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面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的不断上升，中国中央政府决定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时期的主线，这是极为必要的。方向虽明，但转型不会自动发生。如何突破“知易行难”，将转型落到实处，不仅关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攸关下一个十年中国的社会稳定。
也许幸运的是，广东最近几年的实践，为下一个十年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以东莞、深圳等城市为核心的珠三角堪称“中国制造”的重镇。珠三角的制造业起步早，也最早面临转型的巨大压力。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主导的“广东实验”，既有主动为之的战略远见，也有不得不转的现实压力。概而言之，这场实验所体现出的“转型领导力”包括以下要素。
一、正确的方向。面对不断上升的社会矛盾，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把矛盾归结为市场化改革，认为腐败和收入差距悬殊等社会不公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进而提出否定市场化路线的主张。为了吸引民众支持，这些人描绘出“均贫富的民生路线”，对底层群众十分具有迷惑力。重庆的“唱红打黑”即为典型，这种模式以目的的正当性来掩盖其对法治的践踏和对纳税人公共资源的滥用。另外一种观点则强调现在的问题不是市场化本身带来的，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因而解决方法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汪洋非常鲜明地表示，广东将继续坚持改革把开放作为未来发展主导思路。
二、摆脱GDP崇拜。长期以来，地方官员对GDP增长顶礼膜拜，因为这不仅关乎政绩，也能带来税收和官员个人利益方面的好处。片面追求GDP，甚至不惜破坏环境、践踏社会公平，无疑是不可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商品消费数量，更要关注人的自由的拓展、人的能力的提高、人的潜力的发挥。科学发展，要摒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性，从“以物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本届广东政府提出建设“幸福广东”，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汪洋说，“广东现在不打经济仗了，江苏愿意超广东就超吧。” 5月9日汪洋的党代会报告只有1.6万多字，报告全文没有用一个数据，只用十六分之一的篇幅来总结成绩。上行下效，这无疑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基层官员的GDP崇拜思维。
三、突破政治周期的狭隘观念。官员只关心自己任期内的事情，中外皆然，这是官员的个体理性，也是政治周期的必然。但如果官员都采取“击鼓传花”的做法，矛盾将不断积累直到失控状态。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忧心：“目前大众普遍对政府对于防止事态恶化措施不力啧有烦言，甚至将其形容为‘下定决心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从当前事态看，批评政府和要求政府有更多作为是完全有理由的”。汪洋谈到经济转型时曾说，“功成不必在我任期”。鉴于转型任务的长期性，中央和地方官员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胸怀。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表示：“推进转型发展不是在公园里散步、在沙滩上晒太阳。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没有抛开个人得失、耐得住寂寞的实事求是的勇气，没有逐个突破体制机制等障碍的坚韧毅力，不可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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