经计算后宣布，经季调后月环比折年增幅从11月的-35.2%上升到132.4%。

令人惊异的美妙数据激起一片质疑声。

第一，上述数据与笔者在珠三角、长三角所看到的情况截然相反。

外向型的制造企业仍处于艰难的转型过程中，当地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指数可见一斑。据义乌房地产管理部门统计，中国小商品基地义乌2012上半年房产成交套数同比下降20%，成交面积下滑幅度超过44%，房价上升乏力，事实上，只要是外向型制造主导的中小城市，房地产就难言好转。与此同时，义乌的小商品价格指数也未上升。服装出口上升，但看中国柯桥纺织指数一片黯淡，去年12月25日发布的景气指数比年初上升10.63%，同比下降1.96%；外贸价格总类与年初比下降11.82%，同比下降2.68%。数据纺织企业无法摆脱恶性价格竞争，企业情况不可能好转。

第二，与采购经理人指数的新出口订单不完全一致。

12月中小企业的新出口订单有所好转。根据汇丰制造业PMI指数，其中新出口订单分项指数升至52.9，为近两年高点；产出分项指出也升至21个月高位，欧美需求量上升带动了中国的出口。但要警惕的是，欧美需求量并不稳定，新出口订单继11月小幅增长后出现轻微收缩，月内略多于12%的调查样本显示新出口订单减少，我们不能奢望中国的出口恢复到原有的高增长状态。反映大企业的中国官方公布的PMI指数显示，12月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较上月小幅回落0.2个百分点。采购经理人的新订单指数，无论是11月还是12月，均不支持外贸如此上升。

第三，与港口运输、物流数据不匹配。

据海关总署的数据，广东、江苏等7个省市对外贸易合计占8成，中西部外贸出口较快增长。2012年，广东外贸进出口9838.2亿美元，增长7.7%。同期，江苏和北京（含中央在京单位）进出口总值分别为5480.9亿和4079.2亿美元，分别增长1.6%和4.7%；上海4365.4亿美元，下降0.2%。此外，浙江、山东和福建进出口总值分别为3122.3亿、2455.4亿和1559.3亿美元，分别增长0.9%、4.1%和8.6%。上述7省市进出口值合计占外贸总值的79.9%。

集装箱吞吐量完全跟不上外贸增长的步伐。据申银万国证券公司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12月中国八大港口箱量增速季节性下滑至4.8%。12月份八大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016.9万TEU，箱量增速季节性下滑至4.8%，不如11月份的6.6%；完成外贸集装箱吞吐量798.2万TEU，箱量增速下滑至4.6%，不如11月份的8.7%。华北、华东和华南三大区域箱量增速季节性下滑，其中华南区域性下滑最为明显，看样子广交会确实能够提供预期——去年秋季广交会比春交会，出口订单继续下滑9%以上。12月份华北、华东和华南箱量分别同比增长11.2%、5.1%和0.1%，增速收窄；华南地区箱量同比仅增长1.2%，增速较11月份的11.5%大幅下滑。整体增速自11月份的1.9%降至0.1%。外贸大幅上升，集装箱量增速却在下降，尤其外贸箱量下降迅速，令人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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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地方融资怪圈

新年在中国有派发红包利是的传统，尤其对于新一届中央政府而言，不少地方政府是或有此盘算。不过如果指望新一轮放松就此到来，那么如意算盘可能会落空，至少目前迹象显示对地方融资正在收紧。

日前，中国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规违法融资行为的通知》（下称463号文），要求地方政府停止融资中的违规集资、回购、担保等行为，而且细化了地方政府合法合规注资融资平台的操作，使得以往地方政府通过注入公益性资产、土地来包装融资平台的做法受阻。

这并非地方融资平台第一次收紧风声，事实上也成为数月来乃至近些年以来中国监管层对于地方融资收紧的举措后续。463号文的出台，不仅使得以往地方融资平台中很多技巧难以为继，也使得融资平台的资产要求以及渠道成本面临提高可能。譬如，文件明确要求不得将政府办公楼、学校、医院、公园等公益性资产作为资本注入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将土地注入融资平台公司必须经过法定的出让或划拨程序，不得将储备土地作为资产注入融资平台公司。

回看地方融资的兴起，可谓近些年中国地方竞争模式的典型变异。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资金的竞争。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对等，迫使地方政府不断使用金融创新筹集资金。对其而言，能够利用的最大资产，是土地，那么如何将其效用最大化么？

于是乎，城投平台公司这一堪称地方政府的天才发明应运而生，悄然为地方政府插上了融资的双翼：这意味着除了土地出让金之外，还可以以土地经营的思路来进行杠杆式运作。

这个意义上讲，地方融资平台可谓中国式创新的绝佳案例。以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离不开金钱支撑，而地方融资平台往往就成为当地政府的“现金奶牛”：这些平台往往由地方政府设立，通过划拨土地、规费等资产，迅速翻新打包出一个符合财务要求的公司，配合各类财政补贴以及银行借贷，将融资所得用于各类地方项目——这一模式不仅使得地方政府有了大快干上的充沛现金，事实上也使得各个地方政府变得越来越来像一家公司。

“四万亿”之后，各个地方融资平台风生水起，迄今虽然几经整顿，却经久弥新。根据审计署数据，截止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中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10.72万亿人民币。

其中，融资平台公司政府性债务余额为4.97万亿元，占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46.38%，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52.25%，加上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后为70.45%,其中共有融资平台公司6576家，其中有148家存在逾期债务80.04亿元人民币，债务逾期率平均为16.26%。如果考虑乡村一级债务等因素，市场估算，中国的政府债务保守估计在GDP的70%以上，而各类平台公司应该超过一万家。

地方平台突飞猛进的背后，也伴随着城投债等产品的高歌猛进。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统计，2012年全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城投类债券（不包括定向工具）累计达到6368亿元，同比增长148%；占银行间市场当年发行总量的比例达11%，较上年同期上升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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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递刀飞刀

一、事后道歉

包括云南本地的生活新报、都市时报在内，中国各地报纸今晨均刊登“镇雄县向滑坡灾害遇难者家属道歉”的消息。

与南方都市报同步，云南信息报展示《新华社调查镇雄山体滑坡三大疑点》，即“为何匆忙火化遇难者遗体？”“滑坡与瓦斯爆炸有没有关系？”“灾难发生前有没有预兆？”

其实，镇雄县有关负责人对“匆忙火化”的解释和道歉，昨天下午就已经由网络媒体发布。根据解释，“一是灾区卫生防疫的需要，遗体如露天摆放时间过长，容易腐烂产生病菌、引发疾病传播；二是山体滑坡来势凶猛，许多遗体被挖出来后严重受损，情状非常惨烈，亲属看了可能无法接受，造成心理极度悲痛。”

但是，潇湘晨报已经带来了反馈：《镇雄官方的道歉，遇难者家属不买账》，以及“官方澄清滑坡与瓦斯爆炸没有关系后，当地村民仍有质疑”。

还有新京报《匆匆火化遇难者遗体是伤口撒盐》来声援，并获新浪力荐。京华时报更允许评论员将“霸王硬上弓+事后道歉”认定为部分地方政府解决疑难杂症的“偏方”：“媒体曾经质疑滑坡事故发生地为何没有列入地质灾害隐患点，质疑当地无视同地区同类灾难频发、而且事发前持续雨雪的现实而不加预警的做法，现在，我们开始部分理解了——一个缺乏人性关怀的政府，如何能把事故预防落实到细节？”

二、咳嗽中国

雾霾尚未散去，中国媒体的聚焦亦未散去。

晨间，因为专题中“大雾挡住标题”的效果而广受好评的搜狐，在《“北京咳”入旅游指南》、《全球10污染城中国有7》的消息上方，带来一个必定让中国人五味杂陈的故事：“央视记者在北京因污染面部浮肿，驻英两年好转”。

这段广受门户青睐的个人经历，源自央视《新闻1+1》，并且，在昨晚这档节目中，编导们同样展示了搜狐的页面设计创意，以及类似“厚德载雾，自强不吸”的调侃。而后，央视驻伦敦记者唐湘伟开始宣讲切身体会：“我在北京曾经得了严重的过敏症...过敏源是尘螨……空气污染严重时，空气中的微细颗粒都能直接影响我的病情……病情最为严重的时候，我的双眼甚至整个面部都是肿胀的……两年前，我来到了英国后，由于这里的空气要比北京洁净很多，我的皮肤的过敏症大幅缓解，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没有用药了。”

与竞争对手不同，被网易选中荐于首页的是节目中一段数据：“据北大报告预测，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因为PM2.5引发多种疾病造成的过早死的人数，将达8500多人。并指出英国伦敦治理雾霾的经验是强制性减排，中国可以借鉴。”

今晨出版的纸媒，没能等到央视素材，不过也有重头稿件，那就是北京官方昨天午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市环保局所宣布的三点原因——“污染物排放大、扩散条件不利、区域本地污染叠加”——铺陈在新京报封面。除了社论强调《治空气污染需要区域共同行动》外，这家本地媒体还列出发布会上的四大焦点问答：“停驶公车如何监控？电子眼抓拍”；“应急方案怎么启动？成立协调机构”；“空气质量重回奥运时？是努力目标”；“污染天能否短信通知？还在沟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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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挑战中国经济

近日，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倪开禄留下数十亿债务“外逃”传闻一度引起轩然大波。尽管1月4日倪开禄回国打破其“跑路”传言，但超日太阳资金链紧张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在光伏行业整体困境面前，超日太阳显然只是“冰山一角”。

数据显示，中国最大10家光伏企业累计债务已高达1100亿元，此外还有数目庞大的应收账款，光伏企业的财务危机更显严峻。笔者认为，造成光伏企业高应收账款运营、资金链紧张的罪魁祸首在于产能严重过剩，而非行业本身问题——毕竟巴菲特还刚出手25亿美元投资美国的太阳能产业。

产能过剩一直是近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痼疾”。产能利用情况最为直接的指标即为产能利用率 ( capacity utilization) ，被定义为长期均衡中的实际产量与最佳生产能力之间的差异。美国、日本等国家很早就开始对产能利用率指标进行工业统计和跟踪分析， 是用于反映工业经济实力和工业经济走势的一个主要月度指标。可惜中国国家统计局没有编制及公布这个指标。

虽然中国没有产能过剩的指标，但无论是属于高耗能的电解铝、钢铁制造，还是新兴产业的光伏太阳能和风电，以及造船和钢铁业中高端产品的硅钢，均被业界公认为“产能过剩”。

传统行业而言，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其发布的《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上半年报告》中指出，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1.6亿吨以上。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

有色金属行业的电解铝这些年的无序扩张也导致了长期产能过剩的风险。其产能利用率在2007年将近90%，由于盈利丰厚，吸引了许多企业新建大规模产能。各地一窝蜂而上的结果是产能扩张太快，行业产能利用率迅速降低，近两年已经降至65%左右。

钢铁制造行业产能过剩已持续好几年，在2007年前，粗钢产能利用率在83%以上，但2007年后产能利用率整体下了一个台阶，再也没有回到80%，即长期产能过剩的体现。

新兴产业方面也有不少案例。据报道，风力发电机组制造业目前产能闲置逾40％；光伏产业产能也严重过剩，据工信部下属的光伏产业联盟对所属160多家企业的统计，产能己经达到了35吉瓦，全国光伏企业总产能在40吉瓦上下，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装机量还多。

产能过剩是今后5年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中的最大挑战。产能过剩的发展使企业的投资预期下降，其解决需要合并关闭一些工厂，这会导致失业，打击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预期，由此使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明显的下行压力。

产能过剩在企业层面的影响如企业净利率降低，负债增加，应收账款的增加，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进而将风险传递到银行业。以中国光伏产业为例，其连续5年年增长率超过100%，在产品价格暴跌的背景下企业利润锐减乃至大面积亏损，巨额负债更令企业如牛负重。有数据表明，2010年，光伏产业毛利率还在30%左右；2011年就降到10%以下，而行业内企业毛利率若低于10%，很难实现盈利；到2012年上半年，海外上市中国光伏产业股中，毛利率低达1%以下者已经比比皆是，有的甚至为负数。

而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是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原因，表现在政府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过强，地方间形成恶性投资竞争，使产能扩张难以抑制。尤其在2009 年和2010 年“四万亿”投资带领下，企业盈利改善，因此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热情攀升；而2011-2012 年是行业前期投资下产能释放的高峰时期，然而这时随着经济总需求的逐季下行，产能过剩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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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在中国买房

中国大陆购房者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没于全球各大地产经纪公司的办公室。但是，有一小部分外国人（而且人数渐趋增多）却逆其道而行之，如今选择在中国大陆置业。

很多国际买家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民居（它们的数量越发稀少），其中就包括了北京的四合院（多数建于1644年至1912年间的清代(Qing Dynasty)）以及上海阿泰科式的洋房和里弄民房（其历史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期）。这些传统民居通常位于中心地段，而且房价不菲。举个例子说，一座总面积550平米的四合院轻轻松松就能卖到6000万人民币（约合960万美元）的高价，而且重新装修的钱买主必须自掏腰包，里弄民居售价则高达每平米7万元人民币。

加拿大人李豪(Leo Seewald)重新装修了广州一幢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红色砖房，整个过程感觉其乐无穷。为了完整保留房子的风貌，他还专门定做了阿泰科风格的铁窗框，房子其它部分也同样采用此种设计式样。但李豪也发现了传统民居的一大缺陷——产权结构错综复杂。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后，大城市的人口逐渐增多，许多民居被一分再分，以容纳好几个家庭。要找到所有相关产权人并与之缔结买房协议既费时费力、又劳命伤财。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就能把整个买卖搅黄，有些人则乘势滥用相关制度（本是用来保护弱势群体之用）。“有些人已经多年未在老宅中居住，也提出补偿要求，否则就不注销自己的户口，”李豪说，想购房，就必须先办理户口注销手续。

中国楼市的火爆与地方政府收入严重依赖土地销售的情况意味着民居年岁越长，就越可能被地方政府拆迁征用。中央政府不断出台相关规定来保护房屋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但整个土地征用过快、过程极不透明、住户很能难进行抗争。

中国的城市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而农村土地仍属集体所有。国家不允许私人拥有土地，而城市住宅用地从国家手中取得租权，时限为70年。在中国购买住宅，只是购买地面建筑以及剩余的土地租赁年限。

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施工技术、建筑材料以及设计风格都已是今非昔比。因此，除了高档传统住宅外，银行为私人住宅提供的抵押贷款年限一般不超过15年。此外，中国本地人喜欢购置新房，原因是这种房子往往各种现代设施齐全，拥有完整的70年租赁期以及没有产权纠纷。

以上因素影响到了美国供应链与质量控制高管安迪•邱奇(Andy Church，见下图)，2006年他在深圳购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邱奇已经换了两次房，如今住在一套100平米的公寓内，它位于6年前所盖的某小区内，小区设施齐全，配备有泳池、健身房以及俱乐部会所。“这个小区有门卫把守，所以较为安静，”邱奇说，他称此小区是“深圳喧嚣闹市区里的一小片绿洲”。

邱奇首套房支付的是现金，但第二套房则得到了美元住房贷款。包括中行(Bank of China)及工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在内的本地银行只提供人民币住房贷款。但汇丰(HSBC)和渣打(Standard Chartered)等跨国银行以及东亚(Bank of East Asia)和星展银行(DBS)等地区银行提供外币（包括港币与新元）住房贷款。外国银行在中国所布网点有限——目前只有约400家分行，而中国本国银行的分行总数超过了6万家——但通过提供个性化服务，对贷款申请和相关英文材料提供量体裁衣式的服务，有效地弥补了网点不足的劣势。

申请住房贷款，必须在中国住满一年以上时间，而且第一套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30%。凑够首付款并不容易，因为外汇管理条例规定外国侨民每年人民币的兑换上限是5万美元。超过此额度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专门批准。

消费者优先购买新住宅，使得大量住宅实行预售制度。新房通常只以毛坯房出售，若只是充作投资之用，则不作任何装修。采用此种策略，主要由于国内投资者缺乏相应的投资渠道以及住宅租金收益偏低，也由于房产税征收目前仅限于上海和重庆(Chongqing)两地。

在中国装修房子，一系列的特别问题会接踵而至；2005年，珍尼特•席尔瓦(Janet De Silva)与丈夫伊夫•特里恩(Yves Therien)花95万美元在北京朝阳区(Chaoyang District)买了一套450平米的别墅后，才领教个中原委。为了装修这套毛坯别墅，这对加拿大夫妇请了一位设计师兼承包商，装修总预算（工钱与材料）为19万美元。

虽说俩口子对此结果颇为满意，但发现中国的施工人员并不太熟悉西方的设计及审美情趣。“承包商前后折腾了五次，总算才把旋转楼梯以及相配套的玻璃栏杆安装到位，”席尔瓦说，“而且费尽了口舌，才说服对方地下室地热板不能铺伸至酒窑。”

2010年，俩口子卖掉了那套别墅，美美地挣了一大笔。 要知道，1998年至2011年间，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了160%。虽说这样火爆行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房地产的价格依然得到强劲支撑，理由是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预计的，2005年-2025年间，中国将有3.5亿人从农村地区移居城市。此外，根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2012年的研究报告，中国2.25亿户城市家庭中，有三分之一室内不自带厨房与卫生间，所以希望改善住房者大有人在。

最后一点，2012年11月经选举上台的中国新领导层依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凭此理论，让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这其中就包括要推进房屋所有权的改革，这会让中国以及国际买家都从中受益。北京、上海市以及深圳那些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的高档住宅尤其会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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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指南

税费

购房者需付3-5%的契税，实际税率则取决于具体地段，房屋经纪需1-3%的佣金——虽说买家从开发商手中买新房时，无需支付任何佣金。若卖房者拥有的房龄不超过五年，则还得支付1-3%的中介费以及5%的资本收益税。

目前只有上海与重庆征收房产税，但这个政策有望调整；此外中国不征收出入境税。

居于中国

外国人只占中国人口的极小比例，北京常住人口中，只有1%多一点的人出生于国外，而伦敦与纽约这个比例则分别高达34%与36%。外国人在中国往往很受欢迎，尽管许多日本人感觉不安，原因是2012年因钓鱼岛(Diaoyu Islands)争端而引发全中国的抗议潮。

北京夏天炎热、冬天则异常干冷。上海较为湿润，属亚热带气候，偶尔也会下雪。广州与深圳夏天潮湿炎热，冬天则凉爽干燥。

购买力

6300万人民币（约1000万美元）可以在新潮的上海新天地(Xintiandi)购买一套面积448平米的别墅。

300万人民币（约48.1万美元）可在北京或深圳非中心地段小区购买一套面积90平米的二手房。

房地产经纪公司

香港中原地产（Centaline，网址：www.centaline.com.cn）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经纪公司。世邦魏理仕（CB Richard Ellis，网址：www.cbre.com）、Century 21（网址： www.century21cn.com）、高力国际（Colliers International，网址：www.colliers.com）、莱坊（Knight Frank，网址：www.knightfrank.com）以及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网址：www.savills.com）等国际房地产经纪公司在中国大城市开展的业务异常活跃。

居住条件

2006年，中国政府发布的第171号文件(Circular 171)规定外国人在中国购房，必须在中国合法住满一年时间。

外国人只限购一套自住房，北京上海等城市还另有附加条件。

台港澳地区(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的居民等同外国居民。

中国没有完全产权，民用住宅的最长租赁年限为70年。

克里斯托弗•狄龙是《有房一族》(‘Landed’)房地产系列丛书的作者（网址www.landedbook.com），他的第三本著作《置业中国》(‘Landed China’)将于2013年初出版发行。

译者/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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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一轮增长周期开始

近期，在将近4个季度的连续下滑后，中国主要港口的铁矿石库存开始出现企稳回升的态势。数据显示，中国进口铁矿石港口库存量在今年年初的第一个星期达到了7297万吨，与上个星期相比出现了大约3个百分点的回升。

更为重要的是，铁矿石的港口库存量跌至2010年10月以来的最低点，与2011年第一季度的峰值相比下降了大约30%。与此同时，铁矿石价格也迅速攀升至153美元一吨，与去年第四季度的低点相比几乎翻了一番。

根据笔者调研，随着近期需求上升，中国钢厂开始购买更多的铁矿石。市场消息也显示，中国钢厂的平均铁矿石库存近期上升至25 天的用量，而在去年第四季度时则大约为15 天，但仍然低于历史平均30 天的用量。这意味着中国钢铁企业已经结束“去库存”，并开始“补库存”进程。

一直以来，市场将铁矿石以及相应的钢铁库存作为中国经济重要的先行指标，而这一指标出现更加健康的表现，似乎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去库存”进程已经接近尾声，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很可能渐次展开。

尽管铁矿石和钢铁作为重要的上游原料和产成品，其指标性意义不容忽视，但与此同时，也需要参考其他关键行业的指标，来对整体经济局势作出更加全面和准确的判断。

笔者此前曾经对各关键行业的库存量进行一定的梳理，并从中发现煤炭行业的库存量相对较高——到去年年底，煤炭社会库存以及山西主要矿商的煤炭库存都达到了2005年以来的最高点；而中国重点电厂的电煤库存量也达到了30天的平均用量，这几乎是历史均值的一倍。

而眼下，煤炭社会库存已经开始缓慢下滑，而电厂的电煤库存则到去年年底下滑至20天的用量，煤炭价格也因此出现了小幅度的反弹。以焦炭的现货结算价格为例，其价格也在近期反弹至1650元每吨，与去年9月份的低点相比出现了将近30%的上涨。

而在产业链的下游，商品房的成交量也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放大，新建住房的存量也逐步回到合理区间附近。主要房企不仅创出了销售量的高点，也开始加紧购置土地，这也暗示着房地产的“去库存”进程也基本告一段落。进入新年，重点城市的房地产成交量继续走高，预示着市场信心在不断修复。

整体来看，主要行业的库存指标出现下滑，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来说，将有着较为正面的意义。总结库存下降的原因可以发现，首先，经历了两年痛苦的调整之后，多数行业的库存销售比例已经回到了正常区间，这让多数企业有余地加码生产。同时，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的财政支出进程加快，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周期的开启，以及较为宽松的货币和流动性环境，也带来了市场基本面和情绪面的改善。长期低迷的中国股市也因此受到了明显的提振。

去库存进程进入尾声，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根据十二五规划，城镇化也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这也意味着中国在2013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保持在较为快速的水平上。煤炭、钢铁以及房地产等典型投资性行业在近期出现的复苏迹象，是这一思路的体现和贯彻，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需要重新依赖基建投资。新政府已明确要发掘“改革的红利”，加上基建的支持，消费的逐渐提升，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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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山青的“时时刻刻”

一

到处是Jingle Bells的歌声，红帽的圣诞老人在绿色的圣诞树旁左摇右晃。人们穿梭在商场里、街道上，带着节日的喜悦。这个节日与马厩里出生的男婴无关，它是消费者的狂欢。

12月末的广州并不冷，榕树枝叶繁茂，午后在珠江畔散步，感到阳光的温暖。对于我这常年的北京居民，这南方城市显得杂乱、粗陋与自由，一种边缘者才有的叛逆感。

我的脑中始终盘旋着另一个景象。21年前的此刻，一个青年乘坐火车从香港到这里。那时的广州仍灰头土脸，邓小平的新政策实行两年，即使作为变革桥头堡，广州也难以立刻摆脱窘境。倘若对比香港，它的命运则更令人感慨。几代香港人称它是“省城”，它才是一切繁华、美好生活的象征，相比而言，香港则不过是另一个县城。不过30年，中国共产党让一切都倒了过来。广州人充满羡慕、饥渴地看着香港的一切，从流行文化到物质生活。

不过，这个香港青年不属于那个潮流——开发大陆市场，在这里修建工厂与酒店，他要拜会一群异议者，他们与这个国家似乎充满希望的新情绪格格不入。

这个香港青年叫刘山青。1973年，当他进入香港大学时，他可以走上一条光明之路，成为这个不断跃升的殖民城市的精英。但他选择了一条反叛之路，成为了激进青年的一员，在这个过度资本主义城市，却信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毕业后，他关心的不是个人前途，而是“工人阶级应该当家作主，剥削制度应该废除”，他加入了以托派自居的激进组织“革命马克思主义联盟（革马盟）”，这个组织是传奇人物吴仲贤一手缔造。

不过，一心急于获得稳定与繁荣的香港人，可没兴趣听这些革命理论。这些革命者在本地找不到土壤，而必须把目光转向中国。索性托派的理想从来是国际主义的，他还记得第一次参加“革马盟”的活动时，他们讨论的正是斯里兰卡的斗争。斯里兰卡尚赢得如此关注，中国的变化更是如此。

自从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的异议声音再度兴起，到了1978年末后更为活跃——“四五运动”被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则许诺一个更开放的时代。在北京是围绕着西单民主墙的政治与文学新声，而在武汉、天津、青岛、贵阳、温州甚至安阳，都有相似的声音。这些寻求民主与自由的青年人，大多围绕一份杂志展开活动，北京的《探索》、《四五论坛》、《今天》自不必说，在这些地方城市，也涌现出《追求》、《海浪花》、《钟声》、《民主碑》这一系列民办刊物，它们造就了一种自由气氛、一场零星的民主运动。对于政治与文学，他们的主张与理解或许都浅薄、碎片，却蕴涵着一鼓朝气与热情，它只有在解冻时刻才能出现。

这种新精神也影响到香港的左派，他们在回应这股中国情绪时，感受到力量与意义。刘山青第一次中国经验发生在1979年10月的广州。作为“革马盟”的成员，他前来拜会民间刊物《人民之路》的编辑人员。此刻，民间声音刚兴起、却遭遇寒流。北京的魏京生刚被判处15年的徒刑。这一严厉审判也正印证了魏京生的先知性的判断——给人开明希望的邓小平不过是另一个独裁者，倘若没有作为“第五个现代化”的民主，中国不可能发生真正的变化。这一审判也迅速波及到全国，刘山青发现《人民之路》的编辑人员正陷入低潮，不知是否应该继续杂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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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股市场将寿终正寝？

中国的所谓“B股”市场在生死线上挣扎多年之后，或许终于能从痛苦中解脱了。随着各家企业对这个“僵尸”市场放弃希望，这一历时20年之久的尝试将会寿终正寝。

上个月，中集集团(CIMC)率先将自己在深圳上市的B股转为在香港上市的H股。

另外两家中国公司的股票也已停牌，预计不久也将公布类似计划。中国最大的上市房地产开发商中国万科(China Vanke)就是这两家中国公司之一。德勤(Deloitte)估计，在85家B股公司中，约有40家可能会将B股转为H股。

北京银河证券(Galaxy Securities)首席策略师孙建波表示：“不只是万科，其实大家都不清楚B股的未来。B股已经没什么用了。”

对持有B股的外国投资者而言——包括先锋(Vanguard)、富达(Fidelity)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这一变化也许会让相关股票的表现出现喜人的提升：分析师预计，成功转为H股的股票将上演良好的表现。

有人甚至在问：在纽约上市但备受市场冷落的中国企业，是否会忍不住步其后尘？

B股市场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旨在让中国企业更容易获得外国投资。当时，货币管制和投资限制实际上使得外国人没有其他途径投资中国股票。

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均开设B股市场，股票分别以美元和港元计价。

然而，香港H股市场的快速发展令B股计划遭受重挫。H股是以港元计价的中国内地公司股票、对外国投资不设任何限制，恒生中国企业指数(Hang Seng China Enterprises Index)即是追踪H股的指数。

霸菱资产管理(Baring Asset Management)中国股票业务主管邓鸿文(Agnes Deng)称：“B股市场流动性非常差。机构投资者很难进行大规模投资。（香港的）总体监管要规范得多，为国际投资者带来了很大方便。”

中国内地以人民币计价的A股市场也在向全球资本开放，尽管开放的步伐还比较缓慢。这同样削弱了人们对B股的兴趣。

去年夏天，市场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放松了对外国人投资A股市场的限制，数量更多的基金由此能对A股市场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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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官方曾试图改进B股市场。2001年，官方修改了规定，允许国内投资者购买B股，导致深圳B股指数在几周内翻了一番。

然而，拥有充足外币的国内投资者数量太少，B股计划难以为继。现在，中国似乎乐于看到B股市场淡出。

“B转H”的流程比较复杂。安永(Ernst & Young)亚洲IPO主管蔡伟荣(Ringo Choi)解释称，企业需要得到中国证监会的批准，而且必须允许现有投资者能够选择出售手中的B股、而不是将手中的B股转为H股。企业还必须满足香港交易所(HKEx)制定的上市要求。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迹象。上个月，中国证监会放松了对中国公司赴海外上市的限制，以图减轻内地800多家公司排队等待上市带来的压力。它还批准了中集集团的“B转H”计划。

“B转H”对企业自身也有好处。除了能进入活跃得多的香港股市之外，B股的估值也一直低于中国其他种类的股票。中国万科B股目前的市盈率是9.9倍，而其A股为10.7倍。

瑞信(Credit Suisse)分析师杜劲松认为，“B转H”将为中国万科带来“强劲的相对上涨”。他在研究报告中写道：“我们预计，投资者可能会从高估值的股票转投中国万科H股。”

中集集团迄今的经历，让仍持有B股的众多外国投资者有充分理由感到乐观。

自从登陆香港股市以来，中集集团的股价已上涨逾30%。

由于投资者预期会有大量“B转H”接踵而来，B股出现了反弹。过去两周里，深圳B股指数上涨近20%，达到2011年夏以来的最高水平。

预期中的“B转H”浪潮引出了一个问题：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是否会步其后尘？其中的许多公司遭遇了与之类似的流动性匮乏问题，只不过是出于别的原因（比如受到卖空者的攻击）；它们或许会倾向于在更靠近本土市场的地方上市。

但蔡伟荣称，对于在纽约上市的公司来说，转往香港上市的话，“程序要复杂得多”。

由于必须先彻底退市，这些公司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蔡伟荣认为，很多公司可能会选择保持非上市公司身份，或是转而将目光投向A股市场。

欧阳德(Simon Rabinovitch)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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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雾仍未散

一、云南滑坡

周末的滇中媒体一片哀声。生活新报将周日封面改成了黑白素色，为46个在镇雄山体滑坡中遇难的生命祭上“殇•逝”二字。

记录了官方发布会上专家“没有发现此次滑坡与采矿活动有直接关系”的说法，京华时报还在提要中扩散了怀疑声：“在村民看来，天灾之外还存在人祸因素，即与附近高坡煤矿采矿有关”，并附加评论《镇雄悲剧背后有没有渎职》。南方都市报则刊出作者来论《“滑坡与采矿无关”要有令人信服的数据论证》：“一个被视为不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地方，为何在这个冬季———地质灾害的‘真空期’发生山体滑坡呢？这是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目前看来，至少专家没有向媒体公开可信的调查报告，至少在笔者看来，专家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以《多矿工称滑坡正下方是采空区，专家组“矿区边界距滑坡直线距离500m”结论遭质疑，煤矿一负责人表示灾难发生后煤矿停工》作为支撑，新京报今晨又刊《“滑坡无关采矿”尚难令人信服》助阵监督：“村民不是专业人士，他们的质疑也只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经验基础上，未必正确。但是，专家组的结论同样没有给出支撑结论的详细内容……专家组或政府部门应花些时间精力，拿出更详细的调查报告。这不仅是给逝去的46人一个交代，更是为矿井林立的镇雄县做一次深度体检，避免‘真空期’的灾难再次上演。”

而被五大门户集体选中的头条还要数另一篇《灾区重建地址选定，损毁房补5万》，标题已改作“云南滑坡遇难者被强行火化，称怕家属情绪激烈”：“‘1•11’山体滑坡的遇难者总人数是46人，而罗远菊一个家族的遇难人数就超过了一半，达到29人……‘我的孩子，我的亲人，我还没见到，怎么就给火化了？我是这个家族最后的幸存者，谁经过我的同意了？’罗远菊和母亲说。”

二、北京空气

虽然云南滑坡导致至少46人付出生命代价，但若要论及在周末舆论场上引发最多喧嚣的还是北京的空气——比起西南村落，这里毕竟是媒体和意见领袖最为云集之地。

就像一年前的PM2.5知识普及运动一样，本轮集体吐槽又是发端于微博。

10日早晨，@潘石屹按惯例贴出包含美使馆和北京官方两种数据的空气污染指数截图时，那只是在200上下，但当天子夜，他就发出“空气质量指数快爆表了”的惊呼，因为此时中美数据均已陡然上升到400以上，显示“有毒害”或者“重度污染”。

周六午后，这位拥有千万关注者的微博名人又转发《北京PM2.5指数濒临爆表，空气质量持续严重污染》。这是由新华社发布的消息，文称：“10日晚间开始笼罩京城的雾霾仍在继续，12日北京PM2.5指数濒临‘爆表’，空气质量持续六级严重污染。北京环境监测中心专家表示，从污染形势预报的分析结果看，此次影响北京市的重污染过程在下周一之前不会发生明显改善。”

此时，五大门户首页头条已经满是雾霾和污染的字样。深陷在浑浊空气里的北京人自怨自艾自嘲，把周末大好时光用于手机拍摄模糊街景以及创作网络段子。

已经很难查清是谁第一个灵光乍现，借用清华大学校训写出了“厚德载雾，自强不吸”的北京雾霾精神。这应该可以算作微博上的集体智慧。@财经网以“厚德载物，万物深锁雾霾中”为上联，征得@程建国“自强不息，一息尚存希冀里”唱和，@沈彬的电线杆子贡献横批——“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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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污染导致毒雾笼罩北京

一层浓密、难闻的有害雾霾周末笼罩着北京，空气质量达到超常的恶劣程度，促使环保人士称其为该市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空气污染。

在人口大约2000万的中国首都，周末空气质量持续被中国官方以及美国大使馆维持的一个监测站鉴定为有害，人们被告知尽量不要外出。

在周六晚污染最严重的时刻，空气中有害微粒浓度一度达到世界卫生组织(WHO)安全水平的36倍。

中国拥有严格的环保和排放法律，但由于缺乏执法，以及环保担忧被置于官员们实现经济增长的优先考虑之下，中国也有着地球上最糟糕的环境污染。

官方媒体称，由于大气条件使雾霾笼罩在北京上空，使其不被吹散，雾、煤烟、汽车尾气、建筑粉尘以及工业排放的有毒混合物将滞留数天。

出门的北京市民抱怨说，他们感到喉咙痛、眼睛刺痛、胸痛、头痛，还有人抱怨说，大雾沉沉，使他们感到一种类似末日般的气氛。许多高楼的顶部都消失在雾中。

在北京城郊结合部的一家医院，要求匿名的护理主任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整个周末，该院呼吸科人满为患，即便这家医院去年将呼吸科的规模扩大了一倍。

“无论是根据中国政府的官方数据还是美国大使馆发表的数据，这都是北京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空气污染，”绿色和平(Greenpeace)在北京的气候事务发言人周嵘表示。

她表示，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北方发电厂和人们家里密集燃烧煤炭，目前整个中国北方笼罩在一股寒流之下。

跨国公司和驻京外交使团都认为，该市令人震惊的空气污染是吸引高素质外籍人员的主要障碍之一，尤其是那些有年幼孩子的人员。有些单位已经给雇员家里配备了工业级空气过滤机。

移居海外的中国富人也将污染和食品安全指认为促使他们走上移民之路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富，人们（尤其是中产阶层）越来越意识到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危害。

在环境退化明显影响到健康的地方，它已成为不安定和抗议的一个起因。中国官方经常试图混淆或掩盖工业污染的严重程度。

北京的环保活动人士去年赢得一场重要胜利，政府同意监测小于2.5微米的微粒(PM2.5)的浓度，这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使用其设备已经做了多年的事。

这些微粒被视为危害最大，因为它们足够微小，能够进入血液，损伤肺组织。

政府在周末表示，PM2.5浓度达到每立方米900微克，而通常仪器的监测范围最高为500微克。低于每立方米50微克的水平被认为是安全的。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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