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ne 3, 2012
Saturday, June 2, 2012
我家住在70楼！
摩天住宅席卷全球
在过去的30年里，摩纳哥一直对摩天大楼说“不”，而现在，公国已经放松了限制。
Tour Odeon大厦即将成为这个欧洲小国的最高建筑。尽管仍在建设中，这所摩天建筑已经成为了当地地标。设计师 Alexandre Giraldi说，摩纳哥的城市规划方向已完全改变。虽然仍有一些限制，但人们已经可以住进49层之高的建筑里了。
大都会的地平线正不断上升，一批新生代摩天住宅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些光鲜的建筑往往由一流建筑师打造，设计理念先锋超前。不仅如此，住客们还能享受到体贴的酒店式服务，得到全新的生活体验。
地产集团Yoo董事长John Hitchcox说:“最近这几年，摩天大楼发展势头迅猛，我认为这个趋势不会改变。市区正变得更加拥挤，越来越多的人们正考虑住进高层建筑。在那儿，他们不仅能享受广阔的视野，还可以获得专业体贴的物业服务。”
在亚洲，高314米、共77层的大京都大厦（MahaNakhon）于曼谷市区拔地而起。丽思卡尔顿（Ritz-Carlton）将为大厦提供全套五星级酒店式管理服务。
“城市正变得愈加庞大。在亚洲，建造摩天大楼简直成了一股风潮。大京都大厦的规模足以提供一整套综合服务，给住客更多便利。”建筑师奥雷•舍人（Ole Scheeren）说，他是前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合伙人。
伦敦设计师David Collins包揽了大厦的室内装修。他使用鲨革、绸缎等材料，专门设计了一系列配套家具，完美地把泰式风情与国际时尚潮流结合起来。“大京都大厦绝对会成为曼谷的地标。我们选择了精妙细致的内部装饰设计风格，以衬托出泰式神秘柔静的气氛。另外，鉴于一提到泰国，人们还会联想到健康闲适的生活方式，我们在浴室的布置上也花了大工夫。”
立于众人之上的起居生活
“一些人觉得住得越高越好，认为这能产生一种‘一览众楼小’的成就感。”曼哈顿金融区威廉比弗大厦（William Beaver House）老板Andre Balazs感慨道。这幢47层的摩天住宅是他的第三笔公寓项目。大厦建筑师Zack McKown说：“我们竭力扩大视野空间，提供细致的物业服务。每位住客们都会感到他们的起居立于众人之上。”
新生代摩天大楼不仅拥有限新颖独特的建筑外形，还大量引入了酒店式的服务。“酒店行业是生活方式变化的风向标，”Balazs说，“酒店是最早安装空调、抽水马桶的地方，它永远置身前沿。现在，摩天住宅向酒店学习，开始提供各类服务，这没什么好惊讶的。”
由普利兹克奖（Pritzker Prize）得主、法国建筑大师Christian de Portzampare操刀设计的纽约豪华公寓楼One57就是兼具外形与内涵的个中翘楚。从黎明到黄昏，One57大楼玻璃外墙折射出的光线不断变化，带来一种流动的美感。另一方面，大楼中设有一家柏悦酒店，同时还修建了游泳池、图书馆、艺术工作室和宠物美容店等服务设施。
另一位普利兹克奖得主、意大利建筑大师Renzo Piano则花了差不多12年时间，设计了位于伦敦的摩天大厦the Shard。高达310米的the Shard大厦将于2013年竣工，并将成为全欧洲最高的建筑。
大厦共有72层，底层为写字楼，中部开有一家香格里拉酒店。对摩天住宅有兴趣的住客可选择53层至65层入住，其中一些户型为双层公寓，另一些虽然只有一层，但却拥有360度全视角景观。Piano补充说：“人们既能在这儿高效工作，也能完全享受生活。建筑的中层有餐馆和茶座，顶楼有瞭望台，站在那儿，能够触摸到整个纽约。”
中国农行副行长被中纪委带走
中国一名银行业高管已在一项正式的纪律调查中被带走。这个消息动摇了投资者对中国一家主要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质量的信心。
按资产规模计算为中国第三大银行的中国农业银行(AgBank)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行执行董事、副行长杨琨“正协助有关部门调查”。杨琨是被中纪委带走的。
自中国金融网站财新网周三下午最先报道杨琨被带走以来，在香港上市的农行的股价已下跌5%。
若被发现有过错，杨琨将成为2005年中国各银行开始上市以来卷入腐败丑闻的最高级别银行高管。
上市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使这些银行接受更大程度的监督，确保它们在更大程度上按照商业规律开展运营，避免重演上世纪90年代导致不良贷款问题的那种管理不善。
2010年上市的农行，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最后一家上市的，原因就是该行被视为四大行中最薄弱的一家。
过去几年来，农行付出不少努力，以求说服投资者相信：该行早已超越其为农村社会服务的最初使命，正力求成为一家更为现代化、多元化的金融机构。
“本行董事会确认，于本公告日期，根据董事会知悉的资料，本行的业务、营运及财务状况不受影响，”农行在一份递交给证交所的声明中表示。“本行将跟进事件进展，如有情况适时发布进一步公告。”
杨琨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就加入农行，在该行一路升迁，最终在2004年被任命为副行长，分管包括企业银行和房地产放贷在内的业务。
财新网是中国备受推崇的财经媒体。据该网报道，相关调查的焦点是杨琨与一家房地产开发商的商业关系。报道称，杨琨与该开发商曾涉及一起赌博事件。
这是农行今年第二次受到公司治理问题的打击。此前江苏省的一名分行经理潜逃出境，据当地警方称，他带走了据称依靠欺诈手段借入的逾1亿元人民币（合1570万美元）资金。
译者/何黎
媒体札记：相煎何太急
（2012年6月1日）
徐达内
一、铁证如山？
在深圳特区报和深圳商报的头版都已经找不到飙车案的相关标题了，晶报也把《侯某某驾车视频照击破“女性驾驶说”》放进了今日内版，并转向推介本地官员的最新指示：“要用‘5•26飙车案’作为典型案件提高市民安全意识，让醉驾、飙车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不过，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围观者不肯散去，他们嘲笑那些就此认可深圳警方口径的人们太过天真，并举出那些尚未得到解答的疑点。于是，深圳晚报再做一次努力，在封面放上一幅带血的方向盘剪影，宣布独家对话专案组交警，以描述《通往真相108小时》。
这组通版文章从5月26日事发后的“电话铃声凌晨响起”开篇，到“舆论风暴迅速袭来”、“质疑声音铺天盖地”，一直记录到29日的“完整证据链形成”。在三场发布会中担任新闻发言人的徐炜在文中表达信心，“也许正是这种压力，鞭策我们不分昼夜工作，努力工作，搜集整理的证据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翔实，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一条证据链。我们要做成铁案！”
当深圳晚报的记者问到，“在最后一次通报会后，公众对交警给出的答案基本上是心服口服，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时，徐副局长的感触是“把掌握到的最新鲜的证据告诉大家”：“有不少刚取得的视频、鉴定结果，我们自己都没看过，直接在通报会上向媒体公开。这么做，就是想通过媒体告诉公众，我们没什么需要隐瞒的，对于此案，只要不涉及他人隐私，什么都可以公开透明。”
没有得到专访机会的南方都市报记者们不一定完全认可公开透明。在信源和主动权已然被人夺走后，这份大本营位于省会广州的畅销报纸抱怨“铁证如山何必遮遮掩掩”，“昨天这样的一次关键发布，到场的仅三四家深圳本地媒体，此前一直关注事件进展的多家媒体记者表示，没有收到此次发布会的信息。”并在深圳读本中总结《“顶包”疑云背后的质疑与释疑》，在用“耐人寻味”来形容昨天下午深圳警方临时突然发布跑车经过滨海大道被车牌自动识别系统抓拍照片之后，记者王莹引用对本报未获通知到场的评论：“‘追问不能停止，媒体的监督也不能停止。’在南都深圳读本的官方微博评论中，有网友这样表达自己的希望。”
不过，这家以调查特稿见长的报纸也已决定收敛疑虑，特派记者已经从广西发回了《侯培庆的生死时速》，由那个自称11年未见过儿子的老父亲回忆往事。文章描绘这个因为改车手艺高超而获老板赏识的打工仔肖像：“他在846条微博中，关注过城管打小贩之类的市井小事；也踩过卷入风波的红十字会几脚；他痛恨强拆、抱怨高楼价；针对黄岩岛事件发表过爱国言论……但在酒精+跑车的刺激下，这个来自广西、平常老实的年轻人，却在午夜变身为一个危险的飙车族。”
就算是这个午夜变身故事，也并不一定就能说服仍然对“农民工逆袭”打死不信的人们。也的确如南都所言，余波未平，“坊间有关这场车祸案是否存在‘顶包’说的疑云，并未完全褪去。一些自称目击到车祸现场的网友在‘爆料’中称，看到开车者是一位女性，而即便在警方不断出具的证据面前，不少网友仍然坚持：一定存在顶包。”
虽然已经感召了一些当初“错怪”深圳警方的围观者表达歉疚，但央视评论员王志安如今也承认“质疑公权错了也无须向政府道歉”，在来到深圳实地调查后，他开始在微博上转向私权保护：“当媒体质疑车主时，车主不得不当面脱衣自证”为证，指责“人们寻求‘正义’的方式总是这么赤裸裸，却看不到这赤裸裸背后的暴戾之气”。不过，他立刻又看见了那些“无法说服的公众”，以及那句百试不爽的绝问：“中国政府什么时候为文革这样的事情道过歉？凭什么要人民道歉？”
二、儿童节和“儿童劫”
多数围观者毕竟已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他们调整好心情，最高领袖胡锦涛在央视新闻里与孩子们玩击鼓传花，邓飞在呼吁亲友参与百度免费午餐公益活动，薛蛮子则用微博响应“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呼声。
时评家们也在今天选择祝福孩子，反思自己，新华社探索“谁在制造孤僻的‘电子娃娃’”，轻唤一句“孩子，你慢慢来”；人民日报将目光投向农村留守儿童，希望乡村“野草莓”也能有春天；凤凰网提前一天就用专题表达了对孤独症患儿的关切；新京报告诫自有“病根”的大人，“给孩子种下美好和善意的‘种子’；东方早报评论员期待着“让中国回归童真”；重庆时报更是前所未有地将所有版面变为手绘漫画，由幾米与学生们共同写下诗句“我醒来，陪你做快乐的梦”。
叙利亚胡拉镇的那50名儿童没能过上2012年的这个儿童节，在一周前的袭击事件中，他们丧身战火。这个西亚国家的局势变幻也自此成为门户网站头条的常客，从13国驱逐叙利亚大使到伊朗将军称德黑兰已出兵帮助巴沙尔•阿萨德政权镇压叛军。
对官方外交政策常怀异议的人们又在预测“阿拉伯之春”重演的可能性，讽刺这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终不会有好下场。不过，中国外交部显然没准备认可这类“民意”，在“对叙残害儿童事件予以最强烈谴责”的发言人口径基调下，继央视节目中出现“栽赃”分析后，人民日报昨天把话说得更明：“在此敏感时刻，叙政府更没必要刻意滋事，给国际社会提供把柄。从这一意义上说，叙政府嫌疑最小。相反，倒是那些不希望叙政局稳定（尤其是不愿意巴沙尔留职），可以从中浑水摸鱼的势力，制造这种事件的嫌疑更大些。”
继5月28日强调“唯联合国有权确认叙惨案元凶”后，环球时报又在30日指责“西方才是叙乱局的主要责任方”，为俄中在国际社会中对抗欧美而助阵：“西方舆论会因此攻击莫斯科和北京，但让它们攻击好了，俄中本来就没指望它们赞扬。然而历史会证明，俄中的做法无愧于叙利亚人民，也无愧于国际社会对和平说出来的以及没有说出来的向往。”
而就在新京报发表《“胡拉惨案”使“叙利亚模式”破产》的分析、由外交学院教授宫少朋预测美国实际上可能青睐“利比亚模式”的同时，今日凌晨，人民网又发出来自大马士革的记者报道《叙利亚官方称胡拉案死者因拒绝反政府被害》：“所有在袭击中的死者都是支持政府的人，恐怖分子要求他们上街拿起武器，加入反政府示威，遭拒绝后向他们下了毒手。”
三、相煎何太急
胡锡进兑现了自己的网上承诺，在今天的社评中呼吁“中国经济转型的决心需要很坚定”，或由作者分析香格里拉亚洲安全会议成不了中国的“鸿门宴”——看热闹的人们期待的对中国青年报的反击没能变为白纸黑字。
其实，这位环球时报总编辑非常看重曹林那篇对自家指名道姓的批判，在遭遇了超过十家报纸、门户网站刊文围攻后，他唯独叹息中国青年报“相煎何太急”，因为“我相信中青报的人都懂得环球时报这些年开拓之艰难。”
不过，昨天午后，连这条微博，胡锡进也已删除，改为连续五次解释那篇引发巨大争议的社评“中心思想”究竟为何：“环球时报从未用过‘适度腐败’这个词……中国是复杂的国家，这是我和环球时报对中国的基本认识。有些事你眼看着是好的，但你发现学到它用上它，却很艰难……拿着放大镜读环球时报文章的方式不应被鼓励……由作者之外的人宣布文章有另一个中心思想，中国舆论界鼓励这种做法绝对是开历史的倒车。”
这位总编辑还主动宣布自己阻止了下属试图在报纸上使用个人名义反驳曹林的举动，因为他“支持并鼓励争鸣，但反对媒体之间相互攻击。”
所以，虽然一旁的新快报已经把这场罕见的媒体论战呈现给读者，但后续争鸣还是从中共中央机关报子报和团中央机关报的版面上降至网络空间。作为环球时报评论负责人之一，王文指责曹林“全面污名化”本报社评，“大有文革斗争之风”，嘲笑这些“公知”不过是在做反腐表演，文末更强调，“其实，曹林等人未必真的不懂，只是他们喜欢在舆论上装。”
对手同样摩拳擦掌，一气写到子夜一时，4000余字。在这篇署名“保守的曹林”的长微博《尊重民众反腐要求，拒绝反腐空喊口号》中，这位中国青年报评论员首先就表达了对胡锡进制止王文发表文章的不屑，更指“背离了报纸不相互攻击的行业道德”之说是“狡诈的概念偷换、狭隘的媒体观”：“长期以来，中国新闻界有一条不成文的陋习，就是媒体间不相互批评……对此，我是很鄙夷的，我所供职的媒体，也是不认同的。中青报日常的舆论监督报道，不仅会指向腐败的公权力，也会指向同行的一些败类，指向业内的一些丑恶现象。”
而后，曹林更为自己那句“宽容腐败论”的概括辩解，“贵报的社论也常会对外媒的观点进行提炼和总结，比如总结这种媒体提出‘中国威胁论’，那种媒体提出‘中国崩溃论’。这种提炼，有什么值得你大惊小怪的”，更强调“你们的文章中没有出现宽容和适度的字眼，但你们的很多论点都极其危险地向贪官传送着秋波，向官员传送着暧昧的暗示。”
“退一万步讲，即使民主不能反腐，但民主也是必须的”--曹林在自己的博客中为自己这句话加粗，他指责王文“现实主义的睿智模样”其实是“居高临下的高位感和对民众的俯视感”：“这已经不是一个党报一发声民众就会惟惟诺诺的时代，这是一个民众权利意识不断彰显的民权时代！”
文末，是对自己前一日评论主旨的重申，“改革没有回头路，反腐没有终南径，制度和民主是无法回避的。”而后，他更明确宣布自己与胡锡进、王文的分歧“不可调和”，因为“这种分歧，不仅仅是表面的理念之争、路线之争。”
站在曹林这一边的还有另外一些“公知”，比如五岳散人。这位民间意见领袖今天也得以在齐鲁晚报上刊文《主张容忍腐败是一种倒退》，公开批评环球时报那篇社评是“妖言”：“主张这种容忍腐败的论调更为险恶的用心在于,这是曲线要求老百姓做顺民……这种言论并非是容忍腐败,而是打算在精神上使我们的国家倒退、公民意识钝化。”
腾讯也再接再厉，用评论头条位置推荐单士兵的助威，《反腐败就应该是“零容忍”》。文中正以检察日报昨日所报山东德州市民政局原局长刘治温自辩为例，强调“贪官眼里可以‘适度容忍’的腐败，完全就是民生利益难以承受之重”：“任何国家不能‘根治’腐败，也许是一种客观现实，但在主观上，还是不该认同有什么‘民众允许的程度’。古语说，‘求其上则得其中，求其中则得其下，求其下则无所得’...这种论调，涉嫌为一些贪官心中那种‘适度容忍腐败’进行背书，也给一些贪腐失范的权力创造更多利益掠夺的舆论空间。”
这家直接导致论战的门户网站还自推专题加深阐述，分析“民主为何治不了印度的腐败”：“最近，腐败治理问题又再次引发大家的热议。其中一个讨论方向是，菲律宾、印尼、印度等民主国家的腐败极其严重，所以民主治不了腐败。”编辑们给出的结语是，“印度社会腐败横行，好在媒体、公民组织都勇于揭发这些丑恶现象。而一些分析也认为，经过2010、2011年的‘腐败丑闻大爆发’后，人民普遍比以前愤怒，因此，印度的反腐情况会好很多。”
与此同时，昨天就已表明立场的第一财经日报、成都商报、大河报，今天也同样再喊一声，“不管是党纪国法，还是社会各界，对于腐败都是零容忍，贪官就请不必再按潜规则来为自己辩护了。”凤凰网则趁热打铁，把张维迎那句“如果取消政府审批，中国的GDP会增加30%，政府腐败会减少50%”总结为专题《吻增长下腐败难适度》。
这些盟军中，甚至还有一个“御前带刀护卫”——新华网。昨天午前，这家新华社下属门户即已转发来自红网的《“允许腐败”是误国之论》，宣布“尽管你加上了‘适度’、‘攻坚战’、‘综合发展’之类的言词，依然掩饰不了‘允许腐败’的主旨”——这显然不能解释为如同环球网昨天“乌龙转载”一样的自动抓取结果，因为到了昨晚18时许，认证为“新华网地方联播频道官方微博”的新华微观中国账号，已经公开推荐此文，质问“环球时报想干吗？”
也不能说胡锡进和王文就没有支持者。他们在网络上批评那些媒体围攻是拉帮结派、反问中国青年报记者是否有过收取“红包”这样的腐败行为，而且，今天又迎来了北京日报出版“七日谈”的日子。
虽然没能阻止属下新京报今天那篇评论，但这份首都市委机关报至少可以用自家版面强调“有必要追问西方媒体的‘新闻真相’”、分析“豪车肇事为何舆论只围着‘顶包’转”，更不用说拿头条再度宣讲《坚持实事求是是推动改革发展的保证》。在以习近平最新讲话为引后，文章告诫那些“从主观想象出发，从书本教条出发，沉迷于各种空谈和争论”的专家学者，“很多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靠进一步发展来解决，而不是停下来空对空争论一番再上路。”
文末，媒体的角色也再一次被梅宁华社长所强调：“媒体也有必要多去做一些弥合分歧、化解对立的工作，引导人们科学理性地对待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对于我们发展中提出的口号、目标和具体工作，媒体的各种报道和舆论监督，都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决不做不切实际的歪曲解读和恶意炒作。在坚持实事求是这一点上，媒体应该传递‘正能量’。”
四、推荐阅读
人民日报《<非你莫属>非谁莫属？》http://t.cn/zOguZRi
中国青年报《聋子听到哑巴说瞎子看到鬼了》 http://t.cn/zOgu4lP
东方早报《深圳土地改革的路线图意义》http://t.cn/zOg1HCU
21世纪经济报道《温情地对待民间社会》 http://t.cn/zOgB5K5
长江日报《不能因质量管理问题否定高铁发展》 http://t.cn/zOgBSiv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中国不能再把投资当法宝
中国忽然发现自己进退两难，不管通缩还是通胀都不可取。在似乎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以后，中国经济正处于重要而艰难的转折点，这要求明确转变政策重点，并且至少在未来几年内接受经济增长大幅放缓。
问题的表面迹象是，中国在2009年推出的复苏政策导致2010-11年出现通胀。但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中骤然出现通缩现象，使当前的经济下滑趋势雪上加霜。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为了推动经济复苏，实行大规模的货币和信贷扩张，自上而下引导资金流向投资领域，同时刻意控制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步伐，保持人民币低估、美元高估。2007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42%，在2010年和201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9%。固定资产投资价格通胀率从2009年中期的-4%上升到2011年中期的7%。由于人民币低估，到2011年初，出口价格通胀率达到7%（按人民币计算）。去年夏天，企业商品交易价格指数以近10%的幅度上涨。
这两个支出类别合计占GDP的78%，而消费支出只占33%，相形见绌。但后者的价格通胀也受到美国因素的巨大推动。2010年中期，为应对美国国内的通缩风险，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采取了量化宽松措施，从而推高了世界食品和能源价格。
中国的汇率管制产生了反效果。工资涨幅通常达15%，而企业利润率却在下滑，这表明单位劳动力成本比物价涨得还快：按美元计算达10%左右（这已经考虑了人民币兑美元温和升值的因素），而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自2009年就没有上涨。
结果，2010-2011年间双边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了约20%，使得中国无法再像之前25年那样，大幅扩大自己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鉴于中国增长速度依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已经失效，而高达49%的投资率只会掉头向下。
从需求层面来看，这构成了一个明显的问题。消费者的支出水平之所以能提高，完全得益于过去投资和出口繁荣给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些微作用，如果消费支出增长远低于GDP增速，只占GDP 33%的消费支出如何能够弥补占GDP比重达78%的投资和出口的大幅下滑？
虽然名义利率相当高，由于通胀的缘故，实际利率却是负数，因此消费者达不到财富增值的目标，于是他们在过去几年提高了储蓄率。可支配收入与GDP的比例或许可以提高，但这把焦点转移到了问题隐藏的另一面：企业收入下降。
过去25年来，中国企业吸纳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获取近乎免费的资本，赚得盆满钵溢。以前近乎闲置的劳动力走上工作岗位，推动生产力迅速提高。现在，高达15%的工资涨幅表明，农村人进城务工的队伍有所减少。名义利率相当高，这提高了资本成本。能源和原材料成本高企，尤其是因为中国浪费现象严重。
同时，为应对通胀，中国在2011年以行政手段持续限制信贷，这导致最近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放缓到6%（这是朗伯德街研究公司经过重新估计的数值）。今年，通胀突然转为通缩：第一季度出口价格比2011年第四季度下降了3.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下降了2.5%。这更加挤压企业的收入。
如果中国打算在未来提高GDP中消费支出的比重，就必须接受GDP中企业利润的比重下滑，这也符合当前过度投资亟需回落的情况。但是，考虑到部分企业的高负债率以及提高工资的需要，供给方面的当务之急是把重点更多地放在控制成本上。现有工厂、生产流程和产品的生产力必须得到提高，而不是简单地推陈出新。其中关键的一环是，政府政策需要转变，“允许应该破产的企业破产”——这在政治上实施起来很困难，因为在中国，浪费最严重、最容易受到债务问题冲击的正是国有企业和银行。
企业利润受到挤压意味着，投资下滑的趋势很可能持续下去。中国或许需要采取措施，确保经济不会突然“遇上气流”，但现阶段如果推出2009年那样的大规模投资刺激方案的话，只会引发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在短期内，“让应该破产的企业破产”具有通缩效应，但中国要走上一条健康的增长道路，此举必不可少。
今年正值10年一次的政府换届，在这样的时候，很可能因为太多经营不善的企业与政府中关键人物关系太密切，而导致相关政策过于宽松。
查尔斯•杜马斯(Charles Dumas)是朗伯德街研究公司(Lombard Street Research)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为探讨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系列之一
译者/倪卫国
Friday, June 1, 2012
经济转型的广东实验
近年来，面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的不断上升，中国中央政府决定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时期的主线，这是极为必要的。方向虽明，但转型不会自动发生。如何突破“知易行难”，将转型落到实处，不仅关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攸关下一个十年中国的社会稳定。
也许幸运的是，广东最近几年的实践，为下一个十年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以东莞、深圳等城市为核心的珠三角堪称“中国制造”的重镇。珠三角的制造业起步早，也最早面临转型的巨大压力。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主导的“广东实验”，既有主动为之的战略远见，也有不得不转的现实压力。概而言之，这场实验所体现出的“转型领导力”包括以下要素。
一、正确的方向。面对不断上升的社会矛盾，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把矛盾归结为市场化改革，认为腐败和收入差距悬殊等社会不公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进而提出否定市场化路线的主张。为了吸引民众支持，这些人描绘出“均贫富的民生路线”，对底层群众十分具有迷惑力。重庆的“唱红打黑”即为典型，这种模式以目的的正当性来掩盖其对法治的践踏和对纳税人公共资源的滥用。另外一种观点则强调现在的问题不是市场化本身带来的，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因而解决方法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汪洋非常鲜明地表示，广东将继续坚持改革把开放作为未来发展主导思路。
二、摆脱GDP崇拜。长期以来，地方官员对GDP增长顶礼膜拜，因为这不仅关乎政绩，也能带来税收和官员个人利益方面的好处。片面追求GDP，甚至不惜破坏环境、践踏社会公平，无疑是不可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商品消费数量，更要关注人的自由的拓展、人的能力的提高、人的潜力的发挥。科学发展，要摒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性，从“以物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本届广东政府提出建设“幸福广东”，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汪洋说，“广东现在不打经济仗了，江苏愿意超广东就超吧。” 5月9日汪洋的党代会报告只有1.6万多字，报告全文没有用一个数据，只用十六分之一的篇幅来总结成绩。上行下效，这无疑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基层官员的GDP崇拜思维。
三、突破政治周期的狭隘观念。官员只关心自己任期内的事情，中外皆然，这是官员的个体理性，也是政治周期的必然。但如果官员都采取“击鼓传花”的做法，矛盾将不断积累直到失控状态。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忧心：“目前大众普遍对政府对于防止事态恶化措施不力啧有烦言，甚至将其形容为‘下定决心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从当前事态看，批评政府和要求政府有更多作为是完全有理由的”。汪洋谈到经济转型时曾说，“功成不必在我任期”。鉴于转型任务的长期性，中央和地方官员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胸怀。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表示：“推进转型发展不是在公园里散步、在沙滩上晒太阳。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没有抛开个人得失、耐得住寂寞的实事求是的勇气，没有逐个突破体制机制等障碍的坚韧毅力，不可能取得成功”。
罗姆尼：对抗北京于美无损
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竞选团队加紧了对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经济政策上对中国太过宽大的批评。罗姆尼团队表示，与中国这个亚洲国家加剧对抗，美国“不会损失什么”，还表示无需担忧造成贸易战。
“如果你对舞弊的国家伸出友谊之手，肯定会吃亏的。我们在对华关系上见到这种现象已经很久了。”米特•罗姆尼竞选团队的国内政策顾问奥伦•卡斯(Oren Cass)说。“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不会让中国领导层喜欢我们，但如果中国已经在实行伤害我们的政策，那么我们不会损失什么。”
尽管罗姆尼已经承诺在他就职第一天就会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奥巴马政府迄今不愿这么做），但他在国会中并没有支持旨在迫使中国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立法。
罗姆尼对中国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立场，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领导的上一届共和党政府采取的较温和姿态形成鲜明反差。
今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曾对罗姆尼将中国称为汇率操纵国的打算予以抨击。他说：“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十分复杂的世界上，你能靠骂人解决问题吗？”
译者/王柯伦
Lex专栏：巨人脚下的宏达电
即使你一眼不眨，也有可能已错过这条新闻：苹果(Apple) iPhone 5手机迟到的对手、宏达电(HTC)同类产品很快将上架美国各大商店。尽管三星(Samsung)或苹果的新产品发布占据各大报纸首页（三星Galaxy SIII本周在欧洲隆重亮相），但第三名的HTC几乎无人报道。作为手机生产商行业的老三，就好比网球界的穆雷(Andy Murray)，在你与纳达尔(Rafa Nadal)和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打对手时，他的价值几何呢？
HTC的销售在过去6个月内已经减半。这批运往美国的手机（导致延误的海关审查，是其与苹果专利诉讼纠纷的一部分）是其东山再起的关键。好消息是，HTC深受用户喜爱：据Bernstein分析师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8%的用户非常满意，65%的用户计划再次购买。该比例与三星（分别是62%和61%）相仿。苹果在此两项的得分都超过五分之四。
问题是HTC下一步走向哪。该品牌手机属高端市场，而手机销售的新增长将来自新兴市场的低价机型。三星（据巴克莱数据，27%属高端、38%属中低端）可以兼顾不同价位，而苹果（比例为45%和3%）则可享受从高处俯瞰的风景。这使HTC（8%和5%）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投资者明白这一点：其股价在12个月内下跌了62%，表现落后于三星100%，更远逊于苹果。
HTC确实有选择：它没有债务，且持有27亿美元现金总额，相当于五分之一的每股现金流比。关于穆雷能否赢得大满贯，或者是否应该改变训练和策略的辩论，将一直持续到他最终达到顶峰（要不就退休）。HTC对三星和苹果并不构成威胁。但关于其策略的辩论将一直持续。就像穆雷一样，该公司还没有阐明足以改变其“落后者”公众观感的策略。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员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艾卜
媒体札记：怀疑与道歉
（2012年5月30日）
一、深圳范本
在互联网向中国民众提供了更自由的表达平台后，数不胜数的公众热点最终堕入“罗生门”，最常见的是无言的结局：公民追问疑点却始终未被公权说服，甚至遭遇装聋作哑，以致不信任感日积月累，陷入“媒体报道-公众质疑-公权力回应--公众更多质疑”的死结。
不过，在经过三天三场发布会和一次网络访谈后，深圳警方似乎已经成功地打破了人们对公权力的天然“有罪推定”，用一个又一个证据否定民间流传的飙车案嫌犯“顶包”说，证明了“醉驾肇事的，是他是他就是他”。在几乎每战必败的“普遍不信任、结构性怨恨”磁场中，来自中国经济特区的这群公仆们这回交出了比绝大多数同行优秀得多的政治答卷，堪称奇迹。
昨天下午四时，更多的记者们根据预报来到第三场情况通报会现场，以致会场全满，他们显然是要来听一个终极答案。根据到场媒体提供的直播文字，警方公布血液检验结果，“车上的人字拖、方向盘气囊驾驶室侧门上血迹、纸巾上的血迹、衬衫上的血迹与侯某STR分型一致，同一认定几率大于99.99%……许某辉案发时在家，许某周案发时在珠海，两人都不在现场”，并确认此前所公布视频中被普遍质疑的黑影白光系“射灯留下的投影”。
这些针对质疑的逐条详尽解释今天出现在包括广深报章、以及新华社央视在内的全国各媒体上。《深圳特区报》用了三个版；《深圳晚报》除了用封面头条宣布“肇事者向死者家属道歉”之外，还附加四个内版；《晶报》继续大旗鼓，含整幅封面图片在内共计七个整版，一一展示针对六项质疑的警方回答，以及十六幅视频截图。根据这些报道，被警方认定的涉案司机侯某某公开承认“车是我开的，这毫无疑问”，虽然在藏身草坪近一小时后被朋友接往游艇会，“我主观上并没有想逃避责任，当时确实是神志不清，没有意识到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逃跑。”身为跑车车主的许楚辉自称是在听闻跑车出事后，才匆忙逃往汕头：“为何刚开始问你的去向时，你说你早去汕头了？”许楚辉答称，因为自己是车主身份，很害怕，心神不宁。而跑车上那位曾经同样引发猜测的女子孙某，则在报道中否认收封口费，强调自己当晚就已指认侯某某为司机，并解释自己当初为何在医院面对媒体爆粗口：“我想我自己也是受害者，当时情绪很慌乱、筋疲力尽，也很后悔后怕，见到记者就慌了，心里也很着急，才爆出这句话。”
面对连日来不依不饶的记者，深圳市交警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徐炜感谢民众关注公平正义，宣称“我们坦诚面对，大家共同揭开事实真相。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已经邀请家属和我们一起进行案件调查。”不过，他同时也声称，“网络上虚假线索也不少，给案件侦查和受害者带来了一定影响……（大家）可以质疑，但不能造谣，可以质问案件进展，要求我们公开，但不能对别人辱骂。”
一天休息不到四个小时的办案者也有话要说。根据《南方都市报》记录，最早介入的一基层警察承认本案引起质疑只因太多巧合，“老实说，关键是有太多的巧合，这些巧合组合在一起，再真实的真相，也会被人怀疑。如果我不是办案警察，其实也会觉得有蹊跷。”
徐副局长和他的同事们今天或许真的可以睡个好觉了，与网络质疑声大幅消退同时而来的，是中国时事评论员们的集体肯定。深圳媒体更有理由冲在前面，市委机关报的号召是《公开公正才能树立公信力》，文中称赞深圳警方三天来所为“让不断丰富的证据及时为死者家属、市民、网友所知晓，可谓尊重公众知情权的表现”：“公众努力追求的目标，与有关部门调查案件的最终目标一致：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此，有关部门有责任以艰苦的工作尽快查清真相，并及时、准确地向公众披露。树立有关部门自身公信力，也必须如此。”文末，评论员邓辉林代表特区喉舌寄语，“我们注意到，第三次新闻发布会后，家属代表仍然提出了五点重要质疑。随着事件进展，网友、市民还会提出新的疑问。对于这些质疑，交警部门同样需要真诚、及时回应，以充分证据揭示事件真相，直至完全化解人们心中的疑虑。”
作为党报子报，更多面向民众的《深圳晚报》感情充沛地印下《因为热爱深圳，所以不停追问》：“因为热爱，所以追问；因为公开，不负热爱。如同一天一集的悬疑剧，‘5•26’车祸的顶包嫌疑在昨天的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之后得以排除。这是一个交代，给万千市民和网民的答复，也是民众与媒体、媒体与政府互动的成果，更是深圳这座城市的自我塑造。在无数聚焦的目光之下，深圳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最终捍卫了深圳的荣誉和尊严。”在挨个点评了深圳媒体记者、民众和相关部门的良性互动后，评论员胡文称赞：“如果说，深圳曾经创出的无数奇迹和辉煌是佩戴在这座城市上的勋章，那么这次应战，深圳没有让这些勋章蒙羞。这是一个经典样本，不仅可为深圳而且能为中国提供镜鉴。质疑‘5•26’车祸的全过程，正是保卫社会的一次预演，更是公民社会的一个雏形。‘5•26’车祸的标志性意义决定了，它只是一个逗号，而非终点。”
应战，大考——总编辑所见略同。《晶报》社论版头条上，正在宣布《深圳正面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考》：“在事态发展过程中，官方始终以开放、积极的姿态回应民间的质疑和批评。警方一场接一场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一次又一次地根据民众吁求拿出新证据，以及检方的主动介入，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有关‘5•26’车祸的大讨论中，深圳市民和相关部门都展示出自己的风采，而这些都成为人们对深圳这座城市给予更多爱和认同的理由。”在一位来深圳十三年的网友那句“原来我是爱这座城市的”之后，这份本地畅销报纸更向这些来自北京、东北、四川、湖南的移民们呐喊：“从深圳诞生的那一刻起，这座城市就同改革、市场、法治、竞争以及不断生长的公民责任等紧紧联系在一起……深圳人希望深圳永远是先锋、开放、勇于捍卫公平正义的改革窗口……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考，每个深圳人都在填写自己的答卷，待到‘5•26’车祸最终盖棺论定之时，当我们再细细端详答卷上的每一处笔迹，或许会有别样的收获。”
作为本地媒体的最强竞争对手，南都也在今天用社评称赞“深圳官方对此次事件的应急处理，不少地方值得称许，其中尤其重要的便是不间断地积极、主动释疑……最值得称道的，便是对外界质疑所表露的谦逊态度。”这份一直着力推广“公民社会”省委机关报子报值此解释“公众为什么首先选择不相信”：“这样的疑问显然不应在每有个案发生时才作为抱怨登场。此番深圳的表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诚恳的官方作为，终会拥有说服人的力量。网友并非不能说服，只是公民因为互联网的助力，才有可能对真相显现出与生俱来的洁癖。”文末，作者也总结从社会质疑到官方释疑的循环往复，在承认“很难说，在这一过程中，是网络追出了真相，还是官方成全了网络的追问”的同时，更寄语未来，“希望深圳警方(以及提前介入的检方)，延续此前几天的诚恳，能为政府公共危急应对书写合格甚至优异的范本。”
的确，和正在通过互联网现场演示回应视频白色光圈质疑的深圳警方一样，在昨天中午宣布介入侦查的深圳检方如今也已收获掌声，比如拥有100余万微博关注者的潘石屹那句“进步了，吊丝们的质疑，也认真对待了。人民政府就应该这样，吊丝也是人民。 ”连远在山东的《齐鲁晚报》今天都用评论表达期待，《深圳检方介入飙车案侦查正当其时》。
不过，恐怕这些特区之外的媒体更多要表达的是“羡慕嫉妒恨”吧，虽然也还有媒体记者们在抱怨着深圳警方至少在办案初期的态度方式。《华西都市报》评论员李晓亮在社评中赞叹“这样的信息公开速度和力度，前所罕见，颇值得肯定”，甚至愿意劝告围观网民一句，“就如‘胡斌替身’案一样，我们对深圳车祸案是否存在违法顶包行为，不能在未掌握确凿证据前妄下论断，也不宜轻佻地传谣”；《京华时报》的作者也在为警方提供参谋，虽然有些质疑“变得非理性、非常情绪化，有的已进入臆想的范畴”，但“证据有力就能顶住质疑”。
对中国各地权力部门惯常傲慢的痛恨，在《重庆时报》那段“什么才是好的公共对话模式”的分析中就更加显露无遗：“见惯了那些动辄诘问记者‘替谁说话’的官员，见惯了‘一言堂’式的发布会，深圳警方在这起肇事案件中表现出来的姿态和耐心，让民众颇有些不适应。对于深圳警方的行为，虽然值得肯定，但别急着赞美，回到各自的公共角色，你或许会发现：深圳警方不过是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罢了。而这种姿态和耐心之所以显得突兀，恐怕正是非正常话语空间里造成的心理反差而已。”根据时言平的说法，“让民众行使质疑的权利，只要是合理的质疑，都会找到澄清的证据……只有在这样的对话模式下，真相才不会被自负的权力和灰暗的操纵所蒙蔽，民众的公平焦虑才能得以最大限度地消弭。”
民众之公平焦虑绝非一日之寒，消弭谈何容易。央视网推荐了来自王石川的感叹，“‘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寒’，‘顶包’风波告停，让我们看到了民意质疑的可贵、警方回应的可赞，也看到了当前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可怕。一个缺乏足够互信的社会令人不安，而官民缺乏互信，只会浪费社会资源，导致两败俱伤。以深圳警方真诚回应民意为良性契机，各地修复薄如蝉翼的官民失信，是时候了。”
“这是一次官民良性互动的优质范本，从质疑警方，到嘲笑警方，从半信半疑，再到相信警方，不少网友走过了一条崎岖的心理路径，网友的频繁转换，不是出于善变，而是基于事实的一次次矫正”——王石川为网络质疑者提供的辩护词不一定会得到《东方早报》评论员沈彬的赞同，这位律师值此叹息“本案把大家都折腾得够呛”：“在案发后的4天里，公安机关动用大批警力，调阅众多录像，做DNA鉴定，不知靡费公帑几何？正义的确需要成本，但这样的成本真的太高了。关键还在于政府与公民间没有建立起互信，将一起本不复杂的交通案复杂化，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解决的根本办法还是提高司法公信，让所有案件的司法过程，都置于公众的有效监督之下，而不是等到质疑沸反盈天之后，再特事特办，无限制地动用警力、经费，疲于应付公众质疑。”
针对这场“顶包”折腾，央视评论员与《南方周末》前评论员也在昨晚发生隔空论战。在王志安微博反问“早先言之凿凿说顶包的那些人，是不是也该说声抱歉，发一条纠正的帖子？”后，笑蜀反驳道，“质疑公权确实说错也无须道歉，公权自证清白即可……要否解释是另一问题，个人选择，道义律己别强加他人。”而为这场争辩和声的，又是各自粉丝对前者“五毛”的斥责以及对后者“公知永不认错”的嘲讽。
当然，绝不能说对深圳警方的质疑声已然散尽。那些仍在爆料的网络ID还在活跃，向为数不少的异议者提供最新“顶包”痕迹，而人民网也在转达着“‘铁证’面前的信任危机”：“在昨天的采访时，记者曾问受害人家属，如果5月30日公布了血液鉴定报告，你们相信吗？在场家属几乎异口同声回答不相信，有家属表示，他们希望第三方能够介入进行鉴定。‘那你们会去请第三方么？’‘不会，我们毕竟不是警察，只是普通老百姓。’”
此时，新浪专题劝解：“面对丧失殆尽的政府公信力，就算真相摆在眼前，公众也不敢触摸，所以，质疑有理，但在真相出来之前，不应急于下结论，否则一片好心到头来却只能陷进搅浑水的境地。”
二、论战环球
“当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认为说假话，做坏事”——舆情学者沈阳在为今日《环球时报》供稿时同样提及这个网络舆情场上的“塔西佗陷阱”。撰文之时，这位武汉大学教授昨晚专门声明，“前段时间接受过南方传媒研究约稿，这次也接受环球约稿。”
南方系和它的朋友们与环球系的对峙在今天确已再燃战火。
导火索是一场道歉。《环球时报》对腾讯“恶意改动社评标题”的指责以及腾讯网稍后发布的致歉声明，在昨天下午成为媒体生态关注者们的焦点话题。胡锡进总编辑既收获了司马南、吴法天们的道义支持，也遭遇了异议者们更大音量的讽刺：曾经同样主办过国际新闻刊物的赵楚斥责，“看到所谓适度允许腐败的论调，还要去找人家扭曲标题，要道歉，实在觉得这个报纸的主办人员不是无耻，而是弱智。”
被嘲讽为“窝里反”的环球网自然不便向幸灾乐祸的网民们解释自动抓取技术带来的“乌龙转载”，而是在第一时间首页示众腾讯的道歉声明截图；与此同时，人民网那篇全天推介的《以耸人听闻博取眼球，“标题党”损害新闻传播》简直就像是未卜先知。
虽然也有人找出了今晨“搜狐早晚报”手机客户端上同样的“罪状”，但作为腾讯的竞争对手，这家商业门户已经在傍晚的新闻首页推荐标题：“《环球时报》称其反腐评论被改标题致扭曲，媒体致歉”。而待到今晨，其编辑更发现，还可以来一条《中青报反驳环球时报：制度和民主之外，反腐无解》。
相信连今天在本报发表《从腾讯网向环球时报道歉谈起》、以文革批斗为例指责网站编辑断章取义移花接木以求转发量和点击率的单仁平也不一定能想到，在头版《谁都可能是“标题党”幕后推手》的引领下，作为团中央机关报的《中国青年报》允许评论员曹林在评论版头条针锋相对，宣布《舍制度和民主之外，反腐无解》。
于是，这位时评高产作者将自己昨日通过微博自行发布的《驳“腐败适度论”》加以梳理，点名批评那份中共中央机关报畅销子报，“环球时报近日刊发《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评论，看这个题目，本以为是批评腐败、倡导反腐，可透过评论中那些浮在表面上关于反腐败的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却能发现不少让人目瞪口呆的谬论。”
显然，曹林不认同胡锡进在与腾讯交涉时所认为的“断章取义”，他认为那句“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不过是“粉饰于其观点之表的文字游戏”，究其实质所指正是让人大跌眼镜的“宽容腐败论”，并直斥“真的如此吗？如果老百姓能真正做主的话，谁会容忍腐败存在？”文章而后再指，“如果我们的反腐败真的接受了这样的谬论……反腐大业必将走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反腐败不容妥协。天真地以为将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的利益赎买和妥协让步，可以换得政治清明，可以用‘容忍小腐败’换得‘不去大腐败’，纯粹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
这篇指名道姓的檄文迅速风行网络，新浪决定两相对照，在评论频道将之与《从腾讯网向环球时报道歉谈起》。不过，如果再细搜寻，便会发现，还有更多与曹林、《中国青年报》心心相印者，且不避以编辑部立场示人。在西部，《成都商报》发文质问“对腐败只能零容忍，岂能讨价还价”，强调“对腐败零容忍都未必能够杜绝腐败，一旦容忍之，腐败必然泛滥。”在东部，《第一财经日报》以社论高举胡锦涛那句“反腐关乎人心向背与执政党的生存死亡”,在承认“反腐之路漫漫，这是现实”的同时，更指最紧要的“不是探讨公众对腐败的容忍空间，而是要坚持‘零容忍’的原则；不是嗟叹反腐之难，而是强化反腐力度，补上反腐‘短板’”。在河南和云南，《大河报》与《生活新报》均允许舒圣祥讥笑道，“不得不说，这篇社论深得阿Q精神胜利法的真传，简直就是公开鼓吹人们对于腐败的麻木不仁。”财新网也在昨夜刊出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的访谈，由其断定，“当今社会，老百姓对腐败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一切试图为腐败现象做辩解的言论，其结果将助长腐败的泛滥，最终受到人民的唾弃。”
作为南方系一员，《21世纪经济报道》此时的社评就更加引人注目了。以刘志军和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原董事长侯行知父子受贿案为反面典型，文章开篇即云：“其中值得所思的是，最近社会上出现了部分对腐败的麻痹声音，如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还质疑媒体对腐败等社会负面报道等。”根据作者的分析，“那种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根治腐败的论调，恰是对腐败和腐败现象两个概念的混淆。殊不知，腐败是一种制度和机制设计的失范，是可以从制度上加以根治的，无法‘根治’的是腐败现象，因为腐败现象是一种个体道德行为，任何社会都会有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可见，当前任何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但不能说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腐败，更不能以目前腐败频发就要求民众适度提高容忍度，并要求媒体和谐之。”
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作结，文章收官点明，“惩防腐败一直是执政党和政府自我净化的重要使命，对腐败哪怕是适度的容忍都是一种罪过，当然这不排除引导社会对腐败现象的正视。因此，当前要根治腐败的关键是把权力放置在依法行政的铁笼，压缩权力背后的自由裁量空间这一腐败温床，降低公权滥用的腐败收益；否则面对公权内含的巨大市场租值之诱惑，通过道德自律和严刑酷法不足以制止公职人员的以身试法。”
对常被认为拥有报道评论“特权”的《环球时报》的集体反击来得如此迅速，并且是成功穿越自媒体渠道登堂入室后的白纸黑字，这或许也给了“祸主”腾讯以勇气。编辑们不仅在第一时间用评论频道被关闭后仅存的新闻首页推荐位置转载来自团中央机关报的声援（甚至特别注明又更换了标题），更在稍后换上来自南方系的那篇社评。
的确，那句“同时要求媒体减少对腐败等社会负面的信息传导，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另一场论战及之后的赴京道歉。
如果说腾讯此番改动信源标题是否可以算作“断章取义”还可以在技术伦理层面稍加讨论，如果说胡锡进那句“相信这件事是腾讯网个别编辑所为”的说法至少还能换来对其风度的些许赞赏，那发生在《时代周报》和《北京日报》之间的故事就引来了更大的愤懑，被解读为市场化媒体向官办媒体背后政治力量的屈服。《深圳商报》通过《两家媒体向两家媒体道歉》在今晨做出报道，引用的反响是：“在公布《时代周报》道歉一事之后，《北京日报》官方微博上择的是转发来自《环球时报》的委屈：“经常看到有人发微博称，某报或某人说了什么话。这些话无前无后，在被转发的语境中非常刺眼，大多是通过断章取义得来的。转发者故意让公众看到一个明显荒唐的意见，这样传递被扭曲的信息，很多时候构成了对所涉人或机构声誉的故意伤害。”
午间最新动态，搜狐知难而上，在论座专题中甚至把《人民日报》三天前那篇《不能把腐败扩大化》一并当成了陪绑子报的“奇葩”，将两者分别命名为“孤岛式反腐”和“天马行空式反腐”，批其“对舆论兴师问罪”皆为愚民：“两朵奇葩有着一个共识，那就是民主反腐并不靠谱。一个认为民众舆论把腐败扩大化了，并没有分清楚哪些是腐败哪些不是腐败，大众舆论制造了一个到处都是腐败的‘幻象’。另一个则直言民主反腐没用，有些民主国家腐败甚至更严重。这显然本末倒置了，舆论只是对反腐提出了诉求，真正执行反腐的在立法机关完备法律，公检法严格走司法程序，而政府能够内部自查。显然它们找错了对象。”
三、推荐阅读
人民日报《喜看农民工就业新变化》http://t.cn/zOgc415
人民日报海外版《谨防“人道干涉”酿更大人道灾难》 http://t.cn/zOgcG6j
新京报《职工收入差距昭示如何“调结构”》http://t.cn/zOgcxPi
新京报《“嫖宿幼女”应归入强奸罪》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2-05/31/content_342337.htm?div=-1
京华时报《要控烟院士不要烟草院士》 http://t.cn/zOgc63d
重庆晨报《要让抽烟者形成一种自卑心态》 http://cqcbepaper.cqnews.net/cqcb/html/2012-05/31/content_1536875.htm
东方早报《“稳增长”就该大大方方减税》http://t.cn/zOgcCaK
大河报《执法，咋成了小人物之间的性命相拼》 http://newpaper.dahe.cn/dhb/html/2012-05/31/content_719708.htm?div=-1
凤凰《六一儿童节策划：你好，孤独》 http://t.cn/zOgGhCS
网易《干预司法，舆论还“不够格”》http://view.163.com/12/0531/10/82R15LE100014MO9.html?from=zyk2
腾讯《自由的买卖肾脏可不可以》http://view.news.qq.com/zt2012/mai/index.htm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美军新战略遭强烈批评
在一定程度上旨在反制中国军事挑战的美国新版军事方针，正在美国国内外受到强烈批评，称其毫无必要地对美国最强大的经济伙伴之一摆出挑衅姿态。
在美国调整全球战略部署、加大对亚洲的重视之际，“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这一作战“概念”力求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区域保持军事优势。对过去20年期间中国军力建设感到担忧的五角大楼，正逐渐揭开这种指导思想的帷幕。
然而，在美国竭力在对华关系中把握竞争与合作的恰当平衡之际，有人（甚至包括美国军方内部的某些人）警告称，这种新的军事学说将会毫无必要地激怒中国。
“空海一体战是在妖魔化中国，”退役上将、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詹姆斯•卡特赖特(James Cartwright)上周表示。“那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这种新的军事学说具有强烈的冷战遗风。上世纪70年代，对苏军横扫西欧的威胁感到担忧的美国军事规划者，发展出被称为“空地一体战”(AirLand Battle)的战斗学说。从新型武器到美国与盟国的关系，这种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冷战后期美国军事政策的基础。
在影响未来20年的政策和战略方面，“空海一体战”可能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官员们表示，它着眼于夯实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关系，并且反制其他国家开发的“反介入/区域阻绝”(anti-access, area-denial)武器及战力。
“这很可能是当今乃至（在我们看来）不久的将来最具时代特征的挑战，”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乔纳森•格林纳特(Admiral Jonathan Greenert)上周表示。
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下周将前往亚洲，向美国的盟友解释这种军事学说的涵义。
在美军逐渐退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际，新的军事方针试图应对美军面对的重大战略主题：亚洲的崛起；疆域广袤的亚太区所要求的重心调整（转而侧重海上和空中实力）；以及网络战的重要性。
然而，“空海一体战”的发展背景与冷战时期军事学说的发展背景有着天壤之别。当年的对手是苏联，美国与其几乎没有任何经贸联系；而今天美国与中国拥有深层次的经贸往来——从贸易到美国国债。
在这种微妙的政治背景下，美国官员在公开场合坚称，“空海一体战”并不针对某一个国家，甚至也不针对某一个地区，而是与很多国家（可能还包括非国家实体）正在研发的技术有关。
“这个构想不应与任何特定情景捆绑在一起，”美国空军参谋长诺顿•施瓦兹上将(General Norton Schwartz)上周在被问及中国是否为主要目标时表示。
但美国官员们私下承认，从可击沉战舰的弹道导弹，到潜艇和中国不断发展的网络战实力，中国对“反介入”武器的投入使五角大楼感到担忧，而此类武器正是“空海一体战”要对付的。
美国出台新的军事方针之际，适逢五角大楼削减预算。五角大楼已将未来10年的预算削减4850亿美元，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在今年达成一项全面预算协议，五角大楼还可能被迫再次削减类似金额的预算。但如果要有效贯彻“空海一体战”学说，就需要对新型远程轰炸机、军舰和潜艇、以及网络战能力进行巨额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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